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51期（上）

7月28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发生了十余万民众为保护家园环境走上街头“散步”并冲击市政府的事件。据网络媒体报道，愤怒的市民不仅掀翻了警车、冲进了市府大楼，将“缴获”的文件资料纷纷抛出窗外，而且将政府大楼里的诸多公私物品如名烟、名酒及扑克牌、避孕套等公开陈列示众。与此同时，决策上马污染项目的启东市长和市委书记也被愤怒的民众现场“活捉”质询——其中，最具震撼力的镜头画面则是身为启东市委书记的孙建华被愤怒的市民围堵后扒光了上衣！

回顾近十年各地民众的维权历史，游行示威、掀翻烧毁车辆、打砸派出所、焚烧政府大楼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将地方党政领导给予“活捉”并扒光上衣的事情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网络流传的现场图片可以看到：被扒光上衣的孙建华面对围堵市民咧开嘴笑着—— “笑”什么呢？有的人说这是无奈的笑，有的人说这是尴尬的笑，还有的人说这是辩解的笑，但在我们看来，孙书记的“笑”更像一种谄媚的笑、“讨好”的笑、“讨饶”的笑！

尽管狼狈不堪的市委书记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保安力量奋勇“救”回，但这一“光辉”形象却强而有力地向启东地方当局提出了历史性的警告：民意不可违！民权不可欺！！

启东地方当局为了GDP，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执意上马日本王子纸业的排污项目，全然无视这一项目可能带给当地民众的环境恶果，在市民多次和平上书要求废止的情况下，仍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是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并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反而采取一系列威胁、恐吓与欺骗的方式妄图践踏民意，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东人民以不可抗拒的集体意志不仅使地方党务官僚“原形毕露”，向民众露出了谄媚、讨饶的笑脸，而且迅速迫使南通地方当局公开宣布：“排海工程永久取消”！

倘若南通地方当局在决定上马如此重大项目之前充分发扬民主、听取民意，充分考虑当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又何至于发生警车被推翻、大楼被占领，党政头头被当众扒衣羞辱的事件？！

又假如启东市长（市委书记）在竞选条件下完全由启东市民民主投票产生，启东人民对自己的市长（市委书记）拥有现实的、可操作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孙建华们还会轻易被市民们活捉扒衣吗？那当然是难以发生的，因为在民主竞选条件下，藐视民意、无视民利的任何个人都难以获得人民的选票支持。即使侥幸蒙混过关，如果在从政实践中表现出高高在上的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也一定会被民意机关合法罢免。考察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地方行政长官即使干得再不好、再不得人心，还没有听说过被当众活捉扒衣的情况！

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市委书记被迫“半裸”的画面还迅速通过网络媒体传遍了全世界！尽管有少数“公知”面对画面联想到所谓的文革，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一群暴民将一贵族夫人衣服扒光”并进行谴责，但更多的网民则像过节一样在庆祝启东市民们的胜利——那怕只是暂时的胜利！

我们不鼓动暴力，也反对以暴易暴，但我们坚决支持启东人民的维权抗争，坚决支持各地人民对强权说“不”！法国大革命虽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在路易十六面前，革命具有天然正义性。如果不发生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将永远只是“第三等级”；如果巴士底狱不被攻占，“自由、平等、博爱”更不可能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格言”——那只能是处于“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阶级永远的黄粱美梦！

就启东维权事件而言，它不仅是对启东地方当局无视民意和民权的严重警告，也是对执政党顽固死守现实体制和制度的严重警告，无论是乌坎事件、什邡事件还是启东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北京政权的危机性和中国政改的紧迫性！

——“民主”，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回顾历史，中共在“打江山”时代曾经高扬民主大旗，无论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还是中共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曾公开的、大张旗鼓地为“民主”叫好。如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时就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时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至于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有关“周期律”与“民主”的谈话就更家喻户晓了。也正因此，当49年毛共党在北京建立政权时，中国人民曾经给予了非常美好的期望，遗憾的是人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毛共党很快收回了自己的民主诉求和民主承诺，不仅在经济上带给人民普遍的贫穷，而且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带给人民没有底线和边界的死亡、迫害与牢狱！

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进行改革开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大部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温饱”并非人民渴望的唯一内容，人民更需要的是民主、尊严以及对执政者的有效驾驭。就在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进行这种民主努力的时候，却遭到了独裁者和专制政党的联合屠杀，“民主”倒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殷红的血泊中……！从1989年6月4日开始，中国社会被执政党逐渐带入一个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官僚权贵集团恣意妄为、疯狂扩张的时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邪路”论、“五不搞”论、“维稳”论甚嚣尘上，大量的国家财富被以“改革”的名义瓜分进官贵集团的仓库。肆无忌惮的拆迁征地运动更是将大量的民众逼上抗争、上访和维权的道路。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专制腐败则成为“中国特色”的同义词！“官民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也正是在此时代大背景下，群体维权事件、人民抗暴事件才会彼伏此起、四处开花，一浪高过一浪！乌坎维权成功颠覆“村政权”，什邡维权将“共产党市委”的牌子践踏在脚下，时间不长，启东市委书记又被当众活捉扒衣——由此可见，共产党政权正面临着全盘性的执政危机！

面对危机四起的现实困境，大量的党政官僚都纷纷选择裸官、移民和出逃，都在为自己和家族、家庭的“可持续繁荣”奔向“美国”寻找后路，但作为整体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无处可逃。那么，这个党的出路或后路又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执政党的“出路”有两条：

其一，继续“维稳”，死死守住“权贵资本主义”（当局自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继续在专制腐败的红色高楼里寻欢作乐，其必然的结局是：全国性的人民革命。一旦全国性的人民革命发生，执政党各级官僚所面临的恐怕不是简单的被活捉扒衣的问题，恐怕是人民革命后的正义审判问题——彼时之中华大地又哪里会有共产党的温柔地、富贵乡呢？

其二，就是集合体制内外健康力量，迅速启动实质性政治改革，推动整个国家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第一条道路，实际上不是“出路”，也不是生路，而是一条充满危险的“绝路”和“死路”。也因此，我们善意的提醒执政党不要选择这条道路，果断并永远的放弃这条危险的“死路”和“绝路”。

第二条道路，不但是生路、活路，而且是一条理想的达人达己、善始善终的道路，我们同样怀着十分的善意建议执政党高瞻远瞩，抓住目前尚且存在的历史机遇，主动高扬政改大旗，让民主的旋律在中华大地奏起来、响起来，则曾经发生的一切罪恶庶几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宽恕和赦免！

现在已经八月了，再过两个月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来看，“胡中央”似乎更愿意沿着第一条道路继续前行——前不久，中共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讲话中还在老调重弹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调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对于人民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很不幸的信号。因为这个信号意味着中共十八大很难发生“政改”新气象，很难有实质性政改内容，中国将继续沿着“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其必然后果是更多数量、更大规模的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的发生。这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病态心理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执政党切记：这条黑暗的、没有前途的道路不要走！也肯定走不通！！

对于胡温中央来说，如果对于国家还有半点爱、对于人民还有半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当机立断，改弦更张，从“特色论”的立场转到“普世论”的立场，从“维稳”立场转向“维权”立场，从专制垄断政权的立场转向人民选择执政党和执政官的立场，努力推动中共十八大开成政改的大会、开成民主的大会、开成再造共产党、再造“新”中国的大会！

1990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新年致辞”中说道：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我们期望“专制”中国已达63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能面对全国人民庄重宣布：“我们决定，兑现还权于民的诺言，将权力还给人民！”只有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凤凰涅槃，获得美好的新生！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

本刊特评一

反对“帮凶外交”！

支持世界民主力量对阿萨德政权进行彻底打击！！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6891.html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华网消息，联合国安理会１９日就英国等国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和俄罗斯对决议草案再次投了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这是继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及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中俄共同否决涉叙决议草案后，安理会第三次未通过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除俄罗斯和中国外，巴基斯坦和南非投了弃权票，安理会其余１１个理事国投了赞成票。

对于中国政府利用安理会否决权连续多次否决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危机而做出的努力，“零八宪章论坛”表示严肃的批评和正义的谴责！“宪章论坛”认为中国政府这种放任屠杀、不负责任的行使否决权不仅是对叙利亚人民的巨大伤害，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伤害和侮辱！“零八宪章论坛”严肃谴责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的“帮凶”行为！

“宪章论坛”认为近一年多时间来，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屠杀暴行——对普通平民和老幼妇孺的多次集体屠杀已经使得阿萨德政权早已沦为叙利亚人民的头号敌人，从人道主义和人类正义的普适性出发，国际民主力量必须肩负起维护人类正义的光荣责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除阿萨德法西斯集团反人民也反人类的暴政行径！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障叙利亚人民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享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在国际和平遭到威胁或发生侵略行为时，可以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强制措施。我们认为叙利亚阿萨德法西斯集团的血腥暴政，不仅严重威胁到叙利亚人民的生存与幸福，而且也已经严重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定！从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出发，中国“零八宪章论坛”坚定的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坚定的支持世界民主力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相关规定，对血腥残暴的叙利亚阿萨德专制政权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进行彻底打击，拔除阿萨德独裁政权，使得人道主义、人类文明与人类正义的光辉能够很快普照到叙利亚国家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乡村！

《零八宪章》论坛

2012-7-20

本刊特评二

关于江苏启东人民反污染事件的郑重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综合博讯、大纪元等媒体消息，7月28日，在江苏启东市发生了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污染项目上马事件。据报道，愤怒的启东市民推翻警车，冲破警戒线，冲进市府大楼，将大量政府文件抛出窗外，将从办公楼内“缴获”的名烟、名酒及扑克牌、避孕套等公私物品公开陈列示众。与此同时，决策上马污染项目的启东市长、市委书记也被愤怒的民众现场“活捉”质询，启东市长被群众套上反污染宣传衣，启东市委书记则被市民扒光上衣堵截在车上，直到大批警察前来“解围”！

另据维权网报道，启东十万民众街头维权事件已经遭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不仅有许多市民被打伤，100多人被抓走，而且据传有三位市民被警方毒打致死！官方还明确表示要进行“秋后算账”——“学生参与便开除学籍，老师参与开除公职”，而参加抗议活动的大学生“会受到相应治安处罚，将直接影响进入高校学习深造，乃至影响个人的前途命运”……！

鉴于启东维权事件的上述情况，“零八宪章论坛”本着“人权原则”与“法治原则”特别声明如下：

第一， 根据“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我们坚决支持启东人民为捍卫家园美好环境而进行的所有示威抗议活动，坚决支持启东人民完全、彻底的将日本王子排污项目赶出自己的家园！

第二， 根据人权保护原则，我们坚决反对启东地方当局对维权民众的威胁、恐吓、殴打和抓捕。我们强烈要求启东地方当局迅速释放被捕市民——如果有维权市民被殴打致死，必须将凶手缉拿归案并给予受害者家属以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第三， 我们坚决反对“秋后算账”。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普通市民都必须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人权保护。任何参与维权活动的公职人员都不能受处分，任何参与维权抗议的大学生（包括才考上高校的准大学生）都不能计入“黑档案”并影响他们的学业及“个人前途命运”！

第四， 鉴于启东地方当局已经公开承诺“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我们郑重建议在“愤怒”心理支配下占领市府大楼的启东市民和平有序退出市政府，不要再将市府大楼的公私财物（包括政府文件）进行抛洒和展示。

第五， 考虑到启东地方当局可能出现的“秋后算账”行径，我们建议启东市民迅速推举代表组成“善后协商委员会”以期与启东地方当局就许多无法回避的事项进行谈判协商和对话，争取维权事件的圆满解决！

第六， 同样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秋后算账”问题，我们郑重呼吁维权律师和全国各界良心人士密切关注启东维权事件的后续发展，给启东人民以必要的法律支援和道义声援！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启东地方当局：启东市民在“愤怒心理”支配下占领政府大楼的行为是对你们高高在上、无视、蔑视乃至仇视广大人民基本权利行径的严重警告！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唯一该做的事情是：深刻反省既有的错误，诚挚的向启东人民进一步道歉，切实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规定，以求广大人民的包容和谅解！

《零八宪章》论坛

2012-7-29

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政改“成就论”就是“不改论”

编者按：

再过两个月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对于民间呼唤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能否在中共十八大上搬上议程，本文作者根据近期当局通过各种渠道所释放的信息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十八大是没有什么政改可能性的。为什么？在于目前的官方正大力宣扬所谓“政改成就论”，既然“成就”已经很大了，而且最高执政当局认为“特色论”完全正确，那还能期望“政改”什么呢？但是本文作者对此陈词滥调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明确指出“中国政体的严重落后已经导致社会无法前行”，严肃宣布：

“中国必须厉行政改，且唯有政改才能重生！”

对于今天中国喧嚣的政改“成就论”，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曾经臭名昭著的“五不搞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变种，是与“五不搞”一脉相承，互为沆瀣。对于这种政改“成就论”，中国公民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保持应有的警惕！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政改“成就论”集中表达出来的是今年5月14日《求是》杂志汇总了2009年以来官方对政改的一些论述，总归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该文对于所谓的“成就”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层群众自治，选举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改革，人权事业不断进步。无独有偶的是，在5月14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一文，其中谈到政改重大进展方面为：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健康发展，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府运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今天看来这两篇文章绝非偶然，也不是某家或某派的意见反映，因为从此后中国主要官媒载文及大批重要官僚出面谈论政改时，都事实上是对这两篇文章的背书，可见这两文应该就是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经过反复商讨、争辩，甚至较量后达成对外的统一口径，用他们内部的行话就是“组织的统一意见”。对此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印证的是，从5月14日之后，中国体制内曾反复呼吁政改的温家宝总理就很少再谈论政改话题了。

对于5月14日《求是》与《人民日报》关于政改的定调，如果有人还不能理解，那么7月23日中共最高层对政改问题的讲话，就鲜明地回答了社会对政改的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就意味着：其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始就一直摆在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二、政治改革就是“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事实是对5月14日政改“成就论”的再次重申。

作为与政改成就论呼应的是中国近日执法界纷纷通过不同形式来发出对那些敢于质疑现行体制与中央成就者的警告。如7月24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在召开的北京暑期网络环境整治工作部署会上表示，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这其中的“攻击现行体制”就直接指向政改中对现体制各种问题所提出的质疑，它事实是对政改成就论不容置疑的另一种表述。

如果有人对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言论表示愤怒，那显然是没有看清这话后面的深层背景，事实上这显然不是傅政华及其所代表的北京公安局的态度，而是更高层意旨在北京公安局的反映，因为就在7月25日最高法就发出了“从严惩处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的告示。由于在刑法中将危害国家安全定义极其空泛，其中将“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即“煽颠罪”也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之中。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那些“煽颠罪”都是些因言治罪的案子，这些案子都是因为当事人独立思考而发出了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或者对现体制提出了较严厉的批评，结果招致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判。所以，现在最高法发出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应该就释放着收紧言论空间，打击那些敢于对现体制提出质疑与批评的人的强烈信号。由此可见，这种严厉打击批评现体制者的行动应该来自中共高层，至少是政法系统当下统一的行动。

由中共最高层给政改定调，到北京市与最高法发出严打“造谣”、“攻击现体制”与“危害国家安全”来看，封杀对现体制及其领导提出任何质疑、批评声音已经成为政法系时下的工作主题，而轰炸式宣传政改成就与现体制优越则是中宣部隆重上演的大戏。这种严打与宣教的硬软两手，围绕的中心就是维护现体制与现领导，这种维护的基础与前提当然是改革成就，改革成就自然不能将政改成就排除在外，试想辉煌到要成为世界模式的改革，理所当然有优越的、不容置疑的政治体制。在此情况下，怎么可能容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论与没有政改论呢？

中国政改“成就论”无疑成为当下中国以打压来维护、以宣传来推销的政治重头产品。然而这种成就论只要回到现实，其虚幻与欺骗本性就暴露无遗。不仅中国国内目前每年达到二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数千万的上访民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居等等，无不在控诉着政改成就的伪诈。同时世界各种人权机构每年从新闻自由、记者关押及公民参与政治度来评比衡量排队中，总会让人伤感地在最后几名中找到中国的名字。虽然这种评比经常引起政府诱导下的中华民族对“敌对势力”的愤怒与想象，但当大家注意到这些评比机构平日也大胆对本国政府严辞指斥，甚至公然逼得总统辞职、内阁倒台时，又常常使这种“敌对势力”的言说失去方向。如此内忧外患，真使这个“政改成就论”在现实的层面找不到落脚之地，以致常常被抹得面目全非，或被剥得体无完肤，甚至连遮蔽隐私的一点档布也无处找寻。

政改“成就论”遭遇现实如此毁灭性阻止，为什么今天仍然是官媒与官府唱和祭拜的圣品？究其原因大概：其一、是执政当局需要对本届工作的历史性盖棺定论，他们认为如何评价事关人生千秋功罪，若说政改滞后或甚至没有启动，那当然不会是功了。其实历史从来不是官方私史，更不是御批钦点，这在古时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就见证了。更何况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哪有编造欺瞒的余地？当然没有政改也并非就定死是罪错，因为没有政改有主观不改与外力阻扰无法改之分。如果是主观能改而不改当然是错失历史，罪责难逃。但如果是外在阻力使自己无法改，那就并非本届当权者之过。这种外力阻扰下不能改的情况，坦然承认显然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后人的交代，是能得到历史公正的理解与认可的，而如果刻意掩盖，那却是误导现在，遗祸子孙，是不会为历史所原谅的；其二、畸形经改下豢养出的权贵集团，强烈需要这种体制的的延续与不变，这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当然他们急需要通过认可多年来改革的成就，以证明其产生与存在的合法与正当，他们当然容不得对政改成就的质疑与否定。

不管是哪种情况，中国政体的严重落后已经导致社会无法前行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厉行政改，且唯有政改才能重生！而如果今日中国社会坚持认定过往政改已经成就斐然，那么就意味着将来也会延续过去的政改，那就是历史上的“萧规曹随”，那就是遁旧履陈，就是坚决不改的变相宣誓。对于今天中国喧嚣的政改“成就论”，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曾经臭名昭著的“五不搞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变种，是与“五不搞”一脉相承，互为沆瀣。对于这种政改“成就论”，中国公民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保持应有的警惕！

张辉：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

编者按：

张辉先生作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民主维权人士，亲自参与了包括纪念林昭、围观马尾“三网友”案件的相关运作活动，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学者。在民主宪政理论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与此同时，对于民族自治问题、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也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连续刊登张辉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

l 《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各种误读》

l 《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

l 《来自官方的民族识别是通往野蛮之路》

l 《民族政策成了前苏联的掘墓人》

l 《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与分权类型》

l 《从地方自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看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上期刊登了张辉先生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各种误读》（链接：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1527.html），本期刊登的相关文章是《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欢迎阅读并转载，读者如有评论文章，可以投稿本刊编辑部信箱：

beijingbeijingbless@gmail.com

张辉：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隐患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彻底废弃了，代而行之的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地方自治制度。不仅要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地方自治，而且要在中国所有区域内自下而上地实行纵向的地方分权，并普遍地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同时淡化地方自治的固定化的民族属性，淡化民族自治。不仅以之解决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同时以之预防、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

自治（autono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uto意为自我，nomos意为规则，即自治意味着自我管理。从现代汉语的词汇用法来看，“自治”中的“自”意为自己或自我，“治”可以理解为治理，总的意思也为自我治理。其他语系，如英文为self-government、self-rule，法文为autonomie或s’administrer，德文为selbstandigkeit，意思也都为自我治理。

自治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法律文本中。在国内法上，它是指某些公共机构实行部分的自我管理。它包括制定法规的权力，即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来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在国际法中，自治意味着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其部分领土范围内的人民在某些事务方面管理自己，但并不组成他们自己的国家。

但由于其并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法律概念，因此，其语义依据不同的语境而有不同的含义。蒂姆•波捷（Tim Potier）在其关于高加索冲突的书中提到：“各国的律师们未能就‘自治’的定义达成任何一种‘可靠’而又可行的一致意见。之所以无法对‘自治’做出界定，是因为无法对‘自治’的范围加以具体化。自治是一个宽泛的、众说纷纭的概念，它包含有很多的头绪，而不是一条单线。”

关于自治的概念当然有诸多的解释，但自治通常是指较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即以一个行业、行业团体、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地区等为单位的自我治理行为。这种解释之所以成为通常的解释，是因为众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

