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天下
以人为本，停止打压，立即放人
——“维权网”就18大期间侵犯人权事件的声明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停止一切打压公民维权的行动，解除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独立学者的一切监控、软禁，立即释放关押中的所有维权人士和上访民众。切实兑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还公民以宪法权利；
二、尽早废除违宪违法的劳教制度，清除全国所有违反法治原则与人权保护原则的政策法规，真正开启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和解进程；
三、集中解决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以及近年来各地奉行GDP主义政绩观、肆意侵犯人权的各类事件，以法治原则切实为民众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和各种实际问题，化解历史积怨，真正启动政治改革，还权于民。
本月以来，在“保卫18大”的政治口号声中，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强迫失踪、强迫旅游、软禁、关押、拘留、逮捕、劳教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基督教徒、学者、律师等等践踏宪法、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甚至在首都北京还发生将上访人殴打致死的惨剧。“维权网”强烈谴责这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恶行为，严正要求当局“停止打压维权，切实保障人权”！
11月5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进京上访人张耀东，在北京一浴池被警方查到后关到久敬庄黑监狱中。第二天，平顶山市驻北京的截访人员乔国庆等人前往久敬庄将张耀东和王月琴、黄银环、米春夏等3名上访人一同接出，转送到一辆北京牌照的金杯车上。随后，几名不明身份的人上车，态度蛮横地要张耀东交出手机，张耀东不给，几个人就开始动手打他。车上的王月琴上前劝说，也被来人重重打了一耳光。看到张耀东被打昏后，黄银环跪下求情，请打人凶手救救张耀东。尽管访民苦苦相求，行凶者却说张耀东装死。过了一阵后，车上人发现张耀东身体明显出现死亡体征，行凶者才略显慌张，匆忙将张耀东送到北京友谊医院，经医生检查发现张耀东已经死亡。就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被残酷剥夺。
发生张耀东被殴身亡这种恶性惨案的直接背景，是由于为了保18大召开，北京大肆清理上访人，各地方当局疯狂借机打压上访维权群体。据保守估计，因18大召开期间全国被强迫失踪、强迫旅游、监控、软禁、关押、拘留、逮捕、劳教的上访维权者、异议人士、基督徒、学者、律师等等达数十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18大期间被严密监控软禁的著名学者、维权人士，北京有鲍彤、张祖桦，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大学教授崔卫平，作家王力雄、唯色、高瑜、莫之许，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赵常青、陈天石、王京龙、朱红，维权律师江天勇、李和平、朱久虎，基督徒徐永海等上千人；广州有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独立作家野渡、维权人士郭飞雄，律师唐荆陵、刘正清等多人；杭州有民主党人吕耿松、陈树庆等多人；还有被警方囚禁于宾馆长达近半年以等18大结束的湖南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黎建军；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自今年2月27日被囚禁在家中至今，十八大期间电话无法接通，与外界失去联系。同期，全国因上访维权而遭到软禁监控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仅据维权网报道，因18大被强迫旅游的有：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从11月9日至16日“被旅游”一周；湖北随州维权人士刘飞跃从11月7日至15日被强制旅游一周；山东临沂维权人士刘国慧从11月4日至15日“被旅游”11天；陕西西安维权人士杨海、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李思华从11月初“被旅游”至18大结束仍未返回；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异议人士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等多人也从11月初“被旅游”至18大结束。四川成都维权人士王蓉文于9月27日被少城街综治办人员强行拉走旅游，到11月14日18大结束才返回成都，历时49天。北京维权人士胡佳10月底在国保的逼迫下，被强迫随同父母离开北京，到安徽老家。随着18大结束，原定本周二返回北京，但国保近日一再威胁他父母，不让他回到北京。
因18大而失踪者也比比皆是：湖北维权人士郑大靖自10月24日晚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后，被押送回郧西县的一偏僻地方非法关押长达25天，关押期间不让出房间，没见过阳光，直到11月17日晚才获释；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等人自10月29日晚被新余国保戴上黑头套、捆绑双臂、嘴巴塞上破布，押送到了一个秘密地点关押，在这期间刘萍遭受酷刑对待，直到17日凌晨才获释；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11月9日在外交部新闻办门口被警方戴上黑头套失踪，被非法关押了几天后才获释；“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11月7日下午被以谈话名义从家中叫走后，又以学习的名义被带到湖北省随州市郊一家酒店软禁，11月15日才回到家中；湖北民主维权人士秦永敏、石玉林，陕西西安民主维权人士马晓明，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多名成员，从10月底与外界失去联系，至18大结束仍无音讯。另据志愿者极为有限的统计，18大期间各地失踪的上访维权人士：河南有刘柄同、贾拥、李明翠、王玉清、胡醒爱、王苗苗、聂丽娜及圆圆、李玉凤、王金兰、金惠玲、李治国、王群凤、杨慧平、文秀全、周卫星、侯得志；安徽有马海玲、石新红、相道英；湖南有杨振彪；天津有郑建慧、张文艳、韩连如、郑建明；广州有周建斌、李小贞、黎如好；广西有曾秀整；山东有吕动力、曾庆岩、林秀丽；吉林有郭洪伟及肖女士、刘利、董奎红、张拥付、谢玉华、杨启茹、于福根、王桂香、杨振虎、段连、胡大料、李三虎、胡海宗、韩孟银、郭卫龙、刘凤琴、邓志波、梁长荣；宁夏有王文卿；湖北有夏幼华、向金凤、汤素芳、邹桂兰、李玉琴、万少华、张能芳、詹三桂、邱庆华、许静静、孙小环、扬忠梅、彭汉怀、秦鑫安、郭红、尹登珍、张文芳、姜兴华、周大珍、江富友（上访警察）、黄玲（上访警察）、阮积忠、朱富荣；浙江有金仙、金华、陆阿根、马红艳、郑惠芝、周新冶、施炳生、洪福如；河北有李凤华、李玉莲、段淑兰、赵敏、刘敏杰、赵锁成、张宗信、马家驹、王心灵、谢玉花、田玉英、秦宝福、鲁小三、刘增凯、杨宗生；江苏有姚玉平、居小玲、邵允黎、沈立秀、程学洪；江苏有姚玉平、居小玲、邵允黎、沈立秀。上诲有朱金娣、金月花、程玉兰、许国治、沈莲满、矛玲、吴玉芬、张雄明、陈春芳、李卫青、宋龙涛、徐佩玲、王美莉、冯国伟、朱万钦、朱萍萍、丁菊英、沈佩芳、沈龙妹、顾学群、何茂珍、蔡晓红、赵雅萍、施培琴、赵雅萍、周连娟、孙军、张贵兰、韦开珍、周炎、郑培培、郭祥、袁新菊、费佰根、贺志勇、李正运、郭益贵。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18大期间，上海当局对上访群体和维权人士的打压尤其严酷，不仅将大批访民关进黑监狱，还直接刑拘、逮捕、劳教多人。民主维权人士冯正虎被大批警员严密软禁看守在家中，不能与外界联系；9月25日，维权人士童国菁、崔福芳被上海国保从家中带走，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拘留，10底分别被处以劳教一年；10月2日，维权人士毛恒凤被控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遭刑事拘留，随后被处以一年半劳教；维权人士沈永梅也于月前被劳教；维权人士王扣玛于10月31日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维权人士魏勤也被逮捕。11月6日，维权人士陈建芳被从北京押送回上海后，浦东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将其刑事拘留；同日，维权人士沈佩兰、韩忠明分别被警方从家中绑架，随后两人被以在闸北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上海这个盛产党国大员的“国际化大都市”已成为中国人权的重灾区，一个残酷打压维权人士和上访民众、破坏法治秩序和社会和谐的重灾区。
仅仅因为一次会议而如此大规模地践踏法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甚至剥夺公民生命，这与大会一再声称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等政策精神背道而驰；直接违背中国《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承诺；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违反2006年12月20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强迫失踪问题国际公约》的条款；也违反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停止一切打压公民维权的行动，解除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独立学者的一切监控、软禁，立即释放关押中的所有维权人士和上访民众。切实兑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还公民以宪法权利；
二、尽早废除违宪违法的劳教制度，清除全国所有违反法治原则与人权保护原则的政策法规，真正开启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和解进程；
三、集中解决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以及近年来各地奉行GDP主义政绩观、肆意侵犯人权的各类事件，以法治原则切实为民众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和各种实际问题，化解历史积怨，真正启动政治改革，还权于民。
维权网
2012年11月19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致习近平、张德江的公开信
责令浙江省民政厅批准1998年由王东海、王有才、林辉三人代表浙江民主党人向省民政厅递交的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使十四年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合法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应向国家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以便使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结束其九十一年来的非法状态。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取得合法地位，共同成为中国公平竞争的政党。
习近平先生、张德江先生：
在中共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二位荣幸地当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对此谨表示祝贺。鉴于二位都曾在浙江省担任过省委书记，主政浙江共达九年，对浙江的政情、社情、民情都比较了解，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跟二位沟通，共同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作出努力。
浙江是辛亥革命的故乡，辛亥先烈为了结束帝制，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巨大牺牲。浙江是中国民主党的发源地，浙江民主党人为了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数十人为民主而坐牢。浙江民主党人进行民主活动的时期 也正是二位在浙江主政的时期，因此二位对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不会没有很深的印象，大批浙江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二位也不会没有责任。现在，二位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和二号领导人，政治改革的任务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你们面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愿捐弃前嫌，向你们提出关于政治改革的中肯的建议，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改革。
浙江是个经济大省，也是个政治大省。在二位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沿海的温岭市，官方还主导过一种“民主恳谈会”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离真正的民主还相差很远，但毕竟也是民主的尝试。浙江民主党人的组党活动，使浙江的民间民主同民营经济一样出名，实际上这是一种正真的民主模式，已故的浙江民运领袖王东海先生把它称为“浙江模式”。“浙江模式”在全国的民运圈里已得到认可，浙江民主党人作一个群体在国内外已有较高的知名度。浙江民主党人虽然屡遭打压，但民主既然被全国人民普遍认为是个“好东西”，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它。我们越遭打压，我们得到的道义支持就越多。你们在主政浙江时期没有把我们消灭掉，你们在主政全国后也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我们不但没有削弱，而且越来越壮大。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你们和我们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由于共产党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就导致了它今天的绝对腐败。腐败使共产党失去老百姓的拥护，也使共产党内部分崩离析，派系林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腐败过，社会矛盾也没有积累到象今天这样多，二位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分配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是今日中国的真实写照。所以，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GDP翻几翻的问题，而是权力制衡问题，也就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并不是你们所称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政治制度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解决权力制衡问题，从而也就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只有建立权力制衡的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和不公问题，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否则，王朝更替的周期率不可避免。实行政治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把吴邦国说的“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变成“五要搞”等等。作为可行性的第一步，就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多党竞争，而不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仍然是王朝政治，王朝政治是中世纪式的封建专制，所中国的一党专制实质上还是封建专制。落实宪法三十五条赋予的结社自由，开放民间组党，这是政治改革的标志性措施，当年台湾的民主改革，就是从开放民间组党开始的，蒋经国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所以开放党禁，功在千秋，“为万世开太平”将由此开始。
中国民主党成立至今已有十四年。除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外，中国大陆许多省份都有民主党组织。在海外，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许多国家，中国民主党的组织相当活跃。十几年来，共产党费尽心机要消灭中国民主党，但始终没有得逞。目前，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作为这场改革的前期措施，改革可先在浙江省试点，为此我们郑重地向二位提出如下建议：
一、责令浙江省民政厅批准1998年由王东海、王有才、林辉三人代表浙江民主党人向省民政厅递交的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使十四年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合法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应向国家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以便使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结束其九十一年来的非法状态。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取得合法地位，共同成为中国公平竞争的政党。
二、改善浙江的政治生态。浙江民主党人长期来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主要成员出门都要受到跟踪，房前屋后被安装监控探头，电话随时被窃听，聚会被冲散，动不动就被约谈、传讯、羁押、拘留。希望浙江省当局取消这些非法的限制人身自由和监控言论的措施，给浙江民主党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一定的方便，尽一个政府对鼓励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应尽的义务，创造和谐宽松的气氛。
三、在明年将要召开的全国人大换届选举中，允许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派人参与监督浙江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的选举，选举过程应公开化，杜绝暗箱操作。
四、请中共浙江省委指派代表就中国的民主、民生问题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选出的代表进行公开辩论，在浙江搞一次民主实验，然后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以最终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五、释放朱虞夫先生。朱虞夫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已经是第三次坐牢，目前浙江省尚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只有朱虞夫一人，入狱后他身患多种疾病，前段时间一度晕倒在地，经抢救才脱险，因此可否考虑将他释放，也可采取变通措施保外就医。释放朱虞夫后，再逐渐或一次性释放全部政治犯。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
二OO年十一月十七日
胡星斗：建议立即废除劳教制度、开启建设法治国家的新政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公开信（节选）
尊敬的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常委：
实行了近六十年的劳动教养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试行的新劳动教养制度因其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宪违法、侵犯公民权利、损害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弊政。本人于2003年率先建议全国人大对于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建议中共中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此建议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社会各界也不断发出类似的强烈呼声，可惜皆未获得高层响应。近来一段时间，对于上访人员的非法劳教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在此新领导人就任、人民寄予重大期望之际，我再次强烈要求：不管存在多大阻力、困难，皆请立即废除祸国殃民、违宪违法的中国第一弊政——劳教制度，由此开启建设法治国家的新政。
敬请诸位领导人高瞻远瞩、尽快研究为盼，人民苦秦（劳动教养苛政）久矣！
此致，
敬礼！
胡星斗
2012.11.23
权贵百态
编者按：
伴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畸形发展，中国的官僚权贵阶级也进入到一个极端败坏和腐化的时代。最新上演的雷人丑剧便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阴阳表演。当他在主席台上的时候，他会慷慨激昂的教育“各级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但一转身便撕掉伪装，极尽腐化堕落之能事。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雷政富的阴阳表演只不过是整个共产党官场和权贵阶级的一个小小剪影而已。本期选刊的卖淫女睡成检察长、农业厅长包二奶及涉黄酒店“专为政府开”的案例为执政党官僚系统的道德败坏增添了最新的注脚。
重庆官方初步确定网曝北碚区委书记不雅视频非PS
来源：新华网
【重庆官方回应：初步确定不雅视频非PS】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获悉，重庆已将“网曝重庆北碚区委书记与情妇淫乱视频”事件定性为实名举报，高度重视、严肃调查。目前已初步确定视频非PS，但是视频中的男主角是否是被举报人本人尚在确定之中。
（记者朱薇、李松）
不雅视频主角重庆北碚区委书记反腐语录曝光
2012年2月8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全区各级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012年03月19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
