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论坛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零八宪章论坛”元旦献词：
以“革命”促“改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
本刊声明一
陈卫无罪！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
——“零八宪章论坛”就陈卫先生被判刑九年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本刊声明二
就高智晟收监入狱事件的严肃抗议和声明！！
本刊声明三
就金正日死亡致朝鲜人民的贺电！
《零八宪章》论坛：
人类的良心——哈维尔先生永垂不朽！
（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十大年度维权人物
（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度十大公共事件
（欢迎转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度十大“丑闻”
（欢迎转载）
本刊首发
王德邦：寻求“敌对势力”解套的乌坎困局
秦永敏：新年拷问 百年拷问 ——2012年元旦献词
张辉：司法民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欧阳小戎：人权与国家统一
刘逸明：北大校长周其凤和中国教育的奴性
爱德华：韩寒成了反革命
东方黢黑：从“震慑”到“斩首”
——盘点2011年中共和大陆民间社会的大博弈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再回首——2011《宪章月刊》各期“卷首语”总览：
19期：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
——“零八宪章论坛”2011年新春献词
20期：“茉莉花革命”与执政党的未来
21期：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22期：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
23期：向着集体维权、联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五一”献词
24期：“徐武事件”的国家责任
25期：民主，只有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
——就“茅于轼讨毛事件”致“左派”同胞的公开信
26期：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看政府之“恶”
——兼论走出“恶”局之路
27期：建设民主中国，必须“组建新政党”！
——驳中共中央统战部“没有必要组建新政党”的谬论
28期：将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投入到民生和国防 ！
——《零八宪章》论坛“八一”声明
29期：将“公民围观”进行到底！！
30期：教育不公平的背后：政治的专权与垄断！
31期：“以法治国”必须拆掉“法律失效”的“黑屋子”！
——《零八宪章》论坛就江天勇等人遭遇“黑屋子”虐待特别建议
32期：浅谈“十月一日”集团的背叛和溃烂！
33期：围观“东师古”，“解救”陈光诚！！
34期：拒绝“被代表”，8号“我”做主！
——“零八宪章论坛”致北京市广大选民的公开信
35期：“北京选举”与“最坏者当政”
（《零八宪章》月刊2011.11.16.号出刊，总第35期
36期：“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37期：“维稳”杀人：从钱云会到薜锦波！！
再回首——2011“宪章论坛”评论选辑：
人类的良心——哈维尔先生永垂不朽！
迈好“中国公民的一大步”！
——评李承鹏等人参选人大代表
从聂树斌案看河北高院的“反法治”行径！
姜瑜在挑战什么？
“危险”的中国两会“达人”秀
“以法治国”，首在“良法”！
我们悲痛……，我们抗争！
欢迎温家宝讲话，欢迎《人民日报》的好评论！
承继“辛亥”梦想，共同为“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再回首——2011“宪章论坛”贺电总览：
就穆巴拉克下台致阿拉伯埃及人民的贺电！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2/11
热烈祝贺本·拉登被击毙！
热烈祝贺独裁者卡扎菲被击毙！！！
就金正日死亡致朝鲜人民的贺电！
热烈祝贺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查理二世国王奖”！
《零八宪章》论坛：热烈欢迎胡佳先生出狱！
再回首——“零八宪章论坛”本年度“公开信”选辑：
江山代有青年出，当领风骚数百年！
——写给我们时代的中国青年………………《零八宪章》论坛
中共领袖当努力捧回第二块“和平奖”牌！
——“零八宪章论坛”就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难道要打一场维权时代的“孟良崮战役”？！
——就陈光诚事件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持守公平正义，拒做历史罪人！
——就王荔蕻案件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公开信
请国家尊重保障人权、还高智晟先生以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零八宪章论坛”就高智晟事件致中国国家主席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就刘贤斌审判问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拔掉城管毒瘤，“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就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人事件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再回首——2011“宪章论坛”声明选辑：
高扬《宪章》大旗，继续努力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就执政当局再度重判刘贤斌先生的声明
宗教信仰自由，神圣不得侵犯！
——就北京守望教会遭遇逼迫打压的严正声明
释放刘晓波，停止一切人权迫害！
——写在“世界人权日”的庄严声明
“依法行政”、“以法治国”必须从“以法治警”开始！
——《零八宪章》论坛就艾未未先生“失踪”事件特别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强烈抗议“维稳黑手”再次伸向姚立法！
“以法治国”，当依法治理“东师古村”！！
——《零八宪章》论坛 就刘沙沙等人屡次遭遇暴徒袭击事件特别抗议
严正抗议武汉地方当局——对秦永敏先生的长期威胁和迫害！！
就高智晟收监入狱事件的严肃抗议和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关于薛锦波死亡事件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陈卫无罪！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
——“零八宪章论坛”就陈卫先生被判刑九年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元旦献词：以“革命”促“改良”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花开花落，年去年来，在人类时间史上，转瞬之间又完成了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所有的日历都毫无例外的书写着今天——2012年的元月1日。
元旦来到，新的一年开始，“零八宪章论坛”先向各界同胞问好，并送上我们诚挚的祝福！
回顾过去一年，对于世界民主人权事业来说，2011年是花果飘香的一年、是万紫千红的一年。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中，不仅本·阿里滚蛋了，穆巴拉克上法庭了，而且与民主对抗到底的卡扎菲则带着可耻与羞辱死去，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本·拉登则直接被击毙并葬身大海，朝鲜的独裁者也赶热闹加入了“猝死”的行列。与此同时，“茉莉花革命”还在也门、叙利亚等国继续进行，俄罗斯民众也屡次上街对欲行“强人政治”的普京进行抗议和谴责——对于“外国人民”所已经取得的重大民主成就，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诚挚地祝愿北非中东国家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早日建设出比较规范和成熟的民主宪政国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俄罗斯人民对强人政治的抗议会取得民主的结果，希望并祝福朝鲜人民能够借助金二世猝死之机努力走出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面向世界，华丽转身，走上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阳光大道。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走向共和的问题。
相对于北非中东伊斯兰地区所取得的民主硕果，我们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说，2011年是相对“悲摧”的一年。从年初对维权村长钱云会的追悼到年中维权公民钱明奇怀抱炸弹炸毁政府大楼再到年尾维权代表薛锦波的死亡，无不折射出底层维权的高昂成本和巨大牺牲！而对于有公共担当和理想情怀的知识群体来说，2011年同样充满着令人瞠目的悲情——在诺贝尔和平奖与茉莉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执政当局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为了维护已经掠夺到手的天量利益，便布置了一场全国性的镇压活动，一时间，风声鹤唳、捕快狂奔，一大批学者、法律人、民主维权人士被绑架到黑监狱，戴黑头套、殴打、饥饿、羞辱、致幻……竭尽红色恐怖之能事！不仅如此，王荔蕻、陈卫、陈西、倪玉兰等先后被有司罗织罪名并推进专制大狱。除此之外，陈光诚依然被强力“密封”，高智晟则在缓刑期结束后被关进监狱继续进行迫害，守望教会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以人权讨论和宣教为宗旨的“贵州人权研讨会”也被贵州省政府勒令取缔……执政当局依然在“维稳”逻辑的作用下，继续干着这些愧对历史、愧对人民的勾当——“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但全国各地的民主维权人士并没有被执政当局的维稳大棒所吓倒。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在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倒春寒之后，于下半年又开始了勇敢抗争的历程。江天勇、滕彪、古川等人在经历肉体逼迫后又开始陆续发声，公开揭露被绑架期间所遭遇的各种折磨；民主老将秦永敏不畏打压，连续发声揭露地方当局所制造的人权黑暗；江西的刘萍、郑州的曹天、北京的乔木、韩颖、许志永、野靖春等成百上千的国家公民纷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各地人民代表的竞选中去，以实际行动进行着全国性的民主动员和民主训练；“自由光诚”运动召唤着一波又一波心怀良知的中国公民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的围观东师古（从网友刘沙沙的被打到国际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被打无不诉说着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悲惨处境）；对人权艺术家艾未未的迫害和变相迫害极大地触痛了中国民间的神经，1500万的天量罚款迅速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借款运动，大量的1元、10元、100元的钞票乃至汇票像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纷纷飘入草场地258号小院——这使得当局对艾未未的人权迫害不仅被导演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公民动员，甚至被导演成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人间神话……！
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为了维护村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为了反抗以中共乌坎村支部书记薛昌为首的村官们的欺压，万余村民在付出了极为巨大的代价后，终于成功地颠覆了薛昌村政权，并通过真正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当陆丰地方当局“秋后算账”并欲采取政权暴力进行镇压时，乌坎村民万众一心、团结抗争，终于迫使广东高层出面承认村民维权的合法性，并下令重新选举村委会。虽然维权代表薛锦波之“心猝死”还是一个“迷”，但从乌坎维权的出发点考量，这场维权基本取得了“庶民的胜利”，它不仅是乌坎村民的一次“光荣革命”，而且对于全国性的民主维权事业都具有标本性的借鉴意义。乌坎村民的维权实践再次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那就是——
只有团结才是力量！
只有斗争才是力量！
甚至是——只有“革命”起来，执政当局才能坐下来看到你的存在并讨好你的存在！
2011年末，伴随着乌坎维权的泪和笑，“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再次被学界热炒。要想实现中国民主，究竟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还是通过“改良”的途径，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不管是吆喝“革命”还是吆喝“改良”，都必须付诸行动、付诸实践。纸上谈兵、象牙塔里的口水仗除了让自己感到累、感到无聊甚至妨碍身心健康外，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愿意就“革命”与“改良”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我们认为，“改良”对于体制内的执政集团才有意义。在威权主义官僚体制作用下，执政党自上而下形成了各个层级的官僚权贵集团，他们垄断把持了国家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优质资源，如果没有民间压力，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巴不得像朝鲜金氏家族那样能够一世而万世的世袭下去。但正是由于民间寻求公平正义的压力才会促使执政集团内部寻求相对和平的改革道路，通过政体改革进行权力与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促进公平正义的相对实现。民间喊改良是与虎谋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只有执政当局价真货实的“改”起来，“改良”才具有现实性意义。
相应，“革命”的主动权应该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何谓“革命”？简单的说，就是“革掉”压迫者的“命”，“革掉”压迫政权的“命”——为什么要革掉压迫者及其政权的命呢？原因正在于在强权政治压迫下，人民得不到正义公平，在强权政治所造成的官僚剥压日益严重的时候，广大人民就会奋起反抗，这也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逻辑所在。在强权政治的剥压面前，人民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主动权，以强大的“革命”压力来迫使执政党强权集团进行政治改良——不改良，不改革，与人民对抗到底，就只能是被“革命”，死路一条。如果人民放弃革命的压迫权，执政党也会放弃改良的主动权——该什么“良”呀，民间又没有什么压力，我花天酒地、为所欲为又没有什么危险，改什么良呀，只管做官、做大官，只管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的“管”下去就行了。
正因此，执政集团是从来都不欢迎革命、从来都害怕并反对革命的。相应地，人民应该少喊“改良”，因为人民的改良主张统治集团向来是很难当作一回事的。在执政党官僚权贵集团肆无忌惮的剥压面前，人民应该高喊的是“革命”，应该酝酿的是“革命”，应该做的也是“革命”！
当然，我们现时代所主张的“革命”并不是号召人民立即拿起扁担锄头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或者像毛太祖所鼓吹的那样“上井冈山”搞武装根据，我们所倡导的“革命”是一场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公民运动”，这种公民运动在现阶段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维权活动——4.16围观活动、艾未未借款活动、乌坎村的维权自治活动乃至于刘萍、姚立法等人的独立参选活动都是公民运动的非常富有力量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富有力量的“公民运动”在为一个民主的中国书写着嘹亮的前奏！
正因此，《零八宪章》在谈完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后，才在“结语”中明确指出不断制造“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的中国威权主义政治生态“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怎样进行这种“必须”的“改变”？
怎样进行“不能再拖延下去”的“民主化变革”呢？
《零八宪章》给出的答案不是别的，是“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说”不做的宪章文本，相反，它是一部强调“践行”、强调“团结（共同）”、强调“积极参与”、强调“公民运动”的宪章，卜一诞生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性意义。
而从绝大多数宪章联署人的表现看，无论是签署前还是签署后，都是各类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像张祖桦早在1980年就在高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并成功当选，刘晓波早在1989年就积极参与广场民主运动，其他如胡佳、江天勇、滕彪等人的维权，王荔蕻、刘沙沙等人的围观，姚立法、许志永等人的参选都是当代中国公民运动的突出表现形式，都在以“革命性”的公民行动向着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因此，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宪章论坛”提醒各界民主维权人士切勿轻言“告别革命”，必须要有“革命主导权”意识，以“革命”促“改良”，以人民的革命反抗权来促使执政党权贵集团重新捡起政改行动权，庶几，朝野之间，执政党与人民之间才有可能实现平等的对话协商，真正启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2012年已经翻开第一页，对于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来说，还需要做比较长期的努力和奋斗。无论在2011年有过怎样的挫折和伤痕，都让我们以充满“革命性”的公民参选运动、公民围观运动、公民抗争行动积极参与到伟大的中国公民运动中，以我们的革命性呐喊和抗争为民主中国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光荣属于一切愿意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1.
本刊特评
陈卫无罪！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
——“零八宪章论坛”就陈卫先生被判刑九年的强烈抗议和声明
纵观世界大势，我们认为，民主的潮流也必将在未来十年席卷东亚和中国，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零八宪章》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光辉旗帜！民主，必将成为祖国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一切与中国民主事业为敌的力量，不管它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显赫、多么的威风、多么的庞然大物，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受到正义的严惩！
我们有理由相信，屡次迫害刘贤斌、陈卫等民主人士的四川遂宁地方当局也必将受到这样的审判和严惩！
昨天，面对遂宁法庭的邪恶审判，陈卫先生曾昂首高呼——
“我无罪！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
今天，面对全国上下一切反民主的专制力量，我们也庄严宣布：
陈卫无罪！
民主宪政必胜！！
专制必亡！！！
12月23日，四川遂宁中级法院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继2010年重判民主人士刘贤斌十年大刑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判处著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先生九年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众所周知，自学生时代开始，陈卫就已全身心的投身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1989年，20岁的陈卫在北京理工大学带头组织学生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六四大屠杀后被关入秦城监狱一年半，90年12月出狱后，被开除学籍。之后他又积极参与北京等地的民主人权活动，并协助胡石根先生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结果被北京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二度入狱。
97年5月刑满释放后，陈卫先生长期致力于协调川渝、西南地区的民主人权活动。与此同时，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和公民社会转型与建设进行了系列理论思考和总结，在海外刊物发表了大量深具影响力的文章。2008年冬，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订，同年12月10日，与全国各界300多人一起签署《零八宪章》并公布于世。此后，又为营救先期入狱的刘贤斌、为推动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和平奖积极奔走呐喊……可以说，20多年来，陈卫先生始终秉持“八九一代”对于中国的光荣责任和使命，高举民主人权大旗，竭尽努力和抗争，虽然数度牢狱，却顽强自持、勇往直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也因此，“宪章论坛”向陈卫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却不料，执意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作对到底的四川遂宁地方当局视民主维权人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2010年对著名民主人士刘贤斌先生判处十年大刑后，今年2月再次逮捕陈卫，并从陈卫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构陷罪名，终于将陈卫先生第三次推进牢房并重判九年大刑！
我们认为，四川遂宁地方当局对刘贤斌、陈卫等民主维权人士的屡加迫害不仅是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恶意打压，也是对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规定的公开蔑视，更是对《世界人权宣言》有关“思想自由”、“发表意见自由”“传递消息和思想自由”规定的公然挑衅！对于这场赤裸裸的人权迫害，“零八宪章论坛”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我们警告有关当局，自近代英国“光荣革命”以来，“民主”已经成为席卷世界的潮流，“人权”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引领人类文明的光辉旗帜。在民主人权的旗帜下，不仅封建帝制被淘汰，不仅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被摧毁，不仅苏东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被摧毁，而且北非中东的专制主义政权也一个又一个的被寻求民主和人权的人民所消灭。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墨索里尼、希特勒、齐奥塞斯库、卡扎菲……一切与民主为敌、与人民为敌的专制独裁者终将逃不脱正义的审判和可耻的下场！
纵观世界大势，我们认为，民主的潮流也必将在未来十年席卷东亚和中国，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零八宪章》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光辉旗帜！民主，必将成为祖国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一切与中国民主事业为敌的力量，不管它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显赫、多么的威风、多么的庞然大物，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受到正义的严惩！
我们有理由相信，屡次迫害刘贤斌、陈卫等民主人士的四川遂宁地方当局也必将受到这样的审判和严惩！
昨天，面对遂宁法庭的邪恶审判，陈卫先生曾昂首高呼——
“我无罪！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
今天，面对全国上下一切反民主的专制力量，我们也庄严宣布：
陈卫无罪！
民主宪政必胜！！
专制必亡！！！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24
就金正日死亡致朝鲜人民的贺电！
《零八宪章》论坛
喜闻朝鲜大独裁者金正日于12月17日死亡，我们特别向饱受压迫和欺凌的2500万朝鲜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希望朝鲜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以金正日的死亡为契机，迅速组织力量清除以金氏家族为核心的劳动党中央和地方官僚腐败集团，积极开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推动朝韩对话与和平合作机制的建立，努力争取国际民主力量和正义力量的支持，早日建设出一个高扬人权大旗的民主自由新朝鲜！
此 贺！
中国《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9
就高智晟收监入狱事件的严肃抗议和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华社英文版12月16日电，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16日当天决定收回五年前对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所作的缓刑判决。新华社的英文电稿说，高智晟在缓刑期间“多次严重违反规定”，因此决定将其收监服刑。
对于北京法院的如此“决定”，“零八宪章论坛”深感震惊！我们认为，有关当局如此不负责任的“乱作为”为人权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2011年再添一笔可耻的记录。“宪章论坛”认为这是对高智晟先生基本人权所施加的最新一轮迫害，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高智晟先生作为中国律师，多年来一致致力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护工作，并于2001年被司法部评为“中国十佳律师”之一。从2003年到2005年，短短两年时间内，高智晟先后参与广州大学城的拆迁案、陕北榆林油田案、蔡卓华案、陈光诚案，努力维护被侵权公民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以人权保护为核心的中国法治事业！
尤其，自2004年开始，高智晟先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气介入法轮功同胞所遭遇的系列人权案件中。他通过大量的案例走访和实证考察，揭开了中国政府野蛮迫害法轮功同胞的残酷真相，并多次致信执政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同胞，尊重法轮功同胞的基本人权，并在司法实践中进入法庭为法轮功同胞的合法权利进行辩护和抗争。
但令国内国际社会高度震惊的是，高智晟先生的正常维权行为被执政当局构陷罪名加以逮捕——并于2006年12月以“煽颠”名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在缓刑期间，高智晟先生遭遇系列人身迫害，包括长期被监禁、多次被殴打、电击阴部甚至被看守用牙签刺穿生殖器等酷刑。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长期遭遇来自官方的种种侵害和搔扰。如今，在高智晟先生艰难服完“五年缓刑”期的时候，执政当局不努力检讨在缓刑期间对高智晟先生的系列人权迫害，却诬说什么高智晟有重大违规行为，并以此为借口重新将高智晟先生推入铁血大牢，试问，苍天之下，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我们认为高智晟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良知感的中国公民，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中国人权律师，对他的迫害不仅是对有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中国宪法的践踏，也是对人类正义和真理的严重玷污。
《零八宪章》曾明确指出：“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零八宪章》还明确提出：“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根据《零八宪章》上述主张，我们强烈要求执政当局立即释放高智晟，归还他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并向高智晟先生及其家人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最后，《零八宪章论坛》谨向高智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高智晟先生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我们认为，高智晟先生的维权言行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光荣，而且是他贡献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光荣！
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具有正义感的良心人士、人权组织以及高扬人权大旗的民主政府都来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遭遇，通过各种方式促成中国政府释放高智晟，归还他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7
人类的良心——哈维尔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零八宪章》联署人
暨《零八宪章》论坛
惊悉捷克前总统、著名剧作家、《七七宪章》发起人哈维尔先生于12月18日逝世，我们——中国《零八宪章》联署人深感震惊与悲痛！！在这日月隐耀、万国同悲的日子，我们谨向这位伟大的国际人权捍卫者献上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缅怀！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哈维尔先生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向捷克共和国的1000多万人民表示我们的悲痛和慰问！我们认为哈维尔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捷克共和国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损失——还是全世界一切捍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人们的共同损失！
众所周知，哈维尔先生曾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下，为了反抗共产主义暴政，为了收回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长期剥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哈维尔先生坚持了长期抗争的立场。他积极参加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并于1975年公开致信胡萨克当局要求民主自由，他因此而受到捷共当局的监视和迫害。但哈维尔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主理想，1977年，他和其他几位良心人士共同起草并公布了著名的《七七宪章》，要求捷共当局遵守赫尔辛基所宣布的相关人权条款，哈维尔因此被判刑十四个月。1979年更被以“颠覆共和国”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哈维尔也因此成为捷克人权和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七七宪章》则成为引领捷克人权民主事业的光辉旗帜，直到1989年在苏东民主变革大潮中，捷克光荣完成“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也因为其杰出贡献而于1989年12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93年捷联邦解散后，哈维尔又成功当选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到2003年卸任。毫无疑问，哈维尔先生为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和平转型与民主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的逝世对捷克共和国及其1000多万人民是一个巨大损失！
作为人权活动家和民主政治家，哈维尔对于全世界的独裁者和专制政府一直坚持不懈地予以抨击和谴责，对于一切打击独裁者、争取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正义事业都不遗余力地给予高度的道义支持——他支持北约军事打击米洛舍维奇专制政权，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他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给予了极为热情的道义支持。
——他谴责六四大屠杀。
1989年，北京当局以机枪坦克极其残忍地镇压了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哈维尔先生通过广播电台对北京当局的残酷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1999年，哈佛大学举行纪念“六四”大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先生公开写信，以表示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大力支持。
——他支持并盛情赞扬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
受《七七宪章》影响，2008年12月，中国良知人士刘晓波、张祖桦等人起草并公布了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诉求的《零八宪章》，并在海内外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宪章运动。哈维尔先生对此表示高度的认可和支持，2008年12月19日，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分析了《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的关系和境遇：认为《零八宪章》不仅要求民主和人权，而且“明智地呼吁更好的环境保护，消除城乡差异，要求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过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和解的严肃努力。”他认为“宪章连署人来自全中国的各行各业，这表明《宪章
》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也因此，他谴责中国政府对张祖桦、刘晓波等宪章签署人的骚扰和镇压，他要求“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他还公开撰文说：“《零八宪章》描绘出另一个中国，它挑战官方独霸任何改革决定权的底线，它鼓励年轻的中国人积极参与政治，倡导法制和宪政民主”，认为“刘晓波及其同事们起草的《零八宪章》具有普遍性和及时性”。2009年3月11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人权电影节上，他代表评委会亲自将“Homo Homini 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和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
——他呼吁释放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
