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7期

2013年，在刚上台的新一代统治者的指令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反宪政的政治思潮。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中国梦、宪政梦》遭到“剪刀手”、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亲自操刀删改；到4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9号文件提出“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到御用写手在《红旗文稿》、《求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连续刊发以反宪政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主体的大批判文章；再到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强调坚持马列毛和邓三科，敢于亮剑，打击敌对势力宣扬的“普世价值”；……这股逆流来势汹汹，形成了一片足以让人窒息的昏暗的政治阴霾。

这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宪政赤潮再次印证了《零八宪章》指出的，在今日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充分暴露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衣钵，坚持一党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维系党在宪上、党权至上的红色帝国的真实面目。

69年前，辛亥元老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谈到中国历代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探讨如何打破这个“历史魔咒”？毛泽东兴奋地告诉黄，“我们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由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1949年后新朝气象没有多久，一场场政治运动就接踵而至，天真地去“监督政府”的人们一批批倒下。经过六十多年时间的检验，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毛泽东设了一个骗局。毛嘴巴里所讲的，确实是真理。民主当然是腐败的天敌。如果真靠民主，中共本来完全可以同林肯的党和罗斯福的党一样，在选票和舆论的监督下，不致陷入懈怠腐败的轮回。可惜毛泽东是戏子一个，唱的是民主，走的是法西斯独裁之路。鲍彤先生称之为毛泽东的“民主骗局”。

其实毛皇与中共玩弄过的骗局数不胜数，“宪政骗局”也是一个范例。延安时期，中共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就曾打出“宪政”旗号，专门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亲自担任排名第一的理事，并在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演讲，演讲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也都随之起舞，大讲特讲实行宪政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性。但是，当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后，很快就变脸，将实行宪政和军队国家化的许诺扔到爪哇国去了事。

中共当年在批评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时也曾义正词严、炮火猛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标题就是“一党专政，遍地是灾。”文中写道：“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由此看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非常清楚：一党专政是中国现代所有政治弊端的总根源，因此，实行一党专政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但当3年后，中共夺取政权，实行的却是更加彻底的一党专政，用民国时期著名政治评论家、《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的话说：在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到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

历史经验告诉善良的人们：对待中共领导人，不能只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观其执掌政权以后对待自由、民主、宪政的态度。中国公民今天享有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人身保障的自由吗？显然没有！中国公民今天享有选举、监督、弹劾、罢免政府官员的民主权力吗？显然也没有！中国公民今天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明示的有效制约执政党及所属政府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吗？显然更没有！

中国现实政治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专政与宪政、专制与民主的对抗。是维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民主宪政，二者之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正如《零八宪章》所指出的：“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中共统治集团违逆历史潮流，反对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维护用非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权贵集团的特权利益，坚持走专制独裁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坚持实行言禁、党禁、会禁和暴力维稳的政策，继续剥夺人权与自由、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但是，崇尚枪杆子、刀把子和迷信暴力不仅无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反而使越来越多觉醒起来的公民置疑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要求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社会局势反而越维越不稳，当局苦心营造的防洪大坝随时有崩溃的危险。只有彻底废弃一党专政，代之以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健全的公民社会，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谐、民有、民治、民享与长治久安。

【本刊首发】

1、江天（特约评论员）：

时评：一场无耻对良知、邪恶对正义的审判---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案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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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这场无耻对良知、邪恶对正义的审判在中共（黄俄）最高当局的拙劣导演下开始正式上演了。“习李新政”用这样的行径，来向全世界再一次证实他们黄俄独裁集团，是可以随时随刻、无所顾忌地做出任何超越人类底线的无耻、残暴和邪恶的事情。

北京那些因要求中共官员公示财产而遭抓捕的赵常青（《零八宪章》首批联署者之一）、许志永、丁家喜等民主维权人士，在被违法超期羁押后，都将作为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不过，对全体中国人民而言，看到这些公民们站在黄俄暴政为他们所设立的被告席上、昂着自己不可屈服的头颅，知道那便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荣耀。

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了解这样的常识：凡是连自己官员财产都不敢公开的政府，那一定是名符其实的邪恶、腐败、独裁与无耻的政府。而他们所设立的法庭哪里会是什么公正与正义的场所，那分明是恶魔残害人类的刑讯室。

我的学生曾问我：“拒不向人民公布自己官员财产的政府是不是最邪恶的？”我回答说：“当然不是！最邪恶的事情绝不是政府官员拒不公布自己的财产，而是这些拒不公布财产的政府官员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把那些敢要求他们公布财产的公民们关进笼子里！”

当赵常青们呼吁习李官员公布财产时，红色权贵竟然无耻到了毫不遮掩自己的恼怒、毫不顾及自己的脸面的地步，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些公民关进了铁笼子里。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不久前，习近平曾是如何大言不惭地向人民宣誓：他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现在，中国人民确实看到了，独裁权力依然在笼子外面肆虐无度，而习近平们却把要求公布他们官员财产的公民们统统都关进了笼子里。

习近平们一方面以“吃包子”来忸怩作秀，一方面用“刀把子”来疯狂镇压。CCAV这些无耻喉舌仍然不知羞耻地在光天化日下，当着大陆人民的面，兴致盎然给主子舔菊。这群世界上最邪恶、下贱、无耻的黄俄杂种们，自诩掌握了“宇宙真理”，天天倒行逆施地高呼“三个自信”、“五不搞”、“七不讲”，所有人类文明的常识与真理在他们眼里都是歪理，所有人类文明之路在他们眼里都是邪路。恶魔已然渗进他们的骨髓和灵魂，任何真善美的东西他们都要践踏、蹂躏与扼杀。

面对大陆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如此强烈，同时又是如此卑微的呼吁，习近平们竟然悍然使用他们的“刀把子”来镇压，并用“关进笼子里”这样野蛮的方式来教训大陆人民：“你们这些屁民竟敢让我们公布财产，信不信我们关你们进监狱！”习李新政让大陆人民再一次体会到自己屁民与奴隶的地位。

通过对赵常青等公民的政治迫害和镇压，习近平们实际上是在用他们血淋淋、明晃晃的“刀把子”对大陆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恐吓和警告：

一、大陆民众你们必须清楚，中国大陆的一切都是我们红色权贵的私产，你们就是我们的奴隶。你们这些奴隶竟敢要求我们奴隶主公布财产，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老子就不公布财产，老子就不讲理，老子就耍流氓，老子就耍无赖，你们怎么着吧？老子有枪杆子，有“刀把子”，还害怕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屁民！

