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十六岁的少年邵燕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员工，他随同机关队伍，在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门前的金水桥边列队，场上一有动静，众人马上就做出统一动作来。将近七十年之后，诗人邵燕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早已认定自己是一个世界的送葬者，一个新时代的歌颂者；现在是一个为旧世界送葬，同时迎接新时代的标志性的日子，行礼如仪，同贺随喜。”
邵燕祥指出，十月一日这一天，以“彼可取而代”的案例成为历史的节日。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十月一日“国庆节”取代了从小牢记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北京取代了南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取代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叙事，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全称判断。宏观地说，这涉及四万万——六万万（毛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八万万（毛语录“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以至十三亿人的意志。邵燕翔说，微观地看，周围许多同辈人，确凿无疑地选择了共产党，并且认为别无选择。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在当时是民心所向。我曾跟一位海外民主运动前辈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争论：他坚持认为，共产党从来不得人心，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夺取天下；我反驳说，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迭，除了战场上的输赢之外，共产党也赢得了民心——如果你轻率地使用“共产党是绑匪，中国人民是人质”这个说法，你一定忘记了人质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事实。
邵燕祥的回忆录《一九四九：北平故人》再次印证了我的结论。从那一年的一月开始，这个敏感聪慧的少年人发现，“只要上街遛一圈，民心民气怎么样，就全了然了”。抗日名将傅作义不战而降，固然是因为北平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更是因为古城中找不到几个愿意拼死一战的官兵，就连傅作义的女儿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将作战计划送到共产党那边，这仗如何打下去？
就在邵燕祥在金水桥旁翘首以盼毛泽东讲话之际，诗人胡风写了那首“歌德派”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其中，第一篇章《欢乐颂》是直接歌颂毛泽东：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今天，这样的诗句已然让人不忍卒读。但在那时，追随胡风的诗人鲁煤说，这首诗写得“非常丰厚，没有哪一个，包括解放区的人，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那么成功的”。但是，胡风绝对没有意料到，正是他歌颂的对象毛泽东，几年之后掀起一场牵连数千人的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胡风蒙冤下狱，将近三十年间，受尽折磨，精神失常。
同样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二十六岁的燕京大学毕业生李慎之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度过了人生中极端兴奋的七个小时。在这七个小时中，李慎之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此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如此五彩缤纷的礼花，如此热情欢呼的人群……这一切都令他无比激动、无比感慨。
五十年后，李慎之“清楚地记得《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这一句神来之笔让李慎之不无羡慕。胡风的这个文学化的比喻，道出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用历史学者王学泰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九年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它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开端，随之而来还有社会的变迁。”
“你真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
邵燕祥认为，自己因为年幼没有机会奔赴延安，但也算是投奔共产党的早熟少年。跟胡风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在“时间开始了”八年之后，自己却成了一名被革命抛弃的“右派”。母亲对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真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母亲委婉的责备，邵燕祥心里却不以为然：
我加入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钢铁纪律的政团，不是随便什么乌合之众；这个党有目标明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我们都不是堂·吉诃德；而且我和我的一代人大都已经成年，不可能是轻易跟着花衣吹笛人走的孩子——再说，谁是“花衣吹笛人”？
那时，邵燕祥浑然不知，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那个“花衣吹笛人”，直到后来经历了文革、林彪事件以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他才算一步步地觉醒过来。如果邵燕祥母亲的“迷魂汤”的说法成立，共产党给年轻人喝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迷魂汤呢？