刘晓波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北京当局逮捕判刑前后，哈维尔先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谴责中国执政当局的镇压行为，他在写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阁下”的公开信中认为北京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很无耻”。他为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主张进行辩护，认为：“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要求中国政府“保证给予刘晓波一个公平而真正公开的审判”。在这封信的最后哈维尔先生对“胡锦涛阁下”说：“我们也要求你和你的政府，结束对其他《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软禁和警察监视。我们呼吁你和你的政府，结束因言获罪，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他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刘晓波被执政当局判处十一年大刑后，哈维尔先生感到强烈的愤慨。他不仅对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女士给予安慰和勉励，不仅从道义上谴责北京当局的人权迫害，而且在国际上联络南非图图大主教及达赖喇嘛等知名人士发起了签名支持刘晓波先生得诺奖的提名运动。2010年元月，哈维尔联合图图等人撰文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同年9月20日，他再次联络图图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呼吁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并最终促成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的和平奖颁发给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先生。
刘晓波先生是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逮捕判刑的，鉴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影响力，哈维尔先生推动国际社会将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极大的推动了以《零八宪章》为指导的中国公民运动的开展，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国际影响和发展。它不仅使得刘晓波先生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且使得《零八宪章》成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核心纲领和光辉旗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哈维尔先生的逝世对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但是，无论对于捷克、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哈维尔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对于捷克民主人权事业的捍卫和牺牲，他对世界民主人权事业的支持和推动，他对人道主义和人类良知的书写和歌颂，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他不仅是捷克共和国的良心，不仅是欧洲的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良心！
最后，我们再次向哈维尔先生致以沉痛的悼念和缅怀！
我们庄重宣布：
哈维尔先生所捍卫的普世人权就是我们所捍卫的人权！
哈维尔先生所寻求的自由民主就是我们所寻求的自由民主！
哈维尔们所发布的《七七宪章》就是我们所发布的《零八宪章》！
我们不仅守护《零八宪章》，而且继续努力致力于《零八宪章》所宣布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
我们希望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所有具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伟大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我们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关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光荣梦想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哈维尔先生，安息吧！
哈维尔先生，永垂不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十大年度维权人物
2011年已经过完了。
对于世界民主事业来说，2011年是一个充满丰收的年份，伴随着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一串串专制独裁头子纷纷死亡或下台，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也葬身大海，金正日跟着于前不久一命呜呼，无论这些国家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但独裁者的滚蛋终究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毫无疑问，这是应该庆祝的。
对于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来说，2011年则是令人极其难忘的一年。因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因为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执政当局在“维稳逻辑”的驱动下，于2011年春天进行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大镇压活动。一时间黑云压城、捕快狂奔，大批的学者、法律人、民主维权人士被抓捕、被失踪，并遭受空前规模的酷刑。但遍及全国的红色恐怖并没有达到执政当局的目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依然在做勇敢的奋斗和抗争，并在维权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民主维权人士，他们以自己的呐喊和行动、以竭诚的付出和牺牲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书写着自己的责任和良知！
为了表彰他们的重大牺牲和杰出贡献，“零八宪章论坛”特别推出“2011十大年度维权人物”光荣榜，他们分别是薛锦波、艾未未、陈光诚、王荔蕻、秦永敏、陈卫、陈西、江天勇、刘沙沙、姚立法，“宪章论坛”认为，他们是2011年度的中国骄傲，他们是2011年度的中国光荣！
我们希望并相信，在薛锦波们的榜样示范下，2012年的中国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民主斗士和维权英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必将因为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而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法则！
以下是“零八宪章论坛”向各位“年度维权人物”的致敬理由：
薛锦波
致敬理由：是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乌坎村民维权运动的民选领袖。为了追回乌坎村民被长期掠夺的土地权益，为了反抗中共乌坎村支书团伙的腐败和专断，薛锦波等人勇敢的组织了9月份和11月份的万余村民示威抗议活动，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惩治腐败”、“还我耕地”、“开展全国民主选举”等要求，并在村民选举中当选为“乌坎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副理事长。12月9日，薛锦波作为村民维权领袖之一被官方抓捕，两天后，蹊跷的死在“维稳”官府大牢里，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献出了最为宝贵的生命。但以他为代表的乌坎维权将中国农民群体的维权抗争提升到民主变革的高度，我们相信，充满革命性的“乌坎维权精神”将会激励更多的中华儿女为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而奋斗！
艾未未
致敬理由：近年来，艾未未先生始终奋斗抗争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最前线，并以多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努力推动整个国家向着自由与人权的方向前进。尤其在2011年春夏受到执政当局野蛮迫害的情况下，依然面对全世界勇敢揭示相关真相，并继续为自由中国而呼唤呐喊。特别是在执政当局妄图通过经济打压的方式进行变相迫害时，他与众网友创造性的推出“公民借款运动”，极大范围的动员起民意，为2011年度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书写了一部不朽的传奇和神话！
陈光诚
致敬理由：多年来致力于公益维权事业并因此而被山东临沂地方当局逮捕入狱，服刑期满后，在世所罕见的高压环境下，仍然通过视频录像勇敢地揭露临沂地方当局的野蛮行径、揭露中国人权状况的黑暗真相，呼吁中华儿女要勇敢的面对高压、克服恐惧，以实际行动“救国解政、反抗奴役”，并因此招致执政当局更加疯狂的围堵打压。但陈光诚先生依然在顽强的坚守着自己的正义和良心，他以自己巍巍泰山般的挺拔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开辟出又一个不可征服的制高点！
王荔蕻
致敬理由：近年来，奋勇抗争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最前线，多次参与重大维权事件，并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成功的组织了上千网友围观“福州三网友”事件，第一次将中国公民的维权抗争提上“讲人权”、“讲政治”的高度。尤其宝贵的是，在执政当局严酷打压的2011年春天，王荔蕻女士以其彻底的抗争精神从容选择入狱受难，为2011年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写下极为壮丽的一页！
秦永敏
致敬理由：中国民主运动的泰坦式人物。为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实现，前后三度入狱，坐牢22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愈挫愈勇、愈挫愈奋。2010年底刚出狱，又在2011年度因为从事人权观察和言论抗争活动而被三次拘留，数度骚扰，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民主维权人士不可征服的精神风骨，他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卓越榜样！
陈 西
致敬理由：贵州民主人权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几十年来，努力致力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并先后数度入狱。2005年出狱后，筹备组织了“贵州人权研讨会”，长期开展人权教育和相关维权活动，2011年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积极参与人大代表竞选。与此同时推动“人权研讨会”公开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团结维权，争取民主宪政。最终被贵州当局罗织罪名重判十年大刑，为2011年的贵州民主人权活动写下极为悲壮的一页！
陈 卫
致敬理由：自89年参与学生民主运动以来，始终秉持“八九一代”对于中国的光荣责任和使命，高举民主人权大旗，竭尽努力和抗争。尤其是在今年春天的严酷打压中，陈卫先生三度入狱，并在前不久被重判九年大刑，面对邪恶的法庭审判，陈卫高呼：“民主宪政必胜！专制必亡！”——代表“八九一代”发出了2011年度震撼中国的最强音！
刘沙沙
致敬理由：自郭泉组党事件以来，近年发生的所有热点人权事件几乎都有刘沙沙呐喊抗争的身影。她不仅勇敢探望郭泉、上街宣传《零八宪章》、拉横幅声援公盟，而且曾率众怒砸聚源宾馆，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气冲击中国黑监狱的罪恶。尤其是从今年夏秋以来，刘沙沙带头与众网友勇闯山东临沂，发起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围观东师古、探访陈光诚”活动，为2011年度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
江天勇
致敬理由：若干年来，江天勇从法治的角度坚守在民主维权事业的第一线，先后参与过包括陕北石油案、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以及陈光诚案件在内的多起重大维权事件。2011年春天，虽然受到执政当局的野蛮打压，但江天勇先生依然通过媒体勇敢揭露受迫害真相，以响亮的声音对维稳当局说“不！”，他的担当精神不仅是中国法律人的榜样，也是广大民主维权人士的榜样！
姚立法
致敬理由：中国选举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几十年来，奋斗在中国民主选举的最基层，并曾成功当选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今年入夏以来，姚立法积极推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公民参选运动，并因此受到湖北地方当局的野蛮打压，但姚立法执意不改，继续以“选举观察”的形式揭露各地的选举舞弊，为中国民主选举事业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度十大公共事件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大地发生了诸多引发公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引发众人关注，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治理出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宏观政治层面的病根子解决不了，可以说，今年发生的诸多重大公共事件还可以继续拷贝到2012、2013甚至更后的年月。下面是“零八宪章论坛”所评选的2011年度十大公共事件。希望执政当局从这些并不“新闻”的重大事件中严肃检讨，从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角度和高度推动中国走向美好的未来！
1，中国“茉莉花”寒流
源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推翻了本阿里、穆巴拉克等人的独裁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民主人权事业。受北非形势的影响，今年2、3月，在中国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也有一些青年人上街“散步”，争取人权。但人数有限的茉莉花运动却迅速招致执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镇压，许多学者、法律人、民主维权人士被抓捕，并不同程度地遭遇酷刑。这一镇压事件使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经历了一个形势严峻的倒春寒。
2，艾未未借款运动
在反扑“茉莉花革命”的后期，执政当局构陷罪名，执意抓捕了艺术家艾未未，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又妄图通过经济打击的方式致艾未未于绝境，1500万的天量罚款，不仅激怒了艾未未，更是激怒了整个中国民间社会。众网友与艾未未热情互动，迅速发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借款运动。大量的1元、5元、10元现金乃至汇票象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飘进草场地258号小院。这场借款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民意检测，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公民动员，它向执政当局宣示了什么叫做“公道自在人心”！
3，“自由光诚运动”
陈光诚，一个盲人，却长期致力于底层社会的依法维权活动，并因此招致山东地方当局的残酷打压，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刑满释放后又再次被长期“包围”与外界隔绝，陈光诚的悲惨遭遇引起广大网友与各界人士的抗议，自8月中旬开始，刘沙沙等人再次发起“自由光诚围观”运动，尽管众多网友无一例外的遭遇殴打、绑架、遣返等命运，但一批又一批的网友抱着“飞蛾扑火”、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持续前往东师古围观，并最终引来国际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积极参与。这一运动仍在继续，如果当局执意作恶下去，不排除2012年会有更大规模的公民动员和公民抗争。
4, 7.23动车事故
7月23日，温州发生动车追尾事故，数十位乘客死去，数百人身体受伤。由于执政当局试图以“维稳”逻辑息事宁人，不仅匆忙掩埋事故车体，而且简单搜救几个小时候就断然宣布搜救工作结束，结果人们又在废墟中发现了尚存生命的“小伊伊”。当局的公开撒谎和不负责任，引起了伤亡者家属和社会各界的不满，人们持续追问动车事故的真相，中国高铁“大跃进”的神话也在一系列的铁路事故和腐败窝案中被打破，遗憾的是有关当局在最近公布的有关事故真相及原因调查报告仍然不能给民众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5，“左派”讨茅运动
4月26日，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在财新网上发表了一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左”派毛迷的群体抗议，不仅刘思齐们以“北京市人民”的名义发出“公诉茅于轼”的讨伐檄文，其它省市的“毛迷们”也气势汹汹，口诛笔伐，一时间签名信、谩骂、侮辱、乃至于恐吓、威胁，全部用上。这场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但无论是“讨毛”还是“讨茅”都说明了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唯有改弦更张，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左”派所寻求的平等、右派所渴望的自由才会寻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
6，小悦悦事件
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马路边玩耍时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有18名路人经过均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由一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但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死去。此事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国民道德问题大讨论，毫无疑问，小悦悦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专制主义制度下，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场的道德水准对民间的道德水准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官场因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大肆腐败和溃烂的情况下，必然殃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因此，在小悦悦之死问题上，执政党和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7，郭美美“红会”事件
6月21日，年仅20岁的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炫富说自己“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自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事引起众网友对郭美美与红会关系的一路质疑和追问，并在网络质询过程中牵扯出红十字会有人“涉嫌利用红会资源大发私财”的丑闻，虽然红十字会数次声明与郭美美无关系，北京警方也宣称郭美美与红会无关系，但中国红会的公信力却因郭美美事件而一落千丈，不仅收入锐减，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慈善丑闻。其实，“红会”事件只是中国“官办”组织的冰山一角，官僚系统，官（国）营企事业单位的腐败问题比起红会的类似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8，外交部捐赠校车事件
11月25日，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捐赠了23辆豪华校车，但9天前的11月16日在甘肃正宁发生了一辆校车与大货车碰撞导致21死、数十位学生受伤的恶性事故。而这辆只许乘坐9人的校车竟然被塞进了64名幼童，与此同时，大量的落后地区学生乘坐三轮车上学的现实，让广大网友对中国政府的“援车”壮举给予了强烈谴责。“外交部”被称之为“援交部”，中国政府被贴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媚外标签，并由此牵扯出中共执政史上多起类似事件（如无偿援助他国粮食，本国人民却数千万饿死等）。事件折射出在“以官为本”、“官僚至上”的中国，政府的本相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9，乌坎维权事件
今年9月广大陆丰乌坎村爆发了大规模的村民维权事件，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两个村民自治组织，但村民们的维权行动却遭到陆丰地方当局的镇压，12月9日，5个村民代表被抓捕，其中薛锦波在警局出现所谓“心猝死”事件。抓捕维权代表和薛锦波的死亡引起了村民们的更大愤怒和抗议。后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出面妥协，承认乌坎村民维权合理性，承诺归还薛锦波遗体，释放被捕村民代表，承认民选组织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乌坎村民的维权行动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乌坎模式能否推广到全广东乃至于全国，对于执政党来说，将是一个重度考验。而且乌坎维权事件中薛锦波的死亡官方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
10，公民参选运动
2011年到2012年是中国基层政权的换届选举年，在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从江西独立候选人刘萍的参选开始，包括孙文广、许志永、乔木、仝宗锦、野靖春、韩颖、曹天等人在内的各界公民纷纷宣布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但是所有的公民参选都无一例外的受到各地方当局的非法打压，有的独立候选人甚至遭到当局的拘留。打压选举运动说明执政当局对民主和人民的恐惧，在死保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不想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来为自己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执政合法性。但换届选举尚未结束，我们相信2012年的公民参选运动会继续上演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大戏。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度十大“丑闻”
与往年一样，2011年的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丑闻。这些丑闻有的涉及政治，有的涉及道德；有的涉及官场，有的涉及民间，但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清洗”的。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的政治改革，通过社会的道德提升，类似的丑闻在未来的年份会减少些。尤其是希望来自官场和来自知识界的丑闻能大幅度的降低。
丑闻一：江泽民“死去活来”
江泽民，系执政党前任总书记，现年85岁。今年7月1日，中共建党“90大庆”，江泽民没有出席相关活动，于是民间关于江泽民健康恶化甚至死亡的传闻远走江湖，更有甚者，港媒亚视7月6日晚率先公开披露江泽民已经死亡的报道，引起全球关注。在当天晚上，中国国内的山东新闻网在首页显著位置以黑底白字标出“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悼语，并配上了江泽民的照片。7月7日早晨，日本《产经新闻》也发出大字标题为“江泽民先生死去”的号外。而中国民间有些地方甚至以放鞭炮的方式表示“庆祝”。但是7月7日中午，官方新华社辟谣否认江泽民的死讯。10月9日在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被传死去的江泽民又活着与中共中央的九大常委并列出席。倒霉的亚视及山东新闻网相关负责人则受到了真正的“秋后算账”。江泽民的死亡虽然是一个发错了的新闻，但他所奉行的权贵化改革折射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期待心理。
丑闻二：“带套不算强奸”
7月初，论坛上出现一则“官员涉嫌强奸人民教师”的帖子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发帖人是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她称2011年5月17日，阿市中学校长强令她陪8位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毕节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了。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劝其私了。还说，“这个事全都是你自己弄的。现在不要声张闹大。”有网友评论说：“戴套不算强奸论”算权力通奸。
丑闻三：“三妈的”孔庆东
11月7日下午，孔庆东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被网民简称为“三妈的”。“三妈的”事件发生后，引起众网友对身为北大教授孔庆东的强烈谴责。
丑闻四：司马南被“墨镜妹”砸场
长期以来，司马南都在胡说什么：只要维权就是别有用心，就是背后有组织，就是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11月13日，当司马南在为党国打压陈光诚的无耻行为进行可耻辩护时，遭到从深圳赶来的“墨镜妹”砸场：“你司马南对被禁口的人做出任何的负面评论，都是无耻的！”、“开放报禁，开放舆论，才会有真正的争论。”“墨镜妹”的砸场壮举算是给了无耻奴才的一记响亮耳光。
丑闻五：陈桂光：“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8月初，福建省电视台记者向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电话采访一起环境污染事件时，这位“局长大人”牛气冲天的说：“你不能打我电话！一打都是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了是不是？……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当记者质问说：“一般群众就不能给你打电话是吗？”环保局长说：“当然不能打电话。”相关帖文和视频在天涯、土豆网、优酷等上百家网站公布后迅速引起网民热议，网民普遍认为“最牛环保局长”的言行是典型的官僚作风，高高在上，无视群众诉求。
丑闻六：郭东坡：“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在2011年春节后的一次全局大会上的讲话中。几度爆出粗口，并称“啥叫公平，什么都不给你，就公平了，领导都得骑马坐轿，那能一样吗？那不能一样，臭不要脸。”原因是， 2010年该局局长和员工的目标责任制奖金相差3倍，有的员工认为不公平，并向纪检部门反映，此举惹怒了局长，并在会上向大家宣泄。此事被曝光后，有消息说郭东坡被免职。
丑闻七：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温州高铁特大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于7月24日晚召开相关新闻发布会。会上，当有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小伊伊）”时，王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随后，“生命的奇迹”、“我反正信了”成了今年的“最恶搞”的流行语之一，被网友戏称为“高铁体”。
丑闻八：李成富：“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
10月2号，安徽桐城县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及其家属到桐城市人民医院去看病，因与工作人员有点小摩擦，便大打出手，将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杨辉打伤，边打人边口出狂言，说：“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整个打人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围观近百人，官僚阶级的专横跋扈由此可见一斑。
丑闻九：孙怀胜：“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
10月初，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经调查，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惹来群众不满。而定边县林业局长孙怀胜在回应此事时称：“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
丑闻十：郑雁雄：“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
在震惊国际的“乌坎起义”事件中，海外媒体持续发文声援，而汕尾市书记郑雁雄则斥责当地村民称，“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此外，这位书记还说什么：
“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赔就赔吧，政府来赔，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大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里，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一天地瘪下来了”、以及“现在的市委书记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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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寻求“敌对势力”解套的乌坎困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社会沉湎于敌对思维中时，那个社会肯定是被人为割裂的社会，是反法制，反文明的，是危险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全局性灾难的社会，也必是灾难不止的社会，那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甚至失势的权力个体都随时可能成为权力得势者在“敌对势力”名下的祭品，如曾经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公贼”，而这种借助“敌对势力”来存活的权力必会使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广东陆丰乌坎村发生的抗争事件，远没有到划上休止符的时候！虽然今天官民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已经在苦苦求索中国出路的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一些急不可耐的学人甚至已经唱响颂歌，由此对乌坎更多的期待在社会上萌动、升涨。对于痛苦于二十几年来没有官民互动任何迹象的中国，乌坎的暂时协商性化解问题的尝试，的确给期待改革救国的学界注入一剂兴奋剂，骤增了和平转型言说的理据，毕竟在多年和解与互动的鼓与呼后，社会初露了一点现实协商解决问题的端倪。若能以此前行，无疑会消融民间久已冰极冷漠的心灵，而架起官民互信的桥梁，使中国从此走上一条洒满阳光的改良大道。
然而，如果学界能从宏大叙事的兴奋中回过神来细细品味那些官员讲话的深意，必会发现乌坎潜藏着太多太多的变量，而今天因协商达成的暂时和缓局面，并不必然通向和解，相反这可能是更激烈冲突的前夜，因为种种迹象显示，那些试图化解这场冲突的官员正在挖掘、寻求，甚至等待“敌对势力”的救济。
12月19日，广东省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就“乌坎事件”讲话中说：到后来，11月份，外人一进入，境外一些媒体开始关注乌坎，乌坎里面的人也不断地给他们送“炮弹”。到了11月21号，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上访游行，甚至有一个人举着一条标语，我看他举的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那个标语叫做“反对独裁”。我第一眼看，哦！这个可能是指薛昌，当了三四十年的官，你当得比卡扎菲还长。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任职年龄、任职期限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大官才有。村的两委，村民组织法里面对这条也没有明确规定，说他们违法违规也谈不上。但是，人情话，你当了这么多（年）年纪这么大就别当了，这些标语很明显就是针对他。但是，在敌对势力的媒体里头，在别有用心的人里头，借你这句话来骂我们国家、骂我们党，我们就变成人家抹黑我们国家、抹黑我们党的工具、炮弹。这就变了，这就事与愿违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群体事件和打砸案件来看。
郑雁雄将乌坎村民游行中打出的“反对独裁”，认为“在敌对势力的媒体里头，在别有用心的人里头”， “变成人家抹黑我们国家、抹黑我们党的工具、炮弹。这就变了，这就事与愿违了”，进而“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它（乌坎事件）作为一个简单的群体事件和打砸案件来看”。可见，在郑雁雄看来乌坎事件之所以复杂难以解决，是因为有敌对势力参与，使整个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无独有偶，据从汕尾党政信息网截屏：12月20日上午，广东省工作组在陆丰市政府召开干部群众大会。针对乌坎事件及处置工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工作组组长朱明国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讲话要点为：
一、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省工作组一定要彻底摸清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认真回应和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严肃查处违法腐败行为，一定要为乌坎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最终一定要让乌坎重新恢复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二、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参与打砸行为的，只要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解脱。
三、只要有诚意和政府一起来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都可以找到出路。政府保证出来与政府理性谈判的代表人员人身安全，来去自由。
四、政府承诺村内只要不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不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不会进村抓人。
五、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只要在两个月内，多做促进问题解决的事情，不再组织村民妨碍进村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公务，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是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若再有重大立功行动，可既往不咎。
六、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这六点讲话中，的确释放出一些化解乌坎矛盾的诚意，给村民与组织抗争的代表展示了一个相对能接受的出路，但同时这六点中第四点“政府承诺村内只要不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不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不会进村抓人”，第六点“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两次提到“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反复强调性指出有“敌对势力”在参与利用乌坎村民，并且明确用“不再”来肯定了过去乌坎是“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而“继续”也表示现在还在被利用，只是今后不能再继续被利用了。这样，整个讲话精神中其实将乌坎事件性质铁定于是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事件。
