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鲜为人知的赵紫阳 卢跃刚《赵紫阳传：一位失败的改革家的一生》

卢跃刚新著《赵紫阳传》封面（禁书网）

赵紫阳的母亲为何终身反对共产党？

在西方，文学和新闻报道泾渭分明；但在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代中国，则存在着一种介于文学和新闻报道之间的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一度成为文学及新闻之王，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若以代际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代：刘宾雁、苏晓康、卢跃刚分别代表着这三代人。刘宾雁、苏晓康先后流亡美国，卢跃刚则一直活跃在国内文学界和新闻界，屡受打压却越挫越勇。

洋洋三大卷、磅礴百万字的《赵紫阳传》是卢跃刚的最新力作。赵紫阳去世后，卢跃刚耗费十三年时间，访谈数百位历史当事人，查阅汗牛充栋的史料，写成此一传记。他不接受家属资助，不接受任何人审稿，以谦卑、审慎的态度，完成了对赵紫阳的历史定位：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赵紫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赵在性格上有弱点，过于胆小或忠厚，其秘书鲍彤评论说，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可能是致命的”；而赵则有一番自我辩解，“胆小的人，有原则”——赵紫阳坚守住了不开枪屠杀学生的原则，如同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虽败犹荣。

此前，已有多部赵紫阳传记出版，包括根据赵紫阳晚年录音整理而成的回忆录（香港版名为《改革历程》，台湾版名为《国家的囚徒》）。那么，卢跃刚的这本赵传有何特异之处？首先是史料令人耳目一新。卢跃刚发掘出若干此前不为人知的史料，呈现出赵紫阳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这些史料重新界定了赵紫阳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关系，这些关系直接决定着八十年代改革的成败。其次是根据新的史料得出诸多新的论断。见识是一名作家或一部著作成功的前提。清代诗人叶燮说，作者应具备“识、才、胆、力”。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指出，“文以识为主”。卢跃刚的赵传，处处充满其真知灼见，穿透迷雾，启迪人心。

在关于赵紫阳父母部分，作者并未支持赵紫阳的父亲在土改中被虐杀的说法，但承认作为开明乡绅的赵父因土改被批斗而病故。土改工作组从赵父的床下挖出元宝和银元，赵家人的棉被和棉衣等生活用品全被抄走，冬天冻得瑟瑟发抖。赵父去世时，已是中共中层干部的赵紫阳就在临县任职，离家只咫尺之遥，却不敢回家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并操办后事。

书中对赵母的描述更是前所未见。赵母不识字，但是懂历史，听书看戏，对共产党印象很坏。她跟赵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一语成谶。赵母反对共产党的原因很简单：“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文革中，赵母说：“朱元璋火烧庆功楼”。孙子回家看奶奶，说毛主席是大救星，奶奶却说：“毛主席是大坏蛋”。她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杀人、抢人得来的，这样的江山维持不长。她的观点到死都没有变过。母子政见不同，感情也疏远了。赵数十年从未回过河南老家，跟母亲也再未见面。母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时，赵已是四川省委书记、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却仍未回过家。邓小平也是如此，从不回老家，对乡亲极端冷漠。共产党就是要泯灭人的亲情，以党取代父母的地位，国民可以不孝，却不能不忠。

赵母从最朴素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常识出发反对共产党，与英国《大宪章》的观念秩序如出一辙。赵母对共产党的认识比后来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儿子深刻，而赵紫阳直到被幽禁的最后十五年，才认清共产党的本质。

赵紫阳的手上沾满土改和大跃进的鲜血

资料图片：1989年2月2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右）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美联社）

卢跃刚在后记中说：“不为尊者讳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读者会看到本书对赵紫阳历史功过、是非有深入考察、追究，因为作者笃信政治有善与恶的分野，如果人类社会没有基于良善的政治伦理，文明无从建立、存续、发展，虽然人类文明进步往往是恶的动机和力量的结果。”卢跃刚做到了这一点，他并未回避赵紫阳早年以土改干将得到高层赏识而在仕途节节高升的事实。

赵紫阳于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十九岁担任滑县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其组织动员能力即已获得上级肯定。中共建政之初，赵以河南“改专家”之名望奉调入粤，从此一路上升。毛调赵入粤，是让赵配合陶铸“削藩”，扫除以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地方势力。赵深获“华南王”陶铸的赏识与青睐，在广东形成陶赵权力结构，直到文革才瓦解。

