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人录制“一人一视频”：我们是美国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居民，胜春的朋友，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尊重丁家喜的权利，尊重律师的会见权，无罪释放丁家喜。
I
听到家喜被抓的消息时，我和女儿正在夏威夷度圣诞节假期。我在临海的山道上爬山, 两个女儿在山下的海滩戏水。天湛蓝，海湛蓝，白色沙滩在下午的阳光里一望无际。留宿家喜的北京朋友来电说，家喜26号晚上被一群山东口音的警察连人带物一起带走了，他们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密码锁被破坏，但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
夏威夷之行本是我们一家四口许多年前的一个旅游计划。我和孩子等家喜等了多年，等不到他，决定这个圣诞节我们自己去玩。两个女儿不停地问我，“妈妈你没事吧？”我心里沉重而迟钝，像跌入了一个梦境，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从夏威夷飞到了波士顿。在波士顿我把消息告诉了我最要好的、像我的妈妈一样一直关心我的朋友Carla。Carla说，他们一直都在盯着他是吗？他们早就想找理由抓他是吗？这次他们终于找到理由了？但找的是什么理由呢？
按照中国法律，人被拘留24小时之内，家属应该收到通知书，告知家属羁押的原因、地址和法律依据，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收到。两周后律师收到的一份不予会见通知书是家属和律师直到6月23日前收到的唯一一份正式通知书。6月23日我们收到了家喜被正式逮捕的通知。
从家喜被抓到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除了知道他被抓是因为去年12初与一些朋友在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外，仍然不知道“理由”。 这八个月里，他经历了将近六个月的单独秘密羁押，即臭名昭著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八个月里，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而被拒绝。这八个月里，我不能和家喜通信。6月19日，和他一起被抓的三个人被取保候审，他和许志永则被正式逮捕，并转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管辖的临沭县看守所。他的真实名字被隐藏，律师的会见请求仍然遭到拒绝。外界一直没有办法得知他的现状。
2017年全家照。
II
我们一家上次团圆是2017年秋天。家喜2016年10月出狱后马上去申请签证来看我们，但是遭到拒签。直到2017年9月，他才终于获得签证。他让我给他买的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九月、十月正好是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最丰富的时候，他陪着我一一去体验。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律师，但是因为在中国参与倡导人权被强加罪名蹲过三年多的监狱，也知道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们讨论他留下来还是回去，基本上每天都在讨论。但是我知道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要回去的，我不过就是想留他多呆一阵子。我对他这么快回去一直不满。他完全可以待到圣诞节等孩子们都从学校回来。他只要多待两个月，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我们就都可以在一块过了。
我们的小女儿沙沙那时还在上中学。他陪沙沙打网球，到学校去看沙沙打球。但是大女儿豆豆在大学里，没有时间和爸爸相处，他们父女只是一起吃了两三顿饭。
2013年我们刚回到阿尔弗雷德时, 豆豆经历了一段难以自拔的痛苦。她对于爸爸的选择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忽略了家庭责任，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二女儿升大学的时候写入学声明, 也不愿意提爸爸，因为她也很痛苦，不能理解爸爸为什么说爱我们，但又要离开我们回中国。
我经常跟家喜争辩：你为什么要回中国？你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只有神的力量才可以改变中国。你完全可以在美国看着中国发生变化，在这里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他则反复跟我讲他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壤。
住了一个多月后，他开始心不在焉了。他有一种焦躁，急着回中国。他觉得好像再待长一点，就会回不去似的。我当时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中国。我在阿尔斯通公司的同事甚至说，你把他的护照烧了、扔了不行吗？你让他回去干什么？
但是我相信上帝，我觉得他着了魔的要回去，是上帝在选择他，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我在选择他。我记得我喜欢的一个电影《梅兰芳》。如同梅兰芳这个艺术家不属于一个小家庭，而属于社会一样，我也一直有一种感觉，丁家喜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他属于这个社会，他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他不是我能把他关得住的。