我们不难发现，“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定性直接掩盖了乌坎事件的真正动因。乌坎事件起因非常具体而明确：其一、村民6000余亩土地被外卖而村民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有媒体披露，村民几十年中只得到550元的补偿，且还不是外卖土地的补偿款。故村民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让他们能够复耕；其二、村支书薛昌担任了41年，独断独行，打击异己，村委、镇人大代表等选举，村民根本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此村民要求履行选举权，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干部；其三、几十年村中帐目村民一概不知，根据村务公开条例，村民要求清查村中帐目。正如民选“临时自治理事会”秘书长张德家概括的村民诉求：要求将未经村民同意卖出的土地收回，复耕；公布一九七八年至今卖出的六千多亩土地所得收益的资金流向与账目明细；要求彻查选举中的黑暗、腐败与造假行为。可见乌坎村民对土地、帐目与选举存在问题的申诉，是导致乌坎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是自始至终村民的诉求，只是后来民选村代表薛锦波在看守所离奇死亡，村民才追加一条临时性的“要求查清死亡原因”的诉求。这种贯穿始终的诉求，力证出乌坎村民从来没有将政府当作敌人，一个始终没有敌视政府的抗争事件，敌对势力利用了什么？就常识而言，敌对势力利用当然是利用来敌对政府，但村民从来没有对政权的诉求，所以从来没有敌对过政府。一个没有与政府为敌的事件，当被定性为“被敌对势力利用时”，那就事实将村民的行动敌对化。这样，村民的正当诉求就被着上威胁政权的色彩，人民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敌我矛盾。问题的实质在这里就被忽略或掩盖。
“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定性使解决问题的途径简单化，暴力化。 由于有对事件“敌对势力”利用的定性，势必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敌我方式，于是采取专政手段，对当事人实施抓捕、暴力镇压成为逻辑必然与自然正当。这样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权利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外部化，地方问题中央化，民众问题敌对化，和平诉求暴力化，被动应对维权问题主动化为保卫政权。
“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还可以开脱罪责，逃避问题，偷换矛盾，使罪转化为功。目前导致民众起来抗争的问题都与地方官员违法侵权、贪腐滥权相关连，如果深追查下去势必牵连到一大批官僚的犯罪，如果将这种民众维权抗争转化成敌对势力利用甚至操控，那么问题的性质就根本转变，民众维权问题就被上升为威胁甚至颠覆政权的问题，官府应对维权就变成了权力集团保护统治地位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迅速凝聚权力资源，激起统治集团的同仇敌忾，将整个统治集团绑架到民众的对立面，实现地方性民众维权问题上升到中央与国家的权力稳固高度，达到由应对民众维护权利到誓死保卫权力的瞒天过海。只要事情性质如此转化，地方那些违法乱纪、犯罪造孽的官吏就可以堂皇地变身成权力保卫的忠诚卫士，由面临被追究罪责而摇身一变成为实施镇压后对政权与国家有功的前沿勇士，进而加官晋爵，披花戴彩地荣登“共和国卫士”榜首。
由此可见，“敌对势力”的借用是官僚犯罪团伙解脱困局的良方，可以成功实现超越法律，超越政策，轻易祭出国家专政大棒的目的。这就是极权社会官僚孳孳不倦地热衷于吟唱“敌对势力”的根由。今日广东乌坎事件事实就是村民维护自己权利的事件，一些地方官僚，如已经揭露出来的村支书、镇干部、乃至市领导等，在这种侵犯村民权利的犯罪事实前，随时面临被上一级权力追究责任的情况下，转化矛盾，绑架权力，祭出“敌对势力”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项。
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社会沉湎于敌对思维中时，那个社会肯定是被人为割裂的社会，是反法制，反文明的，是危险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全局性灾难的社会，也必是灾难不止的社会，那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甚至失势的权力个体都随时可能成为权力得势者在“敌对势力”名下的祭品，如曾经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公贼”，而这种借助“敌对势力”来存活的权力必会使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值得欣慰的是，毕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清楚地提到“维权就是维稳”，保护公民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之根本。如此，那就让我们期待乌坎在和平、理性、法制轨道上，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切实解决村民的诉求，维护村民的权利，来最终化解这场冲突，而不要指望在“敌对势力”挖掘下解脱困局。
2011年12月30日
秦永敏：新年拷问 百年拷问
——2012年元旦献词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目前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虽然处境艰难，但活动空间毕竟慢慢大了起来，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千方百计的壮大稳健反对派的力量，并且努力实现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良性互动？
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实行宪政民主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与此同时，民主的制度只有用民主的方式建设起来。
最后，我要问，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大国，难道我们今天的中国官民果真缺乏找到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方法的智慧吗？
今天是2012年元旦。
新年伊始之际，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将怎样再次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一百年前的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一百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政治制度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今天的中国将重蹈百年覆辙，还是能够开辟一条建设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康庄大道？
一 ， 新年拷问
过去的一年，我们遇到了小悦悦惨遭车祸，一遍压了压二遍，一辆车压了二辆车压，一个人过去不管，又一个人过了也不管、十八罗汉都不管的奇事。这是那些当事人的问题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这是公民道德问题还是国民素质问题？这是儒学伦理造就的问题，还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体现？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过去的一年，由于国富民穷，一方面我们遇到了几十起校车事故，几百名祖国的花朵因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完全不达标的校车上、并且由只认钱不顾基本安全要求的司机们危险驾驶而死于非命，另一方面我们这“崛起的大国”“负责任的政府”却把大量的金钱无偿赠送给那些远比我国人民富裕的国家，尤其是在国内发生破烂校车致几十名小学生无端惨死的时候却把大批校车送给远比中国国民富裕的马其顿，这是在“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亚非拉”还是在“解放全人类”？广大中国人还能容忍这种现象吗？
过去的一年，我们遇到了以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付一个盲人的问题，几十个省市被动员，几千名暴力工具被部署，几千万的国家开支被花费，这究竟是证明了政府和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解放全人类理想的实现，还是证明了它道德上的堕落、道义上的破产、自外于人性的底线？山东临沂变成“红色旅游线路”，成百上千的中国百姓、外国记者、世界公民去看望这个盲人被打了、被抢了、被赶走了，究竟是使“红色江山”更牢固了还是更接近崩溃了？执政党和政府阻止探望，与中国人和世界公民坚持探望的博弈，究竟是哪一方的力量更强大？究竟是哪一方能坚持到底?究竟会以谁的胜利结束？
过去的一年，中国发生了吴丽红起诉警察结果自己被判行政拘留十五天然后又被绑架到外地更长时间的案例，也发生了高智晟“判三缓五”结果五年里被任意“失踪”并受尽酷刑折磨然后再守三年实刑的案例，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大量贪官被判无期死缓然后在“老年公寓”式的牢房里坐几年就恢复了自由的事情，查查百度，到处是“贪官们占用了全国大多数提前释放的名额
”“ 给贪官判无期，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可以提前释放的意思”的报道，具体案例更不胜枚举，如此枉法执法，徇私舞弊，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就还是从源头上、从根本上破坏法治的表现？中国还发生了成百万人依法维权要求立案却遭到法院无理拒绝的事例，以冯正虎为代表的“争取诉权”运动被当局目为破坏稳定、制造动乱从而不断被抓捕关押“办学习班”关疯人院，这究竟是政府和法院在维护国法伸张正义还是刁民作乱百姓造反？凡此种种，表明这一年里中国的法治是在走向进步还是在走向破产?
过去的一年，作为中国的区县级直接选举年，广大公民政治权利意识空前觉醒，自动参选人数成百倍增加，然而，参选人被失踪的有之，被抓捕的有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早在六月份就被地方当局无理的控制起来，即使是从前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了的公民如许志永、吴青等人今年也受到了公开打压。在选举前故意让独立候选人拿不到推选表格，到选举日又设法不让参选人到现场，选举后还不依法公布选举情况，总之是全程阻碍独立候选人依法参选，结果居然没有让一个独立参选人当选，这些做法，是加强了当局的民意基础，还是使之完全失去？
过去的一年里，还发生了十几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已经不是利川事件那种几千几万人群情激奋、一哄而起、砸警车烧衙门，然后面对大兵压境、高压威胁、一哄而散不见踪影，而是乌坎民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不被官员当做其私有财产任意变卖，忍无可忍的揭竿而起、妇孺上阵、全体动员、驱逐官衙、自卫自治、不畏大兵、以死抗争！再说这是“反革命暴乱”是“阶级敌人算变天账”，再说这是“极少数人”受到“外国势力操纵”，再说这是“不明真像的人受到敌对分子煽动”，还能哄得了自己吗？乌坎事件将是今日中国的最后一起还是第一起以法国《人权宣言》方式捍卫人权、以驱逐统治者方式维权的全民起义？
尤其重要的是，过去的一年，我们遇到了“是让花飞，还是让子弹飞”的问题。
突尼斯让花飞了，利比亚让子弹飞了，我们呢，让镣铐和警棍飞了，所以，暂时花也没飞，子弹也没飞，但是，“是让花飞，还是让子弹飞”的问题，究竟是解决了，还是推迟了？
二 ， 百年拷问
一百年前的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一百年过去了，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中华民国的元年宪法是宪政民主制的宪法还是别的什么宪法?
中华民国的元年宪法指引的历史方向错了吗？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两年一战导致国家大乱，主张在宪政下和平展开党争的进步党，被实行军党政治的国民党淘汰，实行有限专政的国民党，被同样实行军党政治并且实行全面专政的共产党淘汰，这都是历史在进步的表现吗？
“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果真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法吗？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难道是偶然的吗？从历史大势看，“改革开放”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还是仅仅是从逆流中部分的回归世界文明主流？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改革开放”能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吗？
以共产主义为标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以钱权结合为主导、以“真金白银”为诱饵、以“先富带后富”为幌子、以国有制名义做中国的唯一大地主、以权力大小为分配原则、以农民耕地和公民住房为牟利的资本，这种经济基础上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吗？
“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历史的看是可能的吗？“军队国家化”果真是大逆不道的邪恶要求吗？军队在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从“全面专制”到“四个坚持”到“三个代表”到“五个不搞”是偶然的吗？
人大委员长说“不搞”有法律效力吗？
搞不搞什么制度，是该执政党决定、人大常委会决定、人大决定还是全民公决决定？
事关十三亿人根本利益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最终可能逃避由全民公决决定的命运吗？
1905年清末开始实行“新政”，以后又决定以13年时间实现省级及以下的地方自治（民选），当时激进的人们都认为那是在拖延时间以苟延专制，一百多年过去了，今日中国连区县级直选也被执政者完全垄断，省级的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方案又在哪里？
80年代，邓小平承诺“中央一级的选举是50年以后的事情”，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承诺快到兑现的时候了，中共为此做的准备工作在哪里？是准备由自己来实行还是准备用“64”时高官的说法“共产党的权力是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谁要就拿几千万条人命来换？”
早在1993年的《和平宪章》里，我就指出：“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并坚决主张“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但是，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接受我们这些异议人士的善良愿望吗？
先知先觉自不必说，除了不知不觉外，今天已经没人不知中国没法和世界潮流、普世价值、民主法治抗衡，凡是睁开眼睛看中国的人都知道，乌坎事件无非是黄花岗事件的重演，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该继续开历史的倒车，倒退回民国元年-奉行民元宪法式的宪政民主制宪法，还是应该沿袭满清末年的顽固不化、不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把国家推向新的辛亥革命？
三 多余的问
为此，我要请问执政者，尤其是18大以后的掌门，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使执政党本身也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的现实面前，你们有什么办法让中国的“一元化领导”继续维持？
你们是打算坐困愁城徘徊歧路、死保权力绝不打开接受监督制约、确保人权、全民普选、司法独立的大门，还是审时度势、断尾求生、当机立断实施政改，让国家向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过渡？
你们是准备走戈尔巴乔夫的开创新时代之路，还是硬要以抱残守缺步卡扎菲后尘？
为此，我要敦促反对派，如果和平转型还有希望，为什么不尽可能的减少流血牺牲？
是的，流血牺牲的现象已经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这和社会大动乱、国家大内战还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而且，目前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虽然处境艰难，但活动空间毕竟慢慢大了起来，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千方百计的壮大稳健反对派的力量，并且努力实现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良性互动？
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实行宪政民主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与此同时，民主的制度只有用民主的方式建设起来。
最后，我要问，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大国，难道我们今天的中国官民果真缺乏找到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方法的智慧吗？
张辉：司法民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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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法治的国家，让普通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诉讼中去并实质性地左右法庭的判决，这不仅是司法的有效形式，而且是民主的有效形式。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并不相悖。民主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在立法层面民主就表现为让人民选举代表进行立法，在司法层面就表现为普通公民也可以依照正当程序进入法庭，再依照正当程序参与判决。让普通公民既能通过立法程序当家做主，也能通过司法程序当家做主，一样的当家作主，不一样的参与程序，如此而已。
就制度层面而言，司法独立包括：
1.司法权独立。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法院）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但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及对法官的弹劾权进行监督，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
2.司法机构独立。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
3.法官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用罗纳德·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除了法律以外法官不服从任何别的权威。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主流民主国家对司法独立的制度安排比较重视，在法官独立这一层面就可以初见端倪。比如，主流民主国家强调法官独立，就包含法官的非政治化、非政党化问题。法官非政治化是法官进行司法审查特别是针对高官的司法审查的重要制度基础。因为如果不独立于一定的政治集团，法官在碰到与政治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己人审自己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产生“自己人审判外人”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使司法失去社会信任，使社会产生“审判是演戏”的感觉。第二种情况使法官失去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确信法官有政治偏见（法官与他不属一个政党）。这两种情况都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它会将中立的审判变成“政治的审判”。为此，主流民主国家一般规定了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制度。即法官不得以政党身份从事政治活动。例如，日本法院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法官在任期内，不得“成为国会或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议员，或积极从事政治运动”。
但是，司法独立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吗？显然不是。因为司法独立的背后是司法民主。正如司法独立有多种形式，民主也有多种形式，而司法民主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普选制或政党轮替制，这些都是形式。民主的实质是自治和保障自治的方式。凡是有自治的地方，就有民主，同样的道理，凡是有自治的地方就应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力，否则自治将在一定程度上空壳化。在民主社会中，自治权力与中央权力的交接点上，都应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力存在。也只有这样，独立的司法才能用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相互匹配，使司法独立具有民主的含义。当然，以上只是从基础理论而言，事实上各国司法制度不同，其司法独立的形式和技术细节也各不相同。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各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也在不断演进之中，在演进中不断完善。完善的不仅有处于表面的司法独立，而且有处于背后的司法民主。
在民主国家有这样一种情况，法官的合法性来源是选举。你有一定的资格，符合准入门槛，然后经过选民的票选才能做法官。并不是说你有这个资格就行，你还要获得民众的信任。这就是司法民主的一种形式。当然，票选法官即便在主流民主国家也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相当部分的法官并不是选民票选出来的，他们往往是民选总统任命的，或者是民选议会任命的，或者两者结合，但这当然也是司法民主的形式，因为总统或者议员们总是选民票选出来的。前者是直接的司法民主，后者是间接的司法民主。
在民主国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公民审判团的存在。公民审判团团这个词语翻译到中国后成了陪审团，公民审判团制度嫁接到中国的司法制度中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彻头彻尾的整个的歪曲。国人所谓的陪审团按照英文的意思应该称临时公民审判团，或者公民审判团。公民审判团是指向法官宣誓并且对给定的案子做出裁决的一组人员，尤其是指被法律召集听取并且在法庭上做出案子最终裁决的一组人员。他们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这是初审法院的重要工作，应该按照正当程序选取普通公民依照正当程序来完成。哪些事实予以认定，哪些证据予以排除，是否有罪，是否要起诉，这些都由公民审判团来决定，法官主持法庭秩序，然后再多名法官合议，而合议也是民主决定的一个过程，但合议庭必须在公民审判团决定的基础上根据法律量刑判案。通常来说，不能公民审判团宣布无罪，而合议庭宣布有罪，这就体现公民审判团的真实作用，绝非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可比。公民审判，这也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丹宁勋爵的同事德夫林勋爵甚至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不仅是宪法的一个车轮，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
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审判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公民审判团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告诉人们：“主持刑事审判的人，才真正是社会的主人。实行公民审判团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公民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者一部分公民之手。”
可见，英美等民主国家把公民审判团制度当做人民主权的基本体现之一。当然，有些民主国家并无完备的公民审判团制度，比如日本，但是日本的司法制度是日本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它有强大的民意做支撑，是一种间接的司法民主，它并没有脱离司法民主。
美国采纳公民审判团制度的主要原因：1 .历史根基以及美国殖民者在反抗英国的革命中赋予公民审判的重要意义。2 .人民的意志的体现（法意识）。3. 公民审判团制度是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防止政府在法律制度中滥用权力。4 .陪审团可以反映社会的人口特征和价值观念（陪审员的代表性）。5. 美国人信任陪审团制度还因为所有人在这一制度中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将同样接受陪审团的评判。另一方面美国人认为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公民审判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也能制约权力。公民审判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公民审判团是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公民审判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
当下中国有些法律界人士强调司法独立，却一味强调司法专业化，处处表露对司法民主的恐惧，这也是受到专制毒害结果。很多人以为司法民主就是司法被民意所左右，其实不是这样的。司法民主不是指每一份判决都要迎合媒体上的民意，而是指司法应当通过制度安排，让民意有依照正当程序地进入法庭。如果以司法独立的名义拒绝公民参与司法过程，将民意视为司法民主的洪水猛兽，那么就偏离了民主，也不解司法独立。以美国的辛普森案为例，当初强大的民意要求判决辛普森有罪的时候，公民审判团却能宣布辛普森谋杀罪名不成立。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判决结果虽然争议很大，但判决本身的合法性确是无可置疑的。与此相反的是，在我们中国，一旦某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极大，官方在判案的时候就会畏首畏脚，而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往往与以往的判例大相径庭。比较相似的两个案件，一个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是一种判法，另一个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就是另一类判法。简直是莫名其妙。为什么中国法庭在判案的时候会这样匪夷所思呢？其一是因为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其二也因为中国的司法不是民主的。它既不独立，又不民主，就缺少了合法性。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司法，怎么能像石头一样坚硬呢？那它遇到纷纷的鸡蛋雨，就只好左右摇摆了。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让普通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诉讼中去并实质性地左右法庭的判决，这不仅是司法的有效形式，而且是民主的有效形式。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并不相悖。民主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在立法层面民主就表现为让人民选举代表进行立法，在司法层面就表现为普通公民也可以依照正当程序进入法庭，再依照正当程序参与判决。让普通公民既能通过立法程序当家做主，也能通过司法程序当家做主，一样的当家作主，不一样的参与程序，如此而已。
欧阳小戎：人权与国家统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反过来，对人权事业的压制和敌对，才真正地在出卖着国家利益，是将中国推向分裂的罪魁祸首。因此一个真正支持国家统一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权事业与民主化的坚定拥护者，并将汉、满、蒙、回、藏各族同胞皆视为自己骨肉袍泽，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只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扔掉统一的基石而盲目强调统一，不仅荒唐，更有可能酿成悲剧。
在国家统一这一问题上，笔者想要请教各位人权与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们：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人权得到有力保障、个体享有充分自由、依赖选举的新国家，究竟是狭隘的、将其他民族视为异己、少数民族依附于主体民族而存在的国家？还是一个由汉、满、蒙、回、藏五族同胞共同拥有的国家？如果是前者，那么在那样的国家里，少数民族谋求独立就是天生正义的，因为那样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人权必然受到侵犯，因此，那样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人权事业与国家统一非但不存在矛盾，并且是一致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政治上极权体系瓦解的同时也导致整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版图发生巨变。此现状导致很多持有民族主义观念或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们担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导致这个国家在未来陷入类似状况。进而以国家利益为由反对中国的民主化。
但对于民主政治真正的拥护者而言，这种逻辑很荒谬。苏联在政治体系和地理版图上的崩溃，并非缘于那里的人们试图追求人权与民主；恰恰相反，是因为苏共对人权的长期践踏。之于生活在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族人而言，苏共对他们的侵犯行为很容易转化成一种倾向分离主义民族意识。譬如：波罗的海三国本系独立国家，在二战后期，斯大林趁着对德反攻，将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吞并。更要命的是，被吞并的三国人民不仅没有因为被纳入苏联版图而活得更幸福，反而因此饱受迫害，因此当苏共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三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意愿并率先宣布脱离苏联，拉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
尽管在实质上，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族，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程度并不见得一定就比俄罗斯族更深，甚至可以如是说：俄罗斯族才是苏共政权最大的受害民族，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对他们的迫害不会被打上民族的烙印，而对其他非俄罗斯族而言，则情况将大不相同。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会把这些迫害当成俄罗斯人对他们的迫害，尽管他们本民族中，并不缺少为苏共政权作伥者，斯大林本人便是格鲁吉亚人，但是分离主义的矛头不会去指向格鲁吉亚，而是指向俄罗斯。
在1990年代，两位俄罗斯艺人试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街头弹唱卖艺，但是当地人对他们敌视的目光令他们无法在那里立足。很多罗马尼亚人愤怒地骂道：“俄国佬滚回去！”这件小事中折射出我们上述提到的那种民族情绪。在实质上，这两位俄国艺人和那些怒骂他们的罗马尼亚人一样饱受苏联帝国的伤害，他们本应该同气连枝或者同命相连；然而在现实中，苏共欠下罗马尼亚人的累累债务，最终要由俄罗斯民众来为之埋单。
人权的缺失导致民族分离，而民族的团结与和解，则必须依赖于人权得到强有点保障。
美国社会是一个充斥各种各样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的社会，其差异程度要远远胜过苏联，但联邦非但没有因为这些差异而分崩离析，反而在差异中变得越发稳固。其原因在于对保障人权矢志不移的追求，之于美国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和立国根基。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弗吉尼亚人，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人的；是基督徒的，亦是穆斯林、佛教徒的；是欧洲裔、非洲裔、亚裔、原住印第安后裔的……各色人等皆愿意将这个联邦当成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联邦致力于保障联邦境内所有人的人权。联邦的存在会增加人们的幸福和安全；而失去联邦，则将会把人们的生活导向未知。诚如孟子所云：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我们试图建立的国家，是一个不会因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等各种差异而遭到区别对待的国家，这并不仅仅是源于人权这一理念，同样也源于在试图去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之同时，我们愿意将汉、满、蒙、回、藏各族及不同宗教、文化差异之下的人们，等同视为自己的手足同胞。
维护地理和文化意义上中国的统一，和维护政权意义上中国的统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两者的关系大约可以简化成以下逻辑：地理和文化意义上中国的统一，必须依赖一个致力于保障人权的政权；当人权得不到保障之时，那么，维护政权意义上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在将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推向分崩离析。在人权缺失的社会里，金元、强权、武力和谎言，表面上似乎是一块掩盖着国家统一的遮羞布，而其实质，则是在挖掘这个国家分崩离析的坟墓。就如同苏联一样，在政权崩溃的同时，地理上的苏联亦土崩瓦解。苏联在地理上的解体不是因为苏联人对人权和民主的愿望，而是因为苏共对人权与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苏联无法顺利地转型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它亦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那些将人权事业视为国家统一之敌的人们，完全曲解了历史。人权事业非但不会把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推向分裂，因为这个事业试图建立的，是一个不仅仅属于汉人或者其他某一民族，更同样是属于藏人、维人等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她不仅值得汉人去为之付出努力，她同样是满、蒙、回、藏各族同胞之根本利益所在，同样值得各族同胞去追求并最终生活在其中。而反过来，对人权事业的压制和敌对，才真正地在出卖着国家利益，是将中国推向分裂的罪魁祸首。因此一个真正支持国家统一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权事业与民主化的坚定拥护者，并将汉、满、蒙、回、藏各族同胞皆视为自己骨肉袍泽，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只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扔掉统一的基石而盲目强调统一，不仅荒唐，更有可能酿成悲剧。
