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第51期（下）

特别关注——北京7·21暴雨

编者按：

7月21日，北方城市北京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暴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尤其是这场暴雨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到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让我们一起向这场暴雨的受难者表示哀悼。正像许多网友所认知的那样，这场祸患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它所暴露出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还有许多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的教训。期望北京当局痛切反省，从各个方面查漏补缺，为北京民众尽到“服务”的责任。

北京7·21暴雨死亡，77人66人确认身份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7月26日电（记者赵仁伟）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6日晚通报“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情况称，截至目前，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北京市同时公布了66名遇难者名单。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已确认身份的66名遇难者中包括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的5人。剩余61名遇难者中，男性36人，女性25人。其死亡原因为：溺水46人，触电5人，房屋倒塌3人，泥石流2人，创伤性休克2人，高空坠物2人，雷击1人。

据介绍，这61名遇难者遗体发现的地区分布为：五环路以内6人，其中核心城区1人，其余均集中在远郊乡镇，特别是山区。其具体分布为：房山区38人，主要发现在河北镇、周口店、青龙湖等乡镇；朝阳区6人，发现在金盏、十八里店等乡；丰台区5人，发现在长辛店等乡镇；石景山区5人；通州区3人；怀柔区、密云县、大兴区、东城区各1人。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解释说，之所以至今才公布遇难者人数，是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到目前为止，对受灾现场的搜寻工作已基本完成，遇难者统计人数不会再有大的增加。截至今晚发布会，北京市尚未再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但是我们不放弃搜寻”。

这位新闻发言人代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灾害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要认真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不断提高防灾抗灾水平。

郭金龙哀悼“7·21”灾害遇难者

来源：千龙网  作者：岳明乐

千龙网北京7月27日讯（记者岳明乐）灾后的北京房山，满目疮痍。7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王安顺来到灾情严重的房山区十渡镇，看望受灾群众，部署救灾善后和防汛工作，并与当地群众一起，向“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默哀1分钟。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参加。

在听取当地负责人讲述洪水来袭时情形后，郭金龙心情沉重地说，“7.21”特大自然灾害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造成70多人遇难。今天我们来到洪水肆虐的地方，心情十分悲痛，我们向灾害中不幸罹难的同胞表示沉痛哀悼，向死难者家属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

在向灾害死难者默哀后，郭金龙说，特大自然灾害给我们的教训异常深刻，在灾害面前，我们的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应急管理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在这里，想想已经逝去的生命，看看受灾的群众，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永远铭记这个教训，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规划建设更科学、更符合自然规律；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加以人为本，并确保这样的灾难不再重现。

郭金龙说，我要感谢广大群众、基层干部、志愿者和公安干警，由于你们的奋力拼搏，大大地减少了灾害损失；我要感谢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你们的无私支援，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支持；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对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关切，对我们的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促进我们工作的改进。我们也有信心在把善后救灾重建工作做好，使灾民尽快得到安置，并在未来工作中为人民过上安全幸福生活更加努力地奋斗。

王安顺说，再次来到灾区，看到肆虐的洪水留下的悲惨景象，心情沉痛。当想到70多人被夺去宝贵的生命，心里十分难过。面对热切期盼的群众，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竭尽全力做好下一步做好救灾重建工作。他对救灾善后工作提出了要求。

北京市领导李士祥、牛有成、赵凤桐、鲁炜、陈刚、夏占义一同参加。

人民日报：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就问：伤着人了吗？而没有先问马怎么样。这就是著名的“问人不问马”典故，其所传递的“人本”理念，至今可为典范。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在最终的准确数字出来之前，人们对伤亡数据的关切，仍然不会消减。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我们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网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与公民个体的信息披露不同，政府的甄别汇总有一个过程；与网络的随机发布不同，政府的数据发布也有一套程序。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手机、微博传递方式多样，今天的治理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许多情况下，无论多么快速及时，权威信息总是跑不过小道消息、网络传言。

然而，即便如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权威信息依然有跑快的时间，不实传言仍然有挤压的空间。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我们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正如一位网友就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公布遇难者名单”应成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吴焰

66个遇难者的名字，他们的身份年龄、遇难情形，被详细公布出来，被无数陌生人一一念出声来，此刻，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重量，是灾难的痛苦，也是一次极其可贵的进步。

尽管，对遇难者家属来说，名单的公布永远无法抹去他们的悲伤；对失踪者家属来说，他们最不愿看到亲友的名字出现在以后的名单里，但是，以怎样的方式纪念这些逝去的生命，既是对死者的祭悼，更是对生者的告慰，呈现人们对生命的态度。

那些逝去的生命，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符号，蜷缩在抽象的数字中。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像我你一样存在过、生活过，体验过生命的美好，也遭遇过生活的烦恼。他们就是我们的妻子、丈夫、父亲、儿子、同事、兄弟……但那么一个暴风雨，他们无辜而无助地离开了我们，因为大自然的无情，也因为我们一起栖息的这个地方，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与脆弱。

也因此，对遇难者的尊重，往往被视作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它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有效阻止谣言的产生和危害，更重要的是，它使平凡而普通的个体，得到了生命中最后的、也是应有的尊重。这生命的代价警示我们：无论国家和个人，需要去做好我们必须做的，最大限度减少种种不幸。

虽然，我们还不习惯把那些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出来，那些在矿难中、火灾中、地震中、车祸中逝去的生命，还只能是数字。但汶川地震后，我们的国旗已经为遇难者而降；那么，北京“7·21”灾害的这份遇难者详细名单，能否也开启一个示范，让“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更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新京报：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在灾难中警醒

来源：新京报

每一个名字，都有生命的重量。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在灾难中警醒。从一场防灾演练开始，从拓宽一条下水道开始，让生活更有保障，让生命更有尊严！

昨晚，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详情公布。灾害已造成77人死亡，其中66人已确认身份。已经确认身份的66名遇难者中，包括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的5人。另61名遇难者的姓名、年龄、遇难地点和死亡原因等，也已经一并公布。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之所以昨晚才公布遇难者人数，是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当然，有关部门还是“不放弃搜寻”。

所有的遇难者原本和你我一样，或平淡或精彩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但此刻他们已经永远离开。随着人数和姓名等情况的公布，他们的亲友会被再次唤醒沉痛的记忆，而人们也将从这些原本鲜活的名单中，感悟生命曾有过的温度和精彩，铭记灾难的无情。

这些遇难者名单中，有不幸蒙难的普通市民、外来务工者，也有在救援中牺牲的基层干部，但不论是谁，想必都曾有过疼痛与幸福，有过奋斗与彷徨，都是一个无价的生命。任何遇难者，都不可被简化为一串单薄数字，不可被掏空生命的印记，毕竟，生命远逝从不意味着尊严的夭折，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在此，让我们一起哀悼遇难者，共同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既需要各种仪式和纪念，也需要今后更多制度的改进和行动的改变。

于行政而言，公布遇难者名单是因应民意的程式；于民心而言，名单则是抵达灵魂的仪式。将罹难者名单等信息庄重地发布在舆论场，是一个城市给予遇难者的基本礼遇。当这些名字撞疼了我们的眼球，我们记住的，才不会是一个模糊的暴雨的影子。

哀悼逝者，起于我们发自内心的悲悯。物伤其类，我们本就在命运共同体中，一起承载着现世的悲欢。只不过，灾难在我们之间划开一道沟壑，那边是罹难者，这边是幸存者。但这不能隔断我们的命运关联。他们的不幸，对这个社会也是一种唤醒。

雨灾过后善举喷涌，提升着公共生活的温度，也传达生命至上的意识，是灾难袭来时最牢固的心灵防线。当普罗大众为救灾、善后而奔走，死难者更应该被铭刻在有形或无形的纪念碑上，以此来见证人本的社会意义，也让民众的悼念找到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布的信息包括了遇难者死亡原因。是的，我们不仅要记住遇难者的名字，更要吸取这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弄清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原因，拿出具体措施补救那些沉痛的“意外”。比如，在高危路段做好警示，清理占据河道的民居，更新排水设施，提升个人的防灾意识……

昨晚，央视缓缓读出了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生命的重量。止歇欢娱，让我们记住这些遇难者。而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在灾难中警醒，增强社会的防灾意识，在城市建设上和衷共济，补缺制度短板、重整防灾体系、集结自救能力。从一场防灾演练开始，从拓宽一条下水道开始，让生活更有保障，让生命更有尊严！

邹思聪：那些在雨中自掘坟墓的人

一条发布在北京民政局新浪微博官方账号上，号召捐款的微博，收获的是两万多条“捐你妹”，一万多条“滚”，八千多条“你大爷的”，六千多条“你妈逼”……是的，你们肯定知道，因为后来你们不得不关闭了评论。

　　你们想必也已经知道，一条发布在北京民政局新浪微博官方账号上，号召捐款的微博，收获的是两万多条“捐你妹”，一万多条“滚”，八千多条“你大爷的”，六千多条“你妈逼”……是的，你们肯定知道，因为后来你们不得不关闭了评论。但是这仍然抵不住人们转发的时候加上上面的任何一句，这一点，只需要在新浪微博搜一下，便满屏皆是。

　　你们想必也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如果你们不知道，章乃器之子，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已经告诉你们了——

　　“捐款？我一毛不拔，身为北京市民和纳税人，我纳税一个甲子以上，退休金不够官家一餐便饭。听说又要为大水捐款了，对不起，我纳的税里应该有这项开支，你们以前报过帐吗？灾情到底多大，死了多少人，有个准没有？光知道要钱，市政府救灾尽职了吗？捐你妹。”

　　再看看网民为你们撰写的对联吧——上联：对外援助减免贷款大笔一挥十分潇洒；下联：对内逼捐推卸责任贪得无厌一等下流。横批：捐你妈逼。

　　你们是不是会说，天啊，多么不文明啊，这样本该众志成城的时刻，你们竟然骂娘。可是，你们难道忘了吗？前几天，你们不是说，应对得力，措施完善，工作到位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号召捐款了呢？

　　关于昨天你们笨拙不堪的新闻发布会，知道今天各大网站的头条是什么吗？“未谈死亡人数”“避谈最新伤亡人数”“发言人念道伤亡人数时改口”……昨天，被一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追问：“我看见你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时，主席台上的几位发言人集体缄默，最后集体退场。人们所关心的，是这次灾情的具体大小，是有多少人伤亡，具体的，实时更新的数字，人名……人们再也不希望，这些人的名字被你们若无其事地掩埋掉。

　　《南方周末》逢周四出版了，这次它们的专题是《“北.漂”——“7.21”暴雨观察》，可是八个暴雨版面全撤。媒体人左志坚说：“晚上在系统里看过全部稿件，原稿自我审查的非常厉害，看完我还跟领导说了句，南周好像也没做啥。即便如此，竟还是要全部撤掉。这个时代还要不停撤稿，无异于掩耳盗铃。昏庸昏聩昏头，加速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稿子集体被撤，你们知道后果吗？人们会普遍认为，这系列稿子写了某些对你们来说，不可告人的秘密，写了某些惊天大阴谋，写了你们最不可见人的黑暗面。只是从事媒体的人都知道，即便是南方系，能够说的，也少得可怜。即便这样，你们还是拿起镰刀斧头，将这些真想砍得七零八落——

　　那些被曾经象征着中国未来希望的镰刀和斧头所砍掉的稿子，叫做“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南周只不过实地采访，还原了20多位受害者的经历，这些故事危害稳定吗？煽动颠覆政权吗？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吗？没有做到党的耳目喉舌的天职吗？

　　是的，这一次你们干的事真的让人出离愤怒了。一贯还为你们辩护的党报，这一次，都纷纷倒戈了。人民网一直坚持把这篇评论放在自己的首页头条——《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天然敏感的你们，这篇文章看了吗？北京大雨，和以往的大火，动车，各类群体性事件比起来，不同的是，这一次，社会各类人士中，无论是左还是右，在媒体行业中，无论是南方系还是党报，都普遍地获得了共识，这个共识便是——

　　要求官方公布最新的死亡人数及姓名，要求至少在这件事上的新闻自由，要求“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这一次，你们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而如果你们换个思维想想，如果你们还够换的话，便会发现，你们所干的一切事情，虚情假意，欲盖弥彰，扼杀真相，都是在摧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而那些批评你们的，被你们压制的媒体，不论是南方系，还是北方系，却都是在竭力地扶大厦于将倾。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可以有三种获得方式——第一，意识形态；第二，爱国主义；第三，民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不会再因为社会主义中国而团结一致。而由政府所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些年也已经越来越不好使，因为爱国主义毕竟需要对外，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天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中国的边界问题领土问题很可能会再掀波澜，以转移视线。可爱国主义这一招，已经不再是万应锭了。剩下的，只有民主——这里的民主含义更广，以北京大雨为例，当务之急则是公开所有真相，尊重新闻自由。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谁来掮住关上的李刚门》，那时面临的情景和如今有类似之处，我杞人忧天地结尾到：“而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那一些人，你们恐怕不知道，关上了通往真相的门，等待你们的，是索多玛与蛾摩拉之城。”

　　两年来，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准记者，经历的事情或许告诉我，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郭美美，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慈善和任何形式的捐款，甚至连肯德基在捐款箱上都要标明“独立监督”四个字才能获得食客的捐助。因为723动车事故，人们不再理会官方任何关于死亡数字的公布，不再相信任何所谓全力救助，因为你们竟然像犯罪分子一样的掩埋车体。因为大连PX项目，人们不再相信所谓的促进经济发展，人们需要的是沟通，需要的民主决策，所以你们便看到了什邡事件的爆发…………遗憾的是，这些悲剧在中国，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受到诅咒的怪圈，不断的发生，不断的重复，付出的，却是无数无辜的人，死得连姓名都没有。

　　1948年7月，储安平在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即将倒台之时，在《观察》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愿意摘录在这里给那些自掘坟墓的人：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经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说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里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而现在，你们更应该庆幸，还有那么多人骂你们，还有那么多媒体顶着层层阻力试图报道尽可能多的信息，那些声音，在这时，弥足珍贵。

来源:共识网

林昕贤：北京的户籍堡垒啥时能冲破？

即使赵先生没有救人，在灾难面前他一家也应该有基本的人道主义救助，不能因为他是外乡人而弃之不顾。户口至上，内外有别，在这场大灾害面前表现的淋漓尽致。北京的户籍堡垒还这么坚硬，多么令人欷歔。不仅违背道德人伦，让人心寒，更有失首都人最起码的胸襟和风度。

7月21日暴雨时，北京房山北营村的赵先生先后救出多人。随后，与赵先生同院的灾民被安排住进救灾帐篷。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赵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到北车营村务工，至今已有将近20年。（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网）

赵先生在这个村里已经务工将近20年，不说为这里做出过多大贡献，赵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外地人而不管当地灾民的死活，他大可以违背良心让无情的洪水淹没农家、冲走村民，但是他没有，而是与洪水奋战，救出年迈的老人和无助的邻居。也许从骨子里赵先生已经早不把自己当成外地人了。可在当地人的眼里还是属于：“外乡人“。救灾物质没有他的份，即便是栖身之处也将其排除在外，如果村支书说的救灾物资是村里的应急物资，不能及时给赵先生还能说得过去，如果不是，北车营村是拿着国家或者捐助人的物质，而把赵先生一家排斥在外，就折射了某些制度的悲凉，即使赵先生没有救人，在灾难面前他一家也应该有基本的人道主义救助，不能因为他是外乡人而弃之不顾。户口至上，内外有别，在这场大灾害面前表现的淋漓尽致。北京的户籍堡垒还这么坚硬，多么令人欷歔。不仅违背道德人伦，让人心寒，更有失首都人最起码的胸襟和风度。

同在一个地方受灾的灾民，同样为北京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只应只因自己的没有生在首都皇城就被区别对待，难道本地人更娇贵，外地人就下贱吗？社会主义的今天公民还要被分三六九等？同为中国公民，拥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为啥总是和户口纠缠不清呢？在灾难面前，我们能万众一心方能战胜洪水猛兽。面对灾难，本地人、外地人承受同样的后果；面对救灾物质，外地人靠后，本地人优先；这岂是一句“前期救灾物资比较紧缺，需要优先满足本村人口”就能解释，灾民岂能分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其实村支书的解释映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处，等级制度已经深入这个社会的骨髓，什么领导先行，什么特供专卖，在灾难面前先尽本乡人，都指向一个问题——人是分等级的。赵先生面临着确确实实的灾难，不眠之夜虽有不平却无处可言，这就是一种怎样痛楚，不是说好人应该有好报，灾难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吗？只因这张户口纸把我们应该享受的社会温暖和人性关怀给抹杀了。北京户口不能阻挡外来人口涌入，它所阻挡的是外来人口得到相应福利待遇的权利。众所周知因户籍问题导致的不公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最多的还是反映在教育上。同一所学校在不同地区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甚至上百，还有高校对不同性质的户口划定不同调档线，等等这些现象，无一不狠狠地扇这“社会公平“的耳光。

因为这个北京户口本就将赵先生一家大小拒之在救援大门之外，有人说大水淹没的不仅是北京下水道问题，更有城市的道德和良知问题，不仅值得北京人反思，更值得所有人思考。户口歧视究竟还要对立到几时？但愿此次雨灾能够让城市重新认识“外地人”。北京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更要实实在在公平公正的践行。

本文作者：林昕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邓聿文：北京尚未进入现代政府阶段

　　编者按：“7.21”北京大暴雨灾情过后的5天内，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一度牢牢锁定在37人。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质疑。

　　紧接着，在7月25日晚召开的“7.21”灾情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通报灾情，读到“全市因灾伤亡”时突然中断，很快改口为“全市因灾人口”。

　　然而，一位央视女记者在现场说她看到了新闻发言人的材料里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

　　随即，7月2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25日晚新闻发布会上发生的这令人心生疑窦的一幕。

　　民间情绪四起……

7月26日晚8点，北京市政府终于在“7.21”灾情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7·21”暴雨的死亡人数及名单。然而，发布会并没有现场直播，只有少部分媒体的记者得以参加。最早的消息交给了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连线--截止7月26日，已经发现77具遗体，66位身份确认--这一刻的来临让北京及关注北京此次天灾的人们苦等了6天。

下文作者写稿时间为26日下午，此时，他还未能获得任何关于第三次发布会的消息。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借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人不能两次犯同一错误，尤其对一个政府而言。但是我们看到，现实却并非如此，错误一犯再犯者大有人在。不过，如果是生活中的一些小错误，一犯再犯也就罢了，如果涉及到公共事务，一犯再犯不但说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够，还得赔上政府的信誉。目前北京就在陷入这样的尴尬。

　　北京“7.21”暴雨无疑是一场自然灾害。“雨过天晴”后，政府也承诺适时公布因灾伤亡人数，决不隐瞒，还说有了7年前SARS的教训，北京不会再隐瞒。北京也确实及时公布了死亡人数，从最初的3人，到22日更新为37人，其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不过，随着灾情的逐渐显露，北京这次大暴雨造成的损失远超人们的预估，尤其是重灾区房山等，损失惨重。自然，人们对官方公布的这一死亡人数也就表示怀疑，网上就有帖子说，死亡人数远不止37人。当然，网上死亡人数的猜测不一定对，然而，从消除人们的疑虑出发，政府有必要对民众的怀疑进行及时回应。可是，人们并未看到有权威部门出来“辟谣”，相反，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闪烁其词，新闻发言人的临时改口，更加重了人们对死亡人数的疑虑，并引发对政府的不满。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7月25日晚上9点多召开了“7.21”灾情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本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澄清死亡人数的机会。如果政府经过认真核实，确定死亡人数就是原先公布的37人，大可以在这一场合“辟谣”；假如在这些天又发生了新死亡的人数，也大可以更进原来的数字。这种释疑无论于政府还是民众，都是一种双赢。但主办方对此避而不谈。不仅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新闻发言人在通报灾情时，本来应是“全市因灾伤亡”，却很快改口为“全市因灾人口”。这种对伤亡人口的临时改口，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后，给人们的感觉非常不好，以为政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而必须对此讳莫如深。

　　事实上，从报道来看，一位央视女记者说她看到了新闻发言人的材料里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5人”。假如央视女记者没看走眼的话，北京市新闻发言人为什么不公布这一数据？是新闻发言人自己擅作主张不公布，还是政府授意他不公布？如是政府授意，为什么在材料里又要写上死亡数字，难道以为记者们发现不了？还有别的原因？如此等等，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解答。但不管怎样，结果是确定的：因为政府不公布最新的死亡人数，使得人们对政府这些天救灾的努力及其诚意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加深了民众与政府的信任裂痕。这段时间，网上就流传着那个溺水而亡的车主其妻求救警察时后者漠然视之的视频。

　　确实，北京“7.21”暴雨让人反思和感慨的地方太多。固然，“61年未遇”客观上加重了灾害，但是，这不能成为政府管理不善和救援不力的借口。这场暴雨把北京的底色全部暴露出来了，它让人们看到，在一种快速城市化思想指导下的城市，其管理水平、人的素质、公共制度安排等各方面所存在着的巨大缺陷。这些年来，在城市化的推力下，中国的城市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很多城市恨不得一步登天，建设国际一流大都市。可是，在城市主政者的眼中，国际大都市只意味摩天大楼、大广场、大街道等城市表面的繁荣，至于城市下面看不见的部分，则毫无此种“大气魄”、“大手笔”。以致一些城市现在建设的排水管网，竟然比不上技术十分落后的几百年前铺设的下水管道管用。北京的排水管道，就只能抗一到三年一遇的雨水。更形成反差的是，在城市地表硬件提升的同时，城市市民的素质和制度等软件环境的建设却跟不上。北京这次暴雨，像出租车拒载、乱涨价、高速公路照样收费等等问题，就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痼疾，即人的职业道德的沉沦，城市公用事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这些问题若不能在此次暴雨后得到有效改正，下次暴雨依然会成为一次灾难。

