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自：大学教授有没有“不当言论”的自由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萍因一篇文章被这所大学成立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怎么看都像一则笑话。然而，这不是笑话，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估计梁教授现正在武汉的家中被迫“反思”抑或“反省”呢——当然，她也可能正在“冷笑”。她一定知道这种现象正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无法逃脱时代。

 

我很奇怪，一个大学教授连写文章包括在文章中“不当言论”的自由都没有了，这算什么啊！可以说，如果“反映者”不是宵小，也一定是根本不懂自由为何物的东西。正像梁教授在那篇文章中所言：“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这样说，不是说一个人包括大学教授有了“不当言论”别人就不能批评，但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弄得风声鹤唳，给读者的感觉像是文革又来了似的，而且在尚未调查前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将视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你还什么都没弄清，就说要“进行严肃处理”，那么如果是很正常的“不当言论”呢？湖北大学，你为什么要把一件很小的事弄得这般恐怖？

 

4月26日晚间，湖北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称：

 

 

 

“关于网友反映该校文学院教师梁艳萍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将视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原本是湖北大学的事，也不知怎么微信上流转的都是《北京日报》发布的这条消息，大概这家报纸乐见这种“新闻”吧。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为做这则短文，自己将梁艳萍公开发表的文章又浏览一遍，看看其“言论”到底有多么“不当”——这里且不说一个大学教授有没有“不当言论”的自由。记得前两年大家还希望这个社会要允许官员讲错话，只有这样，官员才敢于讲话，尤其敢于讲真话。今天之所以很难看到有个性的官员，更难以听到官员讲有个性的话，就因官员怕讲错话。在我们这个社会，稍有点身份的人讲错话往往是了不得的事。可我想问一句：生活或工作中，有谁不讲错话呢？

 

梁艳萍有没有个人注册的微信公众号我不知道，本人所读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4月1日“简约痕跡”公众号。到现在公众号仍保留着此文，可见，梁教授文章中没什么“不当”的问题。公众号作者大都知道，在公众号发一篇说真话文章有多难，稍不合时宜就不通过。

 

梁教授文章的题目叫《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浏览完文章，感觉真好，不愧是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说句有些网友不高兴的话，比方方那些日记的文字要有味得多。

 

开篇两段是这么说的：

 

“新冠病毒突袭而来，首斩武汉，网络信息的披露与流播先于官方的通报。究竟是将严峻的形势公之于众，让公民及时警觉，保体护身，防患于未然；还是隐匿无视，拖沓延宕，最终使人猝不及防，茫然四顾，狼奔豕突，惶恐无助？这不仅仅是一个施政治市方略的问题，更是如何表达现代城市意识、民主意识、管理意识与发展意识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看人、待人、爱人的问题。

 

“一夜之间武汉封城，一周之内湖北封省。三镇分割，道阻路断；地市设卡，交通切割。患者在病毒攻击中煎熬奔走，试图寻找救命的医院；医者在病患的哭喊中穿行救护，希望可以救人于危殆；市民在病城中禁足封闭，期盼能够熬过劫难。”

 

 估计有些人读到这两段就受不了，可这两段哪一句写的不是实情？哪句写得不好？接着浏览下去，文章更有意思，大概“有国才有家”者对下面这两段难以容忍：

 

 “人作为类存在物，有吃喝住穿性行为的本能，也有护生惜命爱幼全人的理念，人性使然，人道使然。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大一统专制下，教育一直是家国天下，没有个人生命至上的观念——群体大于个体，家国高于生命。一事当前，总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牺牲小我成就整体。生命教育，爱人教育，审美教育一直没有真正灌输到人的生命中，理念中，行动中，总是要求服从、忍从、屈从于高于生命和个人的那一个‘家国’。就连奥运会都异化为金牌比生命更重要的违背奥运精神与体育伦理的竞争。人们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没有一个个的个人，如何有家，如何有族，如何有国？

 