正因为是众人接受的解释，所以这里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说明。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的州是自治的、日本的县是自治的、德国的行业协会是自治的、意大利的宗教团体是自治的，所以他们就极其容易把自治理解为“较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其实，上述的自治行为乃是一种社会顶端的自治现象，是浮在社会表面的自治现象。我要阐明的一个观点是：自治乃是自由的衍生概念，但又不低于自由，真正的自治最终是属于个人的，自治的源头不在省、市、县，而在每一个人。如果社会自治不是来源于每一个人，而是来源于最高领袖，或者政治局，或者党中央，它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尤其是生活在前苏联和中国大陆这样的缺少自由气息的地带，人们难以品尝个人自治的味道，却只能在官媒的教导下把自治的主体理解为脱离个人的社会集体。假设自治止于社会集体，那么就可以断言这种自治是从上而下恩赐的，绝非自下而上建立的。自治属于个人，然后才属于集体，然后才属于更高的集体，这是真正自治建立起来的必然顺序。

截至2012年6月3日星期日，中国的百度百科对“自治”的解释仅仅是：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自治区域的一种民族行政自治管理模式，自治行政管理法规的相关条文不得超越国家大法的法律权限约束，实施民族自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里，自治是从上到下的，是“国家对少数民族进行自治区域的一种行政自治管理模式”。当然，这样的解释正好符合中国大陆的“自治” 实际——缺少个人的自治，而少数民族的“自治”也是来自最高当局的。

（二）

与自治概念一样，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本身也没有明确的定论。特德• 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将之理解为，“意味着某个少数民族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拥有一个权力基地，一个通常是区域性的权力基地。” 相当大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谈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讲的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现在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

本来，民族区域自治从字义上讲，其自治主体是“民族区域”，也即一个特定区域，而非“民族（Volk）”。但是，中共早期主张民族自决，其后淡化民族自决转向民族自治，提出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进而又在其中加入了区域自治的内涵，演变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提法。1949年中共当政以后一直强调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一方面是这样的变来变去，另一方面又想一贯正确，这就使他们不得不努力衔接，最后又把问题搞得稍显复杂化。究竟是“民族”自治还是民族“区域”自治？中共的理论家没有说清楚，而中共的政治家对此也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他们一谈到民族区域自治就谈到对少数民族的优抚，那么公众也必然把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解为少数民族自治。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用序言的方式告诉人们，这是区域自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 。

究竟是“民族自治”还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不是个小问题。这是影响国家稳定、统一和繁荣的大问题。

（三）

民族自治所强调和依据的出发点是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需求主要表现为该民族要维护、表达和发展自己独有的民族特性的权利需求，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民族要求，一是地域要求。前者与族性和民族认同相关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权利主张：自决；语言、宗教与文化方面的权利；对资源或机会的平等享有；以及（或者）为实现前三项要求而寻求物质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后者则与地域收复、分离、自治相关联。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权利需求既可以与地域要求相关联，也可以与地域要求相分开。而民族区域自治则将地域要求与民族要求相交织在一起，针对聚居于特定区域，并构成当地居民多数的（相对总体而言又是少数的）民族的权利通过自治的形式进行保护。

在这里就产生了两个矛盾性的问题。第一，民族区域自治，除了地方自治的地域属性之外，又事先人为地规定了民族自治的民族属性。而按照地方自治的相关理论，地方自治是为住民自治和团体自治的结合物，地方事务的决策按照民主向度和自由向度的要求，以及辅助性原则，应由住民遵循民主原则自行、自下而上地、并且自由地决定。也就是说，地方的属性，应由住民个人按照民主原则，作为天然的基本权利自行地进行规定，并通过公共团体来实现。只要实行了真正的地方自治，是反映抑或不反映民族群体的权利需求，按照民主原则自然会有相关结论。如果住民意识中民族因素占据了主导决定地位，住民自治自然会体现出民族自治的属性。而自上而下地固定一种群体利益，无疑既是多余的，也是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的。对文化可以进行特殊保护，对人必须一视同仁，这才符合现代文明。

第二，民族区域自治保护的如果是某一区域特定民族的权利，这就要求被保护的民族群体聚居在一个地理上孤立、界线明确的地域范围内，并且该地理范围内不存在复杂的群体构成。因为按照自治原理，只要是居住在该地域内的居民都应该被赋予一种自治地位，而不管住在该地域内的这些个人是属于此民族还是彼民族。而当该地域并不由单一属性民族群体构成时，自上而下预先地、人为地对地方自治的民族属性进行规定，并在政策上不同对待，就必然引起该地域内个民族群体的对立和冲突。比如新疆有诸多少数民族，但中共当局把新疆规定为维吾尔族属性，对维吾尔族、汉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分而治之、不同对待，就必然导致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和维吾尔族的对立。从实际上看，近年来西藏和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域的不断加剧的民族冲突，即源于事先通过民族识别所进行的区域属性的界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对待政策。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民族矛盾的根源不在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而在政治决策者身上。

（四）

杨道波博士曾经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地方自治解决民族问题，其实质是以民族因素为前提的地方自治。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彻底废弃了，代而行之的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地方自治制度。不仅要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地方自治，而且要在中国所有区域内自下而上地实行纵向的地方分权，并普遍地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同时淡化地方自治的固定化的民族属性，淡化民族自治。不仅以之解决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同时以之预防、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每个“民族（Volk）”之所以成为民族，都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一个“民族（Volk）”聚居在一个特定区域成为多数时，他们都有着自决的倾向——按自己的自由意志管理自己事务，而当自决的倾向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还会产生驱逐异族、或者联合异族在这个特定区域进行独立建国的倾向。如果提出独立建国的要求，不同民族会在主权问题上，表现为民族要求和地域要求方面，与其他民族或代表该民族的国家政权之间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当其在维护、表达和发展自己独有的民族特性方面，感受到威胁或者感觉到机会的来临，就会将这种感受或感觉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当受到压制而产生冲突时，更会将民族要求、地域要求与权力要求联系起来，从而导致更激烈的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一点，不仅为世界民族发展变迁史所证明，而且也被现代政治所证明。处理好民族问题，关键在宪政民主之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解决不好宪政民主的问题，解决不好地方自治的问题，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将隐患重重，甚至有国家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在未来不得不面临这一时刻，现在的当政者也难辞其咎。

綦彦臣：论“二阶剥夺”（上）

——权术统治的危机性衰败

当腐败换取团结被复制（放大）为一种基本政治规则时，它的团结效用最小化了而成为新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以上访为特征的底层抗争。由此，“维稳”作为一个政治词汇也高频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当中。

极为不幸的是，首先是对江胡为“代”的两代人，假定拐点有可能，这两代政治家们则无一例外地是过渡人物而不成其为“代”。更何况胡时代根本没法还清江时代遗留的政治债务，且赤字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薄熙来事件这样的路线之争。

l 引言：转型？搪塞？

l 江氏骗局：稳定逻辑的破产

l 革命复辟：难以出现的拐点

l 微博活力：公民自治成长平台

l 结语：透明与自治的互促作用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引言：转型？搪塞？

中国社会危机丛丛，体制外的批评声浪日高。其实，体制内基于利益考虑比体制外更焦虑。为了应对民意，他们至少承认权力是人民赋予的[1]，这与靠革命的血腥获得的合法性表达有了微妙的差别。还有，更进一步的改革观念大胆指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恩赐的错误认识”，即在幸福指数的提升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2]。这两则均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具体实路意义上，尚未看出任何可能性。相反，利用公权力谋求小局域乃至个人福利（如罚款提成）的丑闻比比皆是。放下道德原因不论，至少这是公权力追求非税收入的冲动，非税收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点并将持续下去[3]。因此，针对社会危机累积的政治宣传很容易被公众情绪负面化。此称为“习惯性质疑”。

“习惯性质疑”已经是网络（微博）舆论的常态。也正是网络民意，迫使最高当局调整了社会控制策略，称曰：“实现由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的转变。”[4]对此，由于整个体制的信息透明程度差，我们无法确认当局是真想转型还是延续以往的搪塞策略。当然，基于利益考虑的转型也是存在可能的，尽管此仅为应然的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

一、江氏骗局：稳定逻辑的破产

体制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体制本身刻意的结果，这也是激起民众强烈不满的原因。在重大社会事件里面，这个因素推动效用尤其明显，以至于一些当权分子不再会顾及“同志们的感觉”而自辩求清，尽管这种辨清也可能是惯例性说谎。一九八九年发生的民间抗议活动中，北京市党政首长均公开了自己的家庭收入乃至于成员结构[5]，声称家无“官倒”而列属清廉。不过，后来的陈希同腐败案发展成了这种辨清的一个反证。

仍然将道德评价限制在最低，辨清与镇压都可归纳为稳定的逻辑。稳定的逻辑不仅使江泽民成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而且这个逻辑也成为江时代政治骗局的始点。在江接任总书记的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24日）上，他讲到：“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6]

正如在这篇后来公开的讲话中所说到的那样，江是没有心理准备接手最高权力的，因此，他只有也必须以权术偏好来维持低效率的党权与行政运转。此种治策可称为“以腐败换团结”。然而，整个统治作为等比例权力缩减系统，其内部复制性亦是极强的。当腐败换取团结被复制（放大）为一种基本政治规则时，它的团结效用最小化了而成为新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以上访为特征的底层抗争。由此，“维稳”作为一个政治词汇也高频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当中。一如团结效用最大化而致腐败成为风尚，维稳低冲突效用也最小化，转而成为诸多分支利益集团的谋利之源——“吃维稳”继全面腐败之后的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终江泽民全部任期，稳定始终是头号政治问题，也成为传给下一代的政治债务。但他巧妙地声称“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7]。自由在什么样的增量上被体现语焉不详，正如一种投资品有什么样的回报率不得说明即为骗局一样。至此，江系骗局的前提和条件再被突出，“媒体主管被告知不要报道党内任何不一致的观点，即所谓‘噪音’，也不要报道任何社会上的负面观象”[8]。

二、革命复辟：难以出现的拐点

江氏骗局的“完美”之处在于它表示自己并非完全封锁，自由存在增量的可能，甚至会出现一个拐点：“然而，在进一步到一定阶段，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9]极为不幸的是，首先是对江胡为“代”的两代人，假定拐点有可能，这两代政治家们则无一例外地是过渡人物而不成其为“代”。更何况胡时代根本没法还清江时代遗留的政治债务，且赤字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薄熙来事件这样的路线之争。体制内的威权主义称薄的极左路线为“黑色革命”，发生的概率远高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10]。

“黑色革命”虽系中共党内路线之争，但它在更大意义上也代表了革命复辟的趋势。在一般含义上，“革命”与“复辟”是对立的概念；在威权主义希望统治集团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意义上讲，革命复辟实质是出于对转型（特别过程纷繁、利益冲突多维）的恐惧，不如回到革命旧路线上去，用简单有效（包括迅捷的政治迫害）的方法来镇制社会。就本质意义而论，“维稳”也是“黑色革命”的组成部分或可缓冲为后者的新内核。这也是民间传闻维稳体系（即社会综合治理机制）与薄左势力勾结的“基本原理”之所在。

现代社会条件下，半民主或非全面独裁的中国环境里，无论江氏骗局还是“维稳”乃至于“黑色革命”，都是对社会公众的“二阶剥夺”。因为在没有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条件下，如社会整体骚乱或者内部战争乃至外来入侵，它等于回到了阿伦特所论述的公共幸福与私人福祉冲突的情况。在《论革命》一书中，她讲道：暴政“垄断了行动的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换言之，暴政剥夺了公共幸福，虽然并不必然剥夺私人福祉……”[11]。比较直观地描述中国政治中存在的二阶剥夺，可以更好地理解江氏骗局的逻辑含义以及自由拐点的艰难性。但，这种比较能为愿意改革的开明派提供一种伦理自省，也为民间自由力量提供一个理性批判的视角。以下即为简要描述：

其一，代表（不仅限于人大代表）的非民选性，是一阶剥夺。比如许多人有选民证而没有被允许（引导）投票，也不知道代表是谁。具体到小的局域，更可能是有投票而无唱票，领导一手直控（秘密点票而确定）选举结果。

其二，即便选择了代表，或未投票而被动认可，这种代表仍不能发挥实质性的议政或谈判作用。此为二阶剥夺。最直观的是在劳资纠纷过程中工会一直缺位。

其三，广义的“二阶剥夺”即本文主题之论有如此明确界定——它固然是个统治技术问题，但最终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统治集团的中央层面主张革命往执政的转化已沦为谎言；社会、文化、经济的自由化，不可能不导致政治多元化的诉求，而防堵政治多元化又成了一个衍生伦理问题。

三、微博活力：公民自治成长平台

广义的二阶剥夺会产生虚假的政治赞美与混乱不堪的政治信息冲突。国际上的政治学家以苏联政治中的“猜新闻”为例，指称上列现象叫“克里姆林宫学”。克里姆林宫学在中国的对等物当然是“中南海学”。中南海学的核心学问之一就是“舆论导向”，也即前指的舆论一律，特别是排除党内“杂音”。舆论一律的规划深刻地影响到各级官僚，比如官员斥问记者的雷人话语“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即是对此律深化认识的个体解读。

在过去三十年里，这样的表达也许不成其为问题，甚至被强化成一种政治规则，但在互联网舆论发达（尤其微博勃兴）的当下，它不仅成为公众舆论的嘲弄对象，而且还会被公众举一反三地联系许多。一年前的「七·二三」甬温事件，通车与救人的争执终以“通车论”在道义上大败为结局，可谓是自中共上世纪二十年代发动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庶民的胜利”。

在二阶剥夺的既有模式下，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倾向于控制微博的活力，以免“反政府言论失控”[12]。仍然在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是一种软性控制，也就是说“二阶剥夺”偏好更微妙变形（策略）。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微博事件现实化的指责，即约架事件被污名化，如被《环球时报》指为“文革”行为[13]。实质上，是统治集团担心此类网络小概率事件现实化会诱发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

在陈光诚事件发生，《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单仁平还讥笑说“中国微博上一些‘抱团取暖’的边缘情绪代表不了中国社会的态度”[14]。前后两个月多点的时间，一则讥之，一则惧之。同为微博事件之评差异如此之大，可谓发人深省。前后矛盾可以省去不论，此中沿袭或必须接受的来自政治高层方面的权术统治，亦是让人们看到革命复辟有多么顽强的习性！

结语：透明与自治的互促作用

在过来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及理论表述中，人们偏重于自由、民主、宪政的“三位一体”。但比这“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公民自治，并且自治不只是相对于统治权力的外化与独立，更是公民形成自由的判断力，以至形成不同于“主流价值”的看法。自治，是一种深刻的异见与行为上的价值独立，它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性要素。在中国现实环境中，微博恰好提供了公民自治的最初始条件。

最初始的意义在于微博是不透明政治的对立物，是对权术统治的饱和攻击。比照新兴民主国家（emerging democracies）的国家案件，信息透明暨自由本质性体现了各自“特色（unique）民主”与“普世（universal）原则”的有机统一[15]。也因于此点，新民主国家领导人紧密联谊（LEND[16]）逐渐成为全球的一支新政治力量。因此，一个透明的政治体制不仅是对国内的透明，也是对国际的透明，至少是对同质伙伴的透明。同理，权术统治的危机性衰败也不只表现为国内的道德崩溃即统治正当性的大幅减损，更表现为在国际社会上的道义负面化。叙利亚问题的最终结局会给后一项判断以“远期证明”。

——————

注释部分：

[1]“权为民所赋”在中共意识形态中来自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的讲话，具体时间是2010年9月1日（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当然，更早一些提高执政能力的文献也涉及到这个理念。宣传系统将此归诸习近平名下，其完整表达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后来的一些诠释者把此说拓展为责任观念，称曰：“特别是当前矛盾交织，希望和困难同在的时刻，作为领头羊的各级干部，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文章，“习近平昨强调正确的权力观要有‘三敢’精神”，作者未详）。详址：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126/12453.html；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参见，“汪洋：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恩赐的错误认识”，详址：http://news.163.com/12/0509/13/812kKJSIM0001124J.html；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参见拙文“非税收剧增，激化社会矛盾”，载于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2012年2月16日。

[4]参见中国网2012年7月22日报道，“周永康：社会管理要由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转变”，详址:http://news.china.com.cn/2012-07/22/content-25926775.html。

[5]李锡铭与陈希同在1989年4月30日与“部分市属高校”学生的对话中，李锡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收入与家庭结构。有关通报说，“陈希同等同志也向学生们介绍了他们的收入和家庭情况”。参见乔初编《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记》，P30；乔编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8月第1版)。

[6]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一卷，P62；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2006。

[7]参见库恩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译本，谈峥等译），P415；谈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环境论述原状如此：“一个有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8]同[7]，P410。

[9]同[7]，P459。

[10]参见《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29日文章，“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作者：萧功秦），第54版〈观察家〉。

[11]参见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中译本，陈周旺译），P114；陈译版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12]参见博讯网2012年7月15日报道，“中国官媒忧网上反政府言论失控”；源出：BBC中文网，具体日期未详。

[13]参见“搜狐评论”2012年7月7日，“球球时报：微博‘约架’是网络知识分子的耻辱”（社评），详址：http://star.news.sohu.com/20120707/n347550120.shtml；源出：《球球时报》，2012年7月7日。

[14]参见《环球时报》2012年5月3日文章，“陈光诚和美国都应保持角色”（作者：单仁平），第15版<国际论坛>。

[15]参见Washington File July 11，2012，“Clinton at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Meeting in Mongolia”。她说：“And Although every country’s democratic journey is unique, there are universal principles we share and that’s what I think brings us together-to support each and to help emerging democracies succeed. ”

[16]同[14]，July10，“Clinton on ‘leaders Engaged in New Democracies’Network”，LEND即leaders Engaged in New Democracies的缩写。现国内尚无确译，我试译之为“新民主国家领导人紧密联谊”。

郭永丰：中国公民运动方略浅谈

正如俄罗斯警察对参与反抗政府聚会的群众所说的，如果你们只有几百人示威游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你们一一抓起来；如果有数千上万人，我们可能只有观望；如果有十万百万人，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干了。

但在一开始时，一定要低调，必须先打好基础，广交友，大力寻找同道者，找到足够多的骨干力量首先整合在一起，每个省市县乡镇村都要有人，并形成本地的民主或公民小团体，先开展最不起色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比如独立参选，小型维权，公民培训，普法教育，公益救助，穿文化衫，散发传单，举办各种行为艺术等等，切实把当地雪球滚大。由于经常上网，只要各个地方都非常成熟了，全国自成一片，开展任何统一的活动，也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一、揭穿谎言，撕掉画皮，乃当务之急

二、注意策略，保护自我，打开民意阀门很重要

三、阳光之下，无论邪恶势力多么威武强大，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终究邪不压正

四、低调打基础，首要工作，绝不可少

五、被严密监控者尽量少活动，多鼓励潜水者，并提供其力所能及的帮助

六、三个实际问题的回答

七、让监政大旗在全国各地无处不高扬

八、公民监政歌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能够满足社会要求的那种服从，往往是屈于强力而不是出于尊重；这种服从超出其他所有种类的服从，对服从者而言，很少能构成一种堕落的根源。但其前提是：不论在表面上怎样服从，民意并未受到真正的侵犯。"

"如果把民意当做政治监督的对象，我们就会立刻面对一种极其可怕的奴隶制度，其可怕程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人类进步的愿望将遭到压抑，因为政权会禁锢人们的灵活机制；我们再也不能研究和思考，因为研究和思考的方向不定、永无止境，这又违背了政权的目标；人们终会变成卑怯的行尸走肉，因为任何思想言论都处于惩罚和威胁的四面楚歌之中。"

——摘自郑博仁，钱亚旭，王惠翻译的威廉*古德温所著《政治的正义论》

一、揭穿谎言，撕掉画皮，乃当务之急

中共是以谎言欺骗统治中国人民的，即便按其自己所制定法律、制度和政策等，只要你一旦遭遇不公不平时，确实还较真了，你就会发现，谎言是其打江山坐天下直到至今的看家本领与传家法宝。所以，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诸位，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分头全面彻底地揭穿其一切谎言，撕破其一切画皮，并将此事实想尽一切办法地告知全中国人民，让人人都吃透理解了中共权贵都是当皇帝的豺狼虎豹，千万别相信其花言巧语，中共的传统人治统治就一定会不攻自破，建设真正属于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公民社会自然就水到渠成大有希望了。

