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57期
2012年11月1日出刊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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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卷首语
拒绝政治分赃，开启民主政改！！
《零八宪章》月刊（总57期）社论
《零八宪章》
严肃声明
l 福建省委书记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致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女士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l 云南省委、省政府必须就 “跨省毁报事件”做出公开调查！！
——就福建交通厅长“跨省毁报”事件二致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l 宁波市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
——就宁波PX事件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公民论坛
编者按：
“公民论坛”为本刊新推出的栏目，主要发布各界人士关于社会热点、焦点、时政、维权、民主转型以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为公民言说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本栏目作品一律为“首发稿件”，欢迎各界人士的踊跃投稿。
本期推出的作品是民间学者赵常青就“十八大”问题对中国自由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的访谈，欢迎点击阅读。
胡石根谈“八大”
（本论坛首发，欢迎转载）
作者：赵常青
作者按：
“胡温十年”，即将“下课”，而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着。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摆脱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危机，不仅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严重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各界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执政党十八大即将召开，各界人士都对这次会议充满热望和关切之情。胡石根老师作为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动者和关注者，也对中国眼前的现代化困局充满焦虑。前不久，笔者对胡老师进行了近距离访谈，现将胡老师关于“胡温十年”、关于十八大、关于中国政改、关于中国左派、关于温家宝、关于新一届中共领袖集团的看法和观点整理出来，以期执政党能够充分吸纳民间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开辟政改新局面，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翻开崭新的一页。
胡石根简历：
19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北大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积极参与1985年“9.18”学潮曾被当局请入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进行座谈，由于发言不受薄一波、李鹏等人的欢迎，结果86年硕士毕业本该留校任教的他被改成去北京语言学院教学。1989年曾积极参与席卷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在九十年代初与康玉春、王国齐等人总结经验教训，积极讨论组党方案，并迅速组建独立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任中国自由民主党负责人。案发后于1995年被北京地方当局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8年9月出狱后，继续关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
目前，正在就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事业做进一步的思考。
u 对中共18大的展望
u 对“胡温十年”的总体评价
u 中国政改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
u “平民左派”必须和“薄毛左派”进行完全的切割
u 对温家宝的总体评价
u 对北大学长李克强的喊话
u 对莫言的期许
u 对后18大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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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首发（欢迎转载）
王德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读厉有为先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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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朝民:中国民主化的大挑战
——“胡温习李”之际形势分析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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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从民族自决到区域民族自治
——中共民族政策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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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废除，而不是改革！
——劳教制度本质上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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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10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出温家宝家族涉嫌巨额“隐秘财产”的长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外舆论沸沸扬扬。但有许多媒体分析认为这是薄熙来的保护势力和保守派权贵集团对于温家宝总理的报复、陷害和泼脏。我们注意到温家宝的家人已通过律师发出六点“公开声明”对相关贪腐信息进行了否认。
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作为执政党内改革力量的代表，因为积极推动执政党领袖集团依法处理“左王”薄熙来的违法犯罪问题，必然受到极左力量和支持薄熙来的保守派权贵集团的打击报复，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也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执政党中央依法处理薄熙来，支持以温家宝总理为代表的执政党改革力量通过整顿重庆来系统反思和总结维稳体制的重重教训，并积极推动中共十八大开启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为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翻开崭新的一页！
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官员的任何腐败行为。尽管温家宝家人已经通过律师就《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了否认，而且海外也有报道说，温家宝总理本人已经就自己家族贪腐传闻数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全面的、公开的调查”、“公开给人们一个交代”，并愿意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但遗憾的是，这些信息还只是停留在传闻上。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本人应该面对海内外媒体召开记者招待会，直接澄清有关家人的各种传闻，并带头公布自己及家庭成员的财产收入情况，接受体制内外各界力量的调查监督，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的阳光政治和廉政建设。
《纽约时报》发出温家宝家族黑材料，网站被屏蔽
博讯首发：纽时炮轰温家宝的报道有重大缺陷：81%的金额未核实
博讯：针对习近平、温家宝等，刘源、王军等太子党多次密会，商讨攻击方案
温家宝家族财富案：段伟红驳《纽时》断章取义
就纽时的报道：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全文）
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的来龙去脉
炮轰温家宝的纽时记者张大卫曾受到薄熙来款待
陈维健：以温家财产曝光为契机全面公布中共要员家族财产
博讯时评：为温家宝喝彩：以勇气来开启中国政改新篇章
温家宝之子授权律师驳《纽时》 考虑再发声明
博讯：温家宝要求调查：如果贪污愿意接受公审！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李银河：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标和可能性
厉有为：时间就是生命 改革就是求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政治体制改革要理直气壮地讲
人民日报:必须克服“改革疲劳症”
肖一禾 ：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不敢“摸石头”
公告天下
《民主大学评选出2012年中国十大恶心人物 》
第一名：司马南
第二名：孔庆东
第三名：韩德强
江平等四学者联名上书敦促全国人大调查盘锦拆迁血案
权贵百态
媒体盘点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官员：薄熙来等难逃钱和女人
人民网：外媒报章子怡诽谤案开庭 被告网站曾称其与高官有染
广州市纪委：“房叔”有22套房 其子确属澳洲籍
胡星斗：部分贪官房产记录
网曝“江苏最牛小朋友” 10岁生日政府送花篮祝贺
知风：警惕特权老人霸占公办养老院
周蓬安：“小三”想转正，需学孔东梅的执著
围观薄熙来
编者按：
9月28日，薄熙来因涉及贪腐等系列违反犯罪问题被执政党中央正式赶出党政干部队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0月26号发出公告，终止了薄熙来人大代表资格，外交部表示会按照党纪国法对薄熙来事件进行处理。同一天，新华社发出午夜新闻，宣布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对于2012年的中国来说，薄熙来事件是一件大事，公开的信息已将表明薄熙来涉嫌多种违法犯罪问题，社会各界都期待着对薄熙来这位“左王”进行最后的处理。我们希望执政党对于在依法处理薄熙来违法犯罪问题的同时，要彻底反思“中国左派”异军突起的深层社会政治原因，彻底抛弃维稳体制，向着民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新华社午夜新闻：最高检对薄熙来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航亿苇：薄熙来问题在于坦诚真相
光明网评薄熙来等贪官：上管不住口袋 下管不住裤带
宪章论坛
徐贲：人微言轻的选票是民主的最强力量
王科力：无条件废除劳教制度
杨恒均：从公众意见、公民参与到网络民主
吴江同里人：让中国人民从“莫言”到“竞言”
夏业良：走向政治文明
迎接历史性变革
洪晃：我是不是应该闭嘴
郎咸平：征房产税可能导致经济崩溃，要学重庆的办法
精彩时评
王德邦：从公民权利增减的视角考察社会进步
——兼谈重庆与广东发展方式
颜昌海：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很久！
孔祥新：列宁荣获诺贝尔忽悠奖
新京报社论：公证处领导八十多万年薪从何而来？
wrsxws：评韩德强致《中国青年报》的公开信
广州“房叔”被双规，能否鞭策“申报”出台？
曹林：执政党拒绝“标题党”式的改革
新京报社论：宁波PX事件虽平稳解决但结局“双输”
卷首语
拒绝政治分赃，开启民主政改！！
《零八宪章》月刊社论
由此可见，东西大哲有关“民主”的理论具有完全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民主”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是具有普世性的。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千呼万唤、浴血抗争的正是这种普世性的民主！说得再具体些，我们要争取的民主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国家政治领袖和各地方政治领袖的民主，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民主。这是孙中山时代就确立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时代亿万人民所寻求的理想和目标！
现在，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而对矛盾丛生、焦头烂额的现实危局，我们认为，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还人民以主人地位，才是执政党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回避、拖延和敷衍塞责都只会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任何试图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内部分赃大会都会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因此，在此非常关键之历史时刻，执政党的“九巨头”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该清醒了！历史留下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拒绝分赃，厉行政改，在中共十八大吹响“民主”的号角，则不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执政党及其领袖集团也会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何去何从，执政党的领袖们赶快思考吧！！！
（首发，欢迎转载）
再过一星期，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了。这虽然是执政党的一次例行的代表会议，但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决策也将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社会各界对于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充满着期望——期望着什么？
民主！民主！还是民主！！
在人类文明史上，“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很古老的概念和规则。早在希腊雅典城邦时期，就经历了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时期的直接民主制试验。阿克顿勋爵在评论梭伦改革时指出：“它开启了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因为它的财产、家庭和生命，全靠当选者的正直和智慧来维系。这个观念彻底颠覆了人类的权力观：一切政治权力皆依赖于道德的力量，基于同意的统治取代了基于强制的统治……梭伦使得每个公民都成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从而为国家注入了民主的要素。”而伯里克利作为第一执政官曾在一次演讲中很自豪的谈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但遗憾的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中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凋零，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各国基本都沦陷于专制主义帝王统治之下，“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基本成为各个帝国政治或王国政治的最高指导法则。
只是到了近代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一场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天赋人权论彻底颠覆了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的惯性思维，人类文明重新续接了雅典民主制传统，并通过分权制衡、人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制建构才比较完善的发展起来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近代民主制度，其核心是民主竞选、三权制衡和人权保护。从英美国家先后确立民主制度开始，“民主”便成为引领各国人民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最光辉旗帜——一切形式的独裁专制在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还是苏东、中东专制独裁政权在经历了一系列充满悲剧的“试错”以后都争先恐后的回到了“民主”的怀抱。因为“民主”，“最坏者当政”才成为不可能！因为“民主”，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才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中国也一样。虽然早在封建奴隶制时代，便有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意识萌芽，虽然孟夫子曾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动人心弦的理论，但自秦以降，专制主义王权统治便牢牢的锁紧了中华大地，每一次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都不过是充满血腥的皇权交接，广大人民只不过是帝王将相权贵集团使唤下的家奴和佣人而已。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殖民侵略才渐次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的滋养浸润使得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开始接过人类“民主”大旗，经过艰苦奋争，1911年，满清帝国垮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至此，有着3000年帝王统治历史的中华帝国家族因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诞生而永远滚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也未能在中华大地建立起完全有效的民主宪政制度。在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中，中国共产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并在1949年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北京完成了对于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打江山”时代也是高喊“民主”的——因为在其领袖论述中充满了具有普世价值色彩的“民主”观点（如反对独裁、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也因为在其意识形态中充满“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说教，从而在国共争霸战争中成功收获了大众民心。但是一旦红色江山稳固下来，依然打着“民主”旗号的共产党就穿上裤子不认人，完全抛弃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只是留下了一些徒具象征意味的形式主义民主，如举举手、投投票而已。至于投票选谁，人民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造成诸如反右、大跃进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毛的专制独裁中悲惨的死去，整个国家从“共和国”长期沦为“共穷国”，所以在毛死后，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无论是邓小平80年有关“党和国家干部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还是赵紫阳在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民主政改的冲动。但“8964” 后，政治气候迅速“左”转，民主政改被束之高阁。92年邓氏“南巡讲话”后，虽然开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使得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迅速蜕变为一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以各级官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通过权力杠杆完全霸占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里的所有优质资源。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科场高教领域的机会资源都严重偏向权贵集团，在“平二代”和“贫二代”面前，“红二代”、“官二代”拥有趾高气扬的机会优势和资源优势。官场的恶性腐败，贫富之间的恶性分化，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公民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强迫性剥夺和掠夺使得官民矛盾上升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执政党因为抗拒民主而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但从民间而言，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威权主义寡头政治盛行，尽管执政党利用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推行强权政治和高压统治，但广大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民主”的重要性。早在1978年底魏京生等人就站立在“民主墙”边响亮的喊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口号；1980年，胡平、陈子明、张祖桦等青年学生在高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选运动并成功当选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1983年知识界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掀起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6年，方励之等人发起第一轮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至1989年，因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全国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尽管遭到执政党机枪坦克的血腥镇压，但良知人士前赴后继，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忘我奋斗。90年代初，胡石根等人首次掀起中国大陆的自由组党运动；1998年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再度掀起全国性的自由组党运动。当然所有这些政治维权都无一例外的遭到野蛮打压。
