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长权。（中央社提供）
【大纪元2020年02月11日讯】全球都在积极防堵新型冠状病毒之际，原爆点中国大陆却被诟病中共依旧以“维稳”手段压制疫情。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强调：病毒不是人，也不会被“和谐”，唯有正确、即时、透明地传递讯息执行防疫，才能将传染风险降至最低。
詹长权：中共面对武汉肺炎疫情 犯了致命错误
Q：最早公布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被视为造谣者，中国大陆（中共）以党领政，报喜不报忧，隐匿疫情，这种思维是否与国际公卫的观点冲突？
A：病毒引起的传染疾病，可能变成地方性、全国性、全世界性的流行病，原因是人没办法了解病毒怎么改变？怎么传递？当以“人为”的方式掩盖一个疫情的时候，背后隐含的就是说“我把它盖住了，我有能力让这个事情不会恶化”。可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人不是病毒”，太过自信！
当他没办法掩盖事情，愈来愈严重，他当初想可以控制的任何政策跟手段都会失效，像“封城”没有测试演练过，紧急盖所谓方舱医院，其实是很简易的隔离设施。因为掩盖了事件就乱了章法，很多事情应该第一线做的，变成省一级来做，省做不来，中央直接来做，中央政府做不来的就派军队来做，这些都不在他防疫标准作业程式里。你可以想像很多东西是急就章，急就章就很难有效果。
Q：中国大陆（中共）过去以维稳手段处理社会的不同意见、处理人权问题，这次被质疑以同样维稳的套路试图控制疫情？
A：所有这些要让它社会安定或是用中国（中共）的语言，要“和谐”的方式，都是处理人而已，这次是人跟病毒，病毒它没有这样的想法啊，病毒是所有可以感染的地方它就会去感染。但是人看得到病毒吗？看不到病毒啊，所以这里面犯的很大错误就是你没有从病毒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从人的角度，所以你觉得大家不讲就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存在啊！大家不报导就不会恐慌？恐慌更大啊！
从这次我们看出来民主（制度）比专制跟极权（体制）在应付病毒的时候，反而是比较有效的。虽然好像吵吵闹闹，但是那个基本的信任可能会在。现在如果是单方在控制什么可以听、什么不可以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人民真正受到感染的生活的过程里面，他的感受就不是这样。所以当你真正采取他需要配合的各种防疫的措施，不管是本来是健康或已经感染的人，他都会存疑，存疑以后就变成每一个本来可能会有效的防疫措施，都会变成无效了。
面对新兴病毒应正确、即时、透明 掺假是在人民和政府间筑高墙
Q：一般民主体制的国家遇到新兴病毒的正确做法是怎样的？
A：三个主要的（原则）就是正确、即时、透明。政府有责任让民众知道每一个个案跟疫情，正确资讯要即时传播、要透明、让人民随时随地可以取得，不受限制。尤其网路时代，放在网上的资讯要正确、要即时、透明，不能某些东西只有某些人可以看得到。否则在未知的风险乌云笼罩下，人跟人没有信任，所有资料跟资讯就会变成没有价值，因为他不晓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骗我还是不骗我？还是你讲的明明是真的，我也怀疑。这就是民主的可贵，我们要珍惜在民主社会有流通的透明度跟即时度。
李文亮医师第一时间把讯息讲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众接受？因为事实在电视媒体、网路平台看不到。当政府提供的资讯不透明、不即时，你所发布的讯息，人民会想你还有什么东西没告诉我？这不只延误防疫时效性，而在人民跟政府之间筑起很大的高墙。
Q：中国（中共）政府发布的讯息不透明不即时不正确，不只使疫情失控，伤害反噬到自己，更伤害到别人？
