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后果与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型塑
“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镇压发生在其他一个东欧国家，中国的运动在各国发生转变之后再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历史可能有诸多的假如，“八九—六四”亦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谈及“八九—六四”时就用了以“假如”为名的一节来谈论“八九—六四”的多种可能。但毕竟历史只有那一种事实上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后来又引发许多其他的结果。这里，我们逐一略作分析，因为这些不仅决定了当代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当下中国的现状与困境，也会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远因。
1）元老政治的衰微与权力板块的解体、移动与重组
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以及其中贯穿纠缠的与元老政治相关的权力斗争。对这些保守派来讲，不仅是他们信奉的计划主义教条、他们怀恋，视为黄金时代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模式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可能永远一去不返，而且对那些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元老来讲，他们也担心这种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最终会损害到他们及子女的权益，加之来日无多，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年龄病态的敏感，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对不熟悉的新鲜事物的怀疑，担心自己参加创设的体制被改变，这种种都纠结在一起，本能地让他们对稍年轻一代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反感，警惕，甚至敌视。一有机会便会集结反扑。八九是他们发动的一次总攻击，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历史往往是这样，这场胜利如同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体一样，也已是强弩之末，八九耗尽了他们的能量，在那稍后几年，经八九和“苏东波”的冲击，邓小平退休，南巡，在安排好各自儿女政治上接班、经济上发财后，元老们退出舞台，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的元老政治走进历史。
“保守——改革”的政治结构因“六四”后改革派遭受全面清洗，彻底解体。但因形势所迫，保守派至此也明白，如果不给与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与富裕，他们将永无宁日，权位不保。因此，他们也转向接受“改革”。“六四”后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成为经济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派，但同时所有人也都成为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派。八十年代的那种两极动态不复存在。从一种政治动力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回视八九的政治较量，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包括民间的民主派等都是在这种巨大的两军对垒的力量博弈中被消耗、牺牲掉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一种力量格局的重组，历史踏在他们的白骨之上，进入一个新时期。
经济改革政治上再无阻力，政治改革经济上再无动因。中国的改革至此单腿前进，经济上国家与市场双引擎高速启动，效果耀眼，但就此也逐渐造成严重的失衡。政治人才选拔上逆向淘汰，八十年代那种在老、中、青各年龄层都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已成绝响，具个性、胆识，开拓进取精神不再是受到赏识提拔的标准，以改革为名“招商引资”，当官牟利成为许多官僚的为官之道。官方也有意放纵官员贪腐，以强化、巩固权力集团的内部团结。权贵出身的门阀政治在所谓“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陈云）的考量下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对党（上级）忠诚再度成为一种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六四，象习近平这样的人，尽管四十年前就开始漫长的接班准备，但显然不见得能最终出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其才能或知识，最多在某一省市的领导位置上终其政治生涯。“太子党”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谋取权力与私利，将江山社稷视为禁脔已成常态，权贵结构成型。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曾展示出企图调整政治结构的某些迹象，但后八九时期，依靠赎买分赃笼络精英、换取元老及子弟支持权力得以巩固的江，本身是权贵结构生成的主要推手，显然也很难将有深度的政治改革真正推行下去，改变这种他自己一手打造的权贵结构。至于到胡的时代，其根基有限，且在众多太子党眼中不外是临时的管家代理，最终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做好人，保江山”“不折腾”到点下班的保守政策，权贵结构进一步固化。所积累下的社会不公，各种问题，为习近平这类人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意识形态的困境
整个八十年代伴随权力之争有关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绝于耳，然而八九的巨大冲击和苏联的解体，让这种争论失去正当性。八九前当听到有日本专家不解，遗憾中国“为什么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当意识形态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才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重大损失”的时候，赵紫阳只能慨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呀。”（见陈一咨回忆录）。这大问题在“八九—六四”后，在邓南巡的背景下才得以“不争论”的方式解决。中国进入一个不讲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时期。
世纪初“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给意识形态灌注些新内容的企图，但总体讲，因其含糊其辞，流于空泛，无法挣脱旧的意识形态巢臼，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再造的任务，只是给江泽民构建精英联盟、吸纳社会精英尤其是新兴的经济精英来扩大权力基础做了些理论论证。江泽民时代意识形态上唯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是“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但因不愿直面权力的约束及合法性再造的问题，这方面最终很难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只是局部上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提供了事实上非常不牢固、暂时性的一些条件。