及至本世纪初，由于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以高智晟、许志永、范亚峰、滕彪、江天勇等人为代表的法律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民维权运动。2008年，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更是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宪政的努力推向举世瞩目的高潮，不仅《零八宪章》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光辉旗帜，刘晓波本人也因此获得人类政治活动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的谈论人类民主历史进程，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的谈论中国民主奋斗历程，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无论顽固保守派们是多么的费尽心思加以阻挠，民主，也一定会在中华大地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曾记得，胡温上台之初，曾带给人们以种种幻想和憧憬，但十年过后，暮然回首，满地鸡毛。尤其是最近五年，维稳体制的疯狂扩张激起人民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因为强征土地、强拆房屋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因为反污染、寻求公平正义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其核心诉求只有一个：民主和人权。就拿最近发生的宁波PX事件而言，涉及数百亿投资和上百万人民生存环境的大型PX项目，竟然在当地人民缺席的情况下匆匆上马了。其执政水平连25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都不如，毕竟雅典城邦的重大事务是要经过“公民大会”民主表决的，绝不会是由少数几个“执政官”窃窃私语了事。正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那样：“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遗憾的是，无论厦门、大连、什邡、启东还是宁波等地不断发生的反污染事件，全部都陷入这种“最坏的”“冒失行动”中了。各地方政府全部无视当地人民的主人地位，全部没有将相关项目交由当地人民及其代表大会进行讨论表决。其结果，被当做“屁民”的各地群众掀起了毫不犹豫的抵抗运动——在所有这些地方，无视人民主人地位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人民的抛弃，这些事件也一次又一次的说明了民主的重要性，说明了尊重人民主人地位的重要性。
当然，执政党也会经常谈论“民主”，甚至会认为中国民主是非常优越的。但它的民主是什么呢？其答案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谬论，只要设置“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其它一切民主内容都会成为被绑架的“稻草人”。那么，真正的民主又是什么呢？亨廷顿先生的解释是：
“在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的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
与此同时亨廷顿先生还指出：
“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
毫无疑问，亨廷顿先生说出了“民主”的真谛——如果我们反对“言必称希腊”，认为西方人的说教不足为训，那么，请看刘晓波、张祖桦两位中国学者起草而得到万余人签名认可的《零八宪章》关于“民主”又是怎样定义的——《零八宪章》认为：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由此可见，东西大哲有关“民主”的理论具有完全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民主”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是具有普世性的。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千呼万唤、浴血抗争的正是这种普世性的民主！说得再具体些，我们要争取的民主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国家政治领袖和各地方政治领袖的民主，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民主。这是孙中山时代就确立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时代亿万人民所寻求的理想和目标！
现在，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而对矛盾丛生、焦头烂额的现实危局，我们认为，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还人民以主人地位，才是执政党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回避、拖延和敷衍塞责都只会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任何试图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内部分赃大会都会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因此，在此非常关键之历史时刻，执政党的“九巨头”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该清醒了！历史留下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拒绝分赃，厉行政改，在中共十八大吹响“民主”的号角，则不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执政党及其领袖集团也会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何去何从，执政党的领袖们赶快思考吧！！！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1
本刊公开信
福建省委书记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
——就“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致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女士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最近有传闻说，您要升官做“政治局委员”了，我们愿意恭喜！但是，在您升官之前最好负责将福建省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至少应该就李德金这位交通厅长“跨省毁报”事件调查清楚——再退一步，在您升官离开福建之前，至少应该责令福建省纪委监察部门介入对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及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毕竟官方的新华社及《人民日报》也在追问“跨省毁报”这样天下瞩目的“神话”。
如果孙书记继续藐视天下追问，继续带领福建省有关部门装聋作哑、无动于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孙书记本人如此包庇下属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见不得人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函请执政党中央调查一下您的情况——我们就不相信，在我巍峨华夏，“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画上句号了！！！
孙春兰书记：
10月9日夜到10月10日凌晨发生了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云南都市时报》因为曝光李德金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的爱马仕腰带的消息，已经印刷好的几十万份报纸被该厅长动员关系封存仓库。事件曝光后，引起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众多媒体的追问，重庆大学生也要求福建有关方面公开李德金的工资收入。“零八宪章论坛”则在第一时间公开致信贵省委和省政府要求对“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向全社会公布该事件发生前后的详细经过，向全社会公布‘表叔厅长’李德金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但是很遗憾，截止目前，距离“跨省毁报”事件已经过去了20天，既没见到“表叔厅长”李德金的公开回应，更没有见到福建省纪委监察部门的公开回应及处理结果。我们认为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这一恶劣事件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党政渎职行为。在这里，“宪章论坛”对全面负责福建省工作的孙书记提出严肃的批评！
您一定知道，前不久，在陕西和广东先后发生了“表哥局长”杨达才和“房叔”政委蔡彬的故事。杨达才作为陕西省的安监局长因为一个不合适的“微笑”被网友追问，进而发现杨达才有多块名表，通过各路媒体的不断追问，陕西省纪委终于出面调查并很快发现杨达才有腐败问题而被“双规”；无独有偶，广州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因自己的20多套房产曝光被网友戏称为“房叔”，同样在包括官方主流媒体的追问下，广州市纪委很快介入调查，并迅速将腐败“房叔”请进“双规”场地——在这两件事情上，无论是陕西省纪委还是广州市纪委都给民众上交了一份较好的答卷。
但是，比起“表哥”杨达才和“房叔”蔡彬的“事迹”，贵省“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之行径要恶劣得多。我们想请教孙书记的是——你的这位下属厅长为什么要“跨省毁报”？他究竟在害怕什么？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面对滔滔民意的追问和质询，您所主持的福建省委、省政府竟然一直装聋作哑、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妄图包庇李德金蒙混过关。我们认为这对广大媒体和广大民众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最近有传闻说，您要升官做“政治局委员”了，我们愿意恭喜！但是，在您升官之前最好负责将福建省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至少应该就李德金这位交通厅长“跨省毁报”事件调查清楚——再退一步，在您升官离开福建之前，至少应该责令福建省纪委监察部门介入对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及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毕竟官方的新华社及《人民日报》也在追问“跨省毁报”这样天下瞩目的“神话”。您可以蔑视“屁民”们的“草泥马”，但您也可以无视或蔑视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追问和质询吗？！可以无视和蔑视执政党中央有关惩治腐败分子的三令五申吗？可以无视和蔑视共和国宪法有关“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高规定吗？！
因此，“零八宪章论坛”第二次要求贵省委、省政府迅速介入对“跨省毁报”事件的调查，并向全社会公布该事件发生前后的详细经过，向全社会公布“表叔厅长”李德金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李德金在这一事件中违反了相关“党纪国法”，必须公开追究其责任！与此同时，联系到李德金厅长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爱马仕腰带、生活“阔佬”化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怀疑李德金厅长与陕西省的“表哥局长”杨达才一样，已经涉嫌经济腐败——在此情况下，我们强烈要求孙书记责令福建省纪委开始调查李德金厅长的经济问题，给广大网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如果孙书记继续藐视天下追问，继续带领福建省有关部门装聋作哑、无动于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孙书记本人如此包庇下属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见不得人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函请执政党中央调查一下您的情况——我们就不相信，在我巍峨华夏，“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画上句号了！！！
信就写到这里，何去何从，由你自行选择——我们相信准备升官的孙书记一定不会装聋作哑到底的，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的。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1
云南省委、省政府也必须就 “跨省毁报事件”做出公开调查！！
——“零八宪章论坛”就福建交通厅长“跨省毁报”事件二致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
我们认为云南省当局如此的不作为不仅是对《云南都市时报》和数千万云南民众的侮辱，也是对所有关注这一恶劣事件的各路媒体和网民的侮辱，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法律来说也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慢和侮辱。“零八宪章论坛”对于你们这种蔑视法治、蔑视民意的官官相护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与福建省有关部门联手调查“跨省毁报”事件的详细经过，并依据相关“党纪国法”的规定给所有参与这一恶劣事件的云南官僚以应有的处理！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
10月9日夜到10月10日凌晨发生了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云南都市时报》因为曝光李德金手戴5万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000元的爱马仕腰带的消息，已经印刷好的几十万份报纸被该厅长动员关系封存仓库。事件曝光后，引起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众多媒体的追问。“零八宪章论坛”不仅在第一时间公开致信福建省委省政府要求对“表叔厅长”李德金“跨省毁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向全社会公布该事件发生前后的详细经过”，而且也同时公开致信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调查福建省交通厅长的权杖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关系网延伸到数省之外的云南并迫使《云南都市时报》封存已经印刷的几十万份报纸的？换句话说，主管《云南都市时报》的上级主管部门中究竟有哪些云南官僚参与导演了这一恶劣事件？！但是很遗憾，在“跨省毁报”事件过去20多天后，不仅福建省有关部门始终装聋作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而且你们云南省有关部门竟然保持了同样的沉默。直到现在，无论是“表叔厅长”李德金本人还是福建、云南官方都没有就此恶劣事件做出任何公开的回应？！
我们认为云南省当局如此的不作为不仅是对《云南都市时报》和数千万云南民众的侮辱，也是对所有关注这一恶劣事件的各路媒体和网民的侮辱，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法律来说也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慢和侮辱。“零八宪章论坛”对于你们这种蔑视法治、蔑视民意的官官相护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与福建省有关部门联手调查“跨省毁报”事件的详细经过，并依据相关“党纪国法”的规定给所有参与这一恶劣事件的云南官僚以应有的处理！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1
严肃声明
宁波市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
——就宁波PX事件严肃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基于宁波市民街头抗争的正义性，我们对宁波地方当局的野蛮施暴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要求宁波地方当局迅速无条件的释放所有被捕群众，并向被捕人士和所有在示威活动中被伤害的群众表示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我们认为本次宁波PX事件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宁波地方当局来承担，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市长刘奇及市公安局长应该就擅自上马PX项目并对抗议群众进行野蛮镇压一事向宁波人民道歉并辞去一切党政职务。如果涉及刑事责任必须依法惩治！
经过宁波市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持续数天的集会抗议，10月28日、29日宁波市政府连续表态：“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原计划的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做论证。”据《宁波日报》报道说，宁波市民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将消息告诉亲朋好友”。由此，宁波市民的反污染抗争在“保卫十八大”的维稳背景下，取得了一个初步的阶段性胜利。
但是，宁波市民的这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网络媒体的有限报道，在宁波市民集会反对上马PX项目的过程中，遭到宁波市政府的野蛮镇压。面对手无寸铁的集会人群，政府竟然多次派出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特警人员进行殴打——网上多条消息说：特警公安“在晚上多批次冲出市府大院，一般5人打一人，4人各扯住四肢，一人狠打，末了，两特警扯着两条腿，将人头着地倒拉进政府大院，像拖死尸一样，其凶残程度比日本鬼子还狠”。而一些网络图片也表明许多市民和学生均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甚至老人、妇女和小孩也不能幸免。不仅如此，宁波地方当局还以学生市民非法游行集会、冲击国家机关、聚众阻塞交通、破坏公共秩序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大肆逮捕抗议群众。虽然有一部分被捕人士“经教育后”已经被释放，但仍有数十人被继续关押。有鉴于此，“零八宪章论坛”特别声明如下：
第一，
在涉及上百万居民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大刑PX项目没有经过当地民众许可的情况下，宁波市政府就擅自决定上马是对广大宁波人民的严重蔑视，是对宁波人民主人地位和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因此，宁波民众的街头维权和抗争具有天然合理性和正义性，我们坚决支持宁波人民为捍卫自身权利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
基于宁波市民街头抗争的正义性，我们对宁波地方当局的野蛮施暴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要求宁波地方当局迅速无条件的释放所有被捕群众，并向被捕人士和所有在示威活动中被伤害的群众表示政府的歉意和赔偿！
第三，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本次宁波PX事件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宁波地方当局来承担，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市长刘奇及市公安局长应该就擅自上马PX项目并对抗议群众进行野蛮镇压一事向宁波人民道歉并辞去一切党政职务。如果涉及刑事责任必须依法惩治！
第四，
我们将继续关注宁波事件的后续发展。
特此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30
公民论坛
编者按：
“公民论坛”为本刊新推出的栏目，主要发布各界人士关于社会热点、焦点、时政、维权、民主转型以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为公民言说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本栏目作品一律为“首发稿件”，欢迎各界人士的踊跃投稿。
本期推出的作品是民间学者赵常青就“十八大”问题对中国自由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的访谈，欢迎点击阅读。
胡石根谈“八大”
（本论坛首发，欢迎转载）
作者：赵常青
作者按：
“胡温十年”，即将“下课”，而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着。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摆脱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危机，不仅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严重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各界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执政党十八大即将召开，各界人士都对这次会议充满热望和关切之情。胡石根老师作为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动者和关注者，也对中国眼前的现代化困局充满焦虑。前不久，笔者对胡老师进行了近距离访谈，现将胡老师关于“胡温十年”、关于十八大、关于中国政改、关于中国左派、关于温家宝、关于新一届中共领袖集团的看法和观点整理出来，以期执政党能够充分吸纳民间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开辟政改新局面，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翻开崭新的一页。
胡石根简历：
19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北大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积极参与1985年“9.18”学潮曾被当局请入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进行座谈，由于发言不受薄一波、李鹏等人的欢迎，结果86年硕士毕业本该留校任教的他被改成去北京语言学院教学。1989年曾积极参与席卷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在九十年代初与康玉春、王国齐等人总结经验教训，积极讨论组党方案，并迅速组建独立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任中国自由民主党负责人。案发后于1995年被北京地方当局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8年9月出狱后，继续关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
目前，正在就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事业做进一步的思考。
u 对中共18大的展望
u 对“胡温十年”的总体评价
u 中国政改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
u “平民左派”必须和“薄毛左派”进行完全的切割
u 对温家宝的总体评价
u 对北大学长李克强的喊话
u 对莫言的期许
u 对后18大的展望
…………………………………………………………………………………………
（本论坛首发，欢迎转载）
对中共18大的展望
赵：您好，胡老师，11月8号，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这虽然是执政党内部的一次会议，但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它在会议上的决策将对未来五年内的整个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它的政策也会深刻的影响人民的现实生活。自然，我们每个国家公民对于执政党的大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期望。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位关心中国社会进步并长期为之奋斗的国家公民，您对执政党的十八大有什么期望？
胡：在中国特色的条件下，执政党是无所不在的，它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作为国家公民当然也很关注十八大的召开。但由于以往党的会议、党的决议老是一种党八股似的腔调，老百姓并不感兴趣。老百姓感兴趣的是，党的会议能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好的变化，就像邓小平曾经强调的那样，是否带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此前执政党的多次大会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它的决策总是朝着有利于一少部分人利益的方向发展，结果造成一个刚性存在的权贵集团，也因此给当前的中国社会造成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的中共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情况下，我个人希望执政党不要再老调重弹什么“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是要切实看到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痛下决心，开启实质政改。因此，我希望执政党的十八大要开成政改的大会、开成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大会！
