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呼声
编者按：
中共召开自己的大会，放在民主国家，非共人士是完全可以置之度外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垄断了63年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因此它的代表大会不仅关乎执政党内部的利益分赃，更重要的是关乎整个国家和人民在未来数年的总体走向，正是因为这种利益相关性，所以执政党的大会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国家陷入维稳泥潭，党民矛盾、官民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社会充满发展危机的时候，有识之士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就成为一种正义的必然。在本期“公民呼声”栏目里我们特别选编了胡佳和许志永两位民主维权人士向执政党发出的公开信。我们认为无论是胡佳对执政党的建议还是许志永对新任中共领袖的喊话，从某种意义上都代表着广大人民对于民主宪政的诉求。我们希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引起执政党及其领袖的足够重视，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变革和进步！
胡佳给中共十八大的十八项要求
第一，中国共产党开第十八大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请拿党费来开这次会议，不要使用纳税人的一分钱。
第七，研究去掉宪法中“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前言，为民主政体松绑。收回吴邦国声称的“五不搞”，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联邦制，私有化。
第八，彻底否定韩战，彻底否定“反右”，彻底否定六四镇压，彻底否定维稳制度。
第十，取缔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各级宣传部的意识形态机构，停止侵犯国民言论自由。取缔政党暴力工具“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各级政法委，归还国民司法独立。
我希望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届党代会，不要再有十九大。我希望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让共产党以和平方式下台，不要再发生流血的暴力革命。作为信仰和平的佛教徒，我真心希望习近平先生不要最终成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而应借鉴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化经验。
来源：法广中文网 作者：杨眉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十八大期间被强迫离开北京前往老家安徽的胡佳近日在他的微博上对中共正在召开的十八大提出 了十八项要求，他希望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届党代会，希望中共能够借鉴台湾国民党民主化的经验，通过民主选举的和平方式下台。
以下是胡佳的博文：
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执政党是通过民主选举，有了执政合法性的。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夺取并维持统治的政党，它只是专政党。虽然有8200万之众，但它根本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豢养着强大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它掠夺和占有了国民创造的国家财富。贪婪而暴力。
我对十八大的要求：
第一，中国共产党开第十八大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请拿党费来开这次会议，不要使用纳税人的一分钱。
第二，为了开这个党代会，中共各地的安保维稳系统都全力运转，已经并正在大范围侵犯国民的人权。这个会议每天都制造着国民的痛苦。我要求中共停止这种侵害。请中共向国民谢罪。
第三，凡是参加十八大的代表，作为共产党中的核心群体，请你们每个人都公开自己家庭的详细财产和配偶子女的国籍，向国民交代你们是否清廉。
第四，十八大不能是闭门的黑箱，要充分公开。你们的会议要向国内国际媒体公开整个过程，会场外要允许公众游行示威，不可阻挠民众充分表达对共产党的意见。
第五，十八大之前要公开从社会征集国民对专政党的批评意见，让媒体充分报道这些意见，并舆论监督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中共的重视和研究、解决。
第六，十八大期间释放被中共迫害的政治犯，取缔长期用于镇压维权和异见的劳动教养制度。
第七，研究去掉宪法中“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前言，为民主政体松绑。收回吴邦国声称的“五不搞”，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联邦制，私有化。
第八，彻底否定韩战，彻底否定“反右”，彻底否定六四镇压，彻底否定维稳制度。
第九，改组共产党为社会党，改变赤色暴力的本性，进行政党登记，和其他政党平等。开放党禁，公民自由组织政党。2017年之前国家普选。
第十，取缔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各级宣传部的意识形态机构，停止侵犯国民言论自由。取缔政党暴力工具“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各级政法委，归还国民司法独立。
第十一，取消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撤销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军队国家化。
第十二，取缔金盾工程，拆除信息“北京墙GFW”。取消所有对公民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的限制。
第十三，取缔政治警察机构“国内安全保卫局”，公开政治机构对异见者和维权者迫害的国家档案。
第十四，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停止侵害藏区的信仰自由。各级党委退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等宗教机构，停止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
第十五条：中共还权于政，取消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的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配置。取缔少年先锋队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政治洗脑机构，意识形态完全退出教育领域。
第十六条：恢复公民迁徙自由，取消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开放国民的双重国籍。
第十七条：取消计划生育制度，停止侵犯公民的生育自由权利。取消各种教育上的特权制度。
第十八条：停止抵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停止阻挠全国人大批准该公约，将该公约原则列入中国宪法。停止支持朝鲜、古巴、叙利亚等独裁专制国家。接受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以上就是我对十八大的十八条要求。这些中国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核心都是共产党为自己一党的利益排斥普世价值，侵犯公民权利。
我希望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届党代会，不要再有十九大。我希望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让共产党以和平方式下台，不要再发生流血的暴力革命。作为信仰和平的佛教徒，我真心希望习近平先生不要最终成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而应借鉴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化经验。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许志永：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
——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l 一个阶级正在固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权力部门最庞大的国家资产属于红二代官二代，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失去机会。
l 无论多么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民族从类没有像今天这样人心离散，不仅新疆、西藏，整个国家人心散了。
l 没有人否认这进步，但我们的社会从未抛开专制主义镣铐，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l 虚假的民主、巨差的贫富、缺失的诚信、邪恶的不义，这是一条通往悬崖之路
l 这个党已经演变成谁也不负责任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l 党章里罗列一长串互相矛盾的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孔子雕像现身天安门不到百天又消失了，资本家入党了，唱红的领袖被抓了，却还要高喊“五不搞”，到底要搞什么？
l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她必须真正属于人民，内部不能分裂，它必须是一个自由、公义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l 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
l 中国的国家结构应该接近联邦制。
l 国家机关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
l 中国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事，也必将是全人类普遍关注和参与的大事，这场运动的主流将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l 无论有没有政改，作为公民，我们不能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我们从不隐瞒自己的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伟大国家。在体制外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
l 我们推广《公民承诺》倡导公民责任
l 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
l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
l 如果您和我一样爱这个国家，希望您，像您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您展现您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希望您，和我们一样，做一个公民，和千千万万的公民一起，共建我们自由、公义、爱的中国
一
我应该祝贺您今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尤其在这个国家亟待伟大变革的时刻。但我也为您感到深深的忧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
就说刚刚过去的18大，也许您看到的是代表们对报告赞不绝口，各大媒体网站连篇套红回顾十年辉煌展望光辉前景，一片信心百倍欢天喜地的盛世景象。可是如果您仔细倾听，其实欢庆只是浮在表面，光鲜外表下却是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为这个会，数百万的武警、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政府“誓死保卫”，北京还要动用140万“志愿者”把守街头，成千上万渴求正义的上访者被非法监控、非法拘禁甚至被黑监狱看守野蛮殴打，连我这样一个温和的公民也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出家门近一个月了，难道你们担心我去砸会场不成？更荒唐的是，多路公交车窗户被封死，出租车玻璃的摇把卸下来了，公园的游船停止运营了，农民工随身带的劳动工具不得不留在火车站安检处，有些超市连菜刀和水果刀也下架了……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不就是开个会吗，为什么这么如临大敌？
是的，这个国家有太多“不和谐因素”：那些被强权野蛮掠去房屋和土地的人们，自焚、自杀、被枪杀的悲剧此起彼伏；那些遭遇司法不公的无权无势者，他们年复一年奔走在上访路上；那些在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挣扎生存的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他们缺少公平的发展机会；那些在资源、能源、通信等领域被官僚垄断资本贪婪盘剥的亿万消费者，他们忍气吞声；那些每天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权腐败、为官二代骄奢跋扈而愤怒的亿万普通中国人，他们无可奈何……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收入多么微薄，无论孩子上学择校多少麻烦，无论买房多么遥不可及，无论垄断国企多高的福利，无论王立军们有多少女人，无论红十字会多少黑幕，无论国家议会里有多少外籍人士，无论“砖家”们多么无耻，无论“表哥”、“表叔”们多么风光，无论自家孩子奶粉里多少毒素，无论各种“特供”多么奢华……都要活下去，这社会就这样，该低头的要低头，该找关系的捏着鼻子也要去找，还能对着央视镜头说“我很幸福”。到处都有生活，即使今日北朝鲜也不例外，但一个国家是否正常，要看生活背后人们自然流露的情感，看每个人脸上是单纯幸福还是冷漠复杂，看一些事件人们突然的本能反映。也许绝大部分人都在沉默，只是偶尔在饭桌上骂几句娘，可是，这种沉默会凝结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会变成横飞的流言，会在和自己利益不相关的某个时刻突然爆发！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无比奢华盛大的仪式背后是弱者的绝望和无助，有人是统治阶级，靠权力，靠枪杆子，靠公检法，靠黑社会，拼命攫取私利，然后把财富和子女转移到国外；有人是被统治阶级，无权无势，任人欺压，没有平等的机会，没有普世的权利和尊严，连一点微弱的社会保障也成为强权者蚕食和侵吞的黑洞。一个阶级正在固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权力部门最庞大的国家资产属于红二代官二代，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失去机会。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有人戴着镣铐生存，连同我们的教育，幼小的灵性就被套上沉重的枷锁，没有伟大的创造，也没有伟大的文化艺术。一个缺失公义的社会，谁拳头硬谁说话算数，丛林法则恣意张扬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与仇恨，泯灭这个民族的自由、尊严和每个人脸上纯真的笑容。
无论多么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民族从类没有像今天这样人心离散，不仅新疆、西藏，整个国家人心散了。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十年来，经济列车继续高歌猛进，GDP跃居全球第二，无数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延伸到偏远的山区……没有人否认这进步，但我们的社会从未抛开专制主义镣铐，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引进了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发展潜能，而政治方面依然强权垄断一切左右一切，强势政府一段时间内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最终无法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市场被扭曲，社会极端不公，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强权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当最引以自豪的经济也开始放缓，国家资本主义气数将尽。