二、不要奢望我们红色权贵能对你们作出丝毫让步，想让我们向你们这些屁民公布财产是不可能的！想让我们改良搞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别一天到晚唧唧歪歪给我们提意见，即使装孙子提意见也不行，我们听得烦心。有种就革命来推翻我们，没种就老老实实做奴隶。中国不存在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道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红色权贵就是要一党专政到我们灭亡的那一天。

上面就是黄俄暴政再明确不过的肢体语言了！

大陆人民可以通过这场无耻的审判，再次看清了习李为代表的红色独裁集团的嘴脸——无论你们再去吃多少次包子，无论你们再说多少次甜言蜜语，你们依然是无耻、邪恶与残暴的独裁者。

大陆人民必须抛弃对中共红色权贵的一丝一毫的幻想，同时要和那些天天贩卖虚假希望、意淫改良和走中间道路的“理中客”们彻底决裂，做好革命与起义的心理、精神和思想准备，采取一切能够使用的方式对独裁暴政进行最坚决、最暴烈的反抗和打击。

毋容置疑，以《零八宪章》的六大理念、十九条政纲为宗旨和纲领的“公民革命”正在大陆酝酿之中，公民运动在向“公民革命”的方向不可逆转地急速推进和发展，呼唤革命的强烈呼声已经成为大陆民众要求变革的最强音。

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公民革命必将爆发。那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将一定是今天的独裁者们。

2、王立宪：真心反腐必须依靠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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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4日，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说：“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其中所言“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说得慷慨激昂，显见对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危机感较以往更加深化！

然而，面对中国官僚群体的腐败，过往经年中共领导人不乏与腐败决战的誓言及警钟。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时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也是在当月朱镕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同样，前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12年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还有早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就发出过：“糖衣炮弹的侵蚀比战争还厉害,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警示。到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到江泽民也放出过：“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谁，不论职位多高，权利多大，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决不手软。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到胡锦涛还指出：“要坚持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健全有利于防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由上面一系列言词，可见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放松对腐败蔓延的警惕，没有停歇过与腐败斗争的口号。然而，社会发展的现实却一再表明，中国官僚集团的腐败没有随着时间推移与反腐口号响亮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今日官场清廉之士反而成凤毛麟角。为什么一个反复敲响腐败警钟的集团，最后在腐败的泥淖中会越陷越深，以致难以自拔？

今天习近平先生再次发反腐败的号召，并且从2013年以来，掀旷世反腐之飓风，力惩30余名省部级高官，可见反腐力之巨、势之猛，的确远胜前几任。也因此，习近平赢得了民间不少的欢呼与好评。然而，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官僚腐败之气依旧漫延，腐败之风依然凶猛的现实无可否认，如同习近平所言：“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一个一直强调反腐的政党，居然面对的是腐败日益深重，反腐越反越多的现实，这实在值得深思。面对如此状况，究竟该如何跳出这种泥足深陷的困局？这实在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纵观中共建政几十年来的历史，从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到成克杰、陈良宇、薄熙来腐败，腐败金额是越来越大，腐败级别是越来越高，腐败范围是越来越广，腐败危害是越来越深，可谓一代胜过一代，一案大过一案，一级高过一级。

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反省几十年来反腐得失成败的原由，必须清醒看到过往岁月反腐上的局限。虽然今天对反腐有过全面总结，其中原委有系统性认识论证，但是有些根本性问题却一直没有面对，或者不愿、不敢面对，概而言之：

其一、将反腐一直当作权力集团内部事务，视为党内之事，是不得为外界置喙的“家事”，即反腐的“家事化”。认为党内可以反之，但社会机构及普通公民不得介入。党内如何反，那是自我革新，是“伟光正”的延续。一旦社会或公民介入，那就成了家丑外扬，就是对权力的威胁，对党领导的动摇，那就涉及大局稳定。进而不惜将权力之外的民间反腐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论处。这是多年来统治集团一直默守延续的规则，是权力集团一直心照不宣的信条。在这种规则下，反腐成了家事，而一旦被圈定成内部家事，那就成了权衡得失，甚至取舍强弱，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器具。这种将反腐圈定成内部“家事”的危害，至少有如下几方面：

（1）涉及重大贪腐，常常被以影响党的形象，危及民众对统治集团信心，为大局与稳定计，而被名正言顺地按下，要么大事化小，要么内部协调，严重违反国法党纪的事，经常被内部通报（并且还有级别知情限制）来实现软着陆。这样极大纵容放过了一批批位高权重祸国殃民的腐败份子，使国家发展建设承受巨大损失而无法追补。

（2）这种反腐“家事化”，极大地促进了官僚个体对腐败的歪曲认识。在官僚队伍中，他们确信腐败不是问题，而站队与跟人才是问题。腐败被官僚队伍自身解释为是权力斗争，这样极大地为自己违法祸国披上权斗受害者的悲情色彩，进而赢取社会同情，从而躲开腐败肮脏失去道义支持的困境。如此一来，官场现在普遍流传，谁被查出了贪腐，谁就被说成是时运不佳，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一场正大光明的反腐战争被极其庸俗化地解释成权斗的工具，这样极大地消解着反腐的道义基础与正义形象。而之所以社会会流传如此谬论，始因于官僚的自我开脱与反腐的“家事化”。因为是家事，许多大老虎不敢打，也打不下，那些极度腐化的官僚横行于官场，那些被拿来祭反腐大旗的小吏当然怨声载道而胡言乱语，也当然引起人们的一些同情。而同样，因为反腐的“家事化”，使很多腐败只能掩盖在内部，不愿或不敢对外公开，这样就使那些被反腐的官僚有机会肆意编造自己是受害者的悲情故事，也因此使反腐震慑力大打折扣。

（3）反腐“家事化”，使中国社会官僚集团腐败的真正现实难为外界真切感知，这样不利于社会对反腐的协力同心，不利于科学研究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与制度。社会民众一方面感到处处不如意，时时受伤害，另方面却满眼燕舞、充耳莺歌，这样使民众认同社会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会形成极端仇视社会，怨天尤人之气。因为他们被欺骗着不能认识到自己权利受到伤害，自己处境艰难是因为贪官污吏的为祸。所以掩盖官僚贪腐，眼前看似对社会平稳有利，其实从长远来看，对于民众认清社会，端正视听，舒解怨愤，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社会长远平稳发展危害极大。

（4）反腐“家事化”，使反腐正义之举被局限在暗箱之中。一个带给民众光明与希望的举措，被扭曲成了内部力量的角逐。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只能认同成王败寇。腐败份子会充分利用家事化反腐不敢公开这一致命弱点，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壮大团伙，左右朝政，最后达致绑架政权，挟持国家，拒斥文明，敌视人类，践踏法制，阻碍改革，其危害之深远可谓触目惊心！