对“胡温十年”的总体评价
赵：胡老师您知道，胡锦涛、温家宝自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台以来，已经“执政十年”，在他们上台初期，因为执行了一些比较好的民生政策如减免农业税、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等，被民间部分人士誉为“胡温新政”。但是很显然现在的民间是失望的。我想问一下您对“胡温十年”是怎么评价的？
胡：所谓“胡温新政”是他们上台初期人们的一种心理期望，但实际上，这个“胡温新政”是不存在的，期望中的“胡温新政”并没有出现。但这并不等于说，胡温十年就没有一点成绩。客观地说，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如抗击非典、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温家宝不断提倡普世价值呼唤政改，唤醒人们对于改革和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今年，“胡温习李”又联手打掉“左王”薄熙来，避免中国跌进“二次文革”的深渊，这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有着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赵：胡温上台之初，中国民间确实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很年轻，没有诸如发动文革、镇压六四这样的历史包袱，又经历过系统的、良好的高等教育训练。但是很遗憾，十年过后，不仅人民期待中的“胡温新政”没有出现，而且在他们即将“下课”之际，面临的竟然是一个于建嵘所说的那种“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危机局面，请问胡老师，您认为胡温十年即将结束的今天，中国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危机和问题？这些危机和问题又是怎样造成的？
胡：我认为胡温十年留下的最严重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济改革走向烂泥潭，政治改革则根本没有启动；第二个方面则是维稳体制的发展成型和权贵集团的恶性膨胀。这个权贵集团很恶劣，官场的严重腐败、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分配的严重不公，都是这个权贵集团操纵下造成的。他们很邪恶，如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就是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一种公开抢劫。而为了维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这十年还产生了一个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维稳体制”，不管胡温是否情愿，这实在是“胡温十年”不该产生的悲剧。
赵：您谈到“维稳体制”，我认为在“胡温”执政的前五年，中国社会总体上讲还是处在上升态势，还是很有一些生机的。尤其是减免农业税这样的民生政策还是比较得民心的。而且06年、07年官方舆论也比较开放，中共党内，无论高层的温家宝还是学者俞可平等人都开始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08年奥运会后，高层政治风向开始“左转”，诸如“五不搞”、“改旗易帜邪路”论都先后出台。与此同时，温家宝的普世价值论遭到舆论围剿。“维稳”理论甚嚣尘上，加上人民抗暴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四处开花，结果，以保护权贵集团既得利益为核心任务的“维稳”黑手开始伸向四面八方，以防范人民维权抗争的维稳体制很快建立起来。我想问一下胡老师，您认为这个“维稳体制”能够有效保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吗？未来，“维稳体制”还有多大的前景？
胡：胡温十年，总的来看，是一种忽左忽右的摇摆格局。胡锦涛一上台就去西柏坡敬拜，也许他认为自己继承的是毛泽东的红色法统，其实他继承的是邓小平的改革法统。毛左借着这个契机就死灰复燃，进而向胡锦涛公然叫板，把胡温打成邓小平之后“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温家宝倒是鲜明的表达了普世价值观，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的普世意义，这与吴邦国宣称的“五不搞”又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意见分歧表明执政党高层领袖集团在左右之间摇摆。对这种摇摆，90年代初邓小平就估计到这个问题，针对8964之后出现的“左倾”回潮，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强调：主要危险来自“左”，虽然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但主要是“反左”。很遗憾，胡锦涛没有记住邓小平的警告，只是在执政10年之后，当毛左以咄咄逼人的态势来挑战党的接班体制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决定与毛左进行彻底切割。打掉薄熙来，党章去毛化，这都是对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努力推动中国的实质政改。只有进行实质政改，共产党才会有出路，否则，真的很危险！
现在，我再谈一下维稳体制的问题。其实在邓小平时代就露出了“维稳”的端倪，邓小平本人就说过“稳定压倒一切”这样非理性的话。后来的继任者拿着邓小平的棒槌当真，打击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以至于发展到政法委领导下对访民和维权人士的打击，目前“维稳体制”已经形成危害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恶性毒瘤。这个维稳体制，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是在维护一小部分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维稳体制在为特权集团保驾护航，从而使他们能够肆无忌惮的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甚至这个权贵集团已经凌驾于共产党之上作威作福。因此维稳体制不仅无法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已经对共产党执政造成巨大的腐蚀性伤害。维稳体制一日不除，政治改革就一日不得启动，共产党就一日不得民心。
有人会说，社会不稳定，怎么搞政改！其实，现在的不稳定，都是权贵集团和维稳体制造成的。搞政改，顺民心，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都将迎刃而解。看看三十四年前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面临的局面比现在困难得多：极左势力把持朝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们思想普遍僵化。但他抓住真理标准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大量冤案，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些积重难返、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不就在“改革”的总纲下迅速得到破解了吗？况且，不维护群众利益，怎么能维护社会稳定呢？更何况，维护稳定，本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配合执行，何必要叠床架屋设置一个只认政法委不认党中央的维稳体制呢？过去搞改革，先要破除“两个凡是”；现在搞改革，先要割除“两个毒瘤”——权贵集团和维稳体制。这是政治改革大得民心的根本之策。
赵：从长远来看，权贵集团所营造的这个维稳体制是否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胡：从短期看，维稳体制似乎保护了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葬送他们的全部利益，甚至会葬送共产党。萨达姆、卡扎菲曾经都有他们的“维稳体制”，把他们管辖的国家“维”得铁桶一般，最后呢，不是对手把他们搞垮，而是“维稳体制”让他们成了人民公敌。因此共产党如果真的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切除这个维稳毒瘤，迅速启动政体改革。
中国政改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
赵：胡老师，您已经看出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看到了共产党所面临的危局，因此您数度谈到政体改革。其实，共产党自己也会经常谈到政改，包括温家宝也数度提到这个问题，但都比较空洞，没有具体的内容。因此我想问一下，您所期望的共产党政改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胡：共产党过去谈政改确实很空洞，包括温家宝谈政改也只是有原则性意见，而没有可操作性方案，这也是他高调政改却被人诟病的原因。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可能会提到政改，但估计仍然会比较空洞，而我们所期望的政改一定是有实质内容的，具体说来，包括：
其一，开放言禁，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
其二，开放党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权；
其三，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其四，进行军队国家化改革。军队是国家的，是中立的，担负的是保卫国防的使命，它是国家公器，而不是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的私器。将来民主化以后，执政党将通过竞选上台，无论什么政党上台执政，军队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无论它是在朝还是在野。
其五，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八九六四以及法轮功这样的冤案；废除劳教制度和一些阻碍政改发展的恶法，实现转型正义。
这后两条，才涉及要改变以往的制度、法律和案例。前三条好像并没改变什么，只是落实现有法律规定。就像汪洋谈到乌坎事件时所说的那样，“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和突破，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对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但真能落实或兑现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公民权利，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改。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一党专制下，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公民权利没有保障，官员权力无限膨胀，权贵勾结，挟持党政，败坏社会，危害国家。
包含上述五条内容的，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政改；否则，就是假的忽悠人的“政改”。假政改，骗不了老百姓，也骗不了多数中共党员。我个人的期望并不高，不要求一步到位，也不要求五条全做到，我刚才谈到的这五条，能够把其中的两三条、或者哪怕一条做好就值得肯定。然后这五条都能逐步推展开来，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才是可以自由讨论、可以公民参与、可以预期实现的。
赵：在民主观点方面，执政党是有严重缺陷的，或者说是有重大矛盾的。一方面它提出要人民当家作主、以法治国，可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领导。若干年来，无论是共产党的政治领袖还是它的御用学者都跳不出这个圈圈。但问题在于一旦坚持党的领导，那么无论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以法治国都会被架到空上，人民所看到的就不仅是党的领导，还有党在做主、党在治国，而且不容任何其他政治力量批评和挑战。而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垄断性执政造成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政改必须解决“党的领导”问题，必须根据分权原则建立起平权监督和平权制衡体系。最近有一些官员和学者如李银河、厉有为等人都公开谈到政改问题，特别是厉有为，曾经担任深圳市委书记，他在《时间就是生命 改革就是求存》的政改论纲里就强调了权力制衡。而且为了解决权力民主化问题，厉有为主张共产党必须实行党内民主，强调共产党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党务领袖都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必须竞选产生。那么我想问您，您觉得执政党在十八大上会启动党内民主竞选的程序吗？
胡：有可能启动，但会在很有限的框架内进行，比如说，在九个常委候选人里让大家投票产生7个，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党内民主问题。那么党内民主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应该让党内不同派别公开活动，也就是说，共产党内可以按照政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别，然后不同派别之间按照明确规则来公开竞争，由老百姓来鉴别和选择。由此我就想谈谈薄熙来的问题。从目前官方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薄熙来存在好多问题，如贪腐、滥权、包庇等等违纪违法问题，但也有企图中断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企图回归毛左路线的问题。违法犯罪问题依法惩处就是，但路线问题，应该交由全党讨论和全社会讨论。不能由政治局高层一个小圈子决定就完事了。而且我相信在路线问题上，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拥护改革开放的，没有人愿意回到吃不饱饭还要管住嘴巴的毛泽东时代。
赵：您刚才谈到薄熙来问题，我认为，薄熙来重庆问题的出现，是权贵化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什么意思呢？80年代的改革还是比较健康的，但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逐渐蜕变为权贵集团瓜分公共财富的一场盛宴，权贵集团以公共权力为依托，基本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并因此造成官民对立和严重两极分化的格局，官民矛盾日趋尖锐。人民对权贵集团的的不满情绪甚至仇恨情绪逐渐弥漫整个社会，中下层社会、底层民众对平等和公平正义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在此背景下，深谙社会心理的薄熙来便推出了“唱红打黑”运动和“分蛋糕”理论，并很快在民间占有了一定的市场。当然薄熙来是有政治雄心的，我在这里不用“野心”这个概念，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哪怕是执政党的党员，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而“野心”、“野心家”这类概念好像提前就划定某些事情只能是某些人的专利，别的人不能染指，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在这里我对薄熙来使用了“政治雄心”这个概念，而不使用“野心”及“野心家”这类概念。很显然，薄熙来是有个人政治抱负的，但遗憾的是，他弄错了路径和方向，竟然想通过唱红打黑、以政治强人的专制独裁方式来解决中下层社会所渴望的公平正义问题，其必然结果，当然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和更多的不公平。现在的问题是左派所拥戴的薄熙来已经轰然倒塌，而且倒下之后，剥去华丽外衣，人们发现——原来他们家族的腐败作恶程度比起其他已经倒台的贪官污吏而言毫不逊色，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左派群众感到很失望甚至很绝望。在此情况下，胡老师您认为中国左派应该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左派（平民左派）必须和“薄毛左派”进行完全的切割
胡：中国左派的构成很复杂。但大体说来，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权贵左派，就是毛左或者叫做极左，表面上看，他们也在批判权贵，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为权贵集团说话，因为他们最恨的是改革，颠倒黑白地把改革集团称为权贵集团。他们认为现实的执政党通过改革，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借助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统治、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他们只反官僚不反专制，一旦得逞，他们就要恢复毛泽东极权统治，而这种残酷的专制和独裁是只为极少数权贵寡头服务的。这就是毛左的致命弱点。可以说，持这种主张的“薄毛左派”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将来，就是中国左派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毛左”也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因为“毛左”主张的是毛式极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极权的最后崩溃，“毛左”也一定会死亡的。
另一部分是“平民左派”，就是为中下层弱势群体说话，为底层的工人农民说话，寻求民主、寻求平等的那部分人。“平民左派”是有希望的，但必须和“薄毛左派”进行完全的切割，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未来才会有较好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我希望以“平民左派”为主体的社会中左力量在将来能够和社会“中右”力量共同构筑中国民主的社会基础，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这样，民主中国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性力量，中国社会的民主成果也才能巩固下来。
对温家宝的总体评价
赵：胡温十年，温家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自他2003年担任中央政府总理以来，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一个很平民化的政治领袖，常常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重大悲情的现场，如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竟然在两个小时之内奔赴震中，完全不顾余震可能带给自己的生命风险，确实非常感人。更重要的是，在执政党最高层的统治集团里，就他一个人始终在鼓呼政改，即便是在面临各种各样非议乃至官方舆论围剿的情况下，他也很坚定，毫不放弃有关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鼓吹。这一点使得老人在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遗憾的是，他很快就要退休了，请问您对温家宝的十年是怎么看的？能否对温家宝做一个总体评价？
胡：我对温家宝这个人还是非常尊敬的，对于他作为大国总理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亲民行为我也是很感动的。他的大部分政改言论我都是赞同的，我相信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真诚的。但是他却受到很多很复杂的批评和攻击。党内顽固派保守派批评他的普世价值理论，几乎将他边缘化。在党外，他竟然同时受到左右两边的批评。极左派攻击他跟邓小平一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泼脏水说他是权贵集团的代言人。极右派则攻击温家宝是什么“影帝”，认为温家宝只说不做，认为获得和平奖的刘晓波到现在还在监狱里，足以说明温家宝的“坏”与“恶”，甚至有人认为温家宝比薄熙来更坏、更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批评者都有批评的权利，而且这些批评也从另一个方向提醒和告诫温家宝，推动他、督促他，说话办事都要落到实处，这些都有价值和意义。但是，一些激烈的批评者显然没有清醒地观察到，温家宝在体制内是共产党少有的异类，是在高层受到保守派严重挤压和掣肘的的孤独老人（当然，他在党内中下层和底层老百姓中有大量的拥护者），是相对薄弱又值得期待的改革派。他最近五年来的政改呼喊对于整个改革的存续接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不能简单的说成是“作秀”。虽然现在他要退休了，但我希望温家宝能够退而不休，看清自己的强项和天命的召唤，在这最后的时刻放手一搏，推动实质政改，从而担当起胡耀邦赵紫阳当年没有完成的改革大业，真正成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旗手，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是我对他的期许。
赵：胡老师，您说得很好，我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挺温派。毫无疑问，无论是毛左对温家宝的攻击还是自由主义文人对温家宝的批评都没有看到温家宝对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无论是中国的政改还是民主化，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进步力量，而温家宝在执政党内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改革派，是普世价值的坚定捍卫者，他所说的许多有关政改的话超过了执政党建政以来历代领袖集团所能达到的最高度，既就是赵紫阳也是在被迫下台以后才明确意识到民主的意义，但温家宝却是在总理的位子上长期宣扬普世价值的重要性。
当然他主政国务院以来也有工作失误，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么多年如果不是他在最高层对权贵力量和顽固保守派进行一个有效的抵制和抗衡的话，当前的中国社会只会变得更糟。就拿重庆的唱红打黑来说，温家宝曾多次旁敲侧击，表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不是明说，但他看到了重庆毛左的危险性。尤其是今年，在王立军事件引发重庆破局后，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如果不是温家宝的坚定立场和积极推动，如果温家宝在整顿重庆问题上有半点犹豫的话，“胡温习李”大概不会走得更远，薄熙来的问题也就很可能就到不了今天这一步，那样的话，中国社会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温家宝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的。
胡：是的，历史一定会给温家宝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祝愿他身体健康，颐养天年！
赵：但是关于温家宝最近有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在网上流传，那就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在10月26日刊登了一篇有关温家宝家族涉及27亿美元资金的经济问题。《纽约时报》作为一家世界级大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这种报道，对温家宝本人的打击会很大。有网络分析认为，这篇长文是薄熙来和保守派权贵集团精心制作的砸向改革派代表人物温家宝的炸弹，是对温家宝推动整顿重庆事件的一种报复、泼脏和陷害，而温家宝家人也已经通过律师发布公开声明否认贪腐指控。我想请教您的是，您对《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做如何评价？尤其是这篇报道对温家宝本人命运乃至中国政改前途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胡：我看了这篇报道，发现关键的指控都用了模棱两可的说法，纽约时报是一家百年大报，它知道如何规避诉讼的风险。但我们那些偏执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可不管这些，尤其挺薄熙来的毛左早就对温家宝恨之入骨，拿到这样的报道就如获至宝。我也注意到温家宝家人通过律师发表的声明，逐条否认了这些指控。这件事发生在18大前的重要时刻，它就可能成为解决党内权斗的重要契机。换个角度看，《纽约时报》的报道和毛左要求调查温家宝的公开信，其实都是很好的东西，坏事变好事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温家宝是否清白，正好可以通过公众的关注和相关的调查来证实。我们与毛左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来就不满足于打掉一两个贪官，更不赞同选择性反贪或运动式打黑，我们主张通过“阳光法案”，让每一个必须公布家庭财产的官员都置于阳光下的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其实也是一种法律保护。希望温家宝和更多的党政官员一样，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接受民主与法治的检验，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检验早晚都会在我们这个国度普遍施行。官员公布财产，权力接受监督，阳光政治，公开透明，都是政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赵：我的看法和您差不多，尽管《纽约时报》的报道对温家宝的个人形象会有较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我知道温家宝是长期主张财产公示和“阳光政治”的。我个人认为温家宝本人的道德操守是经得起检验的。但他的家人却未必能够达到同样的高度。从推动国家的民主进步出发，我非常希望温家宝理性看待这一事件，希望他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主动公布家庭收入状况。哪怕家人确实存在一些经济问题，也会因为自己主动公开收入，接受大众监督，并因此拉开中国政府“阳光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序幕而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历史的纪念！