　　一个城市的性格是由政府塑造的。城市虽然不单由政府建造，但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内涵和品质。真正以人为本的政府必然会使得一个城市也充满着爱和人性化，反之亦然。所以，一个城市要现代化，首先管理这个城市的政府就必须现代化，换言之，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而现代政府的要义，就是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就是城市主政者，从理念到行动，要公开、透明和阳光；就是政府的决策，须有民众参与；就是民众一疑虑，政府必须及时回应和解释。做不到这点，就不是一个现代政府。

　　知情权是人们的一项根本权利，也是其他公民权利的基础，没有知情权，一切都蒙在鼓里，自然也就不可能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即使参与，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起不到制衡作用。而要想让大众知情，政府就必须公开决策程序，决策结果，政府的运行也必须全程透明，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西方也是作为基本常识而为社会和政府广泛接受。

　　以此来看，北京市政府就不该把这次暴雨中的死亡人数看作是敏感数据企图掩盖起来或者拖延公布。如果说，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善及管理等问题而导致有人在暴雨中丧生，政府固须为此负一定之责，但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在暴雨过后，政府不公布遇难者人数或延迟公布，不论出于何种考虑，都是不应该的，是不可原谅的。北京当然没有不公布，也没有隐瞒的企图，但它公布的人数仍受到人们的怀疑乃至批评，原因就在于人们在这件事上没有感受到政府的诚意，总觉得政府有意在遮掩什么。以北京在SARS中的教训及官员的国际视野，原本不该给人们此种感觉。或许政府是想把死亡人数核实清楚后再公布，然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人们的质疑产生后，政府就应及时调整思路，回应人们的疑虑。比如，政府可以把已经核实的死亡人数告之公众，对还没有核实清楚的，做解释工作，并每天更新一次，把最新的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通报，如果没增加新的死亡人数，也要说明。这样，人们就能了解政府寻找和核查死亡人数的过程，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从而对政府产生信赖，打消疑虑。但现在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欲言又止，临时改口，反而让人更生疑窦，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之中，百口难辩。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客观而言，政府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理念差不多是全国最好的。然而，从北京在应对这次暴雨的前后表现和暴露的种种问题来看，很遗憾，还差强人意，尤其在舆情的管控、信息的公开上，与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任重道远。

（本文行将结束时，终于传来北京公布最新遇难者人数，截止7月27日，共发现77人遇难，其中，溺水46人，触电5人，房屋倒塌3人，泥石流2人，创伤性休克2人，高空坠物2人，雷击1人。显然，北京选择在此时公布最新数据，是受到了社会压力。尽管如此，也值得肯定。不过，从大的逻辑讲，并不改变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故还是原样发表）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来源:财经网|

黄群: “捐他嘛卖皮的基巴锤子款”

要稳定，没问题，谁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是，不能把人民当傻子，而且还是以狼来了的方式当傻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捐款”不再涉及美美、买皮、基吧、锤子，我一定把嫖资拿去捐款。

北京淹了，重庆淹了，四川的一些地区都淹了。成都虽然闷热，但还算安好。

晚上我上网，各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都是《北京政府呼吁民众向暴雨灾区捐款》。我随口把新闻标题念给我的朋友C听。C猛然火冒三丈，用字正腔圆的标准四川普通话说道：“捐他嘛卖皮的基巴锤子款。”他用四川方言的精髓，外加传统伦理，还有男女生殖器，试图羞辱一下恬不知耻的“捐款”。仿佛在“捐”与“款”之间，就是“卖皮”、“基巴锤子”，因为让我们想到了“美美”“红十字”。

朋友C是四川人。汶川地震时，他家也是灾区，结果救济款一直没有拿到。所以，他对捐款恨之入骨。汶川地震时，我和他都在成都，地震第二天，我俩给红十字会一共捐了1000块钱，还有两箱矿泉水。直到郭美美红了，红十字流氓了后，我们俩发誓，宁愿嫖了也不捐。

直到现在，我认为这都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我从小学就开始捐款，记得第一次是捐了两毛钱，忘了是什么国家大事了。初中时，我捐了10块钱，是98年洪灾的时候。再后来就是汶川地震。为了国家大事捐款只记得三次，还有无数次小的捐款，例如学校里的同学生病了，哪个地方孩子读不起书了，某位军人家属、孤寡老人瘫痪在床了等等。

那时，我觉得捐款还是很高尚的事情，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但是，人的成熟标志就是从前觉得很崇高的事情，后来发现很荒诞。因为你看见了肮脏。猛然发现在“捐”“款”之间，隐藏着很多“卖皮”“基巴”“锤子”。

我还以为发生了郭美美事件后，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捐款活动了。因为，中国慈善管理制度的漏洞，瞎子都能看得到。只有把这些漏洞渐渐弥补了后再说。还有，老百姓也知道国家不缺钱。他们也知道老百姓不是那么好忽悠了。

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还好意思腆着脸再向百姓要钱。

国家，就是机器，不是有血有肉的妈妈。老天爷只要点击灾难，国家的“捐款”就立刻启动。机器，没有中国人的羞耻感，也没有西方人原罪感。那么多捐款去向不明，辜负了全国人民的善心，没有一点羞耻感。那么多捐款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待，没有一点罪恶感。有的只是厚着脸皮，想法设法，再想百姓要钱。

此时，我打开所有的网友评论，没有一个愿意捐款的。人民渐渐的聪明起来，很多方式已经忽悠不了人了。想忽悠人，也得想一些更高明的法子。

要稳定，没问题，谁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是，不能把人民当傻子，而且还是以狼来了的方式当傻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捐款”不再涉及美美、买皮、基吧、锤子，我一定把嫖资拿去捐款。因为我和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人，善心不用，等待何时？请不要剥夺我们行善的机会。谢谢。

本文作者：黄群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晶报：北京号召为“水灾”捐款为何引起民意反弹

自从郭美美事件以来，慈善的公信力已遭到了严重透支。更何况，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三公支出仍然遮遮掩掩的情况下，类似这样的伸向公众口袋的捐款倡议，遭到质疑丝毫也不为怪。

诚如有论者所言，对北京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发动市民捐款，也不是挖掘救灾过程中的英勇事迹，而是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吸取教训，就一些公众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任何一项捐款都应该合情、合理、合法。诚如网友所言，号召北京市民捐款既在情理上站不稳脚，也显得有点牵强与突兀，倘若在其使用的合法性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承诺与行动，将很难消除市民的疑惑

　　北京日前召开相关会议决定，由机关党员干部带头，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为“7·21”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活动，号召和凝聚全市群众众志成城，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北京有关方面随即公布了捐赠账号。但可能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捐款呼吁遭遇了较为明显的民意反弹，不少人在网上对此说“不”。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牵动人心，它使北京的受灾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成灾面积1.4万平方公里，约190万人受灾。据北京本地媒体报道，截至目前，“京郊多地的灾民已经住进了帐篷，但帐篷内仅有行军床等设施，十分简陋，帐篷内温度高达37℃至38℃，没有电风扇，生活仍然非常困难，亟须各方伸手救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传统，可这一次，它为何没能像以往一样，引起民意积极甚而强劲的呼应？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次捐款倡议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公众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捐款积极性，那种彼此守望的精神，已经得到一次又一次证明。但北京暴雨与之相比，且不论灾情大小有差异，作为一国首善之区，北京与上述本身就属于边远贫困地区的灾区不同，公共财政的支撑能力要强得多，应该不至于困窘到了需要公众解囊来渡过难关的地步。

　　更为吊诡的是，北京这次是号召全体市民向灾区捐款——北京市民本身就是这场暴雨的受害者，自己给自己捐款，是不是显得很滑稽？事实上，他们在暴雨中表现出了良好素质，面对灾难自觉组成了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微博上还是现实中，随处可见社会正能量的迸发与集聚。

　　比如，路边的井盖被水压冲开，环卫工人拿身体作警告标志，把守着人性的光辉隘口；素不相识的人们主动帮助身边的弱者，热心人到机场义务运送滞留旅客；无数热心市民主动出门，开车去接送各处滞留人士……无论是自救，还是他救，作为纳税人，市民做了该做和能做的一切，正如微博上有人说的，市民的努力抗灾从某个角度反证了公共管理的缺陷。这种情况下，再来要求市民捐款，就显得缺乏情理支撑。

　　任何一项捐款都应该合情、合理、合法。诚如网友所言，号召北京市民捐款既在情理上站不稳脚，也显得有点牵强与突兀，倘若在其使用的合法性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承诺与行动，比如如何保证整个捐款程序的公开透明，如何强化对捐款使用的监督，一旦出现挪用等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倘若类似这样的措施没有同步公布，将很难消除市民的疑惑。

　　事实上，自从郭美美事件以来，慈善的公信力已遭到了严重透支。更何况，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三公支出仍然遮遮掩掩的情况下，类似这样的伸向公众口袋的捐款倡议，遭到质疑丝毫也不为怪。

诚如有论者所言，对北京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发动市民捐款，也不是挖掘救灾过程中的英勇事迹，而是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吸取教训，就一些公众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比如如何对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进行整体协调与长远规划，如何进一步提高城市应急水平，乃至于，如何从协管员对暴雨中熄火的汽车贴罚单事件中完善公共治理，等等。

来源:晶报|

许国申：也说“捐款就是资匪”

说“有点不理解”还是文明的，更多的是爆粗口：“捐你妹！”、“捐你姐！”、“捐你爷！”等不一而足，连章立凡老先生也被迫爆了粗口，拟了一副对联：

　　捐你祖母

一张大嘴，两眼放光，保三代富贵，征四海民饷，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飞黄腾达，七星聚会，散八方施舍，独不怜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脸；

十场天灾，九次表彰，看八耻全忘，任七窍生烟，惊六月含冤飞雪，伸五指强逼募捐，四处做戏，引三界震怒，唯不变向来二逼，一等下流胚！

　　更有甚者，竟说“捐款就是资匪”，直接把北京市政府称为“匪”了。

　　7月下旬北京遭受暴雨灾害，北京市水务局于22日召开汛情通报会称，特大暴雨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初步统计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根据北京保监局发布的消息，预期北京水灾令辖内保险公司损失约5亿元，其中财险2.2亿元、产险2亿元，种植业及养殖业保险赔偿金约为7180万元。灾害损失总计虽近百亿，但是保险赔款覆盖额度仅占到二十分之一。

　　7月25日，《北京日报》消息说：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就“7.21雨灾”事件，称要在全市范围内发起民众捐款。很快有大学生在网上发帖说：“刚接到老家同学的消息，说强制给北京人民捐款，200到1000不等，觉得很无语。北京市首都，富到流油，还用我们这些穷学生捐款？有点不理解。”

　　说“有点不理解”还是文明的，更多的是爆粗口：“捐你妹！”、“捐你姐！”、“捐你爷！”等不一而足，连章立凡老先生也被迫爆了粗口，拟了一副对联：

　　捐你祖母

　　一张大嘴，两眼放光，保三代富贵，征四海民饷，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飞黄腾达，七星聚会，散八方施舍，独不怜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脸；

　　十场天灾，九次表彰，看八耻全忘，任七窍生烟，惊六月含冤飞雪，伸五指强逼募捐，四处做戏，引三界震怒，唯不变向来二逼，一等下流胚！

　　更有甚者，竟说“捐款就是资匪”，直接把北京市政府称为“匪”了。

　　一方受灾，八方支援，本是天经地义同时也是大家自觉自愿的事。即使政府不号召捐款救灾，民间自发的救灾照样悄悄进行。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家里遭灾了，哪个会不伸出援助之手，用得到政府号召吗？作为灾区的北京政府，首要的工作是全力救灾，不遗余力。地方财力不足，可向中央财政要求援助，还可以向周边省市要求援助，为何要号召全民捐款？

　　北京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超3000亿元，土地“收入”比上年减少587亿，还不是照样过日子？暴雨造成的损失才近百亿，只相当于2011年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六分之一，怎么就撑不住了，要号召全民捐款了呢？

　　不错，遭遇大灾，政府财力不足，可以发动民众捐款，但那得有个底线：2010年青海王树地震曾经发动捐款，而玉树地震的损失是预计达8000亿元。——8000亿与近百亿，才八十分之一呀，够得上底线么？！

　　有个叫大老板的网友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同情北京的受灾居民，但是去年的三公消费9000个亿，红十字会去台湾，住的是五星级酒店，我们对外无偿捐款1230个亿，既然都这么富有，为什么还要劳苦人民捐款。随便一次出去消费的钱就可以搞定了！”

　　是呀，政府平日挥金如土“不差钱”，救灾时却叫起“穷”来，要大家捐款了：真不要脸呀！

　　是的，只要有钱，要脸干嘛？

　　其实，北京政府不是“不要脸”，而是“太要脸”了。试想：向上伸手，向周边省市救援，政府官员好意思么？而逼捐，不但给官员“长了脸”（能干），也给北京市民“长了脸”（富有爱心，不愧为“首善之区”），这不是“多赢”了么？！而三公消费，住五星级酒店，对外捐款，也不都是为了给中国人“长脸”么？然而政府万万没有料到，北京市民竟然这么不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这么“给脸不要脸”：不但让北京市政府的“父母官”难堪，还“给强盛的祖丢了脸”，让外人看了笑话。

　　不过话说回来，北京市政府这次“逼捐”也是事出有因——

　　2011年北京卖地收入1233亿，比前年少了587亿；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的土地收入又同比下降了34.1%，只有450亿元，“土地收入形势严峻，将会进一步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突然雪上加霜来了一场暴雨，损失了近百个亿，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呀，北京政府岂能不急？

　　办法总比困难多，尤其是“衣食父母”。北京有常住人口约2000万，按那位大学生帖上说的最小捐款额一人200元计，两者相乘就是40亿。再给下面派个指标，搞个达标有奖，超标大奖，估计弄它80个亿问题不大。如果能弄80个亿，不但政府只赚不赔，某些官员还能从中捞到一大笔奖金呢。——其实即使弄不到80亿，也会总有一些官员从中获利。只要是政府发文的“逼捐”，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奖金（回扣）”总不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从民众的捐款中大捞一笔的官员，确实就是“趁捐打劫”的“匪”。5天前我刚写了《政府的手》，文中说到政府有“第三只手”，而下文件“逼捐”，只是这“第三只手”中的第六个小指而已。

北京政府趁雨灾“逼捐”的计划被网民们“冲天一怒”震“流产”了，但是其他地方政府每年一度的“一日捐”还是照“捐”不误。那些地方的“一日捐”有没有“资匪”呢？希望搞过“一日捐”活动的地方政府，把每年“一日捐”活动所得与支出明明白白地拿到网上来“晒晒”；不然，恐怕以后的“一日捐”会有危机。

来源:共识网

贻笑天下

何青青：违宪必究，傅政华局长何罪之有？

编者按：何青青的这篇文章纯粹表现出比吴法天还无耻的奴才嘴脸，发到这里，供天下笑！

其实西式派之所以气急败坏的对傅政华大加攻击，恰恰是傅局长的讲话打到了这些所谓“民主派”的七寸。因为这些所谓的“民主派”的目的不是希望中国好下去，而是希望颠覆中国的政体，走西方“民走”体制。这些人的丑恶行径在日常的网络上已经昭然若揭，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被赶走了的蒋匪的余孽、被镇压过的资本家、地主的后人，还有建国后被镇压的反革命、土匪、杀人犯的后人，这些人都打算反攻倒算呢！

傅政华局长的讲话最近引得所谓“民主派”快诈尸了。一个名字和本质颠覆的东西还居然有脸发文“质问”傅政华局长“什么事攻击现行体制”？那么既然是“言论自由”，那么请问这位“民主人士”，你们攻击没有攻击现行体制你们自己不知道？实在咄咄怪事！

有的西式派，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派”居然“引用”邓小平和胡总书记的讲话，把讲话的内容掐头去尾，留下自己“需要”的那块“弊端”和“政改”字眼，并以此攻击傅政华“对抗中央”，云云，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偷换概念的手段不新鲜，这些人恰恰具备的文革时代的打砸抢份子的一切素质，只不过这些人在今天换了一种称号，他们叫“民主派”，严格的说是“西方民主派”。

攻击现行体制和“解决弊端”和“政治改革”是截然上本质不同的说法，其实西式派之所以气急败坏的对傅政华大加攻击，恰恰是傅局长的讲话打到了这些所谓“民主派”的七寸。因为这些所谓的“民主派”的目的不是希望中国好下去，而是希望颠覆中国的政体，走西方“民走”体制。这些人的丑恶行径在日常的网络上已经昭然若揭，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被赶走了的蒋匪的余孽、被镇压过的资本家、地主的后人，还有建国后被镇压的反革命、土匪、杀人犯的后人，这些人都打算反攻倒算呢！自己又没有什么本事，于是他们出现了各种的联合，比如民逗类的和轮子的联合，这伙人和藏独台独疆独的联合，以及和美国等反华势力的联合，所以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民主’挂嘴上；美国是标准；达赖有道理；台湾是大旗，日本要救援；中国要反对。”。中国的这些所谓“民主派”一面嚎叫言论“不自由”，一面恶毒的攻击中国执政党、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历史，一面对一切反对他们意见的采取恶意攻击，并逐渐演变为著名的“民主后杀你全家”，就这么一部分人，如何让大加相信？傅政华局长的讲话好象捅了这部分所谓“民主派”的屁眼一样，咔嚓的跳起来，似乎网络已经容纳不下他们了，似乎要跑到五维空间去了。

我看，向傅政华局长这样正义分明的人，我们太缺少了，或许都很内涵吧，我们需要的就是傅政华局长这样的具有鲜明政治界限的人，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性的人，对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所谓“民主人士”是到了打击的时候了，这些人打着反腐却和腐败分子勾勾搭搭，他们恶意攻击军警却对罪犯一句一个“义士”，他们对侵略充满了崇拜，却对被侵略者充满了憎恶，就是这些人，往往打着“民主”的旗号，出没于网络的缝隙之间。。。

实在觉得“三反五反”应该再来一次。。。

本文作者：何青青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浙大校长开会玩牌被偷拍网友拍砖

今上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现正在进行），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前校长正在精彩演讲中，会场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

来源：湖北网台

据深圳晚报报道，7月22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为期一周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联谊活动”也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40余位著名大学校长出席活动。

然而，就在论坛进行时，一条由网友代军哥哥发出的微博【浙大校长开会玩牌】被迅速传开，几小时被转发13000多次。微博说：今上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现正在进行），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前校长正在精彩演讲中，会场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杨卫是固体力学专家，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他于2006年8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浙江大学方面和杨卫本人暂未对事件作出回应。

四川绵阳公务员自曝：政治学习几乎都是打麻将喝酒

问：

困惑一：基层单位形式主义盛行。比如进行政治学习活动，几乎都是打麻将喝酒，后来让年轻的新进同志抄几篇学习笔记了事。有时候还要编造几篇讨论笔录，以应付上级检查。我理解四川人追求安逸休闲的生活，但政治学习却如此进行，让我对组织产生了困惑。试问，做这些形式上的工作，除了浪费时间还有什么用处呢？

答：

因此你们单位那种吃喝式、抄录式的所谓“政治学习”是十分恶俗也是十分错误的！靠查记录的方法判断一个单位的学习状况也是徒劳无益的。一个单位是否有坚持学习的习惯，只需要看他的机关氛围、员工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益一般便可得出大致不差的结论。为此我给你的建议是：温和地向本单位负责同志提出改进建议；若不被采纳可以委婉拒绝抄笔记编假记录；若你既不建议又不敢拒绝，那……那……你就只有违心地抄吧编吧！不过那样的话你就不能抱怨哟，不然的话你就显得既不阳刚也不阳光咯！^_^

绵阳基层硕士公务员吐苦水市委副书记回复：亲，一切都会有的

罗书记，您好！

　　作为绵阳的一员，我以有您这样亲民的书记而感到幸福。书记信箱架起了百姓与市委沟通的桥梁，我想通过这个桥梁与您做个沟通，希望您能了解最底层公务员的心境。

　　我和女友都是外省人，我们去年6月份硕士研究生毕业，随后通过公招考入绵阳公务员系统，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国家公务员。可是如今工作近一年，我们在积极工作之余却产生了困惑：

　　困惑一：基层单位形式主义盛行。比如进行政治学习活动，几乎都是打麻将喝酒，后来让年轻的新进同志抄几篇学习笔记了事。有时候还要编造几篇讨论笔录，以应付上级检查。我理解四川人追求安逸休闲的生活，但政治学习却如此进行，让我对组织产生了困惑。试问，做这些形式上的工作，除了浪费时间还有什么用处呢？

　　困惑二：公务员待遇与经济发展不成正比。以房价为例，我和女友平均月工资2500，而房租吃饭穿衣与朋友交往等要用去一个人工资，而绵阳平均房价4500左右，照此下去，我们两人工作20年方能买起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我们远离故乡来到绵阳，表面上是在做同学们都向往的公务员，实际情况是我们想辞职。回老家种地或许会好点，至少家里有房子住，能与父母在一起。

　　困惑三：办事手续繁琐。作为外地人，我们不奢求职级待遇，也不奢求什么公租房、廉租房——办手续能把人跑死。况且绵阳的公租房申请成功后其房租仅是同类住房房租的70%，省不了多少钱。即便是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也要办一大堆手续，要单位一把手签很多证明。我有同事为了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惜与老婆离婚，原因是老婆的各种证明太难开，离了婚反而容易贷成，贷款后再结婚。如此做法，不知是我这位同事智慧的体现还是政府的悲哀。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与罗书记交流沟通一下。当然，我知道这些不是罗书记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这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解决它要靠各方面共同努力。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起来容易，真正有几人去努力解决呢？处在最底层的公务员，每天努力地工作，幻想着通过努力工作来升职；悲哀地为生活奔波，幻想着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所有这些，只是幻想。我不奢求罗书能看到这封信，但我只是表达一下自己当下的心境，因为在绵阳，人生地不熟，我真的没有诉说这些的对象。如果您看到了这里，我真的认定您是一位有作为的书记，是一位值得市民托付的好书记！感谢您！

