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政治资源的范围非常广阔，举凡人才、组织、政党、信息、媒介、财力、物资、道德、伦理、理论、法律、制度、传统等等构成人类政治社会的要素，都可以成为政治资源。因而完全可以说，遍地都有政治资源。对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人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发、涵养、汲取与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使之转化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动力。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一样，若不去开发，就始终只是原始资源，并处于闲置状态，无法产出有效的能量和动力；只有经过人们有目的地开发，各种资源才能发生转化，并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开发政治资源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以往的政治理论对于开发政治资源重视的不够，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注意弥补这一缺失。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对构成政治资源的一些要素给予初步论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人才
任何一项事业，要想获得成功，都要依靠人才。经营好一家公司，要依靠人才（优秀的经理和专业人员）；办好一所学校，要依靠人才（优秀的校长和教师）；领导好一个组织，更加要依靠人才。近年来经济学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理论”。而政治学和社会学，一直流行着“精英理论”。所谓“精英”，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杰出人才。事情要靠人来做，而人的才干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样一件事情，由专门人才做与由不懂行的生手做，效果截然不同。能否聚集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古代的政治家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自己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行政后勤，我不如肖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能得到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和使用，这正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刘邦的话充分说明了人才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分工日益细密、日趋专业化，对各类人才的依赖程度也日趋增加。因此，人才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要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同样需要千千万万各个方面的人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许多优秀人才在民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体制内，由于观念更新和代际更替，也有越来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进入重要岗位。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广泛联系，沟通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本着对人民与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立场，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识（追求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还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培养中青年人才，增强他们的宪政民主意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二、组织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是一种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最后一节“组织的必要”中指出：“弗赖在1966年说，‘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但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权威真空，可以暂时由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的特殊气质的领导人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要长期填补，就只有靠政治组织。要么是由既定的上层集团通过现有政治体系相互竞争，以组织群众；要么就是由持不同政见的上层集团组织群众，来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的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其它政治表达；无论是群体参政，还是议会政治；都需要组织的整合。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党与政治社团两大类，通常所说的政治结社主要就是指参加政党活动与参加政治社团活动。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在政治上有组织的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提出政治意见和政治纲领等，并通过选举等方式取得或分享政治权力，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政治社团虽不具备政党条件，一般无掌握政权之目的，也不一定直接参加选举等政治过程；但它同样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同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力图通过发出声音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影响公共政策。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迄今没有相应的《政党法》和《结社法》加以保证；虽有《社团登记条例》，却没有政治性社团申请设立方面的规定；公民申请成立政党或政治性社团不仅得不到准许，还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使得宪法中的这一条文形同虚设。这也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显然，不改变这一状况，就谈不上政治现代化，也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争取落实宪法中已载有的“结社自由”应成为中国今后宪政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鉴于中国的现实，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先以准组织、亚组织的形式进行过渡性的工作。所谓的准组织、亚组织，是相对于正式的政治组织而言的；其实它们一般都是合法组织，例如经济组织（公司、商会等）、文化组织（报刊、书店等）、科学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教育组织（学校等）、社会团体（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基金会等）、联谊会、校友会、俱乐部等等。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受到层层限制，所以上述组织绝大多数只能是民间或半民间的。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主业，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因而可以在社会转型时期担当一定的政治组织功能，待政治组织合法化后再行转换。
一旦实现政治多元化，多党政治就会浮出水面。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地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它的存在左右着各国的政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区别仅在于专制国家一般都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一党独大制；民主国家全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就是要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一党到两党或多党的转化。一个国家在实现政治民主以后，是选择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整合的情况，与采用的选举制度也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美国式的单一代表选区制有助于两党制；而多人选区制或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多党制）。政党的功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聚集各种政治资源，其所输入的政治资源愈多，它能够输出的政治能量就愈大。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党的功能已开始出现衰减的态势。但是在可以预见到将来，政党的基本功能还是难以替代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迫切需要争取组党自由，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民主政党替代专制政党。
三、媒体
媒体的全称是“大众传播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纸、刊物、图书、网络等。在现代社会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还有人把它称为与各种压力集团相当的“第二圈制定政策者”。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媒体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信息时代，信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都是产生、发送、接受信息和对信息作出反应的活动。信息无处不在，通过传播渗入人类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项活动，成为联接社会、改变社会的一股无形的力量。而信息的传播所依靠的就是媒体。新思想的传播靠媒体，新观念的传播靠媒体，组织联系也要靠媒体。所以，媒体是一种影响巨大的资源。今天，大众传播媒体正以其高度发达的手段，广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深刻地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社会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已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政治学家的研究，媒体具有以下几种政治功能：（1）提供新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参与。（2）解释：对各类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作出分析和说明，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质。（3）社会化：输出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态度，影响受众，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4）劝告：通过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解释，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态度。（5）塑造：培养公民意识。（6）安排议程：通过对新闻和新闻重要性的选择和安排，引导社会舆论和政治家的注意，从而影响着政治议程。当然这是在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条件下。