家喜在阿尔弗雷德的两个月，我们和Joe, Nancy, Vicky, Emrys, Bonnie, Bob, Laurel, John, Genie等老朋友在一起聚了几次。走之前，我们请朋友们到家里晚餐，给家喜饯行。家喜谈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他出狱后的打算，他的理念，中国为什么要倡导公民社会等。大家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家喜便把他跟我说的又跟大家说了一遍，基本上就是说那是他的土壤，他需要在那里和人接触。
他走的那天，我一个人把他送到水牛城机场搭飞机。我非常痛苦，心里跟刀割一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2018年5月，家喜准备前来美国参加大女儿的毕业典礼，但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海关拦下，被告知他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我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肝肠寸断。我甚至觉得我们这辈子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在教会唱《伦敦德里祈祷》。
III
我第一次来到阿尔弗雷德是2000年8月。订机票时，我把地图放大了好几倍，才在纽约上州罗彻斯特附近找到了这个只有五千人口的大学城。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跟随Dr. Linda Jones读材料科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阿尔斯通公司工作了一年后，2004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中国。2013年在家喜被捕后不久，我带着两个女儿再次回到阿尔弗雷德，在这里安家、工作、生活到现在。阿尔弗雷德是我在美国唯一住过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
教会的朋友们、邻居、阿尔佛雷德大学学生、麦戈文众议员、科恩教授都表达了对家喜的支持。
元旦过后，教会的许多朋友们开始录制视频，对家喜再次被捕表达震惊、愤怒、担忧。
教会牧师Laurie说：“教会所有人都很担心Sophie 的先生的现状，担心他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担心他的基本人权不能得以保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Sophie寻找她先生的下落。” Jami Snyder, Sarah Coty, Larry and Jan Casey, Robert Reginio, Janis Porter, Jen 和Tom Smith 一家, Debbie 和 Rick Steven, Amie Acton, Cathy Rees和教会许多朋友录制了一人一视频 (大多数视频有中文字幕)。Peter O’Connor说的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在美国听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感到非常愤怒。每个国家都要支持人权，我们将持续关注丁家喜先生直到他被无罪释放为止！” Cathy Rees说：“不允许律师会见，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被酷刑和虐待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被羁押，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和平而且完全合法的争取人权的活动。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罗胜春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停止任意羁押！”
教会成员，还有教会主日学校的孩子们, 和我举着自由丁家喜的标语合影。我把这些照片一一放到了推特和脸书上。
一月我和关心厦门案的朋友们在华盛顿见到美国白宫官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官员、美国国务院人权官员。我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在纽约，我见到了民主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吉姆·麦戈文 (Jim McGovern) 先生和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科恩教授。
二月份，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参加的人有各系的教授，学生，教会的朋友，我的邻居。校长Mark Zupan，一位经济学家，也来了。我十多年前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读书时的东道主家庭Joe专门从俄亥俄州开车六个多小时赶过来。和我一起跳舞，一起练瑜伽的朋友也来了。
我讲了我们一家和阿尔弗雷德的联系； 2013-2014年间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中国公民运动；我讲了家喜如何因为和朋友在厦门的一次会面而遭到秘密羁押。
那时，武汉李文亮医生刚刚死于新冠肺炎。他2019年12月底因为警告武汉出现一种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而被医院行政部门以及警察训诫。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医生，但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是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不止有一种声音。” 的确，一个压制言论、压制异见、拒绝透明的国家，它的危害，绝不停止于其国界内。