　　“困惑的小公务员”：你好！

　　读了你的信我很感概，仿佛自己也回到了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光。虽然我们年龄悬殊，很多事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己当年初涉人生之路的那份艰涩与彷徨却是与你十分相似。所以我很乐意与你分享我的想法。

　　第一，关于政治学习。我以为，有明确目的和实际内容的政治学习是必须的，也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们而言，认真做好每一项本职工作就是最具体也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理解的政治学习更多的时候就是业务训练、工作交流(包括业务所涉及的理论和操作)，这种学习任何人都是不能替代他人去完成的。因此你们单位那种吃喝式、抄录式的所谓“政治学习”是十分恶俗也是十分错误的！靠查记录的方法判断一个单位的学习状况也是徒劳无益的。一个单位是否有坚持学习的习惯，只需要看他的机关氛围、员工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益一般便可得出大致不差的结论。为此我给你的建议是：温和地向本单位负责同志提出改进建议；若不被采纳可以委婉拒绝抄笔记编假记录；若你既不建议又不敢拒绝，那……那……你就只有违心地抄吧编吧！不过那样的话你就不能抱怨哟，不然的话你就显得既不阳刚也不阳光咯！^_^

　　关于工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问题。我们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都是不高的，四川去年刚过3万元大关到31489元，不过增长幅度去年达到16.8%，超过GDP增长幅度。

　　看来你的工资应该也接近全省平均数的哈。在关于“平等与自由”的理论中有一个效率原则，它表明“任何财富的分配都要受到过去分配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积累效应的影响”，目前你的工资是我的一半多，你的工龄是1年，而我的工龄是38年，你叫我情何以堪？对比理论和实践，亲，我觉得目前看你的工资水平在四川应该是比较公道的。

　　你说你要工作20年才买得起一套小户型的房子，这个未免太悲观了一点，因为至少你的工资不可能20年都一直是2500元，从目前工资和房价的涨幅来看，工资似乎跑的要快些，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理由。为此我的建议是：先租房、再买一般的房、再换房。因为在职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是最初的房子一住到老的。不要太不在乎公租房所省下的30%，如果你真的经济窘迫，孩子，那30是值得你为它奔波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奋斗目标。你现在人年轻，有令人羡艳的工作起点，窃以为，当前你奋斗的主要目标不是房子而是事业——以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上下左右对你的认同。绵阳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也是一个很看重业绩的城市，她真诚接纳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有一种“英雄不问出身”侠骨豪情，作为外来人，我对此颇有感触。像你这样外来的青年才俊，在绵阳获得成功的事例亦俯拾皆是。请相信，在绵阳，只要努力工作，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你们的两个2500元只要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小日子应该过得比较滋润。朋友交往是很值得你们认真考量的事，我想特别提醒的是，一定要切实理解朋友的真正含义。幸福的生活成功的事业需要肝胆相照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情谊不是靠酒肉交往可以建立的。他们是意趣相投，他们是彼此珍惜，他们是求同存异，他们是心心相印，因此他们也是君子之交，恬淡如水。如果十天半月不吃喝就变得疏远(尤其是因为交往而变成彼此的负担)——那么，亲，我劝你，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承认世俗，尊重世俗，但是要尽力避免被世俗所控制所支配，这需要进一步健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不侵扰他人也不被他人所侵扰的专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

　　我从来认为，工作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相反。如果你确实感到工作之后的生活反不如前，那么这样的工作确实需要你慎重选择。但是你在比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工作以前你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生活，再好也不是你的独立生活，你只是你父母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父母应该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是否辞职的问题你千万要三思而后行——除非你确信你辞职之后能够尽快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更丰的回报，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幸福。

　　关于办事手续繁琐问题。我理解，每一道手续的都是因为现实中曾经的某种教训而设立的，制度既是一种规范措施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它的存在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同样重要。当然，现行的程序链条中可能有些环节是多余的，这是我们现行体制机构在某些方面叠房架屋弊端的外在表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真是一言难尽(⊙o⊙)…尽管如此，现在对各类审批环节的清理，对机关作风的整治力度日益加大，相信今后会逐步改善。目前我的建议是，先在网上和电话上把各种程序查清楚，把细节问清楚，然后在到政务中心去办，再不成，是可以投诉的。

以上各项望择善而从，也欢迎拍砖。

你的大朋友张锦明

来源:新华报业网

外交部：俄炮击中国渔船是孤立事件

2012-07-2207:35:00　来源:人民网(北京)

人民网北京7月22日电2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在俄专属经济区抓扣中国渔船事答记者问。洪磊表示，俄边防部门抓捕进入俄专属经济区作业的中国渔船造成1名中国船员失踪，中方已就俄边防巡逻艇执法失当向俄方提出交涉。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力争尽快妥善处理此事。

问：日前，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在俄专属经济区向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炮，并在追赶渔船过程中与中方渔船发生碰撞，造成中方1名船员失踪。俄联邦安全局东北边防局称，俄方在俄海域追缉中国渔船时对其开火属合法行为，并已就非法捕捞事对中国渔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俄边防部门抓捕进入俄专属经济区作业的中国渔船造成1名中国船员失踪，中方已就俄边防巡逻艇执法失当向俄方提出交涉。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力争尽快妥善处理此事。上述事件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相信双方能本着中俄友好的精神加以解决。希望两国民众能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一事件。中方正在研究同俄方协商建立应急预警和合作机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免影响两国友好关系大局。

【简评：什么不是孤立事件呢？当年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本土，是不是也是孤立事件呢？至少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普遍性地使用原子弹炸别国嘛！假如，下一次俄国用核武器炮击中国渔船，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说“此次是孤立事件，请国民不要义愤！”敢问，孤立事件的逻辑在哪里？又是怎么推断出是孤立事件的？？？】

本文作者：圣贤之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圣贤之源：马英九总统对俄国炮击中国渔船的强硬态度

北京外交部：俄炮击中国渔船是孤立事件

民国总统马英九：“从本日起，冻结与俄罗斯的一切合作事宜，国民不得到俄罗斯旅游，抵制任何一件俄罗斯的产品到中华民国销售。”

俄国炮击中国渔船的事件已经发生多日了，在这最近的几天里，我们一直看到的是大陆当局对此次事件的原则，即坚持过去一贯的息事宁人做法，稳定压倒一切。由最初的“一般罚款了事”，到后来的“俄国强硬态度，坚持法律审判”，中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反而出现官方不断地告诉国民，什么事件的“孤立事件，不会升格为政治事件”。

就在我们一直为大陆官方态度非常不满之时，我们一直期待着中国的真正最高领导马英九总统——按照宪法，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真正拥有者，它统治区包括台湾自由区和大陆地区——的态度，即中国最高元首是如何看待此次俄国炮击中国渔船的事件。

不看不知道，一看觉得不可思议。最近，有网友“发现”了新的消息，总统对此此事件非常震惊，也发飙了。“从本日起，冻结与俄罗斯的一切合作事宜，国民不得到俄罗斯旅游，抵制任何一件俄罗斯的产品到中华民国销售。”这种态度，与中国大陆地区领导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图：

马总统，我们支持你的这个对北极熊俄国的强硬态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男儿，铁骨铮铮！！

联系本文读

《北极熊俄国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头号敌人》http://xian06.blogchina.com/1295604.html

《强烈抗议：俄国炮击中国渔船，谁在造谣？》http://xian06.blogchina.com/1296429.html

《中国人太可怜，被俄国的欺负了还要帮俄国数钱》http://xian06.blogchina.com/1296760.html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胡温十年即将到站，这十年既是中国经济总量迅猛增加的十年，也是权贵集团借助权力杠杆疯狂扩张的十年，官场腐败、官民矛盾、两极分化空前严重，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场伟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彻底的解决，但是执政当局似乎不做此想，继续自吹自擂曰“伟光正”，继续采取高压政策维护既得利益并压制打击来自民间的各种正义要求，对此我们表示必须的谴责！

许国申：这10年怎么会让人感到“走向绝望”？

胡鞍钢鼓捣了一大篇文章，中心思想还是歌颂一党独大，集体独裁罢了。

　　顺便说一句，胡鞍钢文章的标题-----“辉煌的十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哪里”，这十年对老百姓是走向绝望的十年，我不觉得有什么辉煌，或者说，这种辉煌对我这样的屁民没有意义。

　是的，这10年来，我与网友九制城皮一样，真的是一天天地“走向绝望”。我最近天天发帖，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要说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向死而生”：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夺回自己的希望。

是的，“向死而生”是我绝望中的希望，如果连这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样的日子，对我而言，真的会生不如死。

　　上午写了《19岁青年“欲炸紫禁城”恨从何来》，下午欲写胡鞍钢的“集体总统制”。上网一看，胡的胡言乱语已经被人批得臭不可闻，再写就有“打落水狗”之嫌了。意外的收获是看到了网友九制城皮的评论，心有所感，于是就“借题发挥”，来写这篇稿子。

　　先看网友九制城皮发表于2012-7-7  14：29的评论——

　　胡鞍钢的文章我看着吃力。

　　胡鞍钢鼓捣了一大篇文章，中心思想还是歌颂一党独大，集体独裁罢了。

　　顺便说一句，胡鞍钢文章的标题-----“辉煌的十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哪里”，这十年对老百姓是走向绝望的十年，我不觉得有什么辉煌，或者说，这种辉煌对我这样的屁民没有意义。

　　——10年“辉煌”，与文革时期的“万里江山一片红”，“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一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我就不说了，但这“辉煌”的10年，怎么会让人感到“走向绝望”？

　　第一、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夺回无望。

　　第二、被抢走了几十年的积蓄，无论存钱，还是买股票，辛辛苦苦赚的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别的腰包，竟然控告无门。

　　第三、被迫没日没夜地超负荷工作，想工作轻松一点，稳定一点，不要下岗待业，不要过劳死，也都无望。

　　第四、拼命勒紧腰带，拼命挣钱存钱，想买房子，还是无望。

　　第五、纸币满天飞，物价天天涨，天天想存钱养老，却天天怕养老无望。

　　第六、食品一天比一天不安全，想吃权贵们享受的特供的“绿色食品”，只能绝望；空气污染、水污染一天比一天严重，想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无污染的水，只能绝望；想健健康康地活到七八十岁，不生“富贵病”，不患癌症，差不多也都无望。

　　第七、要想孩子幸福，不受应试教育摧残；要想家庭和睦，不被金钱拆散；要想朋友忠诚，不要背后插刀；要想同事团结，不再尔虞我诈，……各种“要想”，哪一个能够成为现实？

　　第八、要想没有“潜规则”，要想不被“潜规则”，要想不做“失足妇女”，……几人能够？

　　第九、要想得到信赖，要想不被欺骗，要想不跪着求生而活得有尊严，要想施展才华报效中华，……哪一个“要想”不是“幻想”？

　　第十、要想平等，要想公平，要想公正，要想正义：……哪一个理想不成泡影？！？

　　……

　　贪官们刮了地皮移居国外享福去了，富豪们也争相跑到国外去了。而我们，却被当作奴隶，受着奴役，服着苦役，不知道何日是个尽头。想着这一切，能不绝望吗？

　　是的，在中国，尤其是这10年，绝望的人太多太多。有的已经到天国去了，有的患抑郁症了，有的还在苦苦地挨着熬着，直到精神彻底崩溃的那一刻。

　　人不是单靠吃饭活着的，这10年来多数人不愁吃饭，人还要靠希望活着。没有希望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是1954年出生的，过过吃糠咽菜的日子，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坎坎坷坷50多年走过来，虽然苦，而且穷，但却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但这10年，我却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不然，我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口无遮拦、“慷慨赴死”的勇气。

　　是的，这10年来，我与网友九制城皮一样，真的是一天天地“走向绝望”。我最近天天发帖，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要说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向死而生”：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夺回自己的希望。

是的，“向死而生”是我绝望中的希望，如果连这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样的日子，对我而言，真的会生不如死。

来源:共识网|

许国申：10年“辉煌”，10年“浩劫”

　　——10年之间，超发这么多货币，政府到底从中掠夺了百姓储蓄的多少财富？

　　——外逃贪官卷到国外去的那些财富是哪里来的？

　　——10年股市，政府从股民手中抢走了多少财富？

　　——10之间，单是全国土地出让这样一桩无本买卖，政府从民间掠走了多少财富？

10年文革，人称“10年浩劫”，至今还有人赞“10年辉煌”（见附文）；最近这“10年辉煌”，以后会不会被历史定性为“10年浩劫”？

1966-1976，2002-2012，两个10年，别样“辉煌”，别样“浩劫”：前10年造神愚民，后10年造富劫穷，为什么中国的“辉煌”与“浩劫”总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剥离？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撰文《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称——

　　过去10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10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灾后重建任务，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

　　这1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实现了年平均11.5%的经济高增长，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跃升为世界第二；实现了年平均18.8%的贸易高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实现了年平均23.5%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高增长，研发支出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

　　……

　　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是创造中国奇迹的真正英雄，还是共同分享巨大发展成果的主体。

——这就是胡鞍钢“舌尖上”的10年“辉煌”。

　　然而“舌尖上的中国”有两个，还有一个与之相反：10“浩劫”。

　　先看几组数据——

　　1.2001年我国货币供应量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

　　——10年之间，超发这么多货币，政府到底从中掠夺了百姓储蓄的多少财富？

　　2.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5年5505亿元，2006年7000亿元人民币，2007年1.3万亿元，2008年9600多亿元，2009年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2.9万亿元：10年累计9.5105万亿元。

　　——10之间，单是全国土地出让这样一桩无本买卖，政府从民间掠走了多少财富？

　　3.2000年上证指数收盘报于2073.48点，2011年5月24日当天上证指数收盘报于2767.06点：近11年的时间上证指数仅上涨693.58点，涨幅仅为33.45%。而同期货币的供应量却由2000年12月的13.248752万亿元爆增至2011年4月份的75.733798万亿元人民币，增幅为571.6297%。此外国家外汇储备也由同期的1655.74亿美元增至2011年03月的30446.74亿美元，增幅为1838.86%。

　　——10年股市，政府从股民手中抢走了多少财富？

　　4.《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称，从2000年至2011年底，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然而学者们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外逃贪官卷到国外去的那些财富是哪里来的？

　　纵观历史：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会有中国这样的10年“辉煌”，10年“浩劫”？

　　显而易见：是10年“浩劫”造就了10年“辉煌”，而10年“辉煌”又掩盖了10年“浩劫”。

　　再举两个数据——

　　1.2009年12月3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另据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将达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中国有13亿人口，全国一年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才5000元，再平均到每一天，人均不到14元。天哪，这是怎样的消费水平啊！

　　有个个案，可以印证上述数据——

　　家住广州市赤岗聚德花苑解困房的许小姐是残疾人，一家四口都是在家里吃。许小姐说：“即使很省，平均每天伙食的开销是40~50元，每个月包括肉菜、油盐酱醋、盒饭等伙食费用就超过1500多元。今年每个月吃方面的支出就比去年多了200多元，但吃的东西却越来越不及前几年了。物价节节攀升，工资上涨完全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质量都越来越差了。”

　　2.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中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

　　——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能买什么？1000斤大米，或者40斤牛肉。而这样贫困的人口，中国还有1.28亿。每人每天的消费总额是14元人民币，不够买两个快餐。这还是全国13亿人口的平均数，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的实际消费是多少，有谁做过调查统计？

　　胡鞍钢教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最近10年，“十几亿中国人民”是怎样“共同分享巨大发展成果”的？

　　2.如果你是普通教师，几十年了，全家人省吃俭用把工资存在银行想买房子至今未买，你会唱“10年‘辉煌’”吗？！

　　10年文革，人称“10年浩劫”，至今还有人赞“10年辉煌”（见附文）；最近这“10年辉煌”，以后会不会被历史定性为“10年浩劫”？

1966-1976，2002-2012，两个10年，别样“辉煌”，别样“浩劫”：前10年造神愚民，后10年造富劫穷，为什么中国的“辉煌”与“浩劫”总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剥离？

来源:共识网

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研讨班上发表讲话: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7月23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23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胡锦涛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胡锦涛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在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胡锦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在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胡锦涛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谈到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时，胡锦涛指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也在增强，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也在提高。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胡锦涛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胡锦涛最后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高度负责、奋发有为的精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继续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抓好落实，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为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要做好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大力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十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进一步统一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

出席开班式的还有：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徐才厚、郭伯雄、何勇、令计划、王沪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晖、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

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和高等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中国军队既是党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７月３１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３１日就“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耿雁生，总参应急办公室副主任吴喜铧，总政办公厅政研室副主任王永胜，总后司令部战勤计划局局长贾祥玉，总装综合计划部综合局副局长林柏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谈到中国的军事体制时，王永胜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是高度统一的。所以说我军既是党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他表示，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传统和国防战略来确定国防体制的。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和实践中形成的，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明确载入国家宪法的。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的根本制度和原则，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王永胜说，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有政治属性，也有国家性质。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军队，当然要从属并服务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

　　“从历史情况看，国际上总是有人拿中国的军事制度说事，散布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有的甚至煽动中国军队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王永胜说。

中国军队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差距

　　谈及如何看待中国军队的军力发展，吴喜铧说，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战斗力有了新提高。但中国军队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根据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不断更新和发展武器装备，是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通行做法，中国也不例外。”林柏说。

　　他表示，近年来，根据我国自身安全防卫的需要，有计划地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相继研制和更新了一些新型武器装备，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技术性能，都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装备存在代差，老旧装备比例偏大。

　　“我们坚持适量适度地发展武器装备，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我们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更不会超出国力和经济实力来发展武器装备。”林柏说。

　　耿雁生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还很长。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加油，希望全国人民多给力。

　（孙奕、黎云、孟庆富）

最高法要求从严惩处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

n  最高人民法院25日召开相关会议，会议要求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依法惩治杀人、抢劫、爆炸、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不断增强民众安全感。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张蔚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5日召开相关会议，会议要求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依法惩治杀人、抢劫、爆炸、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不断增强民众安全感。　　

会议指出，要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高度关注因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引发的各类案件，坚持能动司法。要按照“着力加强源头预防、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完善工作格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工作。　　会议还要求，要进一步做好司法领域的民生保障工作，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婚姻家庭、损害赔偿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各类案件。要完善保障民生的工作机制，推进立案信访窗口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立案信访窗口功能，继续加大小额速裁试点工作力度，拓展巡回审判工作，探索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小微企业等诉讼绿色通道，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为民众依法表达诉求提供更多的便利。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是全国维稳重中之重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陈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重申，北京是全国维护安全稳定的重中之重。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7月30日-31日，北京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郭金龙在会上对400多位北京各区县各部门负责人发表讲话时如是说。

郭金龙指出：北京要深刻认识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维护首都的安全稳定事关重大、影响重大、责任重大”。“7·21”特大自然灾害对首都公共安全再次敲响警钟。沉痛的教训再次告诫我们，城市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他要求，严格落实维护和谐稳定的各项举措，强化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和责任追究，确保各级维稳工作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要加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保持对各类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防发生重大事故。

郭金龙说，北京应努力从源头上、根本上维护稳定。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乎稳定。北京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维稳的前提和根本，统筹解决好百姓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郭金龙要求，要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推动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家里、做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投向基层，确保基层有条件、有能力排解群众之难、办好群众之事。

他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权力来自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着对人民的敬畏之心，认真履行职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群众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习近平作省部级领导研讨班总结讲话提中共五大优势

来源：央视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胡锦涛同志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精辟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更好地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上来，踏踏实实地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贺国强出席会议。

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于7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办。习近平对研讨班取得的学习研讨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对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的辉煌局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造福人民、振兴中华。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我们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向前进，在未来五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新的实际把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独特优势发挥好，这是我们全部伟大事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风险而继续前进的根本保证。他强调，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坚持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教育、团结、鼓舞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巨大的理论优势。我们党坚持远大理想与具体历史阶段奋斗目标相统一，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这是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党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数量众多的先进分子，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建立了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我们党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形成并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和蓬勃活力，这是巨大的制度优势。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些优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的宝贵资源。我们党靠这些优势起家，靠这些优势成就伟业，也一定能够发挥这些优势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源潮主持会议。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徐才厚、郭伯雄、何勇、令计划、王沪宁出席会议。

广东副书记：一些地方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王楚 吴冰

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 ”。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

创建平安广东，要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民生、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基层建设、筑牢创建平安广东基础防线。创建平安广东，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四个认识误区。

要防止和克服“平安就是不出事”的认识误区。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视而不见，能捂则捂、能压则压；对“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明知不妥，但愿不在我任上出事就“OK”；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等等。这种逻辑下的维稳，忽视了对公众权利的保障，回避了对群众所急所盼的充分协商，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甚而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稳定问题是社会进步中的问题，只有在化解矛盾中不断达成新的稳定状态，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要防止和克服“简单花钱买平安”的认识误区。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信奉“能压下就有两下、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花钱买平安”的治理方式。“信访不信法”由此蔓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预期得以强化，简单的小矛盾往往演变成大事件。这种维稳行为方式，尽管也能奏一时之效，但治标不治本，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

要防止和克服“创建平安只是政法机关的事”的认识误区。有的地方和领导干部把创建平安、维护稳定只当作是政法机关的事，事不关己；有的政法机关单打独斗，疲于奔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渠道不宽等等。我们必须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要防止和克服“创建平安大跃进”的不良倾向。创建平安广东要避免急功近利，防止将创建平安广东简单化、片面化，画饼充饥忽悠群众，将创建平安广东沦为平安“政绩工程”等。必须从办得到、能办好的事情做起，不刮风、不攀比、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建一个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广东。