如果人人都这样努力，其谎言就一定都会像肥皂泡一样，不戳也会自破，并且还非常迅速。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揭谎言在现实中也很艰难，因为统治者知道谎言容易被识破，所以便在谎言的背后配备了相应的暴力机器。也就是说，一旦你所揭露谎言让其遭到直接威胁和难堪了，他们就会对你采取断然措施。在毛时代，一般被不明真相盲目冲动的群众割喉的现象就很普遍。如今，虽然不再那样了，但利用公权派遣国家机器给当事人偷偷摸摸地施压，且不惜重拳出击，甚至让当事人从肉体上消失，也是其狗急跳墙不择手段的应对之策。这种事例，已经在我们的朋友中发生了很多。

因此，有经验的同仁，一般已学会了该在什么人面前畅所欲言，什么人面前先做好试探和铺垫的工作，而怎样更为高效地将自己所掌握真相和事实比较安全地广之于众，让更多人先知晓才是最为重要的。

二、注意策略，保护自我，打开民意阀门很重要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社会，永远不缺乏为真理敢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英雄。也毕竟这类勇士永远都是极少数人，所以要特别自我珍惜和保重。因为真理在一开始时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也急需通过这些人之手才能广而告之。如果全部都做了大英雄，被流氓当局完全限制了自由，或灭了口，谁还能做这种更为重要的工作呢？

本来，民主乃全民共同的福祉，理应人人有责，人人参与，共同抗争的，但在执政者的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小利诱惑，挑拨离间，强制隔离下，真理自始至终只由极少数人艰难推广着，所以这极少数人便是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正脊梁骨。

最终，越来越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的阀门首先被这些人打开。当这类阀门一旦被打开之后，人民大众才会真正克服恐惧心理，而人人不再有畏惧感，且都很心甘情愿为真理献身，汹涌澎拜的民意洪流就会形成大气候，而势不可挡，届时，无论统治者再使用怎样的手法和伎俩，花费多么高昂的代价来维稳，也无力回天了。

根据现实，目前的中国恰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便于大众踊跃积极参与，共同揭穿谎言，让真相和事实亮相的阀门已经打开了很多处，民意的洪流在与邪恶公器的直接较量中，已能争得些许的成功和胜利。

三、阳光之下，无论邪恶势力多么威武强大，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终究邪不压正

毕竟邪不压正，哪怕掌握真相和事实的人极少，即便只有一人掌握（除非完全被销毁或控制住，丝毫暴露不出来），由于人心都是向善趋正义的，所有人心目中都有着公理与法则的统一标尺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所以，只要你拿出具体事实和案例尽情广而告之，看到的人们就会自己做出准确判断，并迅速归向你，与你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捍卫这种真相和事实，这就是邪不压正的本质属性所在。

所以，当我们掌握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的朋友就可以为某个显而易见不公不平的事件开展很多种活动，比如研讨会、追悼会或其它类似合情合理合法的活动等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你能组织20人聚集在一起，做贼心虚执法犯法的当局至少会出动上百人来拦截你们；如果组织50人在一起，当局至少出动数百人的力量来围堵你们；如果组织百多人聚会，当局至少出动千人或数千人的力量来围堵......；如果组织数千人的聚会，当局至少会出动上万人的力量来围堵，此时，他们还会有可能调动地方武装警察部队，甚至开动装甲车等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其实，只要是真理，有勇有谋者就会向这些维稳者喊话，从道义上首先征服他们。这些人中的极少数人就会发生动摇，从而"执法"不力，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正义人群更潮水般汹涌澎拜起来！

这就正如俄罗斯警察对参与反抗政府聚会的群众所说的，如果你们只有几百人示威游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你们一一抓起来；如果有数千上万人，我们可能只有观望；如果有十万百万人，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干了。

假若全国有十多个城市同时参与这种正义活动，每个城市只需百人以上的骨干队伍举行真相与真理的大讨论，而广泛聚集吸纳群众参与进来，这个腐朽专横的流氓政权也会自然完蛋。

四、低调打基础，首要工作，绝不可少

所以，看眼下态势，当人民群众便于大面积积极参与维权，以及开展真相与真理的大讨论的阀门被有效打开之后，不出几年，中国就会很快实现这样一种目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民主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越来越近，正在以加速度向我们飞来，我们大家都做好迎接的充分准备工作了吗？知道该干哪些最重要的工作吗？民主中国，如果你想继续从事政治工作，届时果真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此时此刻就必须带头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广泛人脉，也从实践中充分锻炼成熟你真正成为大政治家的民主领袖风范！

其实，民主就在眼前，只要你努力，只是说真话，讲真相，传播事实和真理，认识更多人，跟共识者经常见面聊天，这一天就会很快来到你我的面前。当然，即便你什么也不做，毕竟已有大量中高级知识分子与企业管理人员专职或兼职开展着此工作，只要你不出尔反尔，制造内部矛盾和麻烦，或向流氓当局通风报信搞破坏，你也可以等着时机到来，而坐享其成，切实享受民主社会真正属于主人翁的尊严生活。

五、被严密监控者尽量少活动，多鼓励潜水者，并提供其力所能及的帮助

作为已被严密监控，活动空间极狭小的朋友，就应多鼓励潜水者，那些新朋友们：主动扩大社交圈，发现同道者，各地见面聊，建立小团队，把各地雪球迅速滚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开始业余做，尽量低调行动，分头努力！为未来组建最大在野党早作准备。先不要说那个党，大我才能大社会。只要有民主思想者都团结。党种一定很多，也很复杂，一开始就搞党党之争没必要。未来中国必有多个政党，很难全部走在一起，这个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之所以组建最大在野党，是针对共8000万而来的。

六、三个实际问题的回答

1、中国当前还有孙文那样的灵魂人物吗？

别指望，孙文也会搞独裁，应树立人人都是孙文的观念，平等竞争，遵守民主法则和程序，这是基本素质和修养！

2、中国不缺乏民主人士，但大多单打独斗，互不服气，需要一个灵魂聚沙成塔啊！

在实践中自然会涌现出这类人才，一定会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一开始先不要期盼完美的孙文，矮子中选将军，身边发现并培养起来，实践出人才。

3、没多少道理,超越那种传统的党争思维吧,让每个人努力做公民

公民是前提，但不可能人人都有公民意识和修养，先公民者先联合，目的必须完成使命----创造公民社会大环境，让人人平等拥有做公民的土壤！

七、让监政大旗在全国各地无处不高扬

当年，中国民主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们鼓吹革命，在全国各地不断组织武装暴动，才将腐朽专横的清王朝天下彻底摧毁。

今天，我们只要倡导监政，让监政猎猎大旗无处不高扬，就能彻底揭穿谎言，让一切黑幕和冤假错案大白于天下，让仅仅依靠谎言加暴力实施残暴统治的流氓权贵及其政府无地自容，人民才能真正从心底里彻底抛弃这个邪恶极致的政府及其权贵们，而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当然，这个新中国的公民在国法面前绝对人人平等，个体公民的人权得到国家公器的坚强保护，而不是眼下肆无忌惮的侵犯与践踏，社会主义的一切法律法规才能得到高效贯彻和落实，国家公器不再被任何权贵为了个人及其小集团的私利随意滥用。

目前，公民监政已深入人心，广泛存在，原来是报纸和电视等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当报纸和电视被控制后便是网络的兴起，近些年网络控制也越来越紧，起步才两年多一点的微博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但由于自由门、无界、世界通、花园网等破网软件早已诞生，境外的网络全是真相和事实，众多有识之士早就登陆到了这些网站，任何强权蒙蔽，愚昧欺骗，对于这些人来说已产生不了任何效力。但毕竟这些人相对于十四亿的大众来说只是极少数，而要把所有人全部启蒙开导过来，这还需要已经成熟的仁人志士们不断扩散此软件。同时，也要把各种典型案例精辟话语用纸张形式积极主动地传播给被蒙骗的大众。

很明显，最佳启蒙民众的材料没过于政府及其官员的贪腐淫威和行政不作为的具体事例，所以，在这个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独裁专制官场，只要每一位民主维权反腐者都从自己身边开始，从当地政府和官员违法乱纪的实际行为出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监政维权的行列，就能轻易抓到大量现实材料和把柄，就按照中共现行理论、政策和法律，只要你具有成熟公民意识和健全法治思想，你就一定一抓一大把！

关于这些材料，在目前的微博里，被封锁的网络里，只要搜索，就会整理到无计其数。由此可知，由于众多有识之士和仁人志士们自觉积极的行动，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已做出大量不朽的工作，这最终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的史实材料，极其宝贵！

同时，如果你再唱《公民监政歌》，给民众亲自演唱此歌，你就会收到更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民主中国，所有领导人均由民主竞争选举产生，如果你想从政，那么就从即日起开始，高唱监政歌，鼓动人民大众与你联合在一起强力监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任何违法乱纪行为，你就一定会成为民主中国政坛上最得人心的政治明星。

八、公民监政歌

下级监督上级，群众监督官员，监政，监政，我们要独立监督政府，历朝历代的独裁者都是窃国大盗，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主人监督公仆天经地义合理合法，我们只有联合才能有效监督政府，官权才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蒙骗人民群众。

彻底铲除五千年的官僚恶习，把腐败毒瘤最小化，杜绝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让冤假错案永远消失，唯有公民联合监政才有力量，一党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绝不可能还社会公平正义，向父亲控告其儿子的犯罪，个体公民维权都是自杀，官官相护永远都是专制本性。

监政、监政，我们要独立监督政府，历朝历代的独裁者都是窃国大盗。

政治权利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人权，这种权利不能充分享有，其它所有的人权都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即便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成为穷光蛋，即便是高官显贵，一夜之间可以沦为阶下囚。权大于法，势力相搏，一生只能煎熬在相互倾轧中。这就是为什么？失去政治靠山的中国富人，唯有逃到国外才得安生。

好民不与官斗，谈政治色变，中国人的政治权利被终身剥夺了。什么的选举与被选举权；什么的言论、信仰、结社、集会、出版自由权；什么的监督官员依法行政权。所有权利都被官权垄断，政治成了统治者的专利，个人意志凌驾于国法之上，官权想怎样就怎样，祸国殃民何时了？所有冤假错案全都发生在弱势者身上。

监政、监政，我们要独立监督政府，唯有监政才能坚强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权。

2012年6月15日起草-7月3日修改，于深圳贫民窟

欧阳懿：傻舅子理论

——后极权时代社会冲突中的第三方理性选择

这个自我虚设的第三方，在官民冲突中的思维和行为选择有三种类别：

A、惟体制和官方马首是瞻，甚至出谋划策，无所不用其极，雷霆霹雳快手段的狗腿子王八蛋。

B、明知是非而不问是非，五指或一绺发丝掩面，做瞽叟和二哑巴。

C、明是非有良知，但因种种原因被裹挟，却力求不作恶或以怠工消极抗拒让革命的发条失灵。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后极权时代社会矛盾冲突中自我虚设的第三方的理性的选择是B和C两种模式。这是在后极权时代社会矛盾冲突中对于来自体制或官方对民间侵犯的消极抗拒的选择，我们把这两种思维和行为模式的选择理性，称为傻舅子理论。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拙荆阿珍娘家三女二子，我有两个舅子。岳父弟兄两人，其兄只有独女。岳父有堂兄一人，生命力不足够强大，毛策动的大跃进被饿死。饿死事小，留下的寡妻一子一女活得很吃力。那女人生来笨拙，不善言语和经济，武姓，人前人后被叫“武儍（ha）包”。且说武傻包守寡后艰难度日，儿子长得帅气却一天书没去读，不识日月水火孔乙己，更不会两两半两两半三两五钱七两半之类；懂得稼穑，却先给缺少劳力的农妇忙完然后种自己的，因而往往错过季节收成寥寥无几。我问泰山泰水，岳母说：“家里穷，先给别人干，只图讨几杯酒吃，唉唉。”所以，在亲舅子以外，我还有一个傻傻的傻舅子。

人在江湖漂，总要撑面子。比如毛策动和他的笔杆子要搞个思想，邓射击们要有个理论，高腰男们弄出几个代表，胡也要筹措个科学发展观，连隔壁金家帮也做出个主体思想。我傻舅子没文化，又光棍一条，虽时时糊涂却有可圈点的人生选择，难得他给我当一世舅子，我应该给他打造一套理论，使他的生命和声名免于速灭之列。名之曰：傻舅子理论。

傻舅子名孝义，40多岁了还没有找到老婆，给自己的庄稼错过了季节，肯定不是响应党中央毛策动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事的宏大号召。江湖传说，他也好几十的人了，生理角度是一个健全的男人，除了一般的讨几杯酒外，其实还有另外的图谋，那就是有揩揩油吃吃豆腐的嫌疑，但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并无真凭实据。我到岳父岳母家，多要路过他的承包地，免不得彼此热情招呼，当然，因为是亲戚，有时，也有盐没味地要希望他抓紧农时多打粮食，他只是呵乐乐傻笑笑而已。

有一次再路过他的地块，我正色道：“孝义哥，听说村里又叫你拆房子、牵猪、放粮食去了？都乡里乡亲的，何必去做那种缺德事？”我说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社会强收“双提留”和“超生罚款”的事情。那时候，“双提留”超级高，“超生罚款”也很重，很多贫困的农户被压得喘不过气，实在没法就抗交或耍赖，这些费用，其实是镇、村干部中饱私囊或吃喝嫖赌的开支的提款机器，所以就组织一些没心没肺的人去强制执行，实在不行，就把人家的房顶拔掉，把栏里的猪牵走，或者把口粮抢走，闹得乌烟瘴气，呼天抢地。村镇干部带队压阵，动手的人就是狗腿子，多是游手好闲、心狠手毒、贪杯好占小便宜的人们。傻舅子孝义见我正色问，慌忙解释：“我去是去了，但没有干坏事，我才没有那么傻嘞。”我不相信，他说：“我聪明得很，一看快要动手拆房子、牵猪、放粮的时候，马上装上茅厕屙屎屙尿拉肚子，无论怎么喊天喊地就是不出去。有时候，回去的路上，给那些当官的开开玩笑，说那家的人可怜，说那家的娘们儿傻或者骚，他们或许就不耐烦地说句算了算了，也买不出几个钱，送回去算了。我立马把猪往人家猪圈里赶，把粮食往人家家里挑。你说我傻不傻嘛？”我仍然不相信，他有点急了：“你……你……不信你就去问嘛，哪次往回送我不是跑得最快的嘛？边往回弄边猪儿噜噜的叫。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我立即乐了，说：“嗯，好好好，干得好，就要那样，看不出你还很有一套。”他听我夸他，也乐呵呵的，说：“那当然啰，哪能干那断子绝孙的事情嘛！”

孝义哥贪图几杯“马尿”，有时候喝多了还哭哭闹闹，我对他这个傻舅子的要求就高不起来，但他这样的做法、做派，的确比同去的那些狼心狗肺、穷凶恶极的狗官、狗腿子们良心大大的好。再见到他时，我免不得要多生出一些敬意。很多次，我对阿珍说：“孝义其实不傻，说话一套一套的，傻舅子有傻舅子的理论呢。”

后极权社会时代官民二元冲突越来越频仍，对民间利益的侵夺额度越来越巨，规模也越来越大。严格说，这里只有冲突的双方，没有第三方可言，所谓对一个人的权利的侵犯即是对所有人的侵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某一次事件，或者某一时期官方侵犯的重点领域和特定对象群体的不同，受害群体又不是对民间的全天候全覆盖，或者个体对体制存在暂时脆弱的依附或依赖的关系真实性，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群看着第三方。也就是说，体制及官方对民间侵犯时，我们假设存在第三方。

这个自我虚设的第三方，在官民冲突中的思维和行为选择有三种类别：

A、惟体制和官方马首是瞻，甚至出谋划策，无所不用其极，雷霆霹雳快手段的狗腿子王八蛋。

B、明知是非而不问是非，五指或一绺发丝掩面，做瞽叟和二哑巴。

C、明是非有良知，但因种种原因被裹挟，却力求不作恶或以怠工消极抗拒让革命的发条失灵。

如果可以把后极权时代作个三期划分，那么它的彻底坍塌或崩溃不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在这两个阶段，期望或幻想普遍而坚强果决的反抗是虚妄的，对于与体制或与官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们尤其如此。因此，对于与体制或官方有某种利益依附的群体而言，无作恶、少作恶、消极行动、伪忠诚是可以期许可以鼓励的，这就是傻舅子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傻舅子理论的实施有很广阔的场景。

比如你的人际圈中有人被裹挟参与对民间的压迫和剥夺，你给予必要的劝说。

比如在社会冲突中为民间或弱势者表示起码的同情、关注、关怀。

比如在政府决策对民间利益的剥夺时，被裹挟参与决策建议的人们，可以暗中较劲压缩剥夺的额度，或投弃权票或否决票。

比如一个城管，在对小商小贩的规范时尽可能遵守法律法规，收起你的狼牙棒，把对方当作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多一些理解，多一丝怜惜。

比如对民间土地、房屋、或其它财产的侵夺时，被裹挟参与的人，你需要多一点耐心去说服官方和民间，多一些补偿，何必把人往死里逼往死里整。

比如高强度的镇压时，你是否可以生病避免到场，或者拳头棍棒高举而轻放，或者你是否把枪口抬高几厘米。

诸如此类，不甚枚举。

诸如此类，请你试行实行之。

这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期许，或者叫喊话。

傻舅子，你爸妈喊你回家！

傻舅子，你老婆孩子喊你回家种红薯！

傻舅子，胡为乎来哉！

孝义哥，别来无恙，小弟为你请安，祝你健康、快乐。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木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死路一条。

原标题：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

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已经真正到来，任何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都是极端愚蠢的行为，都会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陷阱当中。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死路一条。在这条死路上，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就包括政治发展是硬道理。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80年代末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主化法制化。这是邓小平吸取毛泽东不搞民主法制教训的结果，也是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主法制的结果，更是看到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有强烈要求的结果。经济与政治共同发展，才是邓小平的主题，尽管邓小平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与民间学者及一些其它官员理解的不同，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在某些时候偏离或者离开了民主法制的目标。不过，邓小平的经济与政治共同发展，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搞民主政治，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政治也进入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变化，这可以通过当时民间的民主大讨论而得到部分验证。没有政治的宽松氛围，真理标准大讨论，民主大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相比起来，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官民共识的大讨论，民主大讨论是民间共识的大讨论，但也应该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应有之义。民主大讨论也支撑着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个建构性把握，虽然这种建构缺少足够的历史支撑。这个历史建构就是经济发展（洋务运动）引发政治要求和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最后引发文化要求（五四运动）。学者建构的历史又以价值偏好性思维注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发展中，很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政治情怀。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变革，文化要变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似乎要在一夜当中普降中华大地。这种历史性建构倒现现实性建构，使历史发展逻辑注入改革逻辑，通过历史把现实以刻舟求剑的方式置入百年历史当中，其结果则是舟被激情划破，民主之剑被暴力之剑折断。一代人的激情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所破灭。这是官方与民间谁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可是现实的合理性及其稳定的合理性终于浮出水面，政治发展被政治稳定所代替。

　　历史又在起点开始。九十年代后，新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彻底打消了政治发展的美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民间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一部分人如娜拉般出走，之后会如何成了一段时间的谜。另一部分人回到故纸堆里，搞点阿Q般的学问聊以自慰，有人据此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出场。这是自我安慰的话语而已，学问与思想本来是相互支撑，没有学问的思想只能是断想，没有思想的学问只能是无灵感的僵尸，或者是自欺欺人，或者是犬儒主义之下的一种伪崇高。而官方对于政治风波的戒惧和没有思想准备，又宥于历史经验的恐惧，使得他们重新找到了历史暴力合法性的资源，中国传统中具有的务实理性或实用理性使他们本能地选择没有风险的传统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历史的、革命的、人治的大结合，稳定的价值取向使这些因素融入一个有机的整体。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诉求本应在政治中得到体现，而这种诉求充满了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稳定价值相冲突。本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都会带来稳定，建立在现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价值都具有恒久的稳定性。但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价值的推论并不必然带来事实的稳定性，反而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价值的危机，更主要是想象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想象的危机一旦在现实中得到验证，稳定的诉求和维稳的诉求在权力的主导下就有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八十年代末中国发生众所周知的事，另一方面是苏联东欧巨变。中国与外国的事几乎彻底改变了官员的价值观，他们由部分接受民主、同情民主变为反感、拒绝民主。但他们又充分认识到回到计划经济已经没有了可能性，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变成了经济不发展、经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他们把本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他们相信经济决定一切，他们相信经济万能。