刘逸明：北大校长周其凤和中国教育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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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已经堕落不堪的今天，周其凤却在演讲中信口雌黄，称“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实在是令人悲哀。周其凤能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显然不是像中国的学位可以混得的。周其凤的智商和看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比一般的人还低，他之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贬低美国的教育，显然是奴性使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迎合统治集团。
12月24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演讲，12月25日，这次长达近两小时的演讲被多家当地媒体报道。周其凤在演讲中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其讲话迅速通过微博等各种工具传播，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周其凤现年64岁，于2008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周其凤担任北大校长应该说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他所从事的是化学研究。不过，看一看北大最近的几位校长，所研究的专业基本上都与社科、人文无关，周其凤的上任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跟中共高层官员有几分相似，因为在政治局常委当中，大多数都是理工科出生。
北大自1912年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以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最高等学府，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北大依然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傲视群雄。不过，如今的北大虽然在教学规模、师资力量上前无古人，但国际声誉仍然难以和民国时期的北大同日而语。北大今天的魅力，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辉煌的历史。
周其凤原本毕业于北大，后又到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学习，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周其凤的学习能力应该不用去怀疑，他是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大读研究生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的高校教育质量相对于现在要好得多。否则，也不会在80年代出现文艺界的小阳春和之后的学潮。
周其凤虽然一度到吉林大学担任校长，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北大度过的。周其凤对北大应该有很深的感情。然而，虽然周其凤曾经在美国深造，却并未学被美国社会的那种民主、自由之风所熏染，在回国之后，并不像陈丹青、艾未未那样，能够批判执政当局和宣扬普世价值，而是不遗余力地向权力谄媚。
在当前，中国可谓高校林立，然而，能让人记住名字的校长却寥寥无几，显然，不是因为公众的记忆力有问题，而是因为在多如牛毛的校长中，没有一位是能像严复、蔡元培、胡适等等北大前校长那般德高望重者。校长的不起眼和中国学术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不难看出，中国的教育已经堕落到了历史的最低谷。
北大是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鲁迅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北大称之为“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北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推蔡元培先生当校长的那段时间，虽然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但是，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却拥有很高的声誉。
在民国时期，诸如北大这样的名校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先锋。国民党当时虽然独裁专制，但高校当中依然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术思想相当自由，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即使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毅然决然地对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而他并未因此而遭到国民政府的秋后算账。
历史上的北大，不仅仅在招生上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就连在招教授上也是不拘一格。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仅有初中学历，照样可以进北大教书，而曾经撰文批评过蔡元培的陈独秀，也能被蔡元培先生请进北大担任教授。蔡元培也因为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北大历史最伟大的校长。
然而，今天周其凤治下的北大，却不再具有自由之精神，教授被也不再具有独立之人格。该校不仅从去年开始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而且出现了骗奸云南少女和骂人的教授。如今的北大已经成为了藏污纳垢之所，原有的品质已经荡然无存。
在中国教育已经堕落不堪的今天，周其凤却在演讲中信口雌黄，称“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实在是令人悲哀。周其凤能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显然不是像中国的学位可以混得的。周其凤的智商和看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比一般的人还低，他之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贬低美国的教育，显然是奴性使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迎合统治集团。
冉云飞曾说过：“传统教育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奴才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在中国，不仅仅是北大，其它各级学校其实都在奉行奴化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奴性的师生数不胜数。这些年，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情况显然有所好转，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周其凤的歪论能在网上发酵，让网民口诛笔伐。
当然，仅仅只是媒体和网民的口诛笔伐，并不能改变周其凤和中国教育的奴性，要让中国的教育水平真正跻身世界前列，需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只要政治不再干涉教育，让学校有独立性，那么，中国的教育才能告别当前的这种落后状况。
2011年12月26日
爱德华：韩寒成了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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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在《要自由》文章中说道“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韩寒自以为是名人，一声恳请，官方就把捆绑在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不要说革命没必要，改革和改良也都没必要，全国的文化人都跟着韩寒下跪恳请就行了。我看到古今中外，自由都是争取来的，能和平争取到最好，实在不行，绝无希望的时候宁可使用暴力。“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可是有文学家之称的韩寒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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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青少年时期，反革命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一，其中的“反”就是指“反革命”。当时政权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它将反对的人定为“反革命”，这人不仅被万人踩，受尽人间羞辱苦难，其亲属子女也都受到牵连和歧视，人们对他就像见了瘟疫病人一样。
这才过了40多年，世道完全变了。在国家当政者眼里，反革命成了可爱的人，仅次于他们身边的“小三”。“小三”可以“三陪”，使得他们生活舒心，反革命可以“一陪（心理按摩）”，使他们政治上没有压力，前途无忧，安心过豪华尊贵的日子。
世道变了，反革命开始“高贵”起来，许多敏感的文人纷纷成了反革命，忙着演讲，写文章，抨击革命者，歌颂真正的反革命者。例如批评革命思想家鲁迅先生，谩骂共和宪政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吹捧改良派名人康有为，赞美窃国大盗袁世凯。
他们虽然忙，但心里却很踏实。一来他们感到很安全，当政者喜欢他们，主张民主革命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打击他们，因为这些人还主张言论自由。二来他们能得好处，至少名人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国家级保护。
就在此时，一向不频繁发表博文的韩寒，连发3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谈革命》在先，为此，我这篇文章以《谈革命》为主，顺便说《说民主》和《要自由》。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开篇提到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说“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
韩寒这句话中的“是的，听着有点耳熟。”是句暗语，我给他说白了是指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运动。韩寒说的没有错，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性质都差不多。
白莲教以念佛得西方净土（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太平天国虽然是“拜上帝教”，但天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外国基督教徒得知给他看《圣经》，告诉他上帝只有耶稣一个儿子，其他人自称儿子要遭殃。他说《圣经》是异端，他只信奉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农民共产运动信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仍然坚信不移。马克思得知说“我播的是龙种，收获是跳蚤。”。
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都是农民革命，他们信仰错误，不能因此说其革命行为也错了。革命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如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他们都是因为不革命不得活才革命的，只有通过革命来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他们的革命行动创造了历史，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又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评价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又说“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白莲教起义和农民共产运动的评价。总之一句话，革命有理。
当然，他们的革命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太暴力，太血腥，太残酷，可在那时候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因为革命者面对的是靠宝剑和枪支维护的专制政权。革命者不暴力，不血腥，不残酷等于自杀。
现在的反革命们抨击农民革命最激烈的是，农民革命成功后又搞专制。这种抨击一半没道理，一半有道理。世界在300年前还没有共和宪政社会，要求中国农民革命政权建立这种社会未免太高，相当于要求他们制造出火车头一样可笑。
太平天国革命时，美国已经建成了共和宪政社会，可是天王洪秀全太自大自狂，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天子主人），以民众为奴仆，不肯像美国华盛顿总统那样甘愿做上帝的仆人，
以民众为兄弟姐妹，一律平等对待。结果他革命成功后过上比皇帝还奢华糜烂的生活，很快就灭亡了。据说洪秀全最终因饥饿而死。农民革命成功后有错误，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革命。
中国农民共产革命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国家实行共和宪政，毛泽东还有很多赞赏共和、宪政、民主的言论和文章，比美国总统华盛顿说的多，说的漂亮，可是做的事比中国任何一位帝王更加毒辣。他在革命成功后很快搞专制独裁，使得中国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不能因此否定农民求自由、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行动，当然也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和战友们早年为革命作出的奉献。
韩寒出生和成长在和平环境中，又在条件优越的大上海生活，没经历过苦难，自然不想革命，害怕革命，直到反对革命。尤其是他在成名之后，非常爱惜和保护孔雀般美丽的羽毛，自然不愿意再如雄鹰般展翅搏击，经历暴风骤雨。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旧式的民众革命与新式的民主革命混为一谈。他不提辛亥共和革命，也不提利比亚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发生见钱就抢的情况。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革命，也没有见钱就抢，抢了钱也不获为己有，而是“一切缴获要归公”。毛泽东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在于他不贪财，也不允许他下级贪财。他的问题是贪权、贪名，中国就他一人说了算，只能拥护他。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犯了另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民众的觉悟。尽管专制文化和教育极力毒害民众思想，限制和封锁他们接受西方民主观念，但在信息时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观念如电的速度般在天空中传播。就说乌坎村民维权抗争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他们做的有勇气，也有智慧。我想韩寒身临其境也做不出来。民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自以为高明者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韩寒说了一句非常幼稚可笑的话，他说“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我们知道在朝鲜，只要金三世发一个指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立刻就没人敢会车再开远光灯了，因为“最高领袖”发话了，谁会车再开远光灯，等于蔑视“最高领袖”，就要遭“严打”。难道朝鲜民众比中国民众觉悟高？到了可以革命的时候了？
韩寒在《说民主》文章中说了一句非常雷人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韩寒说这话似乎记性不好，他忘了苏联解体就是共产党内部改革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曾经是首都市委书记的叶利钦联手，使得世界最强悍的共产专制政权解体，实现了民主制度。韩寒说党就是人民，这话说对了。中国现在党员是人民，精英们常说的“党内民主”就是这个意思。那人民是什么？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一般被剥夺了。
在《说民主》文章中，韩寒还说了一句非常中庸的话。他说“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按照韩寒的逻辑，利比亚反对派弱小的时候，他会站在反对派一边支持民主革命，当反对派由弱转强，卡扎菲专制势力由强转弱的时候，他开始站在卡扎菲专制势力一边反对民主革命。只有让反对派不输不赢，让卡扎菲不死不活，才有韩寒追求的一切。我真看不懂韩寒在追求什么？也许在追求玩赛车般的快感吧。
韩寒在这篇文章里又谈到国民素质低，难以建立好制度。他用了“表面素质”“素质与人性”新提法，在先有高的国民素质，还是先有好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上打转，最后也没有明确结论。
我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不是国民本身的过错，都是专制制度用旧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害的。要想有高的国民素质，必须先使专制制度解体，用民主宪政制度取而代之。然后通过自由平等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新思想文化和教育引导国民，提升国民素质。
韩寒在这篇文章最后说“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如果全国人都像韩寒这样反对革命，哪里还会有革命？没有革命，哪里还会有“改良的筹码”？韩寒想把冲在前面的民主革命者当筹码，如果他在利比这样说，那里的革命派没准会向他小腿开一枪，让他知道没有革命者愿意做别人的“筹码”。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显得很无知，通篇言不及义，他似乎不知道自由真正的含义。自由是什么？就是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只要不违反法律，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从心而为。从心而为的生活，舒展个性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人生。
我在美国生活12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I like（我喜欢）”，或者是“I don't like （我不喜欢）”。可是，这话在中国很少听到，都闷在心里想，不好意思说出来。比如女人找丈夫，见了面，介绍人问她的意见，她常常不好意思说。于是，这介绍人让她点头或摇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愿意表达，复杂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中说道“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韩寒自以为是名人，一声恳请，官方就把捆绑在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不要说革命没必要，改革和改良也都没必要，全国的文化人都跟着韩寒下跪恳请就行了。我看到古今中外，自由都是争取来的，能和平争取到最好，实在不行，绝无希望的时候宁可使用暴力。“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可是有文学家之称的韩寒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恳请”。
我曾经很喜欢韩寒，喜欢他思想独立创新。尤其喜欢他《独唱团》的名字和初始封面设计。一个裸体双手拿着一支枪，一个圆形物体挡中央。自那以后，我成了他
“粉丝团”的一员。我曾多次写专题文章赞美他，当他受到李敖父子攻击的时候，我还帮他还击。那时侯，我也知道韩寒思想比较幼稚，但相信他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会越来越成熟。可万没想到他成了反革命。
我不主张革命，但绝不反对革命。如果有冤狱人的弟弟，冤死人儿子找到我，问我该不该革命？我会告诉他说，我希望社会和平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现在还有希望。如果没希望了，我会和他一起革命。如果他执意现在就去革命，我也不会阻拦反对他，因为他的处境和心情比我痛苦多了，是我无法体会的。
我不主张革命，看起来和韩寒反对革命比较接近，实际差别很大。所以，我现在郑重宣布，暂时退出韩寒的“粉丝团”。为什么要暂时呢？理由还是他年轻，思想变化快。也许有一天，他的思想像他的赛车般冲到我前面，我的思想如老式“解放牌卡车”般，再也无法追上他。现在给他下什么结论都太早，只有期待。
从“震慑”到“斩首”
——盘点2011年中共和大陆民间社会的大博弈
作者：东方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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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斩首”计划的一方，他们更愿意把民间反对力量的集结看作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合，只要实施“斩首”，将那些具有凝聚力的分子重判、隔离，其余的人们自然作鸟兽散。而事实上，是由于他们治下公平、正义、良知的严重缺失，必然造就民间的持续抗争，稍假时日，任何一个反抗者，都可能成为这个体制反抗的灵魂和灵魂人物，遍地英雄，卓然而立。
《08宪章》广传，诺贝尔和平奖荣归中国大陆，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的模式不断更新，围观事件频发，辛亥百年之期，台湾大选，中共核心预备换代，官民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根本对立，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对宪政民主实现的愿望和推动越来越强，这意味着2011年的中国，将演绎出精妙绝伦的传奇。
与民间的无限憧憬大不相同，极端利益集团的神经极端焦虑和分裂。维稳成为极端利益集团的最后诉求，这种焦虑与恐慌可以用维稳费用超过军费来证明。即使如此，他们却在利益的追逐方面高歌猛进，更加疯狂。印钞机开足马力，房价、物价、投资、税收疯涨。腐败事件越来越考验人类心脏的承受能力，民间戏谑地称为“单人旁时代”（即案值以亿元计算）。
及此，当局的策略是防洪泄闸？还是继续筑堤？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新年伊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相继爆发反专制反独裁的变革，我们不能不相信她给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愿望，我们不能不相信原本神经紧张、分裂的极端利益维持的一方更加恐惧。“茉莉花革命”和对她的消解开始。
2月20日，中共开动全部维稳机器，两三天中，数百人被抓捕入狱，千万数计的人们在他们的掌控名册里。
正如人们所知道，被抓捕的人们，并不是什么革命分子，他们更多地不过是一些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这次抓捕的看点在于，快速和统一行动；被抓捕者在现实生活中有知识、生活体面、受人尊重、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被抓捕；被抓捕后与外界隔绝，多数人遭受酷刑和暴力。
在体制一方，他们把这次大规模行动称为2•20专案，12月初，四川省丁矛先生出狱，各地2.20专案撤除。
专制和独裁在人类历史上的猖狂危害由来已久，他们对民间力量的打压，目标和手段臻于完备，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程式化、科学化的程度。各个专制独裁势力，他们甚至以情报共享的方式，推行他们自以为有效的镇压模式。他们设立专门的机构、安排专门的人员、经费从事研究，寻求镇压战略战术的法门。
我们不妨以电影《窃听风暴》1小时20分稍后片段显示的情形为例：他们把民间力量进行科学分类，然后定制对付措施。2•20专案行动，正是该电影中所显示的“对第四型”、采取的“第四种方法”——震慑：“暂时羁押”，“全然孤立”，“让被羁押者不知道对方要把自己怎样”，“产生长刑入狱或被秘密处决的幻觉”，关押数月后“无预警释放”，“出去后再也惹不出麻烦”，“多数不再写作、画画”，“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消声的效果”。
2011年“2•20专案”中出来的人们证实了这一场景。略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监狱里遭遇到更野蛮的对待和压力，刚出来的时候，个个噤若寒蝉，心有余悸，直到灵魂飘香、江天勇、艾未未等人陆续公开真相、重新发声，最后以爱债和爱裸裸的喜剧张扬收官，震慑的功效被破解，被打压的民间力量重新找回了自信和淡定。
2010年6月28日，出狱不足两年的民间领袖刘贤斌被抓捕。海内外民间力量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接力绝食抗争，完成了民间社会的一次大集结和大动员。为了保存实力，在对方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接力绝食戛然而止，隐而不动，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因此，当局在实施“震慑”的同时，积极筹划“斩首”，即将那些有凝聚力的民间领袖作为必需除掉的方案实施。2011年3月25日，刘贤斌先生被判10年长刑，剥权3年；王荔蕻女士遭受9个月的枉刑；高智晟缓刑期将满时被重新投入监狱。但即使到这个时候，民间社会对朱虞夫、陈卫等民间领袖同样于2月20日抓捕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获释感觉出特别的原因，原本已经获释的陈西先生又被抓了进去。
12月23日，陈卫先生被判9年，剥权3年；12月26日陈西先生被判10年，剥权3年。同时，杭州朱虞夫、吴仪龙先生也在被打压中。略微细致一些，我们还可以觉察到，对高智晟、陈卫、陈西、朱虞夫和吴仪龙先生的手段，皆选择在圣诞节前后，二陈的开庭和判决，从内到外，完全一个模式。
不难看出，实施“斩首”计划的一方，他们更愿意把民间反对力量的集结看着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合，只要实施“斩首”，将那些具有凝聚力的分子重判、隔离，其余的人们自然作鸟兽散。而事实上，是由于他们治下公平、正义、良知的严重缺失，必然造就民间的持续抗争，稍假时日，任何一个反抗者，都可能成为这个体制反抗的灵魂和灵魂人物，遍地英雄，卓然而立。此外，经过近三十年的历练，民间力量早已形成了多元格局，不同单元、不同板块更有层次的叠加，以“斩首”求稳定，只能激发民间力量的更加多元化和多元之间的协同，所谓“乌合之众作鸟兽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无妄之望而已。
2011年岁末钟声即刻敲响，作“从震慑到斩首”评论，盘点2011年中共和大陆民间社会的大博弈，并祝福2012年的中国国民。
再回首——2011各期卷首语
编者按：
回顾2011年，本刊总共出刊19期（总19期到总37期），现将各期“卷首语”编排出来，使各位读者能够对本年度“宪章论坛”的思路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当然编者的水平有限，恳请各界师友给予批评并提供良好的意见和建议。
请将您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寄达：
“零八宪章论坛”暨本刊编辑部先此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
2011年新春献词
《零八宪章》论坛
日月电交，斗换星移。
倏忽之间，新的日历又翻到了新的一年。
回顾2010年，对于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来说，实在令人回肠百转、感慨万千……
这一年，由于政府高压、漠视人权并与民争利而导致江苏苏州、云南昭通、山东潍坊、江苏张家港、安徽马鞍山、江西九江等地发生多起大规模群体性维权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各地政府均以“维稳”为名，出动大批以公安、武警及地方流氓为主力的“政府军”进行打压，而大批民众则回之以拳头瓦块，其结果常常是警车被推砸焚烧，一些维权抗议的“带头大哥”则被送进牢房。
这一年，因为维护法定权利和权益不受侵犯，还发生了多起悲壮莫名、可歌可泣的惨烈事件，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首先是富士康公司短时间内发生了十多起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他们以结束生命来抗议“血汗工厂”的内在残酷性；在江西宜黄因为政府强拆而引发三人自焚、其中一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尤其是年末，在浙江乐清竟然发生了维权村长钱云会被载重汽车碾压致死的蹊跷事件——在党国“真理部”高唱“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却一个又一个地被来自于各级权贵集团的黑手所扼杀！
这一年，民间维权人士因为争取和维护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执政当局还有意制造了多起肆无忌惮的侵权事件，二月份发生了家庭教会受逼迫的事件、四月份发生了影响恶劣的“吊照门”事件，六月份发生了民主人士刘贤斌被三度逮捕的事件，八月份发生了作家谢朝平被陕西警方进京抓捕的事件，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因为“和平奖”问题而引发大量民主维权人士被拘留、被软禁、被旅游的事件。除此之外，还发生了高智晟律师被长期失踪、作家力虹因长期遭受狱内虐待而不治死亡的事件……
这一年，在中国大地，我们还见证了另外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如石家庄王亚丽官场升迁事件，“我爸是李刚”的“李刚们”事件，以红头文件“照顾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的“照顾门事件”，甚至在年末还发生了一起有国家元首参与演出的“77元廉租房”闹剧！
所有这一切事件也再次见证了中国权贵集团的虚伪、自私、贪婪、冷酷和残暴。当他们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台面大作其秀；当他们打着“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强拆的时候，他们的肥腰已经缠满了万贯大钞；当他们高喊“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的时候，一部分“贱民”早已被排除在外；当“李刚们”“照顾门”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时，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通过哪些人体现出来的——所谓“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调子究竟是通过哪些人的嘴里唱出来的。
但是遮羞布终究是遮羞布，谎言终究是谎言，我们的人民在承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苦难悲剧后已渐次觉醒。他们不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他们逐渐认识到党国的官府还不如皇权时代的八字衙门——于是，他们敢于挽起袖子走上街头“散步”“乘凉”，他们敢于捡起石块瓦片掷向全副武装的党国军警，他们敢于掀翻警车并点燃一根火柴，他们敢于占领政府大楼并将缴获的大盖帽当做破袜子一样抛向天空——甚至他们敢于像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在村子上空打出信号弹来抵制“红鬼子”进村……
我们不鼓吹暴力，我们反对暴力，但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争取光明的呐喊。当各级执政集团正在以自己的倒行逆施行为忙着对人民强取豪夺的时候，他们的前脚实际上已经迈向万丈深渊、迈向自我挖掘的黑暗坟墓——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彼伏此起的星星之火连成一片的时候，恐怕自己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我们也不想耸人听闻，但作为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当提醒执政者：该清醒了！执政同胞，该清醒了！中国政治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
怎么变？如何变？
这虽然是一个宏大的议题，但《零八宪章》早已给出了答案。当303人通过宪章向世人公布了自己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有了改革的目标，就有了前进的方向！这目标便是“自由、民主、宪政”，这方向便是自由的方向、民主的方向、宪政的方向！
执政党必须明白，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的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零八宪章》从公布至今已有二十四批共12000多名中国公民参与签名。当今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主维权人士都公开签名表示对《零八宪章》的认同。不仅如此，国际社会也对《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基本理念和主张表示了高度的敬意——诺贝尔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和平奖颁发给因撰写《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便是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高度认可的明证。也正因此，我们提醒执政党不要再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邪路上一意孤行，应尽快改弦更张、抽身自保，应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向着“民主、自由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2011年是2010年代的第二年，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将继续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希望各路维权人士能够更好更多地总结既往维权的经验和教训，无论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法律界人士、学界人士、体制内改良人士还是工农维权人士，都应该借助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做好彼此间的联络、沟通和相互协调工作。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板块的维权都要相互支撑，相互呼应，争取做到中国维权主旋律的步调基本一致。
我们提倡民主阵线内部有理性之争，但不要局限于门户之见和山头之见。在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海外同志正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各路人士在2010年通过整合已经打造出一个相对团结的平台，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这是一个很好的整顿，希望海外同志能够继续做好调整工作，更广泛的团结各路人马，更好的为中国民主事业添火捧柴！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必须以大陆为重心开展工作。生活在港台欧美及大洋洲的民主人士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资源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对人类正义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最后，我们也想再次提醒执政党高层改良派领袖温家宝先生，历史留给您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放手一搏，做名垂青史、芳泽后世的伟大民主改革家，还是贪权恋位，做嘴上君子、贻笑天下的“中国影帝”——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但实际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需要认真阅读一下《零八宪章》，研究一下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现状，环顾一下世界大势，再在夜半时间手抚胸口仰望一下头顶星空，到第二天早晨——问题就解决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点到这里，2011年，体制内就看老头您的了！！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贫富分化、官场的腐败和作恶、对人权和人民尊严的漠视和蔑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这场改革造就了一个以各级官僚为核心、以形形色色的暴发户为附庸的权贵集团，他们以自己掌控的军警特为后盾，将广袤中国变成自己肆意掠夺的菜园子，其结果便造成了千百万个类似刘晓波、类似高智晟、类似唐福珍、类似钱云会这样的人间悲剧。如果这种整人、杀人乃至于吃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改变，这类悲剧还会年复一年的无限制的拷贝下去！但是——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局面该结束了，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美好未来的炎黄子孙——不管他是老民运还是新维权、不管他是家庭教会人士还是法轮功同胞、不管他是知识精英还是村夫野老、不管他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也不管他是体制内改良人士还是体制外民间人士，都应该在民主、自由、宪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维权事业，共同为中华民族打造出一个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未来！