几代中国人都是喝着共产党配制的迷魂汤长大的，包括今天在西方国家破坏香港人的连侬墙、暴力殴打流亡藏人、流亡维吾尔人的衣着光鲜且英文流利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主动捍卫北京政权颜面的中国留学生出现在澳洲，用普通话辱骂一群香港支持者的母亲。在加拿大，开着法拉利和阿斯顿马丁跑车“展示实力”的中国学生嘲笑香港人穷，还附上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在伦敦，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拿着一块牌子，教训香港同情者在其“主人”面前“跪下”。
七十年前，邵燕祥阅读的书籍主导了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立场，他服用的是同样的“迷魂汤”。与比他年轻差不多七十年的中国留学生们相比，邵燕祥是主动选择喝下“迷魂汤”，而中国留学生则是从幼儿园起就不由自主地被灌输“迷魂汤”。邵燕祥回忆说，日本投降后，他所就读的汇文中学，西斋门厅每天中午饭后，总有一个报贩摊开满地的书刊，包括中共办的《群众》、民盟办的《民主》，还有其他应该定性为“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
最初，邵燕祥痴迷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采”，而不是其“武功”。他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其欣赏。这样的词，蒋介石写得出来吗？不久，他又从一位国文老师仇焕香处借到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由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于是，邵燕祥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解放军攻城之前，他和同学们分配到的一项任务是：深入每一条大街小巷，逐项记录军事设施、公共场所、军警岗哨，以及医院、学校、商店和大户人家等，纵然不是挨门挨户，也是除了普通民居都要记上一笔。
有趣的是，上级让邵燕祥带一本袖珍圣经作为掩护，如果遭到军警盘问，就说正要上教堂去。国民党至少还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会阻拦民众上教堂。对于邵燕祥来说，圣经这个道具倒是物尽其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念的是教会学校，他对圣经颇为熟悉，如果有人询问圣经的经文，他大致能对答如流。
然而，这个细节更让人深思：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何未能具备对共产主义这颗“裹了蜜糖的毒丸”的免疫力？照理说，圣经是至高的、绝对的真理，圣经真理可以照出共产主义、无神论、唯物论的邪恶与黑暗。然而，少年邵燕祥熟读圣经，却有口无心，所以才会抛弃真正的真理，转而将谬误当做真理来信奉。
不是学生运动，而是运动学生
十六岁的邵燕祥考上了私立中法大学，这是一所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创办、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的大学。教授很多都是学界名流，还有不少外籍教师。
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邵燕祥和同学们已无心向学，更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与其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不如说是共产党在背后“运动学生”。
当然，一般而言，学生运动从一开始起往往是自发的，是理想主义的，是青春热情的宣泄。邵燕祥认为，在大城市，尤其在学校里，不像在农村面临土地、财产等等具体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交往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他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也就是国民党的职业学生、三青团分子等。他在一九四七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入夏先后发生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血案，使他彻底厌弃国民党。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国民党越来越失去对北平的控制，中共地下党日益活跃，学生示威游行频发，你去我来，成为街头一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美扶日’”，这些“反”字当头的口号响彻云霄。到了一九四八年，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大唱解放区歌曲已成为常态。北平的实际统治者傅作义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受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国民党党部及特务组织，在北平反倒成了弱势群体。邵燕祥在书中记载了他与亲国民党的学生之间的一场论战：有一天，有一个平时穿皮夹克独来独往的大个子，突然在课后提议，“剿总”开设了一个军训班，希望大家踊跃报名。邵燕祥立即反驳说，学生的职责是读书，不是参加军训，保护城市自有军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班默然，对方悄然收场。邵燕祥嘲讽说，若此人是国民党“敌特”，“他也是‘孤臣孽子’式的可怜虫，因为从南京到北京的大官显宦，该走的已经走了，能走的也都走了，剩下在这里招兵买马的，已经是注定殉葬的货了。”
历史学者吕芳上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中，梳理了五四之后学生运动蜕变的轨迹。一开始，是富理想色彩的学生“以极无责任之人，办极有责任之事”，以单纯的心从事学运，学运却遭遇到很大的挫折。然后，新兴的具有动员性的政党，逐步与学生接近，终于使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先是国民党利用学生运动打击北京政府，然后是共产党以学生运动颠覆国民党政府，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邵燕祥就读的中法大学而论，明明是国民党元老创办的大学，却已沦为共产党控制的“单位”。“不上千人的学校，党员和盟员成百，党组织一有安排，如臂使指。”