　　历史起点的选择决定着过程和结果。官员们选择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其过程是经济，其结果也是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诸多问题。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阶层自我封闭及互相敌对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带来更为严重的因政治发展停滞不前而导致的政治问题，合法性下降，社会公信度低，官员滥用权力，视宪法如儿戏，腐败破坏了公平正义的底线，维权事件不断增多，因政治问题还引发了道德灾难。这是跛足的、掠夺式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政府主导，政府权力因经济而扩张了不应扩张的权力，结果必然催生腐败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比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要多百倍千倍，甚至难以估算。一个可供证明的例子是，苏联原来和美国一样在世界上处在难以取代的霸主地位，与美国一起号称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结果在历史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切，都是经济片面发展、政府主导、权力不当扩张、权力滥用的结果。这些结果也再一次表明政治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下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具体说明。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社会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解决。如果上述这些问题处理不好，经济发展的成果必然被经济发展本身所葬送，同时又再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推向前台，推向所有的公民与官员的面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完成转换，即由经济发展转换为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让位于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或者至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加在一起才是硬道理。不过，既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政治民主的社会，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横行霸道的权贵经济。民主的社会，才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给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秩序和良好保障的社会。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平正义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只是基础，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仍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自由，并在经济发展之后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就具有了不可侵犯的优先性，而这种优先性并不能因为经济发展而被取代。要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有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稳定的价值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所有的焦点都是政治焦点，所有的矛盾都是政治矛盾，政治问题不解决，公平正义难以实现。政治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会进入危机社会，人与人之间会变成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官员与民间会成为互相敌对、仇视的对象。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民的尊严可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保证。是中国的矛盾已经是人民要求自由民主与官员限制自由民主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如果回避这一矛盾，仍然停留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和认识上，进而忽略人们的幸福和尊严的政治保障，民众的幸福和尊严将会不断丧失，因为人的角色是多样的，复杂的，人不但是经济人、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人有政治的诉求，一个言论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能够实现的社会，一定是个人的尊严充分展示的社会，离开政治保障的尊严至多是片面的尊严、片面的幸福。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得到有效维护。宪政民主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有效分立并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分立而制约权力。第二个方面是维护公民权利，这方面可能部分地通过宪法得到实现，也部分地通过公民行使而得到捍卫。第三个方面是政府由公民普选产生，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公民的同意。第四个方面是民主的权利也有边界，通过限制多数人滥用权力保护少数。宪政的核心就是从每一个层面保护公民权利，使公民权利不受任何权力的侵犯和干涉。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官员的合法权力不受到任何侵犯。官员的生命、合法财产、基本安全、合法的生活福利受到保障。官员不会成为腐败公共体、利益分脏体、名誉追逐体、超经济剥削体，而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清正廉洁的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改革是官与民双赢的正和博弈。

来源:共识网

刘吉：中国向何处去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2.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

3.政治体制改革四层次

u 针对现实中不良政治制度与现象对症下药。

u 行政体制改革。

u 党内民主建设。

u 社会民主。

4.公正解决分配问题

作者系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邓小平曾反复地告诫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千万不要错过历史机遇”，遗憾的是中国是个发展资源不足又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国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但14亿人口却是世界最大的超级社会，各种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世界上最发达的农耕生产力造就了几千年最发达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封建政治和文化等历史负担沉重；中国虽然有上百年工业化历程，特别是邓小平开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工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中国农业人口仍在60%以上，农业仍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窠臼之中，尚未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化还没有走完一半历程。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分类，中等收入国家年人均GDP为976-11，906美元，中国现在年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中间偏下。凡此种种，中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避开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十年的根本使命。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前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是硬道理。全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引领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从内容领域讲，还有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等等，尽管不断受到市场巨大冲击，但作为根本性体制变革还刚起步，甚至尚未起步。同时，从市场质量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准则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相应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特别健全相应法制保证更是薄弱。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薄弱，从立法不足到执法不严，正是今日中国市场秩序混乱之源。因此，必须以邓小平那样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封建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开放是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检验准绳。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式和生产结构转型都是空谈，中国经济必将停滞乃至下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错失历史机遇。

　　2.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改革，政治、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相应的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上层建筑不改革或改革滞后，必将阻碍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甚至已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全面性的社会改革，他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了第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开创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艰巨也更为复杂的“社会革命”，它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富强之本。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程，使我们深刻而痛彻地体验了“第二次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各种形式反抗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打着深化改革的口号恢复它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天堂”。因此，今后十年必须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继续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同时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随之相应改革；既是相应，上层建筑改革必须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为目标、为检验准绳。

举一个例子。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准则已如前述是“社会需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七大准则，那么，除了用相应法制建设来保证外，还要求并必然导致服务、自由、竞争、开拓、创新、法制、公正、诚信、合作、学习、崇尚科学、崇尚人才、崇尚强者和成功者等等，以至民主、人权、稳定等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今日中国社会上之所以有“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哀叹，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七大运行准则的新秩序尚未完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些新文化新道德更没有得到充份认可与宣扬，而那些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还在顽抗、哀鸣乃至打着市场名义张扬（如拜金主义）。他们还制造一种道貌岸然的理论，即所谓“经济可以市场，社会绝不可市场”。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试问与经济基础对立的社会除了混乱还能是什么？

　　3.政治体制改革四层次

　　政治体制是首要的上层建筑，及时相应改革尤其重要。同时，它的改革又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敏感问题，必须高度审慎推进。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推进着。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空前的。否认这一点，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经济和平发展与崛起。今日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出国走向世界，只要那个国家接受；近代以来包括当代的世界名著均在中国翻译出版，广泛畅销，这恐怕在美国也未做到；言论自由更可从盛名全球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世界第一的网民自由言论，到最近马立诚先生专著《当今中国八大社会思潮》，也是许多国家无法攀比的。

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旧的体制仍然在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今后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如下四个层次选择：

1) 针对现实中不良政治制度与现象对症下药。

就像当年著名的《英国病》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中国病”。如果有心人认真研究罗列起来恐怕可以数以百计。例如跑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各级政府和官员说假话做假事，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人民代表不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见面和汇报工作等等。如果能够选择危害巨大的，采取切实措施，每年有效改正十项，十年积累下来，其政治效能也是十分可观的。

当然，解决“中国病”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必须有像当年英国号称“铁女人”的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强人意志与手段。

2) 行政体制改革。

当中国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时，经历了几百年的春秋战国大动乱。生产力从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生产关系从奴隶排耕，经“井田制”到地主农民之间的“租田制”，与此相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行政体制改革，即从夏商周的分封制变革为中央集权郡县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相适应，有效地巩固并完善了“租田制”小农经济体制，建立起举世无双的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年。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租田制”，建立起许多大工业基础；特别是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先进的城市已经是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二亿农民进城务工开拓了小农经济消亡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还是“中央集权郡县制”，政府作为“父母官”统管至上，多级政府层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完全不适应，形成越来越多尖锐的矛盾和对立，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

　　这种崭新的行政体制包括：

　　——政企分开，政府不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自由驰骋的主体；

　　——中央政府主管政治，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社会稳定（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外交合作等；

　　——地方政府重在建设基础设施和科学文化教育，以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的条件；

　　——基层政府直接面对人民，重在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如果政府三级分工协同制改革成功，就从根本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构架，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绝不低于秦始皇当年创新中央集权郡县制，功彪史册！

3) 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和重大特色，改革党的执政方式，以加强和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自然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分割的和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造自己，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新的党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吸取近代以来人类民主实践的经验，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从提高党员和干部素质以及完善党纪党规开始的系统工程。鉴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民主集中制累遭践踏和破坏的教训，党内民主建设急中之急是党委集体领导法制化。集体领导不应只是口号，必须有明确而详尽的组织和行为规则。例如借鉴权威的《罗伯特会议规则》制定《党委议事和决策规则》，以防止党委书记一言堂，乃至个人崇拜独裁；以保证党的决策正确，不犯大的错误，有效领导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一个不民主的执政党必然成为时代民主潮流的对立面；党不民主而发展社会民主必不可免地冲击党的执政地位，必然造成党与社会的巨大冲突。一个充分民主的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建设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4) 社会民主。

社会民主就是在全国全民范围内实现普遍的全民民主。这是当代中国承受国内外舆论最大的政治压力。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问题是14亿人民如何当家作主？这就要有一个系统的严谨的科学准则和科学程序来实现，保证作出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以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正确决策的手段。

民主有三要素。

第一，充分的言论自由。

它包括：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平台；每个人都充分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必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充分自由的讨论乃至争论，从而全方位揭示事物的矛盾，使大家认识全面；各种意见发表了，理由讲清楚了，讨论就应该终止，相同意见和理由不应重复，以免以势压人和无休止的争论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不应为个人利益和门派之见所左右，更不应形成派系对立。所以，充分言论自由就是不容易的事。

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包括最低限度的行动上服从，不可一成少数就上街闹事，搞街头政治；心理上服从，不阳违阴违，只有大家都贯彻多数人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与否才可得到真正的实践检验；少数派有责任监督多数人是否真正执行决议，而不是口是心非或政治作秀等等。

第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人对正确决定也作了巨大贡献，兼听则明，值得尊重；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实践检验多数人意见是错误的，少数人意见正是纠正错误的现成成果；如果不尊重少数人意见，甚至打击少数人，那么民主仅此一次，而不可持续了。三要素缺一不成其为民主。三要素都充分正确实现实属不易。

　　民主有二个条件。要实现民主三要素，参与民主的群体至少必须具有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大致相同的素质，包括选择能力、守法精神以及相互宽容和尊重的胸怀等；二是能够获得对称的有关决策的共同信息。

　　民主还必须有一个保证，即完善的相应法律保证，并有相应的独立的法治机构依法严惩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

　　只有全面实现民主的三要素、二条件和一保证，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尚未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西方先进国家几百年的民主实践，虽然不断改进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从未摆脱过形形色色“阶级民主”、“金元民主”、“黑道民主”、“家族民主”以及“竞选作秀”等阴影。当年华盛顿、杰弗逊时代，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因为妇女不懂政治；黑人没有选举权，因为是奴隶；即使白人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选举权，因为没财产的亡命之徒要胡来的；没有中学以上文化没选举权，因为没有选择能力，还有宗教、居住时间等限制，最后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是真正的民主吗？妇女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选举权，黑人选举权直到1965年才最后解决。即使现在实行了“全民自由选举”，当代西方民主投票率越来越低，甚至低于50%-40%，这已不是民主的“弃权”，而是广大人民对这种民主制度的厌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得票率超过50%，当选执政者也只是25%以下人民意愿的代表，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上述民主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要素，何谈真正民主？

　　新的科技革命造就网络社会和微博的出现，更敲响了多党政治的丧钟。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网络发表自己的政纲，在一夜之间获得数以千万、亿万人民的支持。这种“电子民主”是人类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将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现有政党存在合理性的根本性挑战，或者更根本地讲是对传统民主致命的一击。网络极容易地实现了全民得到共同的对称的信息这一民主条件，但如果网民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就容易被舆论煽情左右，被野心家操纵，乃至成为重复古希腊民主蜕变的“多数人的暴政”。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社会民主不必去赶西方多党自由竞选的“末班车”，但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清醒认识并认真应对电子民主的挑战，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政党的消亡”。

　　中国社会民主当前要努力不懈做的是认真准备民主二条件和一保证，以及可能的某些试验。

中国社会民主最后是怎么样的，这当是几代人以后的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相信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有智慧和能力创造出最好的高度而切实的真正民主方式。

　　4.公正解决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一个突出的复杂问题，同时往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中国要避开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公正解决分配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仍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只占10%，农民占人口90%以上。即使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大多也出身于农民，加上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深厚，“不患贫而患不均”，因此，渴望和要求平均主义分配是很自然的事，并把它当作与旧社会区别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然而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干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样，贡献大贡献小一个样，滋长越来越多的懒汉，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后经济发展越来越低迷，平均主义分配导致普遍贫穷，贫穷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又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1978年，世界银行按国际标准调查当时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达64%，中国官方数字是2.5亿人口（25%）不得温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死路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力大发展了，短短二十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这在中国乃至人类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当人们吃饱了，穿暖了，日子过好了，于是发现了分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近十年来，中国媒体关于“分配不公”的呐喊，要求“公平分配”、“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可谓响彻云霄，成为“媒体共识”。虽然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几十年毕竟还是历史的一瞬间！当今中国，农民仍占人口大多数，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仍无法忽视，这种“媒体共识”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分配不公”？如果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分配不公，那么人们心中“公平分配”的潜在标准仍然是平均主义的。如果不是平均主义，那么呐喊“分配不公”的人们应该先讲清楚什么是“公平分配”？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

　　人生而不公平。不仅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等原因，出生在美国与在非洲，出生在上海或青海，能公平吗？即使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由于基因差异，有的孩子天赋聪明，有的孩子残疾或弱智，能公平吗？马克思曾质询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如何公平？公平云云只是道德家的幻想。当年欧洲人文主义启蒙学家提出“人皆生而平等”，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指社会权利和竞争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既是人类的理想，同时也是可用法律保证来公正实现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社会公正。所以，在中国，分配问题，不应是公平分配之类道德幻想，而应是可以切实实行的依法“公正分配”。

　　社会主义的公正分配，首先是消灭剥削，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要素之一。什么是剥削？就是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就是“不劳而获”。它包括“血汗工厂”利润、贪污腐败收入、垄断违法等反市场恶性竞争利润、以及非劳动保障的社会福利等等，都必须依法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消灭形形色色剥削者同时，在劳动者之间应该如何分配？社会主义公正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早已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即按照劳动者的才能和社会贡献进行分配。劳动者的才能有高有低，贡献有大有小，按统计学规律是常态曲线分布的，即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形。因此，“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劳动者收入分布也必然是橄榄形：富人与穷人都是小头，中等收入阶层（所谓“中产阶级”）居大头。所以，社会主义公正分配不是平均主义要求的没有差距，而恰恰是有相当大差距。当然，随着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了，即使穷人也可以过着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同样当然，这无疑要经历一个相当长艰苦奋斗建设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所指明的“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把发展作为社会第一要务，让人们各有展示其才能的机会，还必须人才自由流动与公正竞争；要“各取所值”，就必须把“等价交换”作为铁的行为准则，并用完备的法律保证。一句话，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正分配唯一正确之途。

节选自刘吉《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来源:天大研究院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屌丝一族，学富五斗也没什么屌用。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来源:作者博客

贺卫方：以司法启动改革惠而不费

　　当王立军事件发生，薄熙来黯然下课之时，当重庆司法界开始反思“打黑”的合法性之时，他们或许想起了一个曾经大声疾呼的人，他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2011年重庆为李庄案在司法界造势之时，贺卫方发表致重庆司法界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对“打黑”的强烈质疑，贺卫方说，重庆“打黑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掷地有声，至今回响。

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之外，贺卫方倾注了大量心血向民众传播法治理念，这一点与美国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相似，在他们看来，法院判决只有政府和民众尊重它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通过著书立说、巡回演讲等方式，贺卫方表达了对司法改革的建议。

　　司法改革惠而不费

　　相比于理论界大声疾呼改革从顶层设计开始，贺卫方认为司法改革是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贺卫方说，“政治不过是权威和权利的分配问题，我们服从哪种权力，哪种权力能够对社会关系的塑造更有力量，这就是政治，如果人民越来越觉得需要依靠真正的司法，只要有公正的法院，其他的权力都不重要，有纠纷就到法院去，这样，就会走上一个良好的道路。如果我们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财政人事制度的变革，司法和行政的分离，以此最后达到司法权力的不断提升，公正程度的不断提高。这样，通过解决司法的问题，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贺卫方也承认，“现在看来，这条路越来越窄”。在他看来，司法独立性是问题的核心，如果司法不独立，就无法提升司法的公正。但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行政干预司法、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现象严重，司法独立无从谈起，即使在司法结构中设计的公安、检察和法院分立的体系，也越来越多的被联合“专案组”的办案模式所毁坏。

对于很多影响巨大的大案要案，最后在民意的影响下最终改判，虽然结果迎合了民意，但是贺卫方认为，“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并没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没有提高”，而法学界也有人觉得还是求助于人治状态，比如要有一个好的领导，而贺卫方认为这将导致司法的地位每况愈下，司法机关独立性无从谈起。

　　司法专业主义

　　在强调司法独立性之外，贺卫方一贯主张司法专业主义，他说中国有两千年专制史，没有良好的司法传统，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司法界共识的主流意见就是司法要追求专业主义。所谓司法专业主义，首先，行使这个权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以及运用法律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其次就是保证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

　　在美国，各级法官判决案件都要在判决书上条理清晰地写明判决理由，并且要可供公众查询，贺卫方说，这就是司法专业主义体现的一个侧面，法官作为专业的司法人员，应该将自己的意见通过判决书来向社会表达，而不是媒体，贺卫方反对法官在媒体上就案件高谈阔论。

　　同时，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一极，贺卫方认为律师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律师才能判断法官的专业程度，以及司法是否公正。中国制定的法律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汗牛充栋的法律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显得隔膜，很难明白其中的含义，需要靠律师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贺卫方说，像英国律师的职业协会，是非常独立的组织，不受国家干预，17—18世纪，英国律师就垄断了法官的入口，法官必须是在律师行业里声誉卓著的人，这意味着民间力量进入到国家权力中间，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被专业的知识和逻辑改造，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独立力量，国家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在写给重庆司法界的公开信中，贺卫方为律师李庄大声疾呼，在他看来，律师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必须要跟公权抗争，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纳入到理性轨道获得合理解决。民众请律师打官司，最明显的标志意义就是他们对国家还是尊重的。贺卫方说，“我一直呼吁官方改变对律师的偏见。”回眸历史，贺卫方表示，法国历史的教训就是打压律师，结果把丹东、罗伯斯庇尔这些律师逼成了大革命时代的领袖。

不论是启动司法改革，还是要抵达真正的司法专业主义，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贺卫方说，“我经常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有人觉得只能根据国情来设计改革路线图，而我觉得改革就是要改变国情。”

来源:东方财富网|

吴思：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n 政改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

n 现代政治制度可解决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题

n 可将经改成功经验引入政改

n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

【链接】：

名词解释：什么是特赦

　　【吴思与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

作者:吴思、陆之迅

　　近年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呼吁政改的紧迫性：“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3月26日，在中国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直言：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自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来，迄今已32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改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政改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如何切实有效推进政改？记者近日专访中国知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

　　政改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

记者：中国政改已经呼吁了很多年，请您介绍下政改的背景?