A：SARS之后，全世界修订国际卫生条例，其中很大一个重点，每一国要设疫情焦点，也就是即时向国际呈报疫情，全世界才能掌握这疫情发展，只要有一个个案就要报。像中国大陆（中共）现在报武汉疫情，都是说我今天总共多少人，这并不符合国际卫生条例呈报标准，相对台湾就遵守规定，今天发现那些病例？几点确认？那几个案是什么情形？持续这样就有公信力，不会让人怀疑你有个案不报。
Q：怎么看目前死亡案例，总数有约8成在湖北？
A：在疫情的风暴区湖北、武汉，死亡个案数很多，传递到周边国家，死亡率没那么高，是不是传出去后的病毒跟原始病毒有一些变化？这需要中国（中共）提供更多讯息跟国际合作比较，才能帮武汉找到怎么降低其致死率，维持更多生命。另一点是照顾体系，在没有解药的新病，现在靠支持性疗法让他不要恶化，让他慢慢好起来。武汉之前有不错医院、医师团队，但病人太多一定照顾不好，世界各国如果遇到这样多数量的感染病人，医疗体系都会很难维持品质。
Q：中国大陆已有逾70多座城市采取“封城”方式防堵疫情扩散，世界各国则以断航、断邮、禁止入境等方式围堵，这效果如何？
A：封城跟断航要达到同样目的，就是疫情发生时，最有效方式是阻止人的流动，特别是从已知疫区和非疫区之间的流动，会因为这些手段停止，好处是人跟人接触变少，疫情会收到一些控制效果，但病毒还是在，人没有动，病毒还是在。所以这种隔离、封城到断航，是延缓疫情散播速度，但不会解决疫情。 因为病毒如果在，他一定存在某些地方，除非这个被感染的人死掉，在活人里会一直在活体存在 。
Q：但是被封城、封院在里头的人是不是就成了牺牲品？
A：好的治疗不一定会让被封在里面的人成为防疫牺牲品。有好的防疫，也有很多人不会得病，好好保护自己，要有足够资源和防护工具，这对武汉是非常大的挑战，以前要封几百人的村落都有很大的困难。
Q：预测疫情高峰？北京、上海一线大城市会否也面临必须封城？
A：这需要中国（中共）给更多的资料，让国际专家可以算得更准。很多专家认为短时间不易解决，初夏可能少一点，今年冬天会不会再回来要审慎因应，未来半个月、一个月是关键，看疫情有没有转捩点。
Q：方舱医院被爆料医护人员、防护资源不足、卫生条件相当差，患者间没有隔离。有人说像是被强制关集中营等死。您的看法？
A：这叫“医院”，可能有点夸张，一家医院不是只有硬体，要有足够医护人员，才能对各种疾病患者适当治疗照顾。特别传染疾病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比其他疾病要多。我们要看他们有没有配置这么多的医疗人员。这样我们才可以从客观的资讯来看，到底是一个简易的隔离设施，还是真正的医院。
武汉肺炎传播快感染量大
Q：和过去传染病相比，因应武汉肺炎防疫的困难是什么？
A：传播快、病人数量大是最大困难，再者这支病毒没有症状就有传染力，不像过去SARS患者会发高烧，只要量体温就非常准确，容易启动防疫工作。武汉肺炎患者很多不会发高烧，有些病症表现在干咳、呼吸困难、肌肉无力等，现在连旅游史没去过疫区也出现确诊。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把是不是疫区来的人都做隔离，所以一定会做一些我们目前好像看起来“过度保护”的措施。
美国的资讯很透明，公卫很强，很早就精算，一定要让个案很少，否则美国负荷不了所有防疫。他们主要以保护美国人为主，非美国人为其次，自疫区来的不管中国人了，只要非美国人就要特别对待，这不是歧视，而是若以目前医疗体系、机场、港口要筛检，需要庞大的24小时人力轮班，需要耗费非常大的人力成本，所以直接断航阻隔。
Q：有报导说，在天津有百货公司同楼层5人确诊。 在浙江一个市场两个人只有15秒的接触结果确诊。
A：大部分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比较少有空气传染的迹象，主要以飞沫、密切的接触，距离要够近、时间要够久。有报导说短暂15秒的接触就染病，这疫情调查没有很详细，证据还不足。过去在SARS发生时，就有怀疑会不会空气传播？当时我负责去调查，结果没有。如果是很小的空气分子就能传播，感染数目恐怕更多。