“方方为人的写作，所遭致的围剿与围攻，基本都是心中、眼中、思维中无人的嚣叫，是封建时代前现代思想的再现。他们不知晓《拯救大兵雷恩》的精神，不理解《入殓师》美妆走向他界的悲愿，不明白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师生为了护生而做的诗画，更不晓得在灾难和疫情之中，悠悠万事，救人为上。方方为那些素未平生的病患亡人的记录歌哭，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关爱，人道精神使然。”

 

可能就是这两段话，让一个注册搜狐号的网名为“冷暖客”的攻击为“恶意污蔑、恶语相向”，还说“这是个人素质的堕落，也是对祖国的冒犯”。然而，在本人看来，这两段话讲得何等好啊！这是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应该听到的真话。如果梁教授因这两段话而被所谓的“网友反映”，只能说明那反映者已经把自己从人类分离了出去，是不懂人性、人道的“人”。这种人眼里只有国家没有个人；自己的素质低下，反而诬梁教授“素质堕落”。

 

几年前，北大张维迎教授曾在祝贺周有光寿辰上说过这么几句话：“过去几十年生命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就来自一个地方，包括我们中国，不是说世界有两类人，一类是人，一类是中国人，世界只有一类人，而且所有的女性来自于母亲，所有的男性来自于父亲。而且现在考古和基因的研究是符合的。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人是独特的。”这最后一句的意思没有几个人不明白，况且张教授紧接着说的话让即使想假装糊涂者也不敢不明白：“至少科学的一种东西本身的普及，如果人来自一个地方的话，这个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有普世价值过来的。”（均引自《一生有光 有光一生》第57页）

 

可大家看一看，“认为中国人是独特的”“我们”每天不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这个星球上有两类人吗？一类叫人；还有一类，叫“中国人”。估计很多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可能不答应，本人也不答应。显而易见，中国人群中早已出现了两个“我们”，张教授中提到的“我们”，绝不能代表不承认“中国人是独特的”我们。

 

从湖北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到本人看到消息时（27日中午）不过十几个小时，很多网民为梁教授鸣不平，并举了一例又一例。最“显眼”的一例就是，鲁迅当年批判整体国民性是何等尖锐犀利，然而他去世时棺木上覆盖的是“民族魂”三个大字。

 

要说发表“不当言论”，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哪一个人比鲁迅发表的还多，可是我们知道，不管你承认与否，鲁迅都是一个伟大人物，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发表所谓“不当言论”这方面，不论从思想性、文学性还是趣味性方面，大概都无人能超越鲁迅。

 

其实，不单是梁艳萍教授，任何一个人都有发表“不当言论”的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本身就包含了“不当言论”。只允许发表“当”的言论，不叫言论自由。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我更愿意称他为自由思想家）约翰·密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第二章《论思想言论自由》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即使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的意见相反，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这个人说话。密尔紧接着给出的理由非常充足，而且认定：“任何禁止自由讨论都是认定了自己绝对无误。”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或讲话是“绝对无误”的。

 

让人更想不通的是，湖北大学也太不淡定，仅仅听到有“网友反映”，就不相信自己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发布情况说要成立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这有什么好“深入调查”的，一篇文章，一读不就清楚了。就算文章中有些个性的话，夸张一点说，即所谓“不当言论”，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相信湖北大学领导包括那“调查组”里的成员，天天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话。再说，一所大学宁肯相信普通网民也不相信自己的老师，这是一所什么大学？

 

梁教授是就方方六十天的疫情日记发言，谁都没有权力要求梁教授的每一句话都是“当”的。因为如果这个社会当真有这样的要求，一定不会有梁教授那样一篇文章。再说，“当”与“不当”的标准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拿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因此谁也拿不出。尤其对湖北大学领导来说，就算普通网民（姑且以君子之心排除是宵小所为）不懂言论自由，堂堂一所湖北大学，难道也不懂吗？

 

2020.4.28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