　　吴思：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简称“818讲话”，提出政改要求，但之后实际推行的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为此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当时提出“党政分开”作为政改的突破口。但是，1987年中共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作为原则和口号来提，“党政分开”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之后，政改基本不提，却提出“防和平演变，防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没有往前推行，反而往权力更集中的方向走，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左转。后来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威胁，于是有了“南巡”讲话，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但政改依然举步维艰，政改的核心指标如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公民权利得到落实和保护的程度等，均未取得明显进展。

目前的现状是，政府向老百姓说要民主、要宪政、要法治、尊重人权，但实际上还是人治，一把手说了算，以“大包干”的方式层层维稳，只要能完成几项主要指标，即使手段有点出格，也不会丢掉“乌纱帽”，甚至还会得到提拔。控制上访之类的指标是实的，民主法治和人权是虚的。实际起作用的激励机制和公开宣称漂亮话不同。

记者：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为什么一直没有切实有效的推进，症结在哪？

　　吴思：从高层来看，温家宝一直在呼吁政改，但没有看到其他人呼应和跟进，由此推测，权力中枢恐怕并未形成改革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政府主导的政改就难以推行。

　　为什么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大家都觉得政改收益高，风险低，利大于弊，就会形成共识。

　　民间有个流行说法：“不反腐败就亡国，反腐败就亡党”。权力核心自然会考虑政改的成本和风险：政改对党有什么风险，对国家有什么风险，对个人来说有什么风险。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民怨沸腾，骂官仇官现象很普遍，如果搞政改，让民众意愿充分表达，政府的命运将会如何？谁愿意处在这种受攻击的地位？看起来，政改的成本和风险不小，但收益在哪里？政改带来的好处归谁？再说，不搞政改是不是就崩溃了？看起来不至于，经济上还过得去。

总之，不改革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改革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肯定是不利的。政府的这笔“账”还没算通，利大于弊的共识尚未形成，改革自然就很难推行。现在就是一个改不起来的形势，处于一个说改革实际又不改的僵持局面。

　　现代政治制度可解决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题

记者：您刚才说到，目前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烈，那么，政改时机到来了吗？如果不改革，未来的中国会怎样？

　　吴思：政改是否有必要，这要看对谁来说，长期说还是短期说，需要算大账。

　　从大局上讲肯定有必要，毛泽东讲“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是郡县制，专制权力向下层层授权，下级只向上级负责，但每个朝代都免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不过66年，到岁数就会寿终正寝。古人有“气数已尽”的说法，“气数已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为40%；第二是官家内部失控解体，比例也为40%；第三是外敌入侵，比例为20%。当然，实际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

　　现代政治制度完全有办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目前没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就会用权力捞取好处，掠夺率逐步提高，造成“官逼民反”的趋势；第二，“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独自行事，出现很多问题，从“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就可以看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凌驾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垄断行业更是独行其是捞取好处，形成条条块块各自为政的格局。这第一和第二点又相互作用，官民矛盾激化，可以导致官场内部矛盾激化。

　　历代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加剧，同时，新的不稳定因素和力量又出现了，外部环境和观念体系也改变了，这一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各方面均衡的稳定态势，更容易陷入崩溃解体的境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推行政改很有必要，不改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政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正推行改革可能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还需要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权衡既得利益和全民族利益，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问题都要摆平，改革的难度自然很大。

可将经改成功经验引入政改

记者：您刚才说，政改很有必要，但难度很大，如果要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吴思：刚才说政府的“账”没算通，如果算通了就能改革了。那么如何算通呢？

　　第一，实行有条件的特赦，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

　　民间普遍认为贪官污吏太多，仇官情绪严重。反向思考，如果我们是贪官污吏，就会认为改革是自寻死路，老百姓会清算我们，后果很可怕。与虎谋皮，直线推行政改，“账”自然算不通。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主动去搞政改，一旦他们有了积极性，前景就比较乐观了。

　　如何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对于已经发财的贪官污吏来说，最迫切的不是继续挣钱，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赃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来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钱放入正常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如何洗白呢？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假定我们在一个特区，比如海南或者深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如政治人物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由独立的第三方考察验收。一旦这些指标验收合格，我们就可以说政改阶段性地完成了。

　　一旦完成，该地区就实行特赦。用古话说，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皆免除之。以前官场的贪污腐败、民间的冤假错案，主要是不良制度造成的问题，制度改良以后，与民更始，咸与自新，种种罪过一概不予追究。此时贪官污吏的钱就洗白了。如此悬赏，他们就可能努力争取特赦早日实现，政改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在各个领域积极推动政改。特赦换来的是健康、透明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种激励机制，“账”就算通了，政改就有可能启动。

　　对老百姓如何交代？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改革；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是改替，中间状态，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第二种替代性转型伴随着清算，而第一种改革，政府主导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任何清算的先例。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全部伴随着事实上的大赦。在这种类型的转型中，以前政府方面的种种罪过，事实上都成了呆账坏账，无法讨还，转型国家的民众也没有不顾一切地讨还。早知如此，何不废物利用，把这笔呆账坏账转化为政改的激励因素呢？这样做，吸取利用了世界历史上的转型经验，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吧。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历代之赦极其频繁，清代我还没有统计完，从秦朝建立至明朝灭亡，1865年，传统所谓的正统王朝约有1640赦，平均算下来，1.14年一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条款，现行宪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赦免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一些战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从1959年至于1975年，中国总共实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从1975年到现在，37年竟无一赦，自秦汉至今尚无先例，真所谓亘古未有。

　　古人为什么要大赦特赦？至少有两个理由。

　　一是行仁政，新皇帝登基，与民更始，荡涤污秽，给人一个自新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平反冤狱。天灾造成饥荒，民众不胜饥寒，冒险犯法，官家既不能赈济，便不忍心深究。如此仁政广施，可以笼络人心，换取众人的支持。

　　二是国内矛盾太大，不得不赦。不赦就无法化解矛盾。所谓“国有大患，非赦不解”。例如许多王朝初建，大乱之后，往往赦免啸聚山林的土匪，换取社会安定。宋高宗在金国灭北宋之后即位，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不仅赦免群盗和溃兵，还宣布给金国当儿皇帝的张邦昌及应干供奉金国之人，一切不问。如果坚持追究呢？脆弱的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加，四面皆敌，巩固就更难了。赦是一种交易，可以“解天下之至结”，成就大业。

　　大赦特赦的实质，就是统治者与各个方面的利益交换。中国民众如果有皇帝一样的主人心态，用呆账坏账换取民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以此“解天下之至结”，这笔交易不合算吗？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追究制度，显然比追究个人更重要。追究重点的转化，也包含了对人性弱点的承认和怜悯。

　　第二，“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回顾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不逼着反对者去改革，你可以看我们的热闹，于是稳住了一批反对者；“大胆试”，总有一批人，如万里、胡耀邦等人在大胆尝试，邓小平担风险，干好了提拔上来，干不好也不上纲上线，于是调动了改革者的积极性；“不争论”，当时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于是就搁置争论。两个不利因素摁住了，一个有利因素调动起来，经济体制改革大获成功。

　　“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这一经验可以推广到政改上来。在政改中本来就有人受益，如果再加上大赦，就能调动更多积极性，内部就会形成很强的动力。再授权第一线的改革者见机行事，分散决策，然后以点带面，有序推进，改革不会失控，风险很小。

　　第三，把民间力量引进舆论领域

　　当年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谁要反对政改，说民主的坏话，民众就群起而攻之，如果把民间的力量引进意识形态领域，把邓小平的“不争论”改成“可讨论”，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那么改革的环境就更好，反改革的压力就更大。

如此算下来，无论对官对民，都是利大于弊，这就可能形成改革共识，政改的操作性其实很强。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

记者：温家宝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那么，现在中国政改步伐迈出了多少？

　　吴思：近年来，政改在国务院系统已有所推行，如压缩行政审批项目、规范行政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压缩三公消费、加快财政预算公开等措施，温家宝的基本思路是“抑官扬民”，调整官民关系。

　　此外，还有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搞的村级选举；最近广东放开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向公民社会发展；江苏和四川搞乡镇直选试点，是推进基层民主的第一步；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行城乡“同票同权”……

　　假如政改有100个台阶，目前可能走了不到10个，好像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走的。政改要一步一个台阶走，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民主的方向是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宪政的方向是权力制约，彼此监督，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

记者：政改何时才能能全面推行？

吴思：如果政府愿意推动改革，现在就有条件推行，三五年就能见效。如果不愿意改革，十年也未必动手。在没有重大危机的条件下，主动改革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各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空间。在政府不主动改革的情况下，政改也可能不得不搞，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现在社会矛盾严重，是否会遇到危机和失控局面都不好说。

【链接】名词解释：什么是特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特赦，《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赦免的一种。以国家命令的方式对已被判刑的特定罪犯赦免其刑罚的全部或一部分。《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特别赦免。国家对某些犯人减轻或免除刑罚。

　　以上解释，与古汉语的实际用法不尽相同。

　　首先，特赦未必针对已被判刑的罪犯。古代赦书经常如此表述：“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未被发觉、已发觉未归案、已归案未结案的罪犯，也在赦免之列。

　　其次，在古汉语中，特赦往往相对常赦而言，历代皇帝登基必有大赦，这就是常赦，而特赦是非常之赦。更宽泛地说，特赦的原因，与常见的赦免原因不同，因此属于特赦。常见的赦免原因，沈家本先生归纳了二十余种：践阼、改元、立后、建储、后临朝、大丧、帝冠、郊、祀明堂、临雍、封禅、立庙、巡狩、徙宫、定都、从军、克捷、年丰、祥瑞、灾异、劭农、饮酎、遇乱等。

再次，与普遍性的大赦相对，古人常用曲赦或别赦表示局部之赦，这种局部之赦，有时也被称为特赦。这个意思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比较接近。

　　【吴思与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

　　吴思，男，中国知名作家、历史学者。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其中，《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自出版以来一直高居各大书城销售排行榜之列。

　　《潜规则》是吴思所著的第一本历史论著，2001年出版。“潜规则”指的是中国官场里一套潜藏在明文规定背后没有明说、却又支配事务运行的规矩。吴思以明清历史为题材，阐释了中国官场贪官得势的根本原因。丰富的历史资料、流畅平实的叙事手法，使得该书雅俗共赏。该书在大陆出版后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热点，长居畅销书排行榜，被誉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极富创见的史学著作。2002年9月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其中增添了一些大陆版没有的章节。

《血酬定律》是吴思2003年的作品，该书延续了他的幽默叙事风格以及丰富多样的取材，深入浅出地向读者说明解析了中国历史的终极法则。“血酬”一词同样是吴思的新发明，是指那些“用命换来的收入”，或是“为保存生命愿意付出的花费”。书中探讨了不同朝代的性命价格、平民百姓的反抗策略、土匪绑票勒赎的利害逻辑、商贾巨富的抗害手段等议题，是引导读者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历史的一部著作。

来源:侨报|

蔡慎坤：所谓政治体治改革，就是让全民来选择来监督执政者

原标题：欣闻总书记高谈政治体制改革

所谓政治体治改革，必须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改革，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简单地说就是让全民来选择来监督执政者，让执政者全心全意为全民服务。任何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都是畸形的改革，都只会让掠夺者更疯狂地掠夺，让饥贫者更无限地饥贫，让不公正的社会更不公正！

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常委全数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这个仪式上，高调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篇讲话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民生、文化、党建等各个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锦涛表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胡锦涛谈到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时强调，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改革的口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那次会议上，中共郑重提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而经历一系列政局动荡高层洗牌之后，到了1992年“十四”大召开时，改革的调门就变成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事隔十年之后的1997年，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重新抛出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令人疑惑的是，从未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何来继续？因而到了2002年的“十六”大，又表述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的“十七”大，中共再提“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从16届五中全会提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17届五中全会提出“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后仅仅去掉了一个“地”字，是否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从此会走上了快车道？恰恰相反，最高层除了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大喊改革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上下的一个敏感话题。

公开反对改革的人抑或势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少，无论是左右派系还是各色人等都没有公开反对改革，但暗中阻挠或反对改革的人抑或势力却相当庞大。因为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无疑会损害或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拚命抵制或坚决反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如果全党乃至全国上下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难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往前推进，这也是执政党高层始终不敢大刀阔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在执政党看来，中国己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这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其他政党和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而政治体制改革，就意味着放权让利，就意味着引进西方民主，就意味着混乱动荡。而他们似乎忘记了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告诫过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他们不希望中国出现任何新的改革力量，更不允许推出任何新的改革举措。当繁荣的经济推动中国走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已是今非昔比。过去的一部分失势群体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显然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意味着改革的共识趋向薄弱，改革的阻力较之当年已经更大。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领袖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中心的人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改革！

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曾经唤醒过一代富有理想富有革命激情的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邓小平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动员的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的文化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十年的改革戛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被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各种决策，甚至影响中国的立法进程。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掠夺所瓜分，这个社会处处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民艰于呼吸！

当利益集团打着改革的旗号忙于瓜分权利和财富，人民对这样的改革当然深恶痛绝。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之下，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分配制度不公又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执政者的失望和无奈，也让更多的人转向投机，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到处充斥着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一个社会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不但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并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中国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就越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暴力革命循环缩命。中国急需从上到下达成广泛的共识，清除改革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阻力，才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治改革，必须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改革，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简单地说就是让全民来选择来监督执政者，让执政者全心全意为全民服务。任何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都是畸形的改革，都只会让掠夺者更疯狂地掠夺，让饥贫者更无限地饥贫，让不公正的社会更不公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华在今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文章还引用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过的一句话：“老百姓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每一次又都是被暴力革命所推翻。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历史的教训再一次提醒在上的掌权的，中国能否从暴力革命的轮回中走出来，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取决于执政者的战略眼光和博大胸怀。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制定的政策，如果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掠夺格局，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中国将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之中，这不是危言耸听！

本文作者：蔡慎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我们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

CP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痛苦之深、屈辱之深，就连当年的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CP才怪呢!”

作者：转载H先生给J先生的公开信的文章

H先生致J先生公开信

J先生：

这次你来美国访问，我们事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你对话，但未见任何回复。这并不出人意外，但还是让我们为你遗憾，何以不自信到如此地步?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公开写出来;至于这封信你是否能看见，我们就没有把握了。专制者既要蒙蔽臣僚，蒙蔽百姓，到头来也难免不让别人蒙蔽了自己。昔日袁世凯准备称帝，想从报纸上了解舆情，只见一片拥戴劝进之声，殊不知那些报纸其实是他儿子伪造出来专门骗他的。今天自然是用不着多此一举了，CP一向实行“舆论一律”，早就压下了不同的意见，在偌大的中国，连一份独立的报刊都没有。你们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你们也知道你们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你们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如今，人民早已不再拥护这种自我欺骗，只有你们似乎还乐此不疲。

我们要发表的第一条意见，就是人民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神圣权利。你们攻击我们“反政府”，此话也对也不对。我们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我们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只要你们继续坚称自己不容反对，我们就必须反对，坚决反对。我们的这种立场，逻辑地代表了所有中国公民的立场;因为公民之为公民，就在于他享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自由。只有那些自己认为自己不配当公民的人才不提出这一条要求。

讲到在中国实现自由，保障人权，你说“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那似乎是说不是你们主观上不愿意，而是客观上一时还不可能。这话至少不适用于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终止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不去抓，不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求你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你们不去做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系于一念之差。

你在最近的讲话中，要求西方“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吁请美国人容忍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是，“世界的多样性”难道不包括了中国自身的多样性?我们主张，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容忍不同制度的其它国家，但前提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容忍不同政见的人民。你举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说明民主和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然而我们知道，相对论的基本假定是光速不变原理，是光速的绝对性；在光速不变这一绝对性的命题之上才导出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同样的，政治概念的相对性，政治文化的相对性，其基础是人性的普遍性。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能够独立思考，也愿意自由地发表政见。中国人也不愿意因为发表了不同于统治者的政见就被监禁被屠杀，中国人也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再有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确有成就，但引发的问题也很多很严重。仅仅是国营企业的失业职工，眼下就已经数以千万，许多人的生活陷于困顿。

我们一直主张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改革的目的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部份人的利益会受到暂时的损失。这不是改革的错，这是旧体制的错。改革的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旧体制长期积累的欠债。这笔欠债是非偿付不可的，问题是谁来付债?旧体制分明是CP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所需的代价首先就天经地义地应该由CP来付。CP从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却要千千万万的工人民众下岗失业破产，世间哪有这个道理?岂只是不引咎辞职，CP还要继续“四个坚持”，不容反对，不容批评，还要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还要借改革之机巧取豪夺，侵吞全民财产。CP领导下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政府把自己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是工人预付了高额的保险金。现在，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经济窘迫，缺少基本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那些官商官倒们吞掉了这笔保险金。先是用血腥的暴力消灭别人的私产实行共产，後来又是在暴力的保护下把公产化为自己的私产——两种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全做了。

CP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痛苦之深、屈辱之深，就连当年的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CP才怪呢!”八-九民运中，以赵-紫-阳为首的一大批CP人之所以同情民运，无非是基于良心而已。身为现任总书记，你难道不感到CP有负于人民吗?就算你认定中国的基础太差、问题太多，自由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你也不会不知道人民的要求在原则上是正当的，正义的;那么，最起码的，你就该在承认人民的要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耐心地向民众作解释，争取民众的谅解，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放弃一党专政、推行宪政民主的庄严承诺，并且坚定地迈开关键性的第一步——从终止政治迫害开始。

你说你有时睡不着觉。想来也会如此，处在你的位置上，不为大善，便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敢不慎乎?

此致

（执笔：胡）

http://www.bjzc.org/bjs/hu/58

本文作者：H先生给J先生的公开信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公告天下

十律师要求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展开重新调查的公开信

一、我们认为，《关于“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确认李旺阳“系自缢死亡”的依据严重不足

二、我们认为，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严重违法

三、我们要求，由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真相重新展开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正式签署和承诺了多项人权保障文件，对世界人权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郑重地期望全国人大能在国内人权保障方面发挥更加广泛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能真正地代表民声、民益、民权。李旺阳死因调查，即是对全国人大能否履行人权保障职责的一道严峻的考题。

作者：刘卫国等十位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们是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兹就轰动世界的湖南邵阳李旺阳死亡事件，包括2012年7月12日公布的湖南省公安厅《关于“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和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向全国人大陈述我们的法理分析和独立判断。

据此，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履行职责，立即推动对李旺阳死因重新展开调查。

一、我们认为，《关于“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确认李旺阳“系自缢死亡”的依据严重不足

我们对《关于“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报告》”）的下述质疑，建立在假设其引述的资料均真实可信的前提之上。

1、《联合调查报告》中现场勘查情况存在如下五大疑点

（1）绳索长度的疑点。

一位求死之人，一定会尽可能采取能够实现死亡的手段来完成，按照《联合调查报告》所描述：李旺阳系登高踩踏19床床垫来完成自缢行为，那么他就应该把绳索上下两端的距离控制到足以悬吊自己的长度，对于一位无法目测高度的近乎失明的人来说，站在床上将绳索栓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必然要采取收紧绳索的方法，来确保实现自杀的目的。但是结合现场录像和照片以及《联合调查报告》：悬吊着的李旺阳双脚着地甚至膝部呈弯曲状，其结绳时所预留出来的长度，竟然超过了床体的高度。

（2）床垫上鞋印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显示：（19床）“床垫的西南角有弧形花纹鞋印两枚”，“鞋印系李旺阳所穿拖鞋所留”。按照该描述，李旺阳系自行踩踏19床，然后将绳结系在窗外防盗网横梁上。李旺阳高度近视到在强光下仅能看到人影的程度，近乎一位盲人，他半夜里靠摸索找到窗户，又摸索着找到窗户外面的防盗网横梁，然后将绳索的上端摸索着系到高达217.5厘米的横梁上，再将绳索的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一系列复杂动作，一位身体健壮，视力完好的年轻人也难以做到一气呵成，更何况是一位体质羸弱、视力近乎丧失、身患多种疾病仍在住院治疗的老人？他怎么可能在上半身操作如此复杂动作的同时双脚却纹丝不动？并在床垫上留下了清晰地印痕、弧形地边缘、甚至鞋底的花纹都没有被破坏？

（3）窗户横梁上触摸痕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称：“距地200厘米的窗户横梁上有15处灰尘减层的触摸痕”。该15处灰尘减层触摸痕如果系李旺阳所留，为何在李旺阳的手上未检测到相应灰尘的残留物？即便在结绳过程中灰尘被擦拭掉一部分，其指甲缝隙中仍应该有所遗留。如果李旺阳手上没有该处灰尘的遗留，那么该触摸痕到底是何人所留？因何而留？

（4）绳结位置的疑点。

据《联合调查报告》：（李旺阳）“颈部套有白色布条，布条的绳结位于颈部右侧”。结合现场视频及照片，李旺阳尸体面朝窗外，头部向绳结相反一侧（窗户方向）微倾，绳结则位于向外一侧，即窗户相反方向。如果李旺阳系通过踩踏病床自行结绳，绳结的位置应该系于颈部左侧即靠窗一侧，才符合常理。而实际情况是结绳的部位位于外侧，其位置更方便于第三者进行操作。

（5）离奇尸体体位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称：“李旺阳第4颈椎横行骨折出血符合”“缢颈过程中身体瞬间坠落颈部受到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第3、4颈椎骨折和脊髓损伤”类型。如果事实确如报告所称，李旺阳是从19床跳下，身体的骤然坠落导致绳索的牵拉与自身体重形成相反作用力，而造成颈椎骨折。那么李旺阳下落后应该身体悬空，体重完全加诸于绳索之上，绳索的“迅猛牵拉”作用力才会产生。而事实是李旺阳“双腿屈曲”两脚接地，绳索勒颈之前身体已经着地，并且双腿还有“屈曲”的余地，“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骨折的结论显属妄断。

进一步综合（1）和（5），既然床垫留有李旺阳的脚印，系从19床跳下身体瞬间坠落颈项部受到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昏迷死亡，那么尸体理应斜体软沓拖曳，为何还要呈直立自缢状？这是最大的矛盾之处。对此可做模拟实验，从力学角度证明其悖谬。