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同时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落实到廉洁建设上，用廉洁的效果来检验工作。要在思想、政治、党员干部队伍、党员干部作风、党员干部从政行为上保持纯洁。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日前，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网友戏称“雷冠希”)曝出不雅视频。雷政富此后对媒体回应称：“那些是假的，造假的”。不过，重庆官方已确认，这些不雅视频并非PS，而视频男主角是否是被举报对象雷政富，尚在确定中。于此同时，雷政富本人自2006年以来信誓旦旦关于反腐倡廉的若干言论也被曝出，着实令人汗颜。
2006年5月15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要应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把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发扬党内民主、严明政治纪律、强化制约监督、加强制度建设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应该有执政党的意识，按照党章的要求办事，坚持维护党的权威。”
2006年6月28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要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深入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认真践行“八荣八耻”，加强道德修养，保持清正廉洁，恪守廉政承诺，带头廉洁自律。
2006年8月3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力发扬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行慎独、慎始慎终，认真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
2007年6月23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了这种信仰，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名利，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脚踏实地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
2007年6月25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端正执政之风。一级党组织是否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关键要看领导干部是否身先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009年09月21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区长
我们应时刻铭记老一辈革命工作者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把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广大，这样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2010年7月7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要充分发挥区政府特邀监察员、区纪委勤廉观察员、行政效能纠风监测员的监督作用，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圈和生活圈进行监督，形成一个全天候的党风廉政监督网。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2011年08月03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干部要克服四种精神懈怠现象，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第一种现象，组织活动、参加联谊和可有可无、不痛不痒的学习考察参观比较多，想耍贪玩之风正在悄然兴起。反映出我们有的同志士气不振，锐气不足，进取精神不够，缺乏凝神静气、干事创业的精神。
因此，我们强调干工作，必须要提振精气神，要有激情，要有豪情壮志，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古往今来，多少国家功臣、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都有雄心壮志，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这样。
2012年2月8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全区各级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012年03月9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
必须提高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不辱使命、奋勇争先、有所作为;每一个同志要做到“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联系群众、服务基层”。
2012年03月19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
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同时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落实到廉洁建设上，用廉洁的效果来检验工作。要在思想、政治、党员干部队伍、党员干部作风、党员干部从政行为上保持纯洁。
2012年08月03日时任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研读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社会稳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班子建设、廉政建设等工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2012年11月19日时任职务：北碚区委书记
要营造良好氛围，持续掀起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注重宣传内容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让十八大精神入脑入心。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带领本部门本单位职工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认真研读十八大报告。”
_(网文转载)
阎兆伟：雷政富不雅视频女主角为啥喊冤？
重庆淫官雷政富包养18岁二奶并与之淫乱视频在网上曝光，引起网络轰动。近日，曾是雷政富二奶的赵红霞在网络发帖，称她从头至尾都很无辜，并称稍后会有很多资料和信息发布出来。
18岁的女孩，本是花季年龄，如果不是有什么内在原因，怎么能甘愿接受老板的色情“训练”，甘当形象丑陋的雷政富的二奶？我想，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近几天，雷政富包养18岁二奶并与之淫乱视频在网上曝光、炒热。几乎在这同时，雷政富18岁二奶赵红霞的生活照也在网上风传。
5年前不堪回首的的恶魔般的经历，如今被搬出来在网上曝光，我想，作为23岁的赵红霞来说，肯定要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她终于出来说话了，她一出来就喊冤。那么，她冤在哪里呢？
赵红霞发贴称，2007年她父亲病重，家里急需要钱，当时垫江县的的一位孔姓老板找到她，问父亲看病需要多少钱他可以出。第二天，这位孔姓老板去医院为她父亲交了了5万元的费用。并说赵红霞可以去他的房地产公司上班。
赵红霞说，去上班后，孔老板就开门见山，问她是否愿意做小姐，服务一些有生意来往的官员。“因为父亲病重，如果不答应，后果我很清楚，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后来有大概半个月时间，有他们找了几个女孩子来教我做那些事情，就在去找雷达前一天晚上，孔老板自己先跟我睡了，他们说这叫提前彩排。后来觉得这些事情很恶心。”赵红霞在发帖中还说：“说真的，从头到尾我很无辜”……
赵红霞如果没有说谎，她短短的帖子，把自己要说的“冤情”说得一清二楚。家人遇难，孔老板乘人之危，似乎用5万元“买下”了赵红霞。然后赵红霞就成了孔老板拉拢、威胁、攻击腐败官员雷政富的“人弹”。赵红霞就成了任凭孔老板以及腐败官员雷政富摆布的玩偶。
赵红霞喊冤，公众怎么看？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但是，就淫官雷政富出事后，经过被层层“剥皮”和揭露，以及赵红霞的喊冤，让我们闻到了商场的铜臭味和感觉到官场上腐败官员的腐败程度。
重庆淫官雷政富不雅视频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最值得关注和玩味的是，薄熙来执政重庆时，雷政富不雅视频已经被老板举报。不过，被举报老板被判刑一年，赵红霞被拘留一个月，雷政富升官……
重庆仍有5厅官涉不雅视频女子拍前曾演练多次
来源：新京报
■“重庆纪委调查疑似官员不雅照事件”追踪
新京报讯（记者孔璞冯军）重庆市委决定免去“不雅视频”主角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后，昨日，第一爆料人朱瑞峰在微博上称“建筑商雇佣美女拍摄视频并要挟雷政富”。
被指拍摄视频前“演练多次”
朱瑞峰称，从“线人”处了解到，一位建筑商因长期拿不到项目，经雷的弟弟认识了雷政富。重庆当地的一位知情人士也证实此事。
朱瑞峰说，该建筑商招募漂亮女生，经过训练“送”给高官当情人。化名“周小雪”的当事女子就是其中之一，也是不雅视频拍摄者。
建筑商的下属告诉他，为了顺利拍摄视频，“周小雪”之前“演练过多次”。
朱瑞峰说，2009年前后，该建筑商利用视频要挟雷正富要更多项目，但因“胃口太大”雷政富向时任重庆高层坦诚。后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抓获了拍摄视频的建筑商和“周小雪”。专案组还搜出了一批官员的不雅视频。
朱瑞峰说，“线人”向其提供了专案组数年前办案的审讯笔录，但目前不便透露。
爆料称“周小雪”真名赵某，重庆开县赵家镇人。一位开县在重庆工作的人士称，赵某确实是赵家镇人，几年前曾在重庆某医院当护士。但查询发现，赵家镇并无赵某户籍。上述人士称，可能是户口已迁出或者改名。
认识雷政富人士也称，赵某确实为雷政富情人。
截至发稿，重庆市官方未针对“建筑商雇佣美女拍摄视频并要挟雷政富”情况进行表态。
爆料人称重庆6官员涉不雅视频
但朱瑞峰说，11月4日他从“线人”处拿到了6个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涉事6名官员都为重庆的正副厅级干部。“4位高官还在位，其中1官员在薄熙来和王立军案后下台，雷政富这次又被免职。”
朱瑞峰的“线人”是重庆市公安局内部人士，暂不公布“线人”身份。他说，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共有1小时20分钟，网络上传播的是经他剪辑过的简洁版，为行事的高潮部分。记者向其索要完整视频，但其予以回绝。
山西临汾多家酒店被曝涉黄赌 业者称专为政府开
襄汾县丁陶国际大酒店内
在襄汾县丁陶国际大酒店，两名衣着暴露性感的年轻女子公然告诉记者可以提供性服务。为让记者放心安全，其中一名女子更是大胆放言“您就放心的玩吧，我们这里是为政府开的，来玩的都是政府的人……”
来源：黄河新闻网 作者：格祺伟 庞洁才
本报讯（记者格祺伟庞洁才）近日，记者接到多名群众来电提供举报，称山西临汾市部分酒店长期涉嫌公开赌场、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非法服务。记者随后向当地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此相关问题，并赶往临汾当地，以顾客身份入住了部分酒店进行暗访。
星级酒店窝藏黄赌，扬言“来玩的都是政府的人”
在临汾市江湾御景酒店（准四星，试营业中），经酒店工作人员的引领，记者来到酒店一个房间，房间内几十人手持大量现金，围着一张桌子，台上人扯着嗓子高喊：开了、开了……。这时，酒店工作人员递过来一张单子，并介绍玩法：单子中有24个号码，号码由客人随便填写，然后押注，单注50元，单子填好后有人直接收单。
在临汾市家思博尔大酒店（三星级）和襄汾县丁陶国际大酒店（四星级）两家酒店，。记者拨打了家思博尔酒店内的按摩保健服务热线；随后一名衣着性感的女子敲开房门，直言可以提供各式性服务，“一次500元，也可以包夜……”。在襄汾县丁陶国际大酒店，两名衣着暴露性感的年轻女子公然告诉记者可以提供性服务。为让记者放心安全，其中一名女子更是大胆放言“您就放心的玩吧，我们这里是为政府开的，来玩的都是政府的人……”
公安部门称未查出问题，记者暗访的黄赌现象纯属巧合
在暗访掌握相关事实后，记者随后向临汾市公安局反映了相关情况。但是，临汾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范主任对此却表示：“市公安局部署突击检查了记者所提及的三个酒店，但未查到任何问题”，当记者追问暗访拍摄的视频如何解释时，范主任竟回答说：“说白了，也许是巧合，市局欢迎报社记者来临汾市采访……”
网传山东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
“承诺书”网上热传
近日，一份据称为山东一官员写给某女子的承诺书在网上流传，并遭到围观。该承诺书写道：“我单增德承诺，自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与张风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媛结婚，特此承诺。单增德，2012年11月21日。”该承诺书的结尾，另有见证人署名“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史访”等字样。
来源：南方日报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于昨日下午6时32分刊发了一则新闻，报道一起网络事件。该文称，网传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被爆写下一纸承诺书，保证在2012年11月21日到2012年12月20日期间与“张风云”离婚，然后与“苏春媛”结婚。该则新闻迅速成为当日网上最热门的文章。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据悉，该网记者在向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求证此事时，对方表态事件正在调查，有最新的信息会向社会公布。随后，该则新闻旋即被删除（如左下图，网络图片）。与此同时，网络论坛上此前流传的大量有关此事的信息，多数也遭到了删帖处理。在最初爆出此事的微博上，“承诺书”杳无踪迹。在新浪微博搜索功能中，“单增德”一词也被提示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单增德’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承诺书”事件起于前日下午，彼时网上开始流传一段未经证实的有关“单增德”的视频和一纸承诺书。
网帖与现实多有重合
根据公开信息，山东省农业厅确实有一位副厅长名为“单增德”，其分管财务处、机关服务中心、农业影视中心、招待所、农业实业集团公司、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公司。而据该厅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该厅办公室亦有一位副主任名为“史访”。网友们在搜索到上述信息后，纷纷将此二人与网传的结婚承诺书事件联系在一起。
截至发稿，这份流传颇广的承诺书，其真伪尚未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山东省农业厅也未公开澄清此事。昨日下午，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已经知道了网传的承诺书事件，并将此事汇报给了领导，并称目前正在研究讨论，具体事宜尚不清楚，核实清楚后会公布具体情况。
另据山东省纪委网络舆情中心的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已经形成了舆情专报，报给该纪委相关领导，领导已经知道此事，并正在研究，但尚无具体进展。
对于记者提出的采访单增德、史访的请求，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的这名工作人员透露，2人目前均在外出差，单增德本人应该知道此事。
在山东省农业信息网上，单增德最后一次出席活动是11月8日上午。当时，山东省农业厅相关领导及各处室、单位支部书记，集体收听收看了党的十八大开幕式和胡锦涛代表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
此后，在公开报道和领导动态中就再未出现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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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7月，有媒体报道了扬州邗江区商务局局长马一平的“结婚保证书”事件。马一平为了表示“忠诚”向情人写下保证书，“谨向党保证本人明年最迟后年同李清结婚，在这一年期间对李清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义务，否则愿承担一切后果”。保证书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17日。
当时的报道显示，扬州市邗江区区委迅速作出回应，对报道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邗江区委紧急召开专题常委会，根据初步调查的事实，决定对马一平采取停职措施，接受有关方面的审查。
南都供稿
【中华论坛】：卖淫女睡觉睡成检察长，反目撂倒县委书记
来源：新华网
涉贪情人供出县委书记
打开灵石县的官方网站“中国灵石”，点开“领导介绍”，记者发现在县委“书记”一栏，没有人名。
县长吴文胜告诉记者，杨洪大概是今年6月份被上级纪检部门带走的，是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至于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他不清楚。
县人大常委会武副主任对记者说，今年6月份杨洪已经被省检察院逮捕了，因为涉嫌贪污受贿，同伙出事后被牵扯出来的。
晋中市政府部门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供出杨洪的是晋中市榆次区的副检察长杨某，她是杨洪的情人，因为贪污受贿被抓，供出了杨洪。
据知情者说，杨某原是卖淫女，披肩长发，乳房高耸，被杨看上后，当起了“地下组织部长”，为杨洪买卖官职当起了“助手”。杨某出事后，反目扳倒县委书记！
事情就出在杨某这位美人的嘴上，他经常在同事面前炫耀，以显示自己的不同响：
“官如何当的，我是知道的。那是我和杨书记在床上研究的。”
“想当官，不出些血能行？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没错。不服气谁不花一分钱当个小科长，我让他大白天当街睡我！”
“组织部的考察，人大的全票通过，都是假的。只有那一双幕后黑手才是管用的。”
“杨书记让我满足他一周睡三次的条件，为这，我每年怀孕二三次。我的地位不是白得的。”
“三年性高潮，换来一日官高升！谁都不容易！”
2012年7月2日，晋中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晋中日报》发布《公告》，称：灵石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罢免了杨洪的晋中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十九、五十条规定，杨洪的晋中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杨洪被抓，官方除发布了上述信息外，通过网络检索，记者发现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于是各种小道消息在民间和网上盛传。
有网友爆料称：杨洪被抓，据说有60多个贪官给其行贿，乡镇换届第一轮民主评议没上版的那些乡镇书记、镇长们，都统统给杨洪的情人行贿，最少也是50万元。
张兰被证实改国籍 曾大骂海外移民不爱国
当年张兰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上，大骂移民海外的人不爱国，说自己拒绝了多国的移民邀请，当时她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赢得场下观众热烈掌声。如今这位“爱国人士”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了外国国籍。
作者：转载中国经济网的文章
近日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改变国籍一事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据记者了解，俏江南公司曾在2008年12月将企业类型从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这一举动是否为享受外资的税收优惠呢？
俏江南相关负责人透露，张兰的国籍确实已经改变，但并不清楚加入哪国国籍。而对于俏江南变身外商投资企业的原因，这位负责人表示并不是外界所猜测的出于优惠政策，而是张兰本人对俏江南公司将来能够立足于世界，成为一个国际化品牌而做的长远考虑。
外籍张兰经营外商投资企业俏江南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近日因“注销户口，已加入外国国籍”而引发关注。针对张兰能否继续担任朝阳区政协委员的问题，朝阳区政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了解此事，核实后会按情况及相关程序办理。
而据央视调查显示，俏江南公司的企业类型是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是张兰。该企业2008年12月19日前为内资企业，于2008年12月19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张兰大谈爱国情结遭网友吐槽
张兰曾对媒体表示，21年前，手握移民证的她毅然回国创业，所有的人都认为她疯了，放弃了一个进入天堂的通行证。有网友还联想到此前张兰“政协委员”和“三八红旗手”的身份，更质疑张兰曾在某卫视节目上声称“放弃移民，永远忠实于祖国”纯属作秀。
网友Imkhan就在微博中表示：“当我把手放在胸口上时，当要我宣誓永远忠诚于加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只能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是中国人。这是很久以前看一虎一席谈听到过很深刻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人正是张兰。”而网友nemopostbox也表示，当年张兰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上，大骂移民海外的人不爱国，说自己拒绝了多国的移民邀请，当时她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赢得场下观众热烈掌声。如今这位“爱国人士”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了外国国籍。
更有网友质疑张兰曾经是否有机会获得加拿大国家的移民证。网友加人有约2012就表示，“张女士，加拿大永久居民4年注满3年才有申请入籍的资格，还必须本人申请，审核后通知考试，考试通过才能唱歌，你住了几年？”网友笑一笑表示，“据张兰自己说，1991年的时候她在加拿大生活极为困苦，几乎每天都要在一个餐馆里的后院里卸车扛猪肉，晚上还要当保姆。天晓得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要专门邀请这样一个人移民加拿大呢?”