春节快到了，我们预祝海内外同胞节日快乐！
《零八宪章》论坛
“茉莉花革命”与执政党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零八宪章》月刊2011.2月号，总第20期）
《零八宪章》论坛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对于寻求民主和自由的中国人来说，2011年的春天是令人振奋的，虽然时值早春二月，空气里尚弥漫着残冬的余威，但从遥远的地中海南岸、从北非阿拉伯人那里却传来了一连串的喜讯——
元月14日晚，在突尼斯人民的抗议怒潮中，铁腕统治23年的“国家主席”本.阿里仓皇出逃，滚出了突尼斯！
元月17日，突尼斯民族团结政府成立，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报禁，并宣布国家和政党分离。与此同时突尼斯电视台的“李瑞英”们则忙着为这些年播出的谎言而向全国人民道歉……
那边厢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尚未结束，这边厢埃及人民就已经于元月25日为反抗专制独裁而走上了街头，而且一步步的将民主运动推向深入——
元月28日，数十万埃及人民聚会开罗广场，要求统治他们30年的“国家主席”穆巴拉克“下台”；
2月1日，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第一次出现百万人的上街抗议活动，当“穆主席”巴拉克在电视讲话尾声中表明自己“绝不出国，愿意死在埃及”时，数十万抗议民众则异口同声的高呼“滚出去！”、“滚出去！”；与此同时，埃及军方公开表态说：“你们的军队，没有、也不会向支撑著军队光荣历史的伟大国民使用武力。我们强调，你们的军队是民族的堡垒和盾牌。”
2月5日，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日集体辞职，其成员包括总书记谢里夫和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
2月9日，埃及爆发空前规模的示威抗议，在青年人带领下，男女老幼齐齐走上广场，再次敦促“穆主席”下台；
时光进展到2011年的2月11日，在埃及人民的强劲抗议下，统治了埃及30年的“国家主席”穆巴拉克终于宣布倒台——在此情况下，可以预料，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埃及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现实祝福！
面对“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美好局面，我们由衷的高兴、由衷的欢呼、由衷的向突尼斯人民和埃及人民献上我们的崇高敬意！甚至我们也由衷的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献上我们的崇高敬意！
当然，我们注意到，对于突、埃两国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中国的统治集团是极不高兴的、甚至是伤心的，本阿里作为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受到北京当局的表扬——早在2004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就在一篇庆祝本阿里“高票当选”突尼斯“国家主席”的文章里，盛赞这位独裁者说：“突尼斯政治稳定，……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200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更是盛赞这位“老朋友”——说什么“在本•阿里总统的领导下，突尼斯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可是2011年1月14日，面对本阿里盗窃国家大量黄金外逃沙特的现实，北京当局还能说什么呢？大概只能如网友所讥讽的那样——“突死胡悲”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有关埃及民主运动的报道中还继续套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语言，如《人民日报》在今年元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埃及各地游行示威引发冲突，造成局势混乱”，“游行示威这种做法基本上是胡闹”，“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凑热闹，有些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搞破坏。”甚至胡说什么“西方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埃及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强调“埃及是一个乱不起的国家”，文章的语气差一点就赶上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4.26社论”了。而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在会见埃及官方人士时明确表达了对埃及政府“维稳”工作的支持并得到了“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公开“感谢”。而当“穆主席”被埃及人民赶下台后，北京方面又在老调重弹什么希望“埃及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正常秩序。”在北京看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但是，民主大潮谁能阻挡呢？三峡大坝无论垒得多高，也挡不住滔滔江水东流大海的。无论中国的执政者多么不希望看到本阿里的狼狈逃窜，本阿里确实滚蛋了；无论中国的统治集团是多么的希望“穆主席”能够“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穆主席”就是不给面子——不仅埃及人民上街了，而且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于上百万人的多次上街抗议；不仅年轻人走上街头，而且中年人、老年人以及妇女儿童也都走上了街头。而最让北京当局生气的是，执政30年的“穆主席”及其执政党竟然未能掌控军队，不仅埃及外交部发言人高声宣布“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绝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而且埃及军方明确表示“军队会保障所有人和平表达的自由”、“绝不会对埃及人民使用武力！”结果，北京方面只好眼睁睁的望着又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伟大的埃及人民赶到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躲藏起来……
这就是历史，就是伟大的“茉莉花革命”正在创造和书写的历史！
面对两个独裁者滚蛋的现实，北京方面固然伤心，但伤心过后还得面对现实，还得思考一下究竟应该从两个“老朋友”倒台的事实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现在大家都知道引起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民主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一起城管殴打摊贩的事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只是一个偶发因素，而其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执政者及其所属执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其二，官僚贵族集团的高度腐败；其三，人民大众的失业、贫穷与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其四，官僚们的暴虐凶残。
弄清了“茉莉花革命”的四个原因，回过头来比照一下中国的现实，北京方面应该认识到引起北非发生民主革命运动的这四个因素中国社会一个也不少——不仅不少，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疯狂、更加严重！让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
从独裁专制的角度讲，当代中国虽然告别了毛、邓时代的个人独裁，但中国的执政集团依然缺乏人民的选票授权，中国的执政党自1949年以来就未曾发生变动，一党专权的局面比埃及和突尼斯的时间还长。这种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正是中国各种官场弊病和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和国家发生种种悲剧和灾难的最根本原因。
从官僚贵族集团腐败的角度讲，当今官场的腐败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据报道，中国官场的“官老爷”们大多都有“二奶”、“小三”，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竟然包养情妇140多个；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每年将自己22名情人集中在一起，开起“群芳宴”，还让情妇们集体评选年度最让自己满意的“年度佳丽”；而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与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竟共享一个情妇等等。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官僚们不仅生活腐化，而且各级官僚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大肆掠夺和瓜分国家财富。学者温铁军曾指出，中共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时事评论家李剑芒在博文中揭露，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康日新，家里竟存放着7,000万欧元（近7亿人民币）现金。至于各位中共领袖家族的财富动辄以百亿千亿计算。不仅如此，为转移财富，大量的高官还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最近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发布消息说“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达到91%以上”——这便是中共官场腐败“爱国”的现实。
从失业、贫穷与两极分化的角度讲，中国社会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官僚贵族阶层凭借权力杠杆垄断了国家与社会的各种优质资源（如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就公开宣称：“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所以早已成为横行中国的暴富集团。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明确指出，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巨富家族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 余亿元，占过亿富豪总人数的91%。而与这种巨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大量的月薪千元左右的农民工，“蜗居”城市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到处奔波的行乞者、流浪汉，甚至还有三九天气横卧街头或地下通道的上访贫民……
从官僚机关的暴虐、骄横和凶残角度讲，中国官府的野蛮程度已经到了突尼斯城管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程度，不仅到处都是追逐殴打摊贩的城管们，而且为了掠夺民间财富，到处都在强拆房屋、到处都在暴力征地，到处都在上演唐福珍、钱云会一类的悲剧，到处都有寻求公平和公正的访民……
突尼斯、埃及等国因为这四个因素的长期积累，终于在2011年的早春演变为一场百万人民走上街头的“茉莉花革命”——中国共产党虽然很不高兴，但在这场即将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难道能够独善其身并侥幸逃脱民主的洗礼吗？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前述的四个原因，中国社会正日益分裂为两大利益根本对立的群体，即处于统治地位和掠夺地位的官僚贵族暴富集团与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掠夺的人民大众。“仇官”、“仇富”日益成为人民大众的心灵共振，而“维护稳定”、维护执政集团和暴富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则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旋律。
但是这样下去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在互联网时代，人民大众的头脑已经难以统一愚弄和支配，人民的眼睛已经渐次向着人权张开，通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人民大众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尊严意识开始空前高涨——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正在通过各种准备和训练以迎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回避是不可能的，顽固抵抗吗？有可能落得昂纳克、本阿里甚至齐奥塞斯库那样的下场，那当然不是明智和理性的选择。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执政党应该集体学习一下赵紫阳的“政治遗嘱”。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赵紫阳认为议会民主制是“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因此赵主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在转向议会民主制之前应该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里通过建立社会协商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通过推动媒体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措施使得中国社会渐次完成“议会民主制”的建立。
综合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和危机四伏的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代将是亿万中国人民从“经济维权”渐次走向“政治维权”的年代。所谓“政治维权”就是公开的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法治——就是“天鹅绒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就是我们自己的“黄丝带革命”。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意识到，仅靠经济维权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经济问题的圆满解决终还要落实到民主宪政的建立上，这是无法逆转的心理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执政党而言，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还是执政党自身的利益考虑，中国共产党都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应该未雨绸缪、痛下决心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以三到五年为“过渡期”，稳妥有序的将中国推向“议会民主制”的轨道，诚如斯，不仅执政党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能够化险为夷、稳中取胜，而且能够把中华民族推向民主、自由、灿烂、辉煌的未来！反之，如果一意孤行，在“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维稳”到底、专权到底、顽固到底，则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主席”及其所属执政党的命运便是你们未来的宿命！
殷鉴不远，暮鼓晨钟！
何去何从？岂不警乎哉？慎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2.15.
总21期卷首语（2011年3月号）
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零八宪章》论坛
“两会”期间，伴随着北非“茉莉花革命”的主旋律，中国官方“维稳集团”掀起了新一轮“维护稳定”的舆论高潮。3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高调指责“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接着，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便开始连篇累牍地喊叫什么“维护稳定”——
3月5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署名文章；
3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维稳从每个人做起——再谈自觉维稳》的署名文章；
3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稳定是人心所向》的署名评论。
3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反对动乱维护稳定， 听听百姓如何说》的署名文章；
3月10日，《人民网》发表《稳定，是中国人最想要的》的署名文章；
3月11日，新华网发表《代表委员谈维护和谐稳定发展大局》的署名文章……
通过这些文章，维稳集团急着想表明的观点如下：
其一，中东北非正在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是一场动乱，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如《北京日报》说：“去年底以来，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局势持续剧烈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生活陷入困境，动荡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其二，“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煽动茉莉花革命，企图“挑起街头政治”，制造动乱，进而搞乱中国，如《解放日报》说：“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他们通过网上串联、散发传单等，捏造谣言，挑拨矛盾，煽动非法聚集，伺机制造事端。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借题发挥，蛊惑人心，企图挑起‘街头政治’，最终搞乱中国。”
鉴于执政党维稳集团所犯的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纠正。
北非的“动荡”和“灾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按照“维稳集团”的逻辑，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造成了社会动乱，并进而“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种逻辑当然站不住脚。
中国维稳集团只看到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动荡，却不想弄清造成这种社会动荡的真正元凶是谁。本刊编辑部在今年二月份的“卷首语”中就已经指出：引起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茉莉花革命”的深层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执政者及其所属执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官僚贵族集团的高度腐败；人民大众的失业、贫穷与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官僚们的暴虐凶残。而这四个原因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执政者及其所属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因为独裁和专制，官僚贵族集团才能贪污抢劫人民的大量财富，社会才会失去公平，两极分化才会日趋严重，人民才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久而久之，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茉莉花革命”才会一触即发。这也就是说北非的“动荡”和“灾难”实际上是由本阿里、穆巴拉克及卡扎菲这些独裁者及其所属政治集团造成的。中国维稳集团不是秉着真理和公义去谴责专制者和专制制度，却是一味地向中国人民宣传北非动荡所带给人民的苦难，大有谴责北非人民不该“打着民主的旗号”搞什么“茉莉花革命”的意思，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动荡确实是苦难的，但北非人民并没有为中国维稳集团的廉价同情所感动而放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尊严的“茉莉花革命”，相反，一个又一个北非国家的人民流着泪、流着血也要把独裁者和专制政党赶下台，也要去争取“茉莉花革命”的胜利。突尼斯人民、埃及人民已经成功的赶走了他们的独裁者，利比亚人民虽然正遭受着独裁者卡扎菲飞机大炮的轰击，但人民没有屈服，而是誓死抗争。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茉莉花革命的凯歌必将响彻的黎波里——转型阵痛过后，利比亚人民必将拥有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未来（就如苏联东欧各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后，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已经过上了那种美好生活一样）！
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不谈北非了，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
在当代中国史上，被执政党视作“动乱”的事件主要有这样两件事：“文化大革命”和89学潮。让我们也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到底是谁在制造中国共产党眼中的两次“动乱”？！
首先来看一下“文化大革命”。
提到“文革”，人们自然会想起“红卫兵”、“武斗”、“砸烂公检法”，会想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惨死亡，会想到第一夫人王光美脖子上的乒乓球，会想起邓朴方座下的轮椅，甚至会想到被活体取肾的黎莲、被割喉管的张志新等等。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十年文革”就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举国动乱，这样的“动乱”只能带给国家和人民以巨大的灾难，人民是绝对不想要的。但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和“浩劫”又是谁制造的呢？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决议》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客观地说，这场“动乱”的元凶确实是独裁者毛泽东，执政集团内部的寡头们为了攫取最高权力开展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不惜发动群众造成全社会长时间的动乱，其主要责任确实要由独裁者毛泽东本人来承担。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一党专制制度，独裁者也是很难培养出来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在美国就不会发生？因为美国有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制造者并不是别人，而是独裁者毛泽东，是由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追究的不是任何的别人，而是毛泽东，是仍然还在垄断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再来看一下89学潮。
不错，89年的学潮确实在某些地方影响了所谓的“交通”和“社会秩序”（正如所谓“国庆”五十大典、六十大典也同样影响某些地方的“交通”和“社会秩序”一样，甚至更严重），但是执政党必须弄明白，学生和人民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学生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从当时学生游行时喊的口号和打的标语来看，无非是“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当时的执政党是不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倒”和“腐败”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共产党的各级官僚都在竞相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谋私利，都在利用价格双轨制开皮包公司并大发横财，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民当然有上街抗议的权利。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8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存在着邓小平的独裁和共产党的专制问题——答案也是肯定的。在整个80年代，邓小平一手遮天，在政治局不担任任何职务（87年十三大以后）的他竟然要掌中国的“舵”，竟然想把谁赶下台就把谁赶下台，这与那个垂帘听政的慈禧老太婆又有什么两样？这种独裁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侮辱，人民当然要反独裁。同时，共产党口头上说要建立什么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在事实上奉行的是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奉行的是形式主义的愚民统治，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全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句动听的谎言，在此情况下，人民不该起来反抗专制、反抗压迫、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吗？不！人民天然有抗争的权利！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谁也不能阻挡！可是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共产党权贵集团看到人民的这种抗争直接威胁到自己的专制统治、威胁到自己从国家和人民手中攫取的大量现实利益时，便污蔑这场学潮为“动乱”，并最终调动机枪坦克，极其血腥的镇压了这场伟大的反腐败、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国家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可耻而又深重的犯罪记录！
荒谬的是，执政党权贵集团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几十年来始终坚持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一场“动乱”。问题在于，如果共产党的各级官僚清正廉洁，不搞“官倒”、不搞腐败的话，学生怎么去反官倒、反腐败；如果邓小平不搞独裁，执政党不搞专制，人民在实际上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话，学生又怎么能够走上街头、走上广场去争民主、争人权！由此可见，89学潮的根子还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如果维稳集团硬要把89民主运动说成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制造这场“动乱”的“幕后黑手”不是任何社会上的“一小撮”，而是经常以“伟光正”自诩的中国共产党！
究竟是谁在酝酿“街头政治”？
89年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再次教导执政党“稳定压倒一切”，在此尚方宝剑保护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团开始大刀阔斧的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到2008年底基本完成。这场改革在中国培育了一批以官僚贵族及其子弟为核心、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暴发户集团，这个集团凭借政权的力量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里的优质资源——要当官，他们可以扶摇直上；要发财，他们可以几亿、几十亿的圈占；要出国，他们犹如从自家的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而且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还在凭借各种权力杠杆无限膨胀着自己的欲望，他们可以将拒绝拆迁的平民逼上自杀、自焚的道路；他们可以将大量的访民圈禁在“黑监狱”或“精神病院”里，他们可以动用公检法司等地方治安力量来制造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甚至他们可以动用挖掘机、载重车来碾杀敢于阻挡他们“抢劫”道路的男人和女人……
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老百姓再好说话，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官僚贵族集团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使他们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开始逐渐放弃个体抗争的道路，而渐次走上群体维权的道路。尤其是近两年，人民已经感到单靠纯粹的经济维权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政治维权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造成的，认识到民主、自由和政治抗争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因此，从2010年以来，许多地方的街头抗争都伴随着鲜明的政治口号的提出，都伴随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民主法治的追求。
特别是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反专制、争民主的“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已经意识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在拉开序幕，一部分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网民便开始在网上呼召中国人周末都到街上去“集体散步”。最近，在北京、上海等地还真发生了民众上街呼唤“民主”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中国执政当局如临大敌、草木皆兵，不仅要求各地警方胡乱抓人，而且在舆论上掀起了最新一轮“维稳”大合唱，无论是官方发言人还是京沪媒体，都在大喊大叫要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要防止“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挑起街头政治，制造动乱、搞乱中国”等等。其实，这种喊叫是没有用的，喊破了喉咙也是没有用的，俗话说，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尤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老一套的愚民政治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执政党60多年的执政历史已经从反面指引了人民的前进方向，人民根本不需要策划，不需要煽动，他们已经看到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会带给他们什么，他们已经看到了民主的方向、看到了自由的方向，看到了民主、自由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也开始试着走出家门、走上大街和广场，也开始试着在人群中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嘀咕，试着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牢骚，甚至很“给力”、很清亮的发出“民主万岁！”和“自由万岁！”的呐喊！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是民间社会不断发育、不断成熟的表现，是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表现。如果官方发言人和维稳集团据此揣摩是否有一部分人正在挑起“街头政治”并准备搞乱中国的话，我们认为中国民间还真没有人来挑这个头。如果硬要寻找“街头政治”的“幕后推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幕后推手”不是任何的别人，而是一党独大的中国共产党！
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官
僚贵族集团在把中国 人民一步步的推向“街头政治”的氛围中——如果不是一党专权、如果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如果不是过分悬殊的两极分化、如果不是日益严重的层层腐败、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权贵掠夺，人民大众大概是不会走向街头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以自己的畸形统治和畸形发展动员着广大人民一步步的突破因六四大屠杀而造成的心灵恐惧和心理阴影——具体的说，执政党正在以自己掌控的警察、城管、黑监狱、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动员着广大人民渐次走上街头抗争的序列，正在以自己掌控的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动员着人民走上街头抗争的行列——甚至执政党正在以自己掌控的挖掘机和载重车把人民一步步的驱赶向街头抗争的行列……！
因此，代表维稳集团的官方发言人和媒体如果要喊话，应该不是面向人民喊话，而应该转过身子，面向“胡维稳”喊话，面向执政党喊话，面向“三个代表”喊话，面向“河蟹”喊话，否则，弄错了对象，搞不准会让走上街头的人民奉上一句“草泥马！”，甚至会“啪”的一下挨上人民的一个嘴巴子。
当然，对于“街头政治”，当前还只是处在浅浅的试水阶段，人民还在小心翼翼的探索着前进的路径，中国社会的“茉莉花革命”还需要整个社会心理的进一步酝酿，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还需要有生力量的进一步动员。但是，人民对民主、对自由、对人权、对宪政和尊严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如果执政党继续如吴“委员长”所声明的那样“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等等，如果执政党还在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年内，我们的青年一定会被执政党成千成万的“动员”到“广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被执政党大批大批的“动员”上“街头”……！
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拥抱民主、享受自由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2011.3.15.