也许有人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在一党控制的稳定秩序下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但这不现实，人类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多元化市场经济和一党专制不可能长期相容，中国不可能一只脚迈进了现代文明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中世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巨大经济潜力，完成民主转型后可能发展更好更快，过去十年，俄罗斯、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巴西、印度、埃及等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大都比GDP增长更快，民生显著改善，而中国维稳经费年年暴涨，年年喊民生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虚假的民主、巨差的贫富、缺失的诚信、邪恶的不义，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这是一条通往悬崖之路。
二
改良与革命，在辛亥百年之后再次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共产党内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试图通过加强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约束地方权力，通过倡导法治维护社会公正，通过选拔机制改革选出更有德才的干部，通过有限的党内民主解决内部职位合法性问题。但只要坚持“五不搞”，坚持一党专制，所有这些努力都那么苍白无力，这个党已经演变成谁也不负责任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都被利益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消解，政治改革年年喊，喊了三十多年也没有任何实质进步，刚刚过去的大会对人民政改的呼声也没有做出任何实质回应，我很悲哀地看到，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能力，等待着历史大潮的淹没。
不可否认，共产党员中有理想主义者，陈独秀等人是理想主义者，1930年代投奔延安的青年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改革开放，这个党残存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萌发，这其中就有您的父亲，他曾为仗义执言而饱受凌侮，当他们竭尽全力终于推开这个国家尘封已久的大门，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已累累伤痕家徒四壁。直到今天，仍有理想主义者为政治改革而呐喊，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忧虑，我尊敬他们。
但是，请原谅我的直率，这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从井冈山武装割据开始，创党初期的理想主义就已死去，它内部权力斗争之残酷骇人听闻，为了权力发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为了权力不顾亿万同胞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它把这个国家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让人与人之间互为隔膜、仇恨、厮杀，它疯狂发作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阶级斗争或者忠于领袖的名义彼此视为仇寇相互殴斗残害，这个民族富有智慧正直敢言的精英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几乎被扫荡殆尽。我尊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理想主义者为挽救共产党所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有一天当一幕幕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民族很可能难以承受那些痛苦和耻辱。
它已腐朽没落。自古以来污浊的官场文化至今一脉相承，自私、贪婪、虚伪、腐败透顶，官官相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关系网，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高层在权斗，中层在站队，下层拼命捞取财富，没有理想，没有道德，就连它的最末端——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也大多是学生中最虚伪最世故（所谓更成熟）的，明明是为了升官发财却要高喊为国为民，没有敬畏，没有底线，庄严宣誓的时刻也敢撒谎——有几人真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人民数十年辛苦劳作，可至今数千万人仍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而腐败官场穷奢极欲，每年数千亿“三公”消费，数千亿维稳经费，还有不知道多少亿被偷偷转移国外，长此下去，人民怎么能承受得了？
它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是占山为王的丛林法则，阶级专政意味着一个阶级或政党有统治地位，其实是等级制度的变种。三十多年来，有识之士试图改造它，在丛林政治的基因上嫁接普世文明，于是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变化，有人说，政治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确实理论不足，因为不可能有一套理论把黑的说成白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阶级专政，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列宁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翻版。“三个代表”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黑猫白猫”，但已经远离马列毛，到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已经完全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却又不愿放下马列毛，于是理论自相矛盾，不可能走出怪圈，最后只好闭上眼睛“摸着石头过河”了。一个大国的政治文明转型理论缘何困顿至此？根本在于，专政理念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只要不彻底解放思想抛弃共产专制，就不可能找到方向。
党章里罗列一长串互相矛盾的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孔子雕像现身天安门不到百天又消失了，资本家入党了，唱红的领袖被抓了，却还要高喊“五不搞”，到底要搞什么？哪来的理论自信？这个国家有太多谁都明白的谎言，比如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腐败是极个别现象，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等等；有太多毫无道义基础的暴力，比如到处发生的政府勾结黑社会野蛮强拆，在北京非法拦截、关押、殴打上访者的黑监狱，等等。当权力失去道义基础，当一个体制失去信仰和灵魂只能靠大把金钱来维系，它怎么可能带领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18大描绘了建国一百周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以目前的发展模式，以目前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和维稳经费增长速度，到2049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而维稳费用增长4倍多，从2002年的1348亿元增长到2012年将超过7000亿元。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公检法和武警）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5486.06亿元和6244.21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15.6%和13.8%，这还不算摊派到企业的以及地方政府用于维稳的巨额预算外费用。即使以过去几年最低增长速度13.8%算，2049年中国维稳费用将达到74.6万亿元，人均超过5万元，而如果按照2002年到2011年实际年均增长18.5%计算，到2049年维稳经费将高达333.5万亿元，人均25.7万元，这样的国家还会存在吗？
这个只唯上不顾民的体制极度缺乏创造和谐的能力，官员们整天琢磨领导想什么要什么，而不用在乎人民想什么要什么，因为权力来自上面最终来自枪杆子，只要搞定上面跟对了人就能升官发财，人民算什么东西？能把我怎样？权力黑帮化，没有正义，不公正导致不稳定，巨额财政用来维稳而不是消除贫富差距，于是更不稳更需要维稳，中国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谁还会相信这个体制的维稳费用会降低？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政治体制？为什么就不能走全人类都在走的康庄大道非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就不愿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追求自由民主的呐喊？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
三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她有市场经济制度基石上人民繁荣富裕的生活、民主法治基石上人人得享公平正义、自由基石上灿烂的科技和文化、全球范围内捍卫公义的能力、引领人类新文明时代的核心价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她必须真正属于人民，内部不能分裂，它必须是一个自由、公义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民主意味着人民——作为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集合概念，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让渡权利建立国家是为了共同的自由、安全和福利，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等任何野蛮征服。每个国家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完全相同，但作为普世价值，人类创造的“民主”概念有着普世的含义和原则。
民主离不开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执政者必须经过人民授权。人民授权绝不是抽象的所谓“历史的选择”，历史曾在阿富汗选择了塔利班在德国选择了希特勒。人民授权绝不是文宣队组织群众列队欢迎军队入城从此世世代代交出自由和尊严。人民授权绝不是层层监控下组织部选拔出听话的奴才投票“选举”早已内定的名单。权为民所赋，必须有一整套民主制度作保障，以确保人民有真正选择的机会。各级政府和议员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
民主离不开司法独立。民主离不开法治——法律规则的统治，法治与人治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法律，而在于所有个人和组织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在于所有的纠纷尤其是政治纠纷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石，司法必须独立为社会正义的底线，一旦司法沦落为少数人统治别人的“刀把子”，没有尊严的法官也就没有尊严的人民。
民主离不开军队国家化。军队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应该属国家所有，由民选的政府首脑统领，其职能是执行法律、维护秩序和正义。为防止沦为个人、家族或利益集团的“枪杆子”压迫人民，军队必须和政党分离，不得干预国内政治纷争，不可以成为任何政治组织的工具，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
民主离不开行政中立。党政应该分开，政党轮替不影响政府运作，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国家。国家公务员应当由专门机构统一考试录用，不得有党派、民族、性别、信仰等身份歧视，公务员依法履职，不受政党等社会团体支配。
民主离不开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舆论公器，权力在黑箱中必然恣意妄为，所以公民必须有办报、设立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播信息市场主体的自由，禁止新闻审查。
民主离不开多党竞争。就像没有竞争的商品必然质次价高一样，没有竞争的政党也必然腐化堕落，这是基本的自然法则。没有自由竞争的多个候选对象就不会有真正的选举，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多党和平竞争，推销理念和服务，由人民投票决定谁来执政，这样的国家才真正属于人民。
民主离不开地方自治。一个大国不可能事无巨细都有中央管理，中央与地方在法治框架下分权，宪法确定中央权力，其余权力归地方，地方自治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是两百年来人类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常识之一。这不是东方的西方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约束权力实现自由公正的智慧属于全人类，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民主的真假。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和西方议会制度一样，可一旦加上中国特色——被操控的没有自由竞争的间接选举，外交部发言人口中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尽人皆知的“橡皮图章”。我们的司法，也有很多不错的法律，有很多法学院毕业生，可一旦加上中国特色——听党话顾大局，法官就成了庞大官僚体制中的卑微角色，没有忠于法律和良心的浩然正气，拆迁不立案、征地不立案，随便哪个领导打个电话让法官怎么判就怎么判，于是司法冤案遍地上访大军浩浩荡荡，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享有崇高威望的法官在中国成为众人嘲讽甚至恨不得投炸弹的对象……真的没必要讲更多了，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全世界都在走的人间正道，怎么就成邪路了呢？
在这些常识确立的原则之上，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选择了国家结构、政体、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具体制度，比如俄罗斯是联邦制而法国更接近单一制，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而英国是议会主导的责任内阁制，等等。
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宪政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也努力实践过，可是一百年后，这话题居然成了知识界的禁忌。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和一些公民开始探讨未来中国具体的宪政制度，经过半年多的讨论，提出如下制度构想：
中国的国家结构应该接近联邦制。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过于中央集权会妨碍地方自由发展，应在宪法框架下明确划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中央管辖国防、外交、司法制度、海关、统一市场、货币发行等，中央与地方共同管辖宪法和法律实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税务、教育、科学、社会保障等，其余权力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前提下，地方自治。
国家由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组成。各地方自治，遵从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国家与地方权限划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依现有法律；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将根据民主协商确定；不设民族自治区。自治应当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任何民族或种族的自治，民族自决是一个不合理的过时的概念。中央以下分为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县（市）和村镇，三级均实行民主自治，根据需要设立议会和政府，或者采取议行合一的决策管理制度。