本报记者王楚吴冰整理

汪洋谈共识：不是说财富增加就幸福，不公平就没有幸福感

n  谈共识“时刻关注人民的幸福感，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

n  谈主观与客观“领导干部光主观努力不行，还要重视群众客观需求”

n  谈“指挥棒”“不再是谁的经济总量大，谁就是老大”

n  谈社会治理建立弹性社会治理模式

n  谈民生热点“不让一个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

n  谈发展与幸福幸福须建立在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作者:黄怡

　　前不久，《蝙蝠侠前传3》在美国丹佛首映时，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有12人在枪击事件中死亡。我看新闻留意到，事发后首先出面的是美国电影协会，建议调整影院的安保模式。如果国内出现此类事情，首先出面的肯定是政府。

　　———汪洋表示，有必要建立一种弹性治理模式，党委政府做好裁判就好。

　　昨日，省委、省政府在惠州市召开建设幸福广东现场会，总结交流惠州等地关于建设幸福广东、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推进幸福广东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主持会议。

　　汪洋说，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以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建设幸福广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民生建设呈现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民生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有新的提高的良好发展态势，建设幸福广东工作开好了头、起好了步。

　　汪洋强调，要认真总结一年多来的探索实践，更好地把握建设幸福广东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对建设幸福广东提出了总体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要以新时期广东精神为引领，增强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共识；以加快转型升级为重点，夯实建设幸福广东的物质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为突破口，营造建设幸福广东的良好社会环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依归，提高建设幸福广东的实效；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大力推进行政、经济、民生等领域改革；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改革创新，扎实工作，通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幸福变成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享受，推动建设幸福广东迈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就建设幸福广东工作进展情况作了通报。省领导林木声、李嘉、王宁生、肖志恒、刘昆、陈蔚文出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区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等约100人参加会议。

　　谈共识“时刻关注人民的幸福感，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

　　昨日，在建设“幸福广东”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表示，一年多来，幸福广东建设已经凝聚了共识，并通过开展幸福指标体系测评工作，倒逼各地各部门主动查找薄弱环节和差距，校准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努力方向。

　　汪洋指出，建设幸福广东的提出，就是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以人的幸福为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以人的幸福为导向做好各项工作，人民才能真正共享发展成果，“时刻关注人民的幸福感，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

汪洋认为，建设幸福广东，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享受，逐步过上富裕、文明、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好日子。“建设幸福广东、既要努力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更要突出强调做好‘蛋糕’，要通过转型升级，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做高质量的‘蛋糕’。”汪洋表示，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蛋糕”做与分的问题，重点更在于“做好”。

　　谈主观与客观“领导干部光主观努力不行，还要重视群众客观需求”

　　“衡量幸福广东，既要重视客观标准，更要重视主观感受。客观标准高，但老百姓主观幸福感受不高，这就是理念方法的问题。”汪洋阐释，共建幸福广东，工作上要鼓励积极进取，生活上要强调知足常乐，形成享受“蛋糕”的良好文化和社会氛围。

　　汪洋指出，2011年，在城乡居民收入均高于GDP增速的前提下，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8年来首次缩小到3倍以内；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算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发展协调加强；各级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达到4233亿元，占全省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63%，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等。这些都显示建设幸福广东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了个好头、起好了步。”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望相比，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汪洋话锋一转指出，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对建设幸福广东认识还不到位，仍然存在重GDP总量增长轻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经济事务轻社会民生事务，重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轻精神文化需求，重自己的主观努力轻群众的客观要求等问题，甚至出现一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与幸福的事情。

汪洋认为，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努力了，但是有时我们的努力跟人民群众可能不一致，可能努力越大，老百姓越不满意。出台政策方针，要考虑老百姓的感受”。

　　谈“指挥棒”“不再是谁的经济总量大，谁就是老大”

　　汪洋表示，广东历时10个月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有效引导了转变发展方式，端正了执政理念。惠州、梅州分别是2011年主观幸福感测评中珠三角、粤东西北地区排名第一的地市，此次幸福广东现场会选在惠州召开，并且由梅州市介绍经验，体现了新的“指挥棒”的作用。

　　“新的指挥棒将逐步发挥更大作用，幸福指标体系的设立，是一件理论与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在这个指挥棒下，不再是谁的经济总量大，谁就是老大，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当然不是说不要经济总量，而是要与老百姓幸福不幸福，满意不满意紧密结合起来。”汪洋说。

　　对于未来发展，汪洋表示，全省改善民生的水平和普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区域、城乡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教育、住房、医疗等热点民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事故频繁发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有待加强。

在汪洋看来，影响群众幸福感的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社会公正，“不是说财富增加他就幸福，你不公平，他没有幸福感，因为有的人通过不正常渠道攫取到更多好处。这个就是说，文明法治、公平正义上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民主法制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社会环境、市场秩序离文明法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群众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普遍。我们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谈社会治理建立弹性社会治理模式

　　汪洋表示，适应开放条件下的科学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基础。面对依然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面对数量庞大的异地务工人员，如果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社会将无法实现和谐稳定。

　　前不久，《蝙蝠侠前传3》在美国丹佛首映时，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有12人在枪击事件中死亡。汪洋说他留意到，事发后首先出面的是美国电影协会，建议调整影院的安保模式。对此，汪洋说，如果国内出现此类事情，首先出面的肯定是政府。

　　他由此将话题延展开来：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弹性治理模式呢？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市场主体，压力最大的企业家，面对市场问题时，党委政府的压力并不大，做好裁判就好。但在面对社会管理问题时则缺乏弹性，党委和政府直接面对群众，成了甲乙方关系。

　　“我们不能一天到晚都在灭火，政府要主动放权。”汪洋提出建议，如果中间能够有类似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起到作用就好了。比方说，在“三打”之后，欺行霸市被打之后，市场自治组织要发展起来，一起维护市场参与者共同利益。

　　在谈及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模式时，汪洋表示，近期注意到工青妇等人民团体都在聚合相关的社会组织，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可以淡化工青妇的行政色彩，又可以加强社会治理，值得重视。”

汪洋还表示，要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在党代表工作室定期接访制度，以及基层代表工作为辅助人员做好有关配合工作的制度，妥善排查化解调处各种矛盾纠纷。

　　谈民生热点“不让一个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

　　汪洋说，要搞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民生”，也要关注“热点民生”。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等“热点民生”问题。他说到，当前高考录取工作即将结束，要确保广东所有孩子都不因为没钱上不了大学。“广东现在应该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通过财政支助，还是慈善捐赠或其他办法，都要确保不能有人因为贫困上不起大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大家都要把这件事做好。”

汪洋还表示，要建立为民办事问民意机制，努力花好民生资金，办好民生项目。

　　谈发展与幸福幸福须建立在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昨日会上，汪洋表示，从建设幸福广东的实践来看，必须要加快转型升级，夯实建设幸福广东的物质基础。他说，建设幸福广东不能靠主观想象、画饼充饥，幸福必须建立在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惠州实现生产总值1109亿元，同比增长11.8%，领跑珠三角九市，居全省第二。

来源:南都网

精彩时评

闻道犬：迁移毛泽东尸体迫在眉睫！

陈丹青筆下的毛泽东丑态图

坚定坚决地把他的画像从天安门正门上丢下来，踩上千万只脚，再焚烧掉；把他的死尸从纪念堂里抛出来，烧了，或让五毛们自由处置。

网闻，俄组建专门委员会议下葬列宁。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还准备上告法院，针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一批俄罗斯政治势力最近组建了一个名叫“支持迁移列宁”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民族主义势力、哥萨克组织、支持沙皇的团体、以及东正教组织等等。组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把位于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迁移走。

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领导人杰姆什金说：“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一直主张把红场列宁的木乃伊搬走，因为列宁是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所以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全新的俄罗斯，第一步就是迁走列宁遗体。”他透露，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私下场合都支持下葬列宁。

“支持迁移列宁”特别委员会透露，在互联网上对大约30万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后，有65%到69%的人支持下葬列宁。

但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坚决反对下葬列宁。

中国社会现在的许多弊端也正是植根于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思想就是迫害、斗争、死亡和灾难。不否定与清算毛泽东，中国不会有尺寸之进！！

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应该和俄罗斯民众一样，挺起胸来、战胜恐惧，勇于担当，起诉毛泽东；大胆清算他整人斗人，迫害几仟万善良国民致死的滔天大罪！

坚定坚决地把他的画像从天安门正门上丢下来，踩上千万只脚，再焚烧掉；把他的死尸从纪念堂里抛出来，烧了，或让五毛们自由处置。

本文作者：闻道犬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钱文军：“华丽转身”者摩罗的“批毛过头”论

可悲的是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今日中国又陷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狂妄地拒绝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吴大委员长那段“五个不搞”宣言，丝毫也不亚于大清皇帝要英王“输诚纳贡”之“圣谕”。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真相是并非世界拒绝中国，而是中国在顽固地拒绝世界！

毛氏后来几次三番“感谢日本侵华”，例如回答田中角荣道歉时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什么“挽救中国危亡”？中国之灾祸皆因这些打着革命旗号的野心家引起，从而从祸乱中趁火打劫把中国收入囊中。毛时代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为苦难的时代，毛氏乃人类史上残害人民最惨烈的暴君，其罪孽堪称罄竹难书，只有遗漏绝无“过头”。不清算他的反人类罪行，中国及其人民永无出头之日！

摩罗当年曾经慷慨激昂地痛数一大批老文人之不是，谓“麻木症、恐惧症、工具欲一直是深蕴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基因”，岂不料这“基因”如今在他自己心中盛开。当年老知识分子们毕竟慑于老毛淫威不得已而为之，如今之摩罗则属于主动地卖身投靠，无耻莫过于此！

我想说的话是：摩罗先生没有任何资格侈谈别人应该如何，需要做的首先是自我批判，将《耻辱者手记》之类大作逐项反思，系统批判，给读者一个交代。就算是洗心革面吧，然后才有资格发议论的。否则，一个首鼠两端朝秦暮楚之人，读者不知该听信哪一个摩罗。

偶然在《爱思想》网站看见摩罗之文字：《批判毛泽东，一些人过头了》。本没有兴致去读这些“华丽转身”者的文字，因为他们曾经靠着“惊心动魄的文字”（余杰赞摩罗语）赚得些名气，转而又凭借这名气“屈权从势”（摩罗语）谋求些赏赐。这就如同生意场上那些“空手套白狼”的骗子，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人格与尊严，费事听其瞎掰无异于浪费自己的时间。偏偏有好事的朋友将此文推荐过来，谓之“还是有一些诱惑性的，特别是当今民族主义抬头的时候。”于是回头寻来此文读了。

这一读便大吃一惊，皈依权势或者可以“为稻粮谋”给予适度的理解，你至少还不能蔑视其组织文字的功底，否则权势也不会将其豢养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里充当“研究员”的。可这篇短文竟然只卖弄些中学教科书里的货色，我不禁想用摩罗过去的质问来质问摩罗自己：“他们的屈权从势究竟是因了知识上的缺陷还是因了精神上的缺陷？”我甚至不相信曾经赚得许多名气的摩罗先生竟会浅薄到真的相信自己这篇文字的地步，更愿意设想他为了“屈权从势”而演绎“工具欲”，装扮一份讨好上司的浅薄。

其实摩罗不过重嚼邓公1980年10月嚼过的馍。彼时党内胡耀邦开务虚会，讨论一个“历史决议”。数千老干部强烈主张批毛。邓公出面力挽狂澜，几次三番加以阻止。代表性的言说道：“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此语全文载于《邓选》第二卷上。极明确的功利主张，所谓“实事求是”，所谓“尊重历史”都顾不上了，为的只是维护继承的合法性，继续一党专制。他甚至将改革开放也归结成执行毛的张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

摩罗氏的文字一开头就引用了美国人托尼.赛奇几年前说的话：“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然后挟洋自重地据以发挥。谁都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什么鸟都可以乱叫的。托尼.赛奇本身即是左派学生，读毛著时摩罗还穿着开裆裤的。托氏在毛还当庄园主时就享受礼遇来到这个奴隶庄园当贵宾、受教育，看来效果还不错。他曾乐呵呵地调侃那时中国人的普遍恐惧，没有丝毫的同情更别提稍微的思考；他亲身经历了以“打倒‘四人帮’”为标识的举国狂欢，然而看不到问题实质的他，半点也体会不到中国人因为脱离恐怖的毛泽东时代那种由衷的欣喜。就连西点军校用作敌对战例加以研究的毛式游击战也被他歪曲成“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的必修课”，仿佛西点就要演绎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般。难道中国的军校例如国防大学不拿美军作战案例当必修课？鄙人手头就有国防大学出版的《美国兵在朝鲜》三大本，你能说国防大学要皈依美国思想？

我们无妨也引用一段洋人的论断来唱反调。尼采说：“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鉴于尼采的学术地位远非托尼.赛奇堪与比肩，我们有理由怀疑托氏发此言将误导中国人罹患“精神瘫痪症”。若加上赫.斯宾塞的话：“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可知，毛氏愈尊则人民愈卑，反之亦然。挺毛必然要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若想自由在中国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荡涤权力强加给人民的毛氏崇拜，清算其罪孽是中国人民获得自由的前提。

这位教授甚至不顾耻笑编造出“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之类谎言，恐怕连摩罗也未必相信的，听他说道你会以为美军就要放下武器举起白旗，排着队伍到天安门给那具僵尸烧香磕头了，遑论其他。可无情的现实是：如今中国举目无亲四面楚歌，除了抱着俄罗斯的大腿以免孤独之外，简直无计可施，盖因毛氏阴魂作祟之缘故。偏偏托氏还拿毛家死了几口人来说三道四，毛氏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却完全被他省略掉了，尤其是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捏造一个“AB团”杀害数万红军将士，蒋介石杀掉的共产党人也远不及毛氏所杀！似这等左翼洋人之偏见，如获至宝只会害了中国，当然不妨碍摩罗拿来当噱头。至于西方那些汗牛充栋之逆耳忠言，统统只会归到“反华势力”名下加以屏蔽的。

毛泽东真的在中国受到什么“批判”么？请摩罗先生为我们举出例子，瞧瞧《人民日报》、《求是》、CCTV所代表的中国传媒，有哪一篇文字是批判毛泽东的？所有对毛氏倒行逆施的指责与控诉，均来自网络中尚未遭到即时删除的部分。这件事充分证明了一点：如今官方与民间是格格不入的，权力继承了毛氏专制，属于既得利益者，邓公当年力挽狂澜，保住毛泽东不受批判也就保住了一党专制权力的延续，既得利益正是构筑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基础上的。既然毛氏还在1920年6月就贪污了章士钊为湖南留法学生募得的两万大洋，这个党今日之腐败顺理成章。

摩罗氏首先扛出毛氏1921年那个“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说辞，然后煞有介事地推出“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除了证明他自己仍处于文革时中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水平之外，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改造中国与世界”实乃痴人说梦，这等荒唐梦大清皇帝做过，孙中山也做过；外国的堂吉柯德、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等都做过，它其实不过野心家的妄想而已。人类文明只容忍参与，不容忍“改造”；装扮上帝之模样不过为了欺世盗名牟利而已，谁信谁遭难。之所以宪政民主如今能覆盖大半个地球，盖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文明抛弃野蛮，参与的人多了，人类文明才有今日之辉煌。那些陷于“改造”泥沼里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及蠢货，或基于驾驭他人或基于被他人驾驭，总是想不明白故难于自拔的。中国，除了变革自身体制使之融入世界才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之外，没有另外的出路。因为中国人民不会听任自己的权利永远被剥夺。

正因为摩罗现在也瞅准了鼓吹民族主义可以从权力者那儿分一杯羹，于是略嫌迟钝写起《中国站起来》之类文字，只可惜头彩、二彩都已经被别人抢走了，靠这类噱头搏取名利似乎难于奏效。历史的真实是：中国从来就是站着的，趴下的垮掉的只不过各个王朝而已，即使忽必烈、皇太极的铁骑，也只是摧毁了旧王朝却壮大了新中国。打输了就割地赔款是那时的规矩，段祺瑞政府不是曾获得数千万德国战败赔款的么？蒋介石政府不是也获得日本战败后的实物赔偿的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欧洲那些国家历史上割地赔款的事情多了去，没见谁哭丧嚎冤的。

没错，人类文明曾经驻足于殖民时代（其实人类历史一直就是殖民史，话题太大另行讨论），与我们的“郑和下西洋”专事剿杀海外华人相反，无论先发的西、葡还是后发的英、法，他们殖民海外荒蛮之地推行高阶文明。中国施行的是反殖民，坐失扩展“中华文明”良机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的体制。马克思曾经幸灾乐祸地点评鸦片战争：“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的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想必摩罗先生很熟悉这段话语，听懂没有则另当别论。可悲的是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今日中国又陷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狂妄地拒绝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吴大委员长那段“五个不搞”宣言，丝毫也不亚于大清皇帝要英王“输诚纳贡”之“圣谕”。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真相是并非世界拒绝中国，而是中国在顽固地拒绝世界！

摩罗氏搬出“众多帝国主义时而企图联手瓜分之，时而企图独享之。把中国从那群帝国主义魔爪中解救出来，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使命。”拿这等乡村中学政治教师哄孩子的怪论来显摆，他也不怕丢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西方一些报纸谈及俄日主张“瓜分中国”。德国《未来》杂志记者为此事采访联军司令瓦德西，瓦德西答道：“瓜分中国？请问我们俘虏了四万万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四万万条毛毛虫，能把他们统统碾死吗？”话虽难听却足以否定摩罗胡言。事实也是联军迎回西太后与光绪皇帝，还政大清国。而美国佬的“门户开放”政策之核心即“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真要瓜分中国者还是有的，一是苏俄，二是日本。偏偏前者是国共两党的恩人，国民党是养子，中共是亲生儿子。扶持这两个儿子党的代价是中国失去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合计17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没有了，比“满清卖国”还多二十余万平方公里。而后者，对于摧毁国民党扶起中共则功不可没。毛氏后来几次三番“感谢日本侵华”，例如回答田中角荣道歉时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什么“挽救中国危亡”？中国之灾祸皆因这些打着革命旗号的野心家引起，从而从祸乱中趁火打劫把中国收入囊中。毛时代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为苦难的时代，毛氏乃人类史上残害人民最惨烈的暴君，其罪孽堪称罄竹难书，只有遗漏绝无“过头”。不清算他的反人类罪行，中国及其人民永无出头之日！

二战以后，人类进入文明新纪元，这是美国佬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摩罗毫无常识地说什么毛“代表了对一场持续500年对殖民运动进行否定的正义力量”，荒诞至极。美国佬开始反殖民主义之时老毛他曾祖父都还没出世！不但中南美洲那些殖民地大多是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支持下独立的，亚非殖民地也是美国迫使英法准予它们独立的。老毛反倒是刚登基就张罗着武装颠覆亚洲独立国新政府，为斯大林赤色殖民地出力不少。摩罗是无知还是耍无赖？尽管老毛站在反文明的阵营里捶胸打背，振振有词天花乱坠，需要改革开放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满世界都知道有问题找美国而不是找中国，此乃不争的历史真实。毛曾亲口对尼克松检讨说他那些反美高调都是“放空炮”，邓也曾嘱托江、胡说：“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与美国为敌。能做盟友最好，不能做盟友也要做好朋友。”“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可见他们心中都有数，绝不像摩罗们那么愚钝。“只需要一点点良心、一点点正确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的不是编造毛氏“功业”，而是清算他的罪孽。

巴金老人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中国的元朝据说曾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道，大抵定性准确，文人确实是比娼妓更无耻。娼妓只出卖肉体，文人则连肉体带灵魂一块卖，他们大多数属于“心奴”，所谓“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者也。摩罗当年曾经慷慨激昂地痛数一大批老文人之不是，谓“麻木症、恐惧症、工具欲一直是深蕴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基因”，岂不料这“基因”如今在他自己心中盛开。当年老知识分子们毕竟慑于老毛淫威不得已而为之，如今之摩罗则属于主动地卖身投靠，无耻莫过于此！

我想说的话是：摩罗先生没有任何资格侈谈别人应该如何，需要做的首先是自我批判，将《耻辱者手记》之类大作逐项反思，系统批判，给读者一个交代。就算是洗心革面吧，然后才有资格发议论的。否则，一个首鼠两端朝秦暮楚之人，读者不知该听信哪一个摩罗。

本文作者：钱文军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季新：对毛泽东的批判远远不够

——对《摩罗：批判毛泽东，一些人过头了》的回应

　　

作者摩罗在共识网的文章一开头就引用美国专家的话，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的一句话。他提醒，“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不知道这句话是否真出自赛奇教授之口，但这句判断着实让人深思。这些年，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但有些话语，比如对毛泽东的一些批判的确是过头了。”但是摩罗的这篇文章从开头至结尾都没有说那些话是对毛泽东的批判过了头，让人感觉无从谈起，不知道作者是处于对毛的景仰还是有意不为他人做宣传？从作者的署名来看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可能他的艺术细胞太多，实在是表现出某种表达艺术。

　　我要说的是对毛泽东的批判不但不过头而且远远不够，我想我的这个表述已经表明了对作者文章全部观点的看法。摩罗的文章的观点概括起来说二点：

　　一，毛泽东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建成了新中国。

　　二，毛泽东的后几代接班人使中国现在达到了经济上全球第二是因为在毛的基础上，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但是，假若我们考虑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仍然是国民党统治，难道中国现在就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吗？显然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姑且不说台湾现在的民主制度优于大陆，就194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也废除了全部的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所以从1940年代起中国就已经是共和国了。也即主权及领土都是独立的国家了。经济上可能远赶不上现在的中国，但是其总量也应当是在世界前十名之内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比较印度就可以知道中国会如何。