《零八宪章》月刊总22期卷首语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1年的4月15日，距离耀邦先生逝世的日子已经整整22周年了！
我们纪念耀邦先生，我们向耀邦先生致敬并向耀邦先生的家人表示我们诚挚的慰问和祝福！
22年前，耀邦先生的突然辞世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悼念活动，这场悼念活动又迅速转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腐败、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并间接推动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壮举。那么，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耀邦先生身上？或者说为什么耀邦先生的去世会引起国内政治乃至于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耀邦先生在“两个凡是”等极左思想的笼罩下依然主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准备了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恐怕是不容易进行的。而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显然是得民心的，人民当然会因此怀念耀邦先生。
其二，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毛黑暗”时代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使一大批遭遇政治迫害的“老干部”得以解放。与此同时，在胡耀邦的主持下，50多万被打为右派的文化界人士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些举措使得数百万个家庭又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人们也因此而纪念耀邦先生。
其三，耀邦先生抵制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关于“精神污染”，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认为既然是“污染”就应该清除，这里应该多说两句。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界知识界的良心人士开始反思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系列悲剧，进而对执政党和现存社会制度提出了一些怀疑和批评，并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讨论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早已厌倦了“红色文化”的虚伪说教，生活方式也在向着港台方向靠拢，烫发、裙子、喇叭裤、牛仔裤、高跟鞋、集体舞以及邓丽君等人的轻曼抒情音乐（所谓“靡靡之音”）开始渐渐流行。而所有这些东西在邓小平等人看来都是“精神污染”，都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都是很危险的。因此，伴随着83年的“严打刑事犯罪”活动的开展，邓小平们发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要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讲话”。一时间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大有中止改革、再造文革的态势。显然这场“清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后来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的抵制下，这场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搞了28天就结束了，知识界文化界人士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人们因此也有理由纪念耀邦先生。
其四，耀邦先生尊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带头抵制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80年代中前期，经历过“毛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开始反思文革悲剧的制度根源和社会根源。当人被异化为“螺丝钉”的时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良心人士开始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大旗，开始睁眼看世界；方励之、许良英、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等人开始高声呼唤民主、呼唤自由，张贤亮、温元凯等人则公开主张“给资本主义平反”，并“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显然是一种引导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潮流。但邓小平们缴获政治大权后，坚决反对国家的民主进路。早在1979年就摧毁了魏京生等人发起的“民主墙”和“第五个现代化”运动，并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在80年代中前期先是喊叫要“清除精神污染”，接着邓小平又多次指出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指令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耀邦先生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他积极倡导舆论开放和言论自由，采纳朱厚泽提出的“三宽”政策（即宽松、宽容、宽厚），并多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强调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还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在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中不但拒绝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而且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认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
强调“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由于耀邦在“自由化”问题上坚持“普世价值”路线，与独裁者有了最根本的政治分歧，加上86年12月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结果导致耀邦先生在1987年元月被邓小平们赶下台，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这一行为感动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因而他的辞世受到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普遍怀念。
其五，耀邦先生还极力反对集权，反对家长主义一言堂，力倡民主、法治和宪政。早在80年才当上中共中央主席时，他就要求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强调集体领导，多次指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等。此外，耀邦先生还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主张适度消费、藏富于民；坚持为政清廉、反对腐败和铺张浪费。他亲民爱民，从政足迹踏遍祖国大半河山；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搞小圈子，不搞暗箱操作……凡此种种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优良品质，以及因此而受到的打压和不公正待遇，终于导致他的辞世，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前中共高官田纪云曾因此公开撰文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我们认为田纪云对耀邦先生的赞誉是名副其实的，是符合胡耀邦先生的一生写照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这颗“共产党的良心”在1989年就死了。耀邦先生既死，他的几乎所有发自“良心”的政治主张都被后来的执政者所抛弃，有很多事情还越来越严重的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比如说，耀邦先生在和外宾谈话说强调说“必须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否则将导致严重后果。但8964大屠杀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被束之高阁，除了偶尔当做遮羞布拿出来挥舞两下，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导致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改革蜕变成为一场官僚贵族阶级鲸吞和瓜分人民财富的盛宴，导致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发生。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人民致富、藏富于民。但当代中国的巨量财富完全掌控在官僚贵族阶级及其依附势力手中。基尼系数持续攀高，两极分化持续拉大，“仇官”“仇富”现象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景观。官民矛盾——正上升为威胁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为官清廉、反对铺张浪费，但如今的官场是腐败得不可救药，用温家宝的话说就是“腐败得令人触目惊心”，不仅贪贿数额动辄百万、千万、上亿，而且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腐败窝案频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仅如此，“三公消费”
每年几达上万亿（网友最近爆料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周购买300万茅台拉菲，其中，仅一瓶拉菲1996＜750ml＞的无税进价就高达11846元）。而国情的另一面则是城市“蜗居”现象普遍，“蚁族”丛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不起的穷人依然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抵制“思想政治工作”、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九十年代以来的执政党决策集团，却将民主化道路污蔑为“改旗易帜的邪路”，高喊“五不搞”（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继续垄断政权，搞一党专制；继续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将唯一倡导普世价值和政体改革的温家宝先生架空孤立——执政党最高层的政治智慧已经完全被捞在手中的既得利益所蒙蔽，其政治短见程度必将危及到该党在中华大地的合法生存！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法治、宪政，强调要“遵守宪法的原则”，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宪法和法律屡被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机关所践踏，因言治罪、文字狱现象远超中国历代文字狱记录的历史总和。远的不说，仅今年2月份以来，便有刘贤斌、冉云飞、陈卫、朱虞夫、丁茅等十余人2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或拘留、或逮捕、或判刑；更有滕彪、江天勇、古川、野渡、唐荆陵等二十多人被强迫失踪——他们的家人得不到任何他们的消息；而最近被警方带走的艺术家艾未未不仅被强迫失踪，而且有官方媒体还污之以涉嫌经济犯罪；另有数十名维权人士因为参与一些户外聚会或“散步”就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进行处罚；甚至传说中有很多民主维权人士遭遇各种各样的虐待和酷刑。不仅如此，各地方政府还动辄调动大批武警公安乃至黑社会流氓来对付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起来维权抗争的民众，他们的代表人物常常会遭遇被抓捕、被判刑、被送精神病院甚至被挖掘机、载重车碾死的命运——“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情况已经到了骇人听闻、千夫所指的地步！
面对国家如此严重之病危局面，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当代胡耀邦？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共产党人的良心”？！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九所宾馆约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讲话离胡耀邦离去世不到三个月，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后的公开的表述。
我们认为耀邦先生去世前为中国社会所指引的民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合乎历史潮流的，是完全可以医治当代中国的缠身百病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先生去世后，在当代共产党人中恐怕难以找到“共产党人的良心”了。有人认为赵紫阳先生也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我们也认为是，可惜紫阳先生也去世了。那么活人里面还有吗？有人说有，谁呢？温家宝，我们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在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层里，恐怕也只有温家宝先生最靠近“共产党人的良心”了。他勤政、他廉洁，他倡普世价值、倡政改、倡法治、倡依法行政、倡公平正义、倡人的尊严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个“良心人”说的话，都像一个“良心人”做的事。但是要真正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温家宝先生仍须不断“给力”、不断加油，仍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温家宝先生能够勇敢地、义无反顾的与权贵集团决裂、与“五不搞”集团决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裂，并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为中华民族开辟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未来和明天！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温家宝先生如果能够更加主动大步的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不仅自己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成为“人民的良心”乃至于“人类的良心”，而且能够拯救已经陷于执政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早更快更有效地造福中国各族人民。千秋大业，系于一念之间；屈指黄昏，其不果毅策马乎？其不奋势扬鞭乎？！
同样当然的是，如果温家宝先生只是喜欢一味地“仰望星空”，只想做做“中国影帝”，并没有做“共产党人的良心”的计划，更没有做“人民良心”乃至于“人类良心”的宏伟蓝图，而且在其他尚活着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找不到这样的“良心”，又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跑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全部共产党人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一个零头。这么多的“党外人士”，这么多的人民大众，只要齐心协力、戮力同心，费不了多少事，用不了多长时间——充其量再来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中国的民主大业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自由、是法治、是宪政，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的尊严和幸福，到那时，人民会说什么呢？人民会说：“共产党人没有良心了，但我们自己有呀，我们的良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错，这也是一种假设，共产党高层没有良心人士了，但广大的共产党中下层一定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良心人士。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良心人士，无论其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也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认同耀邦先生所指点的民主出路，只要还愿意为危机四伏、病象百出的中国尽点自己的责任，就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从事这一伟大的中国民主工程吧。这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梗阻和压力，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但是我们没有退路了。耀邦先生曾多次强调说：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我们认为没有人喜欢做奴隶，更没有人喜欢做奴才。但如果民主一天不实现，我们就一天背负着那种做奴隶甚至做奴才的厄运——是可忍乎？是不可忍也！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而奋斗吧。民主自由实现了，不仅我们解放了自己，过上了做主人、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对于已经辞世多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等共产党良心人士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吧！
最后，我们再次向“共产党人的良心”胡耀邦先生表示我们的纪念和缅怀！
再次敦促温家宝先生勇做共产党人乃至于中国人民的“良心”！
向着集体维权、联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五一”献词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1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工的节日，当然也是中国劳工的节日，我们首先向全体工业劳动者表示节日的祝贺和慰问！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农业劳动者、向服务行业的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慰问！
今天，当我们过节的时候，似乎意味着放假、意味着外出游玩，并引以为天经地义。但实际上，这个节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劳动工人通过艰苦的“集体斗争”得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25年前芝加哥工人的胜利维权斗争而设立的。
众所周知，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前期，当近代工业化生产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意味着工厂主对广大劳工的超强剥削和压迫。不仅工人的工薪低廉，福利待遇很差，而且一天工作12—15个小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因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北美等地的劳工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他们通过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等集体斗争方式要求缩短工时、增加福利、改善待遇。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四万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总罢工，要求执行每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制度——芝加哥工人的罢工斗争迅速得到了全美一万多个企业的几十万工人的罢工响应。在劳动工人的团结抗争下，“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维权斗争最后终于取得胜利。1889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为纪念这次罢工，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工节”。由此可见，“五一”——不仅意味着放假休息，更重要的是，它是广大劳工维权者的节日，是维权斗争胜利者的节日。我们也因此向125年前的芝加哥工人和美国工人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和缅怀！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后，在宪法上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赋予中国工人比较好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农民相比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权贵资本化，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同胞日益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某些优势待遇——被解雇、被下岗、被失业以及在岗者的超工时劳动现象，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以来国企工人的命运常态；大量国有资产流向权贵集团及其附庸势力的腰包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中国特色”。在此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说法在今天只具有令广大工人同胞感到特别痛心的讽刺意义！
不仅如此，在中国日益扭曲变形的“改革开放”年代，还诞生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群体。他们去到大中城市，去到东南沿海的各个工厂车间从事最底层、最艰苦的劳动，获得的却是最廉价、最微薄的收入。当执政者洋洋自得地骄傲于中国变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些“血汗工厂”正在把来自广大农村的“农民工”群体变为两个世纪前的“血汗工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条件、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甚至赶不上两个世纪前的欧美劳工，也因此，在2010年的春天我们才会看到富士康一类的公司发生了年轻职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
由此可见，伴随着执政党翩翩起舞的“红歌”主旋律，有着“领导阶级”冠冕的数亿中国工人却在日益边缘化——不仅老的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已经严重边缘化，而且，新生的以农村户口为背景的城市打工阶级就根本享受不到法定的“国家主人”待遇（宪法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甚至在好多血汗工厂里，一线工人甚至享受不到国家法定的五一长假——中国工人阶级就像“破落户”一样，完全沦落到像机器一样被任意操控、摆布的命运！
这种局面当然需要改变！
这种局面当然必须改变！
怎么改变？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是勇敢维权。
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如维护节假日休息权、八小时工作权、加班付酬权、劳动保护权等等。当这些权利受到伤害和侵犯的时候，工人同胞必须起来抗争，而不是一味忍让，甚至以自杀的形式来进行“超极限忍耐”！
第二是必须成立自治组织——即独立工会，走集体维权、集体谈判的道路。
中国的公有制企业虽然也有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早就变成了只收会费的官僚衙门。在工人利益受侵犯时，官方工会不仅难以出面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反而会助纣为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要求广大工人“听党的话”，服从所谓“国家大局”，“集体大局”——这种完全官僚化的工会组织当然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三资企业，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起名副其实的“自治”组织，如“自治工会”、“自治联合会”等等。依靠这些自治组织，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游行示威乃至于罢工等集体维权、集体谈判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维护局部利益不受非法侵害的关键。
第三是走“联合维权”的道路。
由于执政党正在进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不仅广大工人的利益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而且广大农民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利益也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尤其是由于在农村征地、在城市拆迁而导致大量的利益受害者出现，并引发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此情况下，工农阶级就应该走“联合维权”的道路，不仅工人阶级内部、各行业之间要造成相互呼应、联合维权的局面，而且各产业之间也要造成相互呼应、联合维权的局面。只有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能对抗“官僚权贵的大联合”，才能将劳动大众的维权事业推向更好的局面。
第四，是走“立体维权”的道路，从经济维权向政治维权的方向前进。
由于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民主政治的长期缺位，导致中国官僚权贵阶级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全体劳动者和全体民众的财富，也因此导致大量的维权事件的发生。但综观全局，发轫于本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维权运动还大部分停留在“经济利益”的博弈阶段，还停留在具体的受损利益的维护抗争上，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中国工人阶级要彻底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中国工农大众要想彻底摆脱被摆布、被主宰、被支配的地位，就必须从“经济基础”方面的维权提升到“上层建筑”方面的维权，就必须从政治方面的“矮子”成长起来、站立起来——只有从政治上站立起来了，官僚贵族阶级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才不得不变成讨好民众的“真善”嘴脸；只有民主政治实现了，中国劳动大众才会有幸福的前景和美好的明天！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为中国劳动大众的民主维权事业竭力呐喊与鼓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中国好多地方的维权抗争事业正在走集体抗争、联合抗争的道路。
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以来，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维权抗争事件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横向联合——不仅事件发生地的利益相关者群起抗争，而且广大网民、学者、法律工作者都不同程度的介入。在部分地方发生的维权事件甚至取得了局部胜利，如广州、深圳、重庆等地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就导致一些地方当局的有限让步。
而最新一起比较成功的维权事件则是十天前发生在上海的集卡司机罢工事件。由于集卡司机们坚持抗争，也由于上海地方当局的相对理性和明智，使得这起罢工事件几乎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尤为鼓舞人心的是，在这一罢工事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位“墨镜哥”发表演讲声援上海集卡司机罢工的事情，这位“墨镜哥”公开宣布成立“中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号召大家起来反专制、反腐败、反官僚主义。认为“我们的麻木只能使他们（指执政者）更嚣张，我们的软弱只能使他们更疯狂”，“只要人们都站起来了，他们就会倒下去”……
在这里，我们既向勇敢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维权劳工表示我们的敬意，也向那些善意回应维权劳工正当诉求的地方政府部门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认为这种互利共赢的局面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有效途径！
当然，我们更应该向那位呼唤人们起来抗争的“墨镜哥”表示我们的高度敬意！我们希望中国产业工人能够实现横向的联合，希望广大劳工劳农能够实现横向的联合——通过“联合维权”、“立体维权”、“政治维权”来推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凯歌行进，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幸福和平的永久根基。
最后，我们也善意的提醒执政党，你们曾经自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2001年开始，你们又大言不惭地以“三个代表”自居，但地球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很伪善的，就连你们自己也非常明白这只是在忽悠劳动大众，忽悠广大人民。你们的目的，说穿了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掠夺于人民大众的既得利益并梦想一世而万世的传承给你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背叛——既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严重背叛，也是对劳动大众和广大人民的严重背叛！根据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经验：一切的背叛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为了减少你们因为自己的严重背叛而可能付出的严重代价，我们认为执政党必须洗心革面，励志图新，迅速果断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还利于民，还权于民，则中国的未来必是互利共赢、皆大欢喜的局面——不仅执政党有机会赢得人民的谅解，还有机会继续执政！
但执政党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将背叛工人阶级、背叛人民的“特色”事业进行到底，那也没关系，毕竟1886年的芝加哥工人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作出了榜样，毕竟各行各业的中国劳动大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行走在“集体维权”、“联合维权”和“政治维权”的道路上。尽管2011年的春天不是“1979年的春天”，也不是“1992年的春天”，尽管有很多民主维权人士在这个春天里遭遇种种的黑暗和高压，但谁又能阻挡民主与变革的洪流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自由的呐喊必将响彻中华大地！
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民主的旗帜必将席卷世界的东方！
《零八宪章》论坛
2011.5.1.