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围绕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做文章，试图在矫正畸形的发展模式及降低社会矛盾方面有所进展，但“六四”后所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指导思想不做根本性的调整下，拒绝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造，所有这些提法就只能沦为漂亮的说辞，和谐很快成为“河蟹”便足以说明这些尝试的破产。至于对外关系上“和平崛起”的提法确有新意，但因自身制度的专制特点，鉴于历史教训，最终也是无法在外界取信与人。胡锦涛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不是官方这些新说辞的推出，而是官方没有禁止、默许的“公民社会”话语的发展。遗憾的是，随习近平的主政，不仅胡时代这些非官方的提法被压制，即便是那些正式的官方说辞也逐渐消失了。
后“六四”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崛起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
3）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六四”镇压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一方面，国家局部回应社会的诉求，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用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赎买社会，九十年代后社会的自由空间加大，但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出现新的紧张，国家的合法性几乎全部依赖资源的增长，但资源的分配制度上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以往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史从来就不只是上层就改革的政策与方向博弈的一部权力斗争史，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农民、市民、商人、干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冒着各种风险、付出代价争取权利的历史。
但“六四”镇压后，这种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基本终结，进入一种上层主导，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阶段，国家对社会时时抱有怀疑、警惕甚至敌意。这种改革当然也可能在一时具有效率，但鉴于近代历史上许多国家类似的教训，这类上层强势主导、缺乏社会互动的改革，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往往是要让国家与社会付出各种形式的代价。
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元老们的子弟都在不同层次获取得了好处。在某些八九的参与者来看，八九的诉求似乎因自由空间的增大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增长带来流动性加大，赋予社会中下层精英某种希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精英收买的政策，向体制内外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倾斜，一种精英联盟得以确立，同时，牺牲农村，将资源向沿海、都市民众倾斜，加上严格的控制手段，使得官方得以成功缓解了后天安门时代因镇压带来的紧张，维系了后来的稳定。
但随后权贵结构日益刚性化，造成对资源的垄断与掠夺，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固化与窄化，社会矛盾持续增加，乃有“维稳”的制度化、系统化出现，延续至今。这种“维稳政策”日渐强化本身说明，后“六四”时代开始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开始面临瓶颈，重心开始向“大棒”倾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需要重新调整，一旦“胡萝卜”产量发生哪怕是相对的递减，政权能支配的资源开始短缺，“大棒”的作用即便重要但效果可能也将受到限制。中国亟待完成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4）后八九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既是中共为“六四”镇压也是多年来为维稳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论据，也成功地让相当一些中外各界人士接受了这种说辞。经济增长与稳定确有关系，但关键是什么样的稳定，怎么达成稳定。而就“八九学运”与稳定的问题，前述我们已经有过说明，这里再强调一次：八九时期，恰恰不是学生要“动乱”，才特别反感官方的定性；学生要的正是稳定，只是这种稳定与官方的稳定有所区别，学生希望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让中国通过制度建设达成长久的真正的稳定。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幼稚到要求改革一步到位，也没有要颠覆国家框架的企图，整个运动的氛围是浪漫富有激情的，但诉求基本上却是温和，有节制的。一些激烈的行为得出现，也是政府拒不回应学生与市民的正当要求，激化矛盾的产物。“六四”镇压后的这种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如此，为何还需要维稳？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多此一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牵涉到诸多内外因素，如因地利之便利用了东亚的产业转移，全球化新的一波浪潮，与经济水平初始低相关的增长高速，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城市化，教育水准的提升等等，我们很难看出，不镇压这些条件怎么就会消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上述提及的事实上不成立的稳定。那些重要的经济决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市场化导向的具体措施设想，比如股市的推出，股份制改革、制定“企业法”，劳动力流动等等，八九前赵主政时代就都已着手落实。江、朱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创意。至于加入世贸，我们现在知晓，如果不是“六四”镇压，中国会远早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前的十年就会加入其前身“世贸关税总协定”（ＧＡＴＴ）了。江、朱时代靠大棒强制进行的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且不讲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给多少家庭带来的痛苦，即便就形式讲，也难认说非如此就不能找出其他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很好地处理经济的合理化问题。更何况那改制当中出现的大规模侵吞集体与国家财产的现象，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权贵化趋势。如此众多的人员被迫下岗失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动荡，其实为侥幸，因正逢经济高增长期，有效地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就业，但中国绝难再有那样的高速增长的机缘，因此如再面临大规模失业，避免社会动荡的机制又何在？至于那时期同时实行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给后来出现的“国进民退”铺平了道路，是中国今天经济结构不合理、权贵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说并不是全部否定江、朱时代推动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些努力，只是要说明，没有镇压，许多本就可以做到。