2、《联合调查报告》中尸检情况存在诸多重大漏洞

按严谨的尸体解剖法理分析，李旺阳的尸体不具备缢死者所特有的体内外征象。

缢死俗称吊死，是以绳索状物体缠绕颈部，利用自身体重的下垂作用，致使颈部受压迫而引起的死亡。死者尸体征象有着如下较为显著的独特特征：即，血液呈暗红色且具流动性；内部器官淤血；体表、脏器粘膜及浆膜有出血点。

（1）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

窒息死亡的尸体，由于死者血液缺氧，纤维蛋白溶解酶逐步增多，致使纤维蛋白溶解而导致血液凝固被阻止，在死后2-3小时候可以达到完全流动状态。并且由于窒息死亡的尸体中还原血红蛋白的含量较高，血液呈暗红色。

（2）内部器官淤血。

窒息死亡过程中，胸腔内负压剧增，各器官血液难以回流导致血管、肺部、右心室以及经脉系统等器官高度淤血。尸检过程中可以明显检测出右心显著扩张、充溢有流动性暗红色血液，而左心房则较为空虚，其余肝、肾等器官也因淤血导致器官增大。

（3）外表、浆膜及粘膜下点状出血。

机械性窒息死亡者因缺氧导致血管通透性增高、肾上腺素分泌等刺激血压升高，导致体表眼、口鼻周围等处；脏胸膜和心包脏层下均可见明显点状出血。

（4）其他缢死者所应有的特征。

李旺阳尸体的情状属于侧位缢死者，此类尸体由于颈部受力不均匀，血液无法回流，造成头部充血，面部肿胀成青紫色改变；在颈部遭受布条紧勒的血管血液流向内侧，应出现明显淤血凝结，外部肤色也应相应出现明显紫黑；舌尖一般向颈部着力侧的相反方向伸出；口鼻腔出现流涎现象；有时还会有大小便或者精液排出体外。

而反观现场录像及照片，李旺阳面部表情较为平静，无通常上吊自杀者死前痛苦挣扎所留征兆；面色及眼部均不符合缢死特征；没有颈部血管淤血凝结和外部皮肤紫黑记录；调查报告亦未见流涎或排泄描述。《联合调查报告》对公众广泛质疑的几处一般疑点作了牵强附会的解答，但却故意回避了李旺阳不具备机械性窒息死亡所普遍具有的上述死亡特征这一根本事实。

3、尸检程序不完整，遗漏重要步骤

根据公安部《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检验》行业标准，尸检必须与全身系统剖检相结合，排除其他死亡原因后方能作出结论。通观整个报告存在诸多致命遗漏：1）未作药物检测，无法排除李旺阳被人强迫服食药物，失去反抗能力后吊挂起来伪装其自缢的可能；2）未见颈动脉内膜及咽后血斑等生活反应检查描述；3）未对主要脏器进行剖检，未对肺部水肿、气肿，血液凝固状态等进行检验，不能排除其他外力导致李旺阳死亡后，有人悬尸伪装缢死的可能。

二、我们认为，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严重违法

1、邵阳警方毁掉许多核心的法律证据。

既然公安机关在将遗体火化前已作出“自杀”结论，那么本案就不是刑事案件，因而遗体应交还亲属。然而，邵阳警方在李旺阳亲属反对的情况下，强行控制遗体，而后匆匆予以火化，致使许多核心的法律证据遭到不应有的毁灭，具有重大的毁尸灭迹嫌疑。按照基本法理，李旺阳死亡时在附近监控因而具有作案可能、李旺阳死后利用公权毁灭核心的法律证据的公安机关当事人，直接承担着严重的刑事嫌疑。

2、剥夺李旺阳亲友了解案件真相、到场参与尸检的权利。

《联合调查报告》称进行尸体解剖前的6日和8日，均向李旺阳的妹妹送达了告知书，要求其届时到场，而事实情况却是，当地警方于案发后即非法控制了李旺玲的人身自由，切断了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致使其欲参与而不能。时至今日，李家的亲属和朋友仍无法与李旺玲取得联系，李旺玲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3、所谓的调解采取“先民后刑”的手段混淆法律责任。

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先查清李旺阳死亡原因，再确定民事赔偿义务人。在死亡原因未排除他杀可能之前，根本不存在医院在陪护方面有负责任的问题。中山大学认定李旺阳自缢死亡的鉴定意见书出具于6月19日，而提前10天，即6月9日所谓的《调解协议书》即已签订，这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的调解书，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也因其背后所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具有违法性质。

4、所谓现场视频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障

6月19日，即《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当晚，当地公安组织了排除李旺阳亲友、律师和司法鉴定人员之外的所谓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人员，参与了视频观看。而李旺阳亲友、为李旺阳亲友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以及有义务先排除其他致死原因再出具自缢死亡结论的法医鉴定人员，才是真正有权利也有必要观看此段视频的人员。而类似这样出现在视频播放、尸体解剖、火化安葬现场的政协委员、社区书记、公司董事、报社站长、以及诸多干部群众，他们都没有李旺玲、以及李旺阳生前好友、还有赶去援助的律师更关心案件事实的真相。在没有对社会公开此段监控视频以作基本检验的情势下，是完全无法确保监控视频没有被人剪接，甚至修改、添加或者用其他时段的视频予以冒充的。

三、我们要求，由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真相重新展开调查

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和判断，以及相关法规，我们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以下要求：

1、请全国人大责成公安部成立李旺阳死亡事件联合调查团，由公安部门刑侦专家、法医学专家、司法部专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代表，李旺玲亲自委托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港澳地区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专业律师组成，前往湖南邵阳，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的、专业的特别调查，而不受制于当地政法系统，并顺应这一死亡事件的严重性和国际影响，将调查结果及时向全社会公布。

2、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捍卫宪法第三十七条赋予的公民的人身权利，请全国人大立即责成公安部门解除对李旺阳亲友李旺玲、赵宝珠的非法软禁，恢复其作为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任其履行法律权利，委托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对李旺阳死因进行特别调查的活动。同时，请全国人大责成公安部门解除对周志荣、张善光、朱承志、尹正安等公民的非法软禁或非法监禁，恢复其基本的人身自由。

3、请全国人大根据这一事件揭示的法律程序漏洞，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纳入人大立法规划，参照港澳台以及国外“死因裁判”制度，将死因调查的立案权限从公安系统剥离，改为交付法院进行专门的死因司法审查决定。这一新的立法应赋予法官指令警方开展调查的权利；赋予适当利害关系人提请法院展开调查的权力。司法鉴定机构亦应脱离公安系统而独立设置以确保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正式签署和承诺了多项人权保障文件，对世界人权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郑重地期望全国人大能在国内人权保障方面发挥更加广泛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能真正地代表民声、民益、民权。李旺阳死因调查，即是对全国人大能否履行人权保障职责的一道严峻的考题。

敬请答复

2012年7月23日

写信人：

刘卫国（山东律师，手机：13518610665）

江天勇（北京律师，手机：13001010856）

何俊仁（香港律师，电话：+85290203087）

肖国珍（北京律师，手机：15210442636）

唐荆陵（广东律师，手机：18929551319）

王全平（广东律师，手机：13189886111）

蔺其磊（北京律师，手机：13366227598)

刘正清（广东律师，手机：13543432448）

隋牧青（广东律师，手机：13711124956）

李志勇（广东律师，手机：13008810667）

湖南省委书记：李旺阳自杀毫无疑问省内没人质疑

来源：凤凰卫视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首次公开回应失明民运人士李旺阳死亡事件，他说李旺阳死于自杀是依照法律做出的结论，理据充分，湖南省内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周强：“湖南作为法治湖南，内地是法治社会，就是确定李旺阳为自杀，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也请你们媒体要讲我们依照法律做出的决定是证据充分的、完全依法进行的。从湖南来讲，我们湖南的公民中没有人对这个事件提出过任何质疑。李旺阳的家属，他的妹妹也表示接受警方的调查结论。”

胡星斗：1949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

中国官方声称陆地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仅有27万平方公里。(新)中国之后《陆地领土条约》放弃的总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海洋领土损失总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中国的所有邻国，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合法或非法的从这个庞大的帝国身上割下或大或小的肥肉，这是在天安门上宣称“从此站起来的中国，还是一个依旧孱弱的中国？！”对刚被强占不久的黑瞎子岛，只还了一小半就欢天喜地，不知道中国人高兴什么？连俄国人都承认整个黑瞎子岛本来都是中国的。

————自欺欺人的中国人！！！

中国的陆地领土是960万还是930万

(新)中国合法被割让、被放弃的中国陆地领土：

(新)中国被强占的陆地领土

(新)中国被外国非法占领的海洋领土和岛屿

【最屈辱的割让】

【遗憾：已占却自愿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尾岛】

1949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

中国的陆地领土是960万，还是930万平方公里？

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边界位置　　年代　　　割让地　　　割让面积　割让形式　经手人　　官方立场

缅甸　　　６０　　　江心坡　　　　７万　　　　签约　　　周恩来　　中缅友好

印度　　５６－６２　麦克马洪线南　９万　　　　默认　　　周恩来　　中印友好

俄国　　５０　　　江东６４屯　　　３千　　　　赠予　　　周恩来　　中苏友好

阿富汗　６３　　　帕米尔　　　　不详　　　　签约　　　陈　毅　　抗印制苏

巴基斯坦　６３　　克什米尔　　　２千　　　　签约　　　陈　毅　　睦邻抗印

越南　　约７０　　北部湾　　　　小岛　　　　秘授　　　周恩来　　援越抗美

***************************************************************************

地名..........占领方....面积(KM）…现状

薪岛............朝鲜..................签约

　　　　长白天池东......朝鲜..................签约

　　　　唐努乌梁海......俄罗斯.....180000.....放弃

　　　　江东64屯........俄罗斯.......3000.....签约

　　　　图们江口........俄罗斯.........20.....签约

　　　　孔社令-二连北...蒙古.......160000.....签约

　　　　阿尔泰山脊东....蒙古..................签约

　　　　Karichilida.....哈萨克................签约

　　　　察汗鄂博........哈萨克................签约

　　　　汗腾格里山地区..吉尔吉斯.....2100.....签约

　　　　帕米尔地区......塔吉克......27000.....签约

　　　　帕米尔地区......阿富汗................签约

　　　达拉克地区......巴基斯坦..............签约

　　　　阿里南..........印度.........2000.....被占

　　　　藏南(山南)......印度........90000.....被占

　　　　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签约

　　　　江心坡地区......缅甸........70000.....签约

　　　　南坎地区........缅甸..........220.....签约

　　　　白龙尾岛........越南..................被占

　　　　南沙28岛........越南.......650000.....被占

　　　　南沙2岛.........印度尼西亚..50000.....被占

　　　　南沙9岛.........马来西亚...270000.....被占

　　　　南沙1岛.........文莱.........3000.....被占

　　　　南沙9岛.........菲律宾.....410000.....被占

　　　　钓鱼岛..........日本.......740000.....被占

　　　　南琉球..........日本.........2267.....放弃

******************************************************************************

中国的陆地领土是960万还是930万

中国官方的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世界各国纪实年鉴》(英语：TheCIAWorldFactbook)经过精确计算的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264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270550平方公里。按一般惯例，国外计算领土是以实际控制区为准。另外，把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分省中国地图集》中的各省数据汇总起来的陆地面积为9338226平方公里，与CIA公布的中国实际控制陆地面积相当，相互印证中国真实的领土面积。

(新)中国之后，从中国身上合法割肉的国家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新中国之后，从中国身上非法占领的国家包括(我国的地图还包括这些被非法占领的地区)：印度、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

(新)中国合法被割让、被放弃的中国陆地领土：

薪岛、长白天池东签约割让给朝鲜；(唐努乌梁海)180000平方公里被俄罗斯实际占领，中国被迫放弃；江东64屯3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图们江口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孔社令-二连北160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蒙古；阿尔泰山脊东签约割让给蒙古；Karichilida签约割让给哈萨克斯坦；察汗鄂博签约割让给哈萨克斯坦；汗腾格里山地区21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吉尔吉斯斯坦；帕米尔地区27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签约割让给阿富汗；达拉克地区签约割让给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南麓签约割让给尼泊尔：江心坡地区签约70000平方公里割让给缅甸；南坎地区2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缅甸。

以上陆地领土永远不再属于中国领土，总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注:有些地区无法确定面积)。

(新)中国被强占的陆地领土

阿里南2000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藏南(山南)90000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印度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被中国控制。号称战胜国的中国在“中印战”中卻被強佔1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新)中国被外国非法占领的海洋领土和岛屿

南沙28岛650000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被越南非法占领；南沙2岛50000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南沙9岛70000平方公里被马来西亚非法占领；南沙1岛3000平方公里被文莱非法占领；南沙9岛410000万平方公里被菲律宾非法占领；钓(鱼)岛740000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日本非法占领；南琉球2267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放弃。不该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尾岛被越南永久占领，其海洋国土损失无法准确计算。

以上海洋领土不属于中国控制范围，总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注:有些地区无法确定损失面积，如白龙尾岛所损失的国土面积）。

【遗憾：已占却自愿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尾岛】

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岛，到1957年3月却交给了越南。这期间，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有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区级行政单位。同时设立有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校、渔农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1988年4月25日，越南政府公布了一份外交部文件，题为《黄沙、长沙群岛和国际法》。文中提到白龙尾岛，说:“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并于1957年收回。”白龙尾岛自古为中国人定居，远离越南海岸，有关条约及外交文件也查不到任何根据规定是越南领土。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此岛的主权要求，在2006年以后的《地图册》上，已经看不到此岛的准确标示。

【最屈辱的割让】

江东6/4屯的割让最屈辱，1900年7月17日，俄军越过精奇里江，对江东六十四屯中的布丁屯居民大肆焚杀，强行驱赶过江。接着派出骑兵，将未及渡江的二十八屯中国居民聚在一个大屋中，全部活活烧死。一时浓烟蔽日，其他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扶老携幼，奔逃黑龙江边，绕越不能，哭号凄惨，俄军骑兵追来，弹飞如雨，血染黑水。

18日晨，清军渡江与俄军激战。同时瑗珲水师日夜接渡，把部分屯民接至江右。当日，俄军枪杀了千名中国居民，将未来得及渡江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用刺刀逼入黑龙江中。浮尸蔽江。数日不绝于目。

至21日，江东六十四屯全被俄军焚毁，枪杀、烧杀、淹毙的中国居民达2000多人。十几日后，黑龙江底沉溺的无数尸体翻浮水面，顺流淌去，江面上浮着一层油，江水奇臭，惨状不可尽诉。25日，寿山致电杨儒，告以俄军“将我华民及江左各屯人民屠戮不堪”之惨状，要杨儒转告俄国政府“勿再妄杀良民”。俄国从此长期霸占我国这片领土。几十年后，基于所谓的“中苏友好”，江东6/4屯被(新)中国正式被放弃。

中国官方声称陆地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仅有27万平方公里。(新)中国之后《陆地领土条约》放弃的总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海洋领土损失总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中国的所有邻国，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合法或非法的从这个庞大的帝国身上割下或大或小的肥肉，这是在天安门上宣称“从此站起来的中国，还是一个依旧孱弱的中国？！”对刚被强占不久的黑瞎子岛，只还了一小半就欢天喜地，不知道中国人高兴什么？连俄国人都承认整个黑瞎子岛本来都是中国的。————自欺欺人的中国人！！！

本文作者：胡星斗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俞正声下令不写保证书的一律拘留教养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7/201207302245.s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30日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章奇胜

（参与2012年7月30日讯）7月29日晚11时36分，参与记者采访了在秦皇岛拟参加中共18大预备会议的上海访民。一小时左右参与发出快讯。在参与发出报道的三个小时后，北京市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从北京赶到秦皇岛的宴友旅店。北京警方和上海市的警方无一人出示工作证，秦皇岛的警官094634号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要求上海的访民全部从自己休息的屋子中滚出来：“全你妈的起来，没事跑到这里给我们找事，把包裹都给我们打开-------” (博讯 boxun.com)

四十多名便衣警察和秦皇岛的近十名着装的警察把访民的行李包打开，边录像边搜查如临大敌，可是，没有一人出示搜查证件，上海访民们坚持要求警察们出示搜查证件和工作证件，依法检查，但是没有一位执法者按照法律明示自己的身份，展示合法的手续。

据宴友旅店的老板讲：“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前店里发生过盗窃事件，可是警察们都是磨磨蹭蹭的来这里执法，今天我们看到警察来了这么多，我们以为店里有杀人或者是暴利抢劫犯一类的恐怖分子，前半夜警察无数次的要检查身份证件，我还纳闷怎么几个老太太有必要那么认真吗？看来警察们对付访民比对付犯罪分子要重视和投入的警力大得多”。

被警察们强行拖入大巴车的上海访民们，北京时间30日早上6点，被送入北京黑监狱---所谓的救济中心。在出秦皇岛的路上，又有17位来自上海的准备参加中共18预备会议的访民被送上大巴。回到北京后，上海市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渣滓，不稳定因素，现在必须按照市委,俞正声书记的指示，写保证书，凡是写出18大期间不再上访的保证书的，可以在家里安居，不写保证书的一律拘留或教养，看你们还敢闹不敢闹”。

在记者发稿时，上海的27位访民已经被上海市驻京办压上警车，送到北京南站的1461次火车，访民中有8岁的、11岁、12岁的小访民三名，孩子们被车上的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咆哮着的声音吓得不断的要找亲人，整个车厢充满着恐怖的气氛！！！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话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市公安局长：网上攻击现行体制，轻的警告，重的打击

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称，“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中新网北京昨日电讯称，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称，“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北京市昨日召开“北京暑期网络环境整治工作部署会”，将于7月底至8月31日开展暑期网络环境整治行动。

　　傅政华在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北京公安系统已破获各类涉网案件3916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007人，清理网上违法信息36.6万条，处罚违规互联网单位7549家，有效维护了互联网领域的稳定。北京市公安机关已对239家在京重点网站的交互式平台建立了首都网警执法账户。增设网络110举报标识，在重点微博的网页目录上设置110举报平台，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交流和举报空间。

　　傅政华称，“公安机关肩负着严打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环境的任务，未来将对经常传播有害信息、管理失控的网站依法停机整顿，并纳入‘黑名单’。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傅政华称，“各级公安机关应创新工作机制，深入开展联网单位安全监管工作，有针对性地指导督促网站完善信息安全审核，建立违法有害信息过滤和报告制度。加强对互联网安全员的培训，探索建立以网络警察为主导，全体民警和安全员共同参加的互联网安全监管工作模式。加强网上公开警示工作，通过首都网警执法，对传播、散布不良信息，涉嫌轻微违法的网民进行公开处置，以提醒网民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的传播，加强网民自律。”

来源:乐云网—云南信息报

公安局长表态引发网民质疑

刘晓原律师说，没有法条写明"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谣言"，或者"攻击现行体制"及其含义。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人格侮辱，那么他们与普通公民一样，有权以"诽谤"、"诬告陷害"提起诉讼。至于"攻击现行体制"，刑法中有不无争议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对政府工作、体制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同样，法律上有"捏造事实"的说法，但何谓"政治谣言"，无从定性。

来源：德国之声

北京公安局长警告，在互联网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将受到严厉打击。网民和律师表示质疑。

（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24日表示，利用互联网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傅政华是在一次网络整治会议上作此表态的。北京市将于7月底至8月31日开展暑期网络环境整治行动。

北京公安局长的这一表态在微博上引起网民的质疑。

《南方都市报》25日发表文章，题为"批评才是正能量"。文章谈及香港政府应对暴风雨的措施，写到："在港人眼里，港府做得好是应该的，批评和挑刺会帮助港府改进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的香港人认为，批评并非负能量，相反，盯着政府才是最大的正能量。"网友"蠢是美德"在微博上就南都此文发帖说："不能批评，北京公安局长说不许攻击现行体制，要抓地。"

"葛剑秋的空间"在微博发帖说："当心，北京市公安局长刚刚说过，攻击现行体制违法、有罪，草民还敢公开串联起诉政府？"

