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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示威即将届满一年，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新闻自由评分再创新低，受访公众与新闻从业员均认为前线记者遭遇暴力袭击问题严重。
香港记者协会“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调查”显示，香港民众与从业记者的评分进一步下跌，续创调查自2013年首发以来低位。更多受访群众在评分时把记者所遭遇的个人安全问题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报告公布前一晚，香港数处地点再次出现民众聚集抗议，警方以违反针对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病的“限聚令”防疫紧急法令为由采取驱散行动。据工会反映，有多名记者遭受工会所称的“行刑式施袭、侮辱式对待”，也有未成年的学生记者被警员带走，事后警方警告日后可能起诉其父母“疏忽照顾儿童”罪。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对BBC中文记者表示，他认同警方执行防疫法令有可能对记者构成进一步打压。警方称将寻求与新闻业界组织沟通。
记协调查结果怎么说？
作为亲民主派记者工会的香港记者协会自2013年起，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新闻自由指数调查。港大民研于2019年夏天从港大独立，成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一（5月11日）发布的是首次以香港民研名义完成的记协新闻自由指数调查。
以100分为满分，调查结果得出公众人士对2019年香港新闻自由评分为41.9，延续了自2016年稍有回升后的跌势；新闻工作者评分为36.2，比2018年指数显著下滑，打破了自2015年起的升势。
民意调查团队在2020年1月9日至15日间，随机拨打香港境内固网座机与手机，成功进行1022次电话问卷调查，对象为18岁或以上能讲粤语的香港居民，取得公众部分数据。同年1月17日至3月27日间，记协向香港媒体机构发放自填问卷，并收回327份有效问卷，取得新闻从业员部分数据。
香港民研社会研究服务总监彭嘉丽表示，在调查中的公众人士部分，“记者采访时的人身安全”作为评分考虑因素的权重，从2018年排名第三，跃升至2019年第一位，“公众人士的看法改变了”。
其它供受访者选择的因素还有：自我审查、来自北京中央政府的影响、来自特区政府的影响、媒体监察功能、法律保障、获取信息的容易程度、媒体东主、媒体业结构和香港大财团的影响。
在新闻从业员部分，93%受访编采人员认为“执法人员以暴力故意阻挠采访”情况普遍。
两组问卷均要求受访者指出过去一年有哪些事件对香港新闻自由构成损害。调查结果显示，78%公众受访者认为发生于2019年8月31日的港铁太子站冲突中，警员赶走所有记者，对香港新闻自由构成损害；新闻从业员认为多起事件对新闻自由构成损害，其中包括8·31太子站事件、印尼女记者被警员枪伤致右眼失明、多名记者于采访期间被捕、高等法院10月底颁令禁止披露警员个人资料与个别立法会议员倡议设立政府签发记者准照制度。
记协今年同时加开一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社会实践时遭暴力对待的问卷调查”，222名受访记者中，65%表示曾在采访过程中遭警方、不同立场人士，或同时遭受两者之暴力对待。记者所称来自警方的暴力行为有强光照射、抢夺摄影器材和近距离喷射胡椒喷剂等；“不同立场人士”主要为亲政府、亲警队群众，但也有“反送中”示威者，行为包括推搡、刻意阻挡摄影镜头、拳打脚踢，甚至泼洒腐蚀液体袭击。
杨健兴对调查结果不感到奇怪：“我相信过去几十年都没曾见过这种记者到现场去，能感受到人身安全有威胁的情况，更讽刺的是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警方。”
记协自“反送中”示威爆发以来，已多次与特区政府和警队，就防暴警员与前线记者的摩擦交涉。杨健兴对BBC中文记者说，虽然警方未至于把记者定性为犯罪分子，”但他们对记者普遍的有仇视、猜疑，并非个别问题。他们会公开说‘黑记’、‘黑媒’，起码是一种敌视”。
“他们（警察）会觉得传媒报道不公平、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索性阻止你去拍摄、采访。这其实更会造成反效果。当公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情况连记者都拍摄不到，只会造成更多谣言、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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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正网络直播警民冲突现场记者被警员拦查时，遭警员朝着其直播镜头展示其身份证的事件，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3月底接受一家电视台专访时称“有同事工作时过于投入”。杨健兴认为这类说法，以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要求新闻记者更谅解、包容执法人员，是在转移视线。要是特区政府与警队不愿采取行动，纠正警员态度，让警员认为羞辱记者无须负责，局面不会有改善。
记协虽然多次透过发表声明、组织游行等方法表达对港府打压新闻自由的不满，但无论是新闻界内还是支持民主派的网络舆论都认为记协力度不足。作为主席，杨健兴也意识到这些批评，但似乎也有不少无奈。
杨健兴对BBC中文记者说：“我们当然希望——也不断在做的——向政府高层反映我们的一些看法。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见面也好，我们还是不断地要求跟他们去谈。”
“香港始终是法治社会，制度有问题，我们只能要求改良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与建制派对记协的民调结果有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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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以书面答复BBC中文记者查询称：“政府一直坚决维护并尊重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传媒在香港自由地报道新闻，并积极担当监察公共事务的角色。”
“警方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亦明白记者需要现场进行采访及摄影，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警方会派出警察传媒联络队人员提供协助，在不阻碍警方执法的情况下，尽力便利传媒工作。惟警方必需呼吁记者进行采访期间应留意及听从警务人员的指示，保持适当距离，既可避免阻碍警方的执法行动，亦顾及自身安全，以免受到伤害。”
“警方完全明白配合传媒采访工作及与传媒保持有效沟通的重要，并会继续在互相尊重和体谅的基础上与传媒保持良好关系，提供所需协助，加强彼此合作。任何人士如认为于警方处理任何事件时受到不合理对待，可向投诉警察课作出投诉，投诉警察课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
记协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其往届新闻自由指数调查数据刚被新一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采用到通识教育科考卷中，当时，隶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系统的《大公报》就曾指控记协新闻自由指数“抹黑香港新闻自由”，更在社评中称记协“臭名昭著”，调查内容“有明显的政治企图”。