尽管目前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放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的结构变化以及文化市场的发育，极左和僵化的控制已越来越失去效用。图书的变化最为显著，民间“二渠道”的发行量和市场占有量实际上均已超过官办的“一渠道”（不应再称为“主渠道”了）；图书的内容越来越现代化，许多过去被视为政治上犯禁或倾向自由化的著作纷纷问世。网络这一新兴媒介的发展状况也是令人鼓舞的，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人们可以随时从网上看到最新信息，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统计，1997年底我国网民只有67.5万人，1998年底增至210万人，1999年6月达到400万人，1999年底达到890万人，2000年6月30日达到1690万人，递增速度非常之快，（按照这种增长速度，我国网民将在2002年增加到61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国家）。广播，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对华广播，被誉为“空中民主墙”，收听的人数也不下于几千万。电视、电影、报纸、刊物中有关民主、法治、人权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总而言之，开发大众传媒这种资源的空间十分广阔，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应给予高度重视，倾注加倍努力，尤其是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和新闻法治、争取媒体自由和媒体自律，以便使媒体在推进宪政民主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是人们认识各种问题的工具，是人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理论包含着前人和今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经验积累、实践总结和逻辑推演，对今人和后人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与指导作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宗教改革，无论是经济调整、还是政治变革，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组织也罢，政党也罢，要制定纲领、政策、战略、策略，更是需要理论的帮助。“没有适当的理论，人们就会成为显然不可控制的势力的臣民，这时人们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机遇和强力，而不取决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P202）先进的理论还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和对进步的社会运动具有巨大的发动作用。因此，理论确实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运用得好，可以对社会实践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而错误的理论或不适当地运用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危害往往是巨大的。
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对待理论的作用主要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忽视理论的作用；一种是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前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有没有理论都不要紧，不懂得理论，照样干革命；理论总是落在实践后面，没有它也照样实践。后一种错误倾向则过于夸大和迷信理论的作用，对理论缺乏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把产生于特定环境下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这两种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该尽力避免。
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之所以屡遭挫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缺乏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突出地反映出这一点，运动中各方人士、各种力量大多表现出情绪化的特点，不顾一切，不计效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策略，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直到进入失控状态。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急功近利、爱走极端、目光短浅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在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上都还存在混沌不明、纠缠不清的情况。这种状况实在应该尽早结束了，否则的话，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前途是堪忧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少数理论家的事，还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五、财力
财力，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钱”，它代表着经济能力或经济实力。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财力的有无和大小，直接关系到政治运作的能力和效果。假定有一批人立志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且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计划。这时，拥有多少财力资源就会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财力相对比较充裕的话，那么运作起来就会比较自如，规模效应就会比较显著。如果财力比较紧张的话，运作上就难免会受到诸多限制，效果也会大不一样。而从事政治变革的人，早期通常都不具有充足的财力。就象马克思一样，经济上一直很拮据，若没有恩格斯去当资本家、挣钱资助他的话，他的生计都很成问题，更别说是写出《资本论》了。所以，怎样开发财力资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钱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不外乎内部经营与对外募集两种。所谓内部经营，是指从事政治变革的群体内部的人，自身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与经济有关的活动，以获得经济收益用来支持政治活动。首先应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要使之成为拖累事业的因素，更不可因此造成财务方面（不清不白）的问题。其次，可以借鉴马、恩模式，进行内部分工，让有一定经济方面专长和才能的人拿出较多的精力从事经济活动或经营经济实体，赚取利润支持民主事业。对外募集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设法取得广大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理解和同情，争取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人物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办法。比如创办报刊，自收自支；开办经济实体，获取收益；参与股市投资，积累资金；开展活动，募集经费；与外围的企业、机构、组织建立联系，争取它们的财力支持等等。总之，只要开动脑筋，有所作为，就能够找到解决财力问题的办法。
从国内外的有关情况来看，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筹集到一定经费。问题往往出在财务管理上。常见的问题是：一、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或乱收乱支、或假公济私、或有章不循、或贪污公款、或一团乱账。二、不按《政党法》和有关法规办事，黑箱操作，擅自挪用，违法乱纪。我国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制订《政党法》，政治组织的行为也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现阶段尚不存在第二方面的问题。但第一方面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且严重地损害了民主力量的声誉。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在财务管理上给予高度重视，并从一开始就建立和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制约机制，以防范和杜绝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六、道德