　　摩罗所说的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的说法既没有逻辑依据，又不懂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再增长是很难的，就像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中国按人均GDP来衡量可能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原因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达到了顶峰，经济驱动力的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驱动力的投资、出口两力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极致，没有多少增长空间，而消费驱动力虽然有待开发，但是消费驱动力是与法制和政治结构紧密相关的，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和法制结构和现状是很难扩大消费需求的。仅举一例，财政开支的很大一块被政府及其人员消耗掉了，这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政府独大的政治结构眼下和不远的将来还看不出会有较大的改变。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想这个问题细说有很多问题可谈，但是想来很多人都明白就不再详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摩罗是不懂经济学的。

　　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和平时期饿死国那么多自己的国民，中国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造成至少3000多万人民被饿死无论怎样讲都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大多数国民或者政治家都认识不到这一点，说明即使中国在将来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也是等于什么都不是，因为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再次陷入到巨大的人祸中并非不可能，而那将使中国再一次倒退到世界国家下游，摩罗研究员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其实，中国无论政治，文化、教育、人权、福利、道德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想不是五十年能够赶上的，中国人想用仅仅一个GDP指标就觉得我已经了不得，就觉得自己在上升，别人在衰落实在是自欺欺人，误导人民并误人子弟的。

只想说一句话，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无论中国经济怎样发展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都是个侏儒。都是被嘲笑的对象，而且也真的就不可能走的太远。

来源:共识网|

杨恒均：昂贵的否决票与自由的代价

当我20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CNN、FoxNews，到英国的BBC，再转台到澳洲的7号台与9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中国为何投反对票？

7月19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西方提出的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这也是中俄第三次联手在安理会否决涉叙草案。中国为什么投反对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要联俄抗美，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太过嚣张、为所欲为。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反对票最多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真正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行动。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由安理会成员国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还真不多见。冷战时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从来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所有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涉（例如科索沃、伊拉克等）都是美国或北约牵头，没联合国什么事。

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普京只是为了在国内制造硬汉形像，俄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本来就不深，加上俄国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丰富的石油储藏，在中东制造一些混乱对俄国实在是有益无害。而中国的反对票也只是表明了政治立场，中国不会真正去阻止西方人采取行动，也没这个能力，如果知道这张反对票会引起西方对自己的经济报复，中国不会投反对票的。

然而，这个政治立场表态是缺乏眼光的，关于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这里引用在微博发表的一段话：

中国不应和独裁走得太近。时代不同了，独裁的历史终将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利比亚卡扎菲走了，埃及穆巴拉克也下台了，叙利亚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北朝鲜的政权也一定会成为历史……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叙利亚、朝鲜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会质问中国人：你们当初为何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为何向那些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援手？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如那些遭受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压迫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一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是有区别的（见《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届政府也都以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张反对票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叙利亚的距离，得不偿失啊！

国际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表面是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其实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国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中国是叙利亚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帮助叙利亚“维稳”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些认为一切国际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这个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短视的。尤其当我20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CNN、FoxNews，到英国的BBC，再转台到澳洲的7号台与9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先让我们稍微绕一个弯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年不到，人均GDP在世界排名只在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富裕国家）开办了如此之多的免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难，与希望小学的雷声大雨点小，堪称奇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如果孔子学院真能够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花一些纳税人的血汗钱，也算是无怨无悔吧。

让我们继续看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事迹：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人物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广告屏，在国际上激发了媒体的集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2011年8月，新华社从美国金融时报手中接手了一块18米高、12米宽的广告显示屏，更为中国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提供了方便。

好了，如果要列举的话，还有世界各地的报纸媒体等很多很多，现在让我们粗略算笔账吧，为了传播中国价值理念，提升中华软实力，拉近我们同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一年在海外花费宣传与推广费应该不少于一百个亿吧？

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张反对票，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占据的比重几乎压过了我们所有的宣传与推广。如果你不相信，20日晚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一次民调，中国的国际形像与“软实力”比一年前同期应该跌了至少十个百分点。我们一夜之间，疏远了文明社会，拉近了同叙利亚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花费在孔子学院与外宣上的钱算是白白浪费了。

谢天谢地，美国及时发生了丹佛枪击案，见异思迁的国际媒体立即调转了镜头，转移了公众视线……

保护自由的“蝙蝠侠”在哪里？

一名蒙面枪手在《蝙蝠侠前传3》丹佛首映现场朝观众开枪并引爆催泪弹。据警方估计，共有70人中枪，12人死亡，58人受伤。据说，这位变态杀手曾经模仿“蝙蝠侠”的对手，破坏自由的邪恶的“小丑”。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就常常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代价。民主自由的国家，一边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限制了他们的欺压百姓的自由，另外一方面，却也释放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能量。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如何阻止变态狂把你关进黑屋子里》，按照西方一些研究人员的统计，人类中大概有占百分之四（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左右的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变态狂魔，他们是潜在的罪犯，是容易走极端的狂热分子。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这百分之四上升到管理国家的高位，这是好事。然而，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却又总是能够让这百分之四的变态狂魔不受到“歧视”与事先的“预防”，于是，一些变态的行为往往率先出现在西方，有些甚至一开始会被誉为个性解放与特立独行。

美国民众对于枪支的态度几种显示了自由的珍贵与自由的代价。美国人坚信，拥有枪支不但是用来自卫，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推翻暴政。但代价是：谁也无法避免有那么一些“暴民”滥用枪支，屠杀无辜的生命。

为了避免暴政，美国人民有权把政府关进笼子里，但政府却不能因为预防“暴民”而剥夺民众的自由。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正在为自由付出远比丹佛更加惨重的代价。叙利亚的平民与孩子遭到政府军的血洗，而反对派则使用自杀式炸弹炸死国防部正副部长与国家安全局局长。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反对票的中国与俄罗斯是唯一两个率先站出来谴责叙利亚反对派恐怖袭击的国家政权。这两个国家都曾经经历了最血腥的暴力革命。仅仅在中国，当初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争取民族独立与个人自由，牺牲了几百万革命先烈，以及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但如今，破坏自由的“小丑”横行，残害生命，保护自由的“蝙蝠侠”在哪里？

杨恒均2012.7.22悉尼

本文作者：杨恒均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老愚：44北大校长周其凤的惊世一哭

因为他们把周其凤放在时代的舞台上考量，相当自然地想起了网上热传的周公媚上图。他也是那样突兀地从场景里跳出来，异常投入地谄笑，因为真，就格外刺疼了读者——他在官员面前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一个犬儒化的时代，他以自己独创的媚笑印证了知识界的堕落。

那样一张嘴脸，如果是女子或可用“巧笑倩兮”来比喻；若是老男人，只能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在那个瞬间，他完全丧失了文化人的属性，仅仅作为一个权力体系内的家丁和奴仆而存在。

看网上流传的周其凤行孝图，心里不由生出巨大的荒诞感。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祝寿，周家人支起摄像机，预备留下永恒的纪念。

我相信周其凤是一个有内心感情的人，那个瞬间也确属真情流露，颇能打动天下做儿女的心。

但那么撕心裂肺地一哭，却让人疑窦丛生。老人九十高寿，大喜之事，儿女们应该喜气洋洋才是。在祥和的气氛里，最有出息的儿子本应春风拂面，让人为他高兴才是，但周其凤竟然突兀地哭了，——哭，也就罢了，如果是那种有节制的哭，也没有问题，但他是夸张的抱哭，好像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回到母亲身边才找到了倾诉的怀抱。又恰似找奶吃的婴儿，仿佛能从母亲那儿获得神奇的滋养。

就算是心头突然涌起一股不能自已的感情，也不应该如此直接：看老人的表情，仿佛被什么异物突然粘住了。

周边的，有预备鼓掌的，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式祝贺，官员名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值得欣赏的；有的双眼一热，显然被母子情深的场景感动了；还有呆呆注视的，男主角周其凤的举动显然是突发的，让他们不知所措；最醒目的是肩扛摄像机趋前猛拍的，他们终于抓到了独家新闻。

这样一幅图为何令公众侧目呢？

因为他们把周其凤放在时代的舞台上考量，相当自然地想起了网上热传的周公媚上图。他也是那样突兀地从场景里跳出来，异常投入地谄笑，因为真，就格外刺疼了读者——他在官员面前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一个犬儒化的时代，他以自己独创的媚笑印证了知识界的堕落。

那样一张嘴脸，如果是女子或可用“巧笑倩兮”来比喻；若是老男人，只能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在那个瞬间，他完全丧失了文化人的属性，仅仅作为一个权力体系内的家丁和奴仆而存在。

那种笑，真而生猛，看见的大老板一定会愕然：他怎么了？但他的心意到了，这恐怕也是看似鲁莽的周其凤官员亨通的秘诀。从观赏者的角度看，周其凤显然是个蹩脚的献媚者，但从官员的视线看去，他就是一个“无心机”的人，一个绝对让上头放心的忠诚之人。周其凤的本色表演，既愚且鲁，却无往而不胜，这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弯不如周氏鲁直有用。

如果就一张行孝图说东道西，我也会同意某些职业评论员的观点：既消费别人的隐私，又指责人家作秀，那确实有点舆论暴力和不道德。但遗憾的是，为周校长补台的一个人泄露了最大的隐私。这个自称周家老四朋友的“守望浏阳河”，在自己的博客里披露：父亡，周其凤未回家；母八十大寿，周仍未回家。

在这个确凿的事实背景下，周其凤的恸哭才有了合理的理由。

那失声的泪水里成分颇为复杂，有感恩，更多的怕是愧疚。一个身不由己的官人，或许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意，触景生情，方有惊世一哭。生父驾鹤西去，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保住的实体了，“有困难就回家来，妈妈还在。”在母亲面前，他的失控，正显出他的可爱来。他忘却了官场的羁绊，为官的假面具，突然就回到了童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在这个瞬间，他回归了本真。

这也是一个官场疲惫者的尽情宣泄。

给你生命的人老了，你也不年轻了，仕途顺畅，院士，副部级，执掌中国大陆抬头最响的大学，但人生依稀也奔向黄昏。上山的路有父母相助，贵人提携，下山的路是寂寞的，需要独自面对那一抹夕阳。剔除权力和财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的，都得独自面对必经的生命难题。我愿意相信，周其凤那一掬热泪里面有对人生苦短的伤怀。即使如化学分子结构式复杂的命运，在母亲膝下，也变得简单了，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或许明白了，在权势面前要保持尊严，哪怕那个人拥有生杀大权，都要站直了微笑。唯有在母亲这里，要靠敬意和诚意说话。

我把周其凤校长的跪哭理解为心灵的觉悟。

如果令堂大人能活到一百岁，我希望看到一场喜庆的聚会，那时的你能以得体的仪容，笑容可掬地拥抱母亲，给世人留下一张和谐美好的图画。

我不大愿意把周其凤和北大联系在一起，他如果满足于做一个化学家，他一定不会被人如此诟病；强作校长，他收获的只能是屈辱，他不具备一个校长应有的人文素养，更缺乏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气质，在政教合一制度的桎梏下，战战兢兢也未必能平安无事。

周先生，你能当上校长，非你美德与能力相配。人们对你的苛评，隐含着对教育独立的怀念，他们把对文化没落的痛恶迁怒于你，你不幸做了替罪羊。

但你至少可以做一个孝子，从真心侍奉母亲开始。官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你尽孝的意志，那我们就要为你喝彩了。

北大早已成为一具百爪横生的官僚机器，水深水浅你自有感觉，但做一个善良的人，你还可以把握。

1947年出生的周其凤校长，已步入耳顺之年了，这些话想必还能听进。

来源：凤凰播报

李承鹏：图腾（新浪被删博文）

和以前一样，此事必沿着大爱无疆、歌功颂德、灾难让我们更有凝聚力的路子发展下去。如果我没猜错，又会出现“一场大雨冲刷出人间真情”这样的标题。我反感这样的标题，不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情，而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相，真相是：一个连下水道都修不好的城市，永远进入不了上行道，当整个国家都修不好下水道，就该知道民意为什么天天在内涝。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4qh.html

北京突降61年不遇特大暴雨时，我正在千里之外写一篇中央部委去年花60亿购买运行公车的文章。很遗憾，帝都如泽，却只见北京的私家车上街打救被困者，不见那60亿上演英雄事迹。

就在新一轮打击微博造谣时，微博却开始救人，信息准确、有条不紊、专业分工。人们自发约定凡救助车打起双闪，整座城市闪耀的灯，是一颗颗跳动的心。这时候“素质论”是一种很扯的论，从汶川、玉树、动车直至昨天的61年不遇，对比前几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事件的骚乱，中国民众的素质并不低。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总在灾难来临时才显示高素质？平时挤个公交都要恶语相向，排队买张春运的车票都要大打出手，这时却依稀有泰坦尼克沉没前的绅士风范。我的哥们去广渠门桥参加救援时，车一到，人们不约而同地喊“让女人和小孩先上车”。

中国民众平时的素质是被某种力量压制低的。当一个国家只热衷购买公车而不是打造公交车，当铁道部只管大干快上而不做好公共服务，出于自保也必须素质低。可人性就在那里，人性就像夜明珠，平时平淡无奇像块石头，关键时刻却会显示光辉。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趴在水里疏通下水道的大爷，那些站在揭了井盖的排水沟前的环卫工人，那些拎着矿泉水和面包冲进雨夜寻找被困者的哥们，那些平时接个串线电话都要疑神疑鬼，此时却大胆在微博公开自己门牌号和手机号码提供吃住以及热水澡的市民……我并不想用“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煽情观点，我更想说，这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成长。就是，你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会有强烈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这就是文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都是公民。我欣赏赵楚先生写的北京新市民精神，而我认为暴雨前后并不是两个北京，它一直是一个北京，只是因为有种力量人为制造人群的割裂。大约两年前，北京对外地人限购时爆发过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一场口水大战，北京人说“外地人滚出首都去”，外地人说“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北京人在周口店”。渐渐地，大家明白在这个国家，没有钱，人人都是外地人，真正的本地人住在中南海。当现代文明透进窗棂，当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海，外地人/本地人就是个很伪的概念。昨晚，我的哥们杨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开着他的悍马通宵帮人回家；昨晚，五岳散人提供场地接济被困者；昨晚，很多的本地人发微博呼吁关注那些住在地下室的北漂和外地来的上访者；昨天，一个叫李方洪的派出所所长为转移群众因公殉职……曾经的人群割裂，开始复合得那么合情合理，因为这是人性。

可是割裂仍在，就在普通市民打开自家的房门，私家车主冒着发动机被淹的危险一个个搭救路人……政府管办的公交车却按时下班，高速收费站仍按部就班向救助的车辆收费，平时见个小贩就追得狼奔豕突的城管不见踪影。政府完全没意识到这时正是做秀的好时机，哪怕给被困者就近在快捷连锁店开个钟点房。他们想不到，就像当初想不到给这座城上粉补妆安戴美瞳之余，还得修好下水道。他们只知道开足正面宣传的水笼头，不知道民意是最重要的下水道……这几乎是个图腾，只有上善若水，没有从善如流，不是城市不足，而是成事不足，一根下水道就割裂了我和你。

2008北京奥运刘欢唱的《我和你》，确实同一个世界，却不是同一个梦想。干部只会出国考察，不见上街视察，坐拥60亿的新车，却不见开出来搭救路人。最新听到的笑话，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说从前天就开始组织十万大军进行预案防治了。十万大军防治，竟有十个逝去的生命，这表明我们按宏大叙事模式修建的城市有多脆弱。

和以前一样，此事必沿着大爱无疆、歌功颂德、灾难让我们更有凝聚力的路子发展下去。如果我没猜错，又会出现“一场大雨冲刷出人间真情”这样的标题。我反感这样的标题，不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情，而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相，真相是：一个连下水道都修不好的城市，永远进入不了上行道，当整个国家都修不好下水道，就该知道民意为什么天天在内涝。

好吧，就写到这里，现在去机场，飞南方。我不发一言，不置一文，只点一支纪念的烛。

张鸣：校长就是玩牌的

这年头，有了微博，大人物的行动就小心点了，一不留神，被人拍了照，发到微博上，轻则丢脸，重则丢官，可是非同小可。这不，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中招了??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海峡两岸四地的40余名大学校长与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发言的时候，杨卫却在下面的笔记本电脑上玩牌，不幸被好事者拍了下来，传到了微博上。顷刻间，杨卫校长就成了微博名人，红了。

杨校长此举，说明了什么呢？也许，这样的校长论坛，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好像也不像。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两岸四地大学和大学校长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和推进教育合作。如果真的要好好说说的话，还是有的说的。当然，不排除这样的话题，已经说过多次，直至校长们说无可说，听着乏味，被逼无奈，只好玩牌。看客，原本是该对杨校长表示同情才对？当然，也不排除正在发言的张信刚前校长十分无聊，言语无味，所以，也驱使听的人溜号。不过，张信刚校长，可是个喜欢说话的人，说的话总的来说，还比较靠谱。也没有听说两人有什么过节，所以，这个理由，大概可以排除。

做外人的瞎猜，总是猜不出名堂。其实，校长玩牌跟学生玩牌，都是一样的，谁没打年轻的时候过过，当了校长，就不兴老夫聊发一回少年狂？但是，无论怎样解释，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杨校长感到了无聊，用玩牌打发这种无聊。如果不是会议过于无聊，就是校长的职位本身无聊。目前看来，两种可能性都有，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一个合格的校长，碰上自己感觉意义不大的会，不来参加就是，何必浪费时间？即使不得不来，也可以在会上干点别的，比如看本有意思的书？

在当今行政化几乎走到极致的大学，校长其实没有什么可做的。无非是拉点钱，做点秀，逼着老师和学生多出成果，增加大学的GDP。学校无论大小，校长都是上级领导的棋子，人家让你怎么走，你就得怎么走，不走也得走。干好事的余地不大，干坏事的可能倒是不少。说起来是大学校长，其实就是一级行政官员。这样的校长，还老是搞什么校长论坛，论个什么劲儿呢？

也难怪，人家杨校长要开会玩牌，校长嘛，说白了就是玩牌的。

本文作者：张鸣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荒岛英男：驳“民主会使国家分裂”等谬论

民主宪政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会给他们高度的自治；与此同时，民主体制也会要求少数民族不得分裂国家。因此，根本不用担心少数民族独立的问题。有人会说，总有少数人会搞“这个独”、“那个独”的，怎么办？答曰：很好办！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对于一意孤行想要分裂国家者，一定是先与其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平解决无效，参照美国南北战争办理就是了！我相信大多数国民会同意这样做。

　　所以，奉劝那些反民主的人，不要再拿什么“一盘散沙、分裂国家”说事了！还是洗心革面去吧。

　　一直以来，中国大陆的极左派分子们和一些所谓的“体制捍卫者”，总是在散布“民主政体会使老百姓一盘散沙，国家陷入分裂”的论调。而一些缺乏民主宪政意识和知识的人，对于这种论调则基本上持赞同态度。

　　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从没有过真正意义的民主宪政体制，官民对于民主这个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人们总以为“民主就是老百姓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民主会使国家缺少凝聚力”。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量官员和国民有了出国考察或旅游的机会，接触了欧美民主国家的社会文明状况，对民主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传统专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没有受到有效的冲击，加之８９６４风波以及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闹独事件”的影响，因此，党政官员出于维稳的需要而视民主政治为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故而，虽然面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失衡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也明白必须通过政改来解决，但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而无所作为。

　　其实，民主宪政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以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来指导行政。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公民具有比专制体制更高的社会稳定意识。民主宪政当然包容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但一定会要求各个阶层和谐相处，因此，绝对不会造成国民一盘散沙，国家缺少凝聚力的弊端！看看欧美那些发达的民主国家怎么样？固然，这些国家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却是比我们的社会要相对稳定得多的。别说有人敢于分裂这些国家，就是小小的欺负一下都甭想。不信吗？你就试一试看看！而我们呢？呵呵，看看小国们在南海和钓鱼岛的挑衅，就知道了……

　　民主宪政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会给他们高度的自治；与此同时，民主体制也会要求少数民族不得分裂国家。因此，根本不用担心少数民族独立的问题。有人会说，总有少数人会搞“这个独”、“那个独”的，怎么办？答曰：很好办！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对于一意孤行想要分裂国家者，一定是先与其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平解决无效，参照美国南北战争办理就是了！我相信大多数国民会同意这样做。

　　所以，奉劝那些反民主的人，不要再拿什么“一盘散沙、分裂国家”说事了！还是洗心革面去吧。

　　

本文作者：荒岛英男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伦敦奥运开幕式和北京没法比？

　　7月28日，2012伦敦奥运会举行盛大开幕式。这场开幕式堪称是最原汁原味的英国文化的集中展现，从普通人的田园生活到工业革命再到英国女王莅临现场，伴随着风格各异的音乐表演，这场独特的“英伦风”瞬间席卷了整个世界。开幕式表演还未结束时，一场话题赫然已在网上争得热火朝天：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和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相比，孰优孰劣？…

　　“不和谐”元素演绎了一场视觉盛宴

　　未回避争议性的文化：展示争议性电影、音乐

因为自信，所以包容，英国人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包容性同样体现在开幕式中，开幕式总导演丹尼·博伊尔，他的电影《猜火车》讲述的却是一群爱丁堡瘾君子的生活，而且在电影中伊万·麦克格雷格更有一大段控诉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白。除了导演，开幕式上《上帝拯救女王》的乐曲曾响彻全场，而这首歌曲是英国朋克乐队性手枪的“无政府主义”作品，而英国女王当时就在现场。不负责任地说，伦敦奥运会就是由禁片之王指导的禁曲音乐会，顺带恶搞英国经典。可英国人正是憨豆先生和哈罗德·亚伯拉罕的结合体，为此，开幕式所展现的是真实的英国和真实的英国人，而这所有的，正是真实的伟大。