"周禄宝"发帖说：现行体制好不好不是你北京市公安局长一人说了算，不要把自己搞得就是一部活宪法、救世主，也别把自己当成一手遮天的皇帝。

笼统的警告

律师刘晓原指出，一位公安局长的任务是执法办案，而不是对网民作出这种笼统的警告。"任何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有个案，可以具体分析。但是这样笼统的说法，是带有警告性质的，的确会引起一些网民的害怕。因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攻击，什么是批评，或者批评过火。"

刘晓原说，公安局长如此表态，可能会误导下面的执法人员，导致任意执法。公安局长作此种表态的行为本身，便是违背法治原则的，体现的仍是一种人治的观念。

刘晓原律师说，没有法条写明"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谣言"，或者"攻击现行体制"及其含义。公安局长的表态像许多政府官员一样，"比较平实"，并未使用法律术语。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人格侮辱，那么他们与普通公民一样，有权以"诽谤"、"诬告陷害"提起诉讼。至于"攻击现行体制"，刑法中有不无争议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对政府工作、体制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同样，法律上有"捏造事实"的说法，但何谓"政治谣言"，无从定性。

知名博客作者安替认为，如此表态并不新鲜，从目前的时机点来看，应该是为十八大做准备，保证各方面舆论的安全。

作者：苗子

公安局长惩政治谣言，网民约架决战

网民〝涉美〞在新浪微博发网贴说：〝转告傅政华，我们就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杠上了，约架了，有种咱决战吧！〞

【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讯】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公开表示，对利用网际网路所谓〝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者，将严厉打击，还将在新浪、腾迅等重点微博的网页上设置110举报平台。傅的言论引发网民的强烈抨击，有网民在微博上要与傅约架决战。评论指出，傅政华的目地就是恐吓民众，不让网路上有太多过激言论，以确保十八大安全召开。

24号傅政华在一个会议上声称，对利用互联网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并且在几个主要的微博网页上设置110举报平台。

网路作家荆楚指出，官员无论大小，都应该受到人们监督，傅政华叫嚣要抓捕批评者，太低估民众对当局恐吓的免疫力了。

网路作家荆楚：〝你说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现行制度，你这个话怎么定义攻击？人家讲句话就攻击了？你现行制度就没有缺陷？就不允许批评？这样的人当了北京公安局长，那实在是让全世界大掉眼镜啊。〞

傅政华的这番话，恰逢北京洪灾民怨四起的时候，网路上对当局防灾、救灾和善后不力的抨击声高涨。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分析，傅政华这是在警告网路传递北京暴雨真相的民众。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因为正好是群体比较激动的时候，比较舆论的时候，或者他会出于恐吓，但是不会采取抓人的行动，因为抓人的行动的话，越闹越大了，我觉得对他更加不利，那可能更加激化矛盾了，可能他的官位就不保了。〞

而网民〝涉美〞在新浪微博发网贴说：〝转告傅政华，我们就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杠上了，约架了，有种咱决战吧！〞

陈永苗指出，这说明现在人们已经觉醒，对公安和专制的恐惧感已经逐渐消失，也说明了民众对这次洪灾当局救援不力、真相不明的愤怒。

陈永苗：〝出现了这么大的雨灾你还不让人说话，你还要恐吓人，那是非常严重不满的，人们不再觉得那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必须被压倒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他实际上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平等的，甚至舆论他已经盖过公安的话语，或者公安威信的这种高度出现。〞

网路上群情激愤，对傅政华的声讨、唾骂声一片，面对那些删不胜删的言论，目前新浪、搜狐、网易微博已经禁止搜索〝傅政华〞这三个字。

傅政华还公开透露，北京市今年已出动警力12000多人次，检查网吧1万多家，打掉所谓〝黑网吧〞263家，拘留〝黑网吧〞业主201人。

截至目前，北京公安系统已破各类涉网案件3916起，抓捕所谓〝违法犯罪嫌疑人〞5007人，清除网上所谓〝违法〞的信息36.6万条，处罚所谓〝违规网际网路〞单位7549家。

公安部则宣称，自3月开始所谓〝整治网路犯罪〞以来，至6月底，已拘捕1万多名疑犯，清理网上所谓〝违法有害信息〞超过320万条，查处所谓〝违法网际网路服务商〞上万家。

荆楚：〝它们（中共）就害怕老百姓把所思所想讲出来，就想尽一切方法，要用这个胶布封住老百姓的嘴巴，把互联网视为头号大敌。它们所作所为就是扼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活力。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变得死气沉沉，这个制度有什么缺陷，绝对不允许老百姓指出来。〞

陈永苗指出，当局选择这个时机再度缩紧言论空间，恐吓民众，目地就是防止出现群体事件，不让网路上有太多所谓〝过激言论〞，以确保十八大安全召开。

采访编辑/李韵后制/君卓

张镇强：驳“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严厉打击”

傅局长应该懂得，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绝对包括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应接受公民的考察、监督、批评、要求撤换等等。而我国也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条款明确规定“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严厉打击”。这里实在不知道傅局长有何另外的法理根据发出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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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5日，凯迪社区“猫眼看人”有一转贴说：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表示，目前，北京市公安机关破获涉网案件3916起，抓获嫌犯5007人。傅政华称，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严厉打击。

笔者认为，这些话出自一个公安局长之口，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们几十年来吓普通民众的惯用语言。否则就无法显示他们无法无天的威严。但笔者又想为此与之辩论一番。

关于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就不谈了，因为它总算有法可依，有具体实在的法条可循。其他问题就不一样了。

关于制造传播政治谣言。首先，什么叫“政治谣言”？这是一个宽泛无边的概念。谁来定义和解释它？我国宪法上根本没有这个定义和解释，刑法上好像也没这个定义和解释。既然宪法和刑法上都没有定义和解释，任何别的权力机关就无权自制这样的条令和解释。何况傅先生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安局长，有什么权力和能量来断定和宣布何为“政治谣言”？何人传播了“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顾名思义，本身就是国家和地方统治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或手段，是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所以，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双方或诸方的权力集团：要么是强势集团，要么是相对弱势集团，与普通民众无关。而强势集团也许就是当时大权在握的统治集团或其中的分支，由这样的权力集团散播出来的政治谣言，小小的市公安局长能奈何得了它吗？有胆量去追查和打击它吗？

2012年3月6日，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因权力斗争被迫逃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当时的重庆市最高当局却发布讯息，说王立军正在疲劳性休假治疗。谁能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岂不一目了然了吗？傅局长严厉打击了当时的重庆市当局制造的政治谣言吗？没有，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可见，傅局长的这番话只是放空炮，吓小老百姓的。是的，有少数民众也可能对政治谣言感兴趣，作了一点传播。但责任不在传播者而在制造者，因为民众总是相信权力机关发出的信息是真实的，权力机关不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要民众相信政府吗？现在权力集团放出的政治谣言不可收拾了，就想把板子打在民众身上，这样的政府还能取信于民吗？还能让民众拥护政府吗？所以傅政华的威吓看起来是帮统治权力的忙，实际上是毁统治权力的根基，是权力大厦的蛀虫。

傅局长应当懂得，只要有政治斗争或权力斗争，政治谣言就不会止息。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任何专制独裁体制下尤甚，只有建立民主自由体制，情况才会有所减轻，处理也比较容易顺手。因为前者是暗室内斗，暗箱操作，不让民众知晓的你死我活斗争。后者是公开争斗，最后由选民选票决定胜负，或由独立的立法、司法机关公开协调和裁决。所以前者的政治谣言可以满天飞，后者的政治谣言一出现就被戳穿。如此，傅局长与其致力于追查打击所谓政治谣言，不如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

关于“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严厉打击”。首先，什么叫“攻击”？“攻击”一般是指战争或“武斗”或“决斗”的双方相互用锐利的器具进攻和击败对方甚至杀死对方。傅所说的“攻击”，除了指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用锐器袭击领导人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这样一来，凡无端攻击他人者，不管他攻击谁，都应严厉打击，而非仅仅指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攻击该如此。否则就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傅局长的说法显然缺乏基本的法理常识，而是充满着维护特权的意识。这样的公安局长对广大民众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

傅局长的说法也许可作另外一种比喻解释，即把人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比喻为“攻击”，以强调其性质的严重或恶劣。但这又同我国宪法精神不符。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第4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傅局长应该懂得，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绝对包括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应接受公民的考察、监督、批评、要求撤换等等。而我国也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条款明确规定“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严厉打击”。这里实在不知道傅局长有何另外的法理根据发出此言？

傅局长此言还彻头彻尾地违背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权利产生权力，权利支配权力，权力必须按民众的意志和愿望为民众服务，也就是我国一些最高领导人曾经强调的“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一句话：民众是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公仆；公仆服从主人，天经地义。这是现代人类文明世界一条永远不变的根本治国准则。所以主人监督、批评和撤换公仆（自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天经地义的，哪来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严厉打击”。提出这一说法的人，显然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文盲，应该赶快补课。否则会被淘汰出局。

至于傅局长所提攻击现行体制的也要严厉打击，同样是没有道理没有法理根据的。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从来就是通过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断审视、质疑，而促使其不断变革和进步的。世界上不可能有永久不变的好制度，人们总是希望有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过时的没有活力甚至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人们对所在国家的体制进行质疑，希望变革前进（当然不是回到专制独裁）乃是一种天赋权利，怎么能被视作“攻击”而要打击呢？

事实上我们的领导人如胡主席、温总理等也一再提出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改革，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甚至是死路一条。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所以，人们对现行体制进行批评甚至攻击，绝对是好事而非坏事，怎么反而要严厉打击呢？我想提出和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只能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即某些大权在握的权贵集团，因为现行体制的变革或消失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世袭利益。

再说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除了不得损害国家和他人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尊严外（这里也有具体的概念和范围，不能笼统地泛泛而论），本身就包含公民有权对现行体制提出质疑和变革的主张。否则，怎么能算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呢？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都没有不准公民质疑甚至攻击其现行体制的禁令。美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乔姆斯基，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内外咒骂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但他照样拿哈佛大学的高薪和美国政府的其他补贴，更无美国政府要严厉打击他的所谓攻击言行。关键在于没有多少美国人赞成和支持乔姆斯基的言行。它证明，真正受民众欢迎和拥护的制度，是不怕被人谩骂和攻击的，而一个需要政府来严厉打击攻击现行体制的人的制度，恰恰说明这个体制已经运行不灵了，没有前途了，需要改革或变革。所以，傅局长的这一说法，表面上是在理直气壮地维护现行体制，实际上是在向国人和国际暴露现行体制的病入膏盲。同时也暴露某些权力集团的愚昧、专横和无奈。

笔者不知道傅局长的上述言行，仅仅是个人看法，还是完全是奉旨发言，传达上级权力机关的意旨。但不管怎样，他的上述言论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违背我国宪法精神，违背世界潮流，违背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理念，违背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和愿望，只代表少数暂居于统治地位的权贵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它必然像一只孤鸿在寂静的黑夜长空中的哀鸣，绝对得不到任何同情和共鸣！

2012年7月27日写成

本文作者：张鉴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焦点关注

编者按：7月28日，在江苏启东市发生了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污染项目上马事件。据报道，愤怒的启东市民推翻警车，冲破警戒线，冲进市府大楼，将大量政府文件抛出窗外，将从办公楼内“缴获”的名烟、名酒及扑克牌、避孕套等公私物品公开陈列示众。与此同时，决策上马污染项目的启东市长、市委书记也被愤怒的民众现场“活捉”质询，启东市长被群众套上反污染宣传衣，启东市委书记则被市民扒光上衣堵截在车上，直到大批警察前来“解围”！启东维权事件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零八宪章论坛”也就此事件发出了严肃“声明”。尽管截至目前，启东警方只是公开处理了一个80后小女孩，但各界人士需要保持高度关注，以防止启东地方当局的“秋后算账”。

江苏启东十万人抗议污染、占领市政府、扒光书记

【大纪元2012年07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唐明报导）继四川什邡事件后，7月28日，江苏南通启东市发生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抗议日本王子纸业向启东附近海域排污。数万愤怒的民众冲进市政府，占据大楼，警车被掀翻，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被扒光衣服，狼狈不堪，现场来了大批警察带走市长，被抗议民众包围，民众要求官员穿上“强烈抵制王子排污”的文化衫。

市民占领市政府

虽启东市政府今晨（28日）在官方网站发出通告，呼吁市民不要上街，称项目已暂停工。但早上6点，启东民众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他们鲜红的T恤上写着保卫家园，手持标语，抗议王子，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

散步现场人山人海，围墙上、汽车顶上、办公楼走廊上、居民楼上、马路上，到处都是人，有目击者表示，现场至少有十万人参加，欢呼之声不绝于耳。

愤怒的民众冲破警方的警戒线，推倒大门，冲进市政府，将政府大楼内的办公室招牌取下，警车被推翻；大量政府文件被民众象雪花一样从楼上扔下，民众还把办公楼内的中华香烟、扑克牌、人参、避孕套、梦之蓝、五粮液、红酒等各种名贵奢侈品、酒品，摆放在玻璃窗前示众。

启东市民王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一大早就有大量警察布置在政府大楼周围，广场各路口也有警察戒备，公交车全部停运，许多人都走路去政府广场。但市民仍纷纷走了出来，警察已无法控制局面。

他说：“有的市民已强制冲破封锁进入市政府办公室，市民将政府大楼内各级官员的办公室招牌取下，并砸碎了部份物品，还发现各种名贵奢侈酒品，并将其中的一些物品往楼下丢。”

市民杨女士表示，他们听说启东市市长徐峰被群众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排污的宣传衣，市委书记孙建华被市民扒光上衣，堵截在当地实验小学的大巴上，那市长还尴尬的笑着。

她说：“从现场民众人数看，很多90后学生冲到第一线，他们绝大部份学生不接受老师和政府的控制，没有签保证书，目前已有近十万民众参加抗议，周边地区还有民众赶来，据说周边的客运班次都被取消了，目前，有大量军警正在驶入现场，不知会不会镇压。”

当地民众在微博上表示，每过一个路口，人人都会喊，警察叔叔辛苦啦，警察们微笑着小声加油！已经不止一位网友的微博透露出当地警方的这种态度，这事想镇压的话，只能请外援了。

启东龙桂生表示，一列列公安干警排列在现场，不评论，也不回答民众的询问：你是启东人吗？有个老太太一脸是汗，叮嘱一年轻民警道：“你奥起捉隔帮小虎仔，伊勒陀是为勒启东好。”（你不能去捉这帮小孩子们，他们是为了启东好。）民警不置可否，一脸庄重，手上的录像机对着高台上的人群缓缓扫过，一边的民警道：“放心吧，我们是来维护秩序，不是来抓人的。”

当局一边喊停一边恐吓民怒

这次民众抗议的原因是：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日本王子纸业造纸废水通过管道排放到入海口。此项目南通市政府批准，建设从工厂到启东入海口长达110公里的排水管道。而王子投资了2000亿日元在南通开建这一个亚洲最大造纸基地。

但此项目遭到启东市民众强烈反对，发起到市政府请愿的呼吁。南通市政府27日发表了一份致市民的公开信，称暂停此项目。但当地市民指责市政府“恐吓”民众，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保卫家园”的抗议行动中去。

有民众发贴表示，江苏启东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被禁止参与抗污行动。老师、学生由教育局镇压；个体户、企业由工商镇压，媒体也都不敢报导，竟然是来自日本的媒体予以了报导，而新浪、搜狐、腾讯等各大媒体转载日媒报导之后短短数小时内被封。

民众“我是宋小杨”微博上爆料：启东市委书记

孙建华被扒衣，眼镜也被摘了，有网友把他衣服扒下看看是什么牌子，我一看，没见过啊，应该不是什么奢侈品牌吧～擦！！！我上网度搜了一下才知道！罗茜奥啊～意大利品牌啊～短袖一件都要2000多啊！我大学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啊！有木有！

民众“起名字老A”：关注启东，做积极的围观者：启东调集武警5000人、媒体40家、全市公交车，出租车停止营业3天、崇启大桥封锁3天、事业单位双休日工作来维稳。政府何必呢，人民只是表达下自己的声音，保护身边的环境，反对建造纸厂排污水。有网民反应：这是地方政府找死，逆天者必反。

启东游行：公知称“暴民”遭网友怒骂

请看博讯热点：抗议示威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28日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武德

(博讯boxun.com)

（参与2012年7月28日讯）江苏南通启东民众散步游行被中国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批判，认为民众是暴民。对此，中国网友予以怒骂。

著名维权人士屠夫表示：“对公权力无限宽容，对公权力使用暴力无限的包容。对民众的一点不理智的行为无限上纲上线，无限的警惕和污蔑，对民众的要求已经接近民主国家水平，对民众道德的要求已经到圣人的标准，什么暴民，什么文革之类的帽子就戴上，当然相对于给暴政戴帽子风险要小。”

著名学者赵楚表示：“支持民权跟什么支持暴力毫无关系，民众没有暴力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民众真有暴力的能力，那也不需要大家支持围观离开。喋喋不休地跟手无寸铁的人劝告“千万不要暴力啊”，而无视这些手无寸铁者面对的人在干什么，这不仅是伪善和阴险，而且是人格和智力的双重硬伤。”

著名作家李承鹏表示：“我也劝市民在冷静，因我怕他们遭秋后算账，无数例子摆在面前，秋天其实并不远。什么叫暴力？启东市民扒了市长上衣叫暴力，外国市民扔了臭鸡蛋到总统脸上叫不叫暴力？把鞋子砸布什头上叫不叫暴力？装大尾巴狼谁不会哪，关键得分清在这事儿上孰羊孰狼。”

下面是网友们的留言：

@ny_Louis_chen:#启东事件：这次中共出动了不少军队，上万人的事件一个月两次（已知的），末世王朝特点俱全，估计过不了秋天了～～～

@kelachen:明天的启东，将会是血色的启东，今天政府先给打了个措手不及，下午民众给武警打了个措手不及，明天，准备好的民众和准备好的武警，恐怕没那么好收场，今晚到明天，启东人啊，难过啊，大家有条件的都支持一下吧，任何方式

@tufuwugan对公权力无限宽容，对公权力使用暴力无限的包容。对民众的一点不理智的行为无限上纲上线，无限的警惕和污蔑，对民众的要求已经接近民主国家水平，对民众道德的要求已经到圣人的标准，什么暴民，什么文革之类的帽子就戴上，当然相对于给暴政戴帽子风险要小。

@赵楚：支持民权跟什么支持暴力毫无关系，民众没有暴力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民众真有暴力的能力，那也不需要大家支持围观离开。喋喋不休地跟手无寸铁的人劝告“千万不要暴力啊”，而无视这些手无寸铁者面对的人在干什么，这不仅是伪善和阴险，而且是人格和智力的双重硬伤。

@Suyutong狗屎公知们,指责启东民众有文革遗风,我靠,他们强拆房子,强行占有民女,对老百姓说打就打的时候,你们没什么动静啊.且这次启东民众根本不是对官员个体进行羞辱和暴力.操,奴才们喜欢给强奸他们老婆的人递上纸巾,顺便看看人家的JJ是否安好.