二、反腐机制的“单薄化”。中国多年来反腐都是仰仗纪委、监察、检察系统。而这些权力部门本身也难以置身腐败之外，其反腐的动力可持续性极其弱小。这种反腐只能指望碰到习王这种决定反腐之士，才能彰显出反腐的力量，否则多会沦为摆设。过往中国官僚集团的腐化泛滥，与这种单一反腐机制紧密相关。由于反腐机制的单一，不仅发现查办腐败能力受限，在腐败无孔不入的情况，以有限对无限，强弱优劣，立等可见。同时，单一反腐机制，在权力系统中，处处受到来自上面、平级及下面各种权力、人情的牵制，反腐后劲严重匮乏。所以改变单薄反腐机制，引入新的社会监督机制，放开舆论，让全民对腐败实施监督，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多方位的监督防备腐败机制，以全方位防范，堵无孔不入，这样才能结成社会强大的防腐网络。

三、拒斥世界反腐经验的“特色化”。过往岁月反腐借口于中国国情，以特色来拒斥世界其他国家反腐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不愿、不敢借鉴文明世界防范惩治腐败的通则与机制，以致使反腐只能停留于器具上，难以上升成制度更新。曾经春夏以反复为核心诉求的爱国运动被定性为动乱，及去年将要求借鉴世界反腐惯例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抓押起来，都是反腐上拒斥与文明世界接轨的表现。这样腐败不仅本难治，就是治标也难见成效。应该承认，腐败问题是一切权力运行所必须面对的公共问题，它与国家、民族并无必然联系，任何公共权力的运动都有防范腐败的课题，所以防范与惩治腐败是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不以某民族与国家之特色而特色，因此任何真诚反腐的国家都不该拒斥人类艰辛探讨到的反腐经验与规律。

过往反腐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当然很多，上面仅概略地谈了三个主要方面。那么为了今后反腐走出过往岁月越反越腐的怪圈，就应该着力解决如上三方面问题。

其一、去反腐的“家事化”而回归反腐“国事化”。腐败不是一党一团之私事，而是事关国家兴亡，民众祸福的国事。反腐是国家根本大计，是制度建设，权力约制，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大事。是权力公用，还是权力私用的大事。如何真正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事关一国之国体与民命。在此前提下，法制建设，法治口号，才会寻得立足之地与趋往方向。所以将反腐国事化，以正反腐之名，张反腐大义，使名正而言顺，言顺方事成。

其二、改反腐单薄机制，集全社会各机构、全民之力来监督、防范权力腐败。这样就要广开言路，让各种媒体、网络有揭腐、举报之权利，落实公民言论与监督的宪法权利，最好尽快出台习仲勋老人家生前提倡的《保护不同意见法》，为揭批防范权力腐败提供法制保障。

其三、去反腐“特色化”而回归反腐普世化。充分认识腐败是权力共性的本质，认清中国反腐的艰巨性、复杂性，大胆、充分借鉴人类一切的反腐经验，通过建立财产公示、民主监督、法制惩治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来有效防范与惩治腐败。

面对严重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如果真的下决心反腐惟有依靠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像《零八宪章》中指出的那样，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实行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和分权制衡，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充分调动公民社会反腐的积极性，充分借鉴人类反腐的经验，通过法治与制度的革新与建设，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取得反腐败的彻底胜利！

2014年1月19日

3、李金芳：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使者――为陈卫入狱3周年而作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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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早春，随着“茉莉花集会”的消息在网上传播，一大批民主志士遭到抓捕和强迫失踪，我的朋友陈卫也未能幸免。那一个春夏之季，看着身边的朋友只因追寻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日复一日的守候中，我的心，从柔软变得坚硬，再从坚硬变成柔软。就是在这样的苦痛中，流逝着岁月和年华。

一、

忘不了2011年2月19日的深夜，陈卫去成都参加完读书会回到家中。在电话中，他兴奋地给我讲读书会的经历，然后，他告诉我：“夜深了，你要早点休息。明天我还要接受警察的传唤，回来后我再联系你。”但这一夜，陈卫也许是无眠的。因为他还要连夜赶出几篇帮别人维权的稿子。

2月20日，冷得彻入骨髓。早晨，陈卫被国保带走；中午，陈卫并没有归家；傍晚，陈卫的家中闯入十数人，在其刚上小学的女儿面前，肆无忌惮地抄家；晚上，仍旧没有陈卫的任何消息。这一天，我的耳边不停地回响着陈卫的那句话：警察只是例行传唤，很快就会回来了。没事的。

21日，等到的是陈卫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消息！这一天，是陈卫42岁的生日！

二、

对于陈卫的过往我知之甚少，他从未向我谈起过他的辉煌。我也只是在朋友们的片言只语中，得知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埋下了追求民主的种子，与刘贤斌、欧阳懿并称为“遂宁三杰”；1988年陈卫考入北京理工大学；1989年民主运动中是学校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八九六四”后陈卫被捕，收押在秦城监狱，直到1990年12月获释，被开除学籍；1992年因在北京与胡石根等人组织成立“中国自民党”、筹划“六四”事件纪念活动，陈卫被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逮捕；1994年12月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5年；1997年5月出狱后，陈卫开始致力于协调川渝和西南各地的人权活动，废寝忘食，组织、参与对入狱维权人士和家属的救援；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作为维权网的信息员，陈卫报道揭露各种侵权事件，营救被关“黑监狱”的维权人士，组织为刘贤斌声援的全国绝食活动；等等。

2010年夏，我被传唤抄家后，陈卫与我在电话中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突然一改乐观的心态，告诉我在绝望的现实中，他有些迷失了，找不到希望之光在哪里。我静静地听着，也许，这脆弱的一面他不愿向他人展示，而我，恰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他诉说着在暗夜里的迷惘、前行中的疲惫、荆棘路上的伤痕。我知道，陈卫自青少年始，就坚定了民主自由的信念，这个信念伴随着他的生命存在。但我还是告诉他：坚持，那里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光。电话的那一端，陈卫孩子般的笑了，我的心也随之释然。最后他说，太晚了，该休息了，明天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多年来，陈卫全身心地投入到宪政民主和公民维权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为促进中国人权改善、推进中国民主转型奋不顾身。这，应该是陈卫再次获重刑的根本原因。

三、

2011年12月23日，是中国司法史上黑暗的一页。

遂宁下着绵绵的冬雨。陈卫在遂宁中级法院接受当局的审判。庭审现场，多人因关注声援陈卫被警方抓走；代理律师在进入法庭时受到违法的“安检”；各地的异见人士遭到警察的软禁和强迫失踪，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到现场声援陈卫。一派风声鹤唳！

