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评论：连“毛”都批不得，当政者究竟在怕什么？

特约评论员：陈师秀

文革真的结束了吗？！原本早就走下神坛的中共已逝领导人毛泽东，如今再度变得神圣不可侵犯。2015年4月，原央视《星光大道》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因为在酒局上吟唱经典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每唱一句，都要加一句戏谑性的评论，并称毛泽东“把我们害苦了”，结果被扫地出门，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无独有偶，上海作家凌霜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结果被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62岁的上海作家凌霜原名朱洪广。在被捕之前，长期通过网络批评毛泽东及其发动的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及不满中共专制、支持民主的言论，并时常声援其他维权人士。2019年9月25日晚，凌霜正和友人使用Line通话不到15分钟，一伙警察破门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走了凌霜正在通话的手机，并大声吆喝凌霜跟他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凌霜这一去过后便杳无音讯。倘若不是因为友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其下落，可能他的遭遇至今不为外界知晓。2020年4月份，凌霜被上海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于5月25日刑满获释。据维权网此前的报道称，虽然他被指“诽谤”毛泽东，但在判决书上并未列出具体的“诽谤”内容。

凌霜在狱中时曾写成一份上诉书，内容披露了中共警方及法院等荒谬违法行为，上海市普陀区公检法搜查其私人手机和所有聊天信息。中共警方利用高科技手段，恢复了他早前删除的信息和私人日记，警方将这些信息作为罪证，声称这些言论会“扰乱社会秩序”。凌霜认为，既然这些信息并没有发出，根本不存在警方所说的“五千人点击量和五百人转发”的影响力。他谴责当局的行径是“文字狱”，是“典型的文革式迫害”。

凌霜说他所发表的言论并不是诽谤或造假，都是有据可循的事实，其中包括对“毛泽东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罪行的揭露，揭示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的灾难性的政治错误”。既然是事实，又何来诽谤一说？

凌霜在一审判决结果出炉过后，原本决定上诉，然而，他深谙，在这个一党专治的人治国土上，上诉只能是浪费时间和表情，即便你聘请再优秀的律师，也无法力挽狂澜。在政治案件上，想通过上诉改判无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也是其他良心犯在获刑后选择不上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放弃上诉不等于认罪服判，只能说对这个国家的法治已经绝望。

其实评论一个早已作古的政治人物的历史功过，何罪之有呢？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是以史为镜，知兴替、明盛衰。当局逮捕“批毛者”的心态可议、作法可鄙，毕福剑因为在酒局上的区区醉语，竟导致丢了饭碗；而凌霜对历史政治人物的功过评论，也落得锒铛入狱。足见当局忧馋畏讥，深恐论者借古讽今、借毛讽习，因此，起重刑杜悠悠众口，兴文字狱囚禁天下志士。

习近平时代，人权状况是江河日下，且不说媒体人和一般民众，就连中共党内，也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让一些有良知的党员倍感压抑，于是，便出现了任志强、蔡霞这样的逆鳞者，许章润、郑也夫这样的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因发出了内心的真实声音，其后遭到整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中共当局而言，相关法律条文，公检法这样的司法机关具有任意解释权，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评，都可以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然后启动法律程序，让你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达杀鸡儆猴之效果，实现万马齐喑。凌霜中箭，显然是“文字狱”的冰山一角。已知的“文字狱”受害者不计其数，那些未知的“文字狱”受害者更是无法统计。

而在中国这个国度，当你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时，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拘捕和判刑。这个明明没有法治却标榜着“依法治国”的国家，要打击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有太多的法律条款可信手拈来。实在不行，还可以用“口袋罪 ” 寻衅滋事侍候。凌霜被上海警方拘捕，一开始所用的就是这个罪名。不过，最后判刑时，其罪名由“寻衅滋事”变成了“诽谤”。

诽谤罪本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为被诽谤者自诉案件，但是，被定诽谤罪的案件却常常是警方拘捕、检方公诉、法院判决。中国的法律给诽谤罪的立案开了一个口子，虽然一般为自诉案件，启动诉讼后才处理，但是，实践中，这一法规并未应用于那些被认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人。如何才算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凌霜的言行显然远远够不上，可是，他最终仍然获刑。

一朝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针对政治犯的歧视非常严重，很多政治犯在成为法律上的出狱自由人之后，依然长期遭受监控和各种骚扰，不会因为远离了原有的圈子或停止原有的活动而从黑名单上被剔除。在当局看来，这样的人，永远都是威胁政权稳定的不稳定因素，必须加强管制。

刑满获释的凌霜在出狱后不久意外中风，这让原本就生活艰难的他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可以通过向外界传递这一信息，以获得好心人的援助，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局依然对其穷追猛打，8月下旬开始，强行对其断网、切断电话，并逼迫其搬迁。此时此刻，半身不遂的凌霜想要克服这种困境，比常人更为艰难。据悉，房东本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心人，之所以要顺应官方意思逼其搬迁，很可能是受到了官方的巨大压力，属于无奈之举。

凌霜的遭遇，其实也是中国众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遭遇。他们因为有过被判刑的经历，刑满出狱后仍饱受监视。譬如四川着名的民主人士陈云飞，在成都租房居住七年，遭到当局非法逼迁八次，甚至近期才刚搬新家没几天，就被当局以暴力手段逼迫搬迁，手段包括断水、断电。

历史宛如一面照妖镜，妖佞当朝，正道难行。从毕福剑到凌霜，显示出中国言论自由空间的日益紧缩，“文字狱”的发扬光大。控制言论，当局尚能拿出所谓的歪理邪说加以“证实”，可是，对凌霜这样半身不遂的作家，公然侵犯其居住权，以及断网，说明为了所谓的维稳，当局已经完全撕下了各种所谓的遮羞布。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昭然若揭。

2020年8月29日

文章来源：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