　　未回避负面的历史：圈地运动、工业污染、大萧条

开幕式第一幕是在一片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中展开，但短短十几分钟过后，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大萧条时期的苦难鳞次栉比出现在绿意盎然的“奇幻岛”上。美丽的岛屿被散发着浓烟的工厂取代，农户们被逐出家园，各行各业，满身油污的工人们成为主角，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时间里，英国人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成为“世界工厂”，一度掌握了工业、航海、贸易等各行各业的霸权地位，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伦敦上空经久不散的黑烟，以及随后长时间的产业萧条，关于这些，英国人没有半点回避，而是真实的重现了历史。

　　“混乱不堪”的场景却演绎出一个完整的图案

　　此外，演员们明显的没经过正规训练，村姑四处逛牛羊满地跑……整个演出呈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气息。正如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自己的散文《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中所写道的：“人们如何能从这片混乱不堪的场景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案。”但博伊尔对奥威尔回答却是，混乱，这就是他想要的。

　　让不同政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价值观的人站在同一块舞台上演出，不回避历史的阴暗面，并把它定格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这的确是一种无比的宽容态度。看似玩世不恭的博伊尔却在不经意间，用这样一场演出对奥林匹克的宗旨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到最后，当7位少年合力点燃了象征所有参赛国的204个铜花瓣，当所有花瓣最终被汇聚成了奥运主火炬，博伊尔可以说已经将这种包容演绎到了极致。而当演出尾声，保罗·麦卡特尼用低缓的声音吟唱起《HeyJude》那熟悉的旋律，所有人的心都化了。

　　展现多样性的奥运，没有落下任何一个人

开幕式之前，导演丹尼·博伊尔花4个小时与参与的一万多名志愿者一一握手，以感谢他们支持与付出；开幕式手册整整五页印着志愿者的姓名，虽然字小如麻；引导员裙子印着落选志愿者的照片，与他们一起步入会场；500名奥运场馆建筑工人参与夹道迎接，见证圣火的到来。

　　向医护人员致敬——病床与护士展完善健康体系

英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是英国1948年创立的。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位英国公民，都享有免费医疗的权利。现场有600名来自于英国国家健康体系的医生和护士，320个病床上面都躺着可爱的年轻的孩子进入现场。英国人今天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感谢为国家健康体系做出贡献的医护人员。

　　纪念死难者——伦敦地铁爆炸案死难者

七年前的那一天，就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刚刚宣布伦敦获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的一天后，伦敦遭受到了历史上最恐惧和最悲伤的一刻。伦敦发生了至少7起爆炸案，其中包括6个地铁站和多辆巴士遭到了袭击，死亡人数最终被定格在56人，而受伤人数也超过了700人。本次奥运会对这些死难者表示了纪念，提醒人们记住历史。

　　向志愿者致敬——导演花4小时与参与表演的志愿者逐一握手

有1万多名志愿者参与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据参加表演的志愿者透露，在前两天彩排结束后，导演博伊尔专门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并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当时志愿者排起长队，和这位曾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拿下奥斯卡奖的导演握手并说上几句话。“他为人和蔼可亲，和我们逐一问好并表示感谢。”一位在开幕式中扮演矿工的志愿者说。

　　向建筑工人致敬——让奥运建设工人第一个迎火炬

　　当开幕式进入高潮时，建设奥运场馆的500名建筑工人代表一起来迎接火炬。他们为奥运会建设付出了许多劳动，值得人们尊敬，是他们的汗水与辛苦劳动让奥运会得以顺利进行。这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08年，你能看见这一幕吗？…

……

　　包容多样性，城市才能更和谐

　　一个是整齐划一的僵硬，另一个是千姿百态的生动

　　电影化的开幕式，加上电影导演的执导，让开幕式看似成了一部个人作品。张艺谋将北京开幕式变成了《英雄》，丹尼尔·博伊尔则将伦敦开幕式变成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幕式，那么一切都只是导演个人的文化审美。张艺谋崇拜权力精英化的英雄主义，丹尼尔热衷自由草根的平民路线。张艺谋的宏大叙事就是将人标准化，使人变为权力视觉中的点、线、面，以整齐划一的僵硬和“缩小”来制造视觉震撼；丹尼尔则相反，他偏好千姿百态的生动和“放大”，将人戏剧化，使人成为舞台的主宰。从某种程度上，前者更接近技术，而后者更接近艺术；吊诡的是，张艺谋的开幕式恰恰是想展示中国古老的艺术，正如丹尼尔想显示英国现代的技术一样。张艺谋将人变成了走线木偶和冷血机器，丹尼尔将冰冷机器变成了人。这体现了前者的紧张惶恐和后者的松弛自信。与丹尼尔相比，张艺谋无疑还沉迷在卓别林所讽刺的《摩登时代》。

但是，并不是一部个人作品那么简单。奥运开幕式这样一个卷帙浩繁的工程，其价值观是一国精英主流意识的体现。

　　包容多样性的伦敦城，才真正成为世界城市

　　伦敦人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越来越微妙，但是他们也会找到机会表达他们为自己生活在多样性的城市中而感觉良好。何为国际化都市，据说海外人口比例达至总人口15%以上，北京一直为此而努力着。伦敦，800万人口，海外族裔总计200万以上，200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在这座古老城市中说着300种语言。在伦敦，古老文化和维多利亚时代强盛的遗迹随处可见，但这只是浅表层的体会，每时每刻置身于此，我们仿佛穿行在有温度、有脉搏的人文长廊之中。

　　当然，多样性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与代价，不仅族裔和语言需要多样性，对于价值观多样性的尊崇才是核心。不能整齐划一，没有强大的行政一元化，大多数时候，奥运会的筹备会有一路颠簸之感。甚至，奥运大限当头，不同的工会趁火打劫般举行罢工，以显示各自行业有力量，这犹如有人用枪指着一个国家的头颅。经历大赛不算少，此类事情并非伦敦独有，法国航空也曾扼住98年世界杯赛的喉咙，悉尼人也不断地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对于奥运会的不满，但是所有的社会表达都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就是法律。

奥运之前，伦敦有恼人的罢工，有安保的丑闻，有票务的混乱，这是外来人的谈资，是伦敦实实在在的心痛，他们似乎习惯于此。一边喜迎盛会，一边会在头版头条深揭狠批安保丑闻中连带的官员子女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媒体独立忠实自己的使命，这个社会需要真实和公平的价值原则高于盛会来临的喜庆需要。没有这些，哪来的这顿饕殄大餐？

　　结语

有网友说，别去比较了，一国之力非要和人家一个城市相比，对他们太残忍了。其实，即便是一国PK一城，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赶不上伦敦人。

来源:中国雅虎评论频道·焦点关注

苏州市长一声吼：军队是打外敌的，不可以镇压老百姓

作者：顾志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之美，不仅美在园林，小桥流水人家，更多的美在人心。到过苏州的人，一般对苏州都有美好回忆。苏州的人，说话温和，做事也温和。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总体上都是这样，即使黑社会也不如其他地方嚣张。连我这个偏激的人，在苏州住久了，也有了改变。

历史上的苏州，也曾经十分黑暗，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乱。苏州地处江南，一直比较富庶，争权夺利十分白热化，地方豪强欺负老百姓，敲诈勒索家常便饭，老百姓苦不堪言。一个地方黑社会猖獗，离不开官府的庇护。豪强们大把大把的银子，买通了苏州上上下下的官员，这些官员把持苏州的政务，让多少曾经踌躇满志的知府铩羽而归。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灰溜溜的走人。苏州，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

十五贯里的明朝苏州知府况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派到苏州的。他到任后，一些老油条官员以为他一样可以操纵。头三天，无论是断案还是市政，况钟对他们言听计从。三天后，他召开干部大会，一一指出，哪些该否定的被肯定，哪些该肯定的被否定，将那些把持政务，肆意枉法的官员送上断头台，立下官威。同时，对黑社会进行狠狠的打击，减少民众不该负担的税负，苏州逐渐变得和谐。况钟把苏州治理的井井有条，朝廷屡次升迁他的官职，都被苏州人民拦下来了，一直死在苏州任上。他死的时候，除了书籍，身无长物，可谓清廉一生。

况钟死后，苏州各地为他建立祠堂，一直纪念他，苏州的城隍庙，也供奉着他的画像。可是，苏州的和谐，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没有制度保障，终究是人亡政息。随着明朝进入下行道，苏州和其他地方一样，吏治加速腐败。到了明朝末年，阉党魏忠贤专权，他的亲信遍布全国，搜刮民脂民膏，苏州也不能避免。

当时，苏州的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可是太监孙隆仗着魏忠贤的势力，不住加税，商户们赚的钱，还不够税负。1601年，在葛成领导下，苏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民众团结一心，狠狠打击了阉党的嚣张气焰，他们只杀作恶者，不伤及无辜，用今天的话说是有序斗争。江苏巡抚吓得手足无措，飞报朝廷委请已升任他职束装待行的苏州知府朱燮元平乱。这个即将离任的苏州市长一声吼“兵以御外寇者”，力排众议，坚决反对用兵镇压，稳妥地平息了事态。

兵以御外寇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军队，是国家的，是用来抵抗侵略者的，不可以镇压老百姓。朱市长深深知道：民众聚集请愿，只是希望解决税负高的问题，不是要推翻朝廷统治，属于改良范畴，给他们解决问题就好了，一味镇压，只会加深对立，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朝廷执政的合法性。

葛成挺身投案，要求免及他人。朱市长不仅反对用兵，并且竭力说服上级，不仅免去了葛成的死刑，而且尊重葛成的意见，不旁及一人。他敬佩葛成敢于担责，舍身取义的贤惠，将葛成改名为葛贤。这样的市长，千古难找呀，一个封建王朝的市长，喊出军队国家化，主要任务是抵御外敌，让多少位高权重的后人汗颜？

苏州的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众的奋起，有良心的官员的大公无私，同情，构成了苏州的抗暴斗争史。五人墓主人，金圣叹，林昭，苏州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不肯屈服，他们的身后，或远或近都有正直的苏州官员的影子，林昭的父亲就是曾经的吴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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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志坚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牛刀：公布住宅信息高房价立马崩溃

姜伟新肯定知道所有住宅信息，哪个家族在哪个城市有多少住宅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公布出来，将在中国社会引发大地震，世人皆瞠目结舌。如果不公布，那么，住建部就会成为第二个中纪委第二个监察部了，其职其责何其大也。

所以，公布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很显然，很多家族一两百套住宅是很普遍的。他们将成为中国这场圈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兴“地主”阶层，而很多白领和蓝领阶层将沦为他们的“长工”。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会促使中国社会的整体裂变。如果释放其他政策信息，比方说，征收高额的空置税，那么，抛盘潮将会喷涌而出，二手房将会断崖式下跌。

限购这玩意，很多人误解了。没有这玩意，中国房价泡沫就像日本那样，产生断崖式爆破。这种误解，导致一帮炒房客抄底进入寻死，不过，政府是不会负责任的，因为是炒房客自找的。据我们预计，在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库存中，今年的炒房客拼死杀入后，最多能帮开发商消化15%，567三个月大约消化10%，89两月是传统的淡季，没有什么成交量，1011两月还能消化最后的5%，随后，投机资金开始枯竭，像现在的股市差不多。

公布住宅信息，能否？

住宅信息联网终于没有下文，很显然与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无关。这个东西对中国房价来说，就是一个火药桶，随时会将泡沫引爆。很显然，无法轻易公布。但是，不公布也无法向公众交代，唯一能采取方法就是，拖后，拖到下一任政府再说。这一任不会再提了。

不提了，不等于没有这回事。姜伟新肯定知道所有住宅信息，哪个家族在哪个城市有多少住宅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公布出来，将在中国社会引发大地震，世人皆瞠目结舌。如果不公布，那么，住建部就会成为第二个中纪委第二个监察部了，其职其责何其大也。

所以，公布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很显然，很多家族一两百套住宅是很普遍的。他们将成为中国这场圈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兴“地主”阶层，而很多白领和蓝领阶层将沦为他们的“长工”。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会促使中国社会的整体裂变。如果释放其他政策信息，比方说，征收高额的空置税，那么，抛盘潮将会喷涌而出，二手房将会断崖式下跌。

怎么做都很难。这等于是一场变相的公务员财产登记制度，历史性的意义不可能低估。

大萧条将无情的绞杀房价泡沫。

所有历经房价泡沫的经济体，最后都逃不脱经济的大萧条，这是经济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道理很简单，

一是房价泡沫将要终结一切制造业的利润，并将促使这个经济体制造业大面积破产倒闭，因为房价上涨必然导致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传导到制造业上一是汇率损失，因为房价上涨，币值不稳导致央行货币政策时松时紧，而制造业投资收益周期较长需要货币政策有相对的稳定才能发展企业规模，而房地产恰恰是周期较短的行业，一旦泡沫泛起，央行首先要稳定楼市，将导致很多制造业无法应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打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兴通讯2012年上半年巨亏，一大半就来自汇率的损失。二是很多中小型制造业受制于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涨，而不得不破产倒闭，也就是说是被因房价上涨而带来的通胀的影响，因为房价泡沫必将引发恶性通胀。

二是房价泡沫必然带来过剩性危机。资金流向的属性决定，那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一旦房地产在政府的误导下将会产生巨大的资金吸附能力，导致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全面过剩。比方说钢材，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泛起后，国际铁矿石价格从46美元一吨迅速蹿上180美元一吨，截至2012年6月末，我国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达到9681万吨，环比上升96万吨，升幅为1%，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4万吨，增幅为3.9%。现在，国产铁矿石价格依然很高，而进口铁矿石已经跌破130美元。有消息说，美国制造业已经从中国、巴西、墨西哥等国撤回本土了39%，料明年将撤回60%，那时，美国本土钢材需求上涨，为降低成本，美元还将打压铁矿石价格，最低可探底46美元，而我们很多进口的铁矿石是160美元时存储的，我们的开采成本已经高企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的钢材价格在国际上将无法和美国竞争。其他相关行业大抵如此，都是全面过剩，而且，成本均很高。

三是房价泡沫带来城市家庭高负债，全面遏制了最有消费活力的群体的消费力，增大了遏制扩大消费的能量。不久前，我在微博和网友一起探讨房贷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时说，最恰当的比例是30%，如果绝大多数有房贷家庭房贷比例50%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是不健康的，超过60%将要毫无疑问发生经济危机。没想到的是，绝大多数网友都超过60%，有一个网友说他家超过了90%，平时钱不够用就找二老要，二老拿不出，就找女方二老，勉强撑到现在，可是，现在钱越来越难赚，加上物价又在上涨，钱就更不值钱，现在蔬菜价格稍微稳住了，现在大米又在涨，真不知未来究竟如何？

未来经济大萧条已经是注定的，钱越来越难赚，失业率会越来越高。因为中国没有几家像样的制造业，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难。

稳投资保增长之祸。

之所以没有回答那位网友，那就是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谁也不懂中国究竟要干啥。宝哥提出稳投资保增长，那就毫无疑问，中国还要发生恶性通胀，因为政府本没有钱，只能完全依赖印钞搞投资，加上银行烂账坏账都要靠印钞冲销，恶性通胀将不可避免。但是，克强副总理不时强调“调结构扩内需”。这两点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如果将来是“调结构扩内需”，那样首先要做的是刺破房价泡沫，才能激活内需。这样，公布住宅信息就会成为可能。

来源：凤凰播报

李贤政：薄谷开来杀人六问？

六问：薄熙来的夫人大名谷开来，是当年谷景生的女儿。现在名“薄谷开来”，是什么玄机？是不是薄谷开来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与薄瓜瓜早就移民国外？那么是不是说，薄熙来早就是中国臭名昭著的“裸官”典型？在重庆声高气盛的高唱《社会主义好》、《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薄熙来，其实早就做好移民的准备了。在中国，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

据新华社消息：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近日已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查查明，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与被告人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尼尔·伍德。

沉重搅动中国2012年政坛的薄熙来夫人“薄谷开来”杀人案，总算要水落石出了。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整个逻辑似乎是牵涉经济利益，威胁到薄瓜瓜的人生安全，薄谷开来爱子心切，不得己下此毒手。在此，笔者不禁有六个问题，与大家探讨：

一问：在今年两会期间，薄熙来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夫人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薄夫人才高八斗，是国际上知名的律师，在很多国际经济纠纷中，有过不俗的战绩。但是，为了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放下蒸蒸日上的律师事业，成为一个十足十的家庭主妇。所以，薄熙来说，他感到很内疚。今天的事实证明，这个家庭主妇很不一般，在为薄熙来扫地洗衣的同时，做着大生意。以至于与一个英国人发生了经济纠纷，最后不得不痛下杀手。薄熙来难道以当时堂堂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身份，公开撒谎？

二问：薄瓜瓜不是一个留学生吗，居然牵涉到经济利益中，难道是勤工俭学？即使是勤工俭学，也一定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去餐馆涮盘子洗洗碗什么的。是大生意，是见不得光的大生意。那么，薄瓜瓜究竟做的什么大生意？

三问：张晓军何人？据说是国家配给薄家的公务人员，不是薄家的家臣，薄家的仆人。就是这么一个身份，居然助纣为劣，成为杀害尼尔·伍德的帮凶。是听从命令，还是为了讨好薄家，抑或是牵涉重大的经济利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四问：薄熙来是王立军恩人，但是在面对薄熙来夫人杀人的事件上，却是如此较真，没有任何情义可言。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王立军身上有值得肯定的部分？

五问：薄谷开来是薄熙来的妻子，以薄熙来的身份地位，保证薄瓜瓜的安全，应该是一个小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成问题。那么，薄谷开来铤而走险，薄熙来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薄熙来不方便知道？

六问：薄熙来的夫人大名谷开来，是当年谷景生的女儿。现在名“薄谷开来”，是什么玄机？是不是薄谷开来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与薄瓜瓜早就移民国外？那么是不是说，薄熙来早就是中国臭名昭著的“裸官”典型？在重庆声高气盛的高唱《社会主义好》、《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薄熙来，其实早就做好移民的准备了。在中国，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

可以预见，随着薄谷开来杀人一案的公开审判，很多真相会大白天下。本人的以上六问，想来也会得到答案。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本文作者：李贤政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薄熙来一定回不来了！

——有感于最近某些消息说“我还会回来的！”

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民意路线逐渐取代传统民意路线之后，薄熙来就注定回不来了——最近在博客中国里，有人转载薄熙来消息，说他对着日本媒体的面说“我还会回来的！”尽管他这么大言不惭，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传统的民意模式已经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了，已经不再是主流方式了，而“新的”模式已经在“燎原之势”了。

这个新的模式，也是真正考验某组织的时候了！

王*薄事件发生以后，对此事件分析比较多的，估计我是其中之一。当然，在所有分析问题的文章里，95%以上的资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其余的部分，则多是在大陆网络上看到的——由众多持自由、民主的国民转载的消息。

在这些主要由中共自己报道的消息里，本人基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法和宏观社会学研究法，得出了众多结论，即先前所写的众多系列。就那些文章而言，众多内容，即便是早在3月份时期写的，到现在，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和重新认识的。

王*勃事件发生以后，一些自由人士比较乐观，比较寄望，比较看好未来。然而，最近众多的事态发展，都没有沿着既定的轨迹前进，而民众对此的反映，却已经不断地流露出来了。

就自己而言，无论是王*勃事件发生前，还是发生后，都是一以贯之的态度，即自己坚持的“不寄望、不看好”。不管是谁，在国民没有觉醒、没有自己参与为权利而斗争之前，希望由他人来主导着这个固定或定型的特色社会转型，都是很难以想象的。

然而，我们在最近也看到了众多的希望，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广东中山事件、稍后的天津蓟县事件、稍后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西吉安的反对污染事件....等，他们的偶然性之中，其实是必然性。而在这些必然的事件中，我们又看到了另外的希望——大多数80后、90后的新生一代，他们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意”思想意识。这些新成长的人，他们知道了自由、民主的可贵，知道只有用自由、民主来改变现实社会，而不再是传统的“民意”路线。换言之，最近发生的几大事件，已经宣布中共最近10年来试图挽救的民意路线失败，而最具代表性的薄熙来民意模式亦遭到了破产。

由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新民意路线，已经在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并且扎下来根，而某方在一定时期内是否能够更上步伐，就必然成为它的命运选择了。

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民意路线逐渐取代传统民意路线之后，薄熙来就注定回不来了——最近在博客中国里，有人转载薄熙来消息，说他对着日本媒体的面说“我还会回来的！”尽管他这么大言不惭，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传统的民意模式已经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了，已经不再是主流方式了，而“新的”模式已经在“燎原之势”了。

这个新的模式，也是真正考验某组织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圣贤之源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宪章论坛

王德邦：中国“平权运动”初探

面对中国社会时下每年二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各种不公不义不法横行，中国平权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权利失衡的救济，是引导中国脱出泥沼的渡桥。中国政治改革近年来呼声不断，但由于其缺乏具体内容而流于形式与口号，以致在社会中找不到着力点，无法真正落地开花。而要想摆脱政改这种虚空的口号，呼应社会平权诉求，将平权运动纳入政改范畴，就是使政改获得动力与生命的有效途径。若能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才真正扬起了远航的风帆。

其一、各权利之间的平权运动。

其二、所有制上个人（私人）、集体与全民（国有）属性中的平权运动。

其三、农民与城镇居民身份上的平权运动。

其四、民族问题上的平权运动。

其五、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

近年来中国维权大潮中涌动着一股平权激流，这就是追求权利平等，反对在地域、属性、性别、种族等等方面存在的歧视，努力从政策、法律上消除各种不公、不平的现象的平权运动。平权运动中的追求权利平等具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社会中每个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平等的，无论是总统还是乞丐，在公民权利上没有多少与高低之别；其二、人类已经认识到的公民的权利本身，各种权利之间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一种权利而损害另一种权利，不能以某种权利的强调而压制其他的权利，如不能以生存权或发展权来压制公民的言论、信仰、选举、参政、议政等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权利平等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有着集中的反映。《世界人权宣言》开篇第一句即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同时《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可见世界各不同地域、各不同国家中的公民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即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同时，《人权捍卫者宣言》中也明确规定：“重申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均为普遍、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并互相关联，应在不影响其中每一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予以促进和落实”，这就强调了人权的不可分割，即各项权利之间是相互依存并相互关联，要求"在不影响其中每一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予以促进和落实"即不能强调某项权利而忽视甚至压制其他权利。由此我们看到，社会平权运动有着深厚的人权与法理根基，是立足于人类历史积累的共同成果，是依据人类共同认识与遵行的人权准则的。