胡：无论温家宝先生的家人是否涉及贪腐问题，我个人都坚定的支持温家宝先生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理论，坚定的支持以温家宝先生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对中国政改事业的推动。
对北大学长李克强的喊话
赵：我还想请教胡老师一个问题，是一个关于李克强的问题。我知道您和李克强都是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1978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您1979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李克强可以说是你在北大的学长。现在，他已经成为执政党内领袖集团的核心成员，请问您当时在北大读书期间，对李克强有多少认识，你们之间有私交吗？
胡：李克强比我高一届，因为他长期插队务农，晒得比较黑，一些同学给他起外号叫“黑皮”，很逗趣的。当时他是北大学生会干部，我也在学生社团做点事。就他在北大读书期间的表现而言，我认为他的心态还是很朝气、很阳光的。举一个例子吧，改革开放后，原先对于“美国之音”的管制放开了。有一次，“美国之音”派出记者到北大进行采访，想了解一下北大学生对“美国之音”的看法，我记得当时就是李克强负责接待的，我们几个学生干部都去了，跟美国之音记者交谈，当时李克强很坦率的说：“美国之音我们都听，觉得也挺好的”，没有躲躲闪闪、扭扭捏捏，更没有后来一些学生干部因媚内媚上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反美排外表演。所以我认为他当时的思想还是很开放的。他对同学、对师长，说话办事都中规中矩、很有分寸，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
这里，我愿意提到我的同班同学胡春华，你知道吧，刚上北大的时候，我24岁，他才16岁，是班上有些乳臭未干的小弟，同学都叫他“小不点儿”，现在简称为“点儿”。他跟李克强一样，无论是在西藏、在团中央、在河北、在内蒙都干得很出色，颇得胡锦涛的欣赏和提拔。传闻说他要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从这个角度看，北大还确实出了一些人才。我对胡春华和李克强等北大同学都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的洗礼。百年北大，不仅有“科学”传承，更重要的是“民主”传承，民主精神是北大最光荣的精神传统。我衷心的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北大的教育栽培，能够高举民主大旗，积极有效的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改事业，
赵：李克强作为您的同龄人，作为您的北大学长，很快就要进入执政党领袖集团的最核心地带了，很快就要荣登国务院总理的宝座了，而您作为他当年的同学，曾经为中国民主化事业付出过重大的努力和代价，而且我知道您直到现在仍然在为中国民主事业做着努力和奋斗。请问您希望李克强能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事业做些什么呢？ 或者说，您作为他的学弟，能否对您的这位要当中国总理的北大学长喊个话？
胡：我读本科时他是校学生会负责人，后来83年他又成为北大团委书记。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开放的。但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李克强就去团中央工作了。85年因为9.18游行，我和一些同学被当局请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座谈，在这两次座谈会上，作为团中央书记之一的李克强也参加了，但他不再表现出北大读书期间的阳光坦率，而是变得“老成持重”、甚至有些沉默寡言了，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今天，当他即将从“副总理”晋升为“总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变回去”，变回在北大读书期间所拥有的那份青春、阳光和开放，在未来的时间里，胡温习李等共产党高层领袖一起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改做一些实质的事情，争取为中国捧回继刘晓波之后的第二块诺贝尔和平奖奖牌。
当然，我们中国人对诺贝尔奖要有平常心。评奖、获奖，不过是一种很有趣、甚至很有刺激性的游戏，如同奥运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既无损于也无助于我们的国格和人格。解决中国问题，不是靠外国人的奖牌，而是靠本国人的努力。我们自己不努力，没出息，外国人想真诚地帮我们一把也插不上手。所以，要把眼光从奖牌的争论上移到解决自己的问题上。
我想，如果习李能够完成中国民主转型，即使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也比得到100块和平奖奖牌更有意义。机会是在少数时间内为少数人准备的。历史已经为李克强们准备了很好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大好历史机遇，拿出足够的魄力和勇气，为我们的国家拉开民主进步的时代序幕！
对莫言的期许
赵：胡老师，您刚才谈到诺贝尔奖的问题，前不久，体制内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民间引起了一些批评和非议，请问您对此事怎么评论？还有，再过一段时间，莫言就要去瑞典领奖了，您想对他说点什么呢？
胡：的确，体制内外、海内外对莫言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我觉得需要用理性的声音来澄清。我的看法跟独立中文笔会、杨建利、查建国等的看法差不多：
1.祝贺莫言获奖。作家是靠作品来获得文学成就和国际声誉的。就这一点而言，莫言是当之无愧的。
2.感谢国际评奖。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不仅关注中国文学，而且关注中国人权和社会进步。
3.赞赏莫言获奖后的表态。希望莫言作出更大努力，发挥更大影响，不仅促使刘晓波、刘贤斌、高智晟、郭泉、杨天水、朱虞夫、陈西、陈卫等人重获自由，而且促使全社会都来参与国家转型的建设活动。
4.提醒莫言善意地回应批评意见。调整人生策略，妥善的处理好文学创作和自由表达的平衡，积极地承担起与诺贝尔文学奖声誉相称的“社会良心”的责任。
对后18大的展望
赵：最后我想请您用几句话展望一下18大之后的中国进程？
胡：如果执政党能够在18大上痛下决心，开启政改，共产党还是有生机与活路的。否则，前景堪忧。当然，总体观察，我认为18大之后中国社会向宽松进步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中国民间不可放弃自己的责任。对于政治改革、和平转型，民间不是只有听天由命或者服从领导的义务，而是要有积极推动、主动承担的责任。否则民间也会失去同样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执政党和民间的两股健康力量应该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进步。尤其是中国民间作为推动中国变革的动力，应该不断积聚自身的建设性、主导性力量，加大对当局的正面感召力，从而促使执政党高层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为中国民主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确信，十年左右，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化转型。这一点，党内党外，正在成为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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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读厉有为先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有感
作者：王德邦
几乎无人不怀疑今日统治中国的是“权贵集团”，既然是权贵集团那就意味着不是共产党，不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的能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改革所结出的毒瘤的权贵集团，早已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指望他们来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岂不是与虎谋皮？由于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权贵侵害公民的权利再归还给公民，所以这决定了中国权贵集团绝不允许中国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承担起政改的使命，就首先得与权贵集团剥离开来，将权贵集团左右中国的局势扭转过来，将权贵集团掌控的权力与资源争夺到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的共产党人手上。惟有如此，共产党才能真正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读到厉有为先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非常兴奋！厉有为先生在文中分别从“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等十三个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且与当下中国国情相应的阐述。仅就思想而论，厉先生文中的观点对学界并不寞生，然而作为一个现官僚体制内人来如此全面、集中且深含忧患、紧迫的言说，却大大提振了社会关注政改的神经。
说实在的，中国呼唤变革已经一百多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经近三十年，然而社会却是革而不变，政改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政改的动力不足，社会变革的主体偏失，显然是其中重要的因由。厉有为先生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也直面了这一政改动力问题，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历史演进是天命，而天命的反映是民愿，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民愿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兼相爱，交相利”，即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到20世纪，人权演变为一个道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并指引人类建立一个没有恐惧、没有贫困的世界。这样人类社会进步的量尺由纯粹动物性的衣食住行改善而提升到更广泛意义的人权进步上。那么，争取自身权利就事实成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发展动力。这在厉有为先生的思考中就是“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
应该说仅仅民众的诉求固然是社会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但要成为社会变革的现实动力还需要将这种诉求结成有形的社会力量。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诉求是必需通过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以表达、抗争、推进的现实社会运动，来最终转化成对权力的切实压力，促使权力承担保护公民权利、满足民众诉求之目的。也就是说民众诉求的原动力要变现成社会变革的直接推动力，就必须通过公民社会这个媒介，只有公民社会的公民运动才把精神性的需求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
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几年来，所有的改革可以归结为经济改革，而这种立足于吃穿住行的经济改革迎合着人类原始的需求，这种改革的整个核心即是民生，手段就是做大GDP。这种民生旗号下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社会裂变，产生公权肆虐与民权不彰，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腐败横行、道德沦丧等等不堪言状，整个社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挣脱这种立足吃穿住行上的民生改善的经济改革所陷入的困境，就应该迈入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民权的政治改革时代。
“中国政改急迫”、“政改与革命赛跑”、“政改由碎步走，到应快步走”等等观点之所以日益成为今天社会的共识，直接起因于近年来全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每年奔走于各级政府的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及波及全国各地的二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使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积弊暴露无遗，使中国公民社会在权利灾难的自救中快速成长。中国社会急需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改革，而相应的从改善民生时代步入落实民权时代。
中国因公民维权的浪潮而掀起政治改革的风帆，那么政治改革的核心必将是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公民争取权利的运动就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力。事实上厉有为先生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所论述的政治改革路线选择问题：“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显然，这个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围绕公民权利的落实，其中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利器正是公民权利的践行。
落实公民权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争取公民的权利就是政治改革的动力，那么如何将民众诉求与公民权利运动转化成社会的政策、法规而积累下来？也就是说承担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厉有为先生认为“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在现体制下，中国社会能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当然是执掌权力的统治集团，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的共产党组织。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即他认为可以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共产党应该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由这段厉有为先生特别阐述的对承担政改的党的界定，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指的是“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实际动力。
几乎无人不怀疑今日统治中国的是“权贵集团”，既然是权贵集团那就意味着不是共产党，不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的能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改革所结出的毒瘤的权贵集团，早已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指望他们来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岂不是与虎谋皮？由于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权贵侵害公民的权利再归还给公民，所以这决定了中国权贵集团绝不允许中国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承担起政改的使命，就首先得与权贵集团剥离开来，将权贵集团左右中国的局势扭转过来，将权贵集团掌控的权力与资源争夺到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的共产党人手上。惟有如此，共产党才能真正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由上面分析可见，以落实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众的诉求要转化成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就必须通过公民社会这种凝聚力量的组织形态，再通过公民运动这种表达力量的现实行动，使诉求这种政改的原动力变成社会变革的现实动力，这是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推动力，而权力集团要想很好迎应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就必须剔除统治集团中阻碍政治改革的权贵集团，使权力净化成“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而这种健康力量承担政治改革的使命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行动力。从历史来看，公民权利诉求及其公民运动才会持续而恒久地促进社会的变革，因此这才是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的力量之源，而权力集团中的健康力量因应政治改革通常是被动的，阶段性的。因此，只有权力集团中健康力量紧密与公民社会变革力量呼应、结合，社会才能平稳持续变革，而一旦这种结合出现裂口甚至对抗，社会就必然陷入冲突、动荡。
一个追求宪政民主，追求公平正义，努力落实人权法治的健康的执政集团，才能顺应民间公民的权利诉求，才能将公民争取权利的政改动力转化成现实的社会变革之力。所以当下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主体是“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钱朝民:中国民主化的大挑战
——“胡温习李”之际形势分析之二
转型有和平和非和平的方式，究竟会以什么方式转型，不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愿望，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转型的原则，此其一。
第二，和平转型不意味着没有暴力没有血腥，事实上多年来当局的暴力镇压和当局借助“拆迁公司”之类的黑恶势力进行的暴力镇压一直在持续进行着。与此同时，民众零星的暴力反抗乃至群体性的低劣度反抗也一直存在。
第三，只要能避免全面内战，和长时间的暴力对峙，也就算相对和平的转型了，发生一些局部的血腥冲突，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难以避免的，与此同时，应该力争使这种代价降到最低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进行建设，建设新集体，新观念，新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破坏。
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成熟而强大的公民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专制下表现为政治反对派，在走向民主的时代表现为致力于新秩序的建设性力量，在民主时代，则表现为能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并且有能力领导国家的成熟政党乃至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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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何在？
那就是中国会走向公民社会还是走向暴民社会？
是走向民主时代还是走向军人统治？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由于六十多年来的传统大割裂、社会大破坏、文化大毁灭，今日中国，大部分民众中的现代理性没有确立，各种反理性的暴力倾向则日益强烈。
这样，社会陷进恶斗泥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反民主的保守力量是这样，民主阵营的激进派也是这样。
更重要的是，激进民主派一直没有任何社会立脚点，相反，反民主的暴力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庇护下，或者在官方势力的直接支持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性暴力化倾向，因此，一旦当局的一元化控制完全失灵，恐怕民主暴力仍然是异想天开，各种反民主的暴力则会大行其道！
这里，不妨看看9月中旬的反日游行暴露出来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最近这短时间里，所有异议人士包括访民都被控制的特别紧，根本不存在上街表达什么的可能性，在南方的反日游行中，虽然偶尔有没有受到控制的民主青年举牌子、打横幅，但是事后也受到了严厉追究。
相反，那些由有着各种官方背景的势力搞起的游行，却不仅能身着一色服装，拿着一样的凶器，举着一样的毛泽东相，而且敢于大肆打砸抢烧！
他们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采取行动，以几乎同样的反理性的方式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违法犯罪而不受惩罚！
如此一来，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要残存的秩序权威瓦解，在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力量无法有效成长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出现反民主的暴民主宰的局面的概率还会小吗？
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具体案例。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8日文章介绍：
“近日，广州暨南大学大三女生范文蒨，向广东省公安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以及政府办公厅公开9月16日和9月18日连续发生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的申请和批准信息情况，包括：两次游行示威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及召集游行相关负责人情况。”
范文蒨介绍：“9月16日，将近中午12点时，在花园酒店侧门的示威人群中，来了三条显眼的蓝色横幅，写着“要政改，要自强”、“文明广州，抵制打砸”等。当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一上午都是红色横幅的海洋，现在终于出现了我认为理性的、点中要害的标语了！
蓝色横幅出现了一会儿后，现场响起了十几秒的争吵声，很快平息了。后来我发现那三条蓝色横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看不到了。
据有份举这条横幅的一位网友解释说：“有一中年男子跑出来抢夺我们政改的标幅，说蓝色是叛国，政改是反党，气势汹汹与我们伙伴对着干，后来被我们劝阻了。”
“有网友猜测说是因为政改横幅‘有违圣意’，所以‘被消失’了。至于那个抢横幅的中年男子究竟是出于‘义愤’的普通群众，还是‘有身份的人’，这就不得而知了。我在想，经过此次之后，做横幅会不会像买菜刀那样要实名制呢？哈哈!”
