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尤其对中国政府的救灾能力是一种检验。
武汉肺炎在1月20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通过官媒确认“人传人”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了多项救灾措施。其中，财政部和医保局联合下达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医保及财政部门保障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就医，患者的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政府财政会对个人负担部分进行补助。外界普遍把这一规定解读为，确诊患者可以免费治疗。
2020年1月24日，市民戴着口罩在武汉第五医院。（法新社）
官媒随后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免费治疗、应急储备：问号一个接一个
本台记者就此采访到武汉本地的几位病人家属。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家人正在铁路中心医院救治。
记者：你们住院的费用是政府负担吗？还是自己付钱？
女士：暂时还没有明确。应该是政府付款吧？！
但武汉市民徐勇说，他的父亲在武汉钢铁公司职工总医院救治期间，有收费。
曾通过社交媒体广泛揭露武汉疫情的市民方斌也拍摄到一家武汉医院收费的情况，“不是说了免费吗？（另一个人）只有金银潭医院免费。”
除此以外，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武汉之外的其他城市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收费的案例。
在对感染者收费的同时，各地医院还存在严重的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在疫情爆发初期，湖北就有三十多家医院对外公布接受社会捐赠的通告，北京等地也有医院发出了类似的通告。而正式公布疫情后一个月，全国不同地方依然存在严重的医疗物资匮乏。据中新网19号报道，并非重灾区的成都市多家医院开始大量自制医用口罩。
种种的情形都让民众质疑，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物资和资金准备？
2020年1月26日，工作人员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搬运援助物资。（法新社）
问题丛生的医药储备制度
质疑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的医药储备制度。1970年代建立的医药储备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的改进。但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灾难的多次考验，从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看，这一制度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抗病毒药物、消毒液、听诊器、N95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由政府指定的国家医药储备企业生产储备，但据中国官媒《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这些企业存在国家资金补贴不到位、补偿不合理的问题，这给疫情期间紧迫的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指出，国内所有生产防护服的企业一起供应武汉，也只能满足需求的三分之一。
医药储备国家资金不到位的问题在近几年中国卫生政策的研究中屡有提及，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次疫情中医药物资的普遍缺乏，也使不少网友对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提出了质问。
公共卫生支出为何捉襟见肘？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2018年底曾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在国际上比较起来，不但水平合理，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曾长年参与中国公共卫生研究的世界银行专家塔尼娅·蒂姆察臣科（Tania Dmytraczenko）告诉本台记者，中国政府的卫生支出增长较快：“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在过去十年有较大的增长。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支出在未来多年将进一步增长，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从很低的基数开始的。”
2020年2月4日，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武汉市会展中心的仓库搬运医疗用品，该中心改建为临时医院。（法新社）
据《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政府公共卫生投入2010年为5732亿元，到2017年已经达到13910亿元。在绝对数增长的同时，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却并没有显著提高。2010年的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28.69%，2017年的这个比例也仅为30%。
政府卫生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偏低。据澎湃新闻网报道，中国的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3.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报告，同一时间，中高收入国家的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2012年的3.4%上升到2016年的3.7%。所以，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与中高收入国家的整体趋势一致。
但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广义政府卫生支出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至少占5%，才有可能实现健康全民覆盖。所谓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包括政府的一般财政支出和医疗保险。中国的数据显然离这个标准还差距甚远。
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居民个人的卫生支出却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报告（《201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筹资：实现全民覆盖的道路》）中强调，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居民个人支出比例要维持在15%至20%，才能有效避免因医疗产生的经济灾难，或降低因病致贫发生率。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历年发布的《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个人现金支出在卫生总费用所占的比例近年来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37.5%下降到2018年的28.7%。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报告，中高收入国家个人卫生现金支出的比例从2010年至2015年基本维持在31%左右。所以，中国的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基本与中高收入国家一致。
2020年2月5日，医务人员和工人准备收拾床铺，在武汉市会展中心改建为临时医院，接收轻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法新社）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告诉本台记者，政府投入偏低，而居民个人支出偏高，让人深思：“这要说到这个政府到底是为谁？就是说，没有真正把老百姓的健康摆在重要位置上。那钱干什么去了呢？都撒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就叫本末倒置。”
医疗资源的使用欠公平
普通民众在卫生投入上担负着较高比例，还隐含着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因素。
世界银行的公共卫生专家塔尼娅·蒂姆察臣科指出了中国卫生个人支出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这样的支出其实是过度医疗的结果，医生有时开具的医疗服务和药物未必是病人需要的，或者是无效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他们需要增加收入。”
陈秉中还指出，居民个人支出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体系受到权力支配：“你别看政府整个的卫生投入比较低，但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都给谁了呢？给高干了，花多少钱都给你花。”
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2006年曾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一次会议上援引中科院调查报告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则消息后来由中科院辟谣，说未曾有过这样的报告。但这则新闻被人民网转载，至今仍在其网站上。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最近湖北副厅级官员陈北洋全家感染新冠病毒，但以医院没有副厅级病房为由，而拒绝入住医院。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的报告（《中国-—世卫组织国家合作战略(2016―2020）》）中指出，居民的高额自费支出是妨碍中国卫生服务公平可及的主要因素。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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