俏江南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A股上市被拒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过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四块内容。一块是进口和出口设备、软件、技术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块是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营业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网上有分析称，俏江南2008年从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合理避税。而俏江南方面称是为了企业的国际化。
来源中国经济网
改革论坛
向一切为了中国民主宪政事业而呐喊的先生们致敬！
——《零八宪章》论坛
杜光：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长期以来，我们总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切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换一个提法：“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专制势力的抵制与反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扼杀了正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辞职，直到“8964”大镇压，都反映出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与破坏。
由权贵豪强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遍布体制内外上下，已经形成为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如何稳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最严峻的难题。
释放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而判刑入狱者，这些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对他们的监控、判罪，使当政者失去了许多民心。
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
改革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强大武器。要顺利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须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和国家政权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应该取决于人民的意旨，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
归根到底，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专制主义，抵制民主主义。不彻底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社会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间积累着浓厚的无处发泄的怨气、戾气，危机日益深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改革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以致缺乏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祸国殃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畸形的发展形态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理解。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似乎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还是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的认知，缺乏从理论上认识改革的真谛，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
（一）改革的性质
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在我这个狭仄的眼界里，似乎至今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的性质，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性质。自从洋务运动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呼求民主自由的声音，出现了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也就开始了反封建反专政的民主革命。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也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是十分短暂的，影响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很快就卷土重来。五十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剥夺；随后的反右运动，则完成了专制统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中国社会从残缺不全的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倒退。
那个时代是独裁统治者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时代，孱弱的民主力量无法和强大的专制势力相抗衡，但社会上还是不断出现一些微弱的民主主义呼声，如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有包产到户的活动，有些共产党员（包括彭德怀）为此上书，为民请命，却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残酷的镇压。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的十年，物极必反，严酷的专制统治不但激起了民间的抗争，而且使统治集团里的明智派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统治下去了，于是就有了“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这两件大事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意义，就是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因为，在专制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任何揭露、批判、削弱专制统治的言论和行动，都体现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带有以反专制为主旨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于民主主义的新形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如各地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专制主义桎梏；随之兴起的摊贩走卒和手工业、个体户，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遍布全国各地，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扎实广泛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前面这些简单的介绍，意在说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斗争和纷扰，多数属于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可以纳入民主革命的范围。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矛盾的继续，是民主革命在新形势下的新形式。所以，关于改革的性质，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现阶段民主革命有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改革是主体，维权和启蒙是两翼。
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革除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非改弦易辙不可。而要战胜专制主义，就必须采用民主主义。发达国家民主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把改革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长期以来，我们总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高度文明之基础上的。我们至少需要再有一二百年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把充满着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特征、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和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已经是贻笑大方了，而把一二百年之后、甚至也许是几百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说成是解救中国的良药，就更显得荒唐了。切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换一个提法：“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新时期里，充满着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专制势力的抵制与反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扼杀了正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辞职，直到“8964”大镇压，都反映出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与破坏。
进入九十年代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打退了反改革反民主的权势集团的反扑，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却把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结果社会畸形发展，诞育了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这就使朝野上下进一步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刻不容缓。
（二）改革的路线和步骤
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均衡有序地推进，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任何一个领域的趋向民主主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领域的专制主义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虽然有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总的说来，还是平稳有序的。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只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引起波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相应比较宽松。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列出七项改革内容：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这些改革项目，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有序开展。不幸的是，“8964”大镇压毁灭了这个宏伟的改革蓝图，结果，不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日益专制化，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上邪路，孕育了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造成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
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社会各领域横行无阻，破坏了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对政治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建立起相应的制度。
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相比，改革的形势更加严峻，条件更加恶劣。那时朝野上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比较一致，经过23年的发展变化，这种一致已不复存在。主要由权贵豪强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遍布体制内外上下，已经形成为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如何稳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最严峻的难题。
为了解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创造顺利改革的条件，我认为首要步骤是进行一场比真理标准讨论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全民大讨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探讨进一步改革的方针、路线和目标。而为了使大讨论顺利展开并取得应有的成果，需要有步骤地开放舆论，一是取消中宣部对新闻出版的干预，加强报刊和出版的自主性；二是开放网禁，取消对所谓敏感词、敏感文章的封杀；三是制定《新闻法》、《出版法》，依法逐步开放报禁书禁，准许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欢迎香港、澳门、台湾的报刊和出版部门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大讨论，促使全社会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共识，有利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改革，而且有助于推进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
在社会领域，要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最佳的选择是平反冤假错案。二十多年来，因滥用政治权力（如维稳、截访、拆迁、征地等等）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积累既久，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对改革极其不利。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平反的难度，可以先在全国和各省市县的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全国性的和本省市县的大案要案（全国性的如“8964”、法轮功），查明真相，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问责的问责，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如此方能化戾气为祥和。在此期间，对一些问题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冤假错案，应该优先处理。包括撤消对一些异议人士的监控，释放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而判刑入狱者，这些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对他们的监控、判罪，使当政者失去了许多民心。其他如严惩贪腐，征收高额财产税，取消劳教制度，解散扰民害民、浪费国帑的维稳办和“610”办公室等等，对于纾缓民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应有计划地次第推开。
应该承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近几年官方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经济领域如两个“36条”、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取消农业税、金融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但由于权贵豪强的抵制，进展颇不平衡，颇不理想。在政治领域，近年推出的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落实起来比较粗糙，毕竟是个明显的进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取消大量行政审批项目，也都受到普遍欢迎；基层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文件，有宣传，却进步不大；官员财产申报，虽然1995年就已发表有关规定，后来又多次重申，然而只在个别地区试点，难以全面推开。所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主要是如何排除干扰，切实贯彻已经开始或已有规定的改革项目；开启新的改革项目，需要通盘考虑，十分慎重。
前面所列的改革步骤，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模式。任何一项改革的成败，都会影响其他项目的改革，或促进、带动，或阻滞、妨碍。所以，这些改革的步骤，孰先孰后，孰急孰缓，都需要通盘设计。为此，应该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改革理论研究班子，像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那样，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用一两年时间，画出各领域改革的蓝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也开展平行研究，发动民间的研究性社团以至个人，参加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要把一切有益的意见，都吸收进改革的计划草案里，经过全国人民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按部就班地全面推开各个领域的改革。
（三）改革的目标模式
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四个化的过程，也是突破政治权力对这四个领域的垄断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首先起来的是不堪束缚和压榨的农民，他们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通过包产到户实现了自我解放。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农民的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最终迫使领导层作出明智的抉择，打开改革的大门。包产到户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成为突破垄断的最初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早期最活跃的因素。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已奄有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就是在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是，仍然据有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挤压民营经济，严重地阻碍着市场化的进程。突破垄断的改革途径，一方面是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条件同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撤消所有非市场的特殊优惠，让国有企业融进市场。而要做到这两方面，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取消企业级别制和“党管干部”，严禁党政机关或领导人对企业进行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干预。此外，还要在理论思想上抛弃把国有经济看作公有制经济，因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错误观念。政企不分和谬误的理论观念，是经济市场化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通过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比过去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是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民主运动的高潮，从西单墙、竞选人民代表，到1956年和1989年呼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无不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残酷的镇压。“8964”后，虽然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沉潜在人们心头的期望却从未消失，近几年来，朝野都日益强烈地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改革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祈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遏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主要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功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加强党报党刊和官网的监督作用；同时，完善政务公开化的具体措施，让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制外的制约与监督，应结合有步骤地开放报禁、社禁，鼓励民众利用报刊社团和网络，对运用权力的机构和官员，警示于事前，揭露（或表彰）于事后，使党政官员知所惕厉。为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把体制内外的制约与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
中共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很有远见的。党政分开是把党和政府的职能区别开来，这是解决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积弊的良方，意味着政党的权力只限于政党自身。它可以选派党员进入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监督政府的工作，但无权干预政府的决策和施政；它可以在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见解，对不同的观点提出批评，但无权干预其他报刊和出版物的运作。这是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着，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实施。1987年提出来后，先有价格闯关的干扰，后有“8964”的镇压，使这个良好的设想付之东流。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实施党政分开的良好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提党政分开，如何实施，恐怕需要针对现下的实际情况，经过相当充分的研究，才能提出适当的改革方案。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努力，按照已故北大教授贺麟先生的说法，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意味着真理化、意识化、道德化，它的成果积累，就是文明。
