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冠疫情似乎正在缓解，但受害者索赔问题却困难重重。近日，有法律界人士呼吁设立赔偿基金，以平息民愤。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自3月初成立以来，先后收到20多名受害者和家属咨询。大部分人都表示，在索偿过程当中被当局或工作单位劝说或者威胁。
今年一月，张海的父亲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他把父亲从广东送回武汉动手术，父亲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张海说，会坚持索赔。
张海：“我父亲年龄并不大，他活多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父亲工资其实并不高， 4800块钱，抚恤金是三万多，加起来10年的话100万都不到。”
今年一月，张海（右）的父亲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他把父亲（左）从广东送回武汉动手术，父亲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张海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张海向顾问团求助前，曾尝试接触地方政府人员。
张海：“他说武汉市去世了这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要求，肯定是谈不拢。他要我走法律程序。我就是他们眼中的刁民。”
他谴责当局敌视受害者家属。
张海：“我的微信，我的电话，我的微博，全部被他们监控了。有家属告诉我，公安找他们说，你如果追责政府，肯定是要三天两头找你。你如果追责医院的话，他就不管你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会严重骚扰你，影响你的生活。”
“顾问团”成员、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无法作为家属索赔的后盾。
杨占青：“因为中国现在维稳已到了扭曲的地步，无论任何维权都不给你提出诉求的机会，都是能拖就拖，能打压就打压，能哄骗就哄骗。虽然有国家赔偿法，但是没有机会去用。即使立案，武汉肺炎受害者其实是系统性被害，并没有直接加害人，从法律技术上来说也是个障碍。”
图为，2020年4月8日，在武汉市恢复列车服务之前，戴着口罩的警察在汉口火车站外。（美联社图片）
维权律师陈建刚认为，这与中国的体制有关。
陈建刚：“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是个高度专制极权而又高度封闭的国家。当然法治和人治是相互排斥的。中国法律的本质是一种统治工具。法律为什么不能成为后盾？因为在一个人治的国家，一党专制的国家，法律就是来戳打人民的皮鞭，怎么可能来保护你们呢？”
“顾问团”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那样，在追究责任人的同时，成立赔偿基金。
陈建刚：“我个人认为，第一责任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的中央政府应该对疫情、对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伤害承担责任。因为这涉及到生离死别，不要说100万，就是300万，500万，也不能让他们减少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在这场世纪疫症当中，中国成为众矢之的，除了面对来自国内老百姓索赔，卷入疫情的多个国家也要求中国赔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早前却表示，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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