@wenyunchao和平理性的游行示威不被许可的情况下，反对民众保留被动的“暴力”作为最后的抗争手段，其实就是直接否定抗争。更何况让官员换件衣服，也算不上是什么“暴力”。

@赵楚：市长扒个衣服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多房子扒了、祖坟扒了，不也没人怎么样嘛？市长这份职业工作环境本该如此，但还是比散步者职业环境、福利好一大截！老百姓自己逛进政府大楼有什么大逆不道？那些楼本是他们出钱修的，是他们的。官民政治是雇主雇员，要严肃，不要那么过度体贴肉麻，恶心。

@wenyunchao大家列一个今天反对民众“暴力”的“公知”名单出来，以后要对他们时刻保持警惕。萧瀚、李开复、王建硕...请大家补充。

@Funpea市长被脱了件衣服，市长本人还笑呵呵的，新浪微博的各路人马就开始同情心泛滥了，尊贵的市长大人怎么可以被脱衣服，太残忍了，看着都心疼。而对于那些被打的血肉模糊的市民，到觉得是活该。这是不是古装片看多了产生的后遗症？

@wenyunchao一帮人，对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民众视而不见，对被扒了衣服的官员却关怀备至，这些人再这么偏帮下去，迟早屁眼被人捅刀子。

@WuyouLan启东市领导的衣服被解，萧瀚能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一群暴民将一贵族夫人衣服扒光”进而斥责无耻，真他妈的二逼。

@wenyunchao贵族夫人是被虐杀，启东民众只是想官员换件衣服表态。

@慕筱瑜tanya（新浪个人认证）：气死我了，TM的那些同情市长被扒衣的，反对群众占领政府大楼的，你们在现场吗？了解真实情况吗？政府屏蔽了部分地段的手机讯号，我已经又好久没接通老爸的电话了，还有我那些从小一起长大在现场的朋友们，完全联系不上好吗？外来警力一批一批地冲向我的家乡

@yindeyi所以很多傻逼公知在网上呼吁启东人民“见好就收”，这些人看来真不懂“人”这种动物。建议大家看看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应该明白了！

@李承鹏：我也劝市民在冷静，因我怕他们遭秋后算账，无数例子摆在面前，秋天其实并不远。什么叫暴力？启东市民扒了市长上衣叫暴力，外国市民扔了臭鸡蛋到总统脸上叫不叫暴力？把鞋子砸布什头上叫不叫暴力？装大尾巴狼谁不会哪，关键得分清在这事儿上孰羊孰狼

@mozhixu市民环保诉求相对单一，纵有逾矩也有限，公知们已然如此张惶，遇沙溪的升级版，不知又会作何姿态，所以各位也不要太惊诧，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呢。

王晓渔：拒绝公民教育，坚持愚民教育，致力于培养顺民，最终被暴民惩罚——几乎成为一种模式。最大的暴民群体，是愚民者，他们对于公民的羞辱和暴力，远甚于他们培养出的“暴民”。

郑褚1982：这也就是扒了件衣服，要是再砸几个臭鸡蛋，就算开拖拉机压暴民，公知们也觉得是咎由自取了罢。

@叶匡政：如今总有人说到暴民。在我看来，一个社会真正的暴民，是那些贪污腐败、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底线与社会规则的官员。这些贪腐官员高高在上，才有能力向整个社会施暴。他们是真正的暴民。

@乔布斯党：今天市长衣服被扒，一群大V纷纷谴责，并称之为暴力行为，从此看出国人的奴性依然十足，市长怎么啦？不是公民吗？他是上帝？还是皇帝？还是比你们多个屌？他肆无忌惮的使用暴力扒你房子，强奸幼女，剥夺你赖以生存的权利是天经地义，你只扒了他一件衣服倒反而显得十恶不赦了，他妈的什么逻辑！

@苏少鑫：扒了县太爷的衣服，如同扒了某些人的底裤，他们谴责暴力，甚至称是对民主的侮辱。考虑当局漠视民众健康在前，只扒衣服不被扔一身臭鸡蛋吐一身口水就不错了，你去一个民主国家如此决策试试？再说，当民众不再用跳楼秀甚至血溅五步而是只扔臭鸡蛋扒衣服来表达抗议和愤怒时，这或是民主未来最大的希望。

louy0427：装逼呗，给这些民众贴上“暴民”的标签然后指责他们没有素质，不能由他们来搞民主，必须由“我们”这些理性逼来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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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东究竟给我们启发了什么？

作者：圣贤之源

江苏启东究竟给我们启发了什么？

7月27日发生的江苏启东事件，因为本人在27日有事而不知情。知道那里发生了比较震惊的事件时，已经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了。

在得知这件事之后，突然间想找中共大陆各大主要媒体的说法，然而，令我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么多“关心国计民生”的大陆，居然没有几家主要媒体能够报道这件事——且不说那些记者去做什么了，且不说启东政府是否违反了“科学发展”，且不说媒体是否要反映民声民意.....

启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要分析说明问题，首先还是要借助胡锦涛先生的“科学发展观”——自从7月初发生在四川什邡市的事件后，我就一改过去的方式，发现胡锦涛先生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官方使用，也可以用于自由民主一方。倒不是胡锦涛先生的“科学发展观”是尚方宝剑，也不是“正经歪经”，而是其中的秘密武器很强大。

从此次报道的官方消息来看，江苏启东政府显然又是一起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唯经济发展论的错误。因此，如果我们从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来看，此次启东是有过错的，也是真正违反当下党国发展标准的。当然，如果我们从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来看，我们又可以说，最近一些涉及地方环境与发展矛盾的事件，其本身也反映了胡锦涛先生倡导的科学发展，在经过几年推销之后，终于有点小的思想转变，特别是国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启东此次事件的启发，还在于我们国民对官方的态度变化。遵照前不久发生的事件来看，我们其实也已经知道了，中国大陆国民已经产生出一种新的民意路线了，即民众在中山事件、什邡事件、蓟县事件等社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变化，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形式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诉求和政治态度了。

要求自由、监督政府、批评强力与暴力，维护国民多数的尊严，是这些事件所展示的最大魅力。而且，他们都基本是在宪法、政治理论范围内发生的思想觉醒，在和平的框架内先诉求自已的权益，并根据对方的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为权利斗争方式。

再次，启东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国民多数觉醒之后，市政府的态度也有变化了，他们不再能够做到像先前那么权本位意识，而是知道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而且，前不久什邡市的经验已经教育了一些官方领导，使得他们必须要学会注意倾听民众之音，甚至接受市民的激烈批评。

综合地说，本次事件的一些看点是：国民在觉醒，公民意识在提高，官本位在接受挑战，领导意志在质疑，领导权力在弱化，自由民主在前进。

2012.7.29.午间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链接地址：http://xian06.blogchina.com/1299769.html

袁伟东：启东事件的启示

党中央和国务院应该马上做出决定，凡是涉及民生的项目，决策过程须实行"全民公决"，把好事做好，让民众参与到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中来，落实宪法精神，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全民公决"并不难，中国到了马上实施的时候了！

　　继厦门、大连px、四川什邡事件后，今天江苏启东又发生"王子"事件。微博报道，民众已冲进政府，损坏了一些车辆和办公用品，更甚者民众还扒掉市委书记的衬衫，要其换上环保宣传的T恤衫（不知是否确切）。据微博最新消息，南通市政府已发布消息：鉴于民众的反对，将永久停建排污管道。

　　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生生不息并代代相传的民众，他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他们同那些轮流做官的官员不一样，官员们要的是政绩，然后一拍屁股升了、走了，民众却要承担"政绩"所带来的恶果，所以大家的反对理所应当、情理之内。

　　我们的政府号称是"人民的政府"，但如果一个政府口口声声喊着人民却不并为人民着想，那么人民反对、抗议就是天理所赋。人民政府最大的特点就应该是一切为了人民、一些想着人民，一些工作、决策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违背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活动都应该被制止和惩罚。我们的政府目前有太多的问题，全能政府使官员们的权力扩张、私欲膨胀，他们不管民众的利益，一心为"政绩"服务，一心为"人民币"服务，漠视人民的意志表达，拒接民众的参与，把人民当成任其宰割的羔羊。如果这样的政治生态不改变，那我们的政府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矛盾会累积，民愤会有爆发的危险，最终的结局只会呼应那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什邡事件对社会治理成长的启示》文章，文章说："缺乏民众参与的决策，极易引发社会冲突，政府不能再包揽一切，天然认为百姓就该支持政府论证为有益发展的项目是错误的。全能政府需要摒弃，需要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治理的本源，可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民众的意愿，拒绝民众的参与，非要把公共决策作为自己的私权，甚至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呢？

　　厦门、大连、什邡政府的错误决策都在民众强大的反对声中撤销了，今天江苏的启东政府也声称永久撤销了不得人心的污染项目，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执政者好好地思考，否则，启东之后或许还会有若干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涌进政府反对违反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决策，还会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而这些都是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据现在所知，启东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暴力和伤亡发生，微博反映，启东的警察默默鼓励民众"加油"，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公务人员同民众一样希望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干净的蓝天下。

地方政府上项目，发展经济，这都无可厚非，也理应肯定，但这些本应是为民谋利的好事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一下民众的意愿呢？为什么不在决策之前做一些民调，征求一下民意呢？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私下没有鬼的话，又何必拿自己的前途与民相对呢？这里面一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应该马上做出决定，凡是涉及民生的项目，决策过程须实行"全民公决"，把好事做好，让民众参与到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中来，落实宪法精神，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全民公决"并不难，中国到了马上实施的时候了！

来源:共识网

周丕东：启东，牵动了网络

我没有去想象在这之后是否有哪些可怕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怀着敬重去看待这种混乱与震撼。如果一个政府，他能够在民众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如果一个市长、市委书记，能够在民众面前被扒光，我将向这懦弱的政府和领导致敬。警棍和催泪弹只是野蛮的象征，它们带给我们国家的只会是仇恨和灾难。

今天早上，网络关于启东的信息与图片在神秘的传播后逐渐公开，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势单力薄的警察形成鲜明的对比，挥臂呐喊的老人、女人，和被扒光衣服的市委书记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不能不说，在这些图片中，我们的政府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他们无力反抗民众排山倒海般的怒吼，只能以失败者的悲伤呈现给世人。

我很同情他们，在那瞬间，威风扫地，成为网络里嘲笑的对象。从出生以来，在这个国家，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令我震惊的景象。我从来不敢去想象在我们的中国，一个以齐刷刷举手闻名世界的国家，居然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民众，我不知道，在这狂欢之后，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我没有去想象在这之后是否有哪些可怕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怀着敬重去看待这种混乱与震撼。如果一个政府，他能够在民众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如果一个市长、市委书记，能够在民众面前被扒光，我将向这懦弱的政府和领导致敬。警棍和催泪弹只是野蛮的象征，它们带给我们国家的只会是仇恨和灾难，有人受伤了，有人死了，那些受害的家庭、乡亲、甚至更大的群体，他们的今生今世就不可能去敬重他们的统治者，任何的强力都不可能在内心上征服他们，那么胜负只会是武力的胜负，那么受伤与死人迟早都是要发生，有太多的人都要感到不安。

此刻，我们还无法去赞美谁。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站在汽车上挥手高呼的男生、女生，他们能否平安；我们也不知道被扒光衣服的市委书记是否有尊严地重新站在领导的岗位。因为暴力总会催生暴力，我们无法预测暴力是否会在平静之后发生，我们只能等待。

今天，10米气步枪易思玲获得伦敦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是很激动人心的消息，显示在各门户网的显要位置。然而，这种激动人心已经无法与曾经的奥运会夺金相比了，我们对奥运的激情在减弱。这种减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荣誉感了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好好地去思考。恰好，今天的启东，告诉我们答案。我们重视体育竞技的名誉，但我们更重视国家的环境卫生，更重视那千千万万似乎失去理智的国人的生命安全。当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当我们幸福平安，我们又怎能不尽情为奥运健儿加油呢？

中午我看到了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是启东发生了民众不满排污而冲击市政府，晚上我又看到了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是永久取消排污工程。这些消息都极其简单，但为中国的合法信息。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来自于微博、QQ的信息，仍然是不实的信息，当不实信息冲击合法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极为复杂。这就是对事件的态度，官方和民众，两个版本，两个理解，两个利益。没有共识，就很难站在一条线上，矛盾就没有解决，冲突就难以避免，启东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启东。

本文作者：周丕东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人民日报评启东事件：固然需公民理性，更要政府透明

做责任政府，就是要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同时，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维护包括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公正，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当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当公民学会了理性表达诉求，公民与政府间才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

7月28日，江苏南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一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风波，因为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而渐渐平息。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敏感期，怎样才能避免民众非理性情绪之下的极端行为？政府与民众如何理性互动，求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项目通过了环评，甚至是国家或省里确定的重点产业项目。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就目前几起风波的处理方式看，有的是宣布停建，如什邡投资超过百亿的钼铜项目，以及启东的排海工程；有的是重新选址，如PX项目在厦门遭到市民反对后另选厂址。这反映了政府顺应民意的可贵姿态，但有的问题并未结束，比如大型项目停建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新选址后会不会引发新矛盾？

有必要从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中吸取教训，进而审视自己：面对发展阶段的“环境敏感期”，地方在确实需要引入一些产业和项目时，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把环境风险降到最低？是否开展环境评估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风险评估”？选址、兴建与运营各环节是否做到了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充分沟通，进而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固然需要公民理性表达诉求，更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到，公众理性维权的意识渐强。这表明，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国家在稳定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这是我们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珍惜这个基础，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相信我们能够应对社会发展转型的一切挑战。

李承鹏：一件衬衣的感动

1990年的新年致辞里，哈维尔说：人民，把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这本是你的，你的，你的。连那件衬衣也是你出的钱帮他买的、买的、买的。懂了之后，你再来说感动。

　　那么巨大一个项目被捂着盖子定下来，扒掉衬衣是要真相；无数次和平上书也不被理睬，某几个人关屋里一拍脑门就定下来，冲进办公楼也事出有因。多少利益链条深藏其间，多少孩子会深受牵连，你却来谴责暴民，问：有人冲进你家里放臭屁，你会不会抽他？再问：多少暴力式决策导致了市民行为的暴力？例子自己举。

　　启东市政府不与民意沟通，不顾市民屡次和平上书，仍坚持上马日本王子造纸项目，导致市民万人上街抗议，冲突中扯下市长衬衣并冲进市府办公楼……为避免事态扩大，经上级领导同意启东宣布停建该项目。这在网上引起一片感动和致敬，有些特别喜欢感动的人甚至把这定义为“文明”，“看，都没出动装甲车、震爆弹，衬衣还被扒下来了，感动、进步”。还有人严厉谴责暴民，呼吁严惩。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正灰头土脸率九大内阁沿平民车道前往奥运开幕式，因为没事儿就喜欢上街的英国暴民强烈反对使用专用道。如首相强行上道，尾灯怕是都被撞掉。

　　我觉得一些人把文明的定义搞错了。如果没出动装甲车、震爆弹就是文明，这文明就太低端了。那么富有受虐倾向，你兵工厂还是集中营长大的？我认为动不动就要感动，属于感动过频症也就是尿频症。大雨滂沱来个领导挽了裤脚假装捞人你要感动，连降三次油价你要感动，某次城管没打人你要感动，吃碗泡面你也要感动……可那不正是他们应该做的吗？纳税人交那么多钱养活机构，不过是一次购买服务的行为，有什么可以感动。问：你会为给自动售货机吐出一罐饮料感动？

　　公民，有点出息好不好。文人，把逻辑理清楚才能写出更优质的文章。要知，那正是他们该做的。更多的是他们不该做的：他们不该某几个人就定下几百万人的利益，不该用60亿购买公车却用很少的钱淘污，不该花几个亿出国考察环保却不想核究项目地平民的安全隐患。要知道，附近地面出现了多少癌症村、血铅孩子，有谁看见过公开报道、下令严惩。这次他们惘顾民意强行上马，被上诉无门的群众情急扒了衬衣你就无与伦比感动，为什么你不为被拖走却没拿家里菜刀的民众感动？

　　这叫选择性感动，这叫跪着的文明。等分清什么是官员该做的，什么是官员不该做的，你再来跟我谈感动和文明。再说一遍，政府机构跟自动售货机别无二致，跟我们有天然的购买契约，一部你总是塞了钱进去却不吐饮料出来售货机，你踢它两脚，会为它不还手没还嘴“操你妈”而感动？

　　1990年的新年致辞里，哈维尔说：人民，把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这本是你的，你的，你的。连那件衬衣也是你出的钱帮他买的、买的、买的。懂了之后，你再来说感动。

　　我不会为启东市长孙建华感动，不会向他没调动装甲车而致敬，我只认为他保持了原本就该保持的克制，这种克制，基于他上任说那句“为人民服务”时就顺带表达过的承诺，只是这份承诺被有些人刻意屏蔽，忘记，洗脑——可是今天我要提出来，他现在做的只是他本应做的，而之前几个月他做了不该做的，为不该做的付出该做的代价，多正常。不该做的是：未经民众普遍讨论程序就让王子造纸上马。我不知道这么大的项目在法理上是否需要人大通过，如需，他们通过了吗；如不需，那我就无话可说……

　　我也劝民众要冷静，我从不鼓动民众上街，我特别反感让未成年人上街的号召，可这是意识到他们在强大的机器下伤不起，因为很快要立秋了……知否，前段时间那个很有名的所在已开始调查有谁向外界透露了信息，有没有谁承头参与了组织。

　　我要告诉那些感动的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冷暖自知，如果孤立地看待文明，选择性忘记民众上街前的背景和云量投诉无门，就是自我洗脑阉割掉知识份子的良心和恻隐，就是在装外宾。外宾，你不知文明的信访办是没用的？外宾，你不知和平散步是不被批准，如批准地点也是在一百里外的郊区？外宾，你不知市长没还手不是因为心疼民众而是因为要开斯巴达会了？至于李开复以台湾领头人施明德下令民众不能冲进阿扁官邸以示不能以目的美化过程。我要说，在连成立个读书会都可能是非法的地方，你根本混淆了时空条件，红衫军有政治诉求，而启东没有，无人领头，没有策划，一切跟政治事件无关，他们不过是普通市民，因民意无处渲泄而出现涌动。李开复先生在大陆多年，您是同胞，不是外宾。

　　我有限度肯定市长不还手且还笑了，但一个写作者并不能说这是进步，因为写作者天职就是随时为公权力纠错。他不笑，难道你还习惯他倒竖双眉指挥武力追打？你盼望着如沐春风，可仍留恋肃杀秋风，在牌局的博弈，你到底拎不拎得清东南西北风。要说进步，也是从大连到石方到北京到启东的民众在进步，是民意觉醒倒逼了官员，让他们不至于在单行线上越走越远。且在荒谬的路标下，这一切也不确定。

　　还有人问：难道那个姑娘跳上办公桌还拿水桶淋湿文件是对的吗？你这不是助长暴力吗？脑子里到底长的是蹄花还是脑花，我有说过她是对的吗？我要说，当一个成年人走上街头时就该想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违法，该抓就抓，如她意识到违法还要做，我只能表示遗憾。顺便和其他网友一起夸下她身材不错。可是你不能只见暴力行为不见暴力决策，暴力式决策才导致了后来的一切，可有谁追究违章上马的项目，有谁追究官员的贪腐，在大恶与小恶之间，我必须首先追问大恶，因大恶孕育一切的小恶。

　　为一件民众帮他购买的衬衣感动，向一次违反程序的项目停建致敬，得活得多么孙子脑子里得装多少孙子兵法才发生这种化学反应，你向不再走双黄线的官车致敬，你为把嫖宿幼女改为强奸而感动，你为某个官员公示财产而大呼文明……这不是应该的吗，而这些事，其实尚未发生，似乎也不会很快发生，我们做的一切，不过希望它迟早将发生。此时肯定有大尾巴狼出来说：不要过激，不能将军，就先拱卒。我明确地表示对这句话是个病句，拱卒当然对，但要是把卒往后面拱，那是违反下棋的规则。

　　启东的事情，究其实质是各地方政府没钱了——开始大肆上马各种污染项目——大连、石方等地民众抗争——启东民众进一步的跟进且先拿出非常理性平和的宣传海报无果，才上街。跟政治无关，跟暴动无关，扒了衬衣不过是街头冲突一个附带产品。上次是扔了矿泉水瓶，这次是扒了衬衣，并非什么好事，可也犯不着说这是文革，文革是实现领袖意图，而这是表达民众诉求，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把方向搞清楚好不。

　　所以，我索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让一切落到非得民众上街的地步？记得杨恒均先生介绍克林顿回忆录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克林顿有一天竞选演讲后去到另一个城市，途中经过一个小镇，见几十个人打着标语，不过几十个人，只是一个小镇，克林顿太累了，不准备停车，可是当他经过那群人时瞄了一眼，赶紧叫手下停车，他走下去……因为那些标语上写着：你给我们八分钟的倾听，我们给你八年任期。

　　所以核心问题：不是扒了衬衣，而是大连、石方、启东，你们有没有给出这八分钟。

　　如果你深爱这个国家，就知道没耐心给出八分钟，就得等八个小时、八年，这才是暴力管涌的原因。可此时一些人，没来由地唱起了“感动、进步”，多么纯真的一帮唱诗班孩子啊，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个项目永久停建，本该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拿回来了，而且还付了代价。下一步，可有知识份子关心当地民众之后的命运，那个犯了错的女孩有没可能被过度判刑。你心，可安？

　　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你所站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据我有限的了解，这是崔卫平老师说过的。非常美、非常好，但被一些人利用得很滥。因为现实是：我所站的地方，正到处上马化工项目，我刚想发光，就被一个巨大布袋蒙头罩上……

我不为一件衬衣感动，我只为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我们与自动售货机的关系而感动。

来源:作者博客

零八宪章

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月刊第5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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