为什么要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呢？首先，追求真善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权利，所以，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观念、自由选择的产物。改革文化体制，废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化，就意味着把自由还给文化，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权利。其次，文化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才能顺利发展。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管高压之下，以致至今未能产生出色的文化成果、超常的文化大师。再次，文化的自由发展和繁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文化自由的呼唤，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反封建反专制的理论思想武器，保证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肃清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自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文化领域是专制主义严酷统治造成的重灾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一片欢呼，这本来是一个符合于文化本质的正确方针，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就认为这是“自由化”的方针。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引人入彀的诱饵，轻信这个方针而自由发言著文的人，无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文化的全面凋零。粉碎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曾经给社会带来自由民主的“小阳春”，1956年，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文化方针，获得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但为时不久，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受株连下台，接着是“8964”，此后23年，文化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却只有一种色彩、百家争鸣却只有一种声音的状态。在表面的、畸形的文化繁荣掩盖下，文化专制主义日益猖狂地消灭着进步的健康的文化成果。为了还给文化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文化管制，如舆论导向和文化作品审查制度，切实贯彻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把自主办报、办刊、办社（各种文化组织和文艺团队）还给社会。这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平等化。这里的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人们占有财富有多有少，但占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劳动条件有所不同，但劳动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难企及的权利。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平等。因为社会不平等，所以其他领域的自由权利也难以实现。环视世界各国，我们似乎找不到一块堪称平等的乐土，但平等不平等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细细探究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平等程度，往往同它们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比较高，相对来说，社会也比较平等；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较差的国家，不平等的现象就比较多。但是，不论处在什么发达程度的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宽广的争取权利的余地，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和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展开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实现，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自由平等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扬眉吐气，互称“同志”，普遍产生了一种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的平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但就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短暂岁月里，同时也制造着不平等的摇篮，土改和镇反肃反的过火斗争，使许多无辜者陷入困境，加上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所谓“地富反坏右”的贱民阶级，他们或被剥夺公民权利，或被视为下等公民，不但自己备遭凌辱，而且子女也频受歧视，在入学、当兵、交友、婚姻、就业等等人生的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公社化后的农村，则有名为公社社员、实为农奴的阶级，他们被剥夺自由劳动权、财产权、迁徙权，连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拿鸡蛋去换取油盐也遭到批判，甚至外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与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相比，贱民和农奴是两个被踩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五类分子”摆脱贱民地位，恢复公民权利；农奴们则以包产到户和务工经商的实际行动，挣脱人民公社的锁链，成为社会平等公民的一分子。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消失，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带来八十年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但城乡体制性差别的存在，却给社会留下了不平等的阴影。“8964”结束了相对平等的胡赵新政时代，一些官僚及其子女利用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路的机会，或同奸商勾结，或空手套白狼，或玩弄骗术，或上下其手，掠取国家资财和改革成果，骤然暴富，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同它深相勾结、依傍于它的豪强资产阶级。十多年来，因占地、拆迁、维稳及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而激发的大量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就是这两大阶级压迫剥削民众的恶果。广大民众同他们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平等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可采取的措施，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三要杜绝产生冤假错案的条件，如撤消维稳办、检法两院公平办案、停止截访等；四是消除两极分化，劫富济贫，开征财产税，如对财产在1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1%；5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3%；1亿元以上者，每年征收5%。五是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帮助贫困公民就业创业，同时加大在医疗、入学、买房等方面的扶贫力度； 六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状态，应该定出计划，逐步实施。
（四）结语，兼议四项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
三十多年的改革，走着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拐了一个大弯，培育出两个剥削阶级，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只触及皮毛，没有震动专制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却坚持同改革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把它看作改革的指导思想，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改革的健康推进，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局面。
改革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强大武器。要顺利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须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第一个坚持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因为我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一个充满着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名不副实，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侮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为主体”，就更荒谬了。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里，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也是人人有产、人人富裕的基本保证，它同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却移花接木，把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当成是公有制，把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岂不是太离谱了吗？
第二个坚持是党的领导。社会和国家政权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应该取决于人民的意旨，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
第三个坚持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作的权威定义，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但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却是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所以它实际上成了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剪除异己的手段。毛泽东发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注释；近几年的“维稳”，也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推行的。
第四个坚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导。这个坚持的不当之处在于：首先，任何思想家、政治家毕生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始终一贯的，学识的增长、经历的丰富、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他们充实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以某个特定人物的思想作为政党、团体或个人的指导思想，都是不适宜的。其次，马列毛邓三之间，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但同时也有许多互不相容的矛盾，把这些内容和思想指向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而且作为政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再次，固定某种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就必然会产生排他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思想遗产，都可以有选择地被我们用来指导行动，没有必要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思想体系上。最后，由于这些思想体系本身的庞杂，有着话语霸权的统治者就可以选取最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内容，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归根到底，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专制主义，抵制民主主义。不彻底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比，科学发展观更适宜于指导改革。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内容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指的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此后的几次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对此都有所阐述，但基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科学发展观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是在总结此前改革与发展中一些不科学做法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富有实际意义；其次，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四项基本原则那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次，它可以切切实实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工作，有很强的实践性；复次，科学发展这个概念有宽泛的可容性，现在的内容偏重于经济领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可以逐步增加更多内容，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观点；又次，它的内容包罗中外遗产，适用于不同条件的社会，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意义所在。因为普世价值是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当然也符合于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改革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引导下，才能走上健康推进的快车道。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科学发展观规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共十八大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也是改革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广大民众寄以很高的期望。十八大政治报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豪言壮语、华章丽句，但也有不少未能摆脱传统思想重轭的陈词滥调。不过，诚如俗话所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形诸文字的东西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关键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在于改革是否能够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跃上新的台阶。改革是全民族的事业，应当动员全民参与，朝野协力，这既需要清醒的共识，也需要明智的抉择。2012年的十八大是否能成为开启改革新局面的起点？ 但愿人们的期望不会落空。
（本文是为2012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改革共识论坛”提供的论文）
2012年11月7日完稿，11日补充改定。
来源: 五柳村
北大教授：中国改革需思想论争
政府无须打压任何流派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
l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l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l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袁刚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护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教旨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己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公开发表，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语)。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陆之迅：民主先行 让改革跑赢革命
2月1日，广东陆丰市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推选11人组成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图为86岁的村民薛秀木（左三）在选举现场投票。图片均据新华社
n 不断扩大差额选举 引进竞选机制
n “让中国8200多万党员先民主起来”
n “未来10年，在全国半数人口中初步实现民主化”
n 由县至市再到省 逐步扩大基层民主
n 终结以党代政 深化人大改革
n 改造“三权分立” 引入中共执政体制
n 权力分解 党代会中委纪委各司其职
n
规范权力 纪委应向党代会负责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等新要求。北京多位学者表示，扩大人民民主要从推进党内民主、完善基层民主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方面实现。
不断扩大差额选举 引进竞选机制
“让中国8200多万党员先民主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分析，中国改革发展至今，症结和重点都在政改。政改说到底就是要规范权力，界定权力，还权于政、还权于民、还权于社团。但在中国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让党内民主先发展起来，反之则会影响并延缓社会民主的有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也认为，民主距离小康社会差距最远。“民主选举讲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实质进步。没有制度的保证，报告的内容很难落实”。
他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两位领导人都将民主上升到生命的问题了。当前，中共亟需制定推进民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共如果有魄力，民主完全可以自上而下。
“让中国8200多万党员先民主起来！”王怀超亦表示，“要让党内民主发挥出引领社会民主发展的作用，切实推进党内民主选举、决策、监督体系的制度创新。这项工作时不可待。”
王怀超指出，虽然中国目前很难做到普选，但可以在党内逐级推行民主选举。例如，坚持在党内推行差额选举，并不断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同时引进竞选机制。让“差额”给选民以选择的机会，让“竞选”给候选人以公开承诺、展示自己思想及处事风格的机会，以便于选民选择，从而形成一种择优机制。这样的选举才能够把党内最优秀的人选出来，实现“精英治国”。
“如果差额选举的比例不扩大，那么意义不大。”高放认为，“不仅要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实行差额，而且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也应该差额，因为他们掌握更大的权力。”
“未来10年，在全国半数人口中初步实现民主化”
由县至市再到省 逐步扩大基层民主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看来，未来10年，中国应能通过新权威主义改革走进民主化改革的新时代，从而在全国半数人口中初步实现民主化。其中，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使城乡基层民主、居民自治基本定型。
王占阳指出，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进程较长，民主化进程要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因此，目前在全国范围立即实现竞争性普选的可能性很小。未来10年能够重点推进和基本实现的，是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人大代表和政务官的自由竞选。稳妥起见，改革的轻重缓急秩序应当依次为：县、县级市、市辖区、县级民族地区。
“目前中国有县和县级市约1830多个，如能用10年左右时间使全部县和县级市、以及半数市辖区基本实现选举改革，那就意味着在全国半数人口中初步实现了自由竞选，这无疑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突破。”他说。
高放也指出，3年之内在乡镇一级完成普选，下一步是县市一级，再过5年推至省一级。“为了保证中共的领导，两个竞选人可以都是共产党员，这样也不会使中共丢掉领导权”。
王占阳则认为，可以创造和推广“选人不选党”的竞选制度。主要内容为，在法律上规定人大70％的席位为政党席，专属于中共和民主党派，30％的席位为非政党席，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这就能使自由竞选与保障党的领导相统一，形成一党执政制与普选制相结合的新政体，逐步落实公民的选举权。
终结以党代政 深化人大改革
“人民民主还可以避免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应该由人民真正差额选举出来，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不是党委制定，选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着‘画圈’。人大还应该有独立参选人，并且大比例地减少人大中的政府官员，至少减少30%。”高放说。
王占阳强调，在这种选举改革的基础上还要深化人大自身的改革。这种改革包括：适当缩小人大规模、取消人大双层结构、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大幅延长人大会期、引进辩论制度、建立人大党团制度等等。在整个国家权力系统可以充分依法履职的基础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旧体制就会随之终结，这时就可以实行十三大设想的“以党领政”的新制度了。党政关系的这种根本改革实际不是政改的起点，而是它的结果。