国家机关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总统定期由全民直选，作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三军总司令，捍卫宪法，执行法律。同时，议会拥有立法、财政、决定总统提名的官员、弹劾总统等权力，最高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力以及审查议会立法和总统行为是否合宪的权力。
议会应当分成两院，分别代表行政区域（比如叫参议院）和人口（比如叫众议院）。众议员产生方式应当是按人口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参议员作为行政区域的代表，其产生方式可由地方确定。
司法机关包括最高法院、省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单设宪法法院。法院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地方法规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通过个案审查国际条约、法律、地方法规、政府文件和法令是否违反宪法和上位法；就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纠纷作出裁判；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法官独立审判，忠实于法律和良心，不受任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经费支出全部来自中央财政，参众两院根据法律规定确保各级法院的经费。
以上这些具体制度也许还不成熟，我们希望更多公民认真讨论，尽早达成国民共识。
探讨中国的宪政制度，是因为它如此重要，没有一整套科学的制度，民族复兴是虚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我们民族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扼杀自由、摧残公义的专制制度。13亿人民，只要自然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我们的GDP就应该是美国的五倍，我们的科技创新也应该是美国的五倍，这片古老的土地被专制压抑太久了。完成民主宪政的历史转型，她有着充分的个人自由，有着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着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她的繁荣富裕、科技发达、高贵的民族精神、全球捍卫公义的责任担当、引领人类未来的宏大气魄足以赢得全人类的尊敬，这才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四
也许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也许因为专制历史太漫长，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挫折磨难也未能完成政治文明转型。而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否经得起文明蜕变最后的阵痛？人民怎样才能付出最小的代价？我们必须在乎这些，我们是建设者。
有一天专制突然结束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这是很多人的忧虑。“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历史记忆犹在，有人也刻意拿“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恐吓人民。然而时代不同了。传统的巨大破坏性的农民起义已经不可能，农村精英大部分已经移民城市，未来社会转型基本上不需要农村参与。大规模的战乱也基本上不可能了，和清末军阀拥兵自重相比今天中国一个重要进步是军队一体化，而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乱模式一个前提是家族独裁的强人犹在，中国的专制体制已不具备这样的铁腕核心。而且，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可能容忍一个国家发生持续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未来的社会转型将是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公民运动，通信和网络技术正把人类连成一体，中国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事，也必将是全人类普遍关注和参与的大事，这场运动的主流将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但社会转型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下滑、国企私有化、历史冤案纠正等等。中国已经历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经济问题不会像20多年前苏联东欧转型时那么严重。历史冤案可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最让人担忧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分裂的危险，二是宪政秩序能否尽快建立和运行。
国家靠武力维护统一不是长久之计。在现代文明框架下，武力只能用于制止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而不能用于制止游行示威、自治选举等和平抗争和独立的行为。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开始民主政治转型，不能再靠武力制止和平的游行示威，西藏新疆等地强烈要求独立，而且事实上开始促成独立的和平行动，中国该怎么办？
理性考虑，独立无论对于藏族、维族、汉族都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民主自由大家庭里友爱合作幸福生活。我们有统一的国防安全、统一的大国外交、统一的广阔市场、统一的公正司法，同时我们享有普世的公民权利、自由的信仰和文化。整个人类都在走向统一，民主宪政制度下，我们不必分裂，更不必要在纷争甚至厮杀中成为仇敌。
这些道理谁都可以理解，但是，数十年来每一次流血、自焚，仇恨都积淀在那里，当民主转型开始时刻，当历史的创痛被撕开，靠什么才能抚平创伤消解独立的愤怒冲动？最近几年在西藏和新疆，我都深刻感受到了人心的离散，为什么花那么多经济援助那么多维稳经费这些辽阔的疆土却离中国越来越远？这个体制缺少了什么？
必须有一种比武力和金钱远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爱。在巨大的伤痛面前，任何计谋策略都是可耻的。必须面对受难者为历史上每一次伤害真诚忏悔，必须有勇气直接面对最激进的恐怖袭击者，耐心倾听他的诉求乃至辱骂。是的，必须有人为曾经的傲慢和愚蠢赎罪，必须有人真正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汲取苏联的教训，当变革的时刻到来，维护国家统一应当坚持：真诚的大爱是政治解决的根本力量，尊敬每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为自由付出的牺牲，倾听最激进的立场，坦诚沟通，公开对话，解释为什么要统一，化解历史积怨；非暴力和国家统一是坚定的底线，必须坚决维护社会秩序，制止暴力，维护包括游行示威等在内的公民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宪法和法律、外交、国防、司法、市场、货币统一属于国家；地方自治是清晰的方向，各地方自治，议会和政府直接选举、公民权利和自由、语言文字、信仰、文化、经济、财政等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中国社会转型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宪政秩序。当专制结束，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强势抬头？会不会出现大规模骚乱？会不会各派政治势力就宪法秩序达不成共识导致社会秩序持续动荡？会不会出现议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纷争以至于武力冲突？一百年前，很多乱象在中华大地上演过，二十年前，有些在俄罗斯上演过。
变革时期，由于社会极端不公，回到文革的极左冲动和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冲动都会很强，但是随着新闻信息开放、社会转型完成，这两种力量都会迅速消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社会转型局部的暴力冲突可能很难避免，专制结束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良好运行如果需要太长时间，人民可能会厌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中国朝野已经具备广泛的宪政共识以及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将会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有过成功的先例。如果您想利用共产党现有的组织体系和人才资源完成中国民主转型，那就在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和专制政党已经完全不同。汲取苏联和清末优柔寡断的教训，请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要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当地方民主了而中央不民主容易造成地方离心倾向。要自上而下，目标清晰，果断推行，组织专业人士拟定宪法、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选举国会和总统，同时开放新闻、多党制、党政分离等，借某个时机短期内迅速推进完成才有可能控制局势。
五
无论有没有政改，作为公民，我们不能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我们从不隐瞒自己的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伟大国家。在体制外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
十年前，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那时几乎每个周末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接待上访者，关注收容遣送。后来孙志刚死难后我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两个月后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从此农民工不用担心被随机抓捕遣送了。但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还有遥远的距离，其中障碍之一是他们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上学、高考。2009年底我们开始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征集签名组织家长团队，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信，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整整努力三年了，至今还在等结果。十年前舆论的声浪能废除一部恶法，而十年后，我们不得不组织庞大的家长志愿者团队每月请愿，历时三年还在等待，改革越来越艰难了。而这期间，几乎每一次请愿我都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十年了，其实我仍然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担心社会变革过于激烈无辜的弱者付出太大代价，我担心这个国家会分裂。十一年前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我和北大的博士生同学在扬州的一个宾馆里跪地落泪。将近十年前，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得知恶法即将废除的消息我禁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爱你，中国！”为了爱，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受难者，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为了先辈们一个多世纪延绵不绝的牺牲和召唤，十年间，我渐渐成了这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从不背弃良心，不是我更激进了，我比以前更懂得爱，是这个体制距离社会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仍然期望改良，可是我看不到希望。
也许，今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什么，这个民族有自己的命运，也许我们注定是悲剧的角色，但我们还会努力下去。
我们推广《公民承诺》倡导公民责任：忠于内在良知，理解、尊重、关爱他人；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宪法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正义，彰显社会正气；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贪污腐败，不谋求特权；秉持理性、建设和非暴力原则参与公共事务，改良公共政策，监督公共权力，倡导公民文化，努力推动包括政府部门、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在内的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法治轨道，受到法律约束。
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为个体免于奴役和恐惧，为真实的自在的生活，为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国家宪法中的自由和权利，为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为人世间恒久的道义和良心，为爱，为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为自由和公义坚实的基础，为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执着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以自由的方式追求自由，以正义的方式追求正义。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一个人从个体做起，做一个现代公民，践行新公民精神，在共同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公民”标识基础上，各地自发组建公民团队，维护公民权利，帮助弱势群体，捍卫自由与公义，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自由、公义、爱，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信仰，我期待她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方向。这个民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方向，渴望重新凝聚。必须有一种超越专制和暴力的强大力量，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这而是全体公民内心的渴盼——建立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有这样的核心价值，当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关爱携手渡过难关；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当边疆面临分裂的危险，我们以大爱消融历史积淀的仇怨；有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才能度过这古老文明蜕变的阵痛，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为这美好的信仰，必须有人承受代价，我们承受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承受了。我们的公民徽章、文化衫被抢，很多个日子我失去人身自由，我都能理解，在一个专制社会，任何独立的存在都可能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但我们不能放弃，因为这美好的信仰值得。
