“高贵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来吧！”——印度宪法的制订者正是怀着这种吠陀祈祷者的精神，寻求世界各国宪法的指导。 ——[印度]索利·J.索拉布吉
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事业决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开放世界的和平民主潮流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之中国，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非中国之中国，也非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之发展、进步与富强，只有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才能得以实现；自我孤立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自甘落后和自取灭亡。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意味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依存的加强，意味着各个国家要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与规则（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的规章）。因此，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它是从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独自发展的状态向着全球文明和地球村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全球化意味着伴随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互动与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们的全球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同时，由于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资金、生产、贸易、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强，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因此，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词中指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公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事业无疑是属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国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全球的和平民主力量利益一致、命运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离不开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时，一个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中国，也必将会成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坚强保障力量。反之，则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威胁。
从近代历史看，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从国际社会获取大量精神和物质能量。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主导变法的维新派所操持的思想武器，就有来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尤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原著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据今人考证，赫氏原著本意是批判进化论，尤其是批判将进化论用来解释人类历史；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加工，使之变成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器）所起的作用最为强烈和深远，书中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对中国的革新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世事变迁，时移势易，如果继续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现实，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戊戌变法的改革内容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国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发展现代工商业等。“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流亡海外，得到国际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人的真诚帮助。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孙中山在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失败后，也曾多次流亡海外，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巨大而无私地支援。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女从未停止过追求宪政民主的奋争，许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未曾间断地受到国际进步社会和海外华人的有力支持与慷慨帮助。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路还很长，其间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尽管它将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内部因素的逐渐演化；但是，国际社会的呼应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将提供必要的动力和压力、经验和教训、人力资源和物质援助，加快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进程，并使我们尽量少走弯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既存在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如：
第一，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构成人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自由民主事业在世界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大批国家加入了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行列。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正在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的信仰。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政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与之对抗，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和不明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此推论，失人心者终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固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我想：中国共产党最清楚这一点。清朝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为其太腐败失去了人心；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垮台，也是因为其暴虐无能失去人心；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之所以土崩瓦解，仍然是因为贪污腐败失去人心。所以，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做了太多不仁不义的事情，必然要失去人心；而失去人心的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执权柄者当深思！席卷全球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洪流，给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注入强大的推动力，并且迟早会冲破重重障碍，帮助中国人民到达胜利的彼岸。
第二，苏联、东欧、南非、韩国、印尼和台湾的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的解体与政治民主化，昭示着中国大陆的明天。苏联、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巨变，影响至为深远。它宣告了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由此，危及人类安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随之告终。它明确地告诉世人：实行一党专政和极权式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须改弦易辙；舍此没有别的出路。改得愈早愈好；否则的话，拖得越久，包袱背得越重，就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社会转型的代价就越沉重（这正是今天俄罗斯与前苏联各国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同时，苏联、东欧的变化也并未出现有人断言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改革进行得虽然很艰难，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序的和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得愈加清楚。台湾的总统大选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更具有切近的参考价值。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也应能做到；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正可供大陆学习与参考。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宪政民主变革与和平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争取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中国公民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第三，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宪政民主而进行的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宪政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论述中国民主化的书中写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一种政治形式，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没有这么痛苦和残酷。”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争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付诸东流。国人所作的牺牲，足以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尤其是1989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威震全球，令全世界的独裁者胆战心惊，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士气，有力地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赤手空拳的王维凌只身拦截全副武装的坦克车的英雄形象，已成为中国公民争取民主视死如归的象征！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争取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接力竞走，一定能够得到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与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地球村时代的临近，使得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今天传媒与信息的穿透力极大地削弱了边界的藩篱，人类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了解、沟通与共同感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一国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与它国无关的事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因为不能无视外部世界的影响。今日世界通讯和技术信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鲜的信息；而这些新鲜的信息，同时就是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它会促使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向着先进看齐，追求高质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闭人们的思想，已无法做到；封锁信息，也难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种改革信息都会鼓舞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信心和决心。对于统治者来说，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主动地改革和被动地改革两种，不变革是肯定不行的。
不利因素为：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着反对实行宪政民主的势力。一些国家仍然是由奉行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人物和势力掌握政权。这种势力不仅在本国极力推行专制统治，而且在国际社会极力推销自己的货色，拼命抵制宪政民主潮流。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专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利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生存权优先论”、“主权高于人权论”等谬论，意在对抗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为基本价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时，在本国国内残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见解者，压制各种与之不同的力量和声音，箝制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舆论，践踏人权与法治。尽管他们提出的理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其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国家权力，控制大量的政治机构、社会资源和舆论工具，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而且在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中占据一定的席位和发言权；所以，这种专制势力仍然能够迷惑和影响一部分人，并且对自由民主事业以及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构成很大的障碍。