然而，学生逐渐沦为政党组织的牺牲品。等到共产党胜利以后，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给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扣上种种不堪的帽子，甚至派遣野战军对学生大开杀戒。吕芳上以“与魔鬼合作、丧失灵魂的浮士德”来形容左派学生的悲剧，大概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枪声响起，邵燕祥才明白这个比喻的真实含义。
在那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邵燕祥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他曾去拜访前辈作家沈从文，他对沈从文说：“您写湖南的乡下无人能比，赵树理写北方的农村，也是。”这个对照真是“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今天，沈从文的文字仍然魅力无穷，而赵树理的书早已无人问津。但那时沈先生只是静静的听，后来总结似的说了一句：“那边”的作家都是“群”的。邵燕祥后来一直回味这句话，他的理解是：“沈从文的意思应该是说，解放区的作家都是推崇‘群（集）体主义’的，他们的写作，也是以表达他们归属的‘群’的集体意志为能事，其思想、感情以至写作风格、方法，都以集体为依归，以致作家身上、作品里面，属于个人的、个性的，独特的发现和表现，也因而减弱、缩小以至泯灭了。”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独立风格，文学也就死亡了。直到晚年，邵燕祥才从“群”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个性化的、有价值的写作。
“扭秧歌”是鉴别人们是否革命的试金石
新时代不仅换了执政者，而且新的掌权者还要营造全新的社会氛围，例如“扭秧歌”。
秧歌是陕北一种祭神、娱神的歌舞，特别是逢年过节，男男女女成群结队，走村串乡，在锣鼓伴奏下，扭来扭去，相互挑逗，当地又称之为“骚情秧歌”。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一些文人对它加以改造，遂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扭不扭秧歌成为作何政治归属的标志。秧歌不仅在延安扭，而且还扭到了国统区的重庆。“周公馆”宴请的曲终奏雅，往往就是扭秧歌。
据郭沫若回忆说，“那晚上大家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郭沫若还赋诗以纪念当夜欢聚。
但秧歌毕竟来源于农村，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学历较高、在“洋学堂”浸染比较深的，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热爱交响乐和芭蕾舞的人，不太可能同时热爱秧歌和腰鼓。例如，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的学者、民主人士宋云彬，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从香港接到北平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三月十八日一到就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直到十月一日，这七个月中，宋闲住北平，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虽然不能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住宾馆，当局的宴请，以及朋友之间诗酒酬酢，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可是，宋云彬对风行北平的秧歌和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都颇不适应。
宋先生不懂得，国人非常重视归属，他不如郭沫若早在四五年前就懂得了“扭秧歌”的实质了。扭秧歌事小，属于“哪头儿”事大。所以，宋云彬后来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一九五七年，反右刚开始时，宋云彬的好友许志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关切地问了句：“我有个朋友叫宋云彬，怎么给弄成右派了？”毛泽东随即就回道：“书生之见。”言外之意是，若是跟着共产党走，就不能有“书生之见”；若坚持“书生之见”，就是罪不可赦的右派。
一九四九年那一年，作为一名具有自觉政治追求的少年学生，邵燕祥很快就接受了“扭秧歌”。《一九四九年：北平故人》一书为“扭秧歌”专设一节，题目就叫“唱革命歌曲之外，一定还要学会扭秧歌”。其中写道：“跑步不成问题，唱歌不成问题，扭秧歌，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成问题，对学员中虽有社会经历却无起舞经历的中年人就成了问题。”邵燕祥认识到“扭秧歌”是中共的文化政治符号，扭不扭秧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的态度问题。
张爱玲就无法接受秧歌，以及共产党千人一面的干部服，要她扭秧歌和穿干部服，还不如杀了她——她跟共产党的分歧，首先是审美上的；然后才是观念秩序上的，她如此热爱自由，故而相信“全部自由一交给别人，势必久假而不归。”。
张爱玲极少写农村生活，却写了一本控诉共产党土改运动的《秧歌》。胡适非常喜欢张爱玲的《秧歌》，认为秧歌以“饥饿”为主题，不但极为细致地描写出普通农民面对饥饿时的绝望，还通过分析造成饥饿的原因，突出表现农民需求和政府管控之间的矛盾，人性与制度的冲突，比那些奉国民党之命而写的“反共文学”高明得多。而张爱玲自己说：“《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
可惜，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如邵燕祥、王学泰等，都没有读到张爱玲的这本《秧歌》；即使读到了，他们不会联想到，自己就是小说中那头被宰杀的猪。那些把心交给共产党的中国人，谁又不是被宰杀的猪呢？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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