为这美好的信仰，为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为一个让世人敬仰的伟大国家，我愿付出一生的代价。如果您和我一样爱这个国家，希望您，像您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您展现您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希望您，和我们一样，做一个公民，和千千万万的公民一起，共建我们自由、公义、爱的中国。
公民 许志永
2012年11月
执政党观察
编者按：
执政党十八大已经结束，新一届执政党领袖集团也已经产生。对于本次大会，除了执政党内部的自我感动、自我表扬和自我吹嘘外，海内外观察人士多有批评，尤其是胡锦涛的“邪路论”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最为关键的政治改革问题已经被执政党彻底堵死，中国社会的未来将充满更加凶险莫测的变数。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胡锦涛能够选择“裸退”表示欢迎，这也许是胡锦涛下台之后留给国家的唯一一点正面评价。虽然我们对于新一届中共“习李”领袖集团并不抱什么太好的期望，但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提醒他们要充分意识到怀抱炸弹“击鼓传花”的巨大危险性。我们愿意祝福他们一路走好！
胡锦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胡锦涛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来源：新华网
（十八大授权发布）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胡锦涛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俞正声：我夫人已经裸退 只要中央决定愿公开财产
来源：凤凰卫视
在9日下午十八大向媒体开放的代表团中，上海代表团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强调，反腐败要从制度入手。
十八大报告在反腐方面，特别提到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上海代表团，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分享了他的经验。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我怎么管好呢？我夫人已经退了，裸退，就是吴仪同志说叫“裸退”，裸退就是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任何的兼职，也没有任何的，所以好像我也不大用管她。我的孩子是自己谋自己的职业，在那苦苦的奋争，但是我告诉他一条：你不许在上海，跟上海的单位——我管的、我们管辖范围的一些单位打交道，你不要跟上海的官员接触。”
不过他强调，反腐败不能只靠个人最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目前上海已经明确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带头公开，他就笑着回答只要中央决定，因为没什么财产，让他公开很容易。
记者：“除了反腐败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反特权，这也是党建的重要的着力点，而俞正声特别讲到习近平到上海团的时候提到的一个电影《焦裕禄》中白看戏的例子，他说明这种事情存在于方方面面，反特权需要从小事做起。”
人民网：中央社院副院长解读何为“老路”何为“邪路”
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当然也包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还有一个也是指我们不能照搬现在在一些西方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 万鹏）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大会报告。今日上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峰教授做客人民网，以“十年总结与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为广大网民解读如何正确理解报告中提出的不走“老路”与“邪路”。
张峰指出，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讲，“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当然也包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还有一个也是指我们不能照搬现在在一些西方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
他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作了一些重要的改进。实际上这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和谐社会、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张峰认为，原来十七大的定义，其中有一个表述，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后有一个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大会报告中没有提及。当然，取消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和十七大报告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相重叠的。因为讲的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个方面，结果第一个方面讲道路的时候就把制度也讲了，是因为重复而取消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增加的内容，一个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样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增加为五位一体。再有一个新增加的内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这个放在道路上，实际上标明了我们的价值取向，走的道路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奋斗。这是很重要的。
(原标题：张峰：如何正确理解不走“老路”与“邪路”)
刘逸明：“十八大”能否推动官员财产公开？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在此次党代会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用“严重政治斗争”来表明反腐败工作的艰巨性，可见，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的确已经病入膏肓。中纪委对该问题高度重视值得赞扬，但是，仅仅只是口头上的重视是不够的，还应该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打击贪官和遏制腐败，其中，最应该做的一项工作也就是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早日出台。
当然，不管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是官场腐败，其实都是制度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得启动政治改革，只有民众能用选票决定官员的仕途，媒体能自由监督官员的言行，贪官污吏才可能销声敛迹，财富的分配才能公平。
中共“十八大”于11月8日在北京开幕，不出外界意料，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当中并未提到政治改革，而只是说不走封闭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显然，胡锦涛眼中的封闭老路不是指当前的政治体制，而是指毛泽东时代路线和经济体制，而他眼中的改旗易帜邪路则明显是指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
跟以往党代会上的报告一样，胡锦涛的报告同样是老生常谈，并无多少新意。不过，因为报告当中提到把民众的收入在2020年之前翻番，着实让不少生活艰难者感到眼前一亮。不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即使胡锦涛和其继任者真的有为民谋福祉之心，恐怕也难以达到民众对收入满意的境地。
首先，普通民众的收入并不高，即使翻番了，同样得面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三座大山。其次，因为物价连年上涨，8年之内恐怕要上涨数倍，倘若收入的面值翻番了，也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如果收入赶不上物价的增长速度，翻番的时候民众可能更是水深火热。所以，对于胡锦涛的上述表示，听众千万不要轻易鼓掌，否则很可能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时代，大力推行平均主义，虽然收入相对而言比较平均，但城乡差距却巨大，城市居民可以时常吃鱼吃肉，而农村村民则往往连饭都吃不上，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殍遍野。另外，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生产队，都有一部分成分优越者不劳而获，而“五类分子”则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即使所得一样，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多劳多得，在“六四”之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实际上社会还是比较公平的，民众的生活压力远不如现在这么大。“六四”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滞，而经济改革则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继续高歌猛进。一如既往的经济改革的确让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然而，虽然一般人都可以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但是，活得却并不轻松，因为其它方面的开支实在是太大。如果生病住院，动辄几万元，孩子读书，一年也得好几万，买房子和结婚就更不必说，即使是在三线城市，都得几十万元。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生活压力倍增的今天，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每天辛勤地劳作，并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生活、家庭危机的出现。在很多城市，我们都看到那些蚁居者，有时候一家三口都挤在破旧阴暗的出租屋中，情景令人心酸。
几年前，有人计算过，要在北京买100平方米的住房，如果是农民，需要从唐朝不吃不喝干到现在，可见，仅房子这一项就能压得一般民众喘不过气来。跛足的改革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如今，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远远高于0.4的警戒线。可是，中国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再度证实了中国民众的忍耐力，不过，如果情况继续下去，很难保证民众不会上街抗议。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除了贪官就是奸商。如今的中国官场，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官员已经成为了中国富豪的主体。在中国要想发财，尤其是发大财，就必须跟官员勾结，正因为如此，一提到中国的富人，往往就能让人自然联想到道德败坏、无恶不作者，仇富情绪因此而高涨，这显然不是因为贫民的嫉妒，而是因为富人们的为富不仁。
在西方国家，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这是防止官员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然而，在中国，要想让官员公布财产简直比登天还难。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共高层的开明派曾大力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法案，但一直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阻力太大。可见，在中共官场上，从上到下都不乏贪官，这些贪官对公开财产最为忌讳。
“十八大”召开，官员财产公开这一问题再度进入了媒体和公众视野。在会议期间，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记者表示，他们正在研究逐步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在中共内部争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汪洋和俞正声两位政治局大员来推动相关法案的出台，显然是力有不逮。当然，两人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推动地方性的相关法案还是有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全面推行，恐怕遥遥无期。
在中国，一般的官员都热衷于贪污受贿，但高层官员却很少直接去贪污受贿的。他们只需要利用自己的亲戚去从掌管一些赚钱的项目即可，比如说房地产、电力、电讯等等，从事商业活动所赚得的钱财实际上比贪污受贿更可观，所以，与其说他们不贪污受贿，倒不如说是他们不屑于贪污受贿。
在“十八大”之前，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痛恨官员贪污腐败，而胡锦涛和其他高层官员也多次谈到贪腐亡党的言论，这些可能会加快公开官员财产的步伐。但是，从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的态势以及官员财产公开法案迟迟不出台的情况看，胡锦涛等高层官员是只说不练，倘若高层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那么，要官员财产公开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在此次党代会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用“严重政治斗争”来表明反腐败工作的艰巨性，可见，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的确已经病入膏肓。中纪委对该问题高度重视值得赞扬，但是，仅仅只是口头上的重视是不够的，还应该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打击贪官和遏制腐败，其中，最应该做的一项工作也就是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早日出台。
当然，不管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是官场腐败，其实都是制度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得启动政治改革，只有民众能用选票决定官员的仕途，媒体能自由监督官员的言行，贪官污吏才可能销声敛迹，财富的分配才能公平。
梁稳根：党员找对象更容易 老婆更漂亮（节选）
在中国，共产党员是有理想的人，是追求上进的，你到外面去说我是共产党员，相对于非共产党员来说，人家会更尊敬你。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员有理想。
11月11日，北京梅地亚中心，作为十八大代表之一，一向神秘的梁稳根接受了几十家中外媒体的采访。
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2日讯 (记者 郝红波) “三一要用品质改变世界，以极高的品质改变中国产品的世界形象。我希望国家继续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更多的市场给民营企业，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11月11日，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在接受了几十家中外媒体的采访时说。
“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
有媒体问：您入党等了18年，能不能把您和党的关系介绍一下？