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许多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成功人士或许需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八九的抗争、“六四”流血的一个结果，是官方在大规模镇压后为缓解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象某些人那样因为自己获取的利益反过来为“六四”镇压唱赞歌，那不仅是道义上的堕落，也是某种病态的失忆健忘。要知道，如果中国不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象八九学运中的诉求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也只能在官僚的淫威下委屈周旋，而所有积累的财富也都可能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动荡或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而瞬间化为乌有。而在达成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是需要抗争的，那么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支持，但至少不要向勇者唾液，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奋斗。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了，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是绝对与民主法治的进展分不开的。
没有人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的代价与是否可持续，就本文讨论的题目来讲，是经济的发展与“六四镇压”的关系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不进行镇压，经济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何在；相反，或许我们也可设想一个没有“六四”镇压，一个速度与结构更合理，更稳健，更有持续性，社会也更加平和的发展。“六四”镇压一方面就中共后来让渡的空间来讲，是从一种负面后果的角度，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条件；但同时，也因为镇压造成的扭曲，也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内含了相当多的问题，是现在经济面临困境，结构不合理，质量无法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日韩台等社会，即便是威权时期，也依然保有些工会、社会团体、司法上的相对独立，新闻上的有限空间，政党也没有宣称要“永续执政”，后来更是逐步政治上开放，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搭建了制度协调框架，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执政者通过选举也完成合法性的再造，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呢？是否会象一些国家一样，都经历过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腐败、权力肆虐不受约束而导致人们反抗，社会进入动荡，长期的停滞、衰退，（从拉美到亚洲、非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印尼、再到近些年的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还是将东亚模式走到底，进行政治调整，这将是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了。须知，用二三十年的荣光、成就来判断历史，评价某种模式是很难成立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初苏联辉煌的时代，有多少人想到那只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时人也曾有多少用当时的所谓成就来推论其体制的长久和优越，最终却徒留笑柄？伊朗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在看着因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繁华时想到过数年后自己要仓皇出逃，客死他乡？政治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的问题最终只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用某些国家转型后出现的麻烦来证明不该转型，可谓是最愚蠢的讳疾忌医，鸵鸟之举。事实上，所有造成后来转型不畅，困难重重的原因，大部分都在植根于转型之前而不是因转型本身。越早启动改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梁启超曾言满清九年宪改不如期实现，则九十年中国政治也难见清明，可谓一语成谶。是脓终究要冒，只是什么方式而已，这是显见的道理。以这二三十年“六四”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镇压的正确，可谓言之过早了。历史会揭晓一个最终的回答的。
5）超越性的文化诉求丧失
八九前中国的改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带有一种超越性目标指向的。比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化热与“河殇”，旨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的文明走向与制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六四”镇压后的三十年，就官方主张的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来讲，这种面向基本消失或很薄弱，所谓“民族复兴”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六四”镇压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者１９９３年在台湾“经济日报”的一次座谈里称之为“经济文化大革命”，造成扭曲的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诞生，不仅只是涉及年轻人，也是中老年人中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出现的那种争取个人权利与对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某种平衡消失。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一概而论，仍然可对这个古老民族深藏的那种在危难时候会焕发的担当精神抱有期望，但不能不承认，经“六四”屠杀及物欲至上流俗的泛滥刺激，中国的道德溃颓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犬儒现象的普遍化与道德的崩塌，三十年来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价值在官方的鼓动宣传下，对一些失去价值参照、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讲，成了解脱心灵困境，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速效药。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已在中国略见端倪，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需要再次确立具有超越性的、富人文价值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目标，以避免坠入深渊。