其实，如果不准理性声音出现仅仅是官方行为，还表明理性在民间酝酿，可怕的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请继续看范文蒨的介绍：
“9月16日早上，我在游行队伍中，听人群喊着空洞的口号，看着人群中谁声音大，谁的鼓动能力高，谁就有人附和、跟随。这种场合，似乎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理性的思辨。我心中充满了无奈，默默地举着‘理性表达，拒绝暴力’的牌子。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平头大叔，用不耐烦的语气跟我说（普通话）：‘你这个不用举啦，（加重了语气和加快了语速）现在网上有些人胡说八道，一点事就说暴力！’我微笑回道（当天我没戴口罩）：‘只是提醒一下’。大叔转头愤慨地向身边的人喊：‘钓鱼岛都没了，还怎么理性啊!’人群叫好。”
随后，范文蒨心情非常沉重的感慨道：“你看，我和伙伴面对的，就是这样‘义愤填膺’的人群，跟他们讲‘理性表达’，有用吗？我不知道，反正能影响一个是一个。我对这个国度绝望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我可以不作为的理由。”
最后她说：“深知祖国命运之多舛，公民社会推动之艰难无力，但依然深情地相信未来，依旧‘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当我们看见示威者抢走我们的横幅，骂我们汉奸，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很多路人对我们的标语竖起大拇指，有示威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举‘爱广州，非暴力’的牌子，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是的，也许没希望，也许有希望……”
可见，在9月中旬的反日游行中以长沙和青岛为代表的打砸抢烧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尽管确实和当局操纵不无关系，但是，它还是表明了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强大的反理性气氛，这种主要由毛派和愤青表现的野性力量正在千方百计把中国拖进丛林法则主宰的烂泥潭。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只要形势失控，这种反普世价值、反商业文明的历史逆流，究竟会把中国引向怎么样的历史大倒退，目前还很难说！
须知，革命民主派的呼唤迄今为止还只是止于地下和国外，在国内始终找不到立脚点，因此，以为危机来临革命会爆发并且导向民主的迹象，在目前尚没有任何实证基础。
相反，以上情况表明的毛左和愤青的暴民运动的能量则令人触目惊心，其实，情况的严重性还不光在于以上两种势力，而且还要加上由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导致的黑恶势力大膨胀。由于每个贪官都要防范政敌，还要防范民众的揭露，这样，他们无不本能的在国家权力之外建立某种性质的私人武装，用这种武装来摆平用权力摆不平的问题。如此一来，依旁权力形成的私人武装——黑社会的大发展也就成了当代中国的一大特色！
知情人无不清楚，目前这种黑社会已经遍及全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依附于当局的“拆迁办”的“拆迁公司”，它们和当局的“维稳办”三位一体，构成了地方当局“土地财政”的三大支柱。哪怕在天子脚下的北京，这种“拆迁公司”也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并且都有恃无恐！更重要的是，它们因为有着巨大的经济支撑，都在全方位的恶性膨胀，也绝不完全受当局的控制。事实上，只要能够做大，它们也必然会上演“恶狗噬主”的闹剧，根本没有理性可言，而贪官利用它们则是典型的养虎为患。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黑恶势力在乱世中会成为混世魔王，导致“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乱局，从而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被进一步迁延。
因为在变化和动荡的时代，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前面虽然强调了由此带来的大机遇，这里却不得不指出，由于邪恶势力的膨胀势头看来远远超出了正义力量的发展，以此，一些突发因素、意外因素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产生的蝴蝶效应，究竟会把国家导向民主，还是会导向混乱，是任何人都无法事先预见并且拿出有效对策的。
现在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下段中国是走向民主时代还是走向军人统治？
目前，当局对局势的控制已经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一旦全面经济危机爆发，维系当前政治格局的利益链条就会断裂，高出军费的维稳费失去来源后，大城市的每个交通要道都有几十个的由“40-50”下岗人员垫底的上千万维稳大军，就会重现帝制时代的“养兵为患”现象，而有着各种对立诉求的各种势力的恶性膨胀则必然使整个社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如果理性反对派没有能够发展起来，不能有效的主导历史进程，那么，唯一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大动荡的力量就非方莫属了。
然而，自古以来，军人干政都是社会祸患，况且，凡是稍稍知道一点军方内幕的人都明白，在全面腐败的社会背景之下，军方的腐败其实比地方更甚，因此，在以上情况下，军方即使还能发挥作用，其后果也极其令人担忧。
此外，就军人干政来说，也有两种不同的可能。
其一是最高指挥系统对全国军队的管理始终有效。
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必然进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时期，军管的理由则不是为了维护崩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特权，而是明确承认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本身，并且承诺在一段时间后还政于民。
但是，究竟会用多长好时间再走这一步，那就没法说了，因为一旦权力落到军人手中，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就更加密切了！
其二是最高指挥系统对全国军队的管理完全失灵。
这种情况下，形势就更加不妙，各大军区或其他军方势力就会分别拥兵自重，各自割据一块地盘互不相让，一定规模的军阀战争必不可免。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当局的“自治”政策早已成为笑柄，离开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必然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会从暗到明的迅速崛起，使现有中国的统一管理成为历史的记忆。
这种天下汹汹、群雄竞起、诸侯割据、“神州板荡”的局面，当然是唐朝末年、清朝末年的历史再现，至于要经过些什么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复归什么形式的中国一统并且最终走向民主，则还是未知之数。
所以，按照这一模式演进的话，中国的民主会更加遥远，军人干政则会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综上所述，中国在未来几年十几年，到底是走向崩溃和失序，还是走向重生和建构，已经能够充满巨大变数，不是任何个人和集团所能决定的。
尽管我们认为，商业文明时代，人权，唯有人权，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为此，我们有责任使中国人获得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更包括免于恐惧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自由表达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宗教信仰的权利，以及无论老弱妇孺都能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社会动乱是不符合国家社会人民和我们的利益的，因为人权的保障只有强大统一的国家机器——当然是宪政民主制的国家机器——才能提供。
但是，历史的前进毕竟不是线性更不是一条直线，由于近六十多年来的统治即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又摧毁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普世文化基础，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沉沦已经使商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建构极度缺乏所必须的伦理基础和观念基础。这样，在行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会向何处去还在未知之数。
因此，中国下一阶段要进行的绝不仅仅是民主和专制、“枪杆子出政权”和选票出政权的大对决，还有商业文明的公平理性和小农文化的愚昧野蛮的大对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尤其要明确，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伟大的，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责任是格外沉重的！
我们的任务不可能光靠自己去完成，而必须动员尽可能多的有效民众一起来共同承担。
民主人权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全民参与才能完成，也只有全民参与才能建立起成熟的民主政治。
这里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尼克松作为总统，在窃听竞选对手的机密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立刻受到美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仅事情曝光的头一天，就有五十万份抗议信电潮水般的涌入白宫，连他的同党、他的属下也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美国政治伦理的做法，因此，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尼克松不得不下台!
由此可见，使美国社会能确保公平正义的不仅仅是制度，更是美国公民极其强烈的公民意识，正因此，一旦发生掌权者越过红线的事情，真正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优异的死制度，和优异的活人——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国民相结合，才能使社会形成良好风气。
所以，把美国民众的和平理性而成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前述中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就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就知道今日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倒退、动乱风险！
也正因此，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到任重道远，我们不能不全力拼搏并且努力唤起民众！
从以上情况可知，转型有和平和非和平的方式，究竟会以什么方式转型，不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愿望，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转型的原则，此其一。
第二，和平转型不意味着没有暴力没有血腥，事实上多年来当局的暴力镇压和当局借助“拆迁公司”之类的黑恶势力进行的暴力镇压一直在持续进行着。与此同时，民众零星的暴力反抗乃至群体性的低劣度反抗也一直存在。
第三，只要能避免全面内战，和长时间的暴力对峙，也就算相对和平的转型了，发生一些局部的血腥冲突，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难以避免的，与此同时，应该力争使这种代价降到最低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进行建设，建设新集体，新观念，新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破坏。
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成熟而强大的公民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专制下表现为政治反对派，在走向民主的时代表现为致力于新秩序的建设性力量，在民主时代，则表现为能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并且有能力领导国家的成熟政党乃至执政党。
必须指出，尽管形势逼人，但尤其要防欲速而不达。
我们必须打好各种好基础，有了足够的基础，就一切都好办了。
所以，目前不能着急，要一步步来，做好以几年时间打基础的准备，当然，这其中要应付各种挑战，能做的其他事也要做一些，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而不是闭门造车。
我们要靠思想靠理念靠启迪民众靠全民维权，也要靠组织，靠团结，靠凝聚，靠统一行动，还要靠中国昂山素季、圣雄甘地代表我们来进行整合和领导。
面对以上挑战，当今中国民运应当从启蒙阶段进入操作阶段。
操作阶段的第一要务就是积累政治实力。
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实力是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以及把握时机因势利导的能力。当然，相应的还有发展经济能力，打好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是万万不能的。
张辉：从民族自决到区域民族自治
——中共民族政策之转换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民族自决权意义上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该宣言在其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列举了7项奋斗目标，其中第4项和第5项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及“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指出，“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关于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中表述道：“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一）
受到列宁及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最初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主张，也是以“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为主要特征的。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民族自决权意义上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该宣言在其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列举了7项奋斗目标，其中第4项和第5项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及“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中也规定“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指出，“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实践方面来看，1930年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法律文件，则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具体化、法律化。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尝试。在其根本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其也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其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藏、苗…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实行民族自决确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案，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通过立法把“民族自决权”予以肯定。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则再次重申了上述十四条提出的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原则，指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
在帮助少数民族实现民族自决的实践方面，长征以后，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并在途中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鼓励各民族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政权。1935 年 11 月 8 日，格勒得沙（藏語意为藏族人民）共和国在西康绥靖县宣告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1936 年5月5日，波巴人民共和国 （藏語意为“藏族”） 在西康甘孜县宣告成立。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提出，“ 在树立波巴的光辉旗帜之下，我们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 热烈欢迎中国抗日红军赞助波巴独立的诚意，决定与之订立永远的盟好。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凡站在平等地位，愿与我波巴人民共和国订立国交的国家，当以最惠国相待。不甘灭亡的波人民，奋起呵！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主，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国家的人民，自由的人民！”
在外蒙的独立方面，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赞成的态度。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出现独立倾向及活动，并先后获得沙皇俄国和苏联的支持。1924年4月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去世。1924年11月在苏联第三国际支持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以1911年为独立纪元，并允许苏联驻军。1925 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独立，赞成苏联军队驻扎外蒙。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第五部分规定：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承认蒙古独立。1950年7月，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49年和1950年郭沫若与胡华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则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态度。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了郭沫若为中苏同盟四周年所做的“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指出：“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1950年2月24日中共党史学家胡华在“人民日報”上发表了关于蒙古独立的两篇文章——“我们应该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和“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前文指出：“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 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的‘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后文则指出“我们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了的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白规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联合与分立，要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该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远没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侠义帮助，经过自己的艰苦斗争，因而首先获得了解放与独立。对于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反对他们早解放早独立，要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受罪。”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与当时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主张以及列宁对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国家的构想一脉相承的。其之所以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为当时唯一的共产党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位于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接受其领导，苏联的相关政策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样板；另一方面，民族自决政策也应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的政治需求。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对手和敌人是国民党政府。如果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出发，那么，就必然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民族问题，只要有利于打败对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手段就可无所不用。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是“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剥削阶级。”同时，“民族自决”的口号，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作为政治宣传的口号和工具，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的。