梁稳根对记者说，“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入党，历程很长。在中国，共产党员是有理想的人，是追求上进的，你到外面去说我是共产党员，相对于非共产党员来说，人家会更尊敬你。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员有理想。所以我很小就想入党。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入党。我希望我的事业能与中华民族、能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长期追求入党的原因。”
梁稳根说，共产党员有信念，有理想，在中国很受尊敬，“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与中国的复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但是非常遗憾，我在大学成绩不是太好，没能入党。参加工作两年后我又辞职了，做个体户、民营企业。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之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不能入党的。“三个代表”后放宽了入党的条件，我们这个阶层就可以入党了。所以我非常荣幸地实现了我的理想。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
前首富梁稳根：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节选）
http://www.zsnews.cn/news/2012/11/12/2284792.shtml
来源：外网综合
11月11日晚，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再次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他就个人发展方向、三一企业文化以及发展目标等问题接受媒体访问。面对采访，梁稳根明确表示，不会弃商从政。
【关于弃商从政】
会场上，有记者问：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你会弃商从政吗？
“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梁稳根说。
对于弃商从政，梁稳根说，“很多媒体在很早前就在揣测，对此，我用三个词来解释：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别有用心。”
他说，中国需要企业家，我不会弃商从政。
十八大代表李健称听报告时5次流泪
来源： 国际在线
原标题：宁夏代表团共话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陈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8日下午举行小组讨论并对中外记者开放，其中代表们就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内容展开的热议最为引人关注。
“今天在听胡锦涛总书记报告的时候，我流了5次眼泪。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我刚才想发言的时候写了一个标题叫做：做个中国人真自豪，做个宁夏人真幸福。”
正在发言的人是十八大代表李健。8日下午，她所在的宁夏代表团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份报告，李健说，有许多地方都令她为之动容。
李健说：“美丽中国，在总书记的报告里，不是电视台的播音员，不是青年团的讲演词，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美丽的中国。而且总书记用了一个词生态自然，这个词儿在国外是很平常的。我们和自然是一个生态的关系，我们是平等的。还有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研究所所长的李健多年来从事林业工作，关注生态建设。谈到党中央在此次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她十分激动。
李健说：“在总书记的报告的第八部分，用了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在64页里用了超过3页的篇幅在讲生态文明。我预料到我们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大突破，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依然泪流满面。我没想到在总书记的报告会把生态建设提高到这么一个高的位置。”
温克坚：梁稳根的戏剧人生
2011年大陆首富梁稳根是中共十八大代表，他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说了几句非常有戏剧效果的名言，比如“如果党需要，那么他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的”；“生1000次，都希望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在中国”“大部分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比非共产党员漂亮，中国的女孩子也更爱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有理想有献身精神。”
梁稳根本来有自己的豪华舞台，但是他抵挡不住新舞台的诱惑；梁稳根本来可以是一个大角色，结果演成了一个小丑角。在舞台和角色切换过程中，梁稳根没有把握好，表演崩溃了，梁稳根的戏剧人生看起来有些悲催。
2011年大陆首富梁稳根是中共十八大代表，他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说了几句非常有戏剧效果的名言，比如“如果党需要，那么他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的”；“生1000次，都希望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在中国”“大部分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比非共产党员漂亮，中国的女孩子也更爱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有理想有献身精神。”
这些话语之离奇，在网络空间自然受到了无数的嘲讽和谩骂，有指责梁稳根脑子不正常的，有指责梁稳根作秀的，各种口水，不一而足。我的朋友张雪忠以前曾经发过一个微薄，大意是当一个人开始高调爱国的时候，他或者准备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已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用这个来推演的话，梁稳根是否真的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当然，谩骂固然过瘾，诛心也很有诱惑力，但是这些似乎都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不提供更多的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自身的智力随之下降。微观社会学有一种从戏剧角度来解释人类现象的视角，我觉得不妨借用来解释梁稳根的戏剧人生。
为什么梁稳根要做出这样的政治表态？最直接的解释自然是梁稳根说话时候所处的环境空间，梁稳根其实是在中共本年度最重要的舞台十八大会议间歇说的，其一言一行都会被广泛注视，在这个泛政治化的社会，在这么一个隆重的场景里，说梁稳根在作秀或者演戏，那是非常贴切的，问题是他说的这些台词，是否合适？是否是最应景的？
梁稳根1983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材料学专业，先是到某企业工作，后来下海，几经努力，创办三一集团，得益于国内基建行业的飞速发展，三一成为业界领头羊，2011年，梁稳根被某杂志评为中国首富。
上述简历表明梁稳根接受的是比较正统的教育，其所学专业和人文社科领域比较远，可以合理推测梁稳根对政党，国家，爱国等概念的理解，是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产物，而后来并没有经历知识的自觉更新过程—朱学勤讲的吐狼奶的过程，那么那个时候留下的教育痕迹，就成为深层的无意识，在后续人生舞台上不断的自我涌现，很多台词几乎是张嘴就来，“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等等，这些文化模块往往对应着特定的情感（是否有其神经学基础，我不清楚），当在宏大的舞台中，他们的情感被唤醒，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这些特定的文化的表达。“把一切献给党”，就可以变成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说法。这种文化无意识现象，其实很普遍，很多对极权主义深恶痛绝的朋友，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哼起歌颂那个时代的小调….重庆的唱红歌运动，如果说有什么基础的话，那就是对动员起来的群众深层意识的某种唤醒，上了点年纪的，谁不是那些歌声中过来的？而如今，又有多少人对那些歌声有自觉的反思？
至于梁稳根为什么会在这种舞台上如此大方？说什么把一切都献给党？那是因为他毕竟是商人，他知道，和党所掌控的财富相比，他那点钱也就是九牛一毛，党不会真要他的钱，党需要的是他们效忠的姿态，这是商人的精明之处，这是他们对于政治剧本的有效把握。
不过梁稳根贵为首富，是所谓见过世面的人，在表达效忠姿态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更恰当？可以相信，在梁稳根的企业舞台上，他的表演肯定相当威严，处处显示他的尊贵，从他对他儿子的处置上可以看出他的控制型人格，那为什么舞台一切换，他的身段完全就走样，就差跪下去了？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如前面提到的，他进入的毕竟是象征最高世俗权力的舞台，有着恢宏的舞台布置，折射着强大的气场，一个内心缺乏力量的的个体，很容易被其中的威严感所湮没，对无限权力的想象更是夺人心魄，不要说跪下去，就是三呼万岁，很多人也不会犹豫---只是，这些舞台动作和台词毕竟已经很久不用了，但是实质上戏份是差不多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梁稳根并不是通过角色的逐步延展进入这个舞台的，他是被快速拉入这个舞台的，换句话说，他可能没有角色调试的时间，因此内心深层最本能的文化意象主导了他的表演，多年财富堆积起来的威严身份被忘记的一干二净。
当然，梁稳根的角色跳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他自己的剧班。在一个从容的社会舞台，一个人角色往往和一群人组成一个剧班，共同来应对复杂的社会剧本和角色。通过剧班的配合和过度，角色不至于跳跃太快，一个人往往可以在比较熟悉的舞台设置上，扮演特定的角色，而他的剧班可以帮助他协调各种角色。以美国政治来说，这就是基本配置。任何一个政治家，都需要一大帮的配角，比如美国的众议员，一般拥有25个助手，而参议员则更多，往往拥有45个左右的助手，至于美国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那就起码得有几百个正式助手了。这些助手帮主角分担了大部分角色，而只把最必要的，最恰当的角色，尤其是一些礼仪性的角色凸显给主角来承担。
梁稳根当上了十八大代表之后，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需要一个剧班才能演好的角色，而以他的经济实力，组建一个有能力的剧班本不是问题，如果那样，剧班就能替代他做好信息分析，舆情监测，应对技巧等等的培训，换句话，也就是进行一定的政治包装，才走向政治舞台。梁稳根这几次面对媒体的发言，就像一只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他还以为自己很威武呢。
那么作为戏剧舞台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官方，是希望梁稳根如何演出呢？本人以前曾写过《话说统战》的文章，比较系统的分析过官方网罗企业家，社会贤达进入舞台的基本目的，简单的说，就是一出精英吸纳的戏。这种精英吸纳，既显示了官方权威，又可以防患未然，因此在戏台上，施以各种荣誉性的角色，让参与者感觉兴奋，其实是很好的买卖，从这个角度来看，官方才是真正的大商人。
不过，即使是从官方的角度，他们自然也希望梁稳根们配合的更加自然一点，更具美感一点，不留下话柄，让精英吸纳的游戏进展的更加不动声色一些。像梁稳根这样，用力过猛，姿势难看，并且引出很多争议，也是把官方的一番苦心给搅了。要知道，他们并不总是能拉到中国首富来配合他们演出的，当年的丁磊，就好像很不买账，还有一些老谋深算的富豪，也都以各种方式婉拒。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首富甘于出演这种角色，那自然希望他能扮演的出彩一些。
梁稳根本来有自己的豪华舞台，但是他抵挡不住新舞台的诱惑；梁稳根本来可以是一个大角色，结果演成了一个小丑角。在舞台和角色切换过程中，梁稳根没有把握好，表演崩溃了，梁稳根的戏剧人生看起来有些悲催。
当然，梁稳根是亿万富豪，他还有本钱切换舞台，重新开创他的演艺事业，祝他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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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磊：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邪路吗？
我想不明白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对于中国会是邪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历史，我们摆脱不了既存的社会认识和架构对于我们思维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一步到位把今天的中国一举建成放大版的瑞典。但是，我们知道瑞典也是一步一步进步到今天的，我们不需要直接照搬今天的瑞典，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其先进性，从瑞典建立今天的制度的过程中取经，一步一步去推进，至少犯不着说人家是邪路吧？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老路”我能理解，不走Totalitarian的老路是正确的，否则中国会重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国输不起再一个十年，甚至更多个十年。但是那个“邪路”我看不懂。我刚刚看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的张峰教授的解释：“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还有一个也是指我们不能照搬现在在一些西方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
中央对美国那种不太愿意相互妥协的两党制资本主义不感冒，不难理解——我个人也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还有相当的可以改进的部分。但是这里我不明白，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也许不符合中国国情了，怎么就是邪路了？
在我看来，如果这个地球上有哪个或者哪些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概括其政治体制的，瑞典等北欧国家可以算得上，而中国因为太过于有特色了，社会主义倒是给淡化到看不见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是掌握在广大劳动阶层手里？符合我们从小在政治课本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么？
再来看看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瑞典国民从幼儿园到博士教育，一律免费，连我这样纯粹的外来人，都可以享受一些提供给瑞典百姓的免费社会教育资源，比如我参加瑞典语的基础脱盲班到水平和要求更高的面向瑞典全民的成人教育班——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学习任何其他一个科目，只是我目前不认为有此需要。我认同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并且确信这样不依赖人的身份，而人人可以获得的教育有利于不同社会层次之间的人员流动。只要自己肯努力，获得舒适的个人生活并非难事。瑞典的医疗保险也覆盖全瑞典国民，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在瑞典居住超过一年的外国学生。瑞典的贫富差距非常小，如果使用国际通用的基尼指数，瑞典是世界上基尼指数最低的国家(不仅仅是之一，http：//www.mongabay.com/reference/stats/rankings/2172.html)。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也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orld/2006-11-21-women_x.htm)。