到星期二（5月12日），香港警务处证实以处长名义，向记协、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亲北京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新闻联）三个工会，以及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发函，称警方“期望与新闻界加强沟通，进一步探讨问题，研究有建设性的方案”。
邓炳强星期二在民主派议员的吼骂声中出席新界元朗区议会会议，会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警队任何问题都是他的个人问题，他将一力承担。他同时宣布成立专组处理警员诚信问题。
但邓炳强在会上对区议员说，在冲突现场，有人在电台、电视、社交媒体直播期间说粗言秽语、对女警作出性骚扰、出言侮辱，质疑“部分”身穿黄色反光衣的人是否记者。在发予四大新闻从业员组织的信函中，他也提出过去在示威现场搜获假记者证，有穿上反光衣的记者作出阻挠警方拘捕行动等不符记者工作的行为。
香港新闻自由还面对着哪些问题？
香港记协这份年度民调发表前，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刚在4月21日发表《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下跌7名至第80位。无国界记者认为，香港记者在“反送中”示威所遭受的暴力案件，主要是它所称的“警察与亲北京犯罪团伙”所为。
3月初，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发表《2020世界自由调查报告》，香港评分也下跌4分至55分， 被列为“部分自由”地区。组织称“部分原因是警察和政府对暴徒的镇压行动”。约两周后，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2020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25年来首次从榜单首位跌至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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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送中”示威爆发以来，亲北京网络媒体常见以“黄媒不会告诉你的真相”为标题，传播指控媒体记者“包庇”暴力行为之内容；新闻联批评示威者冲击新华社驻港分社等中共官方媒体是对国家机关的“严重挑衅”和对新闻自由的“肆意践踏”，又指控香港记者“围堵欺凌”大陆记者。
此外，中国官媒与香港亲北京媒体也持续指控香港记协滥发记者证，掩护“假记者”。记协近日曾发表声明，警告一名亲北京香港网红之同类言论为谣言，要求其停止散播。但就在两名年幼记者被警察带走后，隶属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系统的香港中通社指称申领记协记者证“门槛低”，《大公报》再次批评记协“为虎作伥”。
记协调查中提到，新闻从业员认为个别立法会议员倡议设立政府签发记者准照制度损害新闻自由。曾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运期间任职英文《虎报》记者，现职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员的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专家梁美芬博士针对年幼学生记者事件，再次提出应当订立“记者发牌”（记者许可证）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与新闻自由面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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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在发表其《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时曾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情）让独裁政权有机会实行臭名昭著的‘休克主义’——乘政治停摆、公众惊呆、示威免问之机，实施平常无法实施之措施。”
“2030年，信息自由、多元主义与可靠性会长什么样子？答案将由今天来决定。”
杨健兴向BBC中文记者指出，“限聚令”下记者采访理应符合禁令中的“执行工作”定义，享有豁免，不应被驱散或逮捕，但疫情至今历次小规模“反送中”冲突中，确有记者被无理截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对记协要求澄清的信函未作回应，而据他所知，已有至少两家网络媒体记者遭防暴警察引用“限聚令”开出罚单，因此他确实担心这些防疫措施会成为警察打压媒体采访的新手段。
就在记协发表其民调结果之际，香港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政府直辖的香港电台（RTHK）多项被政府和建制派批判的事情，其中包括3月底香港电台电视部英语时事节目《脉搏》（The Pulse）连线专访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讨论新冠病毒疫情与台湾防疫表现一事。
当时记者问世卫是否重新考虑接纳台湾，艾尔沃德回避问题。港府事后明确指控该节目“违反‘一国两制’原则”，港台首长——特区政府广播处长——身为港台总编辑，理应负责。杨健兴认为这是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发表“三条红线”论后，又一自我审查事例。
在星期一的会议上，香港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质疑有关记者是“故意”还是“无知”，要求香港电台主管向记者解释“一个中国”原则；民建联议员黄定光追问该节目与另一被指控有“仇警”成分节目的制作人会否被处分；主管香港电台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重申其认为该节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判断，称局方有责任要求香港电台“恪守重要宪制原则”。
香港广播处长梁家荣称，作为媒体从业员，有时候“想也想不到”会有人以某些角度来解读节目内容，但港台已对此作出“深刻检讨”。“作为处长，我诚心向觉得受冒犯的人致歉。”
在稍早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香港建制派激进人物何君尧提出，应把香港电台的10亿港元（1.29亿美元；9.16亿元人民币）政府财政拨款清零，将其与政府新闻处合并，并完全变成“官腔电台”，为执政者服务。这引来民主派议员强烈批评。
3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宣布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驻华记者。这三份美国大报被北京指控在疫情问题上发表“辱华”言论，外交部声明表明有关记者今后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在内的中国领土从事记者工作，引起混乱和争议。
北京并未公开指令港府驱逐有关媒体的驻港记者，香港入境处只称将因应香港移民入境法规，“因应个案”作出审批，但这含糊不清的局面引起了政界与新闻界对“一国两制”仍否实施的争论。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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