（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放弃赞成民族自决独立的主张。这一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国内政治进入国共合作时期，原有的主要针对国民党政权的主张少数民族自决独立的政策显然不合时宜。尤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单纯作为在野的势力可以尽情地提出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其自身也开始面临着手国家政权建设的现实主义课题。因此，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上进一步出现明显的变化。即，虽然没有明确在正式文本中放弃“民族自决”的术语和提法，但在其原有的“民族自决”的主张中逐步加重了“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提法，进而在其民族政策中剥离了民族自决的内涵，直至明确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否定各少数民族有独立成立自己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利。区域自治和各民族自治地方不可分离作为一项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恩赐式”主张，开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建设的始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报告回避了“民族自决”一词，但又表明必须给予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该报告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明确阐述。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号召“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内蒙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争取时间，放手发动和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明确提出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对内蒙自治政府和中国关系问题进行了确定：“内蒙民族自治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应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在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少，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关于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中表述道：“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綦彦臣：废除，而不是改革！
——劳教制度本质上反人性
在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二十大（1956）召开之前即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有关内容的讨论时，就已经涉及到劳教制度的非法性问题：第一，从革命事业角度讲，不能再把“忠实的男女同志”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第二，劳教因其反人性早晚成为丑闻，信息会由被释放的人向社会散播【注12】。也就是说，早撤比晚撤对苏共更有好处。
撤销“古拉格”系统是赫鲁晓夫不朽的人权贡献
中国劳教制度的最基本职能是政治镇压。
我们尚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分析十九万在押人员的身份结构。但是，国内媒体转述外媒消息时，间接承认关押人员里有“批评政府的人士和邪教分子”，而地方官员用劳教来打击上访的维权者已经不是个案。到目前为止，负责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局只认为“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上存在问题”，而不承认它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并坚称“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言：西方内部的政治伦理“冲突”
一、政治镇压：不可回避的制度功能
二、人权贡献：赫鲁晓夫撤销“古拉格”系统
三、阴谋基因：中俄两国的惊人相似
四、改革说辞：最缺乏良心的辩护
结语：自由力量学会借鉴历史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引言：西方内部的政治伦理“冲突”
中国的劳教制度来自于苏联，即对劳改营（labour camp）制度的仿制。这个体系不同于正常的刑罚制度而是冠以“再教育”【注1】的名义，因此，在中国语境里更精准地反映其性质的是reeducation【注2】的含义。无论是“劳”还是“教”，它都为极权主义简便地使用非法手段提供了可能，比方说，“在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集中营实际上就是劳改营”【注3】。
据苏联研究的权威著作表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即强制劳动体系（“古拉格”
【注4】），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它的理论基础（政治伦理）源自法国大革命，具体是“‘强制劳动’的说法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拉鲍·谢恩特·埃季耶恩作为政治法律词汇加以使用的。他认为，强制劳动是针对自由人而言的‘自由劳动’的对立面”【注5】。左翼极权主义政治对法国大革命政治伦理的偏好无须多论，而之于西方政治伦理本身，劳教（强制劳动）体系显然是边沁（1748-1832）功利主义的对立。
必须说明的是，没边沁的（道德）功利主义，也就没有完整的自由主义，尽管法国大革命已被世界历史确认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最重大事件之一。边沁主张“法律必须节俭”【注6】，原因在于惩罚会出现无效、无益、没必要之情形【注7】。很显然，劳教制度完全符合这个三要素，尤其“无益”一项，不仅是法律不节俭，而且违背普遍人性。
一、政治镇压：不可回避的制度功能
研究苏联劳教制度的专家们偏重于“古拉格”在苏联国家中的经济作用，而不太注意其政治镇压功能。或者说，苏联国家的政治镇压机制的终极目的就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尤其是二战时纳粹集中营的经济功能给予了它以旁证。韦农·波格丹诺（1987）词书体系给出的具体数据是“1941年时，劳动营承担了全苏14%的建筑工程，12.5%的木材采伐，40.5%的铬生产和75%的黄金生产”【注8】；李庆华（2009）则确认这个体系在苏联加速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了无限的动员能力”【注9】。然而，这个体系的政治镇压功能仍不能否认，并且它是左翼极权主义统治里面“党大于法”、“领袖大于党”的一个经典证明。因为“古拉格”在政治逻辑上完全依托“全俄特别委员会”（或曰“捷尔任斯委员会”，中国的政法委亦此），而后者之成立与运行完全没有依据苏联法律。
对于“捷尔任基斯委员会”之运行，苏联体制内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注10】。苏联国内政治保卫系统曾管辖劳改营是历史事实，也是苏联体制度的一个特征。因此，在最高层政治剧烈斗争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涉及，尽管不是每次如此。赫鲁晓夫在日后回忆他以宫廷政变方式清理特务暨政法首脑贝利亚的细节时，描述说：“我也提到最近贝利亚提出的关于流放犯和牢营囚犯政策的建议，着重指出，他企图使这种专横的做法合法化。”【注11】从这个细节上看，有改革意识的苏共领导人至少认为劳教制度是不合法与专横的。而贝利亚正是想借此制度完全合法化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达到在斯大林之后实际掌握苏共最高权力的目的。
二、人权贡献：赫鲁晓夫撤销“古拉格”系统
在赫鲁晓夫正式经合法程序获得苏共最高权力之后，“古拉格”系统被全面撤销（1960）。事实上，在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二十大（1956）召开之前即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有关内容的讨论时，就已经涉及到劳教制度的非法性问题：第一，从革命事业角度讲，不能再把“忠实的男女同志”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第二，劳教因其反人性早晚成为丑闻，信息会由被释放的人向社会散播【注12】。也就是说，早撤比晚撤对苏共更有好处。
撤销“古拉格”系统是赫鲁晓夫不朽的人权贡献，尽管他远未走出制度本质所带来的战略紧张，比如缓和西方与制造古巴导弹危机（1962）之间的悖论。
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拾了“劳教”的一些社会性职能而放弃了其中的政治镇压功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治镇压没有了，利用正式法律程序的判刑依然时有发生，比如时任斯维尔德洛夫州第一书记的叶利钦于1975年亲自指挥，“铲除”了一个商人议政沙龙。此是在克格勃第五局（知识分子和青年局）压力下的作为【注13】，但也形成了他个人的一项良心债务【注14】。从更远期看，这项政治债务是他抛弃苏共的根本动力之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同志审判会（comrades courts）”【注15】机制可视为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性恢复。1977年，有立法规定：同志审判会是社区选举机构而非国家机关，该机构对违犯劳动纪律、流氓行为、小偷小摸诸行为进行审判，执行措施“诸如当众道歉或罚款”【注16】。不过，专门性学术介绍并未确认“同志审判会”是对劳教的改革性恢复，而认为是苏共对革命前的俄国社区自我调节之传统的恢复【注17】。
三、阴谋基因：中俄两国的惊人相似
从文明基因狭义为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列宁之所以不惜采取违法行为而进行劳教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自我想象。简单地说，它的拜占庭式政治风格（第二罗马帝国），使阴谋基因突显出来。
在文明史家的笔下，拜占庭帝国只有使用阴谋与暴力才能维持自称的神授君权（即等同于罗马帝国）；其次，宫廷叛乱与权势人物之间的谋杀几为家常便饭；再次，幕后交易不可胜数且交易过程曲折复杂。所以，“后人常常使用‘拜占庭’一词表示极为复杂和曲折的密谋”【注18】。尽管赫鲁晓夫讥讽贝利亚的阴谋活动是亚洲人式的诡术（想一套而说另一套），其实，他的诸多政治策略与贝利亚一样全然属于“拜占庭”。这点并不影响他废除劳教的道德性意义。
“拜占庭”可广义为权术统治，中国有它更先期的“版本”，是为中国传统治术当中的法术势或外儒内法之治。法与术均服务于势（政权）。在政权高于一切的原则下，“术”自然会由手段异化为目的，因为“有了‘术’，就可以把一切权力集中，国君独揽政权”【注19】。不管是“拜占庭”还是法术势，均不可能导致公平、正当的法律体系出现。并且，统治集团的内部治理成本也是畸高的：列宁利用权术手段建立的劳教制度，由赫鲁晓夫用权术来废除，最后赫鲁晓夫终被权术政治所击垮；毛泽东用权术手段发动“反右”与“文革”两大政治运动，由邓小平以经济改革名义予以否定，但是邓小平的权术政治在当下已经失去了有效政治改革支持，因此，险些被薄左势力以打黑唱红之权术所推翻。
递进而言，在中国具体环境里，劳教制度之存废仍是一项权术，而绝非立法技术问题。当然，劳教制度的存废也是一项关乎政治伦理最终测验的绝对重要指标。
四、改革说辞：最缺乏良心的辩护
不可否认，劳教制度今天仍存在于中国政治结构里面，有着相当的经济理由，比如，它为司法（政法）系统提供了大量的超常利润，此因劳教场所劳动力相当便宜之故。换句话说，劳教最一般的存在理由是可以为政权体系的一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注20】。在另一端，劳教体系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份额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它没有苏联劳教的那种积累功能。在中国，此部分积累量已经由武警系统提供，比如武警当中既有森林部队也有黄金部队。
剔除政权所需的就业机会之因素考虑，亦恰当地认识与苏联劳教可比性的项目如木材与黄金生产，其任务向武警的转移，那么，学者们一定非常困惑——为什么还要让本质上反人性的劳教制度存在呢？可以十分简洁地回答：中国劳教制度的最基本职能是政治镇压。
我们尚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分析十九万【注21】在押人员的身份结构。但是，国内媒体转述外媒消息时，间接承认关押人员里有“批评政府的人士和邪教分子”，而地方官员用劳教来打击上访的维权者已经不是个案。到目前为止，负责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局只认为“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上存在问题”【注22】，而不承认它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并坚称“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注23】。
首先说，此类说法在技术上完全抛开了宪法对下位法的制约，而不像刑法之依据宪法指向国家惩治犯罪的功用表述。作为非犯罪而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应劳教行为，宪法没有相应的处置规范指向。其次，“立法机关批准”之说不严肃即有失宽泛，而既有此“批准”也不意味着不可废除；再次，就算名义上由多个行政部门联合决定处罚而不必由公安一家担责，劳教仍然是政府之行政行为，而政府行为造成实质性的刑罚是违背基本法律伦理的。
结语：自由力量学会借鉴历史
在中国现实政治中，许多丑陋的判决与行政处罚屡引社会舆论指责，而权力当局则大有岿然不动之意。此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术”之效果的深度迷恋，而且说明其学习与自省能力完全丧失。依靠如此素质为底而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不是胡说八道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本文深度勾稽了苏联劳教制度历史，以期民间自由力量能够以史为鉴，而积累社会创新的道德资源。
民间自由力量每从政治伦理方面对苏联制度转移到中国的负面因素清理一点，中国社会往好处转型的希望就增加一点。在另一端，如果民间自由力量对体制内开明力量尚抱有希望，那么，就在劳教制度废存问题上告诫前者：“废除，而不是改革！”。因为这种“术”不仅仅是具有侵害公民权利的“本能”，而且它也是苏联没有任何败亡迹象之前就已经扬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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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关于苏联劳改营（labour
camp）的“再教育”作用，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编译）之〈劳改营〉词条（P335）说“1918年首次建立，据称是为‘再教育’且其以古拉格（gulag）一词而广为人知”；邓编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原版：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1987。
[2]从中国对于“劳教人员”的英译可看出“再教育”的含义，此谓a person subjected to reeducation in a reform school，参见外研社（2001）《现代汉英词典》之〈劳教人员〉词条（P526）。而“劳改犯”之表述在〈劳教人员〉词条（亦在P526）下，谓 a prisoner serving a sentence of
reform through labour。两厢对比，关键词语是person与prisoner。
[3]同[1]。
[4]前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历了多次名字变化，最后至“内务部”，其政治镇压性质明显可见。其下辖的“古拉格”亦多次更名，最初出现“劳动教养”字样的时间是1946年，此机构称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具体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P362（关于古拉格研究，由吉林大学李庆华撰文，“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P362-400）；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同[4]，P365。
[6]参见安东尼·肯尼著《牛津西方哲学》（汉译本，梁展译）第四卷，P307；梁译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原版：Oxford Universinbg，2007。
[7]同[6]，无效，指不能震慑；无益，指导致更大的伤害；没必要，指可通过其他手段加以避免。
[8]同[1]。
[9]同[4]，P347。
[10]同[4]，P381。
[11]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P487；张王陆潘关等译版本：东方出版社，1988。
[12] 同[11]，P504 -505。
[13]参见网民“醉心望月”短文，“滴血的镰刀——克格勃第五总局”，载于凯迪社区，2007年1月1日。
[14]此种判断见我的博文，“非祭而贺苏共亡党20年——前苏联特务统治的明清映像”；网易博客（半个历史学家），2011年7月23日。
[15]&[16]、[17]同[1]，P135，〈同志审判会〉条目。
[18]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因斯合著《世界文明史》（汉译本，赵丰等译）上册，P480；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2001。原版：W.W .Norton & company,Inc.,1991。
[19]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共四册），P238；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63。
[20]按着行政学当中“帕金森定律”而言，政权机构试图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具体可参见丁煌著《西方行政学说史》（第二版），P221；丁著版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1]关于关押十九万劳教者的数据，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10月10日转引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外媒称共有19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劳教所”（原题目：“外媒关注中国改劳教制度，称为反击指责减死刑”）。
[22]&[23]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12年10月11日编译《爱尔兰时报》网站等媒体报道，“中国研究改革劳教制度引关注”，第15版〈观察中国〉。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10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出温家宝家族涉嫌巨额“隐秘财产”的长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外舆论沸沸扬扬。但有许多媒体分析认为这是薄熙来的保护势力和保守派权贵集团对于温家宝总理的报复、陷害和泼脏。我们注意到温家宝的家人已通过律师发出六点“公开声明”对相关贪腐信息进行了否认。
