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人士称中国以隔离为名拘禁异见者

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王全璋在获释的那天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

在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关押近五年后，王全璋由警察送往东部城市济南的一幢公寓楼。他被安排住进楼里一间窗户上有铁栏杆的房间。外面有20名警察站岗。他的手机被没收，后来他在受限制和监控下可以使用手机。

王全璋实际上是被临时软禁了起来，但当局另有说法，将其称之为隔离。

维权活动人士说，新冠病毒为中国当局拘留异见者提供了一个新借口。他们说，即决隔离已成为压制异见人士的最新方法，通常是强加于像王全璋这样已经过一个隔离期的刑满释放者。这是中国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用逮捕、拘留和更严厉的互联网控制来镇压活动分子的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中国就已对维权人士进行了严厉打击，许多活动人士称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被镇压后最严厉的。

被隔离的活动人士经常是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拘禁的。他们通常“不许与外界联系，被关在秘密地点，也没有在家里自我隔离的选择”，维权监督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研究部副主任法兰茜(Frances Eve)说。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强迫失踪，”她说。

虽然在亚洲，对归国者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很常见，而且监狱也被认为是新冠病毒传播的热点环境，但王全璋情况的细节表明，他被拘禁并非完全出自公共卫生理由。

他今年4月被迫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时，济南的疫情已得到控制，人们已可以在市里自由活动，并已复工。王全璋说，他已在狱中做过五次病毒检测，均呈阴性，并已在获释前完成了14天的隔离。

“全中国现在关心的都是防疫，”王全璋说。他在被起诉之前就已被关了三年监狱，他是2015年被捕的上百名维权律师中，最后一名接受审判并被判刑的人。

“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自由会受到损害，你也无话可说，”他说。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了政府一个限制行动的借口，让政府能够“为侵犯人权辩护”。

“这些人的情况显然不需要被隔离，”王亚秋说。“这没有科学依据，这只是政府限制他们行动、不让他们说话的借口。”

法兰茜说，她所在的人权组织已经记录了九起活动人士在最近获释后被隔离的案例，但她补充说，“可能还有更多”。

该组织说，被强行拘留隔离的人中，有一名是新冠病毒最初在武汉暴发期间试图让人们认识其严重性的公民记者，五名是劳工权益活动人士，还有一名是下岗工人，他曾在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时，呼吁人们拿起武器来反对执政的共产党。

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政府不是唯一的以疫情为借口攫取更多权力、限制人权或镇压异见的政府。印度政府已抓捕并拘留了批评人士。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最近曾授权警察进入人们家中搜找感染者。匈牙利总理现在可以无需征得同意便通过法令实施统治。

尽管中国法律赋予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人进行隔离的紧急权力，但一些地方官员表示，对刑满释放者进行隔离的做法违反了这些规定。

据官方控股的上观新闻网站报道，中部省份湖北的警方说，服满刑期的犯人需在24小时内释放。

由上海政府运行的澎湃新闻网站援引四川警方的话说，服满刑期的犯人在狱中完成了14天隔离，做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验血和CT扫描等体检项目后，就必须“按照法律”将其释放。

“人权捍卫者”提到的曾呼吁抵制共产党的下岗工人、65岁的姜家文已在今年3月服满了一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寻衅滋事”。今年7月，他在去北京火车站接朋友的路上遭到国家安全人员的拦截。

姜家文说，他们把他带到一个拘留所，对他进行讯问。然后他们告诉他，必须对他进行隔离，并把他带到800多公里外的北方城市丹东的一家酒店房间。房间的门和窗户上都有铁条。两名警察和两名政府官员在外面警戒。

姜家文说，在14天的隔离期间，没有人来测他的体温。他说，最初，官员曾要求他支付每天120元的隔离费，但他拒绝了。

“他们只是想找个理由把我们关起来，”姜家文说。“疫情给了他们一个好理由。”

因抗议自己的家被强拆、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判刑的女子丁亚军现年51岁，今年5月11日，她在北方城市哈尔滨服满三年刑期后获释。她仍在监狱时，官员曾用棉签擦拭她的喉咙，还给她做了验血，并对她进行隔离。

尽管如此，丁亚军在获释后被再次隔离起来。她说，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被关了一个多月，房门用铁棒锁着。她最终在6月16日被放出来。

因撰写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而被监禁10年的刘贤斌，已于6月27日刑满释放，他被告知要完成14天的隔离。但据他的妻子陈明先说，他被允许在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家里自我隔离。

“这是国家政策，现在是特殊时期，”陈明先说。“所以我们支持并理解这种做法。”

维权律师王全璋现已回到北京的家里。他说，他偶尔会被跟踪，但他不认为自己受到全天候的监视，大多数异见人士在获释后会受到这种监视。

提起获释后被隔离的那段时间，王全璋说，警察经常来查看他，尽管他应该处于隔离状态。

“那很荒谬，”他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我闭嘴，叫我不要与我的朋友联系。”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