6）“六四”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八九—六四”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给已经衰颓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体制最后的致命一击。在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场面面前，那个体制最后的一点道德色彩也脱落殆尽。文革后所披露的事实，已经让全世界的毛式左派受到沉重打击，从拉美到欧洲，从非洲亚洲，八九镇压让他们彻底丧失对中国的幻想也失去其在各自社会里的道义合法性，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那种中国革命神话终结。中共后来所试图重建的影响力，说穿了完全不再是依托先前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堂模式，世界革命论述，而是靠放弃这些，重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不是共产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及其赢得的资源，才是北京后来重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当邓小平还念兹在兹，兴奋不已地精心准备，将八九年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中苏两党恢复关系当作他人生另一个伟大时刻，最重要的成就时（关于这一点，各种相关回忆都有披露），他或许没想到，他对八九运动的镇压决定，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东欧、苏联的剧变，也让那两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归零，两国关系的改善显得微不足道——体制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俄国，显然不会再继续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六四”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与制裁，尽管美、日某种意义上踩了刹车，但依然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只是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再起，让西方又看到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加之利益的诱惑，制裁才缓和下来，但迄今有些制裁措施依旧存在，如欧美在“六四”镇压后制定的对中国的武器禁售主体部分依旧没有解除。多少年过去，中共领导人以为西方或这个世界已经淡忘“六四”，事实上那只是假象，记忆仍然深埋在那里，只要一天“八九—六四”没有得到符合正义的对待，它就依然会在那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北京政权的性质。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卡达非之流也没有忘记：当利比亚群众开始抗议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主意就是要将群众抗议的广场制造成大流血的“叙利亚天安门＂！如果不是“９１１＂后一波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浪潮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国恰当地表态站队，或许美国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早已不会再有后来本世纪前一段的发展。
“六四”镇压造成的世界性反弹以及稍后的东欧剧变，让邓受到巨大的压力（请注意已公开披露的有关他在东欧剧变苏联跨台后一些表现，“思考良久”等等……）他“六四”镇压前可以自信地下决心镇压，告知他人不必担心“外国人会回来的”，他说对了，图利的商人们是回来了，但他没说对的是——那是要有某种内外部条件和前提的：中国要显示要继续改革，要融入世界与尊重基本的法律秩序，权力要逐渐透明，保护私人产权，不搞永远的国家垄断……对外，不与西方为敌，不想压垮美国争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在战略上存在另一个直接威胁西方的对手，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具有价值，等等。当邓说那句话时，他可能预见到美国为对付依旧存在的苏联，为大局着眼，是不会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当时的架构，尤其中国如果把“改革再干起来”（“六四”镇压后邓不断强调的观点）的话。但苏联的垮台或许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以往，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才能取信美国，靠经济增长拉回外国人了。这也许是他没有对外明言的促使他南巡的另一个考量。
尽管有新一波对外更大的开放，包括因镇压晚了十年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自“六四”后开始强化的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与宣传一直以各种方式依据形势时强时弱地延续着，担心出现苏东的局面，这一直象一个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脑际。虽然对那些毛左—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反西方说法也有所压抑，但整体上，“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话语、“抗日神剧”开始泛滥，受到官方的鼓励，反西方的各种民间斗士、愤青、小粉红们层出不穷，以爱国名义获取某种政治正确性及自我的心理满足，挟持、影响着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至习近平主政后，这种反西方的民粹、民族主义话语日渐与官方主流话语合流。这当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有关，但回顾三十年后“六四”的演变，其中也还是有其清晰的脉络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要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又会怎样看待中国？
6) 台、港、藏关系的转折
“八九—六四”对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处理来讲影响深巨，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八九运动”有正面作用，促进、强化了人们对大陆、内地的关注，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让一些人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的回归、统一的恐惧与拒斥降低；但最后的“六四”镇压后果却是灾难性，永远无法弥补的。就西藏问题来讲，因对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推动的民族政策抱有好感，流亡的达赖与北京之间关于达赖回藏的谈判紧锣密鼓，后因胡耀邦下台，计划流产，但如果继续当时的其他改革政策，给与胡耀邦恰当的肯定，即便胡不在其位了，达赖在某一时刻回到西藏是完全可以期望的。八九年春北京爆发抗议前一个月西藏发生的藏人抗议，受到镇压，为那年后来学运爆发后北京、成都等地的镇压开了先河。之后在全球对“六四”的抗议声中，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政治上的强硬立场也日益体现在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更加强化了青年藏人激进抗争路线的正当性，让达赖的中道路线受到削弱，西藏问题解决遥遥无期，且不容乐观。
香港自中英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过去逃离中共统治来港定居者，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切肤的不信任，面对“九七大限”，准备离开香港。是因中共当时一系列真诚的承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展，让人们重燃希望，增添了信心。——中国都在向香港的生活方式靠拢，我们又何必担心北京的接管？（邓小平当初所谓香港“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到那时中国更象香港，还是香港更象中国呢？）作为总理赵紫阳给香港学生的亲笔回信，就回归后香港人民民主选举权利、逐步落实直选做出保证，也给香港人以极大的信心。而这一切，都随“六四”枪声彻底改变！