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作为执政党内改革力量的代表，因为积极推动执政党领袖集团依法处理“左王”薄熙来的违法犯罪问题，必然受到极左力量和支持薄熙来的保守派权贵集团的打击报复，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也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执政党中央依法处理薄熙来，支持以温家宝总理为代表的执政党改革力量通过整顿重庆来系统反思和总结维稳体制的重重教训，并积极推动中共十八大开启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为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翻开崭新的一页！
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官员的任何腐败行为。尽管温家宝家人已经通过律师就《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了否认，而且海外也有报道说，温家宝总理本人已经就自己家族贪腐传闻数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全面的、公开的调查”，并愿意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但遗憾的是，这些信息还只是停留在“传闻”上。
我们认为温家宝总理本人应该面对海内外媒体就《纽约时报》的报道召开记者招待会，直接澄清有关家人的各种传闻，并带头公布自己及家庭成员的财产收入情况，接受体制内外各界力量的调查监督，以实际行动推动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阳光政治”和廉政建设。从而给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海内外媒体、组织和个人以负责任的交代，给历史和未来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纽约时报》发出温家宝家族黑材料，网站被屏蔽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今天纽约时报中文网站发出长篇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很快，纽时中英文网站在大陆全部被封，纽时的新浪微博也被销号。
博讯23日曾发表题为“对温家宝发起媒体立体攻势,保守派18大前最后的疯狂?”的报道，其中对比了彭博社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和此番攻击温家宝的幕后势力、做法都非常像，而大陆官方的反应也是很一致：都是封锁新闻机构的网站。
距离18大召开不到2周，而18大人事据传仍在较力中，此刻纽时发出此消息，显示北京高层内斗的战场已经延烧到西方媒体，其后果不可小视。
纽时的报道称：《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这个长篇报道，应该是对温家宝执政的最大考验。北京政情分析人士告诉博讯，此文受打击最大的是改革派。在彭博社发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有关文章后，后发现很多错误，例如，将习近平亲属控股公司的母公司的财产全部算到他们名下。此次关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的报道无论是否会被否定掉，其显示出内斗黑幕已经被揭开，18大前后，中国政坛上看点应该还会很多，对此博讯会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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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首发：纽时炮轰温家宝的报道有重大缺陷：81%的金额未核实
《纽约时报》在北京时间26日发出长篇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这可能是近10年对温家宝家族腐败进行攻击最重的一炮。博讯驻北京记者为此进行查证，发现27亿美元的22亿美元（81%）存重大疑点。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纽约时报》在北京时间26日发出长篇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这可能是近10年对温家宝家族腐败进行攻击最重的一炮。博讯驻北京记者为此进行查证，发现27亿美元的22亿美元（81%）存重大疑点。
纽时报道的27亿美元中，22亿美元的资产来自段伟红的泰鸿公司，疑点在于段伟红到底有没有为温家宝家族代持股份。文章提出的唯一证据是段伟红的公司有温家宝的家属持有股份，包括温家宝的母亲和其他亲属。但这是2004－2005年的事情，段伟红使用了这些家属的身份证办理股份。而平安保险2008年上市前，温家宝的家属已经全部退出公司，平安保险的利益是2009年实现的。据悉，对以上所有的手续，段伟红都保留了证据。
由此看来，泰鸿公司的22亿美元的价值，和温家宝家属并无关系，至少是无法核实的。
如果这22亿美元存疑的话，另外的5亿美元是否也有疑点呢？
在过去近10年中，曾有媒体报道“郑建源”是温云松的化名，并为外界所相信，最近郑建源站出来，澄清了他不是温云松，他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郑裕彤，郑建源为香港宝华投资的董事长，本人是在香港的大陆移民，与温云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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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7) (博讯 boxun.com)
博讯：针对习近平、温家宝等，刘源、王军等太子党多次密会，商讨攻击方案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纽约时报发出温家宝家族财富报道后，立即成为全球关注中国政坛的焦点之一，而温家宝家人对报道正面回应，更引起反响。博讯此前曾披露，此事件极可能使得温家宝公布家庭财产，并促使中共其他领导人公布财产状况。有媒体分析，攻温是为了救薄。博讯了解到事件有更深层的内幕。
博讯据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近几年的言论多次提倡政改，关注民生，早已引发太子党对这位平民总理的不满，而诱发对温家宝进行攻击的直接原因是温家宝3月13日对薄熙来和重庆讲重话，使薄熙来无法翻身。自3月开始，刘源、王军等太子党及其幕僚多次在银行业的私人会所组织秘密聚会，根据收集、整理的关于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的黑材料商讨对策，以及如何将这些材料向媒体曝光。 消息人士透露，为了保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的手机在门口就被服务人员收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数次密会邀请一些外媒驻华记者参加，其中有纽约时报的张大卫。
博讯了解，刘源、王军等组织密会，准备针对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的攻击方案，除了对薄熙来处理、温家宝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倡议不满，还有历史渊源：刘源的父亲刘少奇和薄一波关系密切，当年刘、薄一同被打倒。而王震（王军的父亲）和薄一波在邓小平否定胡耀邦的努力中，和习仲勋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结果将胡耀邦和习仲勋打倒。据博讯了解，在90年代末胡锦涛上位时，党内选习近平做为第五代进入常委，自从那时，就埋下薄熙来分裂的种子。而刘源当年和习近平一同下乡，父亲当年是国家主席，高于习仲勋，对习近平上位也不服气。兔死狐悲，薄熙来案发后，部份太子党经过密谋，将攻击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通过外媒曝光，成为震惊世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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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家族财富案：段伟红驳《纽时》断章取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8日 转载)
原标题：温家宝妻友人驳《纽约时报》断章取义
中国时报 【大陆中心／综合报导】
《纽约时报》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透过复杂的持股坐拥廿七亿美元财富，其中一个股权投资平台為「泰鸿」。泰鸿集团创办人段伟红接受明镜网专访时回应，报导断章取义，温家宝家人只是股权代持人，二○○八年后，所有的股份最后回到了她的名下，温家宝家人没有从中获得过任何利益。
纽时的报导点名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平安保险。调查发现，由女企业家段伟红创立的泰鸿公司，是温家宝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该公司註册地是温家宝的故乡天津，过去十年间，泰鸿有卅多名个人股东，许多是温家宝亲属及温家宝太太张蓓莉的前同事。
段伟红解释，泰鸿持有平安股份这件事，由於当初她并不想在媒体上出名，因此确实让公司的人找了一些人的身分证、代持过自己的股份，以便隐藏自己的持股规模。「我的公司曾经使用过一些人的证件，拆分我的股权，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找的人，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是温家宝总理的家属或亲戚。」
段伟红强调，他们本人也不知道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投资行為，至今為止，这些人也没有获得过任何的收益和利益。「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信任。我信任我们家的亲戚。我一直到《纽约时报》记者来问我，我才知道。」段伟红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合法。
段伟红解释，二○○八年之后，由於过了敏感期，所有代持者都退出她的公司，这些股份最后还是由她来持有，回到她的名下，因此最终的受益权也在她的身上，「但纽时的记者没有完全採纳我的说法。」
段伟红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温家宝本人。「完全是无稽之谈。虽然我和他都是天津人，但和他们家根本没有任何关係，在创业、经商上也都没有任何关係。」
但段伟红承认，她是温家宝太太张蓓莉的朋友，「那是二○○○年后，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段伟红不认為张蓓莉有所谓「在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的情况。
段伟红说，据她所知，温夫人根本不做珠宝生意，她根本不是个生意人，她就是做鑑定，鑑定专家，属於专业技术的；而她先生对她的事业也不知道。段伟红还说，不可能有人会在珠宝生意上特别找张蓓莉帮忙。(Modified on 2012/10/28) (博讯
boxun.com)
就纽时的报道：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全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8日 转载)
(明报) 北京两名律师昨日发表「受温家宝家人委託」的声明，指《纽约时报》前日关于其家人资产的长篇报道不实。声明强调，温家宝家人都没有持有任何股份，而从事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温家宝母亲除退休金外没有其他收入和财产。声明称，保留追究《纽时》法律责任的权利。
明报昨晚收到这份以中文传真发来的声明称，是「受温家宝家人的委託」发出，声明指《纽时》报道中所指温家宝家人的「隐秘财产」并不存在。其家人没有从事任何非法经营，没有持有任何公司的股份。温家宝的母亲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温家宝亦未在家人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任何作用，更没有因家人从事经营活动对他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署名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白涛律师」和「国浩律师事务所王卫东律师」的声明指出，温家宝的其他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同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他们本人负责。声明最后指，对《纽时》其他不实报道将继续予以澄清，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纽时》前日曾经报道指，温家宝90岁的母亲、退休女教师杨志云（又名杨秀安）5年前曾持有价值1.2亿美元（9.3亿港元）的平安保险股份。而温妻张蓓莉好友段伟红创立的泰鸿公司投资平安保险收穫颇丰，过去10年间，公司许多股东是温的亲属和其妻张的前同事。
明镜博讯质疑《纽时》报道
海外中文网站明镜新闻网和博讯新闻网，昨日分别都对《纽时》的报道提出质疑。天津女商人段伟红接受「明镜」专访时承认，与温妻张蓓莉份属朋友，是2000年后「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但她声明，「第一，据我所知，温夫人根本不做珠宝生意，她根本不是个生意人，她就是做鑑定，鑑定专家，属于专业技术的。第二，她先生对她的事业也不知道。」她也否认温进入常委后，张在钻石生意的成功。
温妻朋友：温总不谙其妻事业
她指，温的家人虽然曾代持她的股份，但她对此并不知情，直到被《纽时》记者问起，才知道这些人是谁。她说，2008年后，所有代持者都退出她的公司，股份回到她名下，温家人并无从此获益。
「博讯新闻网」也指出，平安保险2008年上市时，温的家属已经退出该公司。没有证据显示，泰鸿公司22亿美元的投资价值与温家人有关。
受温家宝家人的委託，现就《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及其家人的不实报道，发表如下声明：
一、《纽约时报》报道的所谓温家宝家人的「隐秘财产」，是不存在的。
二、温家宝家人有的没有从事经营活动，有的虽从事过经营活动但没有从事任何非法经营活动，没有持有任何公司的股份。
三、温家宝的母亲除了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也无其他任何财产。
四、温家宝从未在家人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任何作用，更没有因家人从事经营活动对他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任何影响。
五、温家宝的其他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同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他们本人负责。
六、对《纽约时报》的其他不实报道，我们将继续予以澄清，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涛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王卫东
二O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Modified on 2012/10/28)
(博讯
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的来龙去脉
这位消息人士说，虽然胡锦涛不同意温家宝公开自己的财产，不过习近平却对温家宝公开自己财产表示支持。他说，“一方面说温家宝同志贪污，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他解释，是极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这样做！”“不允许温家宝同志回应贪的谣言，对党的形象更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家宝才获得允许，通过其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9日 转载)
万维读者网樵夫专稿: 日前，《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温家宝家族贪污的消息，引起世界媒体的轩然大波，而温家宝家人则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反驳这一报道。可是稍有些判断力的人都非常明白，对温家宝而言，面对这贪污指控，最有效的回应是公开自己的财产，而并不是由律师以其家人的名义发表声明。然而为什么温家宝却恰恰取此下策，而不是公开自己的财产？一位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刚刚致电笔者，揭开了其中的内幕。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温家宝及其身边的主要智囊，实际上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回击《纽约时报》报道的最好方法，就是温家宝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而温家宝本人一直在积极推动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化制度的建立，因此在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做出决定，公开自己的财产。应该说，这的确是温家宝的一张王牌。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家宝要公开自己的财产，必须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通过，而根本不能“擅自”公开自己的财产。如果温家宝不顾这一基本现实而硬是“无组织无纪律”地公开自己的财产，那么必定会被中共非常残酷无情地搞下台。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家宝本人并没有权力公开自己的财产。所以温家宝只能向中共高层提出公开自己的财产。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对于温家宝的要求，胡锦涛等人目前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胡锦涛说，“一公开岂不是乱套了？其他同志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跟着公开？”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胡锦涛不同意温家宝公开财产是必然的，因为只要温家宝以公开自己的财产，不仅《纽约时报》的报道会不攻自破，温家宝还会成为中共高层少有的廉洁象征，从而给他带来更为巨大的政治声誉。这是胡锦涛等人所非常不愿意看见的。另一方面，诚如胡锦涛所说，只要温家宝带头公开自己的财产，那么其他中共官员，也都不能不公开自己的财产。而这对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这位消息人士说，虽然胡锦涛不同意温家宝公开自己的财产，不过习近平却对温家宝公开自己财产表示支持。他说，“一方面说温家宝同志贪污，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他解释，是极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这样做！”“不允许温家宝同志回应贪的谣言，对党的形象更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家宝才获得允许，通过其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位消息人士最后表示，虽然现在胡锦涛并未同意温家宝公开自己的财产，但是温家宝还在继续努力向中共高层唿吁，同意他公开自己的财产；而在中共高层习近平等人也认为，温家宝的做法值得肯定，应予支持。另一方面，胡锦涛反对温家宝公开财产的理由，也实在无法摆在台面上来，所以，虽然受到极大的阻力，温家宝最后是否可以公开自己的财产以及以什么方式公开自己的财产，还存在着巨大的变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炮轰温家宝的纽时记者张大卫曾受到薄熙来款待
（博讯编者按：本文没有任何其它含义，并不是表明张大卫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有问题）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的报道引起全球的热议，博讯读者报料称，张大卫2010年曾受邀到重庆，得到薄熙来的招待。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陈维健：以温家财产曝光为契机全面公布中共要员家族财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10月25日《纽约时报》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为题，公布温家宝家族经商谋取暴利的材料。该报记者通过中国政府企业审纪渠道，获取数千家公司的信息，审视了温家宝家族所控制的商业网络，以及公司注册的法人代表，主要股东，以及注册资金，以极为详尽的细节与温家人脉关系示意图，报导了温家宝的妻子、母亲、儿子、女儿和弟弟等家人多年来在他担任总理期间 积累了至少27亿美元的财富。在“十八大”不足二周之际，此新闻对中共的杀伤力，不亚于“薄王事件”。这是自今年6月彭博社爆料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以来，海外媒体第二次揭露中共高层政要的家产情况。
尽管温家族财产曝光后，中共外事口以西方媒体抹黑中国于以否认，温的家人在第一时间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反驳“纽约时报”，但在如此详实的材料面前，显得是十分苍白无力。“纽约时报”是国际新闻界最具权威性的报纸，有纽约时报的新闻才是真正的新闻之说，只要是纽约时报的新闻，基本就是铁板钉钉的。对于一个如此重大的新闻，一个几乎关系到世界上最大的政权中共存亡的新闻，必然谨慎准确于一万，这样的新闻只要有一丝的差错，都有可能给该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纽约时报”是绝不会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与自己160年建立起来的信誉开玩笑。在该新闻出台前，中共曾经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施压，但是这个曾经曝光五角大楼越战机密，最终成为水门事件，连美国总统都不卖账的报纸，怎么可能被威胁倒呢。
曝光习近平家族财产的“彭博社”，是全球最具权威的集财经，新闻的资讯一体的集团，他的创办人是连任三届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十一届人大”已发布中国38名全国人大都是亿万富翁，比美国最富有的议员还要富有的报导。它发布习家3、76亿的财产其详实也是无可辩驳的。彭博社在公布习家的财产后，其在北京的记者遭到死亡威胁，但是对于彭博社这样的新闻媒体，对他的威胁只能是自己找死。中国人常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纽约时报”也好，“彭博社”也好，都是拿着金刚钻的媒体。