家喜和李文亮医生没有任何交集，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四月份，《阿尔弗雷德太阳报》转载了改变中国编辑曹雅学2017年和家喜的访谈。那是迄今家喜亲述的最完整的故事了。更多阿尔弗雷德人由此了解了家喜和我的处境。
我的税表差不多拖到了最后一天。我给税务师打电话告诉她我今年家里碰到了难事，拖延到现在。她说：我很理解，因为我知道你先生的事，我看了你的视频，也看到了报纸对家喜的报导，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忙，你真不容易！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
我去交水费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她读了家喜的消息。“如果我能做什么，请告诉我，”她说。
在阿尔弗雷德的日用品小店，店员说她知道我先生的事，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能帮上什么，请别犹豫告诉我。”
阿尔弗雷德没什么中国人，只有主街的街角有一家经营平淡的中餐馆。另外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政府的派员，对我为家喜发声敬而远之。他们中有一两个人对家喜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向我表示要帮我联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打听到家喜的消息。但是后来她告诉我中领馆的答复是：驻纽约领馆的人只帮助在美国这边遇到困难的中国人。我问她：“我生活在美国，我还是持中国护照，我丈夫失踪了，我不算是在美国遇到困难的中国人吗？”她哑口无言。
我们教会每周为家喜和他的朋友们集体祈祷。礼拜后，我们到教堂对面的教会活动中心写信。在纽约州发布新冠病毒居家隔离令之前，我们给烟台市公安局寄出了近60封信。我的两个女儿在学校分别收到了近30封鼓励、安慰、支持的信和卡片。三月底，我把要求无罪释放家喜和他的朋友的请愿信和代表来自美国6个州（NY, CA, MA, MN, OH, PA) 第一批共329个签名的32张签名页寄给了中国公安部赵克志部长、烟台市公安局赵峰局长和中国驻美领馆崔天凯大使。
朋友们在教会中心给烟台市公安局写信。
四月中，和家喜一同被捕的人的家属给家人写来了信。我心里燃起了希望。也许我也会收到家喜的信了。但是没有。我决定开始给家喜写信。我把写好的信用短信发给烟台公安局指定和被捕家属联系的刘警官转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好把这些信公布在推特和脸书上。我告诉家喜疫情如何从中国开始肆虐全球；告诉家喜他的妈妈知道他的儿子没犯罪，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告诉家喜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告诉家喜疫情期间我和孩子们怎么享受工作和生活；告诉家喜我们后院的勿忘我、荷包牡丹、兰花和细葱花如何一一绽放，我希望和家喜分享我们生活里的各种美丽和希望。
IV
家喜第一次来美国是2001年1月份，他带着我们五岁的大女儿豆豆来探亲，住了一个月。我那时学业很紧张，但闲暇或周末时，我就会带着家喜和豆豆去朋友家参加聚会。聚会是阿尔弗雷德的特色之一。阿尔弗雷德的冬天非常冷，雪总是很厚，Joe和 Nancy带我们去滑雪，家喜和豆豆一下就学会了，而且都非常喜欢。我上课的时候，他们父女俩常去滑雪，玩得很开心。
此外，家喜大部分的时间是带着豆豆去听附近村镇各个法院旁听庭审。他很想了解美国的法律体系，了解陪审员制度。他从外面旁听开庭回来，就滔滔不绝跟我讲他的感受。
后来我们有了小女儿沙沙。沙沙出生的时候，家喜带着豆豆过来，在阿尔弗雷德尽心当了100天全职爸爸。
2004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家喜刚刚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不久。那时候他的目标是证明自己可以赚钱，可以成功。这个律师事务所他经营了正好10年，从第一年的200万年收入发展到第十年的2500万年收入，有执业律师20个，合伙人9个，在北京属于中上规模。
家喜是学航空发动机的,也许这里面有一定的联系，他一直对改良治理的细节十分用心。有一些年，他很热衷通过诸如写提案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他在2008年发生毒奶粉事件前写提案）、简化二手车过户手续、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等。这些提议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在他提议后很多年里才部分成为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家喜在那些年里并不是一个过分关心政治的人。他虽然是八九一代（我也是），大学三年级那年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但他对那些年的人权大事基本上没有了解。
这种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他到位于纽约的福德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学院做了一学年访问学者。那时他才开始接触大量自由信息，开始了解中国那些年发生的抗争。用我女儿的话描述，爸爸那时候天天在房间里踱步。前不久，我把他那时写的文章、以及罗列的一些议题从电脑里找出来，我看到，他在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尝试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清理”，探讨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土地私有等这样的内容。