陶赵遵奉毛的命令，掀起残酷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叶剑英被调离广东，血腥土改遂大行其道。广东地方实力派群龙无首，成为待宰羔羊，数万干部及其家属、数十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下手之重，冠于全国，惨烈后果，闻之胆寒”。赵后来承认，陶铸像坦克，把障碍压倒，也压倒了庄稼。庄稼是比喻的说法，在中共眼中，人还不如庄稼。坦克也是比喻，赵使用坦克这个比喻时，不曾想到一九八九年野战军的坦克会在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将人压成肉泥，而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只能在家中含泪听到枪声和哀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偏偏广东这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不曾得到平反，因为手上有鲜血的赵紫阳已贵为国务院总理。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赵紫阳出手阻拦对昔日政敌的平反，但以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而言，谁都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

比党内权力斗争更残酷的，是土改及大跃进时期激进的农村政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期间，赵辅佐陶进行了一场狂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试验，在广东强迫农民砸锅炼铁、拆房积肥，终酿粮减产、人饿殍的大灾祸。当然，与四川、河南、安徽等地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相比，广东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毕竟，赵是党内少数真正的农业专家，而非意识形态狂魔。七千人大会后，毛的乌托邦路线暂时退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纠正激进政策。赵紫阳也对广东的大跃进作出检讨，他用了河南的一句俗语概括自己的错误是“红枪会吃朱砂”。红枪会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横行中原、华北的民间武装组织，从义和团脱胎而来。传说红枪会的成员吃了师傅配制的朱砂，可以五毒不侵、刀枪不入。赵使用这个典故，意思是“中了邪”。可见，在他心目中，极左思想也是一种迷信。文革期间，他的这段检讨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赵紫阳能在中共党内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升任总理和总书记，不可能完全身家清白。中共宛如水泊梁山，你不缴纳投名状，岂能让你入伙且当头目？在中国，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很多时候是重迭的。这一点，正是卢跃刚《赵紫阳传》的最可贵之处。

“要吃粮、找紫阳”：天下未治蜀先治

资料图片：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美联社）

巴蜀自古为天府之国，地理上为一相对独立的单元，足以闭关自守。纵观历史，华夏有变，四川先有征兆。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见，治理四川相当不容易，稍不留意，便“宽严皆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先发生保路运动，迈出瓦解清帝国的第一步。在中共治下，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武斗，四川可称全国之冠，在市区动用重型武器，血肉横飞，宛如战场。

文革中期，国家糜烂，毛重新起用赵紫阳等技术官僚。赵从内蒙到广东，治理经济颇有果效，遂奉调入川。四川之于中国，宛如德国之于欧洲。面对饥肠辘辘的人口第一大省，作为外来者的赵紫阳能于大乱中求得大治吗？　

赵到四川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但毛还没有死，中央的四人帮和四川的造反派仍很嚣张。若不能收服造反派，尤其是成渝两地号称“四大名旦”的四名造反派领袖，四川的政局难以稳定。赵放下身段，与这些造反有理、叱咤风云的年轻人逐一对谈。其中，赵紫阳与重庆大学学生领袖周家渝长谈五个半小时，从午夜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根据周家渝的回忆，“整个谈话过程，赵主要是问、听，且有分寸感”。周家渝是我父亲在重庆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我父亲多次跟我讲述周家渝等学生造反派的轶事，我对其印象深刻。周家渝回忆这段谈话，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比如，赵紫阳单刀直入地问：“万一毛主席百年之后，你的看法，中国将出现什么事情？国家、四川、重庆。”周回答说：“天下大乱，争夺船长，而且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争夺。”果然，数月之后，毛死掉，尸骨未寒，夫人江青等四人帮即被捕入狱，而周家渝亦在四川被捕，判刑十五年。

文革惨剧令赵痛定思痛，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赵入川，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根本扭转了九千万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饱饭、饿肚子的历史局面，并推行若干敢为天下先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他突破官僚系统的阻隔，一半多时间都深入基层，常常带着一名秘书就出发，且不通知地方官员，直接深入村落，与农民面对面地交谈。对比之下，今天中国的高级官员视察地方，安排警察扮演群众，能看到什么真相呢？经过赵紫阳的努力，四川终于摆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历史常态，而呈现出“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通人和。川人称颂说，“要吃粮，找紫阳”。