胡温十年，在无官不贪的中国，温家宝几乎是中国官员的一个道德标杆，“纽约时报”的报导对温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十八大后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也是以廉洁著称的官员，其还未上台，家族财产曝光，毫无疑问给其未来的执政蒙上阴影。温家宝是中国官员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官员，他希望身后留名，希望百姓把他当作清官，他有太多的话，看重后世对他的评价“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但目前放在温相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沉默，不以清官流芳，而以贪官遗臭。第二条路，就是公布自己的财产。但公布个人财产由不得自己算，中共高层根本不会许可。温公布了财产，那么其他8个常委是否也要公布。在个人的清誉与中共集团利益之间，温最后只能壮士断臂，破釜沉舟之决心，以公布个人财产，为黑幕的中共凿开一个洞。这是温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选择。但公布财产如果想要还清白，只会越描越黑，“纽约时报”的报导，即使有些差错，基本事实是不会变的。家庭其他人你可以不管，但你做儿子的，你老母那一个多亿的财产，你老婆枕边人的财产，你能够有脸说，不清楚，不知道，管不了吗？公布财产不是为了洗刷自己，是为中国官员财产透明化，开一个先例，仅此一个先例，便能戴罪立功。
对于曝光财产，习近平与温相比心态则沉稳得多，虽然吹捧者称其难得清廉，但在他自己看来，这天下是我老头子打下的，我们子孙辈发的一点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老头子参加革命如同买了原始股，现在发了，有什么好说的。海外那些吃饱了撑的，他们要说，让他们说好了。
“彭博社”“纽约时报”在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的关键时刻，一下子敲掉中共两个道德标杆人物，对中共打击力度之大，几近毁灭。中共之恐慌，如同大难临头，那些比温、习贪得多的家族，更是人人自危，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家族的财产就曝出来了。但是，这又能怪谁呢？怪只能怪自己，“阳光法案”讨论了十年，没有出台，那么只好等人家来曝光了。同样的道理，中共应该明白，如果中共再不改革，那么只能等老百姓来革命了，到时候老百姓杀将进来，讨还性命时，又能怪谁呢，怪也只能怪自己。
这次温家财产曝光，有无薄熙来因素，无证可实，但是胡温在处理薄，不以薄的路线而以薄的贪污与女性关系给予处理，实在是为自己留下了后患。虽然温在“人大”以薄走文革极左路线指控薄，但最后不管违心与否，还是同意胡以贪污为薄的问题定了调，又以区区二千多万人民币起诉，那么习温的几亿，几十个亿美元有该当何罪，只怕杀几十次都不够顶罪了。在这个问题上，温与胡即使鱼死网破也不能妥协，但温还是妥协退让了，温现即使后悔也来不及。本来温打薄可以让自己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通过打薄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从而开启中国的民主之路，得不到同僚的支持，可以呼吁百姓的支持，这样即使家族财产曝光，人民也会原谅，因为家族的那一点财产，再多，也不可与开创中国民主之路之功相比的。就象赵紫阳，当年“八九民运”先是冲着赵紫阳儿子“官倒”而来的。但是因赵在“六四”的表现，人们原谅了他。
温相十年来，为自己许了许多愿，发了许多心，也为中国的民主说了许多话，为了老百姓作了一些事，是中共官场中的一个异数，但最终管不了家人贪赎，以贪官的名声收场，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他的首鼠二端，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甚是可惜。（顺便提一下，高级别的贪官自己是从来不点钱的，钱都由家属代点代管的。）
在胡温政权即将告别历史舞台之际，胡温为自己执政十年的总结是“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不是国家的黄金十年，老百姓的黄金十年，而是中国官员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官员上自胡温九常委，下自各级官员，那一个家族不是捞得盆满缽溢，个个家财万贯。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尤其这等带着罪恶，带着老百姓血与泪的好日子。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让中共官员全部疯了，连温家宝都不例外，实在不可理喻，你们到底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钱多了也要淹死人的。此文结束，再引“红楼梦”之语“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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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时评：为温家宝喝彩：以勇气来开启中国政改新篇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缺陷，因为受限于客观条件
尽管几乎肯定这些向媒体报料和抹黑是政治对手有组织的和精心策划的，但并不能以此来否定纽约时报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坚持新闻报道的勇气，纽时在100年的时间里能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信誉，并不是说其庞大的记者队伍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犯错误者，例如曾经有记者捏造新闻被开除。但纽约时报的主流价值观、坚持新闻独立原则和不畏强权的基本新闻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恰恰出在：一方面供料者一味误导、鱼目混珠，把大量真亦假时假亦真的材料给记者，诱惑记者陷入认识的误区；另一方面，温家宝的总理地位，使他的一举一动需要中央批准，实际上就剥夺了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温和家人公平应对的权利，正如博讯此前曾指出的，这篇报道，存在重大事实缺陷。尽管这样，我们应当为纽时展现的面对压力拿出勇气而鼓掌。
温家宝敢于牺牲自己的勇气可能使他名垂青史
据博讯观察，此次温家宝家族财富报道事件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乃是因为温家宝也拿出惊人的勇气，决定高调做出回应，这是中共领导人中的第一次，此举动极大的震惊了全球媒体和读者，包括BBC和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导都指出，这是罕见且不寻常的举动，这些外媒报道语气明显持欢迎态度。有些媒体甚至引用接近温家的消息人士报道称，温家宝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他有贪污行为，愿接受审判。也有媒体报道，温家宝愿意牺牲自己，不惜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步。温家宝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他从根本上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爱惜自己名誉甚至胜过生命，极有历史责任感、勇于为民族献身的传统知识分子。其实从温家宝大学学地质，毕业后到西北甘肃多年风餐露宿的事实来看，从中可以看出他上述品质。博讯网为温家宝的勇气喝彩，赞赏他敢于直面媒体，接受调查和承担责任的勇气。
时代呼唤中共领导人勇于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牺牲自我利益，这种勇气甚至比体制改革本身更重要
温家宝的举动显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也给了我们启示。中国有一部共和国宪法，其中赋予了人民言论和游行集会等诸自由，中国还有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最高立法机关及人民参政议政平台，也有完整的按照宪法应该独立的法院制度，甚至还有种种与现代民主国家相差无几的法规，但这一切都如同空文，被完全蔑视，根本原因是领导人权力过大，而这些权力又不受制衡，于是就很容易和利益集团结合，形成体制性的腐败。连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表示，中国的制度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所以谁腐败都不奇怪。“我相信，如果我现在还在这个制度里做官，我也一定是个腐败分子，不是可能是个腐败分子。” 有人说，中共推翻国民党的法宝之一是靠对国民党四大家族腐败的宣传，今天，中国何止四百、四千、四万权贵家族？小到一个村长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形成最基层的权贵家族。
中国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改革长期没有跟进，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造成了维稳权力被滥用，已经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受益的阶层）都不满，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倘若不果断启动政治改革，中国极有可能重复历史上盛世到乱世，乱世到暴力革命的可怕循环。在这个历史关头，全世界华人对习近平、李克强新一代领导人给予了历史厚望，也在这个历史时刻，温家宝对纽约时报的报道的处理方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件被载入史册的事件。
今天有博客文章称，习近平认为如果不让温家宝澄清，对他不公平，而支持温家宝的公开回应。博讯认为此传言可信。从九常委一同亮相被媒体解读为挺温，也可以看出端倪。如果温家宝能够真正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将澄清进行到底，这是与他一再主张的官员财产公开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由此看来，他很有可能并不是像有媒体渲染的一样是“作秀”当影帝，而是真正的这样认为，只是限于体制束缚而无法实现。但是温家宝迈出的这一步面临的是万丈深渊和重重地雷阵，但全球华人乃至全地球人都将密切的关注着他、支持他，并为他祈祷。我们希望这将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史上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而温家宝能以任尔八方来，我自一路去的勇气来彻底洗刷这些年对他和他家族各种传言和玷污，并因此青史留名。
今年数次偶然事件或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冥冥之中，天佑中华
博讯从过去半年中国政治格局变化分析得出结论，江泽民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应该已经具备了督促18大后中共走向开明政治、全面改革的强烈愿望。江泽民在今年为《中国历史简明读本》写序，鼓励干部学习历史，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并积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还曾有媒体报道，江泽民今年曾对中共其他高层探讨，中共作为中华民族精英的组织，不能还不如满清王朝和西太后，也充分的体现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
从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看出，中共18大后习李极可能掀开中国走向民主法制的新篇章，此刻，温家宝的行动也将给所有人一个启迪，即使对于领导人来说，最好的保护也是有阳光透明的体制：依靠与媒体的平等有效的沟通及对法律体制的尊重，同时博讯也认为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混淆的概念和价值体系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其中可能也包括全民会认同领导人子女也有合法经营的权利，只是不能滥用行政权力和资源，而同时，领导人有时也是弱势群体，比如说，在目前的中共体制限制下和媒体全球化趋势下，他们很少有办法可以回应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包括不实的报道。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比如蒋经国时期台湾特务在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事件，导致美国驱逐盟友台湾在美国的所有情报人员，直接引发了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决定。2012年中国注定不平凡，从薄熙来的一记耳光开始，王立军逃亡美领馆，令计划儿子的车祸，钓鱼岛事件左派试图挑动暴乱，到此次纽时对温家宝家族的报道，这些事件已经对中国的政局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也极有可能触发中国民主改革进程的早日开始。如果真的如此，真是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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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之子授权律师驳《纽时》 考虑再发声明
【大纪元2012年10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有关温家宝被抹黑的贪污话题，引起外界聚焦。由于抛出的炸弹离中共十八大只有二周之际，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内部的权头升级。日前，温家宝的儿子授权大陆2位律师出面反驳《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财产报导，并称有需要的话还会再发声明。
据明报报导，代表温家宝家人反驳《纽约时报》的律师之一向该报透露，他们是获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授权发出声明。目前2位律师还在看《纽时时报》的有关长篇报导，律师表示：“他们说了很多的东西”，有需要的话还会发声明，但拒绝透露其他细节。而另一位代表律师白涛尚未回应明报的查询。
《纽约时报》上周五（26日）在薄熙来被取消全国人大资格的同天，头版刊登了温家宝家族财产报导。27日晚，一封《温家宝家人律师受权声明全文》发表，声明一共有六点，指纽时报导不实，并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9日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证实，温家宝的亲属除已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并将继续予以澄清。但中共外交部指责国际势力抹黑。而官媒人民网则炮轰纽约时报丑闻缠身。
18大召开前两个星期抛出的这个材料，据自由亚洲引述美国博尔州立大学荣誉教授郑竹园观点，认为这有权斗的意味在里头。美国西东大学教授尹尊声表示，这个作法配合了国内反对改革的势力。
而《法兰克福汇报》报导分析，有人现在爆料这些内幕，令人猜疑与权力交班时的内部较量有关。其实，中国大势已定，薄熙来已出局。但温家宝的对手显然还想把温家宝拉下马。
由于2位律师代表温家宝家人，因此也成为外界关注的新焦点。据悉这两名律师都擅长打经济官司。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王卫东，根据资料显示，王卫东是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该事务所是最擅长金融法律服务。他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法律学士，并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
自1993年开始至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专擅于资本市场业务、境外融资、境外直接投资、外商投资、国际贸易、公司重组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公司收购与兼并、基础设施与能源项目投融资等法律业务。
而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白涛，根据资料显示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学习，并于198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曾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法务部工作。在10余年的执业过程中，白涛律师为来自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大型企业、行业协会等客户在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兼 并，收购，项目融资，证券发行，涉外诉讼仲裁等方面提供了综合性的法律服务，服务涉及的行业包括大型制造业、运输业、通讯业、金融业、文体娱乐业和房地产业等。
博讯：温家宝要求调查：如果贪污愿意接受公审！
温家宝在这封信中特别要求，对他的贪污腐败调查，“邀请中外媒体派代表参加”，而且他和他的亲属“将无条件地绝对配合这种公开的调查”。
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不能对他的这种贪污传言进行公开的调查，也可以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如果不能进行调查，他则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28日 转载)
万维读者网樵夫专稿：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已专门写信给中共高层，坚决要求“立即成立专门机构”，“对我的贪污传言，进行全面的、公开的调查”；“公开给人们一个交代”。
这位目前不能公开自己身份的消息人士表示，近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有关温家宝家族贪污的文章，声称温家宝家族贪污27亿美元，一些媒体立即跟进，掀起了一场针对温家宝的前所未有的大讨伐。温家宝此次致函中共高层，就是对这种贪污传言的回应。
温家宝在这封信中特别要求，对他的贪污腐败调查，“邀请中外媒体派代表参加”，而且他和他的亲属“将无条件地绝对配合这种公开的调查”。
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不能对他的这种贪污传言进行公开的调查，也可以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如果不能进行调查，他则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
该消息人士还透露，温家宝在这两封正式递交给中共高层的信中还进一步表示，别说是媒体所传言的贪污27亿美元，“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我或我的亲属有任何的贪污腐败行为，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任何惩罚”。温家宝甚至还要求，如果对他和他的所谓家族的公开调查结果证明，他和他的所谓家族有任何贪污腐败的行为，他“都愿意接受公审”和“接受党纪国法的最严厉的惩处”。
该消息人士表示，这是温家宝第五次正式写信给中共高层要求对他进行独立调查。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要求，对他家族的贪污腐败传闻进行调查，并且表示如果有任何贪污腐败行为，他愿意立即辞职和接受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温家宝还多次建议，应该立即全面推行党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且他愿意首先公开自己的财产。
而实际上，虽然中共高层实际上并未公开接受温家宝的这种要求，不过由某位高官主管的相关机构早就对温家宝家族的所谓贪污腐败行为，多次进行过非常严密调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腐败的证据。
另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曾经参与调查温家宝贪污调查的一位这位高官的亲信私下表示，关于温家宝家族贪污的线索实际上只有三个：一个是温家宝夫人张培莉在台湾买高价珠宝；二是温家宝家族与通过平安保险公司敛财；三是温家宝的儿子化名郑建源敛财。这次《纽约时报》声称温家宝家族贪污，主要根据也就是这三条。不过经过反复调查，他们发现其实张培莉并未在台湾买过任何珠宝，而只是应邀鉴赏而已。在她鉴赏之后又人“故意买了珠宝”送给张培莉，也被张培莉拒绝了。可是有关店家为了自己的生意故意宣称张培莉本人购买了高价珠宝，因此造成了所谓张培莉在台湾高价买珠宝的传言。至于平安保险，第一该公司运作完全合法，第二实际上温家宝家属与平安保险公司早就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说温家宝家族通过平安保险公司敛财，实在难以成立。而说温家宝的儿子化名郑建源更是离谱，因为郑建源本人早就公开澄清他不是温云松，而且与温云松没有任何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纽约时报》等对温家宝的贪污腐败报道，其实并无新意，而只是重复了一些早已在网络上流传且已经被证实根本不成立的传言而已。不过，在这个时候利用《纽约时报》对中国社会政治了解的局限来发动对温家宝的这种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要在关键时刻打击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因为温家宝可以说是继胡耀邦、赵紫阳后中共的又一位改革重要推动者，而且他坚决反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更是一直在力主改革派人物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现在中共高层正在为十八大政治局人选进行最后的激烈斗争，以贪污为借口对温家宝进行攻击，目的是非常显然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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