遂宁法院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审判，律师的辩护不仅被打断，陈卫的最后自我陈述更是被粗暴地阻止。最终，陈卫在被羁押10个月后，被以《制度之疾与宪政之药》、《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和谐的陷阱与公平的缺席》、《人权日绝食的感悟》等4篇文章定罪而获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判决结果令举世震惊！

对陈卫的判决虽也在意料之中，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朋友还是无法接受。因为，我们总是对当局抱有幻想，这样的幻想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会有瞬间的良知发现，而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善良。

在最后的书面陈述中，陈卫以《沙漠的童话》言志：“我不相信打碎一个旧世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世界。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现实毫不留情的批判，以及爱、智慧和责任。“我对宪政民主的到来充满信心，我相信那不是少数人功劳和等待的结果，而是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并努力的结果。“当绿杨成林，草场成片，沙漠不再是狂风恣行的游乐园，而是孕育希望的发祥地。”

朋友曾这样评价陈卫：他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使者。是啊，陈卫是光明的使者，他在寻找光明的快乐中，用爱、智慧和责任播撒着民主宪政的种子和希望！

多少个日夜过去了，陈卫在法庭上被强制带走时的那一句“宪政民主必胜！专制必亡”的呐喊言犹在耳。陈卫，我和你一样，也同样相信沙漠的童话，所以，虽然高墙暂时隔绝了我们，但我们彼此并不孤单。

四、

陈卫被羁押后，曾嘱咐他的妻子晓燕，“有什么事去找金芳姐”！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我的那些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而不惜慷慨赴死义的朋友，往往会把这句话留给他们的家人，这是对我寄予了多少的信任和期许！想着他们入狱时留给家人的这句话，常常让我夜深仍耿耿不寐，因为我无法实质性地为他们做些什么。但也因此更令我奋勇前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只为了他们，也为了每一个人，为了我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

在陈卫庭审结束的那一刻，我打电话给晓燕询问结果。晓燕出奇地冷静，告诉我说：“判了，9年。”紧握电话的我，在这一端无语凝噎。随后，在与晓燕的交流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在她那副孱弱的躯体内，一颗坚忍无比的心的跳动。陈卫和晓燕年幼的女儿，在亲眼目睹警察抄家，父亲入狱后，仍然表现出懵懂，似乎没有因受到伤害而心生恐惧。但是，我明白，幼小的她已然成熟，她在与母亲一起承担。更因为母亲的乐观向上，也让女儿在榜样中懂得了该怎样对待生活。陈卫入狱后，女儿的学习不仅未受到丝毫的影响，反而在5年级的期末考试中，成绩名列遂宁市第一。这足以令她的父母和父辈们倍感欣慰和骄傲！

其实，我与陈卫，仅仅只一面之缘。有的人，你与之相识一生也会如同陌路；有的人，却只需心灵的瞬间碰撞就足以引为知己。陈卫喜酒，每每喝到兴致处，脸色便微微泛红，话语滔滔，更加的一派豪情壮志，此刻，他那本原的率真令人心生感动。唯愿陈卫早日获得自由，斯时，再与君把酒，不醉无归。

注：2014年2月19日，是陈卫入狱3周年的日子，这是他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第三次身陷囹圄者。陈卫目前在四川省嘉陵监狱服刑。在此，我谨以这篇小文，献上对陈卫及他家人的深深的敬意和祝福！

2014年1月19日

【声明公告】

1、78名教授、律师和媒体人对《集会游行示威法》提起违宪审查的公开建议书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78.html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至上原则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宪法既然是最高的法律，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本，而是必须付诸司法实践。宪法若要保持权威，就不能对违宪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视而不见。宪法既然对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做出了承诺，就不能放纵违反公民权和自由的法律法规继续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及“修改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如果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权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第八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

我们认为，1989年10月31日公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与宪法严重相抵触，实质上剥夺了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对之进行违宪审查并予以撤销。

1、《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1998年，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第22条：“（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人权理事会本届成员国，理应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并使国内法律体系与有关国际条约相协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明确地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确认为宪法权利，任何政党、政府都无权干涉，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违反这一宪法精神。但《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将宪法权利设定行政许可，这是集会游行示威法违宪的核心所在。法律只能保障和细化宪法权利，而无权将行政许可强加于宪法基本权利之上。

要真正保障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必须将目前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行政审批制改成备案制，这也是所有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当拟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到达一定规模，则公民提前告知公安部门，以便部署警力维持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

3、综观《集会游行示威法》之条文，其限制集会游行示威之立法宗旨昭然若揭。短短3618字，竟然有14处“不得”：“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不得逾越临时警戒线。”“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参加中国公民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在下列场所周边距离十米至三百米内，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所在地；（二）国宾下榻处；（三）重要军事设施；（四）航空港、火车站和港口。”

除了这些，还有诸多限制性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名义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必须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等等。该法沿袭对自由和人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36个条文中，抽象肯定的有2条，而含有禁止和限制性规定的则达到23条，占整个条文的64%！难怪人们把这部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集会游行示威法”。从立法宗旨上看，《集会游行示威法》明确地、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宪法权利，确属违宪无疑。

4、《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几乎被彻底剥夺。该法是在1989年学生市民民主运动之后匆匆出台的。在近25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几乎没有批准过一次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即使是三五人的、诉求有限的游行申请，公安局仍以“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作出不许可决定。

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是目前的以“拒绝批准”的方式将一切集会游行示威扼杀在萌芽状态。更不是滥用公权力，将正常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罪名构陷入狱。各地维权人士和公民因集会活动被逮捕入狱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严重的是，2013年3月以来，刘远东、袁冬、马新立、孙含会、王永红、李蔚、丁家喜、赵常青、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许志永、郭飞雄、袁奉初、袁小华、黄文勋、李化平、刘家财、王功权、张林、董如彬、杨匡等，因参加争取基本权利而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捕的人权捍卫者，至少一百余人。这愈发表明废除违宪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急迫性。

5、表达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底线，而其中的集会游行示威，属于“表达思想或观念的行为”，它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紧急出口”。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存在着冲突，任何一种法律和政策，都应该动态地回应人们的呼吁。作为代议民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重要补充，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可以用来表达兴奋、悲伤、临时的或强烈的呼吁和抗议。制度性地保障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反而可以避免暴烈的对社会秩序的突然破坏。一个没有紧急出口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怨气越积越深，抗争越演越烈。一致绝不是和谐，沉默绝不是服从，死气沉沉也绝不是秩序。在缺少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社会里，真正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就是这个制度自身。而许志永、郭飞雄、赵常青、刘萍、张林等积极公民，正是促使政府守法、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力量，将这些人权捍卫者、公民英雄推向被告席，实在是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要求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审查，并宣布其违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程巢父（上海学者）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滕彪（中国政法大学学者律师本文执笔人）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益中（资深媒体人）