第二，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难题，都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国内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大为增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用在国家关系上，也不失为至理明言。各国都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希望尽可能地开拓国际市场，以解决本国商品的出路和增加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各国政府为此做出的各种努力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对别国的帮助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应指望别国政府会象关心本国的事情一样，关心它国的事情，毕竟民主国家的政府首先要对本国的选民负责；自己的事情办不好就只有下台。加之近年来，各国经济和内政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失业、恐怖主义抬头与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等等）；此外，跨国移民问题对发达国家也造成了较大冲击；致使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各国在参与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国内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回归本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排外思潮。这些都会影响到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各国政府及其国内的政治势力，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国家事态的关注，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实际支援。一些民主国家出于国家利益方面（如拓展国际市场、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考虑，也可能会对专制国家作某些让步，这是不足为奇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要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工作上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而是要对国际社会可能给予的帮助，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以我为主”的意识。
第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对后进国家（指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能缓行》一文中，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放慢的原因时认为，苏联东欧的剧变来得太突然、太猛烈，震撼世界，更震撼中国，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载1999年第12期《半月谈》内部版）加之多数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给人以动荡不宁、痛苦不堪的图像；尤其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过于缓慢，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及从前（据世界银行1998年末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10年前，这一人数大约只有2%）；加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黑社会势力的崛起、黑金政治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比较严重，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以攻击的口实。同时，使象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的领导阶层从中看到了对自身不利的结局，进而变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还从中吸取了不少消极的经验教训：如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决不放开言禁和党禁；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国背离自由民主的潮流越走越远，矛盾越积越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之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极其困难的局面，虽然与它们在改革中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以前长期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积累的矛盾太多，启动社会变革的时间拖得过长）；拖的时间越长，则危险越大，改革起来就越困难。
第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别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那不是本书的任务），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只是指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极为有害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绪，因为它常常被政治上的阴谋家调动起来盲目排外、转移民众的视线和对抗民主主义的发展。在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人看来，只要是本民族的东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许他人反对和批评；否则就是汉奸（或其他什么奸），就是卖国贼，就得打倒、斗臭，甚至于取消其生存权；而国外的东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对和排斥。这种思潮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如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一样，先进的思想和制度也不应该受国界的限制；谁的好，我们就应虚心学习，为我所用。如果一味排斥外来的东西，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发展。二十多年来实行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切实履行自身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必将给中国带来更大、更全面、更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或激进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和实现现代化的大敌。
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应重视联合国和各相关国际组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许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方面的文件和公约，如《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德黑兰宣言》、《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维也纳宣言和行政纲领》、《曼谷宣言》等等，上述文件阐明了人权、自由、民主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各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各成员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些文件对于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政府业已签署了其中的大多数文件，如在1997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1月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现仍以全国人大尚未批准加入这两项国际人权公约为由拒不履行）。但是拖延履行终究不是办法，因为《世界人权宣言》还只是一种各参加国的意向性声明，而联合国人权公约做为国际协定，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各签字国负有切实执行的义务并要接受国际监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它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本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果继续拖延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势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著名法学家于浩成认为，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公民有权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1.修改工会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关于“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2.制定罢工自由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人有权罢工的规定。3.修改或制定有关法律，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关于“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自由。”“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4.开放党禁、报禁，尽快制定结社法、新闻出版法以取代违反宪法、限制与扼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有关行政性法规。从中共过去的表现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督促，以使之切实履行其所承诺的国际义务。这就需要联合国及其所属的有关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法院等）和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监督（包括协商和对话），这方面的工作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事业。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推进人权、民主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已多次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派遣观察团与维和部队监督并帮助大选，而且在派遣时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程序首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另外，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影响也在日益提升，像社会党国际、大赦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红十会、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奥委会、诺贝尔奖评委会等，它们虽然是非官方机构，却能以独特的方式与渠道在政治领域中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对主权国家的传统地位产生强烈冲击。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势必会得到加强。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不仅会密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也有助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国际经济通行的规则接轨，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开放促改革”。
其次，应加强与已经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各国特别是欧美诸国的交流与对话。欧美等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在建立与完善宪政民主体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如制度文明、政治文化、政治哲学、价值观念、现代理论等），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借鉴。俄罗斯等前苏联各国与东欧各国大多经历了从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体制的转型，其实践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极具参考价值。日本、韩国与我国为东亚近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国家，它们各自的政治发展样式，也有一定可参照之处。土耳其、南非、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政治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为此，应保持一种健全的开放心态，遵循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然，外国的东西未必都好，外国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于我国；自不必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以为鉴，为我所用。同时，应增进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认知，争取各国人民和持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各国政府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传播媒体对国人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大，据估计，仅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广播，我国大陆听众已达几千万人。此外，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长也十分快，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最初的几千户增加到1000多万户，且仍在呈迅速增长之势。客观的新闻、舆论、信息的声援，对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助益良多。这样，内有宪政民主运动的兴起，外有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必将加快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进程，从而也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持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开明进步，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企图扼制中国的发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正确的政策取向应该是：积极支持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事业，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当然应对违反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自由、民主准则的事件提出批评，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这样做，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别国，都是符合各自利益的（这才是政治上的“双赢”）。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必将奉行和平立国的外交政策，必将会信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的准则，必将会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前景将会变得可以预期。我想，全世界所有赞成和平与民主原则的国家和人民都会乐见其成。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交流促改革”。
再次，我国有一种十分巨大的资源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国富强和走向民主，希望中国能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希望中国享有令人自豪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为此，他们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奉献。他们当中人才济济，社会关系网络四通八达，不少人已经融入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和媒体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传递信息、培训人才、文化交流、观念更新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事业，也需要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国内的民主力量一定不可以忽视与他们的联系与交流，并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不妨称之为“以海外促改革”。
我们深知：要实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道路崎岖坎坷。但是，这一进程已然启动，又合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趋势，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支持、参与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援助，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在新世纪的胜利前景充满信心！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s://blog.boxun.com/hero/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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