“徐武事件”的国家责任
（本文首发于《零八宪章》月刊2011.5月16日出刊，总第21期）
《零八宪章》论坛
“徐武事件”自四月底被曝光以来，立即受到包括CCTV和《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和追问，追问焦点有二——
其一，徐武是否“被精神病”了；
其二，武汉警方跨省追捕所谓“精神病人”徐武，是否涉嫌滥弄公权、破坏法治的问题。
从就事论事的层面讲，媒体的前述追问应该说还是抓住了“徐武事件”的要害所在。从徐武本人若干年来的言行表现分析，他“被精神病”是毫无疑问的。而武汉警方前往广州捉拿所谓“精神病人”的壮举不仅涉嫌滥弄公权，而且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行为。也因此武汉钢厂与武汉警方便成为广大媒体和众多网友的惩罚对象——口水、板子与砖头不断地落在他们的脸上和屁股上……
就武汉地方当局而言，由于确实把事情弄错了，被打板子也就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但是如果把“武钢”和“武警”（武汉警方的简称）当做“徐武事件”的“元凶”加以惩罚显然有失公允。我们认为在“徐武事件”问题上，不仅要追究武汉地方当局的责任，更要从“政治层面”追究“党和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徐武事件”并不复杂——因为受到所在单位的“不公正待遇”，徐武决定“讨说法”、“讨公道”，并一路上访到北京，结果便被武汉方面鉴定为“精神病人”而被送进“疯人院”长期关押，逃跑，被武汉警方跨省追回。
实际上，“徐武事件”并非个案。在我们的国家，类似徐武这样因上访而被关进“疯人院”的实例很多。如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就因为替同村残疾人伸张正义而不断进京上访，结果被漯河市有关部门“以组织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关押6年半，期间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河南农民张桂芝（女）因为进京上访而被当地政府送进驻马店精神病院关押14个月……据徐林东、张桂芝讲，在关押他们的精神病院里因为上访而被关押的人很多。
又如河南开封市民江帆因为频繁上访而被河南省委和开封市委“高度重视”，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处理江帆的问题”，结果湖南省精神病院在“有关领导指示下”，将江帆鉴定为“精神病人”而被送往疯人院“治疗”。
其他如湖北郧西金汉艳、金汉琴姐妹、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陕西铜川农民韩翠云、四川邻水县公安民警熊亮等人都曾因为“上访”问题而被当地政府部门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关押“医治”，前不久，著名维权律师金光鸿在“被失踪”期间也曾遭遇——送往精神病院“打针吃药”、“捆绑殴打”一类的“医治”……
所有这些上访者或维权人士的遭遇都具有“同质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惨故事大致都可以概括为“徐武事件”，而所有这些“讨说法”、“讨公平”的国家公民都是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公民，在他们的心里无非还有“青天”情节——他们不相信“南京”黑暗了，“北京”也会黑暗。他们认为在地方政府那里讨不回公道，在“北京”、在“中央”一定会有“讲理的”地方。但是前述访民到“北京”寻求“中央光明”的结果就是自己遭遇到更为严重的“被精神病”的黑暗迫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发生这样多的正常人先后“被精神病”的悲剧？
“党和政府”究竟在这类“徐武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才是不得不继续追问、不得不寻根究底的问题！
我们认为“徐武事件”之所以屡有发生是和执政党主导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密切相关的。
从国家制度层面讲，执政党建立的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呢？官方教科书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由“谁”来掌握“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标准呢？当然是执政的共产党了。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几乎完全由执政党中的“执政派”（或曰“当权派”）说了算。而所谓“执政派”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了。所以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穿了，就是“共产党专政”，而“专政”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专制”和“独裁”的意思(早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被直接翻译成“无产阶级独裁”)——所以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就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且是共产党内的执政派的“专制”，也即各级官僚的专制。在官僚专制制度下，各级长官的意志具有强大的不可抗拒性，顺官者昌，逆官者亡，而所有的上访者，所有告领导状的人也就必然会成为“领导”心中的“敌人”。有了“敌人”的身份，“被劳教”、“被入狱”乃至于“比精神病”也就成为“徐武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了……
从政治体制角度讲，当代中国执行的是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形式上看，各级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但中国的选举制度几乎完全处在执政党的操控之下，不仅各级行政长官不由竞选产生，而且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也完全玩弄于执政党的股掌之下——说穿了，各级行政长官和“人民代表”都是有上面变相任命和指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上蜕变为“官僚代表大会制”。而人民大众对于各级官僚又难以行使有效的监督权和制裁权，其结果，当“徐武们”因遭遇不公平而欲讨回“公道”时，便会被官僚们视为“找事”、“找茬”、“寻衅滋事”而受到“被劳教”、“被精神病”一类的待遇。
从“维稳体制”上讲，由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给国家的生产、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都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邓小平上台后极力强调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甚至喊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稳定”当然是好事，寻求“和谐稳定”也是人民大众的共同目标。但由于执政党在近20年的改革执行的是一套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各种社会优质资源都被以各级党政官僚为中心的权贵集团所蚕食鲸吞，社会公正被让位于官僚优先，人民及人民的利益被严重边缘化，并因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肆虐成灾的情况下，“进京上访”现象成为中国底层民众寻求利益保护、寻求公平待遇的最后希望。
但执政的共产党又从来是“好面子”的，为了自我加冕的“伟光正”形象能够继续“伟光正”下去，决策集团是决不允许在自己的统治中枢——北京出现大量的“上访”群体的，是决不允许这些访民将自己在地方遭遇的黑暗带到北京从而也把各种矛盾带到北京的。也因此，执政党的决策集团要求各省市严格控制上访“刁民”，要求各地尽量将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将越级上访的数量作为各地党政官僚“政绩”考核和官阶上升的硬性指标，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此情况下，各级官僚为了保乌纱、升乌纱，也就极尽一切手段将本地访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内。也因此，在北京才会出现众多的类似“聚源宾馆”一样的黑监狱，才会出现“徐武们”被各地警方捕回镇压（殴打、劳教、送疯人院等等）的事情发生。
“维稳体制”与中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是密切关联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共产党之所以要维护自己对于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根本原因还在于以各级共产党官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已经形成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各级官僚攫取了大量优质社会财富，而且他们的子女、亲属及其庞大的依附势力也会成为人民财富的瓜分势力，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是因为这些巨大的现实利益的考量，才使得执政党不惜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执政权。有了这个政权，便会从人民的腰包里获得源源不断的一切——这不仅是中国执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一切专制者、一切专制政党的本质特征！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徐武们”的命运！
因此，当我们追究“徐武事件”的责任时，我们不仅要看到武汉钢厂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仅要看到武汉地方当局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应该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上寻找“徐武事件”的病灶和病床，只有消除制度性的病灶和病床，“徐武们”的问题不仅会得到较好的解决，甚至这类问题根本不会发生。
当然寻求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维稳体制”层面的责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追问，对于这些病态制度和体制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承担起“徐武事件”的政治责任！坦率的说，如果这些病态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有效改变，不仅“徐武事件”还会一再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终将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回想起来就想“OUT”的记忆！
我们注意到执政党内部分“有识之士”已经发现现行制度与体制的巨大危害性和危险性。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最近数年连续不断地倡导普世价值、呼吁政体改革，呼吁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我们认为以温家宝先生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代表着执政党的健康方向，也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健康方向。只有放弃一党垄断政权的局面，只有建立多党竞争、公平竞选、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和宪政的民主制度，则不仅“徐武们”的悲剧不会再度重演了，而且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零八宪章》论坛
民主，只有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
——就“茅于轼讨毛事件”致“左派”同胞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月刊2011.5.16号出刊，总第25期）
《零八宪章》论坛
4月26日，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在财新网上发表了一篇《红太阳的陨落》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2011年5月的中国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左派”同胞们表现出了一种“祖坟被挖”般的愤怒，在“刘思齐们”以“北京市人民”的名义发出“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讨伐檄文后，其它省市的“毛迷”们更是气势汹汹、赤膊上阵，大有兵临城下、置人于死地之势……
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当代中国也已进入21世纪，毕竟互联网的触角也已抵达中国的乡村，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大背景下，一个指示、一篇社论就想一统江湖的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也正因此，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才发出了《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怎样对待“异质思维”呢？文章批判了那种“对骂、攻讦”、“抓辫子”、“扣帽子”的霸道做派，认为“‘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强调“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我们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正确的指出了在这个“多元并存”的时代该如何去对待“不同的声音”。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拥毛派”还是“批毛派”，都是一国同胞，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愿意从“言论自由”的宪法主张角度来尊重“毛左”同胞们的思想表达权利——伏尔泰先生确实说得好：“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仔细分析，我们认为“左派”同胞在有关茅于轼先生批毛文章（即《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反应上有以下几方面的合理性——
其一，捍卫了“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左胞们”的思维主旋律显然既不同于官方主旋律，更区别于普世价值派，带有极端专制的极权主义思想。但只要这种思想能够公开表达，也不受国家政权的打击，就是“言论自由”法则的胜利，毕竟杰斐逊先生早就说过：“一切谬论，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危险了”，更何况“刘思齐们”在《公诉书》中也公开声明“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自由”。
其二，尽管“左胞们”气势汹汹，大有放手一搏、置人于死地的架势，但毕竟遵循了“法治”原则。“刘思齐们”虽然冒用了“北京市人民”的概念，但他们在《公诉书》上写的是“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责成……”，他们不是带领一帮打手闯入茅宅揪斗茅于轼先生了——基本遵循了法治原则。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此，“刘思齐们”对“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国家机关提出自己的“要求”本身，从法治和宪政的角度讲是合理的，是无可非议的。
其三，“左胞们”走的是“民意”路线，这也是可取的。
尊重民意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而民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一个一个国家公民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态度而来的。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社会的当然特征（前提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从此意义上讲，“左胞们”用具体签名的方式来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在民主自由社会应该是一种常态。因此，我们认为“左胞们”的“公诉”有其合理性。尽管有论者认为“公诉”是一个法律概念，只有国家检察机关才有权力向国家审判机关提出“公诉”，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刘思齐们”是想借助卢梭“人民公意”的概念——欲把自己的诉求说成是人民大众的公共诉求——这当然不合适，因为部分民众的意见显然还谈不上是“人民公意”，“人民公意”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才能获得。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吹毛求疵，我们倒是希望“左胞们”继续加油，继续“给力”，推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在全国十四亿人民中间就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展一次全民讨论和全民公决，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厘定清晰的符合人民意志和心愿的方向！
话又说回来，我们捍卫“左胞们”说话的权利，尊重“刘思齐们”在言论自由、法治宪政与民意表达上的努力和表现，但绝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左胞们”的思想主张，也绝对不敢苟同“刘思齐们”再塑毛神、再造所谓“红色中国”的企图！
在如何区别真理与谬误的问题上，早在197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就主持开展了一场伟大的讨论，这场讨论否定了“凡是派”唯“毛首是瞻”的主张，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说，这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因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但由于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彻底，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留下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条主义政治尾巴和隐患，才导致中国开局良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执政党始终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做冷作热。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缺位，由于拒绝民主、拒绝分权制衡，结果导致当代中国的改革逐渐蜕变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社会财富和人民大众财富的高端盛宴。官场腐败日甚一日、两极分化年甚一年，官民矛盾日趋对立。因官富集团的强取豪夺导致民间的“仇官”“仇富”几趋于社会常态。整个国家与社会正经历着因畸形改革而带来的内部撕裂和阶层对抗中。而执政党近年推行的强权维稳体制更是无限加深了这种撕裂和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如何避免大泽乡式的动荡？如何带领整个国家和民族走出畸形改革的泥沼？如何为十四亿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儿女子孙打造一个健康、公平、阳光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便成了包括“左胞”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无法绕开的国家主题。
执政党高层既得利益集团采取了一种“得过且过”的“拖”字政策，面对畸形改革带来的严重恶果采取“强力维稳”的方式维持现状，希求以国家暴力维护自己掠夺于人民大众的既得利益，大有一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心态。这当然是严重的不负责任，“拖”下去的结果很可能会促成重重叠加的社会矛盾被“鸡毛小事”在瞬间引爆，于是天崩地裂、“吾与汝偕亡”——最近发生的江西抚州爆炸案便是底层民众对于“拖”态政府的一次绝望而又响亮的警告！
而“左胞们”则认为当代中国的畸形改革及民怨四起的恶果完全是由于执政党背叛了毛泽东、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因此极力主张重塑毛神、再造文革，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人民大众的“乌有乡”和“理想国”，并借助吹捧“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希求再造一个“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红色中国。也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不”的力量都会表现出一种竭斯底里般的无限上纲，恨不得将“茅于轼”一类的“反动派”一脚踢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也正是“刘思齐们”要借助政权力量“公诉”茅于轼先生的用心所在。
但我们认为“左胞们”的这种思想和主张是非常危险的。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毛泽东该不该批判，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毛泽东的前半生来说，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很大；但就毛泽东的后半生来说，只能用“所犯罪恶，罄竹难书”这八个字来结论了。不说镇压“反革命”、批胡风，不说反右派、大树所谓“三面红旗”引发的大量冤狱和死亡，单就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大革命”而言，其罪恶程度就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这里，我们仅举两个人的证言来加以说明：
前中共开国元帅、曾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沉痛的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在1980年竞选北京师范学院的人民代表时公开说过下面一段话——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
上面这两个人，一个是元帅并曾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一个是太子党中的受害者，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揭露和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带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罪恶和苦难。应该说，他们披露的事实和真相比茅于轼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揭批的更让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刘思齐们是否也要将叶剑英、刘源等人一并列在“公诉”名单中呢？
在这里，我们特别想提醒“左胞们”的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黑九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才会遭遇这类悲剧和苦难，其实好多出身“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的人和家庭同样遭遇这种悲惨的命运，关锋、戚本禹、陈伯达、林彪等等被毛泽东打倒的人，哪一个不是所谓的“左派”革命人士，可是他们的结局又比“黑五类”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天真的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左派”人士就能过上“好日子”，不是假装无知就是真正的对历史缺乏了解——在极权专制的“红”时代，除了金字塔顶上的“一小撮”能够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外，没有人能过上幸福尊严的生活。
尤其毛泽东是一个高度蔑视生命的人。他从来不在乎死人，从来不在乎死亡对于死亡者亲友与家庭的影响，人民的生命在他看来只不过如恒河沙数、俯拾皆是，有什么可珍惜的。为了他所谓的“志气”“威风”，为了他所谓的“国家利益”，他竟然动员了上百万中国青年死伤在朝鲜战场，甚至公然叫嚣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说什么“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中国准备为此死三亿人”——仅此观察，在对生命的蔑视方面，这个战争狂人比希特勒、东条英机、本拉登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国家公民被他整死或整得生不如死时，“左胞们”还幻想着为毛泽东招魂扬幡、还幻想着回归罪恶如山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吗——这不是很荒谬吗？普天之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其它如毛泽东为永保“皇权”而不断大搞所谓“阶级斗争”，不断挖设陷阱、制造阴谋和阳谋，不断制造血淋淋的“接班人”被颠覆事件，不断大搞个人迷信和崇拜活动等等，将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及至他死亡时，整个国家沦丧到“快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请问“左胞们”，难道这些悲剧还惊醒不了你们吗？难道这些教训还不值得去充分总结吗？！
也正因此，我们认为茅于轼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理性、非常实事求是的，我们因此向茅于轼先生和辛子陵先生表示高度的敬意和敬礼！向一切认真反思文革、认真总结“毛时代”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持守良知的中国良心人士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敬礼！
略显不足的是，茅于轼先生在文章中只是揭露了毛泽东的本质和罪恶，只是将毛泽东请下了神坛，而没有向广大民众明确指出原因何在、路在何方？所幸正如“左胞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茅于轼先生在2008年12月“带头签署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云者何？曰：自由、人权、平等，曰：民主、共和、宪政。原来茅于轼先生早就看到了这些“普世价值”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早就看到了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对于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也因此他与刘晓波等人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零八宪章》，共同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前进路径指明了真理的方向，这才是特别令人感到安慰和庆幸的事情！我们也因此向以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良心”再次表示高度的敬意！
最后，我们还想对“左派同胞”说的是，为“工农大众”说话的动机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正确的话；为“劳动人民”做事的动机也是对的，但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想做医生治病救人的愿望是好的，但一定要开对药方。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一例外的表明：民主，只有民主才是解决中国社会各种病变的最好药方，只有民主才会解决官僚权贵集团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剥削和压迫，只有民主才会让执政党和中国人民走出“强权维稳”的死胡同！
“左胞们”一定还记得早在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于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因此，寻求民主（而不是相反）才是今日中国一切具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良心人士所应该选择的唯一道路。诚如1980年的刘源在竞选人大代表时所说的那样——
“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左胞们”，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为了后代儿女的美好明天，请相与互勉，共同为建设自由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吧！
《零八宪章》论坛
2011.6.1.
卷首语
（《零八宪章》月刊2011.5.16号出刊，总第24期）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托马斯·潘恩
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看政府之“恶”
——兼论走出“恶”局之路
《零八宪章》论坛
6月10日上午9：40左右，在天津市政府大门口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爆炸造成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作案者被当场抓捕。据“北方网”消息说，该男子自制了20枚“手雷”，当场投掷了4枚，剩下16枚尚未使用。至于作案动机，天津当局尚未公开答疑，北方网只是简单报道，袭击者系“刘”姓下岗职工，靠领取低保维持生活，“因家庭失败和赌博问题产生报复社会念头”云云。
但据海外网站“看中国”报道：6月9日该网站就收到了一封署名“刘长海”的长帖。该帖子详细叙说了刘长海本人要去“炸政府”的原因和准备过程——“刘长海”在这篇长贴中说，自己一出生，就赶上了共产党的统治，“一生之中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认为执政党背后做尽了坏事——“用武装到牙齿的军警，无休止的屠杀、镇压、抢劫着手无寸铁的本国公民”，依靠谎言和暴力这“两个基本点”来维护自己的“一个中心”——权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因此，他认为“官僚集团”都该杀。他说自己“韬光养晦”了60年，现在过了“隐忍期”了，于是决定在2011年6月10日上午10点，“带着我自制的枪和手雷去执行‘让领导先走’的使命，去邪恶的天津市政府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结果，6月10日上午9：40，在天津市便上演了4枚手雷投向市政府的一幕。
这篇长贴的作者“刘长海”是否就是天津市政府爆炸案的制造者，现在尚无法证实；帖子是否为他本人所写，也无法证实。我们可以暂时不管有关这篇“刘长海”帖子的事情，但根据官方披露的有关“天津爆炸”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其一，作案者为“刘”姓公民，且系天津市居民；
其二，作案者系下岗职工，靠领取低保生活；
其三，作案者精神正常（至少截至目前是正常的）。
如果将中国社会分为三、六、九等的话，很显然，既下岗、又没有稳定收入的“刘” 姓男子属于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底层居民了，在林嘉祥之流的官僚眼里，“刘”姓公民大概连“屁民”的资格都没有。但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由于畸形改革而制造出的类似“刘姓”男子这样的底层民众又何止千千万。
三十年改革，一方面是官僚权贵集团凭借权力杠杆、凭借强权力量占尽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优质资源，率先迈向了“暴富”的行列，过着花天酒地、包二奶、养小三的腐败生活；另一方面，广大民众由于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得不为衣食、住房、上学、工作、治病而苦苦挣扎。贫富分化的严重加剧，基本人权的屡屡受犯，公平正义的长期缺失，公检法司的飞扬跋扈……所有这一切都让社会底层民众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在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便会铤而走险，便会怀揣“凶险”之物，走向自杀式反抗。天津“刘”姓公民正是在这样恶劣的底层生存背景下，将手榴弹投向了市政府……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天津刘姓公民是将炸弹投向了天津市政府而不是投向人群集中的学校、闹市或公共汽车。他们的仇恨指向非常明确，不是和他一样的普通民众，而是政府，是党政官僚集中“威风”的政府衙门；他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官员，而是只要是政府及其官员就行，这种怀抱炸弹与政府及其官员同归于尽的极端心理指向，对于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官府而言无疑是一次响亮的警钟——为什么会这样？又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同归于尽、“与汝偕亡”的极端行为在中国社会早已不止发生一次、两次了。远的不说，在天津爆炸的半个月前，即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市的临川行政中心、药监局大楼及市检察院等三个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爆炸，作案者钱明奇当场死亡，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多人死伤。更早一点，则有北京青年杨佳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杀死杀伤11位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在所有这些恶性事件中，作案者本人几乎全部都遭遇到了公权力的粗暴侵犯——杨佳本人在派出所挨打受辱，通过正常上访一年多时间都没有讨到一个“公平”的说法，于是便选择了“同归于尽”；钱明奇遭遇公权力的侵犯更为严重，当地政府将他新建合法楼房暴力拆除后又不给公平合理的补偿，使钱明奇遭遇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钱明奇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前后历时十年——奇怪的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就是不给钱明奇提供“服务”，在身心俱疲、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钱明奇也选择了与当地政府“同归于尽”的极端解决方式……如今，天津“刘”姓公民不知遭遇什么具体悲情，竟然也如法炮制，怀揣自制手枪和炸弹准备与天津市政府“同归于尽”！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来自底层最社会的极端反抗方式，执政者不是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反而准备加强所谓的“打击力度”。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发话说，“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依法重判的坚决重判，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稍早一些的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是开会研究所谓“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减少所谓“不和谐”因素问题。结论是什么呢？老调重弹——什么“高举”呀，邓小平理论啊，三个代表呀，科学发展观呀，党委领导呀，政府负责呀，说的让人直打瞌睡。老实说，无论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的“严打”、“决不手软”，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生常谈”全不着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谓“决不手软”，邓小平就强调过多次并大规模使用过，结果怎么样呢？此起彼伏的炸弹声便是响亮的回答。我们提醒执政当局，不要用所谓的“决不手软”来恐吓已经无路可走、无处可去的底层民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坚定、更加坚决的执行“让领导先走”的决心。因为没有了退路，他们同样也会“决不手软”的对付政府和官僚。因此，“严打”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至于中共中央的“伟光正”套路，更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今日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矛盾，来自民间最底层的极端抗议，不是政府不强调“伟光正”造成，反而是一贯大喊大叫“伟光正”——一贯虚伪的大喊大叫“伟光正”的结果。
我们反对通过自焚、通过滥杀无辜或者通过与政府“同归于尽”的极端对决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极端悲剧的行为已经成为执政当局挥之不去的恶梦。在“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的社会心理暗示下，以政府作为“靶子”进行“报复”的情况大有四处蔓延、遍地开花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再老生常谈什么“严打”的问题，更不是讨论什么“加强社会管理”的问题。社会是能够很好的自我管理的，根本不需要什么党呀政府呀来“加强管理”的。美国开国三杰之一杰弗逊早就说过：“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而托马斯.潘恩则在《常识》中明确指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便即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正因此，我们认为解决“爆炸纷呈”的关键既不在于“决不手软”的进行“严打”，更不在于“加强社会管理”，而在于想办法约束政府自身的“恶”，加强对政府自身的管理，加强对党政官僚自身的管理——如果不是政府的过分作“恶”，如果不是党政官僚们的过分作“恶”，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不会被炸，“和谐社会”也早已建成。
那么，该怎样约束政府之“恶”，该怎样加强对政府的管理，怎样加强对党政官僚们的管理呢？我们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宪政”——我们愿意不厌其烦的向执政党强调，民主宪政，只有民主宪政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
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执政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中国的“民主宪政”工程：
其一，迅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零八宪章》早就指出，由于“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因此，迅速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走普世价值的路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
什么是普世价值呢？
温家宝先生早就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也是我们在《零八宪章》中早已宣示的“基本理念”。
其二，走民主竞选的路子
政府之“恶”，政府官员之“恶”，是相对于人民大众而言的，党政官员们之所以敢在人民大众面前作恶完全是因为各级官僚都是由“上面”直接或间接的任命造成的。而最高层的产生又是由“一小撮”在幕后交易中完成的，主权完全不在人民掌控之下，所以，政府必须归还属于人民的主权，必须通过公平竞选的方式在各级行政长官的脖子上套上人民主权的链条，使政府官员的命运在广大人民的选票掌控之下，政府和政府官员才会眼睛向下，才会弃恶从善。
其三，走分权制衡的路子
政府之“恶”，政府官员之“恶”还在于官员们的权力太大。尤其是中国特色的“议行合一”体制使得各级党政机关强力控制了各级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的无边无际和不受制约是中国百姓受压迫受掠夺的根本原因，也是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彻底理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彻底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必须走“分权制衡”的路子，如同《零八宪章》所强调的那样，“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其四，对于执政党来说，走台湾国民党的路子是最好的归宿。
老蒋也曾经独裁，国民党也曾经专制，但蒋经国李登辉等国民党领袖洞察到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趁着席卷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迅速果断的放弃一党专制，迅速果断的开放党禁、报禁，迅速果断的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国民党也由于掌握了民主改革的主动权而实现了凤凰涅盘、欲火重生，成为当今台湾社会能够与民进党竞争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
如今中国社会危机重重、乱象环生，畸形改革已让位于强权维稳的死胡同。如果执政党高层政治家能够高瞻远瞩，抓住源于北非中东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果断在大陆地区开放党禁和报禁，稳健有序的推动大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一切的社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而且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也会变成人民庆祝的鞭炮声，在此情况下，不仅执政党会摆脱被颠覆、被清算的命运，而且会如国民党一样，继续在中国社会享有充分的执政机会。
总之，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折射出由于畸形改革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已几近于水火难容的地方，中华大地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而进行民主化改革不仅是化解官民矛盾、化解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是执政党重塑合法性，实现“脱胎换骨”、生命再造的不二出路。
——《零八宪章》论坛
2011.6.16.
