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和担任过卫生官员的人说，这种策略几乎从未奏效过。而且，如果死亡人数超过领导者漫不经心的预测数字的话，最终将毁掉领导者本人的声誉。
特朗普政府上周为改变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混乱局面所进行的重组努力，就落入了这种模式。公众被告知，白宫将负责协调所有相关信息，在政府任职的科学家将不能出现在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中，把他们脑子里想的随便说出来。
专家警告，这可能不是一个取胜的策略。股票市场常会对谣言做出反应，联邦储备银行也许抵挡不住政治压力。但是，与宣传抵挡不住飓风和海啸一样，有利于政府的陈述不能让人对病原体免疫。
随着病原体横扫社区，有多少人能在疫情过后幸存下来，常常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否正确地看到早期的危险苗头，做出机智的反应，而且在威胁发生变化时灵活地调整策略。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医学专业知识置于竞选信息之上。中国已经遭受了政治至上的后果。
身处新冠肺炎暴发中心的武汉市官员一开始曾宣称，这种与当地一个海鲜市场有关的致命肺炎不存在人传人现象。
最后，在强烈的批评刺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得不说，他早就采取了应对疫情的行动，尽管批评人士指出，中国最初的响应拙笨无能。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登陆美国，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这里发生。
人们常把抗击流行病比作战争。最好由有作战经验、深刻了解军事史的将军来领导。公众在危机中寻找可信赖的领导时，领导者的举止和可信度是关键。
同样不确定的是，副总统办公室是否会过滤信息，或在多大程度上允许黛博拉·比克尔斯博士(Dr. Deborah L. Birx)来领导抗疫，她直到最近一直是美国负责抗击艾滋病的国际协调官员。
比尔克斯有在非洲的长期临床经验，是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负责人，该计划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款项。
但她不是一位公众熟悉的人物，也没有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数百个卫生部门合作的历史，而这次抗疫的前线部队正是这些卫生部门。
“至关重要的是，专家要告诉公众他们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前主任托马斯·R·弗里登(Thomas R. Frieden)博士说。
“这是赢得并保持公众信任的唯一办法，公众信任对整个社会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必不可少。”
上周五，代表着200万名医务工作者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指责特朗普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将工会会员的健康置于危险之中。
工会主席玛丽·凯·亨利(Mary Kay Henry)说，政府“必须立即改变做法，让公共卫生专家来领导全国协调一致的应对行动”。
医学团体谴责了不让科学家发声或把他们排挤在外的主意。
“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引入政治筛子，破坏了公众了解他们面临的健康威胁真相的权利，”全球健康大学联盟(Consortium of Universities for Global health)执行主任基思·马丁(Keith Martin)博士说。
以前的美国总统也曾试图压制有关疾病的坏消息，但都没有成功。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史学者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博士说，1918年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让手下的工作人员对美国军队中蔓延的毁灭性流感保持沉默。
“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戴口罩，但威尔逊命令官员不要谈论这件事，”马克尔说。“但流感传播得太快了，试图掩盖它是愚蠢的。”
尽管那场全球大流行的疾病首先打击的是在欧洲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战地记者受到军事审查。年轻士兵大量死亡的报道被认为有损士气。
在中立的西班牙，报纸可以自由地在头版报道死亡。
马克尔指出，控制信息的努力在1892年的德国汉堡也失败了。汉堡的商业和市政领导相互勾结，试图隐瞒霍乱流行的消息。
但消息走漏了出去，当来自德国主要港口汉堡的船只试图在美国靠岸时，因为受怀疑而遭到了拒绝。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慢慢地消瘦下去，尽管采取了各种办法挽救，但他们还是死了。没有人知道病因，它又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什么人（如果有的话）不会得病。
因为最初受这种病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没有政治权力的群体，包括男同性恋者、血友病患者、海洛因上瘾者，以及海地人，所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有好几年甚至不承认疫情的存在，这个最初被称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疾病”，最终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AIDS）。
但旧金山等城市的公共卫生官员不得不面对这个疾病，他们意识到必须采取的政策意味着，他们要询问患者一些极为侵犯隐私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性取向和所有性伙伴的名字。
“你能想像会发生什么吗，如果人们认为我说的一切都先要通过政治审查的话？”当时在旧金山市卫生部门担任疾病控制主任的迪安·埃肯伯格(Dean Echenberg)博士说，他那时几乎每天都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常情况下，获得人们的信任已经很难，”他说。“对我们来说，提供有关疾病的信息，与检测和追踪接触者一样重要。”
当被问及是否曾被要求查禁或为满足政府需求修改有关疾病的信息时，曾在市长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手下担任纽约市卫生专员的弗里登回答说：“从未有过。我和迈克尔一起工作时从未有过。在埃博拉上从未有过。在全球大流行的流感上从未有过。而且从未为股市这样做过。”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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