从美国回去后，家喜开始参加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博士和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律师们的定期聚会。家喜有时和我谈他的想法，他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我都很赞同、理解他。对于他的改变，我一开始没太在意。但是当国保（也就是政治安全警察）开始跟踪他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不舒服了。警察经常找他“约谈”，家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接送孩子，受到影响。到了2012-13年，新公民运动开始到街头倡导官员公示财产的时候，国保甚至驻扎到了我们家门外。
2013年春天，家喜辞去了律所主任职务。之后不久，4月13日晚，一群国保突然闯到我们北航的家里进行搜查，然后又去他事务所搜查，之后把家喜带走了。
丁家喜2013年在北京第三看守所。照片由隋牧青律师拍摄。
VI
根据中国法律，公民有通信自由，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其通信受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检查，但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权扣留信件，阻挠通信。我迄今给家喜写了14封信，他们全都没有交给家喜。
根据中国法律，律师有权利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利和犯罪嫌疑人通信，但家喜的律师先后三次要求会见，均被拒绝，律师写给家喜的信也被扣留，没有转交。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律师基本案情和犯罪事实，但至今8个多月过去了，家喜的律师对案情和犯罪事实一无所知。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向家属公开他们申请的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看守监管状况等信息，但是我向临沂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却被告知我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国法律，八月十九日侦查期满，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律师是延长侦查还是移送审查起诉，但是家喜的律师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通知。
为了把一个无辜公民送进监狱，当局把所有的法律程序变成秘密：秘密羁押，秘密审讯，从近年的案例看，下一步他们通常做法会是秘密解除家属聘请的律师，秘密开庭，秘密宣判。如不是亲身经历，我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无耻操控法律到这种地步。
我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石沉大海。
VI
六月到七月，我从非正式途径听到了一些关于家喜的消息。它证实了我最大的担忧：家喜遭到酷刑了。
丁家喜在烟台遭受了长时间剥夺睡眠，噪音整日骚扰，日光灯24小时照射，固定睡姿，长时间固定坐姿，坐在一个安装了铁笼子的铁椅子上接收审讯，不给餐食或者只给极少量餐食等酷刑。专案组不仅从各地抽调了一百多名警察负责看管丁家喜等被监视居住的人，而且不断捕风捉影，试图将案件性质升级。一开始他们试图把案件办成涉枪涉恐，后来又把参会人员参加过的非暴力抗争课程描绘成培训颠覆政权。他们试图把这次厦门聚会确定为非法组织的成立大会。
家喜的律师赵永林律师（中）和许志永的律师梁小军（左）和张磊（右）八月前往临沂，仍然不允许会见。
我通过国内好友向临沂市检察院、山东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最高检、公安部等各级权力机关负责人和部门邮寄了十封投诉。我的小女儿为爸爸发起了一次联署请愿，要求中国司法部门公开、公正、透明审理丁家喜案。已经有来自17个国家的635人签了名。读者，我希望你读到这里，也去签名支持丁家喜，网址是：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大学哲学系教授Emrys Westacott 春天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名为《释放丁家喜》的文章。他写道：“Kwame Anthony Appiah 在其2011年著作《荣誉准则》中写到，以恐怖的妇女缠足传统为例，统治者意识到其他文明世界对此做法嗤之以鼻之后所萌发的耻辱感，对终结此陋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策略，对丁家喜这样的良心犯加以最大程度的公开呼吁，亦是籍羞耻感作为杠杆去撬动改变。犬儒主义者也许会说中国的统治者不知羞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感到需要粉饰自己的鬼魅行径，他们很在意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凡此种种，显示出其某种程度的道德焦虑。此外，对在监牢里饱受煎熬的如丁家喜这样的英雄个体，公开就是阳光，它温暖人心，揭露丑恶，灭杀病毒。”
这一次，我一天也不会停止说话，直到家喜重获自由。
在阿尔弗雷德, 我不是孤身一人。
罗胜春 2020年8月31日
文章来源：中国公民运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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