许医农（北京编辑）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

周良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保松（香港，大學教師）

刘绪贻（武汉大学教授）李大同（北京编辑）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康（獨立學人）

章立凡（北京学者）范泓（南京，文史学者）

夏业良（北京大学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

刘军宁（北京学者）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吴强（清华大学教授）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松江（北京，教授）

宋石南（成都大学教师）苏小玲（资深媒体人、作家）

俞心樵（艺术家）吴伟（北京　独立学者）

马云龙（河南退休报人）笑蜀（编辑学者）

梁晓燕（北京编辑）翟明磊（上海学者）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郭贤良（云南学者）

顾菊英（中国社科院副编审）刘晓原（北京律师）

李方平（北京律师）刘卫国（北京律师）

唐吉田（北京律师）梁小军（北京律师）

江天勇（北京律师）赵国君（中国律师观察网总编）

华泽（北京纪录片导演）程海（北京律师）

王成（浙江律师）吴镇琦（广东律师）

肖国珍（北京律师）丁锡奎（北京律师）

徐灿（北京律师）葛永西（律师）

王全平（广东律师）郭莲辉（江西律师）

朱效顶（律师）莫宏洛（河南律师）

毛宏伟（广东律师）黎雄兵（北京律师）

管铁流（广东律师）张海（山东律师）

刘金滨（山东律师）刘士辉（广东律师）

张科科（湖北律师）刘志强（陕西律师）

范标文（广东律师）李春富（北京律师）

邬红威（北京律师）温海波（北京律师）

杨慧文（北京律师）蔺其磊（北京律师）

唐天昊（重庆律师）唐荆陵（广东律师）

陈武权（广东律师）付永刚（山东律师）

许荣（北京律师）张磊（北京律师）

闻宇（广东律师）刘莉（北京律师）

吴祚来（北京学者）

2014年1月22日

2、陈光武张雪忠：

为了永不磨灭的光荣与梦想——就郭飞雄案致全体中国新闻人的公开信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849.html

2013年初，《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被几位可耻的官员违规篡改。一群热爱南周、富于南周精神和有良知的新闻人，勇敢地对违规篡改行为公开表示抗议，并呼吁人们对南周报社予以声援。

很多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对新闻自由的珍视和对专横强权的愤怒，自发前往南周报社所在地，对南方周末表示支持和声援。其中，就包括郭飞雄、刘远东、袁兵、袁小华等人。这些人前往事件现场，只是为了坚守新闻自由的理念，而不是为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实际上，从2013年1月6日至9日，事件现场一直都有大量的警务人员。当时，警务人员和围观群众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从而有效维护了事件现场的秩序。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郭飞雄等人的行为，真的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现场那么多的警察难道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坐视不理，并听任他们的犯罪行为一直持续四天之久？

南周原初的新年献词被篡改，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宪政的彰扬。郭飞雄等人不畏强权，起而声援南方周末，不但是出于对新闻自由的认同与支持，而且也是出于对宪政民主的向往与追求。

宪政的要义，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郭飞雄先生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从参与大石村罢免村官案，到声援南周的新闻自由，再到呼吁官员公开财产和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是在伸张、争取和践行公民的政治权利。

郭飞雄先生一直认为，政治权利是其它公民权利的起点，也是其它公民权利的保障，人们如能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政府权力必然会受到约束，各项公民权利自然就能得到保障；但为了伸张和争取政治权利，人们必须首先起而践行政治权利；践行政治权利是伸张和争取政治权利的最有效途径，人们只有敢于和善于践行政治权利，才能将它们从纸面上的权利，转变为现实中的权利。

因为传播和践行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理念，郭飞雄先生过去就曾入狱五年，并屡遭强力部门极其残酷的折磨，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在南周事件结束半年之后，广州警方即以纯粹莫须有的罪名，对郭飞雄等人秋后算账，进行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而从郭飞雄等人被拘捕直到今天，曾受到这些人声援的南方周末报社，却从未为他们发出过任何声音。

更让人震惊和不齿的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了配合警方的指控，竟然出具了一份违背事实的情况说明，以满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后果要件。当初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希望得到人们的声援，现在却说声援它的人影响了它的工作秩序，如此颠倒黑白、恩将仇报、助纣为虐的行为，竟然会出自一家有过良好声誉的公共新闻机构！

很多人认为，在近一年前的南周事件之后，南方周末就已经死了。我不反对这一说法，但我同时认为，南方周末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南周精神的死亡，因为南方周末已不再是南周精神的代表者，而是南周精神的背叛者。

实际上，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在南周工作，或者曾在南周工作过的人身上，我们仍能体认到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珍视与坚守，仍能感受到他们心中不灭的光荣与梦想。我们相信，那曾激励和鼓舞过无数人的南周精神，永远也不会死去，而是将继续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力量和希望。

全体中国新闻界的师友们，南周事件一周年即将来临，郭飞雄等人的案件也即将进入审判阶段，我们作为郭飞雄的辩护人，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再次展现新闻人的勇气和良知，对因追求宪政民主和国家进步而遭受迫害的郭飞雄等人，予以必要的关注和声援，并敦促广州司法机关不要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们的关注和声援，或许有助于郭飞雄等人早日脱离冤狱。

一年前，当中国仅有的些许新闻自由正遭受权力的野蛮摧残时，郭飞雄等人为捍卫新闻自由挺身而出，最终身陷大狱。今天，在南周事件一周年将至之际，如果所有的中国媒体以及所有的中国媒体人，都对郭飞雄等人的冤案缄默无声，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告诉世人，中国毕竟还有一种叫做“新闻”的东西？

2013年12月28日

来源：参与

【本期人物】伊力哈木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18.html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论坛】

1、秦晖：自由是主义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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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两个托马斯

1999，有个日子被人忽视了，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宗师托马斯•莫尔（1478至1535）诞生520周年和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代表托马斯•托尔克维马达（1420至1498）去世500周年。这“两个托马斯”的生死500年祭，给人以丰富的启示。

两个托马斯同时代、同职业（大法官）、同信仰（天主教），甚至对许多事情也有类似主张，但为人行事、结局及身后影响却截然相反。今人都知道莫尔写过《乌托邦》，却很少人知道他作为天主教思想家与英国大法官曾是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制度的最大理论家。他于1526至1533年间连续出版了7本书攻击当时的宗教改革与新教运动，并论证镇压异端的必要。这一切与《乌托邦》中的“修道院共产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莫尔认为路德的“异端”理论是荒谬与邪恶的，而教会应当与国王合作将它扑灭，这是上帝对撒旦的审判。作为这种审判的范例，“在美好的天主教王国西班牙”“历来都把异教徒活活烧死”。这是“合法和必要的”。