王占阳建议，在任何民主形式都很缺乏的条件下，不仅自律性的法治建设和强化人大预算监督等等都很重要，而且通过扩大公民自由实现的在其效能上类似于民主的民意表达，也显得特别可贵。它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尚未发展到位的选举民主的替代品。
他指出，未来四五年的改革重点，应当就是这种新权威主义范畴的初步改革。它将使中国能够比较平稳度过选举改革不到位的历史难关，并成为启动民主改革的历史先导。
“如今离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8年的时间，历史留给中国改革的机会已不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再是愿景，无论是政治、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文化改革都要尽快落到实处，并有足够的力度。真正能够保证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就是让改革跑赢革命。”王占阳表示。
改造“三权分立” 引入中共执政体制
权力分解 党代会中委纪委各司其职
“一套好的制度不在于有多么广泛，而在于有一套体系能把本阶级最优秀的人推到执政前台，更在于有一套监督体系来约束这些人不犯法、不违规。”王怀超说。
谈到监督体系，王怀超直言，中国可以借鉴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改造，引入中共的执政体制。他说，权力分解，机构分设，权力制衡，是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惯例，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更不为哪个国家制度所专有。
他认为，监督必须有权，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力一定要平衡，可相互制约、制衡。西方的监督体制核心就是衡，“总统、议长、大法官”代表行政、立法、司法。就像我们玩的游戏：石头、剪子、布，是一种可闭合的制衡。这反映到中共党内，就是党代表大会确定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中央委员会具体执行，纪检委员会司法监督。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腐败。重要权力不能给一个机构，更不能给一个人，尽可能地分解权力。
规范权力 纪委应向党代会负责
与此同时，高放认为，中共各级纪委应由各级党委领导，改变为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委，向代表大会负责。“现在各级纪委都归各级党委领导，中央纪委归中央委员会领导。地方党委由上一级党委领导，各省市党委由中央监督。但‘天高皇帝远’，重庆的违纪，北京怎么了解？最容易了解薄熙来活动的是重庆纪委。这样薄熙来在重庆胡作非为，重庆的纪委早就可发现，及时向中央报告”。
王怀超则强调，法治应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权力使用不当就容易形成“溢出”法律之外的行为，这不仅危及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中共的执政形象。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集聚、群体性事件高发、社会民主诉求不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不能在执政过程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要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方面切实实行民主，让更多的党员和民众参政、议政。”王怀超说。
研究社会主义数十年的高放称，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亡党亡国”的警示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值得中共全党深思。
专家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 侨报 |
杨恒均：一名老党员的心得体会：绝不能走邪路！
打铁还需自身硬，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执政者欺压民众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每年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更是从人数与钱数上不停地翻番……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过去30年里，几乎每四年就有一个甚至几个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甚至牵涉杀人作恶而落网，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这一切，如果任凭滑落下去而不厉行政治改革，难道不正如胡总书记所说有可能“亡党亡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执政党、国家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邪路？
记得当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每个星期是要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向组织汇报，同党交心。近年我写的很多博文，都没有摆脱当年“心得体会”的文体与文风，只不过交心的对象变成了普通的网民，以及那些追随我的读者。弹指一挥间，加入党组织已经23个年头了，当我认真阅读了十八大上两任总书记的讲话，也看到那么多党代表的发言后，突然生出了再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念头。因此，这篇“博文”，不是给你写的，更不是给普通读者看的，是给党写的心得体会，是我的思想汇报和“交心”。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说，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认为讲得好，尤其“邪路”两字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认真思考。什么是邪路？邪路显然不是正路，也不是弯路，甚至不是歪路，“邪路”的重点在一个“邪”字上。这个“邪”，无论在中文还是多种外文语义中，都强调的是“邪恶”之意，是存在于思想理念、道德与价值观念层面的。从胡主席使用的限定词“改旗易帜”也可以看出，“邪路”强调的不是路本身，而是走什么路的指导思想与高举的旗帜。
例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在社会福利上，前所未有的做到了对产业工人的生活保障，按说，他走了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这条路的指导思想却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东西：剥夺宪法赋予民众的自由权利，实行种族屠杀，对外发动残忍的侵略战争。
再例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学习西方，努力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竟然做到了富国强兵，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个有胆量与能力悍然发动对美国军事袭击的亚洲军事强国，这显然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正路。但这条“富国强兵”的路却是在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牵引下，让日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罪恶，最终把大和民族带上了邪恶的深渊。
再比如当今的北朝鲜，政治上独树一帜，不但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也不像中国等亚洲国家一样搞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走出了一条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必赞扬但也无可厚非，然而，正是这个走在特色道路上的国家政权，听凭国民活活饿死，限制国民出国，搞个人崇拜，把一党甚至一人之利置于全民族之上，甚至禁止前往旅游的中国国民使用普通的通信设备，随便没收游客照相机，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这种做法，这种特色，这种道路，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毫不夸张地用“邪恶”二字来描述！
客观地说，希特勒发展经济增强民众福利的道路应该没有偏离所有追求富裕与福利的历史之路；日本励精图治发展军事的做法更是至今都值得亚洲国家学习；即便是北朝鲜的特色之路，也有其不已甚至可取之处，可见这些国家并没有选择错误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与执政党却选择了邪恶的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德国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北朝鲜的家天下独裁。无论从任何立场与角度出发，这些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都是极其“邪恶的”，足可以把任何国家带离历史正确的发展道路，把民族甚至人类推进邪恶的深渊。
正如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里所言，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大幅度攀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一切有目共睹，不容否认。而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执政党有自信的理由，也有理由感到自豪。我对十八大报告中表露出的自信深有同感。
然而，正如两位总书记强调的，自豪但不自满，自信但不自傲。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的原因是执政者放松了对民众的限制，释放了中国人固有的自由精神与致富愿望。加上中国人勤劳，以及目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就在十八大期间，我走访了北京地区的一些工厂与市场，在五道口一个铁路桥下的停车场，我被辛劳的中国人惊呆了：一对老年夫妇，一年四季，每天早上七点前开始摆出水果摊，晚上八点后才收起来，只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起早贪黑，风雨无阻，长年累月地出卖劳力与生命……我走了上百个国家，真的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有如中国人这样为了生计与“致富”而如此勤劳、如斯拼命！这样的人民难道还不能推动经济迅速发展？还不能够致富？那可真是天理难容！
可是，正是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曾经长期被动乱与人为的压制而不得不生活于赤贫与动乱之中，其中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执政者选择了邪路，枉顾人民死活，剥夺人民追求幸福甚至劳动的权利。至今，中国百姓还依然处于人均收入世界最低的行列。即便与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还有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比，大陆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差很大。这种状态，执政党何颜自满与自傲？
而更应该引起执政者警醒的则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道德败坏，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民众要求社会公正、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致能否继续“稳定”、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忧患。这一切，当然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与国际环境不无关系，但执政者不但难辞其咎，而且应该首当其冲。我们能够从胡、习两位总书记的讲话中看到执政党也深以为意，胡主席严厉地警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上梁不正下梁歪，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国家与民族是否会走上邪路，与执政者举什么旗帜，奉行什么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会否走弯路、岔路、歪路甚至邪路，也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打铁还需自身硬，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执政者欺压民众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每年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更是从人数与钱数上不停地翻番……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过去30年里，几乎每四年就有一个甚至几个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甚至牵涉杀人作恶而落网，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这一切，如果任凭滑落下去而不厉行政治改革，难道不正如胡总书记所说有可能“亡党亡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执政党、国家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邪路？
一个国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走在正路上，中国如此，西方国家如德国、日本与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国家走弯路也是常事，甚至走上了岔路与歪路，也情有可原，并不那么可怕，只要价值理念与指导思想符合人类的大方向，符合世间大多数国家与人类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弯路与歪路都不会走得太远，等到发现的时候，回归到人类正确的历史航向上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了“邪路”，即便经济与军事发展再快，生活水平提高再快，不但无法拉离邪恶甚至会助长邪恶，最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回到原点。可叹的是，在邪路上的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中国共产党要想保证中国不走邪路，保证自己不走邪路，必须做到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执政党的责任，那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最终做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避免弯路、岔路与歪路，才能坚决不走邪路。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在中国建立起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中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这短短的24个字，从“民主、自由、法治”，到“富强、和谐、爱国”凝聚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精华，也是中国人走过上下五千年血泪曲折的历史而最终寻得的正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不高举？
胡、习总书记都强调了要坚持不懈地实行政治改革，从上到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为什么要改革？我认为改革应该深置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的价值理念与内心深处，而不是因为被逼迫，因为不改不行了。被革命逼出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迟早要露出原形。怎么改革？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但解除束缚民众手脚上的绳索，放开对民众追求幸福与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限制，更要松开对民众思想的束缚，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拳头，还权于民，从制度上体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走邪路，在中国实现富强、和谐、自由、法治与民主。认定了法治、自由与民主的人类大方向，即便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哪怕走了弯路、岔路甚至歪路，最终也能殊途同归；可一旦以一己一党之利而背离法治、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不管你暂时走在什么铺满鲜花与掌声的“康庄大道”上，都将滑向万劫不复、死路一条的邪路！
作为一名有23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期盼执政者把“民主、自由、法治，富强、和谐、爱国”的24字核心价值理念落实到实处，不但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些价值理念变成信念与理想，更要首先使执政党自己能够以实际行动谨守这些信念，把它们变成最高的执政目标与理想。只有这样，才不会“亡党亡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不会滑向邪路；只有这样，我23年前加入的那个党，才能在完成了无数个逗号（，），折腾了好几个180度大转弯的转折号（——），留下了无数无法实现承诺的省略号（……）后，再创辉煌，真诚回应人民心中的问号（？），创造惊世骇俗的感叹号（！），最后划上完美的句号（。）…… ，——……？！。
地下党 老杨头 2012年11月18日 “路边谈话”于 北平 五道口 (博讯 boxun.com)
宪章论坛
李承鹏北大演讲录——说话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
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有节选，综合台下交流）
来源: 阿方_索在where 博客
汪丁丁：“假如你不想亡党亡国”
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从地方到中央。记住，假如你不想亡党亡国……。
去年，可能是类似事件的激发，我写过一篇评论，标题是“愚民政策与社会动乱”，流传甚广，想必读者共鸣甚烈。我在那篇文章里转述的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泰斗格兰诺维特教授早年一篇论文所揭示的“社会不稳定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MarkGranovetter，1978，“thresholdmodelsofcollectivebehavior”，《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83，no.6，pp.1420-1443）。
使得社会骚乱逐步升级的决定性参数被称为“个体从众倾向”，当这一参数的取值超过某一阈值时，该个体可被任一微不足道的事件激怒从而实施过激行为。我们可设想一群个体按照他们从众倾向的阈值的顺序，从低到高排列为一条“骚乱”曲线——阈值最低者最先受到激发参与骚乱。关键在于，沿着这条骚乱曲线，只要阈值最低的个体受到激发参与骚乱，其余的个体将依次受到激发，纷纷参与骚乱。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的集体行为的阈值，可由骚乱曲线的最低阈值代表。
格兰诺维特的论文标题可直译做“集体行为的阈值”。贝克尔和墨菲在新作《社会经济学》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阈值”。
格兰诺维特的理论适用于八类社会情形：创新扩散过程，谣言与疾病传播，罢工与骚乱，政治选举，教育投资，社交，移民，社会心理。显然，这八类重要社会现象与我们今天广泛讨论的“和谐社会”密切相关。
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凡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受个体行为影响的集体行为因素，都可归入“社会资本”概念。由此，贝克尔推演出一项基本原理：群体行为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以致在该群体内没有哪一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时却可以感受到群体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原理十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社会不稳定原理。
可见，假如我们承认格兰诺维特的模型符合我们对社会动乱触发过程的基本观察，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对待这一模型并且认真研究那些触发了每一社会群体内阈值最低的个体的社会因素。通常，一个社会由三类群体组成——中产阶级、上层和底层。其中，中产阶级具有最高的“骚乱”阈值，他们最不愿意有社会动乱。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于是，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
我们深知，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所以，假如你不想亡党亡国的话，你最好还是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针对辽宁西丰县进京拘捕记者事件，许多作者已经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衬托着一个更根本的见解——自由舆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自由的舆论当然要包含各种我们不喜欢的舆论，难道我们可能只允许我们喜欢的舆论“自由”吗？可笑！荒唐！愚蠢！让我引述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引述过的吴晗先生的一段评论：“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
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例如那位县委书记，在一个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必须学会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在一切能够降低社会骚乱的心理阈值的愚蠢政策当中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价值观单一的社会网络（即贝克尔所谓“社会资本”的载体）。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让他们具有最低的骚乱阈值，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一位普通记者的报道，无论如何应算是“温和的批判手段”。那些下令拘捕“温和”的干部，其实是在欢迎“骚乱”和“革命”，他们的头脑恰好是他们长期愚民政策的产物。
所以，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从地方到中央。记住，假如你不想亡党亡国……。
原标题《愚民政策与社会动乱》
来源: 《财经》
吴敬琏：对于凭权力发财的富人要严厉惩罚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不能让富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中新网李金磊摄
原标题：吴敬琏：对于凭权力发财的富人要严厉惩罚
中新网北京11月29日电 (财经频道李金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不能让富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此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到希望用累进所得税高累进率来缩小贫富差别，吴敬琏表示“他讲的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我想要强调一点，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
