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昭
林昭，1932年生，苏州人，小时在苏州萃英中学读书，苏州解放后，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教，但她拒不认罪，还向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1960年10月因参与“反党反革命小集团”入狱，1962年初被“保外候审”，同年12月再度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1980年平反。
我在1948～1950年期间曾与林昭和她的母亲许宪民交往甚密，苏州“解放”后，我与许宪民的交往就更为密切，直到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双方才隔断音讯。1978年我得到平反，便开始收集林昭一案的有关材料，访问了许多林昭的亲属和友人，其中丁芸女士曾与林昭在萃英中学一起读过书，“文革”中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起坐过牢，关在同一间班房，亲眼目睹了林昭遭到杀害的情景。她向我提供了她的日记簿，记录了林昭当时在狱中的全过程，现摘录如下：
1968年4月9日 天气晴
这是一个静谧的深夜，时间大约是十二点钟左右，我们早早地都躺在被窝里，但我却丝毫没有睡意，眼睛望着小铁窗口，射进来的是那惨淡的残月微光。忽然，四号总铁栅门打开了，狱吏押着一个女囚犯，并叫喊着女看守，于是，女看守忙着打开我们的“号子”，顿时牢房里显得乱糟糟的。
推送进来的这个女囚，模样很奇特，她蓬头垢面，形似乞丐，进入监房后，一直面对墙壁，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旋后，我就仔细地对这女囚看了一阵，竟使我大吃一惊，我自己对自己说：“这不就是过去的老同学林昭吗？”
我再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此时的打扮，太奇怪了，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身却用一条白色的床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到了地上，手臂上却套着一块黑布，布面上用白色棉线绣上了一个“冤”字，她长长的头发齐根处扎了一条白手帕，其形象，活像京剧舞台上的窦娥。
随后，我劝过林昭好多次，终于说服了她，睡到了我的被窝里，因为那时还是寒冷的早春天气，夜间的气温仍在零度以下。
1968年4月10日 天气晴朗
早晨，牢房里热闹起来了，因为早上“放风”的时候到了，女犯们排着队，一同走出监房，先在小院里点了名，然后洗了脸。接着，就在这小院里跑步，活动了一刻钟后，又回到牢房里开饭，每人分到一盒米饭，饭上放着几片咸萝卜、干菜和一碗菜汤。
我们这间牢房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大部分是大中学校的女学生，都是被上海“造反派”看作是“死不悔改的牛鬼蛇神”。因为林昭是新来的“客人”，我们就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我们出于好奇心，请她自报身世，以及她的案情。
林昭今天的心绪也特别好，她告诉我们说：“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这次是刚从禁闭室出来，调到此‘统监’来的。至于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的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
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呀。”
此时，林昭换了另一种口气接着说：“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泽东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我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
接着，她又说：“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并到大光明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刑二十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1968年4月15日 晴天
今天是星期日，是犯人家属探望狱中亲人的日子。
林昭今天见到了她的胞妹彭令范，她回监房后，告诉了我接见的情况：“我妹妹的生活很困难，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士，医院里的领导要我妹妹与母亲划清界线，揭发母亲的所谓‘反动历史罪行’，因此，我妹妹的处境极为尴尬，看来，我们的这个家庭，真的快要完蛋了！然而，我们毕竟是革命烈士的遗族啊。”
于是，同监房的姊妹们都来劝导林昭，为了安慰林昭的情绪，大家都拿出了家人来接见时，送来的糖果和罐头猪肉等食品，在牢房里暗暗地举行了一次“聚餐会”。这时，林昭却说：“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晚餐，我深信我们中间再也不会出现一个犹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生死相依，共患难的朋友，才是最可贵的友谊，于是，我们互相拥抱。
1968年4月17日 天空中飘着细雨
今天下午二时许，从牢房的“风洞”里传来了看守吆喝声：“303出来开庭。”于是，林昭由法警押着去开庭了，审讯一直到晚上七时才回到监房，我们就围着她询问开庭的情况。
她这时的心情显得十分激动，她愤懑地说道：“今天，提审我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对我表示：‘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的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可是，我只是冷笑，不作任何答复。”
1968年4月21日 一连下着大雨
今天，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短诗，一吐她心中的委屈和愤懑。这首小诗题名叫：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这是林昭对不公正的审判提出的一种最强烈的抗议，但这首诗，也因此种下了她灭顶之灾的祸根。
1968年4月23日 还是雨天
今晚，林昭的情绪更加激动，她又写了一首小诗，题名叫“家祭”。这是她对自己不幸遭遇和被害的一种抗争。