Q：台湾公卫制度是如何建立，过去是否也有惨痛的经历？
A：台湾自豪的是自日治时期就设立卫生所体系，在地方有卫生所、卫生局二个层级，在中央有卫生福利部，有检验员、公共卫生护士，有医调员配合民政单位挨家挨户做居家治疗、关怀，这在台湾相当成熟。自SARS后，因为台湾跟中国商务往来多，受中国疫病影响速度比过去快，防疫遭遇最大困难是面对中国疫区资讯不透明，从中国（中共）和世卫拿不到资料，使得台湾原有很好公卫体系增加很大压力。
吸取SARS惨痛教训后，台湾建立了更好的传染病专科医师制度，感染科医师直接配置在行政单位，提升专业。比较弱的是还没有导入公共卫生师。台大公卫学院就在训练这样的人才，因应未来更多急性传染病，要能迅速预测疫情、有很强的计算分析能力，及早规划对的政策和资源调配去防堵它。美国很早就发布旅游禁令和断航，以及香港学者梁卓伟早在1月28日中共官方仅公布3,000例他就预测4.4万例，后又修正7万多例，这就是公卫的专业预测。台湾在这方面要加强。
中国大陆偏重治疗 轻视公卫
Q：中国大陆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如何提升，来因应未来传染性疾病爆发不造成对全球威胁？
Q：他们应该痛定思痛。它过去发展太偏向治疗，拼命鼓励很多医院的设立，以及引进昂贵的医疗设施，太轻忽公卫。台湾本来公卫体系很好，但拼命盖医院，结果SARS爆发最多在医院。中国（中共）这次看起来就是这样，他的公卫体系在弱化，公卫领域人力不足、专业不够，造成第一线防疫能力降低。所以他应该回过头来好好建构，从最小的区到市，要有不同公卫人力配置，才能很快把一个新疫情堵住不要传染。一旦发生疫情，人不够从中央调资源太慢，外来的公卫人员跟地方不熟怎么做？才会在媒体看到很粗暴、很不人性的处理公卫问题的方式。执行公共卫生一定要很人性、跟地方接地气。
例如疫情调查，你要问这人去过那里？待过那些地方？跟那些人接触？你要非常有耐心，谁来问？就需要长期互动，如果一个陌生人要求他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他为什么要听你的？一定是平常就要互动、够专业可信，才能被接受。公卫需要长期经营、深入家户，透过集体力量完成。如果要动用公权力、法律去防疫，像员警抓小偷，效果就很有限。公卫要人民对政府有信任，自己愿意做，防疫网路才能做起来。
Q：中国大陆公民公卫意识弱的原因？
A：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大陆（中共）高度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使得大家重视金钱、个人利益，忽略公共利益跟基本价值，以金钱衡量价值，但公卫不是在金钱上显现效果，只有在好好准备，危机时候不会出错，大家才会回头发现那很重要。公卫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顾公共卫生，都很自私，就很难应付病毒对我们的挑战和危害。
台湾要跟美国防疫政策走
Q：对台湾在防治武汉肺炎疫情方面有什么建言？
A：台湾在紧急阶段防堵得不错，现在进入第二阶段，防疫才要开始。但目前看到防疫的决策人员跟工作人员，以加班、很耗费体力的方式，到了一个体力的极限，所显现的就是在防疫上可能有疲劳的问题。台湾政府有必要让更多专业、学界，跟社会力量协助政府，不能以“大政府”的想法，把所有防疫都扛在自己身上。
例如这次口罩生产就动员工商业界，是很好例子，另外可邀集学界、业界研发新药疫苗，社会团体协助宣导、澄清假讯息，公卫团队预测疫情走向。台湾要把资料更透明。美国就非常透明，很多学者可以给政府快速建议。台湾要跟美国政策走，不要听世卫的建议。面对病毒大家都要非常诚恳、很卑微地合作，跨机构、跨社会不同部门的合作，公私部门建立伙伴关系。防疫是全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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