平权运动作为一项社会运动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最早是在教育领域反对白人与黑人隔离上学的制度，即教育平权运动。虽然美国教育平权运动的法律渊源可追溯到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中的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一款中的“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但真正引起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应该是肯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后，布朗夫妇遂根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结果，地区法院以“隔离但平等”原则为依据，判决布朗夫妇败诉。1954年，布朗夫妇仍以同样理由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这一案件所涉及的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在有形条件方面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公立学校，采取“平等但隔离”原则很显然有碍于公立学校的教育，不利于保护儿童的平等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裁决：“在公立教育领域中，‘隔离但平等’的理论没有立足之地，隔离的教育设施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认为，原告们以及这些诉讼所涉及的其他与原告们处于相同境遇的人们，由于他们所控告的种族隔离的原因，被剥夺了联邦宪法第14条赋予的法律平等保护权利。这一结论已使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种族隔离是否还违反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法定程序条款的问题。我们现在宣布，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反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的。在公立教育制度中，1896年以来实行的只讲‘政治平等’，不讲‘社会平等’的原则是不存在的。”

其后美国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发展推广到美国黑人反隔离与歧视运动、妇女反歧视要平等运动，即从教育平等，到种族平等，到性别平等。后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等情形下，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女性、病患者等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再后来美国还出现了同性恋反歧视的平权运动。通过这一系列在不同时期不同重点诉求的反歧视行动，形成了波及美国社会各领域的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平权运动。

应该说平权运动在世界各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对人权的保护进程而以不同的形式涌现着，中国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就包含着许多对权利平等诉求的平权运动。现简单列举如下几个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且需要持久努力的平权运动。

其一、各权利之间的平权运动。中国长期以来强调所谓生存权与发展权，甚至将生存与发展奉为首要人权，以致忽略甚至压制其他权利。这种被一些人形象地称为“猪权理论”的逻辑，必然演化成社会的唯GDP论，出现了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只讲经济改革，不讲政治改革的掠夺式发展。围绕“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房屋可以强拆，土地可以强征，矿产可以强开，各种违背自然规律及无视技术水平的大项目（如水电、高铁）可以强上，环境可以污染，同时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效率，可以无视公民的参政、议政、知情、监督等等权利，可以剥夺公民言论、信仰、结社、集会等等自由。在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生存与发展权下，无视甚至扼杀其他人权，这样使中国社会日益深陷贫富分化、资源枯竭、环境毁坏、道德崩溃、法制松驰、社会失序的泥淖中。这种权利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起来争取各种平等权利，以使社会走出危机而迈上平稳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之路。这种争取各项人权平等保护与平行发展的努力，就是中国当下维权运动中的平权主流。

其二、所有制上个人（私人）、集体与全民（国有）属性中的平权运动。中共建政以来在所有制上划分了个人（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全民（国家）所有制，社会资源与财富相应被归类于个人、集体或全民。虽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这种所有制形式被外资、股份等等形式所打破，但目前中国社会事实上仍然主要以这三种所有制为存在形式。由于这种所有制的划分，历史中对个人（私人）所有制在权利上存在严重歧视，如对个体工商改造，“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口号与运动就是见证。在这些以消灭个体（私人）所有制为目的的运动下，私人所有不仅得不到与集体和全民所有权利上的同等地位，而且私人所有还常常成为在各种运动中受迫害的罪由，曾经的诸多法律法规中对私有财产甚至不予承认，自然私人所有也得不到与集体和全民所有财产的同等保护。这种歧视虽然随着经济改革而有所改变，但至今远没有到平等的地位。以中国土地制度而言，严格地说中国土地至今没有承认有私人所有，这样中国国民在自己的国家都只能是租住、借住的暂住人口。中国虽然有宅基地的名词，但事实上宅基地被归类于集体土地之列，并且城镇居民还取消了宅基地，只有农民可以保留并在法律上不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在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上，两种不同属性的土地权利轻重也是极其不一样的，这由近年来日益争执激烈且引起社会诸多矛盾冲突的“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可见一斑。同样是房，集体土地上所盖的房就被称之“小产权房”，或叫“无产权房”，是不能上市，不被法律承认，甚至公开被指斥为违法的房子，以致经常遭到权力支持下的强拆、推毁，从而导致大批房主无家可归，甚至家破人亡。在这个国家，只有国有土地上盖房才是合法的，才能上市，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看来，集体土地权利根本不属于集体所有，它相对于国有土地是受到严重歧视的。由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权利极度不平等，可以管窥中国社会个人、集体与全民所有制权利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制造着社会普遍的不公、不法与不义。近年来全国此伏彼起的维权中，捍卫宅基地、捍卫集体土地的权利的根本问题就是个要求享有与国有土地平等权利的问题。事实上2011年影响巨大的广东乌坎事件，本质上也可归结为追求真正落实集体土地权利归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平权事件。

其三、农民与城镇居民身份上的平权运动。中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分割成农民与城镇居民两种不同身份，附带于两种不同身份的诸多社会政策、法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如招工、当兵、就业、福利、医疗、保险等等均有着对农民的严重不公，甚至居民与农民事故死亡中曾经的法定赔偿价码（农民最高6万，居民最高20万）都有巨大差别。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不平等权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各种对这些不平等的反抗不断涌现，近年来，一些严重造成社会不平的政策法规在各方推动下才逐渐作出调整，如选举人大代表上实现了农民与居民的平等投票权，在生命赔偿上也实现了农民与居民的等价。当然在社会医疗保险及福利上，农民与居民还存在诸多权利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正是近年来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所在，而追求农民与居民平等是中国近年来平权运动中涉及人数广、影响社会深的一场运动，必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不断推进。

其四、民族问题上的平权运动。民族问题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生活习惯、情感等等因素，但在这些因素中，权利平等显然是更根本的东西。事实上，从历史来看，世界各国的民族问题都内含着追求权利平等的问题。一个民族之所以产生对另一个民族的意见乃至仇恨，无非是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自己民族没有处于与另一民族平等的地位，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一个民族起来抗争，无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虽然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时期表现于或者是信仰，或者是资源，或者是生活习惯方面，但无论精神的信仰与物质的资源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权利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所以，民族冲突中的实质也是追求权利平等的一种平权运动，而解开民族问题的钥匙也应该是使民族间真正实现权利平等。

其五、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由于户籍制度，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类同于美国当年黑人与白人分开上学的隔离现实，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就是这种隔离制度的实证，那种从收费到入学各种限制，就是人为制造这种分离的藩篱。当然，中国教育领域权利的不平等，还不仅仅表现于这种制度性导致的分离上学上，各省市不同的教育考试升学录取制度，使孩子根本无法离开户籍所在地上学，因为义务教育之外的高中阶段，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省市根本不让外地学生上，更从政策上不许外地学生参加当地的高考录取。这种从求学到考试上的权利不平等，制造着社会的不公，已经引起社会诸多矛盾。近年来北京一大批家长不断联合抗议，要求给予在京的外地子弟以平等上学与考试权的斗争，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教育平权运动。

应该说中国社会的权利不平等充斥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导致这种权利不平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的意识与制度。从人类历史来看，人权意识的确立及其保护必须是法治的社会，而一个封建专制的人治社会是不可能有权利平等的。中外历史发展事实也一再证明，一个现代权利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畸形的、矛盾重重的、各种冲突动荡与灾难不断的社会，这种社会不可能持续发展，这种社会的人民不可能得到幸福，这种国家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赖与尊重，这种国家必然沦陷在权利失衡的内忧外患的交困中。

面对中国社会时下每年二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各种不公不义不法横行，中国平权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权利失衡的救济，是引导中国脱出泥沼的渡桥。中国政治改革近年来呼声不断，但由于其缺乏具体内容而流于形式与口号，以致在社会中找不到着力点，无法真正落地开花。而要想摆脱政改这种虚空的口号，呼应社会平权诉求，将平权运动纳入政改范畴，就是使政改获得动力与生命的有效途径。若能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才真正扬起了远航的风帆。

本文作者：王德邦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张思之谈小河案：律师之间“互相照耀”

诸位不要小看了贵州这个案件，中央派了督导组，最高法院也派了一个刑庭庭长亲自坐镇。您想，如果不是把律师视为敌对势力，这两种做法根本没有必要产生，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特别是后一种！

　　来的路上，王令跟我探讨了一下贵州的案子，这个案子，我确实不了解具体的细节情况，只是知道个轮廓，但是根据我现在知道的一些事情，总会有一些想法。

　　第一点，诸位不要小看了贵州这个案件，中央派了督导组，最高法院也派了一个刑庭庭长亲自坐镇。您想，如果不是把律师视为敌对势力，这两种做法根本没有必要产生，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特别是后一种，后一种情况诸位我是领教过的，1988年大兴安岭案子的时候，当时最高法院只有一个刑庭的庭长，名字咱们就隐瞒了吧，这个庭长亲自在那里坐镇。坐镇干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在那里还有几个学生，由于我们在那里的表现据说还算良好，得到群众的爱护，所以很多人给我们递情况说他们的内幕，这位庭长每天晚上开会研究如何对付张律师，你是最高法院啊，我的天老爷！这层，咱们先不管他，我现在想，如果我是胡温，我们中央绝对不参与这种具体案子，还派个督导组去督导，我宁可现在派个督导组来督察一下前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这次所谓大水事件（7·21北京暴雨）中有没有责任，我查查这个，该不该查，该查。绝对该查！是不是？你搞几个律师干什么呢？无非就是说几句话吗，是不是？而且我们怂了，退了，还不行吗？拿我们当敌人来看待，这对我们律师制度，我认为是个致命的东西。所以诸位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无论如何不要就当局包括法院、司法厅局在内，他们对律师的种种措施，给予善良的愿望，没有！昨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陪了几个人上了马路上的天桥，从天桥往下看，人流滚滚，当时我就想，如果说作为一个执政者，看见那么多的人，可满脑子都是内外敌对势力在这里勾结，满脑子都是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还可能有和谐吗？完全是阶级斗争，你讲的和谐还存在吗？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律师的人，还是随时要准备着人家会收拾我们，会取缔我们，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你退庭了这个那个的（注：前面有话题讨论过律师退庭问题），他就是要收拾你了，不关“退庭”与否，这是我考虑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特别赞赏我们贵州当地的律师，为什么？诸位肯定比我了解的清楚，在诉讼的进程当中，法院通过手段，把有些原来当事人聘请的律师给辞退了，要相信我这是法院干的，因为我领教多了，他们取缔我的次数太多了，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取缔过我的资格，我要讲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于把律师取缔了，而在于他们换上来的指定律师，诸位，无一例外的也根据案情做了无罪辩护。哇，太精彩了！我觉得贵州律师太精彩了。他们受的压力多大，绝对比外地的一些律师大啊，他在当地啊，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想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你，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顶着，无罪就是无罪，可敬！可敬！通过这一层，我对我们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很高的希望。

　　第三点，我对我们这次整个贵州参与讼案的律师，不叫律师团吧，我坐在这里想了半天，叫什么？叫“没有组织的组织合力”行不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力量，既然已经形成力量了，就要考虑一个问题，考虑什么问题？我想起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柯蓝，现在不知道怎么突然不见了，（现场：柯蓝去世了。张：什么时候？现场：两三年吧。张：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啊？现场：好像过去偶尔还有消息，登过一个报纸，内部刊物好像登过。张：他的诗作怎么一直也没有了？现场：诗作还有。张：有吗？现场：有。张：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我读书少，但是他四十年代末写了一首诗叫《望星空》，这首诗我觉得对我来讲虽不能说是种震撼，至少应当说大有启发，其中我最欣赏他说：“同志与同志之间，是星光与星光之间，不是互相挤压，而是互相照耀。”讲的太好了。我就想，我们这次贵州这几十个人，尽管可能光度有明有暗（指星光亮度），有大有小，或者我们把话讲俗了，可能有互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归根结底，在办这个案子上，他们是做到了互相照耀，这很可爱，而这点我觉得应该能做为我们律师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律师，千万不要互相之间斤斤计较这样那样的，我们的力量本来就不是那么很壮，是不是？我们自己再削减削弱自己，恐怕就有问题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我们二十几个律师，能够在大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起到照耀的作用，了不起，固然我经过的见过的黑暗讼事太多，但是像贵州这么黑的，黑到不能再黑的案子，也还不是太多，这个案子太黑了，实在是太黑了，经过我们几十个律师的艰苦努力，毕竟透露出了点春光秋色，是不是？为什么是秋色？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成果，不能说一点成果也没有。你不要看坚持他是黑，还要判他15年，你不要看那个，不管怎么说，你把第二被告改成无罪了！我不认为这是哪个方面单方努力结果，但是，律师毕竟居第一线，所以这点成果还是很可以讲讲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律师尽到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会给当前的黑暗透出一点点的光明，前途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点，我不知道诸位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是那么好事的人，我真的不好事，但是这次搞的顾问团呢，承蒙贺教授他们错爱，要把我拉进来，我的态度还算积极，为什么？因为我对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组织有些想法。第一，我觉得它标志着我们法学界、我们法律人中，毕竟还有不少的人，既不愿意做帮闲更不愿意做帮凶，而愿意做老百姓的朋友，愿意做我们律师的战友，愿意在这里起一定的作用。第二，我觉得它证明着我们的学人，能够把他的神圣使命跟平凡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互相交流，这点是很可爱的，我不是看不起我们学者，我们这些学者学问很深，但是能够做到与平凡工作相结合并不那么容易。但是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发挥作用了，我觉得很可贵的。第三，它证明了我们的学人敢于对公权力滥用职权说“不”的精神力量。那么我说一个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样的顾问团不要因此案结束而完成它的使命，做下去！！！做下去！！！！这个案子完了以后要做下去！！！！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做！（注：贺卫方：叫中国司法观察，张：不，中国律师观察可以啊，我观察律师可以吧，我观察我自己，你管得着吗你？贺卫方：我不管我不管……）

最后呢，还是忍不住讲讲这个闹（注：高院领导说闹庭一事）。这个本来啊，我不愿意讲这个事情，我不是因为人家是最高院副院长我不愿意讲，而是人家不在场，我说三道四的，不是那么合适。可是我觉得他太过分了，因此我还是要唠他两句，他讲不良律师，不良律师闹法庭，是吧？一听这个，我首先我就想，四川人不讲热闹，讲什么呢？讲“闹热”，越闹越热，贵州这案子也是，如果经过一闹就热了，有什么不可以？其次，你讲不良律师闹法庭，闹法庭不行，闹洞房可不可以？咱们闹元宵行不行？是不是？闹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你法官可以那样子胡闹，你驱逐律师，你当庭公然搜查律师，这不是胡闹，不是“闹庭”？你们胡闹都可以，我们轻轻地反对一下，（贺卫方：我们幽默了一把。）那又怎么了呢？所以，宋祁有名句：“红杏出头春意闹”，王国维评价多高啊，说：“着一闹字，境界全出”。我律师一闹，贵州这案子如果能达到正确解决的境界，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我该不该闹？我认为：第一，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你所谓的闹。第二，我们有些做法法官不舒服，但我们做得该不该？我说，该！绝对该！没有过分！问题是你法官太过火了！彻头彻尾地违法！这个案子，我们打个比喻，是个协奏曲的话，律师不参加你的协奏，可不可以？我们律师自己搞我们的大合唱可不可以？我不跟你唱在一块了，对不对？绝对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归根结底，不要那样子来歧视我们，我们稍微有点作为，就好像是大逆不道似的！这个闹字，暗含杀机，是想给压迫律师或者镇压律师提供条件的，不要小瞧的，司法部对这个闹字会很有兴趣。不管他们怎么想，我的中心意思是，我们该怎么干怎么干，在依法前提下，我们该怎么闹怎么闹，三个字：闹——定——了！！！

（根据录音整理，发言人已审阅）

＊  张思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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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孙国栋博客

秦晖：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木然：也谈维稳的目的

维稳的根本目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这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任何维稳都会破坏稳定，都会破坏社会和谐，都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离开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维稳就成了真正的维腐，维稳就会失去民心。

维稳的新举措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让社会具有主动对公权进行制约的能力。因此，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改革。这种改革使维稳没有必要，因为公民会自我维稳。那些民主国家，是不需要维稳的。

　　本人在几年前就有一博文《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观点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在其后有诸多文章强调了维权的重要性，虽然内容不同，但核心权点是强调维权。现在《人民日报》又一有篇文章谈及维稳的问题，看完之后觉得仍有进一步说的必要。

　　人民日报最近刊文《维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利益》，文中说：“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值得肯定的是，《人民日报》这段话是理性的声音，也是对维稳的价值理念的思考与校正，其积极意义值得称赞。但《人民日报》维稳的这篇文章仍须继续做下去，做成大文章，做成取得共识的大文章。这不但是理论本身的要求，更是实践的要求。维稳的实践表明，传统的维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维稳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加剧。维稳并没有使群体性事件减少，反而使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维稳不但使上访的民众减少，反而使上访的人在增加。维稳不但使民众的怨气减少，反而对权力的仇恨情绪增加。维稳不但没使政权合法性得分，反而使政权合法性失分。维稳不但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反而降低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度。人们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与《人民日报》观点不同的是维稳的目的。从逻辑来看，如果维稳的目的是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那么暴力维稳仍然是其首要选项，尤其是在维稳思维的支配下。在现代社会，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具有一致性才是正义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具有非正义性。目的支配手段，目的的合理性也需要手段的合理性，手段的合理性就是手段的选择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道德、符合人权观念。暴力维稳却可能而事实就是离开了宪法、法律、道德、人权。从历史上看，无论权力做什么，都会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现，而实际上或者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是因为统治者的个人利益需要。这些需要披上了人民根本利益的面纱，用以证明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正当性。

　　进一步说，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抽象的，宽泛的，甚至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实际上表明的是个人利益、个人权利无小事。个人利益才是真实的，个人利益才是根本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为本，离开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根本利益是不存在的。个人利益是真实的根本的，这表明个人权利是真实的根本的。也就是说，维稳的目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除非相应的补偿根本上弥补了个人损失，即使如此，个人权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用根本利益取代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增加的不是根本利益，而是有关部门的既得利益，保护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有关部门权力非法的、非理性的扩张。而且用根本利益代替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及腐败。

　　维稳的根本目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这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任何维稳都会破坏稳定，都会破坏社会和谐，都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离开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维稳就成了真正的维腐，维稳就会失去民心。

　　回到《人民日报》上来，《人民日报》的这段话有三个词，第一个是秩序，第二个是公正，第三个是守法。那么，问题就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分析。

　　秩序是一个什么秩序？《人民日报》在这里用的秩序很显然主要是指宪法秩序和法律秩序，宪法秩序或法律秩序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其基本的内容是不会变的，即宪法和法律秩序约束所有的权力，使所有的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组织、政党、社会团体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同时宪法和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公民的所有权利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受权力侵犯。现在的维稳本来应该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维稳，而不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秩序之上的维稳，离开了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维稳，只是权宜之计的维稳，而不是永久性地维稳。

　　从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来看，维稳就是在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这中进行的，官员的意志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一个官员一种意志，一个官员一种维稳的思路，这种维稳思路不但是权宜之计的维稳，更是既得利益的维稳，政绩的维稳，官员位置的维稳。在这种维稳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使公民权利遭到公然践踏和破坏。

　　既得利益的维稳自然缺少公正。这种不公正使得富者越来越富，使得穷者失去尊严，更为重要的是，穷者在失去尊严的同时失去了平等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对工作、对生活、对人生、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被抛弃的人。罗尔斯说：“缺乏长远的安全感和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机会与求职机会，不仅会伤害公民的自尊，而且会伤害他们的社会成员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被社会收留的人。这会导致他们的自我憎恶、痛苦和愤恨。”这种“憎恶、痛苦和愤恨”如果内向于自我，并没有破坏性，如果外向于社会，那么破坏性就极强，人们平常所说的反社会行为就是“憎恶、痛苦和愤恨”外向宣泄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的维稳，只会给这个群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也会使这个群体对社会充满着报复心态和反社会行为。

　　没有公正，民众自然就不会守法。没有公正，维稳者更不会守法。没有公正，公共权力与民众会就会在宪法和法律之外寻求解决之道。对于官员来说，求助暴力维稳、警察维稳、城管维稳甚至黑社会维稳成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稳的思维就是暴力维稳思维。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不再相信法律、不再相信正义、不再相信社会基本规则，他们选择黑社会来保障自己的公民权利，选择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非法维稳的模式下，维稳者视公民为敌对势力或者刁民，民众视维稳者为贼寇。二者互相敌视，互相敌对、互不信任，从而导致政治合作的体系崩溃。

维稳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必须采取维稳新举措，《人民日报》在开阔新思路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但维稳的新举措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让社会具有主动对公权进行制约的能力。因此，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改革。这种改革使维稳没有必要，因为公民会自我维稳。那些民主国家，是不需要维稳的。

来源:共识网

转自博讯：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官员犯罪的演讲

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

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来源：华夏快递作者：贺卫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本文来源：华夏快递

尤德才：民主宪政最符合人性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辛亥革命至今，中国一直面临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领袖和党的权威往往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法律和宪法往往成为领袖和党的“附庸”，破坏民主法治和宪政，从而产生特权腐败。