这样的国家这么平均，经济上会不会缺乏竞争力，是不是科学和技术上会缺少创新呢？答案是否定的。瑞典的论文发表数量排不上最靠前（全国总人口也不过9百多万，基数决定了他们拼不了数量），但是质量是很高的，如果以论文平均引用率为例，瑞典一直是论文高引用率国家，可见科学网提供的数据（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8/11/213596.html）。如果我们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瑞典这个小国在六个不同领域当中一共有30名获奖者，而中国人最关心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当中，物理有4名，化学4名，医学或生理学有7名（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obel_laureates_by_country#Sweden）。虽然说瑞典是诺贝尔奖的老家，虽然诺贝尔奖的颁发也不能免除争议性，但是像瑞典这样一个人口小国，能够在科研领域占据领先位置依然是十分可敬的。
如果我们不看“软”的科技论文发表和科学获奖情况，那我们看看“硬”的工业实力好了。不为国人所知的——瑞典这个人口小国，是世界第九大军事武器出口国，排在瑞典前面的只有第八名是人口刚刚接近8百万的以色列（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s_industry#World.27s_largest_arms_exporters）。在军工领域，瑞典最著名的是航空军事企业萨博，当然在中国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它已经破产倒闭而被卖掉的萨博汽车。在自动化机械领域，瑞典拥有世界著名的企业ABB（现为瑞典和瑞士的合资企业），在货车，客车和航空设备方面有沃尔沃（以安全性能而著称沃尔沃轿车部门现为中国吉利所有）和重型卡车以及客车制造商斯堪尼亚。医药行业有著名的阿斯利康（现为瑞典和英国合资），电子通讯行业有世界最大的可移动式通讯电器提供商爱立信。在网络IT方面，著名的网络电话Skype以及音乐播放软件spotify也都来自于瑞典，而且不巧他们的创立者都是我在皇家理工的校友...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小国如何做到既在科学，技术，经济领域，又在社会建设上领先世界呢？我认为这和北欧国家的制度建设是分不开的。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每个公民可以有机会追寻自己的个人梦想，实现自我。在这样的平等制度的保障下而得以实现自我的过程也使得百姓凝聚了瑞典社会构成是建造这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这样的共识，从而自觉地履行其社会责任（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的，这样的政策的持续在民主的原则下仰赖国民对这种制度的认可度，包括富人阶层），而巩固瑞典社会形态。即便国家施行的是多党制度，也能保证中国一党专政所期望获得的社会稳定型，这一切得益于瑞典社会对于国家建设所凝聚的公民共识，并不需要动用“维稳”措施。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是邪路吗？也许我们可以说瑞典和中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有13亿人口，瑞典只有9百万人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瑞典是西方发达国家，国情大大的不同。这是事实，我们不可能把今天的瑞典制度直接移植到今天的中国身上。但是瑞典不是一天建成的，瑞典在历史上也曾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多人不知道，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气候环境恶劣，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贫困的农业国家瑞典一直是移民流出国，在这个历史时期，有超过130万瑞典人，大约占到当时瑞典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的移民到了美国（http：//en.wikipedia.org/wiki/Swedish_emigration_to_the_United_States）。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这个时期瑞典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严重缺乏信心的，但是即便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瑞典老百姓建立了今天这个富足而平等的现代化国家。瑞典的制度建立和社会发展也是一步一步走的，并非是一步到位的。曾经那样艰难的时期，使得瑞典人民确信解放个人的重要性，从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瑞典处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诞生地欧洲，社会发展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1889年，瑞典就已经建立了迄今瑞典历史最长，也是目前瑞典全国最大的党——社会民主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六年前输给温和党（Moderata
samlingspartiet），但是在具体的国家方针和政策上，温和党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事实上不光是这两个瑞典最大的政党，瑞典的主流党派的理念都很接近，谁做执政党，这个国家的政策都得以保持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当然，这不是说瑞典不存在政治理念极端的党派，他们同样存在极左和极右的党派，但是这些党影响力都比较小，不足以改变瑞典的政治和社会走向——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共识凝聚的体现。
我们返回去再去看瑞典的历史，也会发现，瑞典对于个人权力，或者具体地说对于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新中国立国的1949年，瑞典制定了宪法以确保媒体和出版业的出版自由。1991年才确立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虽说新中国的宪法上一开始就规定新闻出版和个人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但是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凝聚社会构建的共识的情况下制定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没有这个确保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对于国家发展有多重要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而无法执行就不奇怪了。
但是我想不明白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对于中国会是邪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历史，我们摆脱不了既存的社会认识和架构对于我们思维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一步到位把今天的中国一举建成放大版的瑞典。但是，我们知道瑞典也是一步一步进步到今天的，我们不需要直接照搬今天的瑞典，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其先进性，从瑞典建立今天的制度的过程中取经，一步一步去推进，至少犯不着说人家是邪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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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改旗易帜是邪路吗？
来源：参与 作者：孙文广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纵观历史，改旗易帜不一定是邪路。
（一）中共曾不断更换旗帜
“文革”结束后，在十一大的党章中曾有“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总纲第14条），还有“毛主席的旗帜……是当代最伟大的旗帜”（总纲第4条）。后来到了十五大又有“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次十八政治报告中是“坚定不移高举社会主义特色伟大旗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共“旗帜”几度变换，谁也不敢说就是走邪路。
（二）中共党旗要不要改？
中共的党旗，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照搬来的镰刀斧头旗，一直使用几十年。现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苏联国旗，已经无影无踪。中共是否还要用这个旗帜？有人说，镰刀斧头旗不吉利，可以改一改。如果党内有人提出改革意见，也是一片好心，不必给他戴“走邪路”的帽子。
（三） 东欧苏联改旗易帜，走向自由民主，不是走邪路
从1989年开始，东欧共产国家和苏联，纷纷改旗易帜。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变革潮之一，这些国家通过改旗易帜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道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现在如果说这些国家走上了邪路，定会遭白眼、被孤立。
对东欧、苏联的巨变， 中共当局现在是怎么看？过去曾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叛徒，现在还敢公开骂人家吗？对这样一些和中国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国际事件，中共当局，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讨论，在十八大上却冒出“不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如果是十八大的党代表，我会提出质问、这是什么意思？当局对东欧苏联的巨变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不准我在会上发言，我将写一份书面的说明，交上去，并复印一份留底，当做历史的见证，和将来写回忆录的素材。但我不是党员，更不是党代表，没有参加十八大机会。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于山东大学 电话： 0531—88365021 136555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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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盛：中南海已经不重要了
——冷评中共十八大
通过研读胡锦涛作的政治报告，笔者认为，关注中南海已经不重要了，必须调整观看中国巨变大戏的视角，丢掉对“体制内改革派一呼百应”的幻想，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做“一步一个脚印”的事。
胡锦涛的报告表明中共决意一条道走到黑，很容易引发暴力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中共十八大在战争状态下已经“胜利召开”，也必将“胜利闭幕”，仍然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舞人心的大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会”。胡锦涛的报告犹如在坟茔地里吹口哨——强打精神：他宣誓坚决不走“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七项任务，没有任何新意，多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和行政程序改革，玩的是文字游戏。此时，那些对十八大启动政治改革寄予厚望的国内右派及海外民运人士、中国问题学者是怎样一种心情？或许他们认为习近平登基后，权力稳定下来就会顺应民意实行民主。其实，胡锦涛的报告就出自习近平之手，习近平是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他的身份是“太子党”，保证“红色江山代代传”是他的第一要务。通过研读胡锦涛作的政治报告，笔者认为，关注中南海已经不重要了，必须调整观看中国巨变大戏的视角，丢掉对“体制内改革派一呼百应”的幻想，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做“一步一个脚印”的事。
胡锦涛在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忧患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戏剧性，这是一部天朝摇摇欲坠的连续大戏，演到2012年时，剧情更加荒诞，故事更加荒唐，人物更加荒淫。笔者可以用最短的文字概括这部大戏：一个新加坡人为保护半个美国人而在重庆杀死一个英国人，而被一个中国人向美国人举报，而牵连一个兼职重庆黑社会老大的国家领导人，而国家领导人早在二十年前就是一个“严重违纪”的人，而打倒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另一名国家领导人被一个美国媒体人调查为中国最有钱的人，而以上这些人唤醒了13亿中国人不做“人民”做“公民”，而13亿中国人因“誓死保卫十八大”进入战争状态成为敌人。这部大戏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尽头，使他们与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过。
如何观看这部大戏？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内右派和海外民运人士把视角放在中南海，眼睛盯着中共权斗，把对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然寄托在宫廷内斗的演变上。他们盼望中共对薄熙来斩首，彻底打击左派的嚣张气焰；他们关注中央的人士变动，特别关注谁能进常委；他们以谈“阴谋论”为时尚，为温家宝的廉洁背书；他们异想天开地认为温家宝在《纽约时报》的叫板下会公开自己的家产；他们在十八大能否启动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上下了赌注。这种看上不看下的视角，不但忽略了对中国民众抗争的真实关注和支持，低估了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严峻困难，而且很容易被中共识破为“挑拨”，激化专制利益集团抱成一团，成为他们排斥和打击党内改革派（可能存在）的借力点，这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大伤害。
中国民主化理想的追求者不该忘记，刘宾雁先生在他最后一次演讲《我这八十年》中留下的嘱咐：“我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眼睛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力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根本的是中国人的觉醒问题，知识分子到底干了些什么？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
中南海真的越来越不重要了，把视角全然放在这上面，既浪费时间和精力，又会丢失机会。很多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不需要过于关注。
一说中央会不会对薄熙来杀头。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是中共唯一可走的道路，在他被抓后中共立即举办了“五月的鲜花——心中的歌儿唱给党”全国大学生校园红歌汇演，十八大之后中共会马上给全国人民分点蛋糕渣子，马上会对左派实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念及薄熙来的“功劳”，顾忌“太子党”和左派的感情，顶多赐他一个死缓，没有关注的必要了。
二说关注中央的人事变动。中共的组织路线就是“平衡”，三朝皇帝的人都要照顾“入常”，只要江泽民的人还在常委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再说了，汪洋就是真正的改革派吗？他是没有镇压乌坎村民，但村民的土地至今没有要回来。广东的媒体是敢于说真话，可是你看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已经变成了太监，因为汪洋派去了一个审查稿件的阅评小组。张军被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一些右派与海外民主人士一片欢呼，认为是启动政治改革的预兆，可是没几天，人家在七中全会上被提拔为中纪委副书记了。
三说为习近平和温家宝的廉洁背书。多年来，国内右派和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向中国人普及一个常识：制度性腐败必然导致每个当权者的屁股都是不干净的，即使他们自己不想贪腐，但他们的家族已经世袭了公权私有化带来的特权和福利，他们的血统和名字就是金钱。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极力为习近平和温家宝的廉洁背书，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即使他们背书的用意是逼温家宝带头财产公开，也是妄想，因为一旦实行财产公开，就撕开了政治改革的口子，网民们会天天用“人肉搜索”打假，一直把中共打死。