西班牙的宗教大法官就是托尔克维马达。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至1498年间他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已死者则被缺席判处火刑（焚烧模拟像），被判穿圣宾尼陀服、抄家与终身囚禁的则有近10万之众．而当时的西班牙人口总共也仅500多万，这场伴有广场疯狂、公判大会与戴高帽游街等群众性歇斯底里的所谓“信仰行动（Autodafe）”被公认是中世纪和平时期最可怕的宗教暴行。

托马斯•莫尔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莫尔完全是基于信仰的虔诚从理论上肯定宗教审判的。基于教义他相信上帝惩治撒旦是正义的，但具体地把某甲或某乙指控为撒旦并活活烧死则并非“教义”所载。于是在司法实践中莫尔出于良知和人文主义精神显得极为宽和。

据英国学者R•钱伯斯考证，在莫尔任大法官的12年内他没有判过一例异端死刑。他对信仰的虔诚不是通过镇压别人，而是通过不屈服于别人的镇压体现出来的。1527年起英王亨利八世因私怨及权力欲而与罗马教廷闹翻，遂开始宗教“改革”。1534年他终于胁迫英国教会脱离马罗教廷，并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王取代教皇成为英国国教教会首脑。为抗议这些违背教义教规之举，莫尔于1532年愤然辞职，不久又被英王以叛国之名逮捕，当时他只要承认至尊法案就可全活，但他却“宁可失去头颅也要保住灵魂的纯洁”，终于被处死刑而以身殉教。

莫尔的品德在身后受到广泛赞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天主教方面则于1935年莫尔死难400周年时由教廷正式追认他为圣徒；而新教方面虽曾因信仰不同对莫尔批评甚厉，但近代以来也已大变，1886年英国新教当局正式为莫尔平反昭雪，并在伦敦西敏寺等地为他建了纪念碑，像钱伯斯这样的新教史学家还把莫尔与苏格拉底并称为旷世贤哲。莫尔的《乌托邦》虽然没有实现，但在自由秩序下他的理想主义与正直品德却成了各种“主义”各种信仰各种意识形态的人们共同的遗产。“作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官和穷人的庇护者，他受到伦敦人的敬爱。”

托马斯•托尔克维马达

托尔克维马达则是个权欲熏心的“厚黑学”家。他本是多米尼克派圣克鲁斯隐修院院长，却不甘寂寞于方外。通过夤缘宫门他成为伊莎贝拉女王的御前神父，并依靠西班牙世俗王权的支持，由女王任命出任了当时通常由教廷任命的宗教审判官，他把“信仰行动”搞得十分“世俗化”，其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纯洁”，不如说是国王及权贵的世俗权欲与利欲。它惩罚的也未必是信仰上的“异端”，而是触犯了权贵们的一切不幸者和权势倾轧中的失利者。

托尔克维马达的媚权附势几乎不择手段：他本人是犹太人，因天主教势大而改宗后，却出于“补偿式效忠”而带头排犹屠犹。他以犹太人富可敌国为辞游说宫廷，打动了借“信仰”而敛财的权贵们。1492年托尔克维马达主持把17万犹太人（包括已皈依天主教者）全部扫地出门，制造了中世纪著名的排犹灾难，而他这个大卫的不肖子孙却以同胞的血泪铺垫了自己的进身之阶。托尔克维马达因此也恶名昭于青史，为各种信仰的人所唾弃：无神论者马克思斥他为“专制政体最顽固的工具”，新教史学家视他为“史无前例的残暴象征”，而天主教史家也谴责他借信仰而营私，制造了“最世俗化的”宗教审判。

为什么高尚的虔信者莫尔会落得悲惨结局，而厚黑学家托尔克维马达却能大行其道，为恶一生并尊荣寿至78岁高龄？

有信念者与无信念者之别：

莫尔传记的作者钱伯斯感叹道：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们和里奇们（克兰默是首倡“至尊法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里奇则是都铎王朝历仕四王的“不倒翁”，二人都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的代名词。）的区别。或者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区别在于那些趋炎附势者和那些持有“乌托邦”公民所必具的信念者之间。这种信念是一种远远超越了官方所定之是非的绝对标准，即人类良知的标准。

无自由时代信仰者无以生存：

取消自由者往往正是以某种信仰为借口的。有的纯粹是盗名欺世以遂私欲，有的则可能真的以为信仰可以经由强制来推行，莫尔在理论上支持宗教审判就是这样。但乌托邦的信仰者没有给社会造成灾难，但乌托邦中的信仰强制原则却消灭了乌托邦的信仰者自身！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信仰”或“主义”，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左”的还是“右”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们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主义”、“信仰”或“意识形念”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信仰能够成为强制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信仰，从而为全无信仰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者迫害虔诚信仰者创造了最佳条件。莫尔们的蒙难与托尔克维马达们的得势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没有自由便没有主义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呼唤一个人格独立，信仰自由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与宗教审判时代的社会之别，决不能仅仅看成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之别。在当年，“理想主义”的莫尔为人所害而“现实主义”的托尔克维马达则在害人。而如今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中除了自由主义者以外也不乏莫尔的继承人，只是他们中的乌托邦理想家——从欧文、卡贝、格伊恩斯、柴科夫斯基到如今欧美的公社实验者——不会再遭到莫尔当年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因乌托邦的不能实现而给社会造成灾难。而他们中的现实主义改革家——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如今的第三条道路论者——在社会福利与平等的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实践着莫尔当年的梦想。

换句话说，正如当年的宗教审判与强制时代不仅对于“异端”，而且对于一切真诚的信仰都意味着灾难一样，如今的公民自由不仅为“自由主义”，而且也为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文明社会的其他“主义”创造了发展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等于“善”，但它为诸善之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主义”，但它是诸“主义”之母。在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新儒家等等，都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一切不愿像莫尔那样为人所害，也不愿像托尔克维马达那样去害人的公民，他可以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优先于‘主义'”。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在如今的中国可以不去争论“姓公姓私”，但不能不争论是否公正，现在我想还应当说，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则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

来源：网络

2、乔新生：现代民主的精髓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56.html

泰国民主政治发展似乎陷入了选举的怪圈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选举非但不能平息泰国街头的政治暴乱，反而有可能使暴乱周期性地持续下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泰国的选举已经严重偏离了现代民主发展的轨道。泰国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不断夺取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依靠中下层居民，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而泰国的反对党主要是由泰国的精英阶层组成，他们虽然在泰国的主要城市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但是，在广大的乡村却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泰国的民主政治从表面上来看，是多元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来说，则是泰国的宪政的危机。