吴敬琏解释道，这部分极富人群的问题，不是所得税，也不是其他的税收能够解决的，是我们的税收体制力所不及的。这个要靠整个体制，要让权力不能支配那么多的资源，而且要对权力进行监督限制，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富人要分两种，有些人是靠权力发财的，这一点要坚决的制止，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对于这些人，不能给他们减税，而且要给他们严厉的惩罚。吴敬琏讲完，现场报以热烈掌声。(中新网财经频道)
俞可平：敬畏民意
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把民意当作价值，他们重视民意是因为民意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
看到此文，一些官员会以为迂腐而窃窃私笑；一些文人会以为帮闲而嗤之以鼻；一些读者会以为空谈而不屑一顾。我明知如此而仍重申之。何故？因为我深信，会有更多的民众珍惜权利，会有更多的学者怀抱理想，会有更多的官员敬畏民意。民意所向，即如潮流所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信然！
天大地大，民意最大。民意是什么？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古今中外所有理性的统治者几乎都极其重视民意。但在传统政治下，统治者把民意当作工具，他们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是也。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把民意当作价值，他们重视民意是因为民意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中国共产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把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权为民所用”。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是政府服务人民的工具。权力本身不应当是官员的目标，公民的利益才是权力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要实现种价值，就必须了解人民群众有要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痛恨什么。简言之，政府的政策必须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必须反映民众的心声，满足公民的需求。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要用好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就需要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例如，公平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立法和政策的听证制度、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对话制度、权力的监督和分工制度，以及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没有这些民主的决策制度，公共政策就难以真正体现民意，“权为民所用”就会流于形式。
“权为民所赋”。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源于人民，都是由人民群众给予的。谁是人民？人民将权力授给谁？人民如何将权力授予政府？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须臾离不开民意。谁是人民？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但每个人又不是人民。人民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概念。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含义。很难对人民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为什么在人民的名义下可以做好事，但也可以做坏事的重要原因。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民应当就是拥有合法权益的公民。所谓民意，就是公民的意向。“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前提，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应当是民意的代表。国家应当有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和制度，确保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成为广大公民的民意代表。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授权制度和限权制度。
“权为民所有”。公共权力之所以要由人民赋予，之所以要代表民意，根本原因在于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人民统治”，这是民主的真实含义，也是与“民本”的实质性区别所在。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条件下，最高权力属于帝王或其他统治者；人民是臣民，而不是主人。在中国现行的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权力本来就属于人民；人民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民本政治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执政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政治权利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平等、人权，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敬畏民意！这应当成为民主共和政治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这应当是党和国家全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民意是钢铁长城，它可以坚强地捍卫人民的政权；民意是洪水潮流，它可以决开一切专制的裂口。然而，如果没有健全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意就可能被阻挡，被遮盖，被扭曲，被滥用，被不适当地代表，有时甚至变得软弱无助。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法律要以民意为基础，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导致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
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
来源: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闵良臣：坚持“中国特色”，弄得天怒人怨
既然一切还是党说了算，是代表党的某个人说了算，绝不许几权分立，相互监督，那么，什么法律，什么民主、什么舆论监督，统统都是他娘的没有用的东西。像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重庆李庄案，浙江钱云会案等就一定也还会继续出现。
一边坚持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一边又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鬼才相信这些话！
所谓“中国特色”，一言以蔽之，正是上面所引人民日报那句话，这就是，就算我们要实行法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而“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必须是“党的事业至上”。也难怪，至今在很多地方，代表党的人叫法律干啥，法律就干啥。代表党的人说某人有罪，某人就有罪，说某人该杀，某人就该杀。现在可以这么说，“党的事业至上”，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党的事业至上”。如果没有了这个“特色”，中国一切“特色”也都将“暗然失色”。
中国民间骂人的话有很多，但有些骂人的话确实能令人警醒，比如就像这么一句，我就觉得对听者未必没有益处：放着阳光大道你不走，偏要去走那些邪不浪当的路！
请问：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放着整个人类都向往的民主自由的阳光大道不肯走，偏要去坚持所谓的什么“中国特色”，弄得天怒人怨（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就是最好的例证），你说怪谁呢！
一
此次让两千多名代表鼓了若干次掌的报告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点就是强调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点，其实与第一点相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叫做“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白了，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
那么什么叫“坚持中国特色”呢？用陈有西最近在上海宪政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中的话说，就是“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
先前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现在还是党领导一切，统管一切，尽管我们所说的“党”，其实就是被上级委任为某级政府或某个部门的某个人。既然一切还是党说了算，是代表党的某个人说了算，绝不许几权分立，相互监督，那么，什么法律，什么民主、什么舆论监督，统统都是他娘的没有用的东西。像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重庆李庄案，浙江钱云会案等就一定也还会继续出现。再说，人民日报近日甚至强调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强调“党的事业至上”，“外界”再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尽管我们看到在这个“至上”后面紧接着又跟了两个很有点好玩的“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可谁都看得出来，后两个“至上”不过是陪衬罢了，实质还是“党的事业至上”。不然，我们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之外还有个“党的事业”，而且居然要排在三个“至上”的第一位？执政党不是无数次地表白自己“没有丝毫利益”吗？一个没有丝毫利益的党居然要把自己的“事业”放到“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之前，那么是什么“事业”竟然还会大于“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呢？天底下有这样的“事业”吗？这难道就是我们有些人所说的“理论创新”？
先前依靠强拆，现在仍然可以继续强拆，不论有人跳楼还是自焚，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出了事，有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在后面撑着，各级公安、法院也一定会很好地配合。“有本事，你们到法院告去！”早已成了我们一些官员无法无天时的“口头禅”。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那法院与他们是“几位一体”，有时甚至与他们家开的没什么区别。
先前同一个单位，领导与员工的工资可以差十倍几十倍，今后这种差别也还是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有人不乐意，完全可以告诉他：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所谓“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没有什么不对的。
……
坚持就坚持吧。天大只由天，谁也没有办法！不过，毕竟管不住很多中国人还是要想：就像上面这些所谓的“中国特色”，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应该“坚持”下去？
“坚持中国特色”，给中国所有人尤其是给官员们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路线、方针、政策仍然保持现状，不会改变。用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要保持制度、政策的“连续性”，延续现行的一切，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几个代表再加上后来新添的什么发展观来指导中国人的生活。现在不仅要这样做，还把这样做说成是“形成了第二个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恕本人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这也算“理论创新”，整个星球的理论界不是欲哭无泪就是要狂笑了。
假设这种“特色”坚持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不动摇”，那么，将来的一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作报告时，开篇就要在“指导”前先念上几分钟类似主义思想理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定语”。若是再假设这种“特色”能坚持一万年，这种要坚持的定语真不知要念上几个钟头。我在想，真到那时，这种大会是否还能开得起来。不然，谁愿意作这样的报告，下面的人又还怎么能坚持听下去。有人当然会斥责我这是“杞人忧天”。可没办法，人有个通病，总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要知道，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所谓的保守派们，还有那准备继续腐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有点权力的各类公务员们（不要以为不是官员的公务员们就没有腐败的机会，不是。在中国，只要是政府员工，皆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听到这种报告，私下该是何等地欢欣鼓舞哦！他们像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这回不怕了！就像“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指导”我们的东西不变，旧制度就也不会变；旧制度不会变，我们先前该怎么做就还怎么做。所谓亡党亡国，那完全是吓唬人的不说，就算是真的亡了又有什么关系，这些腐败分子早就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去了。怕什么！
一边坚持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一边又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鬼才相信这些话！
二
我们不是一直叫着要政改吗？政改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改革政治、改革制度吗？既然要“坚持”这“坚持”那，“既不——也不”，那还改个什么啊？容本人斗胆说一句：中国实在不能这样继续“坚持”下去了呀！否则，就不仅是什么全国的老百姓成了“老不信”，而是让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超级“火山口”。这难道真是要“坚持”者想要的吗？读一读（或叫温习一下）约一百六七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吧，即使不去读他《论美国的民主》，也应该去读读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读《托克维尔回忆录》。读了，说不定不仅就会清醒些，而且还会惊出一身冷汗。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将来看到火山喷发而不知所措要好呀。
在本人看来，不论要“坚持中国特色”还是“既不——也不”，都是为了维护旧制度，要“保持现状”。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哟，这样的现状是否还应该保持！
——买官卖官（有人很无耻，把明明是买官者非要换个词，称作“跑官”，让原本就奴性很重的中国百姓听着似乎不那么无耻了），风行全国上下，遍及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从公开的媒体上看到披露，连省部级高官居然也能明码标价。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真可说是“独树一帜”，实在堪称“中国特色”。由此可知我们的用人制度和监察制度烂到何种地步！到了这般田地，还在那儿说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既不——也不”，让人说什么好呢。
——每年十几二十万次的群体事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么多群体事件的发生，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发生群体事件的当地政府官员管理无能，而管理无能，正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造成；二是政府官员与人民群众不仅并非“心连心”，而且是离心离德。群体事件往往都是群众对政府官员忍无可忍才发生的。而官员与群众离心离德，同样是我们这种用人制度所致。所有官员只唯上不唯下。难道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这些群体事件不正是在一些人要坚持这种中国特色下才发生的吗？
——每年光是被举报或不经意间“东窗事发”而被“查”出来的大小腐败分子，夸张点说，不计其数，这还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精力不够，不想也不可能更认真地监督和彻底调查我们的官员，否则，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也不知有多少！中国有多少官员腐败，又贪腐到什么程度，整个地球人都心照不宣。如若不信，这里还有个最好的印证，那就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至今都因害怕而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几乎所有地方的财政部门也都不肯公布官员们的工资收入。
为什么呢？一公布，就会露馅，一露馅，就有可能激起公愤，一激起公愤，这乌纱帽也就戴不成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各级官员一旦公布财产后引起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感到最可怕的。至于我们各地的财政部门之所以不肯公布官员工资收入，那正是因为他们要完全听党的话，党不叫他们做的，他们绝不敢做。而现在代表党的各级官员都不愿意公布财产公布个人工资收入，你叫受那些不愿公布财产也不愿公布个人工资的官员领导的财政部门怎么敢去公布呢？
事到如今，执政党一再迁就这些国家的“宝贵财富”，迁就的结果，就是“表哥”、“房叔”不断涌现，腐败分子多如牛毛（听听民摇，就知道本人这样说绝非有意夸张），一个处级官员居然能有二十多套房产，如此这般，你叫中国的商品房如何不贵！买的不住，囤货居奇，想发大财，而需要住房的人却买不起。
三
“中国特色”已经“坚持”有些年头了，坚持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其实，所谓“中国特色”，一言以蔽之，正是上面所引人民日报那句话，这就是，就算我们要实行法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而“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必须是“党的事业至上”。也难怪，至今在很多地方，代表党的人叫法律干啥，法律就干啥。代表党的人说某人有罪，某人就有罪，说某人该杀，某人就该杀。现在可以这么说，“党的事业至上”，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党的事业至上”。如果没有了这个“特色”，中国一切“特色”也都将“暗然失色”。
可殊不知，也正因此，才让我们又看到了下面这些“中国特色”：
（也许）除了大年三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各级政府或信访部门所在地（京城更甚）上访；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竟然建有众所周知（据说北京公安部门反倒不知，真是奇哉怪也！可谁信呢）的“黑监狱”；各级政府派便衣到京城截访，把有冤情而当地又不解决的访民强行带回去；中国有不少张口闭口总是教育人民要爱国的官员竟然是“裸官”；有些山区可怜才只有几岁的孩子每天却要像大渡河上的勇士们那样攀爬铁索桥（下面是滚滚的河水）去上学，而我们却有三万多亿外汇储备；中国国民收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几百几千倍，多少老翁老妪在街头垃圾箱中翻找能卖钱的垃圾，官员却大肆挥霍浪费；中国人一年丢的自行车达天文数字无人过问，一日本旅游者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很快破案；中国的孩子因没有合格的校车，每年都会有若干小生命提前告别这个世界，而我们却支援比我们要富裕得多的国家那么多合格的校车；1949年后中国饿死人无数（因国家至今没有公布统计数字，确切数字只有天知道）不说，单是眼下，因贫穷看不起病只能等死的中国百姓成千上万，我们却在中国第一报上向全世界夸耀我们这些年无偿援助了多少多少国家（怎么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好了好了，像这种不光彩或者可以说简直就是负面、甚至是丑陋之极的情形一直列举下去，不说多，至少可以列出一部书（很多网友一张口就是“罄竹难书”）。
有人当然会说这些肯定不在“中国特色”之列，可上面所说的其中绝大多数不正是在“建设中国特色”期间发生的吗？既然如此，我们居然还要坚持“中国特色”，是不是希望上面所说以及尚未列举出来的负面乃至丑陋之极的情形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扬光大呢？
中国民间骂人的话有很多，但有些骂人的话确实能令人警醒，比如就像这么一句，我就觉得对听者未必没有益处：放着阳光大道你不走，偏要去走那些邪不浪当的路！
请问：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放着整个人类都向往的民主自由的阳光大道不肯走，偏要去坚持所谓的什么“中国特色”，弄得天怒人怨（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就是最好的例证），你说怪谁呢！
我当然承认，一张口就能代表中国的那些人也是人，他们也总是说自己爱国家爱人民甚至也爱整个人类，可正如有人在批评或叫指责那位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在某些方面我还是很钦佩他的）的那样，有人好像只“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
原标题：“坚持特色”很容易“保持现状”
来源：博客日报
陈有西：落实宪政是中国唯一出路
虽然我是批判现司法状况最凶的一个人，但始终“奏本”的渠道我也是没断过，北京的一些小型座谈会我还经常参加。我们那些律师同行，要求我站队更彻底一些，更革命党一些，“绑架”我更加批判现实一些。我始终退在后面，没参加联名，签字，游行，然后他们就给我封个官，叫我“投降派”，说我是下山被招安，做宋江的，他们老讽刺我。（笑声）
中国这些年，从律师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这十来年，法制倒退的严重情况。所以，江平老师说，是中国法制大倒退的时期。当然童(童之伟)教授处理的比较好，他也在喊法制大倒退，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上书的渠道没断，一直可以给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直接送材料，能跟高层直接喊话。理论法学界，他是做的比较婉转的，比较好的。
薄熙来在新闻界有一大群朋友，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把新浪、凤凰搞的那么定，一个是当时一些人以为他可能要当常委，香港有些媒体看好他，在巴结着他。另外，他很懂得意识形态和舆论攻势的作用，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花了很多钱，把打黑打来的钱，政府财政的钱，在支持他自己的唱红模式，打黑模式，重庆模式，收买一些御用文人，出巨额的经费和所谓的课题费，写了很多吹捧他的理念和做法的书。如果薄熙来再过半年，十八大以后再出事，他可以在中国是一个舆论声望最高的人。
所谓的“右派学者”都很有独立性。（笑声）左派很会抱团，我们今天讲一句话，100句里有一句不好，不对的，我的“战友”就会来批判我，因为是不讲联合战线的。极左势力那些人很会团结，乌有之乡哪怕99句是反对的，但对外是统一在一起的。
薄熙来这一套，用打黑打来的钱给自己脸上贴金，资助这些人写书，如果这些报纸和网站都被他控制的话，他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当中国书记的话，中国再搞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新的土改，杀掉所有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和百亿富豪，他是易如反掌的。