卷首语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24期）
开放党禁，建设民主中国！
——驳中共中央统战部“没有必要组建新政党”的谬论
《零八宪章》论坛
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张献生在回答记者有关组建新党的问题时，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这真是一派胡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什么是“结社自由”？就是成立组织——包括组建政党的自由。这也就是说，自由组建政党是最高大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可笑的是统战部高官竟然如此赤裸裸地说出违背宪法的言论，这对主持制定中国宪法、目前正在庆祝九十“大寿”的执政党来说何止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再说统战部发言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实际情况真的这样吗？请问广大求告无门的访民群体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杨佳们、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乃至于高智晟、刘晓波、刘贤斌、艾未未等人又是哪个党派“涵盖”的呢？难道广大人民不仅常被“代表”还不够，还要套上被“党”“涵盖”的外衣吗？真是睁着眼睛瞎嚷嚷！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尚未取得执政权、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阶段，总是大喊特喊“民主”、“自由”的。在1944年的3月12日，中共高官周恩来就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讲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有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明确提出“开放党禁”和“自由结社”的问题；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也明确谈到同样的问题，他对记者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喉舌”更是大量刊登与民主自由、结社组党有关的言论。
与此同时，四十年代包括民盟在内的各大民主党派也确实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1946年1月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在关于各党派代表席位的分配上，国民党代表仅占8人，其他则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民主党派的力量可见一斑。但遗憾的是，共产党在取得大陆执政权后便背信弃义，抛弃了自己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奋斗和追求。通过威逼利诱、阴谋阳谋等手段不仅取得了绝对垄断国家政权的地位，而且将另外八个在民国时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训练为唯唯诺诺、服服帖帖的“花瓶党”，还美其名曰“参政党”。至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结社不是被当做“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就是当做“颠覆”势力和“敌对势力”加以镇压，这不仅是人民的耻辱，也是“八大民主党派”的耻辱！不仅是“八大民主党派”的悲剧，也是国家和人民的悲剧！
实际上，共产党执政后所犯的所有错误，共产党执政后国家和人民所遭遇的所有苦难和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均是由于禁止人民组建政党造成的，均是由于共产党垄断政权造成的，我们可以拿铁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拿毛泽东时代来说，无论反右派、反右倾，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反右派打倒了55万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浩劫。中共元帅叶剑英曾经痛心的指出，“在十年文革中，有上亿人挨整”，好多家庭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前不久给上海交大师生“上党课”时还情不自禁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母亲被打倒入狱得精神分裂症；其身为中学生的妹妹在学校挨批斗自杀；俞正声悲伤的说：“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完全是独裁和专制的结果。假如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有组织平权政党的自由，俞正声的母亲不会挨斗入狱（江青也不会），他的小妹也不会在挨斗中自杀（邓朴方也不会残疾），他的家里也不会因政治原因死去那么多人——为什么？原因在于有自由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在其他政党的强大监督下，文化大革命充其量搞四年，也许连四个月也搞不下去，甚至这种政策就根本出不了台。
又拿执政党所自鸣得意的“改革开放”年代来说，如果人民能够自由组党、自由结社，类似于“六四大屠杀”这样惨烈的国家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无论是“官倒”问题、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多党政治来解决。在多党政治条件下，社会矛盾难以长期积累，官民矛盾也不会上升到需要使用机枪、坦克来进行屠杀的地步，人民当然不用赔上鲜血乃至于生命的代价。而国家公民也不会因为组织政党而一批又一批的被推进监狱！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法轮功人士的基本公民权利也会通过自己的政党来维护表达，政党间的平权监督、相互制约和竞争关系也不会允许执政党将修炼法轮功的国家公民成批次地送进监狱——那只会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和不安宁！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腥“圈地运动”便不会发生，唐福珍们不会绝望的自焚，钱云会们不会蹊跷死亡，钱明奇们也不会怀抱炸弹与“政府大楼”同归于尽，“乌有之乡”的“乡民们”也不会因为向国家机关递交“公诉书”而被“公仆”们的勾拳和直拳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人民可以通过组党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任何执行强拆、强征的政党及其政府，任何藐视人权、无视法治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都注定是要被人民的选票赶下台的。
——同理，如果人民有结社组党的自由，腐败不会泛滥成灾，两极分化不会判若天地，官僚们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作恶，仇官、仇富现象也不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也不会遍地开花，进京访民也不会络绎于途，黑监狱也不会拥有市场，天量维稳经费也会用来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甚至可以用来建造航空母舰看护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原因很简单，政党都在相互监督，都在拼命寻找执政党的缺点和错误，都在努力为民众说话、为民众办事以求选民更多的选票。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人民有组党结社、行使多党政治的自由，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会失去大量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中苏、中俄边界划分上、在南海问题上等等），原因同样很简单，在多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敢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问题上开半点的玩笑。
但遗憾的是，由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现实存在，由于“八大民主党派”的“三陪”地位，由于人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落实，才使得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太多的灾难和悲剧，而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新增了更多的问题和悲剧……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果“党禁”制度一直保持下去，如果结社自由、组党权利、民主政治一直得不到实现，不仅腐败、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社会矛盾会以加速度的势头恶化下去。官僚的压迫，权贵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无底线掠夺会将整个社会推向仇恨和对抗的境地，而无视人权、蔑视人权的党国维稳体制也只会加速制造火药桶内的火药。在缺乏和平表达、和平抗议、正义诉求得不到有效伸张的情况下，钱明奇们既然会怀揣炸弹奔向“州府”，他们也会怀揣炸弹奔向“省府”乃至于奔向“国府”——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漫长中国历史上，个体平民将反抗目标对准最高执政者的事例数不胜数，远有张良雇人以大铁锤刺杀秦始皇的事情，近有国民党人刺杀满清摄政王的事情……当人民的不满演变为针对一个个具体高官显宦并“让子弹飞”过去时，不仅党将不党，而且国将不国！！
这种悲剧是应该避免的！
而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唯一途径便是“开放党禁”，推行结社自由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使得唐福珍们、钱云会们、钱明奇们甚至包括杨佳这样权利受到伤害的国家公民都可以找到（或组织起）代表自己利益、捍卫自己利益的政党，则执政党和政府当局在目前所遇到的全部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特别重要的是，多党政治不仅能够止“恶”，而且能够扬善促好。纵观人类历史进程，自近代以来，凡确立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的国家，无论是西欧北美，还是新澳韩日，其经济繁荣程度、人民幸福水平、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程度大都行走在世界的前列。民主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在规定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使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地发展和完善。”他同时还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强调：“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德，宜重党纲，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它党争胜……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有进步”。正因为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证明了“结社自由”的重要性，所以由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才明确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结社的自由”。
几天前，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曾经指出，“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其实，总理先生此前在多个场合做过类似表达，关键是该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呢？
在这个问题上，《零八宪章》已经做过详尽回答，其中十分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开放党禁，实现“结社自由”—— 《零八宪章》在其“基本主张”的第9条公开宣布：“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当中国社会不仅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不仅“八大民主党派”不再扮演“婢女”和“花瓶”的角色，而且“中国民主党”也可以合法存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民主进步党”也可以合法存在，甚至“中国法轮党”、中国“乌有之乡党”、中国“访民党”、中国“农民党”等等等等都可以合法诞生、合法存在的时候，不仅总理先生的忧患可以完全解除，而且执政党的“心脏病”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治。
尽管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犯过太多太严重的错误，有过太多太深刻的教训，但刮骨疗毒，其时未晚。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本着同胞之爱和公民之责提醒执政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先天性的制度设计错误，使得尝试共产主义实践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走向了失败，好在是多数共产主义国家能够迷途知返，顺利回归到以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为导向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目前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除了北朝鲜还在顽固不化、厉行极权主义统治外，古巴、越南等国家都有转向民主法治的趋势。尤其是越南，政治改革的步伐很大，效果很好，很受人民的欢迎。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如果再执迷不悟，一味地大唱“红歌”，大扬“红色主旋律”，宣扬什么“朝鲜政治正确”，势必要将整个国家拖向世界政治文明的后列。更何况强权维稳体制导致国内政治千疮百孔，官民矛盾势同水火，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当幡然猛醒，不是如中央统战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而是以对国家、对人民、也是对执政党自身负责任的态度迅速启动政体改革，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向着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方向勇敢前进，则不仅共产党能够浴火重生、重塑执政合法性，而且广大访民、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广大基督徒、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广大民主人士和良心人士以及“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会以发自内心的歌唱和赞美来共建中国希望的未来、共建中国美好的未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勉乎哉！勉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1-7-1．
将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投入到民生和国防 ！
——《零八宪章》论坛“八一”声明
今天是8月1日，今天是中国国家军队的建军纪念日。
军队，作为人民供养的国家武装力量，应该是人民的军队和国家的军队，应该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遭到破坏时，应该勇敢而有效的承担起保卫人民和祖国不受侵犯的任务。但是，检讨我们的国家军队，在执政党决策集团的操纵下，最近30年来，除了对内使劲镇压人民抗议活动外，对外不要说抗衡超级大国了，就连三流甚至不入流国家对我们的主权侵犯和领土侵犯也阻止不了，好像中国就不存在国防部、不存在军队一样，这真是让人民难以接受的事情！
报载——
7月25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就南海问题发表强硬表态，宣称菲律宾准备好使用武力保护该国在南海的“领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准备保护我们的东西。”而在此前的6月中旬，菲律宾已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设置的标识”——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汤森中校说，“菲律宾将这些标志挪走，因为这些地方是菲律宾领土。”报道称，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牛车轮礁、安塘滩、礼乐滩。
无独有偶，进入5月份以来，越南在中国南海的侵略活动也在不断升级。5月29日，越南外交部宣称越南海军将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的“南海主权”，6月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更是公开表示越南对“黄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扬言“我们会继续坚定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6月14日，阮晋勇签署征兵令，这是越南自1979年以来首次颁布征兵令。同一天，越南海军在其侵占的南沙群岛毕生礁上进行实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越南民间也已组织了多起反华示威。
其实，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就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进行了系列侵占和掠夺活动。在南沙群岛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暗沙中，越南占据29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这些国家还在所占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尤其是越南，仅南海白虎油田的采油就超过该国采油量的一半。到2004年，该国日产原油超过40万桶，2009年，越南原油的净出口为每日5.3万桶，石油产值占到越南GDP的30%。除过越南外，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也都纷纷在南海动手动脚，抢掠中国包括油气在内的各种宝贵资源。
鉴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中国南海诸岛上所采取的侵略掠夺行径，中国“《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宪章论坛”认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越南、菲律宾等国应立即停止其在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上的侵权和掠夺行为，并向中国人民致以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在此，“宪章论坛”也特别提醒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你们真的太无能、太软弱了。你们必须意识到，由于你们的软弱和无能，不仅使得沙俄帝国掠夺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你们“合法化”（参考1991年的中苏《五·一六协定》及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不仅钓鱼岛长期被日本侵占，而且中国的南海诸岛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捍卫。在某种意义上，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已经成了一些南海周边国家的海上乐园，这不仅是执政党的耻辱，也是执政党带给这个国家的耻辱，更是执政党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
也许你们会辩解说，国家财力有限，海军实力有限，难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因此，你们几十年来都在喊叫“搁置争议”、“韬光养晦”，这当然是欺人自欺的绥靖政策。全世界都知道，对于中国来说造几艘航母乃至于造十几艘航母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被浪费掉，而没有被用在“刀刃”上。
其一，对人民的恐惧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用来“维护稳定”。
2010年以来，“维稳经费”竟然高于国防经费，每年使用五六千亿甚至更多的“人民”的“币”来对付人民，这实在是荒谬之极、贻笑天下的现象。环顾当今世界，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在拼命“维稳”，有哪一个大国害怕本国人民害怕成这样？！如果用这五六千亿人民币去建造航母的话，至少会打造出10个航母编队。
其二，普遍的、大量的腐败导致巨额国家财富流入私人腰包。
不说别的，仅“三公消费”每年至少消耗八、九千亿人民币。日前，一份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贴出的课题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可能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仅铁道部原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就在瑞士和美国存款28亿美元， 约180亿人民币。若一艘航母编队按100亿美元计算，有专家计算，我国每年经官僚们腐败的费用至少可以建造十多个航母编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舰载机等等）。
如果将因腐败和“维稳”产生的费用去建设中国海军的话，美国人都会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非中国莫属，且只需要节约一年时间的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就能建成（美国现在共拥有13艘大型航母）！
因此，在我们抗议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进行侵犯的同时，“宪章论坛”也强烈要求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加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自由、法治、宪政来化解与人民的矛盾，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和“维稳”问题，从而收获天量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用于支援民生建设和国防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执政党决策集团在对外问题上，遵循国际法通则，但对于一切侵犯我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是来自东方、西方、北方或南方都将予以坚决的回击！
以实际行动洗刷中国国家军队的耻辱！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国家的尊严！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军队的尊严！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8月1日
卷首语
将“公民围观”进行到底！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月刊2011.8.16.号出刊，总第29期）
8月12日上午，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所谓“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进行了审理。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这次审判不仅在新浪、网易等微博上引起千千万万网民的“围观”，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充分关注，一些驻华使馆人员乃至欧盟人权机构也派人要求旁听法庭审理。在法庭外围，尽管警察拉起了黄色警戒线，尽管警车一排排、警察一串串，但仍有数百访民与民主维权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向王荔蕻大姐表示敬意、支持和声援，向无视正义、践踏人权和良知的北京地方当局表示抗议和谴责。从而使得这场审判好像不是在法庭内由道貌岸然的法官们主持的，而是由法庭外面前来“围观”的广大访民和民主维权人士主持的；被告好像也不是王荔蕻大姐，而是假装神圣庄严的温榆河法庭及其背后的“利维坦”！
王荔蕻的案子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围观和声援，原因正在于多年以来，王大姐都在以自己的公民良知和公民行动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无论在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还是福建“三网友”事件中都有她忙碌维权的身影。对于一切弱势群体和弱势公民，只要她碰到了，她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帮助和关怀，她甚至和网友们共同组建起“王荔蕻爱心志愿者工作室”，以图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王大姐不仅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更是一位充满公民责任感的人。她知道执政党和执政府已经患上了各种各样的毒瘤和恶疾；她看到了广大底层民众所受到的病苦和伤害；她看到了官僚权贵集团的专横跋扈和嚣张气焰；她也清晰的看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陷阱和危机。也因此，王大姐不仅在重大人权事件中身体力行，和众网友共同发起一次又一次“围观”行动，推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人权进步和法治进步，而且数度参与学者研讨会，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声音来推动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体制内改良派寻求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此同时，王大姐还公开签署《零八宪章》，支持以《零八宪章》为指导思想的公民运动，认为惟有政治体制改革，惟有制度变革，惟有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实现了，公平正义才能实现，人权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老百姓才会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但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充满公民良知感和责任感的王大姐却被政权力量当做“国家的敌人”加以逮捕并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这不能不使广大民众再一次见证政权的黑暗和国家的黑暗。但这种黑暗和国家主义恐怖并没有使伟大的人民止步不前。执政党没有良心，人民是有良心的；执政党对国家不负责任，把国家拉向危机的悬崖，人民则会勇敢的站起来肩负起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拯救责任。正因此，尽管在2010年的冬天与2011年的春天，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一系列的国家恐怖和人权灾难，将诸多法律人、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加以抓捕，并进行严重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包括殴打、扒光衣服进行羞辱乃至于性骚扰），妄图通过恐怖高压封住人民的嘴、绑住人民的腿，但8月12日的审判宣告了执政当局这一图谋的破产——在这一天，不仅全国各地视死如归的广大访民（包括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了“围观”现场进行声援和控诉，而且长期从事民主维权活动的知名人士如刘沙沙、妙觉、赵连海、赵常青、刘巍、殷德义等人也到了围观现场进行声援和抗议；不仅80后、9 0后的年轻人如高健、天天、王雪臻等人去了围观现场，而且年长如朱承志、张建中这样的维权人士也从广西、天津等地赶来北京——就连现年58岁的知名学者艾晓明女士也扛着摄相机从数千里之外的广州赶来北京进行“围观”和记录……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王荔蕻大姐进行庭审辩护的刘晓原律师和韩一村律师不但没有被今年春天的国家恐怖所压倒，而且义正辞严地为王大姐做了无罪辩护。韩一村律师不仅当庭指出公安机关的指控是错误的，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王大姐的审理不是一场“法律审判”，而是一场“政治迫害”，这种“迫害”不仅“不会让王荔蕻蒙羞”，而且“历史将宣判她无罪！”
这是多么“给力”的围观！
这是多么“给力”的声援！
这又是多么“给力”的辩护！
在这里，《零八宪章》论坛在向王荔蕻女士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也向所有参加“8.12”现场围观的访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参加“8.12”现场“围观”的民主维权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两位持守良知和正义的辩护律师（韩一村和刘晓原）表示诚挚而又崇高的敬意！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地方当局对王大姐的打压迫害行为是因严晓玲惨死案件引起的诸多连环案中的一环——严晓玲的悲惨死亡引起“三网友”的集体“围观”，他们因寻求严晓玲的死亡真相而被福建地方当局逮捕入狱；逮捕“三网友”案又激起了王大姐与众网友的义愤和“围观”，现在北京方面又将王大姐逮捕入狱；逮捕王大姐再次引起广大民众对北京“8.12”庭审的“围观”——这一“围观”会不会引起新的逮捕、新的迫害呢？我们没有答案，但如果执政当局愿意将这条逮捕链条无限制的延伸下去，我们也愿意将“公民围观”运动进行到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根由执政者打造的铁索最终会绕到执政者的脖子上！
我们认为无论执政当局如何的挥舞大棒，无论国家机器如何的制造恐怖高压，“公民围观”已经唱响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主旋律，“公民围观”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监督政权、控诉暴政、制裁邪恶的社会运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围观”。执政当局可以继续制造恐怖、制造高压，但这只能激发更大规模的“公民围观”运动，并且在这种“公民围观”运动中，造就出一批批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
最后，我们呼吁一切良知人士、一切怀有公民责任感的中国同胞、一切怀有人类天良的世界力量都来“围观”北京、“围观”中国执政者、“围观”充满人权迫害的中国！
我们相信，在此起彼伏的“公民围观”运动中，北京必将改变！
我们相信，在此起彼伏的“公民围观”运动中，中国必将改变！
我们相信，在伟大的“公民围观”运动中，中国人民关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光荣梦想一定会变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风景！
《零八宪章》论坛
2011-8-15
卷首语
（《零八宪章》月刊2011.9.1.号出刊，总第30期）
教育不公平的背后：政治的专权与垄断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9月1日。
对于学生而言，又到了该欢欢喜喜上学的时间了——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幼稚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报名、领新书、排座位……仿佛过节一样——对于一个学生、一个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可喜悦的事情吗？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天天向上”、“岁岁进步”，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努力，心中又会溢出多少甜蜜、脸上又会绽放多少笑容呢？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景象又将预示着多么美好的希望！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由于许许多多的制度壁垒，由于许许多多的人为原因，使得我们的教育发生了诸多甚为扭曲的事情。一部分孩子在体制的保护下能够顺风顺水、圆圆满满的完成学业，而另一部分孩子在求学的道路上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甚至好多孩子因为这种制度壁垒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
据报载，从今年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地处北京的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政府勒令关停，许多校舍被雄赳赳、气昂昂的政府拆迁人员践踏成一片废墟。临近开学之际，却导致数万名孩子面临辍学的危险。虽然北京市教委放话说“不让任何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承诺“一个也不能少”，但在实际分流学生去“公立学校”的过程中，却又要求学生家长需要“五证齐全”——只有在暂住证、务工证等五个证件一应俱全的情况下，才能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而这些证件对于大多数身为菜农、商贩、临时工、拾荒者的家长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容易，许多家长一脸无奈地表示：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做可怜的“留守儿童”……
其实不光类似“新希望小学”、“红星小学”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孩子们在北京得不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平等教育，而且越往上壁垒越森严。外地户籍学生不仅在北京得不到正常的教育资源，享受不到北京学生的教育待遇，而且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高中也没有办法上，许多外籍打工子弟被严格禁止参加中考。
这的确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城市化浪潮根本不可能阻止农村居民往城市的流动，更不可能将已经在各个城市生活工作多年的农村居民赶回乡村。大部分“农二代”也已在城市出生成长，他们不再想重复父辈们曾经的乡村生活，他们对城市的认知程度远远超过对偏远故乡的认知程度。正如北京已经被强拆的新希望小学五年级学生“京京”所呼喊的那样——“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想在北京读书，北京是我的家”！
但是人为的城乡二元制度与户籍壁垒制度却在残酷的粉碎着小“京京”们的梦想。既就是他们能够勉强在“北京”这些他们视为“家”的城市里接受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却免不了名目繁多、架梁叠屋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的折磨，到末了，由于无法在京参加中考和高考，“京京”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对未来的担忧不仅困扰着孩子们，而且也极大地困扰着来到城市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的学校教育不被中断，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一些家长便自发地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据“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博士透露，2011年6月23日上午，一些外地孩子家长再次前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请愿书”，许志永说已有数万家长联名向教育部发出呼吁，而且这是自2010年以来他们第12次前往教育部“请愿”，但他们十多次的请愿与呼唤都如同“竹篮打水”，教育部及有关公权部门一概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但问题解决不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北京的资源有限，无法解决外地孩子在北京就学和升学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资源紧缺而拒绝打工子弟在京上学和考学，可为什么台港澳籍的孩子以及海外侨胞的孩子能够在“北京”享受到与北京学生一样的权利和待遇？如果他们在北京上学考学不会挤占北京学生的教育资源，为什么打工子弟在“北京”要求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教育部官员便会像某种很势力的动物那样直叫叫什么“资源短缺”呢？
这种逻辑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所谓“资源短缺”并不是主要问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现在财大气粗——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现在已经“阔”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创纪录的83080亿元，不仅如此，中国的“希望工程”都搞到非洲去了（根据6月13日新华网的报道，“中非希望工程”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这足以见得中国政府是“不差钱”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农二代”以及广大农村的孩子却得不到来自国家提供的平权教育，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悲剧。难怪有网友发帖质问： “援助非洲几千亿，援助朝鲜几千亿，购买美国国债几千亿，外汇亏损几千亿，欧洲采购几千亿，公款吃喝几千亿，奥运几千亿，亚运几千亿，维稳几千亿，可就是没有1000亿把全国的学校都好好盖盖。最扯淡的是现在连希望工程都搞到非洲去了，可帝都的农民工希望小学却被拆了！”
更可笑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忙着在世界各地建造什么“孔子学院”，他们忙着在世界各国打扮推销“孔圣人”，却不知道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特别重视“有教无类”，所谓“有教无类”，是指对所有的人都进行教育而没有“类”的差别，即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如果孔夫子活到现在发现“北京”不许外地学生上学、参考的话，老头子一定会要求将浪费在“孔子学院”上面的金钱用来为打工子弟建设合格的校园的。尤为滑稽的是，中国执政当局还在一次又一次地宣扬什么“科教兴国战略”，在教育投资连世界平均水平也达不到的政府也好意思整天梗着脖子喊叫什么“科教兴国”！
如果说因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度导致了打工子弟学校被拆、“农二代”在“北京”上学难、考学更没戏这样荒诞的剧情的话，中国教育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更多的“农二代”无法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相对公平的就业、发展和上升机会。
尽管城乡壁垒严重，但发源于九十年代末的大学扩招政策还是让很多农村学生走进了大学校门。但无论他们在学校是多么的用功、多么的勤奋和刻苦，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才发现找工作还需要“拼爹”、“拼关系”，好的就业机会、优越的工作岗位被更多的预留给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毕业即失业”、“一人上学，全家返贫”的残酷现实使得“读书无用论”再次激荡在“农二代”的心灵当中，在书中既无“颜如玉”、书中更无“黄金屋”的情况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据统计，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 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 201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117万。这些弃考生绝大多数都是“农二代”身份——不是他们不想接受大学教育，实在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僚权贵集团垄断了几乎全部优质的机会和资源，而且这种垄断乃至于“霸占”在许多地方似乎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理直气壮的应有待遇了。
据报载，河南省固始县在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的后代。当外界质疑其中的 “猫腻”时，中共固始县组织部长周辉回应说：“12名乡长大多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推选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周辉反问道：“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这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作为“太子党”代表之一的陈同海（中石化前总经理、董事长）曾经宣布的豪言壮语：“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大小官僚们的口径如此一致，作风如此相似，在一个以“官”为本、官僚贵族掌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优质资源并想一世而万世的传承下去的国家，请问“农二代”、“贫二代”、“压二代”还有多少公平发展、公平竞争和公平上升的机会呢？也无怪乎，近几年来，整个社会形成了愈来愈浓的“仇官”、“仇富”氛围，以至于著名学者于建嵘博士在微博上公开说：“根据我的观察，仇官和仇富是当前最基本的社会心态。所以，当你与人在公共场合发生争执时，如对方强大，你只要把他说成是当官的或有钱的就可以了。围观的普通民众一定会帮你骂他，甚至最后变成他们在吵架，你是一个无关者。”
而官僚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垄断地位是怎样造成的呢？答案是唯一的，那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党独大。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造成整个国家“唯官”、“唯上”的官僚崇拜，大大小小的官僚由于长官任命关系而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都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土皇帝”。民主选举和平权监督的缺席导致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官僚手里。而对于这些优质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官二代”“富二代”们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平等教育，“农二代”无法享有公平上升与发展的机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教育资源不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但从深层寻找原因，便会发现这种教育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专制主义政治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推行的“恶政”，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公平上学问题，要解决“农二代”的公平发展问题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变专制主义政治为民主主义政治，必须建立起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在价值，以民主、法治、宪政为制度框架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唯如此，“新希望小学”的“京京”们的梦想才会变成美好的现实。否则，当公平正义长期失丧，“仇官”“仇富”继续发酵，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大泽乡式的丛林战争，中华民族又会以最为极端的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牌。
《零八宪章》论坛
2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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