四说关注十八大后能否启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吴苦禅先生曾在《民主中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政治改革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模型，按照企业利润＝收益－成本的理论模型，如果威权统治者预期政改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所要付出的成本，即收益－成本＞0，他们就会启动政改；如果预期政改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即收益－成本＜0，威权统治者就会拒绝政改。根据吴苦禅的研究，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早在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可能了，其理由是当权者预期的改革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而且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改革的成本是递增的，而收益却是递减的，政改利润率＝（收益－成本）÷成本。
观看中国巨变大戏的视角应该放在哪里？温家宝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我们的视角就应该放在“觉醒”二字上，寄希望于民间力量，寄希望于每一位平民的自觉。网上围观就是一种“人民的觉醒”，广场集体散步就是“人民的支持”；人肉搜索“表叔”、“房叔”就是“人民的积极性”；湖北人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救出被关精神病院14年的上访者，天津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讨工钱，还有那些在微博、QQ群和手机上传播的“政治段子”，都体现了“人民的创造精神”。
民间的觉醒，离不开民主启蒙，离不开像杨恒均那样的“民主小贩”，他让很多中国人都明白了不做“人民”做“公民”的道理。没有民间的觉醒，即使党内真有改革派，也得不到民间的互动。从匈牙利的纳吉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所有党内改革派都是民间的觉醒压出来的，没有体制外的压力就没有体制内的改革派。当统治集团被逼到墙角时，其中有人看到还有免遭被审判的“利润”时，看到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的“利润”时，他才能变成改革派。所以，在民间普及民主常识，发展民间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
东欧、苏联、也门、缅甸的经验表明，上下互动，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社会和民众损失最小、代价最小的道路。胡锦涛的报告表明中共决意一条道走到黑，很容易引发暴力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在主张非暴力革命的情况下，追求民主的实现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眼睛只盯着中南海把赌注下在“开明领导”身上，更不能以毒攻毒、以谎言制谎言，而要持之以恒地当好“民主小贩”，耐心地传播普世价值，让更多的“人民”觉醒。厦门和宁波市民集体上街散步逼退环境污染项目带来启示，只要中国人争取到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公民权利，就可避免暴力革命，和平的社会民主转型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来源：民主中国
长平：别了黑铁十年 我们需要希望
作者: 安德烈
这十年官方叫做黄金十年，经济大发展。在我看来它应该叫做黑铁十年。就是古希腊神话所说的黑铁时代。古希腊神话说那个时代 人类道德堕落，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法制不彰。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来说，中国社会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黑铁十年。
胡锦涛十八大报告洋洋洒洒，有一句话留下了印象：“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什么意思，去毛化？令人费解。在『阳光时务』周刊主编长平看来，热心体制内改革的海内外人士过分解读了去毛化。至于胡锦涛在报告中强调继续推进政治改革，长平认为这也不过是邓之后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的一句老话。谁入常？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如果不改变这个犹如绞肉机的体制结构，即使有想法的人进去后也无济于事。胡锦涛谢幕，习近平即将登台之际，长平评论胡锦涛统治下的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是“黑铁十年”。然而，人们还应该不应该对中国未来的领导集团抱存希望，长平觉得“越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越需要希望”。希望寄托于民间社会，反过来再由这个不断抗争的民间社会推动统治集团作出某些改变。
法广：中共十八大终于开幕啦，这两天是小组讨论，你对胡锦涛卸任前的这份报告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长平：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胡锦涛的报告，老实说没有多少新意，也很难一字一句地去看。他的报告里面方方面面都包含了，就是那句话最典型：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哪方面都可以去解读，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走老路就看你怎么解读，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有去毛化的呼声，但“老路”到底指什么，是比较含糊的。至于去毛化也没有明确的指明。但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着去毛化呢？也有人这样去解读。但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还是沿袭吴邦国讲过的“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的意思，而且它的否定性的意义更强了。因为在中文的意义中，“那一套”本身是轻蔑的、否定的，但如果定义为“邪路”呢，那就是更进一步的否定和蔑视。甚至污名化。
法广：所谓去毛化，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次大会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提得很高，要写到党章上，甚至与毛泽东思想并提。仅从这点去看，的确并不像外界所说，中共有去毛化的意思，或者说至少他们不敢去毛化？
长平：对。首先应该说去毛化与其说是中共高层传递出的信息，不如说是热心体制内改革的海内外知识分子建构出来的一个词和虚构出来的一个事实。他们一再地、从各个方面去捕捉高层的信息。想要确认这个事实。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确认。比如说十七大七中全会公报上，发现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后来就有人宣布，去毛化已成定局。但事实上之前的十六大七中全会的公报也没有提，或者类似的其它文件里头也没有提。因此有过度解读的成分。同类的例子比如说十八大新闻中心挂出来的照片中有赵紫阳的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也有人说这是释放了一种信息，一种改革的信息。但事实上照片很快被撤了。新京报采访了赵紫阳的女儿，谈她的生意，有些人也解读成这是23年第一次，说它包含着一个信号。但事实上，赵紫阳的女儿就接受过国内媒体比如扬州晚报的采访，谈的是差不多同样的的事情。这些都有过度解读的成分。这是其一。其二呢，即使去毛化也不代表什么。如果党章中去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这个可能有一定意义。但这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中共的改革决心。因为在中共八大的时候就已经去掉过，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九大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局面。这是最关键的。所以现在党章上怎么改，那不是最关键的。
法广：胡锦涛在报告中说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您觉得有无新意？胡锦涛还强调腐败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亡国亡党，温家宝当然以前也说过会人亡政息的话，但胡锦涛在报告上这么说，他们好像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是不是这个问题也应该和政治改革问题连在一块看？
长平：腐败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非常严重。全世界都已看到，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么他们作为中国的领导者，甚至是腐败的当事人，或者是很近的旁观者，因为腐败主要发生在官僚圈内，他们当然是清楚的。第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句老话，几乎在相应的报告中，每一次都会提到。邓小平以后，改革开放成了一种新的合法性的依据。就说中共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一直会改革开放。所以这个词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无意义的词了。他们一定会强调的，但具体怎么做，那才是最重要的。
法广：十八大刚开幕，虽然要七天后闭幕，但人事问题似乎基本定盘，当然不是全部，常委名单也许还会有最后的改变，单就目前知道的情况，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您认为这个新班子将是一个比较愿意开放的班子，或者是比较守成的，或者是被形势逼着走的那种？我们现在可以不可以做一些分析和预测呢？
长平：关于这个名单，到今天为止，的确是各种传说都有。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这显示了形势的复杂性，还有中共权力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事。它会在这个信息极不透明的可以说中共十八大是开着秘密会议的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暴露高层的秘密。是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透露出一些高层的动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件好事。那么，这种斗争的结果也可能对各方利益起着平衡的作用。在党内有一些所谓的互相监督的作用。至于通过这种斗争产生出来的会不会是一个更加改革进取的或者更加因循守旧的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像很多外界的分析者那样那么看重这样一个名单。如果它的这个体制结构不改变，什么样的人进去都会变成符合它这个体制需要的人。它这个体制本身是一架绞肉机。每一个人进去都要符合它的标准，符合它的运作的要求。有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外的时候，或者没有进入最高层的时候，很有不同的想法，也希望干出一番事情来，我不否认。但是进去以后，都要变成以维稳为诉求的那样一个集团中的一员。
法广：现在外边有人说，习近平可能由于家族的那种经历，可能会变得比较开明。说他也许还有可能做一个开明的领导人。那么，通过您刚才的分析，实际上这种希望都是不可靠的？
长平：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多于现实。这个可以说是善意的希望，善意的期待多于实际发生的现实。他可以说有那样一些经历，也可以说他是八十年代初期步入政坛。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氛围很浓。但是，这二十多年他一直在里面，可以说现在的体制也有他的一部分。
法广：您能不能简单地对胡锦涛统治中国的十年做一个概括。比如与其前任江泽民比起来，或者与更早一些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起来，他这十年怎么概括？
长平：这十年官方叫做黄金十年，经济大发展。在我看来它应该叫做黑铁十年。就是古希腊神话所说的黑铁时代。古希腊神话说那个时代 人类道德堕落，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法制不彰。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来说，中国社会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黑铁十年。
法广：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可能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在十八大开幕之际，对统治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权，人们是否可以抱有某种期待。如果可以，那又是什么？或者您觉得最好一点也不要抱存希望？
长平：当然是我们应该抱着期望。因为越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越需要希望。越想抓住一切机会，甚至放大希望，需要希望。而有了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坚定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不是对于统治集团本身的改变寄予希望，这个希望主要是来自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坚持为争取权利而抗争，为自由而抗争，那么这个社会会有希望的。它会推动统治集团去做出某些改变。从目前看，那个压力是在起作用的。而且我相信还会进一步的起作用。
来源：【 RFI 】
陈一民：这种空话连篇的“政治报告”有什么意思？
再来说十八大报告。整个一篇假大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许多句子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一个有着八千多万真假信徒的党的一把手，作这种报告有什么意思？照本宣科不说，每读几句就刻意要下面的“代表”鼓掌，这也只有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才弄得出来
连薄熙来这种属于“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官员都从来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作为执政党的一把手，还有什么脸面在几千人面前作报告说这种中国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的“豪言壮语”。如果在民主国家，出现王立军、薄熙来这种败类，你这个总书记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整个一篇“假大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许多句子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一个有着八千多万真假信徒的党的一把手，作这种空话和废话连篇的“政治报告”有什么意思？照本宣科不说，每读几句就刻意要下面的“代表”鼓掌，这也只有中共的“代表大会”才弄得出来，也不怕外人笑话。最要命的是，整个报告中让中国人勉强能接受的几句话，恰恰都是谎言，都是欺骗。
憋了这么多天，今天实在忍不住，就容本人在说“报告”之前先说几句闲话。一个有着八千多万真假信徒混杂的执政党，开一次所谓“代表大会”，弄得整个国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个什么话！原本就绝对掌控着几百万原本属于（也只应该）保卫国家的军队，仍嫌不够，就因要开一个所谓的“代表（了解真相的中国人有谁承认这些人是真正通过广大党员选举出来的）大会”，弄得像过去“地下党”似的，居然在一个北京城又组织140万人的“自卫队”，这在人类史上都堪称破天荒！
此情此景，如何证明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绝对服从某个党派指挥，还要说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即使在整个人类史的“天下奇闻”里也是闻所未闻啊。这么大一个执政党，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这么不讲逻辑这么无法无天呢！