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伦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政治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人也罢，美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都希望政治家能够做到正直、诚实与廉洁。而正直、诚实与廉洁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宪政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包括着一整套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是一种对公民负责任的政治。孔子早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这里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为政者带头遵守道德，别人怎么敢不遵守呢？他还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孔子的话尽管有些夸大道德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特别强调道德实践的作用，他提出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到“恭”——对人恭敬有礼：“宽”——以宽厚之心待人：“信”——对人言而有信：“敏”——对事勤敏而不怠：“惠”——为善事而济他。这五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仁义道德”。搞政治不能不讲道德，私德很差的人，公德必然有亏。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说得好：“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韦尔，曾深受不讲良心、蹂躏道德的专制政治的迫害。因此他明确主张政治应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政客的阴谋和手段，被实践为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们的技术、伎俩，像在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影响下的近代社会中许多人所认可的那样。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高位，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真正的政治，应当包括某种人性的尺度在内，与人们的个人经验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关。因为说到底，政治是“为了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一种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那种责任。”（哈韦尔：《政治与良心》）哈维尔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因此道德资源异常丰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传统道德（道统）遭到极大破坏。即使是这样，由于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道德资源也远未枯竭。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使用双重的标准：一种标准是“才”或者其它；另一种标准就是“德”，即道德品性；而且通常是把道德评价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切不可忽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特殊作用，而应在反对专制政治、争取宪政民主的实践中，充分调动道德资源，以增强推动政治进步的合力。因为专制政治压抑人性和人的自由，践踏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最不道德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就在于实行宪政民主。在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造成了道德失范的社会现状，我们有责任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使我们生活的社会符合人性的要求，体现出人的尊严；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健康、有序和符合道德。
七、传统
传统就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东西，如象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艺术，还包括制度以及前面谈过的道德等等，范围非常广泛。著名思想家李泽厚特别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前些年，他花费了很大心血研究《论语》和儒家学说，并写了《论语今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因此他提出，应对孔子、《论语》和儒学，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神髓作一番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用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能体会到一位思想者的良苦用心。
传统里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专门论述过对待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认为：“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敢于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利用传统往往可以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他们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而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可见，怎样对待传统的问题很不简单。既不能一概否定、全盘抛弃，也不能一概肯定、照单全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毓生经过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他认为：“全盘西化”、“全面反传统”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而真正掌握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应要求全面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有两大任务：一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二是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加以改造，即人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资源；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参见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曾经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逐渐丧失了进取的锐气和生机，直到变成恶疾缠身、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所幸的是民心未死，近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富强和国家现代化，持续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并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就有民族意识的觉醒。林毓生就认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从最根本的层次上讲，正是这种基本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愿望导致人们从事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中国意识的危机》P14）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能够唤起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能够提供民族认同，从而提高本民族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能够有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世界的精神财富和社会生活。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在当代的集中表现就是爱国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就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分配在华特权，而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引发的。因此爱国主义一直被当作“五四运动”的传统之一继承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样是由于中国军民秉持爱国主义的信念，同仇敌忾、殊死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结束后，中国积贫积弱，困苦不堪，亟需振奋民族精神，重整河山。一直是中国自由民主重镇的北京大学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心声，再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健康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不例外。美国人同样很爱国，并且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我们的亚洲邻国——韩国人更是以爱国著称于世。
执政党总是喜欢把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党，正如同爱党的人不一定爱国。例如那些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往国外转移的党员可能对党怀有感情（因为是党赋予他们特权、给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无论如何也和爱国沾不上边。如真爱国，就应致力于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不应谋取一党之私利。因此，不承认宪政民主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其实执政党的领袖们心里也明白，贪官污吏爱的是钱财，而不是党；真正把党往绝路上毁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贪官污吏。
我们在肯定健康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同时，应该知道民族主义有很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带有盲目性的、变态的和危险的。对于这些种类的民族主义，应该高度警惕，尤其要防止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井。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意识形态，它会导致盲目排外、以强凌弱、种族仇杀和消灭自由的状况。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正是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施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在所谓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的借口下进行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仇杀都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无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更不用说走向自由民主了），而且会极大地妨碍中国的发展进步，真正爱国的人不可不详察。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s://blog.boxun.com/hero/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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