对赵而言，治理四川的成功是其得到的邓小平赏识、实现破格升迁、入住中枢的关键因素；对于在四川出生的我而言，也是赵紫阳治理成功四川的受益者之一。赵紫阳柔化戾气，休养生息；问稼穑于野，问苍生于途；又不畏“砍旗”的罪名，毅然率先废除“公社”。“四川经验”后来被带到北京，向全国推广。对此，卢跃刚的结论是：“四川人的运气，遇到了赵，由于赵，四川由中国人口最多的饥饿之乡变为世人瞩目的改革之乡。”

赵氏改革：戴着镣铐跳舞

一九八零年，赵紫阳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三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改革上成就卓著。一九八七年，他又出任中共总书记，力图以民主与法制为导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制订沿海发展策略和“贸易立国”国策。然而中国改革巨浪，却在“六四”的鲜血与眼泪里终结了。

赵紫阳的地位不是民选而来，而是来自于邓小平的授权。所以，什么时候他能赢得邓小平的信任，他的权力就较为稳固，他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能顺利推行；什么时候他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他就只能黯然下台，改革政策也人走茶凉。赵氏改革，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赵却翩翩起舞，舞姿动人。

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一言以蔽之，即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赵主张向东欧学习，向西方学习。卢跃刚评论说：“如此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大规模地公开邀请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专家来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放下身段请老师，诚恳学习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实属首次。”

学习的对象，首先是东欧的改革家、经济学家。这批人多半是东欧流亡人士，他们在祖国并不受欢迎，在中国却享受到国师的待遇。这批东欧经济学家、改革家到中国讲学和考察时，对中国的状况感同身受，“他们为摆脱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极权主义，从南斯拉夫自由化运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不屈抗争、艰苦改革数十年，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去国流亡，认识自然深入骨髓”。

第二批学习的对象是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当时，以世界银行为平台，先后组织几批由西方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访问团和调查小组到中国，他们为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到赵紫阳接见，两人观念一致，相谈甚欢。弗里德曼当面称赞赵说：“你的本质是教授呀！”后来，弗里德曼回忆说：“过去五十年间，不论是在共产与非共产国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中，赵紫阳是与众不同、给人印象难忘的一位领袖人物。”

卢跃刚指出，赵的改革政策咨询有两个超越时代的特征，即非意识形态化和全球视野。赵听取国内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政府机构政策研究部门的意见，也听取东欧、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甚至邀请了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台湾经济学家到香港，召开秘密会议，专门听取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意见 -- 那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台湾经验的重要性。在书中一个小小的注释中，记载了这个过去两岸都不曾披露和重视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至十六日，在赵的授意、推动下，国家体改委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将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应昌、刘遵义到香港，就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座谈，赵的心腹安志文等高官出席座谈。可惜，北京很快爆发学生运动，局势急转直下，赵紫阳失去权力，这些台湾学者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对比习近平于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召见的九名“重量级”经济学者，赵与习高下立现。习召见的全都是反西方、反利伯维尔场经济、学术水平和人品都大有问题的人士。其中，林毅夫是台湾的逃兵，靠吹捧中国模式、睁着眼睛说瞎话而青云直上；郑永年在新加坡遭到性侵调查，跑到中国来避祸。这些人能给习近平什么好的建议呢？

中共将赵紫阳从历史中铲除得一乾二净，八九之后出身的年轻一代大都不知赵紫阳是何许人也。卢跃刚的这本赵传，稍弱的部分是关于赵紫阳的家庭生活、衣食住行，这一欠缺使得赵的形象未能更加立体化。书中提及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感人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饭前，赵在书房召集赵家历史上唯一一次家庭会议，告之家人自己辞职的决定，得到家人一致的支持，十分钟就结束了。赵紫阳去世后，其家属准备的挽联内容是：“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您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传记中还提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二子二军的女儿信仰基督教，要去当传教士。赵二军不同意，赵紫阳听了很生气，对赵二军说：“信教有什么不好？当传教士有什么不好？你去给我买一本圣经，中英文对照的，作我送她的礼物！你去告诉她，我很支持她，很支持她当传教士！”赵紫阳晚年完全挣脱了马列主义的束缚，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那么，他是否对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的源头 -- 基督信仰 -- 有所探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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