泰国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国家，国王在泰国的民主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的执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充分依靠基层选民，不断地获取胜利。可是，在执政的过程中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泰国精英阶层的利益需要，没有在国王的协调下实现权力的分享。正因为如此，泰国的每一次选举非但不能凝聚共识，反而不断地割裂共识。

现代民主的精髓就在于，充分尊重民主选举的传统，坚持普遍选举的原则，让每一个居民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充分照顾到少数族群的切身利益，在执政的过程中分享权力。泰国的执政党过于相信选举的力量，试图通过自己的精耕细作，依靠基层选民的支持掌握国家的权力。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泰国的执政党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特别是缺乏泰国皇室的认可，因此，虽然能够通过选举获取胜利，但在执政的过程中总是磕磕绊绊，不断地遭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抗议，在一次又一次的街头政治冲击中被迫举行周期性的选举。

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普遍选举制度，但却没有规定分享权力的内容。一些国家通过缩短执政的周期，依靠定期选举实现政权的更替。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强化议会的权力，迫使执政者必须分享执政权力。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王可以平衡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党派手中的权力。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泰国通过强化国王的权力，防止执政党上台执政之后拒绝分享权力，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很遗憾的是，无论是泰国的宪法还是泰国的选举法，都没有为国王参与分配权力提供具体而又明确的法律规则，这就使得泰国的民主政治变得十分怪异。泰国执政党通过选举获得胜利，但是，泰国的执政党得不到泰国上层人士的认可。泰国的反对党无法通过宪法和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于是转而通过街头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泰国的执政党希望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泰国当前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具体的程序性安排，结果导致泰国朝野根本无法通过协商消除分歧。

这是泰国的政治危机，但何尝不是民主转型国家的普遍规律呢？当前东南亚许多国家正面临民主转型，在选举的过程中都存在类似泰国这样的问题。缅甸已经开始着手修改宪法和选举法，试图为民主选举和权力的分享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缅甸总统已经宣布，将会为民主党派领袖参与选举修改规则，废除政治领袖的朋友和家属不得是外国人的规定，为昂山素季进入缅甸的政治中心提供法律依据。但是，解决政治领袖个人的问题并不困难，但要想整合缅甸的政治势力，为缅甸政治选举之后协商建立政权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缅甸政府还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笔者的观点是，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法律制定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假如在法律修改的过程中，没有充分照顾到各个阶层的政治利益，那么，修改法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冲突的过程。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着法律的修改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充分说明，政治人物既要学会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时也要学会妥协，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协议。如果只看到自己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而没有看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那么，在法律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制造矛盾，为国家的民主选举制造障碍。

有些国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政治协商的作用，甚至把把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加以宣传，这是一种极端无耻的表现。政治协商只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仍然是普遍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如果没有普遍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政治协商就会变成执政集团进行暗箱操作的工具，“民主政治”就会变成传统的宫廷政治。反过来，如果只强调普遍的民主选举，而忽视了政治协商，在组建内阁分享权力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没有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政治和解，那么，民主选举也有可能变成周期性的灾难。只有在选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尽可能地制定周密的法律规则，让民主选举充分体现多数人的意见，让政治协商实现多元社会的政治和解，民主选举才能给公民带来实际的福利。反过来，如果把政治协商看作是一个政治特色，只强调政治协商而忘记了普遍选举，那么，民主就会变成少数人的“权力”。东南亚国家政治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充分说明，在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时期，普及民主政治的常识是多么的重要。

来源：民主中国

【时事】

1、骆家辉：法治和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作者: 张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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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夕，于1月17日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题为“维护言论自由和法治，建设繁荣社会”的演说。他指出，法治和言论自由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政府特别关注中国有些呼吁变革的人，由于揭露腐败而遭到报复、受到起诉。骆家辉还说，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假设无罪；小人物的权利，正是美国法律系统的基石。

骆家辉告诉中国学生，美国社会中的另外一个稳定力量是言论自由，美国视言论自由为普世权利，也纳入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经常是保护非主流、不受欢迎的言论。它可以促进社会讨论重要议题，推动社会变革。

骆家辉还说，言论自由也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过去几年，已经看到信息流通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说，中国的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全部潜能，取决于司法中立、活跃且尽职的律师、明智的领导阶层、以及尊重法治。

就在骆家辉大使发表演说的几天之后，中国审判了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

在审判许志永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于去年12月20日，要求法庭准许让美国外交官出席旁听对许志永的审判。可是当司法当局于1月21日宣布于1月22日对许志永进行庭审时，美国驻华使馆再次提出对庭审旁听的要求。而当一位美国外交官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却被拒绝进入。

骆家辉就此发表谈话说，许志永为法律学者，由于揭露官员腐败的公开运动、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到报复。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星期四发表声明，对中国审判和起诉许志永以及其他几名和平呼吁政府良知的维权人士深表关注。这位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志永和其他政治犯，停止对他们的行动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

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代表律师张庆方表示，对于骆家辉的声明，张庆方表示，在中国国内可能有两种反应，一种认为这是干涉内政，但是就他以及其他许志永支持者来看，骆家辉的举措是善意的，因为任何国家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都要遵守普世法则，骆家辉的声明代表对许志永的支持，是国际正义力量对中国民主的支持。

而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在一篇以“依法审理许志永案，反对立场先行”的报道为北京政府辩护。报道说，中国不断加快法治建设，对政治活跃人士来说，必须看清政治与法律的界限，任何政治诉求必须以符合法律的方式来表达。

来源：【 VOA 】时间: 1/24/2014

2、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的联署人数超过1300人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1300.html

这份由王力雄执笔起草、北风技术操作的联署书于北京时间2014年1月17日15时发布，截止北京时间23日22时，联署人数达到1300人。继续参与联署的多是中国境外人士。

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

2014年1月15日下午，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警察从北京家中带走，并对其家进行两次长达数小时的搜查。迄今伊力哈木下落不明，其妻儿母亲被限制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14年 1月16日宣称伊力哈木涉嫌违法案件。

现年44岁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是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他于2006年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面对封杀打压坚持至今，成为让中文世界了解新疆问题真实状况的重要窗口。伊力哈木始终反对新疆独立与任何暴力行为，积极推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友好沟通，他把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调整错误的新疆政策。为此他对当局现行新疆政策进行批评，同时提出各种改进建议。他的批评和建议皆以认真的课题研究为基础。他被中国思想学术界视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弥足珍贵的桥梁人物，被新疆当地人民视为有勇气的民族代言人，他应该能够成为未来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民间领袖，在民族和解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

我们呼吁：

1.当局马上释放伊力哈木，否则就应公布伊力哈木“涉嫌违法案件”的案情，拿出足以服人的事实和证据，而非以言治罪。

2.警方必须保证伊力哈木的人身权利，允许伊力哈木本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介入案件并依法会见当事人，解除对其家人的非法人身限制。