家祭——哭舅舅许金元烈士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1968年4月24日 今日天气阴
清晨，狱吏催促林昭起了床，但是她拒绝进食。看来，林昭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她开始怀疑自己要被杀害，因而，她彻夜未眠，嘴里念念有词，垂着头呆坐在床沿上，保持着一种似和尚坐禅的姿势，一动不动。像是在诉愿，又像是在呻吟。
她起床后，又把那一套“窦娥”式装束打扮起来了。尔后，她又写了一首诗，这是她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的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血，同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当时，我曾劝过林昭：“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然而，林昭却这样地回答了我：“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4月27日 天气阴沉
今天，林昭接到法院的一份起诉书，起诉书上所列罪名有三条：一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诬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三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妄图进行反党的反革命活动。这一连串的“罪名”，看来，判定死罪，已属定论了。
1968年4月28日 仍是阴天
林昭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别的冷静，她满不在乎地对同监房的难友们说：“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但决不能消除我胸心的毅志，我的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后终究会给我作出公正的裁判，这个黑暗时代，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所消灭的，我生活在这荒唐的年代里，已厌恶透了，死亡有何可足惜的呢。”
她说完了这些话后，于是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
浩叹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此诗现已刻在林昭的墓碑背面）
1968年4月29日 今日大雨
今天，天空上整天下着瓢泼大雨，牢门紧闭着，使人越加感到恐惧。
上午十时许，对林昭一案开庭进行审判，法庭设在上海监狱里，乃是开的秘密庭。因此，没有律师给被告辩护，更没有记者到场采访，当然也没有陪审员和被告家属到庭听审以及群众的列席旁听。（这种审判方式，在文革中，乃是司空见惯了的。）
到了晚上，竟然马上进行死刑的执行。深夜，由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士兵，在一名狱吏的带领下，掀开了我们的牢门，狱吏大声吆喝道：“303号，快出来过堂。显然，当夜就要将林昭秘密处决了。
此时，全监房的女囚都从睡梦中惊醒，情景显得非常紧张，女犯们都在呆呆地望着林昭，可是，林昭却出奇地镇静，她从容不迫地穿上了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一件红色呢制的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自己的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顿时，显现出她那俊秀、妩媚、婀娜多姿的面容，本来嘛，她就是一位美丽的南国女性！她身材匀称，长着一副鹅蛋形的脸庞，面颊的两侧露出迷人的酒靥。
旋后，林昭走出牢房，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顿时监房的气氛达到了高度的紧张和恐惧。
她一步又一步地踱出了女监的总监门，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她奋力地反抗，嘶喊出一声“妈妈！你在那里？”于是狱吏就用布条封住她的口，以及她的眼睛。她终于无声无息离开了这座监狱，离开了这个世界？？一起悲惨的冤案，就永远定格在那个晚上。
她被枪杀的具体日期是1968年4月29日深夜，年龄仅36岁，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
林昭究竟被杀害在何地，无人知道，据说尸体都没有人去认领，结果由上海的慈善机构，把她的尸体送火葬场焚化了，因此，连骨灰也消失得荡然无存。然而，林昭被杀害后，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四人帮”上海的党羽，竟然又制造了一起对其家属的迫害。
1968年“五･一”劳动节早晨，上海茂名南路林昭家中，突然闯进几个彪形大汉，对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冷冷地说：“林昭已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其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
斯时，年迈的许宪民听到爱女已被枪决之后，立刻昏倒在地！嗣后，由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付了款（五分的镍币），才算了却了这件“公事”。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也可算得上是旷古未有的司法上的创举！？
随后，也就因此导致许宪民的自杀，使许氏的子女失学又失业，流浪在街头，使这个家庭家破人亡。
林昭的冤案于1980年12月11日予以平反，北京大学的师生们为林昭举行了悼念会，会上有许多著名的教授讲了话，并由苏南新专和北大的同学，集资为林昭她们母女建墓，墓地在苏州灵岩山麓，韩世忠墓一侧，但只是一座衣冠冢。遗憾的是，林昭的平反，算不上彻底。因从林昭这份判决书上，看到只是由于林昭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得以免罪、改正的。事实上，乃是作为一件普通刑事案件来处理的，不算是烈士。就这一点上来说，恐林昭在九泉之下还是不安的。
文章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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