十八大以后，中国有两大主题，就是习近平在浙江抓的两个要点，第一是民营经济的保护，私有经济的保护，温州模式，要保护私有财产权，中国的宪法就是要发展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大主题就是落实执行宪政制度，依法治国。中国必须要走到依共同规则治理的道路上来。任何人不能有特权。法律主要是治官的。治官，控制官员不能滥用权力，让法律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这个社会才会有公平正义。这就是宪政。
这两大主题，一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私有经济的保护。二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这两大主题做好了，我们共产党的政权，还是能保住的。如果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估计三年就差不多，天下肯定要乱的，这是必然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听了非常失望，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
作者：陈有西（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2012年11月10日在上海宪政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今天非常高兴，一是知道童之伟教授的书能够出版，感谢博源基金对他的支持，他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再就是，在招商局的大楼里见到这么多高人，一直仰慕已久，好多还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今天非常开心。那边在开十八大，我们在开着我们的这个有意义的讨论中国宪政法治的小会。中国人都在思考。（笑声）
确实，中国律师制度100年了，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值得大家思考。童教授是从重庆事件李庄案子以后，我交往的最多的一个理论法学界的朋友。2009年的平安夜，我是在飞机上度过的，飞往北京转重庆，为李庄辩护。从康达所邀请我参加辩护，平安夜飞到北京，圣诞节签的委托协议，当天就飞重庆。从此以后，我就卷进了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漩涡。贺卫方、童之伟教授，当时是在理论法学界，对我支持最大的两个教授。所以我非常感谢理论法学界对我们第一线律师的支持，他们两位当时是站在最前面的。
从李庄案开始，出现了一个唱红，一个打黑，唱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打黑是对执行刑诉法方面的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刑诉法、刑法的思考，我们推进到了国家的一些宪政的思考，行政法的思考。历史发展形态，由唱红，到我们走什么路的思考。这样跌跌撞撞的走过来。
后来李庄放出来了，又抓了北海的律师四个，后来又听说贵阳的案中，周泽律师有可能被抓，我们又去救周泽，周泽倒没被抓进去。最近又有一个山东的律师被抓了，抓的不是一个辩护律师，是一个行政诉讼的，老是跟政府叫板，反对拆迁的律师，定的罪名是敲诈政府罪。中国律师够厉害的，能够把县政府给敲诈了。敲诈勒索嘛，一个是威慑力，影响力，控制力，一个小小的律师能把一个有公安局、有法院的政府都给敲诈了，可见中国律师已经非常强大了。（笑声）
律师是一个民权的代言人。中国这些年，从律师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这十来年，法制倒退的严重情况。所以，江平老师说，是中国法制大倒退的时期。当然童教授处理的比较好，他也在喊法制大倒退，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上书的渠道没断，一直可以给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直接送材料，能跟高层直接喊话。理论法学界，他是做的比较婉转的，比较好的。老是演包公，但这个包公还得有个皇太后保着他，经常能够说上话。
我们现在在实务界也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是批判现司法状况最凶的一个人，但始终“奏本”的渠道我也是没断过，北京的一些小型座谈会我还经常参加。我们那些律师同行，要求我站队更彻底一些，更革命党一些，“绑架”我更加批判现实一些。我始终退在后面，没参加联名，签字，游行，然后他们就给我封个官，叫我“投降派”，说我是下山被招安，做宋江的，他们老讽刺我。（笑声）
如何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童教授在理论法学界能够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又注意批判的工作方法，这非常难能可贵。
还有，他跟其他的律师和记者不同。律师研究重庆模式，研究宪政，好多是个案出发，就讲事例；而记者往往只是报告一种现象，一个个案。这些方法，往往缺乏一种力度，比较浅薄。童教授把它归纳起来了，而且他用的是非常严谨的学者研究方法，因为他当过《法学》的总编，他审人家的稿子是按照非常严谨的法学论文发表的一种标准。实际他所有的那些研究方法和途径，打黑，我写的一些辩护词什么的，他都能够认真收集并研究，并找到一些法理依据，对重庆的一些数据的掌握比我还全面。到底抓了多少黑社会，杀了多少人，打了多少黑社会团伙，警察抓了多少，我很多数据，还要从他的文章这儿去找。虽然我们老在第一线战斗着，全面的数据，他研究得比我们细，非常扎实细致。博源能够把这本书给他出版出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薄熙来跟我们是同年参加高考的，他是北大历史系的，我当时是杭大（现浙大）中文系，他是77级的，但是读了一年半就留学了，等于留级了，毕不了业，这老兄并没有认真读书。然后半年以后，中国社科院国际新闻研究所就把他给招进去了，本科没毕业就混上研究生了，拿到了社科院的国际新闻的硕士。因此他很懂得舆论操作这一套。也有一些新闻界的人。薄熙来在新闻界有一大群朋友，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把新浪、凤凰搞的那么定，一个是当时一些人以为他可能要当常委，香港有些媒体看好他，在巴结着他。另外，他很懂得意识形态和舆论攻势的作用，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花了很多钱，把打黑打来的钱，政府财政的钱，在支持他自己的唱红模式，打黑模式，重庆模式，收买一些御用文人，出巨额的经费和所谓的课题费，写了很多吹捧他的理念和做法的书。如果薄熙来再过半年，十八大以后再出事，他可以在中国是一个舆论声望最高的人。他很多书，写重庆模式的书，现在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一些人的书库里，如果都让他拿出来出版发行的话，全国人民都会拥护他，他造舆论攻势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我们那些所谓的“右派”，我们没钱，没有舆论的有意识行为。各自为战，老是自己内斗。而且所谓的“右派学者”都很有独立性。（笑声）左派很会抱团，我们今天讲一句话，100句里有一句不好，不对的，我的“战友”就会来批判我，因为是不讲联合战线的。极左势力那些人很会团结，乌有之乡哪怕99句是反对的，但对外是统一在一起的。薄熙来花了这么多钱，拼命的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些书看了之后真是不忍目睹，看了后肉都会麻起来，他就是会写。打黑的那几本书完全是胡说八道，讲李庄多少捞钱，发短信，嫖娼。闭眼造谣是用公权力的名义，很能够迷惑一些人。
其中有一本书，吹捧打黑的。一个浙江余姚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到重庆去锻炼，他想输出重庆模式，打黑要到浙江来打，那本书80%是谣言，而且是一个副检察长为首的课题组搞的，以检察院的名义搞。我们国家最厉害的专政机器，司法机关在带头造谣。这种事出来，老百姓怎么会不相信呢，公检法的人写的，法院检察院参加搞的，公安局长参加写的，他怎么会不相信呢。薄熙来这一套，用打黑打来的钱给自己脸上贴金，资助这些人写书，如果这些报纸和网站都被他控制的话，他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当中国书记的话，中国再搞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新的土改，杀掉所有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和百亿富豪，他是易如反掌的。
我好几次跟一些民营企业家讲，你们远离律师，远离法律，埋着头赚了钱，找市长、找书记，找保护伞，往往就以为一切OK了。这样能够赚到钱。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秩序的保护，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
企业家同法律的关系，第一阶段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远离；第二阶段，是有事了，出事了，抓紧去找律师。失火找消防队灭火；第三个阶段，是自在自为的阶段。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主动地意识到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坚定地支持依法治国和支持法治力量的成长。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会想到资助那些法律思想库，资助那些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资助第一线战斗的律师。我们法律援助很可怜的，百姓有时捐款一百两百，一千到两千块，贵阳律师团，北海律师团。很多普遍群众支持律师。当然成功的律师不缺这点钱，但是多数法律援助律师是没有钱的，基本生存没有解决的律师也很多。但中国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财团支持这种智库的发展。唇亡齿寒，破坏法治的力量打掉了律师，保护民营企业家的那些力量就没有了。表面上是律师在受难，实际上就是一个篱笆。摧毁了篱笆，实业家就没人保护了。所以，我觉得博源做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要保护法制这道篱笆，这是保护所有的人民的篱笆。最后中国的民营经济才会发展。
十八大以后，中国有两大主题，就是习近平在浙江抓的两个要点，第一是民营经济的保护，私有经济的保护，温州模式，要保护私有财产权，中国的宪法就是要发展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宪法就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的宪法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要转过来。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没有对每一个公民的私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集体经济、全民经济哪里来？仇视私有经济，社会不会稳定，资本外逃、人才外流是必然的。所以，私有财产权保护，是第一大主题。
第二大主题就是落实执行宪政制度，依法治国。中国必须要走到依共同规则治理的道路上来。任何人不能有特权。法律主要是治官的。治官，控制官员不能滥用权力，让法律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这个社会才会有公平正义。这就是宪政。
这两大主题，一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私有经济的保护。二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这两大主题做好了，我们共产党的政权，还是能保住的。如果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估计三年就差不多，天下肯定要乱的，这是必然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听了非常失望，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的邪路不能走，新的道路又没有指出来，于是只能原地踏步。这样踏下去，迟早出问题。我们希望闭幕式上，能够听到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给我们一点亮色。何迪教授说不乐观，但我听到一些消息，想改，还是基调。 “经济体制稳中求进，政治体制稳中求变，体制建设稳中求改。”，所以我们还是值得期待的。
谢谢主持人让我先发言，占有这么多宝贵时间。就此打住，多听听各位前辈的高见。
来源：博客日报
精彩时评
杜君立：于丹的秀场、笑场与下场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剧院的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教授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刚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嘲笑不用你代表、下去吧，滚下去、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于丹颇为识趣地站到后面，下面观众还不放过，高呼“于丹滚下去”。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忘不了很于丹地说了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
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狄奥西尼
据网上爆料，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剧院的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教授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刚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嘲笑“不用你代表”、“下去吧”，“滚下去”、“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于丹颇为识趣地站到后面，下面观众还不放过，高呼“于丹滚下去”。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忘不了很于丹地说了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所有的一切真如同天意，从秀场到笑场，最后下场，于丹无疑完成了一种她心目中的完美轮回。
作为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十八大的明星代表，于丹这个时代的国学大师脚下的红地毯似乎正越来越宽广，从“才女”、“美女”到“超女”，这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奶妈几乎成为这个年代的鲜亮标签。依靠百家讲坛这个“太监课堂”，易中天弘扬中国悠久伟大的阴谋文化，阎崇年歌颂满清统治精髓和崇高的皇权文化，而于丹则以极度的体贴和温婉，致力于激发“咱老百姓”的感恩文化，这对营造“和谐社会”可谓功不可没。
于丹对《论语》有一个标志性的总结：“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告诉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于丹和中央电视台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是幸福的，你之所以不幸福，就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于丹最典型最标准的语句模式是：酒足饭饱的午后，你丫坐在窗前，阳光款款，手捧一杯清茶……你喝的只是茶么？不，不是茶，而是那一缕温暖的阳光；你品味的也绝不仅仅是这杯茶，而是生活的无限美好与满足……最好再加点背景音乐《感恩的心》之类，那效果就更好。
鲁迅如同一位预言家，他曾经讽刺一种国学大师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于丹的优势并不在脑袋，而是天生一张伶牙俐齿。她的长项是口吐莲花。在她嘴里，世界无处不美好，生活无处不美好。即使所谓的丑恶，也是因为你心中有丑恶。如果你心中充满感恩和美好，那么生活就真的从此美好了。对此逻辑的支持语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或者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佛说道说上帝说云云。
于丹告诉你：“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于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摘章寻句，书袋掉不停，简直是出口成章，句句经典。事实上，在中国当下这个娱乐至死的反智社会，这种精心炮制的心灵鸡汤和精神鸦片，已经足够感动得无数家庭主妇热泪滂沱了。
在古希腊伯利克里的光荣时代结束后，以狄奥根尼为代表，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这就是所谓的“犬儒”——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冷漠畏避、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早在狄奥西尼之前，一个焚书坑儒的中国已经进入“犬儒时代”。无数知识分子自我标榜其“犬儒”姿态，把这种精神胜利法视为对抗权力和暴力的万能丹药。比如西晋暴政下的“竹林七贤”……在许多中国旧文人的笔下，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将“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
如果说批判是人类思想的本能，那么犬儒主义就是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对世界选择无视，至于从批判走向赞美，则更接近于腐儒文化和太监文化。于丹的成功在于将犬儒主义和太监文化演绎到一种极致。这种极致标榜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逆来顺受，把肉麻当成感动，把强奸当成做爱。教导人们要懂得享受强奸，让强奸产生快感，以感恩的心来看待强奸。即使强奸真的是痛苦的，那么强奸之后的片刻喘息仍然值得珍惜和赞叹。这是一种精致的煽情，精致令人陶醉，令人热泪盈眶。有人这样说，强奸是一种耻辱，但于丹告诉你，要以一种悲悯来看待强奸和强奸者。
从三聚氰胺到PX，一起起“群体性事件”告诉人们，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与对话。于丹以居委会老大妈的方式展示的是官方的权力意志，即所谓主流文化。打一个巴掌揉三揉，重点是揉，自娱自乐，一厢情愿。“只有……才能救中国”。提起这一揉，余秋雨动辄就热泪盈眶，倪萍动辄就热泪盈眶，朱军动辄就热泪盈眶……说到国庆60周年时情不自禁：“咱妈60大寿啦，咱做儿女的能不表下孝心么……”
随着体制的堕落和意识形态的崩溃，标榜传统权力秩序和等级文化的儒家思想被临时抱佛脚地搬了出来，一方面用来妆点“大国盛世”，维护特权与暴政的合法性，一方面来抵制和消解现代理性启蒙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只是，作为表演者的于丹们无法改变它们强奸者的傲慢身份，他们的姿态是示范给被强奸者看的。他们的感动与感恩也是示范给沉默的大多数看的。“与民同乐”，他们需要的是被强奸者的感动与感恩。他们要的是被强奸者和他们一起叫床，要一起达到高潮，这才叫和谐。
于丹不仅是反智的，而且是反思想的。于丹的意义在于以道德来替代思想，让人们以为道德就是思想，就如同有钱就是道德。于丹说：中国人不崇尚选举，不崇尚制度，但崇尚道德。这种精英论调表达的只是一个不受监督和杯葛的权力的偏见与傲慢。和这些权力精英推举出的伪君子比起来，来自民间草根的芙蓉姐姐和凤姐倒显得很真诚。她们以自己的天真赢得人们的耻笑，而于丹们则在耻笑人们的天真。
很多时候，道德堕落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贫乏。在童话的语境中，猎人会自以为狗也和他一样喜欢打猎，渔夫也总会热衷于向一只蚯蚓宣扬垂钓的乐趣。当蚯蚓真的认为垂钓是一件神圣而幸福的事情时，它已经葬身鱼腹了。对蚯蚓来说，它真的会和渔夫一样，认为垂钓是一件赏心乐事么？于丹认为是的——子曰：子非蚯蚓，安知蚯蚓之乐乎！
真正的现实是如此残酷，残酷得令人难以面对，所以有人选择了回避，有人选择了逃避，也有人选择了屏蔽。于丹以一种肉麻的伪善，提供给深陷权力困境中的人们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精神自慰。好比砍你脑袋时，给屠刀消消毒；砍完之后给你的脖腔止止血。这种伪善试图掩饰的是宰割这种真相本质。
面对现实，一个腐朽的体制选择了一条鸵鸟式逃避之路，从不争论到不折腾，实际就是不承担不面对，掩耳盗铃，得过且过。闭上眼睛，则一切都不存在。意淫的中国如同一场庸俗而永不落幕的春晚，歌舞升平，喜气洋洋。这样的皇帝新装何等美轮美奂。从余秋雨到于丹，从二月河到阎崇年，这些既得利益者者不遗余力精心泡制着味道甘美的“迷魂汤”，正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一句台词：“连服三月则神志不清。”
在这种于丹语境中，一切不幸的悲剧都被转换为感人的喜剧。当孙志刚死亡真相被披露后，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仓促取消，领导多么英明啊！当官商煤矿对矿工进行集体“活埋”时，领导抱抱矿工的孩子，领导多么仁爱啊！当农民爬上塔吊自杀也要不回自己的工钱时，领导帮他要了回来，领导多么仗义啊！当爹娘辛苦了半辈子也给孩子看不起病时，领导解囊相助，领导多么有爱心啊！
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出于对真相的恐惧，于丹以自欺欺人来自我标榜和自我陶醉，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矫饰和作秀，是一种“语重心长”“何不食肉糜”的虚假姿态。它的用意是迷惑和反智。迷惑是利用人们的善良情感，加以引诱和欺骗；反智是扼杀人的理性和常识，使人弱智化反智化，丧失思考能力和是非辨别能力。
蚯蚓会为“和渔夫一起钓鱼”而倍感荣幸和幸福吗？当渔夫标榜自己和蚯蚓的和谐时，这就是作秀。从掩耳盗铃叶公好龙到打肿脸充胖子，中国无疑是一个最热衷于作秀的国度。为了秀，大跃进中我们可以超英赶美把活人饿死；为了秀，奥运会可以把农民工赶出北京；为了秀，可以给秃山刷绿漆；为了秀，可以以城市的名义断了所有小贩的生路；为了秀，可以用房地产的手段把穷人赶出城市……
据说2000多年前的庄子时代，秦王得了痔疮，坐立不宁，非常苦恼。有一个小臣进言说：“可以用舌头一点一点舔破痔疮，再把溃烂的部分用嘴吸走，这样大王你的病就好了。”秦王一听很高兴，就悬赏说：破疽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一时应者如云……
从阎崇年的耳光到司马南的鞋子，直到于丹的起哄，中国正在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23年前那个冬天，罗共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党中央广场的大型群众大会慷慨演讲。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也中断了，接下来，人群中爆发起排山倒海的喊声：“打倒杀人犯”、“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谁也没有想到，在一句勇敢的真话面前，一个依靠谎言和恐怖统治的罗马尼亚帝国转眼间崩塌了……
就在于丹们在温暖的北大剧院欣赏优雅的昆曲时，5个被遗弃的孩子在贵州毕节街头冰冷的垃圾箱中悲惨死去——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不再是童话，而是残酷的现实。于丹被人们赶下了北大讲台，然后，“大眼”李承鹏被请上了北大讲台：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本文作者：杜君立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专家：河南“强制平坟”涉嫌违宪 其他地方政府或效仿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后，非经法院许可的强制平坟和起尸火化行为都是违法的。”北京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阎书波对记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任锋认为，“平坟复耕”过程中出现的“强制平坟”涉嫌违宪。他同时坦言，在现下的司法空间内，还是有可能进行纠正。“应该建议在宪法中明确界定对死者人格、尊严权的维护。另外，还要积极推进正常诉讼程序，让受害人得以权利伸张”。
来源：正义网 作者：林平
正义网北京11月28电（见习记者林平）日前，河南周口开展的大规模“平坟复耕”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今日下午，在人民大学举行“河南平坟运动文化法律政治分析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应谨慎推行殡葬改革，“平坟复耕”之后将再度爆出公墓建设的经营权归属、准入条件等矛盾问题，当地政府是否存在违规性“指地划墓”的现象也值得继续关注。
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称，从今年年中开始，河南周口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坟复耕”运动，目前已完成200多万坟墓平迁工作，复种耕地近3万亩。其间，当地政府因在此过程中被爆出“强制平迁村民坟墓”的举动，一度引起当地民众抵制情绪，遭到舆论质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后，非经法院许可的强制平坟和起尸火化行为都是违法的。”北京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阎书波对记者表示。
