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5日星期三

胡平:周先旺、马国强们为何甩锅?

我们发现,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中,地方官员以及卫生专家纷纷“甩锅”,不愿为党国领导人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没有先例的。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武汉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对公众公布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他后悔没有在1月12日、13日,就采取后来23日采取的封城措施。然而我们又都知道,一直到1月20日,武汉政府由于没得到中央授权,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那时候的武汉政府怎么有权力下封城令呢?可见问题还是在中央而不是在地方政府。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曾光这番话等于是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决策权。

不消说,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尤其是地方官员——讲出这些话是有政治风险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讲呢?我以为:第一、他们讲的都是实情。第二、他们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们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就很难把他们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免不了要秋后算账。但对二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都是垮台,与其背负“瞒报”和“防治不力”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

2020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左)在北京会面。(美联社)
2020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左)在北京会面。(美联社)
至于卫生专家,自萨斯事件后,国家出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临床医生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刻直接报告中央,并不需要地方医卫系统或地方官员转手,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卫生专家都没有对中央瞒报的能力。再说,有2003年萨斯事件的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就由于瞒报疫情而被免职,因此后来的相关官员知道瞒报对自己没有好处,因此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在这件事上,不存在习近平受蒙蔽的问题。造成贻误时机的责任人就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别人想揽这份责都办不到。

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讲到,防治疫情,“我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个“亲自”,而且还是“一直”。不错,习近平把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正小组长推给李克强,又要宣称自己“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意思就是,工作搞坏了要算在李克强的头上,搞好了要算在自己头上。但是,这话实际上也是承认,先前不准公布疫情以及未能在较早的时候采取严厉措施,正是出自习近平本人。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居然敢甩锅,或明或暗地指出习近平是贻误时机的责任人。这说明,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是很普遍的。习近平无疑是遭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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