从2008年的拉萨事件到2009年的乌鲁木齐事件至今，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败与恶果已是有目共睹。伊力哈木的被抓标志着当局在拒绝反思错上加错的路上继续前行。一党权力是暂时的，国民未来是永久的，维护一党眼前之稳定，毁损国民长远之未来，每个中国国民对此都有权过问和追究，为国家未来也即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其他国家的国民同样有权关注，因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即是人类的苦难，中国未来的灾难则会危及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签名表达对伊力哈木的关注！

联署表单：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EVdct52bl32-bvTlVAzriIgToZw2TMBxaImWVb171Y/viewform

联署结果：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pub?key=0AsKDF8_HXe4IdGowdmRKcXAyd0REa2QxSFBtRjhlX1E&output=html

来源：参与

3、美国蒙大拿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蒂芬·莱文教授向全球发起公开六四真相运动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24.html

笔者获悉美国蒙大拿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蒂芬·莱文教授从事中国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教学40年，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在六四屠城25周年之际，为了使世人勿忘六四，他自己出资建立了六四纪念网站，聘雇了员工和义工，在全球发起公开六四真相运动，呼吁全球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通过举行会议、论坛、烛光守夜等活动揭露中共谎言，告诉世界人民真相，纪念六四。此项活动，并已向数百家美国高校和机构发出了呼吁。

以下链接是该网址的中文内容，大家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教授和学者都参与了联署，呼吁全世界纪念六四屠城25周年，公开六四屠杀真相：

http://www.june4commemoration.org/chinese-2001325991.html

我们中国人理应关注和积极参与这项运动。请所有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同胞们参加联署吧。若联署页面的英文界面您不习惯，您可以直接向教授本人提交联署要求，在上述网页上有他的邮箱。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25年前为了民主与权利进行和平请愿而失去宝贵生命的同胞们，让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教授与学者们共同呼吁：公开六四真相！正视历史，停止谎言宣传！

来源：博讯 2014年1月24日

4、两笔会和刘晓波之友将在纽约举行“还刘霞自由”活动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8893.html

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和刘晓波之友会于2014年1月14日晚上6时到8时，在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的美国总统前罗斯福故居（Roosevelt House at Hunter College, 47-49 East 65th Street, New York），联合举办“刘霞诗作朗诵及其最新录影播映：还刘霞自由”活动。负责筹备活动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表示，他已经邀请美国笔会会长彼得•戈德温（Peter Godwin）、刘晓波之友代表胡平、《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等到会致辞。

此项活动将放映一部最新的6分多钟纪录短片《铁窗外的妻子》，主要描述正在监狱中服11年徒刑的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获得诺奖后，他妻子刘霞被软禁与世隔绝的现状，以及朋友们从未停止尝试与她取得联系，并最终冲破封锁见到刘霞的努力——其中一段是在夜晚用红色激光笔打在窗玻璃上与刘霞取得联系的镜头，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本会会员华泽和美国笔会会员维多利亚・雷德尔（Victoria Redel）等女作家、诗人，将先后以中英双语朗诵刘霞的15首凄美诗作。会上还将首次播放刘霞在软禁中朗诵新诗作的视频。

刘霞是诗人、艺术家，也是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和荣誉会员，自2010年10月她丈夫刘晓波被颁布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来，一直被非法软禁在她北京的公寓里，不能使用电话和互联网，也不能自行选择医生及接待访客。今年进入她被拘禁的第四个年头，对她的监控似乎更加收紧。正如《纽约时报》上月所报道，中国当局对这位诗人的加强监控已经引起普遍关注，她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消息尤为令人担忧。

是次活动将凸显并讨论刘霞目前极其困难的生存状态和中国日渐恶化的言论自由状况，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刘晓波夫妇以及其他在中国大陆遭受政治迫害者。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1月10日讯

【评论】

1、王容芬：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4824.html

近年来，宋彬彬仨字儿成了中共当局对待文革的风向标。2007年9月，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皇家师大女附中，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0华诞庆典"，各级领导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CCTV新闻主播罗京主持，CCTV全程拍摄，制造光碟出售。

宋彬彬很看重自己的符号价值，为了竞选“荣誉校友”，提供了不少私家照片，把革命老母和美国博导都拉来助阵。结果她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不但与毛泽东家室同登“荣誉校友”榜，而且风头大大盖住了她们。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戳在校园里，制在光盘里，印在纪念册里，传递了明白无误的信息。到了国庆节，文革特产样板戏和红色芭蕾纷纷上演。转过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俨然文革卷土重来。唱红高潮的2010年，宋彬彬又递出信号，与当年女附中的冯敬兰、刘进、叶维丽、于羚集体回忆当年红八月，不但把导致卞校长惨死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她和女附中革委会变成了抢救卞校长的义士。回忆座谈记录先发在以研究文革著称的《记忆》网刊“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上，到了敏感的八月，竟然堂而皇之上了“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炎黄春秋》。

如今宋彬彬又传递信号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回母校，念了封“公开道歉信”。道歉信字斟句酌：“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她承担的是“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这四个人都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女附中九位员工里。死者里面宋彬彬只提到一个卞校长，而且仅仅是悼念，并没有像对另外四人那样向家人道歉，公然无视为亡妻昭雪奔走48年的女附中第一苦主王晶垚先生。

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辩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不实，“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事实是，就在毛对宋说 “要武嘛”之后一周，红卫兵暴力组织“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上签字的35个红卫兵组织里有“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前面提到的五人座谈记录里，主持人冯敬兰女士也证实当时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文革档案里有一封1966年9月6日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这封信得到当年同去武汉串联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的证实。信确实很武，开口就是“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宋彬彬无视这些有人证物证的事实，坚持说学校和她都不曾改名“要武”，大概指没有正式登记和报户口改名，在那个无政府的年代冒出来的数以千万计的“卫东”、“向东”、“要武”、“爱红”们在哪里申报过？ “红卫兵”这个组织又在哪里注册过？

念到道歉信结尾，宋彬彬摆出姿态：“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原来高潮就是个“Sorry”，王晶垚先生和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八位文革死难者的家属，连个“对不起”都不配。

宋彬彬这次风向标演砸了，文革浩劫，不是一句时髦的“Sorry”就能结案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反思与德国人清算纳粹不可比，与邓小平审判林彪、四人帮相比，也是退步。命案永不逾期，是各国通例。三千万人的命案，只能通过反人类罪法庭结案。

来源：《纵览中国》时间: 1/16/2014

2、资中筠：没有法治的反腐难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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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时间: 1/16/2014

【零八宪章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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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

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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