据记者查询发现，周口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已处于“网站升级维护中”。对此，媒体人士王新称：“从遭受质疑以来，当地就关停了官网，到现在还未恢复。” 同时，他还表示，此次平坟运动中，当地鲜见激烈式的官民对抗案例。“通过平坟复耕推行殡葬改革的大方向并没有问题，但之所以引发各界争议的原因在于此次平坟运动是为了‘扩耕’还是‘卖地’？当地政府在规划进度和时机上都有点操之过急，并未做好准备。”
而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凤田指出，“平坟复耕”副作用明显，但对于当地政府为何能始终保持态度强硬，他分析称，自从河南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规划以来，工业用地便成为当地政府最大的需求，政府实行自上而下式的任务下达，即使只是少数人的片面推动，但对于基层干部来讲只能被动接受。
多名学者也对河南周口“平坟复耕”运动表示担忧：如果未被停止，可能会引发国内其他地方政府效仿。“这场运动表面上看属于移风易俗之策，但真正的目的却被外界广泛质疑，这一举动不仅冲击了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损伤了民心。倘若还因功利性驱动，势必要将其彻底终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任锋认为，“平坟复耕”过程中出现的“强制平坟”涉嫌违宪。他同时坦言，在现下的司法空间内，还是有可能进行纠正。“应该建议在宪法中明确界定对死者人格、尊严权的维护。另外，还要积极推进正常诉讼程序，让受害人得以权利伸张”。
殡葬研究学者、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殡仪系教师王治军认为，河南周口所推进殡葬改革不应对“如何殡葬”等问题进行干预，应更加关注生者的感受。“国内在推进火葬的过程中，也曾经引发民众普遍反对和拚弃，但其结果是为了建立公墓，进行规范式殡葬改革。现下的‘平坟复耕’更要少一些简单粗暴的推进方式，少一些政府的短视行为。政府部门要积极建立起多元化的管理思维，应进一步包容和理解民众在传统观念、方式上的固有差距，并加以尊重。此外，还要正视群众间的思想觉悟差异，在政策上加以引导，采取合情合理的手段进而循序推进，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矛盾激化。”王治军接着强调，作为向传统文化挑战的殡葬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务必倍加慎之。
多名专家均向记者表示，对于“平坟复耕”后的公益性公墓建设等问题，可能还要面临新一轮挑战。另外，也有专家表示，墓地经营权属于谁？施行怎样的准入条件，是否存在违规性“指地划墓”的现象都值得继续关注。
环球时报：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
十八大为促进中国社会团结和加快改革都带来新的动力和资源，然而接下来中国能否再有出色表现，不仅取决于中共的领导，也取决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其中自由派如何作为同样很有意义。
中国社会形成今天的多元化局面，自由派是有贡献的。自由派的出现不是出于国家自上而下的主动设计，而是自发、逐渐形成的。迄今国家政策对自由派的态度有些模糊，但对自由派的环境宽容不断积累，其在舆论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也有了一些追随者。
只要中国的多元化持续下去，自由派就有用武之地，就能够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合力之一。中国这样较成气候的自由派是越南等改革国家所不具有的，他们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色。
时至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不仅改革的难度增大，维护社会团结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而且两者经常是深度相关的：当社会团结的风险增大时，改革的决心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帮助社会团结，就是为改革增加动力。
然而从以往的情况看，自由派对呼吁改革很热心，对促进社会团结，他们的兴趣往往不大。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越不妥协的批判就越是正义的，而维护社会团结是官方的事，或者其他人的事，他们没有这个义务。
当自由派极其弱小的时候，与自由派已经有了一定力量的时候这样做，其政治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多元化已经事实上形成并在继续发展，传统凝聚力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有欠缺，凝聚多元社会的力量也必须是多元的，它们必须找到共识的底线，自由派应主动就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中国自由派总体上继承了西方冷战时期将世界分为“自由”与“非自由”的两分法，对中国这些年的实质进步和世界的时代变迁都观察不够，其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进展，更热衷“政治博弈”。其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看不到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着以西方经验和价值为基础的理论体系，需要一个全新的总结过程。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建议自由派人士兼听。
中国全社会都缺少在多元化时代凝聚团结的经验，官方缺，各界都缺。由于政治稳定是国家所有改革和发展赖以进行的基础，官方对自由派扩大话语权有顾忌，采取了一定限制政策。但这种限制总体看不断变得温和。
或许自由派也需“摸着石头过河”。自由主义是制衡社会保守化的必要力量，在实践中也是构成社会批判的重要源头，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个平衡表现出更多建设性，这应被看成对他们的善意期待。
中国大的国家道路已定，经过30多年的验证而广受支持。自由派如果继续把力气主要放在道路之争上，不具有现实意义。自由派应为国家走好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发挥独特作用，扩大并巩固社会的多元，并对解决转型时期的团结难题发挥理论和实践的建树。
中国的独特性已经很明显，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中国自由派的地位和作用决不可能是西方“反对党”的翻版，它一定也是独特的。这是中国大势中的一个单元，主动应势而为，应被看成对时代的响应。
当中国人普遍对未来10年充满期待的时候，自由派也应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官方有必要为此创造条件，增加舆论的包容度，创造沟通的更多平台和机会。团结是中国未来10年的成功之本，没有绝对的团结，但有多元化下的共识和凝聚力。尽量拉高社会凝聚力，对这个改革中的庞大国家永远都至关重要。
来源: 环球时报 |
北京青年报：毕节五名男童之死是文明社会的创伤
如果5名流浪男童的家人曾经报警却没有得到及时响应，当地公安机关也应受到责任追究。倘若最后承担责任的只有垃圾箱和一氧化碳，则5名流浪男童之死就会成为文明社会无法洗刷的耻辱。
5名正当花季的儿童，以蹊跷的方式惨别繁华盛世，这对于一个人道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出悲剧。倘若最后承担责任的只有垃圾箱和一氧化碳，则5名流浪男童之死就会成为文明社会无法洗刷的耻辱。
据媒体报道，11月16日清晨，5名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内的一个垃圾箱中。有人分析，因近几天毕节市天气寒冷，这5名男童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结果却因窒息而“闷死”。而警方的初步调查和勘验显示，5名男童的死亡与一氧化碳中毒有关，垃圾箱中也发现了生火取暖的痕迹。目前已基本确定死者中有3名小孩是当地七星关区人。（相关报道见A10版）
5名正当花季的儿童，以蹊跷的方式惨别繁华盛世，这对于一个人道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出悲剧。虽然警方已经初步排除了他杀可能，但这起死亡事故仍然不能定性为单纯的“意外”。最让人困惑的是，多名男童结伴流浪、夜不归宿，当地公安机关为何没有接到报警而展开搜寻？他们曾被发现在拆迁工地上游玩和住宿，又为何没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从而及时展开救助？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行为能力考虑，家长的疏忽大意、社会的冷漠麻痹和政府部门的消极怠惰，显然都在男童死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家庭形态不完整、政府及社会救助不完善等原因，流浪儿童现象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尽管流浪儿童数量目前尚没有准确统计，但根据有关部门估计，其总数可能达到了数十万之多。这些未成年人暴露在有效监护之外，生活得不到保障，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随时面临人身侵害的危险，有的甚至沦为犯罪团伙的工具。毕节5名流浪男童之死，以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流浪儿童的生存境遇。
流浪儿童数量之所以居高不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而高效的救助体系，无法为窒闷中的流浪儿童提供足够的氧气。首先是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还比较笼统，相关法律责任既不够具体，也缺乏强制性，严密的救助保护程序远远未能形成。有关儿童监护权变更的法律规定受传统观念影响和现实制约，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各级政府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主动救助的观念还没有牢固树立。当流浪儿童出现的时候，既没有强制报告制度以固定有关信息，也没有第一责任人牵头实施救助，随机性、有选择性的保护工作远远未能覆盖流浪儿童群体。虽然地方上普遍建有儿童福利机构，但容纳能力有限，收养门槛很高，无法为救助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而另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儿童权益保护的社会组织没有得到良好发育，无法与政府救助、家庭监护、法律保护形成合力。众所周知，尽管保护儿童、救助流浪儿童是政府无法回避的责任，但政府毕竟不是全能的，政府工作不可能完全深入儿童保护的各个环节，而民间机构和社会组织则拥有政府机构难以比拟的抓地性。在儿童权益受到较好维护的国家，儿童保护的民间机构无论从数量到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都已经非常成熟。民间机构不仅能够深入家庭和社区以强化儿童保护，为问题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还能在救助方面为政府提供协助并监督政府机构履行保护职责。促进儿童保护的民间机构发育，显然是我们社会一个亟待完成的工作。
毕节5名流浪男童死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查清。只有彻底查明其身份、追踪其流浪足迹、分析其离家出走的原因，才能确切地知道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201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确定了源头预防、综合治理、主动救助等原则。对照这一指导性意见，5名死亡男童的流出地政府部门、毕节市民政机关恐怕都难辞其咎。如果5名流浪男童的家人曾经报警却没有得到及时响应，当地公安机关也应受到责任追究。倘若最后承担责任的只有垃圾箱和一氧化碳，则5名流浪男童之死就会成为文明社会无法洗刷的耻辱。
新京报：希望任建宇获释不仅是个案的胜利
公民对公共事件的褒贬，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评价，乃至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或调侃，都应该属于正常表达自由的范畴。一个对公民言论更加宽容的政府，正是一国法治民主化建设的成效所在，也是政府自信的体现。只有经得住批评，才能受得了考验。在法治社会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关注民众”，而非“管住民众”。
只有法院能做出“罪与非罪”的判断，而不能让劳教制度随意“超越”法律程序。如果法院宣告公民无罪后，“有关部门”却可以通过劳教制度达到限制公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对法律尊严的最大侵犯。
对于公民在表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激或过分行为，需要从性质上进行分辨，从法治程序上加以甄别，避免使公民因言获罪。
据报道，因转发微博而被处以“劳教两年”的任建宇昨日被释放。与此同时，任建宇及其律师向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为该委员会在该案处理中，涉嫌滥用职权和程序违法，应该认定对任建宇的劳教处罚无效。
任建宇重获自由，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迟来的公正。希望法院在后续的审理中，也能秉公执法，让错案得到纠正，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人们对“任建宇案”的关注和讨论并非局限在该案本身，更多的是担心这个案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辐射效应”。这种“转发需谨慎，后果很严重”的案例，带给社会的效果却是“寒蝉效应”。当人对表达自由失去安全感，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无法做出正常估计的时候，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后果才真的会“很严重”。
公民对公共事件的褒贬，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评价，乃至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或调侃，都应该属于正常表达自由的范畴。一个对公民言论更加宽容的政府，正是一国法治民主化建设的成效所在，也是政府自信的体现。只有经得住批评，才能受得了考验。对于公民在表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激或过分行为，需要从性质上进行分辨，从法治程序上加以甄别，避免使公民因言获罪，减少“扣帽子”的定性。在法治社会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关注民众”，而非“管住民众”。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确保法律拥有绝对权威性。只有法院能做出“罪与非罪”的判断，而不能让劳教制度随意“超越”法律程序。如果法院宣告公民无罪后，“有关部门”却可以通过劳教制度达到限制公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对法律尊严的最大侵犯。
任建宇被释放是好事，但希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希望该案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此类有疑问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复查，还无辜当事人以自由，对责任方予以追究。同时也希望，任建宇们所付出的代价，能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有所推动。今年以来，不时传出一些劳教制度改革试点的信号，希望早日能看见实质性的推动。
□朱巍（学者）
雷政富倒下露出了重庆唱红的底色
唱红可以说是把道德说教推上了一个目前难以逾越的高峰，可你看它管用吗？唱红成了推动它的领导者实现个人目的的美艳道具，成了官员成就“两面人”的遮羞布。唱红失败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说明了“极度的权力必然产生极度的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势在必然。
博主：赵永奇 发表时间：2012-11-2415:53:29
无疑，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淫乱被查出彰显了中央新领导班子反腐败的决心和无畏胆识。
无疑，网络上和坊间的沸反盈天都说明了人们对官员贪腐痛恨的人心所向。
但雷政富倒下的积极意义更在于——看清了风靡神州所谓重庆唱红的底色！
这个底色是什么呢？老百姓说得太好了，由“雷冠希”的迅速冠名可见一斑，底色无它，黄色也！
曾几何时，以唱红打黑为主色调的“重庆模式”风起云涌，领导人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仿佛包青天再世；各级干部“三进三同”，人人立场坚定，个个灵魂洗礼，作风扎实如孔繁森，生活清廉如焦裕禄，却不料王立军亡命美国领事馆，乾坤倒转，重庆底色来了个大白于天下。
薄熙来呢，中央定性作风败坏“与多个女人有染”。王立军呢，生活作风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与多名女性厮混。
雷政富呢，正是在重庆唱红打黑正盛时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按理说也算“根红苗正”，百炼成钢，却不料想“淫照”一出天下白——原来也是道中人！
饱暖思淫欲，不独重庆官。
但我们更清楚看到两点：
一是不要看一个人说得多么好，更要看他做得怎么样。当今官员作秀多，你我老百姓都是凡夫俗子，乱花渐欲迷人眼，但久病也成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什么都知道了，老百姓是不好骗了，官员还是老实一点的好。
二是任何说教虽有必要但终究都是靠不住的。唱红可以说是把道德说教推上了一个目前难以逾越的高峰，可你看它管用吗？唱红成了推动它的领导者实现个人目的的美艳道具，成了官员成就“两面人”的遮羞布。唱红失败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说明了“极度的权力必然产生极度的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势在必然。
举国热议十八大，习李新政盼新风，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最热切期许吧。
来源：博客日报
航亿苇：李庄案可成我国法治建设的活教材
李庄在他处理自己的案子，有一个“污点”，连他的支持者也严厉批评。那就是不该 “假认罪”。当时，李庄那样做，据李庄后来澄清，确实是为了及早获得自由，以便搜集证翻案。这样做，当然违反了律师的“操守”。
随着李庄申诉得到最高检的积极回应，许多人盼望的李庄“平反”似乎在走向比较乐观的路径。一个与重庆当时“唱红打黑”产生激烈冲突的重要律师，很多人认为他蒙受权力的胁迫才成为阶下囚，包括当今司法界“顶级”人物江平、何兵、贺卫方等在内。但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主要领导人物暴露出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并倒台以来直到现在，李庄案等尚未得到积极和公允的重新梳理。想来，“唱红打黑”中的一些案子未必全错，但若李庄等事主，错打甚至黑打的嫌疑明显，若不能尽快给予一个说法，一对人们正确认识到重庆当时的领导人的错误不利，二对法治的尊严不利。尤其后者。当初，一些人被错打甚至黑打，“果断迅速”，可等到应当纠正“冤假错案”时，却拖泥带水，左顾而立他，这便难以让人相信法治建设的决心。法治建设路上不可能没有错事，但有错必纠，有错必改是赢得民心和社会尊重的良策。
李庄案有其特殊性，就是这起案件实际上对揭开重庆当时的“黑红盖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李庄案有趣的“假认罪”用藏头诗表心迹的做法及眨眼一事，也为该案平添喜剧色彩。可其时，“黑红学”在重庆如日冲天。所谓“黑红”，就是打着红色招牌，却做着黑色罪恶的行为。而且，尽管李庄案暴露出的过程与细节可以明显让人感到不是那样办案，重庆有胡乱枉法的重大嫌疑，可有一股势力却能让对重庆的做法噤若寒蝉，有人甚至鼓噪所谓“重庆模式”才是中国的希望。李庄案等若不了了之，那就可能为中国的乱政埋下祸根。此外，我觉得李庄案还有几个要点：
其一，李庄案有明显行政权力越界行为。李庄案一再被质疑时，当时的重庆领导人薄熙来同志“亲自”为李庄案言说，声称是办了“铁案”。
其二，李庄案庭审中及前后，当时重庆司法部门有太多的滑稽表演。
其三，当时有一股势力通过舆论，把李庄塑造成一名黑律师。而这种塑造，在李庄被判刑前开始了。场面恢宏，令不少人对李庄留下坏印象。围绕李庄案的非公开性社会争论曾经相当大。那种争论建立在真相不明的基础上，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价值判断。
其四，按李庄获释后的指控，重庆所谓李庄专案组的人员循私枉法，编造证据。若李庄的指控得到证明，那么，那些人就确实犯了罪。他们为什么愿意在李庄案上犯罪呢？很明显，是媚上，服从于某些人的个人权力，忘记了司法人员应有的公平正义。这样的犯罪，比贪污几千万元对社会的危害可能更甚。因为司法公正是我们社会的最后防线。
其五，通过著名案件的彻底公开和深入解读，对推动一个国家法治建设大有裨益。名案关心的人多，往往比一场又一场司法教育活动更有成效。国外，名案甚至通过直播的方式昭示国人，对促进官员与公众尊纪守法，维护法律权威起了很大作用。
其六，名案虽然涉及一些难以言说的黑幕，但共产党人只要真正做到襟怀坦白，纵然真有“别有用心”的人恶意解读，也影响甚微。反之，掩掩藏藏，欲言又止，那就真给“居心不良”者制造谣言留出很大空间。
现在评论李庄案，有人说“李庄也不是什么好人”。说李庄不是好人，一是受某些宣传影响，一是认为律师没好人。中国有一种歧视律师文化。一名为律师为“罪犯”（实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还收金额非常大的律师费，能是什么好人吗？要知道，律师实际是维护司法正义的一个重要堤坝。律师看似是为“罪犯”辩护，实际是确立公权的边界。公权不受约束，权力就无限肿胀。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律师直接与公权力手缚，不是真正站在“罪犯”一边，而是在司法公正的天平上应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整体而言，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少数或个别律师真有违法行为，那固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如果律师是被公权力陷害，则不可容忍。社会不支持维护司法公正的律师，就等于向某些真正的腐败分子缴械投降。
李庄应当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也可以通过研读李庄案的发展过程得到证明。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那么，当时的重庆方面用那么大的力量找他的问题，岂能只给他判不那么长的徒刑？李庄案的“第二季”所谓“漏罪”案，又岂能以更荒唐的闹剧轻易收场？
李庄在他处理自己的案子，有一个“污点”，连他的支持者也严厉批评。那就是不该 “假认罪”。当时，李庄那样做，据李庄后来澄清，确实是为了及早获得自由，以便搜集证翻案。这样做，当然违反了律师的“操守”。可设身处地来想。当有人诱惑你“认罪”我就给你自由，你不“认罪”我给让你死得更惨里，一个人该做何选择？李庄没想到这个“认罪”交易是人家骗他的。李庄是比较聪明的人，但任谁再聪明，也有马失前蹄之时。李庄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也不简单，有特殊的社会关系背景。有人认为李庄和重庆那些人，不过“狗咬狗”而已。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摆出来了。有特殊关系支持的李庄都能在当时的重庆碰一鼻子灰，那么，一般的律师呢？为什么当时的重庆会变成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还有人认为李庄就是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责任在薄熙来、王立军等少数曾经的领导同志。重庆的一些涉李庄案干警，现在恐怕也觉得很冤。领导有批示，下级能不服从吗？如果是普通公务员，无条件服从上级也有一说。但是，司法人员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力量，怎么可以无原则服从长官意志呢？薄熙来、王立军等同志最后在犯罪的路上罪孽越加深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这种无条件服从带来的恶果。我们的特殊领域，即“司法战线”的公职人员，怎么可以轻易忘记法律的存在和自己的“党性”，变成权力的工具呢？最起码，你在权力面前可以消极应对。可是，有些人按李庄的揭露，却是曾积极制造假证据。因此，对积极媚上者应有的惩戒，在唤醒公务人员操守上，尤其司法人员的社会正义良知，善莫大焉。看样子是惩治一些人，实际是治病救人，也避免更多人犯错误。
李庄案尚未有最后的结果，老航的看法未必全部正确。不过，对李庄案，我的提议是先做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再说出自己的看法。本人也是在搜集了100多篇李庄案的材料并加以研读之后，才有了以上见解。我不拒绝任何人对我的批评，但拒绝情绪化的指责及辱骂。最大限度掌握事实材料，然后正确判断，这叫明辨是非。罔顾事实，以所谓政治立场出发，轻率对他人恶意攻击，那就是形同泼妇骂街，总不可取。
来源：博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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