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主要原因。本人认为，在于缺乏民主。民主与宪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民主宪政理论最符合人性，提倡人性善，更重视人性恶，偏向人性恶的理论。特别是针对党派、有权势官员而不是普通民众的。认为一旦取得权力，以权谋私的冲动要远远大于他为公众服务的冲动。不相信任何党派、官员有权势之后，会日理万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变得崇高。只有重视人性恶，才能防止权力失控造成社会失序，防止“治乱循环的社会周期率”出现。

　　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打上了人的印记，有什么样的关于人的本质看法，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理论，相应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手段。一切政体与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应符合人性和天道，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违背人性的制度和政体不可能持久。例如，去做人们根本或很难做到的事情，或煽动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仇恨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王败寇，强权为公理的丛林法则哲学，扩散恶的东西如仇恨、暴力倾向、非理性、残忍。结果就是良知与理性，德性、悟性与人性的丧失，天、地、人秩序的混乱的开始。造就只问立场，不讲是非的偏执狂，摧残了人们辨别是非能力，缺乏思想、缺乏独立精神等。弃善扬恶，道德沦丧、放纵权力，公权力失控、造就专权，产生腐败。最终导致社会失序，走向崩溃。

　　例如，性善说在中国历史中起主别导地位，有“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为尧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一类之说，把人性设想得那么理想，调子调得那么高，弦必定要断的，结局比“曲高和寡”更严重。你按君子圣人的标准要求一个凡夫俗子，他们能受得了吗？在舆论等压力下，他们无力拒绝，便只好在表面上接受而暗地越轨，凡人都有“私欲”。于是问题就出来，培育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但暗地干的是男盗女娼之事的虚伪之辈。出现“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叹息等是非混淆的人和事也就不足为奇。

　　你常会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因贪污腐败被抓的官员忏悔说：缺少学习，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等。似乎多学习，就不会腐败；西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会允许政府官员腐败，令人哭笑不得。基于人性善就会缺乏互相制约的体制，讲道德太多，讲理性太少，缺乏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从性恶论出发，虽然导致暂时的法治社会，但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也会失去活力。最极端时候就会产生否定人性，导致如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否认自私的正当性，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社会闹剧。元朝用蛮横的统治方式来管理中原，结果很快就失败了。秦朝空前的强大，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集权专制、思想专制，对老百姓的控制可谓严格，十家共用一把菜刀，可最后还是崩溃了。也就是说，对人的本质看法错了，那么理论上论证多么严密，其理论和相应管理制度、结构和方法就难以奏效，甚至根本不能有效。

　　人的本质是善或恶众说纷纭，孟子的“性善说”；“荀子”“性恶说”；告子“性无善也无恶”；基督教“原罪说”，这种观点接近性恶说；佛学认为生命中是善恶并存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与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孔子不言“人性”等。

　　本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复杂的，所谓善或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善恶并存，就是毒草也可肥田。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恶可以互相转化，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传统，地理，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有形或无形要素)变化相互作用而变化的。

　　如人的欲望，西方人认为，欲望是满足的源泉，激发进取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欲望是善。但佛学、印度哲学则认为，欲望是挫折和烦恼的根源，欲望是恶。其实，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满足和挫折也是自然的事。欲望本身无所谓善和恶，说欲望是善或恶是有条件的。如果从事物发展方面看，欲望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事物发展，是谓善。但欲望也隐藏人们之间的对立抗争，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倾向，即善有恶。如果由于自身状况变化和环境变化，使欲望放纵，造成人们的对立抗争爆发，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或欲望不能实现，造成挫折和烦恼，欲望由善变恶，是谓恶。

　　所以善恶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而变化的。

　　虽然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很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破坏人与人之间及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人性离恶很近，离善很远，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学坏容易学好难。说明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不仅要提倡人性善，更要重视人性恶，建立相互制约的民主宪政社会，社会才能和稳定，长治久安。否则会南辕北辙――中国历史经验便是明证。

　　因为，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而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了，人的善恶不可能不变。人治只能保证一定时期的和谐稳定，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能避免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意志的善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而变化，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带来灾难。

　　但是，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辛亥革命至今，中国一直面临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领袖和党的权威往往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法律和宪法往往成为领袖和党的“附庸”，破坏民主法治和宪政，从而产生特权腐败。

　　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主要原因。本人认为，在于缺乏民主。民主与宪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例如：中国缺的不是法律法规，我们法律法规早已成为体系。我们缺的是民主，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缺乏民主，权力就会冲破牢笼，法律条款就成为摆设。甚至，法律法规成为繁文缛节，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受害常常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

　　美国华盛顿市市长今年4月11日，因在国会山庄前抗议共和、民主两党对2011财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侵犯了华盛顿选民的权利而被捕。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警方指控他们违反影响交通游行法。在警察眼里，市长与普通公民没什么区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违规，就逮捕谁。警察机关相互独立只须对司法部负责，不属于任何政党和个人。迫使任何政党和官员不敢违法乱纪，平民百姓也自然不敢违法，社会风气能不好吗？上行下效，久而久之，民众自然也会遵纪守法，公民素质也自然而然地提高，和谐社会由此而生。在成熟民主国家里，很难出现飞扬跋扈的我爸是李刚；很难出现“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口头不如字头”（黑头指法律文字是黑，红头指中央文件，口头是领导的口头指示，字头是领导交办事情的批示）现象。

　　由此可见，民主与宪政是相辅相成，民主中有宪政，宪政中有民主，才能防止以任何方式掩盖宪法的实质。成熟的民主国家必定宪政法治国家，国民守法的公民意识也较强，国家的社会较为和谐，政府较为廉洁奉公，以及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的原因。比利时创纪录无政府500多天，但社会秩序却优于许多国家，民主宪政出道德、素质、法制、公民、和谐。

　　民主宪政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法治等人性善，更重视人性恶，权力相互制约。成熟的民主宪政社会，民众不可任性，政府不可任意。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权力都是有限的，政党、领导人、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因为遵守契约而彼此信任，没有厚此薄彼，没有走捷径，社会公平度高，社会互信度高。不用怕秋后算帐，怕人人过关而过不了关，大家只靠契约而不需要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社会成本大幅度降低。有利于宽容礼让，讲理，彼此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极大有利于人民心智和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和谐稳定。比利时创纪录无政府500多天，但社会秩序却优于许多国家，民主宪政出道德、素质、法制、公民、和谐。

　　总之，民主宪政理论最符合人性，提倡人性善，更重视人性恶，偏向人性恶的理论。特别是针对党派、有权势官员而不是普通民众的。认为一旦取得权力，以权谋私的冲动要远远大于他为公众服务的冲动。不相信任何党派、官员有权势之后，会日理万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变得崇高。美国布总统演说的时候，没有说他是如何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而是说真正的政治是把政治家关在笼子里的政治，他是在笼子里给大家演说，把政治家当猴让人民看猴耍。只有重视人性恶，才能防止权力失控造成社会失序，防止“治乱循环的社会周期率”出现。

来源:共识网

左春和：爱国贼，你为何还不去战斗？

一去夺回外蒙古。

二去夺回江心坡。

三去夺回长白山。

四去夺回部分西沙群岛、部分老山。

五去夺回部分喜马拉雅山。

六是夺回坎巨提地区。

七是夺回外兴地区和乌东地区。

如果国家不能善待每一个公民，地大有何用，物博又与我何干，悠久的历史又如何能保证权利和生命？当公民的房屋正遭强拆，公民被失踪，公民的权利和生命被践踏之时，爱国贼们站在道德和大义的制高点上，把中小学课本中吸来的那点儿革命鸡血，要慷慨喷洒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了，这又算是特色国度所生产的千古奇谈吧。

　　为了几块在大海中浮出的礁石，有爱国华人在纽约日本使馆举着小红旗，喊着口号前进行抗议。还有民间爱国者头缠白布条，自费划船去钓鱼岛上宣布主权，结果被截回来遭到当地维稳部门痛打。茅于轼老先生说，那么几个小地方，没有人居住，也没税收，总是几个政治家在扯来扯去，将无辜小民们卷进去是没有必要的。茅老的大实话马上就遭到爱国贼们的围攻，竞有自称女初中生的要与茅老在朝阳公园门口约架。

　　其实，为这几块礁石吵闹，像是在争夺梦中的财产。我们大部分人的祖祖辈辈根本没见过这几块礁石，更未听说过什么钓岛鸟岛的。只知道祖上传下来的一些养家糊口的土地被无端没收了，有的房屋也被拆迁了。之所以活下来，不是靠的这几块石头，完全是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和蔬菜。在风雨沧桑中能够坚持下来，靠的不是什么大词和大义，完全是邻居和族亲。可以说，这几块飘在海上的石头，正如茅老说的那样，与我们这些草民没有他娘的半点儿关系。

　　再说了，以我看，自然资源属于全人类，谁能善待它，它就属于谁。如果是谁先占有就属于谁的话，那为什么无条件地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然后还把他们一个个残酷地迫害致死？我奶奶至死想不通这些事，那一代人都至死想不通这样的事，也是我至今仍然无法想通的事。过去在无奈中想通了的人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想不通了。

　　今天这些热血慷慨的爱国贼，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能善待，或者连活生生的人，比如钱云会、唐福珍的被害之死都毫不动心，怎么会有如此大义去保卫领土。谁能知道他们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主义的药。北京遭遇水灾，各路小民都在全力互救，那些身披爱国大词的人，一个在飞机上往下拍照，要让人看看他拥有的在飞机上拍照的特权，并对云层下正在发生的灾难诗兴大发；一个挽起裤腿，在水中玩起童年游戏，把灾难视作风景；一个却幸灾乐祸地说：“孔和尚出门看热闹，喜看首都变泽国。”

　　看来，这些大英雄们不想在平凡的自然灾难中施展才华，他们或许认为，这些突发灾难中的救助只是小民的事。正如毛泽东，在战场上根本闻不见血腥，望着年轻的生命横飞而出的鲜血，他会豪迈地说，“战地黄花分外香”啊！慢慢地，我也似有所悟，这些革命大英雄们不愿在鸡毛蒜皮的日常人生中耽误时间，他们是做大事业的人。他们只想为领土而战，他们的爱国境界，不是我等可以用人的思维能理解的。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些英雄们真想表现不同凡响的爱国之举，我倒是有个不大的建议。我不像那个煤老板那样给你们出难题：把他爹的照片换到城楼上。我只是建议你们在爱国的旗帜下，成就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业。我发现中国有更大的领土失去了，这是体现你们爱国的最好道具，能充分地施展你们的爱国才能。我劝你们马上去夺回这些更大的领土，这些领土远比这几块礁石重要，也更能引起世界的瞩目，还能写在当朝编写的史志上。

　　一去夺回外蒙古。这块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40多个台湾岛，是毛泽东在1950年2月，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的。如果爱国贼们能把这么大的土地夺回来，能胜过多少钓鱼岛、黄岩岛。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政绩、创模式，我看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集中几十万优秀党团员进行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试验。等试出成果来，再在内地推广。如果失败了，也算履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庄重诺言。我也能心服口服地承认，真不愧为民族的先锋队。

　　二去夺回江心坡。这块相当于整个安徽省面积的18万平方公里土地，在今天缅甸的克钦邦。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毛泽东叩了叩特制雪茄上的烟灰，弹指一挥间，无偿地把它送给了缅甸，其目的是为了制约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军队。如果爱国贼能夺回这一片土地，就可以再设置一个省，一下子又可以安排多少省级干部啊。现在的干部位置这么紧缺，带头的英雄说不定还能被任命为这个省的总督。根据吴思的血酬定理换算，还是这样的爱国人生投资最经济。另外，这里山高皇帝远，没有那么多公共知识分子说三道四，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定为江心模式，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三去夺回长白山。1962年，大爱无疆的毛泽东，为了展示红太阳的无私光芒，“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生”，将长白山的1/2（有人说53%）送给朝鲜。之后又应金日成的要求，将皮岛也送了过去，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博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有了这块风水宝地，金家王朝开始在这里修建核设施，以此来永久牵制中国，因为它无法打到美国。如果有爱国贼能把这半座山脉拿回来，一方面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免得黄金周里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长白山可有无数宝藏，随便挖出一点，就比在太行上漫山遍野的铁矿强。另一方面，不至于让朝鲜因为修建核设施把这美丽的风景破坏掉，还可以给爱国阵营的权富集团盖一些空中度假村。

　　四去夺回部分西沙群岛、部分老山。1963年，敬爱的周总理胸前戴着金质“为人民服务”的小红牌，发扬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不顾国内人民的死活，受毛泽东之命，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将我国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1999年12月，中国与越南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把云南的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地区划归越南。北部湾是世界上少有的大海湾，白龙尾是这里的圆心，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块祖祖辈辈中国的土地就潇洒地永久划给越南了。如果有爱国者真爱国，就请重新唱着《血染的风采》去战斗吧，我肯定对你肃然起敬。三喜们的后代还可得到些许安慰，一些反击战的老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想不开。

　　五去夺回部分喜马拉雅山。1961年10月5日，尼泊尔国王马享德拉在我国参加国庆典礼之后，与刘少奇签署了《中尼边界条约》，刘少奇尊毛泽东之意，把珠峰的一半送给尼泊尔。毛泽东果然大手笔，出语惊天地说：“珠峰举世闻名，中国和尼泊尔单独拥有都不好。最好是一家一半，让它成为边界之峰，友谊之峰。”到底是伟人的境界不同凡响，把边界之峰割一半给他国，是友谊的象征。不知道这种理论，是否继承了当年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共妻的理论精华。如此一举，自然令尼泊尔受赠若惊，恍若一梦。如果今天的爱国者不同意把它送出去，最好的行动是把它收回来，然后，世界最高峰只能插我们的国旗，实在是功劳大大滴。

　　六是夺回坎巨提地区。1956年，周恩来穿着中山装访问巴控克什米尔时，遵毛泽东之意，为了弘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把坎巨提地区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主动送给了巴基斯坦。我们今天成立的三沙市，岛屿面积总共也不过区区13平方公里，还在这里建立了全套党政和武装机构。如果有爱国英雄能把坎巨提地区夺回来，先不说用途，就是长我志气，光我中华，也可以流芳百世啊。如果有爱国英雄挺身而出，我会马上为你鼓弄笔舌，摇旗呐喊。还可上蹿下跳，为你募捐。如果你为此而英勇地挂了，我会联络一些人给你修一座好墓，然后插上红旗。并参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亲自为你撰写具有革命色彩的墓志铭。

　　七是夺回外兴地区和乌东地区。这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久被俄国占领，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放弃追回的权利。尤其是军阀时期，吴佩孚、段祺瑞等人，对俄的态度极为强硬。只是到了毛泽东之时，毛泽东提倡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毛泽东说不要收回这些沙皇时期占领的土地了，要有点儿共产主义情怀啊。1997年5月16日，中俄签订《五·一六协定》，主动放弃了这片肥沃的土地。这片土地虽然边远了些，但是用处还是有的。北京城里的房子那么拥挤，如果把故宫拆迁过去，不是就可以腾出了大片黄金地段的房地产用地吗？说不定能拍出空前绝后的宇宙级天价。或者把毛主席纪念堂迁过去，让革命人民源源不断去朝拜，以此惊世骇俗之举，吓住那些天天指责我们没有人权的美帝国主义。

　　其实啊，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了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为了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那英特纳雄奈尔能够早日实现，还送出了许多土地。比如说麦克马洪线南9万平方公里、帕米尔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藏南地区、海参威与江北六十四屯地区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的2/3地区等。现在有人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将一些有争议的岛屿与争议国共同开发，已经放弃了主权的强调和坚持。这就像毛泽东把珠峰割让一半出去是为了见证友谊一样，那些境界低的人怎么能理解。中华民国的马英九，还气势汹汹地搞什么声明，拒不承认这些领土可以和争议国共有。迂腐啊，迂腐，马英九还是受得儒家教导太多了，只知道认死理。

　　这些送出去的土地是众所周知的，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用不着再进行考证，完全来自公开的报道和资料。如果今天的爱国者们如此爱国，先不用那么热血沸腾地去争一个荒无人烟的小礁石，随便把这些成规模的土地争夺回一块来，就算我承认你是大英雄。如果你们真要去夺回领土，并不是只骂骂日本鬼子的影子，并不是只装装慷慨燕歌行的样子，我劝你们还是组建一支收复失地义勇军。如果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些领土基本上是毛新宇的爷爷送出去的，那么，你们这些人，也是毛爷爷的铁杆粉丝，今天就可以请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将军来挂帅。让他用自己的惊世书法写个“勇”字，纹在你们的后背上，以见证爱国的坚定和决心。之后让司马南为军师，胡锡进、吴丹红为军记，宋祖英、李双江等大批将军为鼓手，孔庆东、于丹为政治辅导员。出发之前请张召忠将军做战前预测动员，然后浩浩荡荡去战斗。

　　如果你们只是对着侵略者的名字动动嘴皮子，或者举着小红旗冲着日本人百年前的墓穴喊上几嗓子，这仅是儿童们玩的小游戏，也就怪不得别人不把你们当真了。

　　要知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繁荣昌盛，上可九天送刘洋，下可入地捉老鳖，几个区区的钓鱼岛算什么。一些口头爱国者，喊喊口号谁不会？总这样口头喊过来，喊过去，喊声已老，老而不死已成贼。

　　儿童们是可爱的，一讲“半夜鸡叫”，就恨不得杀了周扒皮。一讲烈火中的邱少云，就恨不得捣毁美国佬。一讲黄世仁，就恨不得赶快把喜儿接回家。我们的文化从仇恨中走来，许多时候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天下，什么是国家。顾炎武当时就发现，历代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们往往“满口仁义道德，却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至于什么领土，都会成为保全自身权力的私有财产，个人权力巩固的重要性远在国家利益之上。所以梁启超不无遗憾地感叹，“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二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造成了中国的落后。

那么，像钓鱼岛、黄岩岛这些弹丸之地该不该夺回来插上我们的国旗，在我看来，当下并不是最重要的。左拉说：“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了国家尊严，国家唯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如果国家不能善待每一个公民，地大有何用，物博又与我何干，悠久的历史又如何能保证权利和生命？当公民的房屋正遭强拆，公民被失踪，公民的权利和生命被践踏之时，爱国贼们站在道德和大义的制高点上，把中小学课本中吸来的那点儿革命鸡血，要慷慨喷洒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了，这又算是特色国度所生产的千古奇谈吧。

　　2012年7月21日星期六

来源:共识网

王利平：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民主

民主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因为公民有了表达自由，社会管理由堵变为疏，公民的不满就不容易变为仇恨，管理者的过错也不容易演变为社会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要实行，离不开公民表达自由，民主要是个好东西，更离不开公民表达自由，否则，离开公民表达自由，民主就不是个东西。

　　可见，当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守住宪法底线，保障公民表达自由，逐步推进民主，这样大家才能共赢，这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

　　民主既然是个好东西，为何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理由缓行民主，“国民素质论”抑或“国情论”，就是这样的老调，以至于，在民主大潮已浩浩荡荡，涌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当下，民主仍犹如墙上的画饼，好看却不好用。对饥饿的人来说，不论你把墙上的画饼描绘得多么美丽，都没法解决他的肚皮问题，他非找到实实在在的那块饼不可。同理，对追求民主的人而言，民主不是美妙的理论，是一种在公的领域，决定自己利益的生活方式，非践行不可。

　　民主既然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只写在文件里，这里，就先来说说民主实行的条件。纵观人类历史，由集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其首先要保障公民表达自由，于是，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能看到，在公民不断地抗争下，政治强人或执政党迫于世界潮流，解除“报禁”，开放“党禁”，昔日的集权者或许就转而成为历史的推动者，长久地留在了人民心中，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顺应时潮的伟人。

　　集权与民主最大区别在于产生社会管理者的方式。集权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武装力量，谁就管理天下。民主是选票箱里出政权，谁的选票多，谁就管理天下。集权社会，管理者以力服人，民主社会，管理者以理服人。开明的集权者，往往为力的使用披上一层理的薄纱，这时集权开始弱化，社会在由集权向民主演进中发生着量的变化。既然民主要求管理者以理服人，公民就必须有批评管理者的权利，公民就必须有与管理者展开辩论的权利，这一切，如果公民没有表达自由，都无法进行下去，民主这个陀螺便抽动不起来，可以说，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民主。

　　正是因为表达自由是抽动民主这只陀螺的鞭绳，一个社会民主要运转起来，须臾离不开公民表达自由。一个有了表达自由的民主社会，无论对社会管理者而言，还是对公民而言，都是安全的，对自己言行后果可以预期，因为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讲理的社会。在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坦诚相见，公民不要畏惧于野蛮之力，可以公开地说出自己对管理者的感受，管理者也不用担心公民私底下集合，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提防与自己有不同看法的公民，不用戴有色眼镜观察着社会一草一木，更不要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在一个以力压人的社会，管理者总要为自己使用蛮力寻找借口，比如“社会不能乱”，再如“社会乱了对大家都没好处”等等。其实，真正对社会未来没有信心的是某些管理者自己，于是，他们加快为自己捞取利益的速度，加大为自己捞取利益的额度，他们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自己也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这一切，都是管理者基于对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恐惧。管理者以力压人，公民没有表达自由，社会就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有拿刀到学校门口乱捅小孩的郑明生，有拿枪到法院扫射法官的朱军，有拿着炸药包炸政府大楼的钱明奇，有自制土炮向拆迁者开炮的杨友德，有劫持女副县长的访民张小伟……

　　民主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因为公民有了表达自由，社会管理由堵变为疏，公民的不满就不容易变为仇恨，管理者的过错也不容易演变为社会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要实行，离不开公民表达自由，民主要是个好东西，更离不开公民表达自由，否则，离开公民表达自由，民主就不是个东西。

可见，当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守住宪法底线，保障公民表达自由，逐步推进民主，这样大家才能共赢，这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