也不知道害怕啥？既然口口声声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说人民利益在执政党心中最重，又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自己的，还需要这样做吗？
我不愿说人民是铜墙铁壁，可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党派，但凡真正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爱戴，那就什么也不怕了。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有汪洋大海般的拥护爱戴，谁还能伤害得了！可见，像今天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自己完全背离人民群众。不仅整个国家的百姓都成了“老不信”，各级政府也绝不相信人民群众；不仅不相信，政府与人民完全成了对立面：政府把人民群众看作政府的敌人，人民群众把政府看作压迫自己的统治者。这种现象自1949年以来，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过，以至于弄得现在很多人认为，两千多年的政治压迫，今天达到前无古人。弄到这个地步，尚不知反思，只想一味地依靠便衣特务，依靠谈话依靠恐吓依靠软禁依靠判刑，就不怕连这些便衣特务有一天也因厌倦而不再拥护你们了吗！
再来说十八大报告。整个一篇假大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许多句子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一个有着八千多万真假信徒的党的一把手，作这种报告有什么意思？照本宣科不说，每读几句就刻意要下面的“代表”鼓掌，这也只有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才弄得出来，也不怕外人笑话。最要命的是，整个报告中让中国人勉强能接受的几句话，恰恰都是谎言，都是欺骗。
报告中说什么“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如果不能说这完全是鬼话，也只能说是美丽的谎言。你去问问到中国各级政府乃至进京上访的中国无数访民，他们算不算中国的“民”？如果算，他们的利他们的忧，谁又去谋谁又去解了？当真有官员谋这些人的利，解这些人的忧，他们还会去上访吗？时至今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官员只会谋一己之私利，只会解自己之忧，甚至只会贪污，只会受贿。一旦捞足，就先把自己变成裸官，然后有机会，自己也远走高飞。最不要脸的，就是通过洗钱之后，有了资本，让全家离开他们整天挂在嘴边的祖国，去他们在国内天天大骂的资本主义国家做“移民”。
报告中说什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说要依靠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要努力扩大人民民主。说这种话，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甚至是公开地欺骗。如果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只能说明，由于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人民民主，因此中国也从来没有诞生过真正的社会主义。既如此，又何来“社会主义的生命”一说？
再说，中国人为什么只能依靠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才会有民主？这里且不说中共党内到底有无民主地球人都知道，只想说这种情况不正说明中国人的民主根本就没有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人民民主的本意，就是政府受人民委托，一切由人民作主。人民与政府不是契约关系。所谓努力扩大人民民主，说白了，正表明中国人的民主，完全依靠政府赏赐。政府想给中国人“扩大”多少民主，中国普通百姓也就才能有多少民主。可这也能叫人民民主吗？
人民民主，只能由人民限制政府，政府无权限制人民。人民只服从真正由人民选举和委托的人制定的法律。任何时候，政府都不能高踞人民之上。永远都只能是政府听人民的，不是人民听政府的。用一句曾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说话，不是他领导美国人民，而是美国人民领导他。一旦人民只能听政府的，那么这个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政府，这种社会也绝不是人民民主社会。一个成立91年、执政63年的大党，到现在连什么是人民民主都没搞懂，说出来会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官员笑掉大牙。
报告中还说什么“绝不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可整个中国，遍地冤情，官员们个个无法无天，专制透顶。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一切以执政党的意志为意志。一切官员都只会为执政党说话而不为百姓说话；更没有哪一级政府尊重法律，哪一个官员坚持依法治其所辖的一亩三分地。即使有几个另类，也一定会被无法无天的上级“拿下”。连王立军这种位居副部级高位、身为“大法官”的高级官员都视人命为儿戏，甚至与杀人犯同谋，连薄熙来这种属于“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官员都从来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作为执政党的一把手，还有什么脸面在几千人面前作报告说这种中国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的“豪言壮语”。如果在民主国家，出现王立军、薄熙来这种败类，你这个总书记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最后再说几句因疯狂压制言论、封锁网络，过滤所谓敏感字词，迫害持异见者，导致整个国家小道消息满天飞，一些网友甚至忍不住“恶搞”。可这又能怪谁呢？如果我们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还会出现这种非正常的现象吗？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家都是正常的生活，感觉到自己生活得好，就高兴，感觉到不好，就不高兴；若是还有什么不满，往往还要说出来。现在有了互联网，为了把自己不高兴、不满的说给大家听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不高兴，是不是应该不满，还会去发帖子，这一切都要算是正常的。凡保障自己的人民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都会持理解乃至保护的态度。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志之一，就是允许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不必装着揣着。且不去说什么“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社会只要是畅所欲言，很多人也就不会在“说”上下工夫了。
然而，现在的情形不是这样。由于政府总是怕“说”，于是就采取了一种“禁”的手段。可也很奇怪，越是禁，大家就越是要说，甚至还会变着戏法说。你说这正常吗？反正自己觉得不正常。如果一个国家不是禁这就是禁那，就一定有问题，当然不是被禁者有问题，而是禁者自身出了问题。只要我们愿意实事求是，就不难明白，互联网上有些恶搞，其实就是不许畅所欲言的结果，就是有些人“禁”出来的。
于是又联想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害怕这害怕那，采取的也是禁，且一禁三十八年，然禁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迎来的是民主自由。而看咱这情形，若政治体制没有大的改革，怕是也要一直“禁”下去的；至于说是否也能禁出个民主自由新天地，自己虽不敢预测，也不作指望，可也并不太悲观……
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早就说过，自邓小平决定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必将要走“全球一体化”道路，我们必将实行民主自由。这是大势所趋，是什么人什么党也无法阻挡得住的。现在有几个显然应该打引号的大小“知识分子”在那儿反对“普世价值”，其实很可笑。那些人哪里知道，早在一百六七十年前，那位写过风行世界的《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的托克维尔早就认识到：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自然法则的性质。请问我们的政府，请问我们的执政党：自然法则啊，抗拒得了吗？
所以说，即使真要痛恨“恶搞”，首先应该检讨的也并非“恶搞”之人，而是逼人恶搞者。这样说，也并非本人有意要信口开河，你看那水浒传里天罡地煞108，多数都是“恶搞”之人，甚至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然而中国底层人民喜欢得很。若问其故，都会来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那是官府逼的！
来源：民主中国
陈子明：继续“击鼓传花”？
贪官污吏可以放心睡觉
人大常委会结构从十三大倒退
户籍制度原地止步
抱着“炸弹”继续传花？
刚刚出台的这个政治报告，基本上反映的是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主流派胡锦涛、吴邦国等人的观念，而不能反映习近平、李克强等下一代领导人的想法。
如果在今后五到十年中，以这个报告的基调作为指导思想，“胡规习随”，那就是张木生所谓的“击鼓传花”，把“定时炸弹”留给未来中国了。
政治学者陈子明对胡锦涛的政治报告做了评述，认为基本上反映的是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主流派胡锦涛、吴邦国等人的观念，了无新意，不过是把积重难返的各类矛盾，遗留给习李。
看了今天（2012年11月8日）上午电视直播胡锦涛代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八大做政治报告，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没有新意，没有亮点，就像是一杯“温吞水”。
贪官污吏可以放心睡觉
十八大政治报告不会有大的突破，这是政治分析家在之前就预料到的。但是，竟然连局部性的、小的突破也没有，确实令人跌破眼镜。在微博空间的活跃分子们感到失望的同时，贪官污吏们可以放心睡觉了。
人们曾经期望中共十八大将在加大“反贪腐”力度上有所作为，但是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却一点头绪也看不出来。在1989年5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提出“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时隔23年，仍然没有提上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人大常委会结构从十三大倒退
胡锦涛报告中说：要“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表面上似乎是有一点干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改革的进度表，只是增加少数几个专职委员，并不能改变人大常委会是“一线退休干部养老院”的基本面貌。早在10年前，江泽民就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此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吸收了19名年富力强的委员，其中10人是专职委员，行政关系转入全国人大机关，并在机关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在几年后，这10人除1人去世外，全部在全国人大系统中担任了副秘书长等副部级行政职务，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专职委员”。笔者认为，如果要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突破，至少要作出有时间期限的规定：“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半数由专职委员担任，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部由专职委员担任”。
户籍制度原地止步
又比如，胡锦涛报告中说：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早在1992年年底，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公安部牵头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着手调查、研究与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20年过去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仍然没有出台。如果确有改革的意图，至少要确认恢复宪法中有关“迁徙自由”的条款，明确规定在3至5年内废除现行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
抱着“炸弹”继续传花？
刚刚出台的这个政治报告，基本上反映的是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主流派胡锦涛、吴邦国等人的观念，而不能反映习近平、李克强等下一代领导人的想法。
如果在今后五到十年中，以这个报告的基调作为指导思想，“胡规习随”，那就是张木生所谓的“击鼓传花”，把“定时炸弹”留给未来中国了。
作者：陈子明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转引自民主中国
来源：DW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记者见面会演讲
来源:人民网
昨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这些天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对这次大会作了大量报道，向世界各国传递了许多“中国声音”。大家很敬业、很专业、很辛苦，在此，我代表十八大大会秘书处，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产生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下来，我把其他六位常委同事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李克强同志、张德江同志、俞正声同志、刘云山同志、王岐山同志、张高丽同志。李克强同志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都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家对他们都比较了解。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这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沉沉的担子。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记者朋友们，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希望你们今后要继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作出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
习近平：胡锦涛等带头离开领导岗位体现高风亮节
来源：央视
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胡锦涛、习近平等会见出席十八大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图为胡锦涛、习近平握手。新华社记者鞠鹏摄…[详细]
央视播出节目“习近平：胡锦涛等带头离开领导岗位体现高风亮节”，以下为文字实录：
习近平：“同志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胡锦涛同志和吴邦国同志、温家宝同志、贾庆林同志、李长春同志、贺国强同志、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刚才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寄托了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巨大鞭策。我们要牢记嘱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十八大精神，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不负重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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