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

王健民:中共攻克香港 禁书业难重生




铜锣湾书店在台北重开,外界关注禁书业能否移植台湾。港籍媒体人王健民不感乐观,他曾因出版问题在大陆被判囚5年,案件被视为“铜锣湾书店前奏”。

Hong Kong - Buchmesse 2017 (Getty Images/AFP/I. Lawrence)
资料照片:香港书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的政论杂志全盛时期有十几本,现在做不起来,中共大外宣已经把香港攻克,战略了文化市场。”现年67岁、身在美国的港籍传媒人王健民接受德国之声电话专访时说。
香港出版自由,曾是政治禁书的集散地。王健民早年曾担任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2010年起先后创办《新维》和《脸谱》两本政论月刊,揭秘中共官场内幕。两本杂志的全职员工不到5人,但政治八卦内容吸引大批读者,年销售额高达1600万,其中六成是大陆读者。
不过利润高,风险也高。2014年5月,王健民和编辑呙中校在深圳被捕,王健民被控非法经营、串谋投标及行贿罪,判囚5年,去年2月获减刑半年出狱。
重获自由后,他有想过东山再起,却发现经营环境今非昔比。印刷商噤若寒蝉,不接禁书生意,或开价双倍让人知难而退。销售渠道方面,曾经占销售额6成的香港机场,便利店和书店被中资大举收购。
他坦言,香港市场遭封杀后,整个产业已经半死不活,有书商寄望转移阵地到台湾,但他并不看好。“以前也试过进入台湾,但台湾读者不关心大陆官场,禁书没有市场,而台湾离大陆比较远,大陆客要买也不方便。”
孙力军疑公报私仇
王健民出事,被视为“铜锣湾书店案前奏”,他相信是由近日下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孙力军在幕后操刀。
他说被关押审问期间,瞄到案件卷宗封面写着“317专案”,按大陆惯例,案子一般以官员批示的日期命名,令他联想到2014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7期《脸谱》杂志,1万5千册火速卖光,其后加印5000本又被买断。“当时已经知道不寻常,但我们一期月刊有十几篇文章,一直想不到是哪篇文章触动了谁的要害。”
China Buchhandlung (picture-alliance/dpa/J. Favre)
他表示,被关押审问期间曾拜托北京的关系说情,但知情人士回复这是“通天案子”、“谁都没有办法救你”,又指该案主审法官需要到北京跟中央政法委讨论判刑。
直到刑满出狱,王健民都不知道得罪了谁,至近期一位北京朋友向他透露,案件是由孟建柱、孙力军主导。孙力军当时执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而在被买断的第27期《脸谱》杂志上,就刊登了“孟建柱大秘”、即孙力军的桃色新闻。
王健民、呙中校被捕后,当局把案件升级为“净化港媒”行动,理清香港禁书、禁刊,翌年就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
“孙力军公报私仇不好交代,就拔高成为净化传媒,所以就再进一步搞铜锣湾书店,两家杂志、一家书店,”他猜测道。“这走出了香港乱局的第一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被抓没有人出声,到了铜锣湾书店事件,大家都很愤怒、恐惧,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累积,接着就发生占中和反送中。”
香港出版、深圳被捕
王健民祖籍福建,同时拥有香港和美国籍。和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一样,他在港工作,却家住深圳。他解释:“小孩在深圳读书,所以住在深圳。我的杂志在香港经营、香港销售、以港币结算,是正当生意,没想过会有问题。”
他以为有香港法律的保障,但很快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王健民忆述,2014年5月30日晚,他和朋友在新界沙田吃完饭,开车经深圳湾大桥回深圳寓所,回到家已经11点半。未几,有人打到屋里对讲机,对方说刮到他的车,请他下楼处理。“我当时没有怀疑,还觉得中国现在有人那么好啊,刮了你的车还主动说,我准备下去见面,但一打开铁门,就有人抓住我,接着十几二十个人冲进来。”
他说便衣人员自称是深圳公安,“但我相信有国保混在其中”,其中一人还故意展示腰间配枪。当时他三名子女已入睡,太太和岳父则受到惊吓。公安在屋内搜查,捡走电脑、硬盘和文件等,凌晨3点把他押到深圳公安局经济侦察分局。
他的家人随后也被带到公安局,“我被关在里面,听到1岁半的小儿子哭得很厉害”。他在门缝看到8岁的大儿子走到洗手间,他也借机要求上厕所,两父子有一面之缘,“他看到我戴手铐,哭着跑开了。看到爸爸戴手铐,对小孩子的伤害很大。这一次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直至5年后才见到。”
他一直被关押,家人无法探视,其后被转到深圳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和南山区看守所。2016年7月,他被判刑5年3个月,同年12月15日进广东梅州监狱。“港澳台、外国人一般关在东莞石龙监狱,我却被送到梅州,离深圳开车也要5、6个小时。”
从被捕到坐牢,他和家人分隔2年半后,太太才获准每月探监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是政治犯”
王健民对本网记者表示,在狱中并没有遭受酷刑,但精神上饱受煎熬。有别于一般刑事犯关在十几人的牢房,他被囚禁在四人间,其余三人分别是犯下杀妻、行贿和诈骗等罪名的前干部,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和写报告,连上厕所也要陪同。
他在狱中不许与人谈话,也不得到工场劳动,每晚等其他囚犯走光才可以下去放风半小时,期间监视他的三名囚友全程跟着。“其他刑事犯可以在监区自由走动,但我是政治犯,永远是四人组,被盯着。”
他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全靠五本书支撑:《1984》、《动物农庄》、《哈姆雷特》、《圣经》以及《牛津英语词典》。“特别是《1984》,我是在看守所意外找到的,是英文版,已经很旧没有人看,但我当宝贝一样,他们允许我带进监狱看。”
讽刺的是,监狱的生活彷佛呼应着《1984》。每晚准时7点钟,囚犯要拿凳子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他从中感受到中共政策全面左倾。“第一条新闻是习近平,第二条新闻又是习近平,但你不能不看,有时候觉得太恶心,我就说我要上厕所,蹲在那里十几分钟,我宁可在厕所闻臭味也不想看。”
他被囚禁期间,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太太也被限制出境,他在香港银行的储蓄无法动用,他说太太一度要在街上推车卖冻鱼维生,其中两个孩子要寄住在亲戚家。
他出狱后一家在美国新泽西州团聚,他表示目前中国舆论环境收窄,香港也被牢牢控制,无意再涉足传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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