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民：中共攻克香港 禁书业难重生

铜锣湾书店在台北重开，外界关注禁书业能否移植台湾。港籍媒体人王健民不感乐观，他曾因出版问题在大陆被判囚5年，案件被视为“铜锣湾书店前奏”。

资料照片：香港书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的政论杂志全盛时期有十几本，现在做不起来，中共大外宣已经把香港攻克，战略了文化市场。”现年67岁、身在美国的港籍传媒人王健民接受德国之声电话专访时说。

香港出版自由，曾是政治禁书的集散地。王健民早年曾担任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2010年起先后创办《新维》和《脸谱》两本政论月刊，揭秘中共官场内幕。两本杂志的全职员工不到5人，但政治八卦内容吸引大批读者，年销售额高达1600万，其中六成是大陆读者。

不过利润高，风险也高。2014年5月，王健民和编辑呙中校在深圳被捕，王健民被控非法经营、串谋投标及行贿罪，判囚5年，去年2月获减刑半年出狱。

重获自由后，他有想过东山再起，却发现经营环境今非昔比。印刷商噤若寒蝉，不接禁书生意，或开价双倍让人知难而退。销售渠道方面，曾经占销售额6成的香港机场，便利店和书店被中资大举收购。

他坦言，香港市场遭封杀后，整个产业已经半死不活，有书商寄望转移阵地到台湾，但他并不看好。“以前也试过进入台湾，但台湾读者不关心大陆官场，禁书没有市场，而台湾离大陆比较远，大陆客要买也不方便。”

孙力军疑公报私仇

王健民出事，被视为“铜锣湾书店案前奏”，他相信是由近日下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孙力军在幕后操刀。

他说被关押审问期间，瞄到案件卷宗封面写着“317专案”，按大陆惯例，案子一般以官员批示的日期命名，令他联想到2014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7期《脸谱》杂志，1万5千册火速卖光，其后加印5000本又被买断。“当时已经知道不寻常，但我们一期月刊有十几篇文章，一直想不到是哪篇文章触动了谁的要害。”

他表示，被关押审问期间曾拜托北京的关系说情，但知情人士回复这是“通天案子”、“谁都没有办法救你”，又指该案主审法官需要到北京跟中央政法委讨论判刑。

直到刑满出狱，王健民都不知道得罪了谁，至近期一位北京朋友向他透露，案件是由孟建柱、孙力军主导。孙力军当时执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而在被买断的第27期《脸谱》杂志上，就刊登了“孟建柱大秘”、即孙力军的桃色新闻。

王健民、呙中校被捕后，当局把案件升级为“净化港媒”行动，理清香港禁书、禁刊，翌年就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

“孙力军公报私仇不好交代，就拔高成为净化传媒，所以就再进一步搞铜锣湾书店，两家杂志、一家书店，”他猜测道。“这走出了香港乱局的第一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被抓没有人出声，到了铜锣湾书店事件，大家都很愤怒、恐惧，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累积，接着就发生占中和反送中。”

香港出版、深圳被捕

王健民祖籍福建，同时拥有香港和美国籍。和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一样，他在港工作，却家住深圳。他解释：“小孩在深圳读书，所以住在深圳。我的杂志在香港经营、香港销售、以港币结算，是正当生意，没想过会有问题。”

他以为有香港法律的保障，但很快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王健民忆述，2014年5月30日晚，他和朋友在新界沙田吃完饭，开车经深圳湾大桥回深圳寓所，回到家已经11点半。未几，有人打到屋里对讲机，对方说刮到他的车，请他下楼处理。“我当时没有怀疑，还觉得中国现在有人那么好啊，刮了你的车还主动说，我准备下去见面，但一打开铁门，就有人抓住我，接着十几二十个人冲进来。”

他说便衣人员自称是深圳公安，“但我相信有国保混在其中”，其中一人还故意展示腰间配枪。当时他三名子女已入睡，太太和岳父则受到惊吓。公安在屋内搜查，捡走电脑、硬盘和文件等，凌晨3点把他押到深圳公安局经济侦察分局。

他的家人随后也被带到公安局，“我被关在里面，听到1岁半的小儿子哭得很厉害”。他在门缝看到8岁的大儿子走到洗手间，他也借机要求上厕所，两父子有一面之缘，“他看到我戴手铐，哭着跑开了。看到爸爸戴手铐，对小孩子的伤害很大。这一次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直至5年后才见到。”

他一直被关押，家人无法探视，其后被转到深圳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和南山区看守所。2016年7月，他被判刑5年3个月，同年12月15日进广东梅州监狱。“港澳台、外国人一般关在东莞石龙监狱，我却被送到梅州，离深圳开车也要5、6个小时。”

从被捕到坐牢，他和家人分隔2年半后，太太才获准每月探监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是政治犯”

王健民对本网记者表示，在狱中并没有遭受酷刑，但精神上饱受煎熬。有别于一般刑事犯关在十几人的牢房，他被囚禁在四人间，其余三人分别是犯下杀妻、行贿和诈骗等罪名的前干部，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和写报告，连上厕所也要陪同。

他在狱中不许与人谈话，也不得到工场劳动，每晚等其他囚犯走光才可以下去放风半小时，期间监视他的三名囚友全程跟着。“其他刑事犯可以在监区自由走动，但我是政治犯，永远是四人组，被盯着。”

他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全靠五本书支撑：《1984》、《动物农庄》、《哈姆雷特》、《圣经》以及《牛津英语词典》。“特别是《1984》，我是在看守所意外找到的，是英文版，已经很旧没有人看，但我当宝贝一样，他们允许我带进监狱看。”

讽刺的是，监狱的生活彷佛呼应着《1984》。每晚准时7点钟，囚犯要拿凳子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他从中感受到中共政策全面左倾。“第一条新闻是习近平，第二条新闻又是习近平，但你不能不看，有时候觉得太恶心，我就说我要上厕所，蹲在那里十几分钟，我宁可在厕所闻臭味也不想看。”

他被囚禁期间，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太太也被限制出境，他在香港银行的储蓄无法动用，他说太太一度要在街上推车卖冻鱼维生，其中两个孩子要寄住在亲戚家。

他出狱后一家在美国新泽西州团聚，他表示目前中国舆论环境收窄，香港也被牢牢控制，无意再涉足传媒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