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再次被唤起。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成为北京对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后来有关设立控制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的法律的设想，相信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可能就成为北京的一个设想。北京与香港社会的互信因“六四”而瓦解。八九运动间“民主歌声献中华”（从这名称上也可看出：对那时的港人，热爱中华与民主是相连在一起的）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５月２８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竟有破纪录的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这些都显示出，香港人将“八九”与他们的命运、与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与他们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连接，三十一年来年年维园“六四”纪念的烛光之海，已成为世界政治图景上一个独特感人的风景。后来那些被北京称为“西方的走狗”，“反中”的民主派人士，事实上过去都是亲中派（如司徒华、前些日子因参与民主运动遭港府逮捕的大律师李柱铭都曾是北京信任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在“六四”的血腥镇压后，因道义做出抉择，站到反对批评北京一方，成为“港支联”的组织者，领导者。从香港前些年“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作为主体的年轻抗争者，都是在纪念八九的记忆里完成他们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者。而他们本既没有什么“港独”的说法，也无这种意识与行动，但在北京一次次令他们绝望的拒绝与打压后，因官方歪曲报道而产生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维护自由的抗争的误解让港人感到情感受伤后，香港的独特认同一步步得到强化，让香港人与大陆日渐疏远。虽然九七后北京本可有机会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诺言，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走到今天制定“国安法”让自由的香港消亡的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肇因，一个趋势从八九年开始就埋下。
至于两岸关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和平统一”曾经是邓参与定下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建交，１９８６年台湾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的解冻，热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大陆在国际上赢得很大声望，加之在美犯下的“江南案”，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他们决定开放党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让台湾以政治开放再次赢得国际的好感与支持。八九前，陆续有台湾各界人士包括记者访问大陆，对大陆的贫困感到震惊，但又对因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活力对中国充满希望。八九运动期间，台湾朝野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大陆民运声援支持。“六四”一枪，不仅打碎了很多人因中共改革对中国燃起的希望，也唤醒了与国民党长期反共、恐共教育相连的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恐惧。
看看两岸今日之紧张情形，读马英九去年“六四”三十年时写于脸书上的这段话，岂不让人感慨万千：“令人感触的是当年民众曾经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３０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折点”。
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八九已经远去，但八九依旧活在今天，这不仅是指八九留下诸多问题如如何对待死难者与伤残者，还他们应有的正义，也包括八九提出的诉求依然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基本课题：看看当初提出的那七点要求，除提高教育经费等不再是当务之急，哪一条不依然是中国当下所需要急迫认真面对的？就讲官员及家属的财产公开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世界上文明国家所都有的惯例，而仅为这一条，最近这些年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因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锒铛下狱？象中外历史上有过的许多经历一样，中国要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首先就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承载着历史不公的记忆原点，象履行一个真正的葬礼仪式那样，回应死者和幸存者的诉求，安顿冤屈的亡灵，再出发，重建社会的共识，完成历史的转型。
一个人与一个社会都需要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死亡与再生是人类恒久的主题。１９８９年中国那场屠杀造成不公正的死亡，只要一天对那些死亡者、那些受到权力的伤害者不还以正义，中国就无法完成一种道德的重建，就掀不开新的历史一页。是的，所有人都感到，邓开辟经江、胡承续的时代已经落幕。有人遗憾、惋惜，有人高兴、欢心，各持各的理由。这种局面显示，“六四”以后破裂的有关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共识不仅不复存在，且更加分裂。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旧式的共识可能永远一去不返。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让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以邓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的原因，植根邓路线本身，是邓时代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其中，最关键问题就是正义原则的弱化或缺失。公民，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其权利是不完整的。正义取决于权力。事实上，当邓自己推动告别毛时代时，他自己所赞同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正义——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那样一个重建正义的时代氛围里，中国人才充满希望地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但邓自己后来却忽视或者说背叛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里，人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党与国家的官员，也仍然都只是他属下的家臣。“八九”成为“六四”的结局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六四”开启的时代本身就是扭曲的、不平衡的，注定要在发展的同时累积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领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去继承邓，超越邓，最终也是完成邓——完成改革。但另一种可能是，累积的问题为一种混杂着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登台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恰恰做了这种选择，他用重拾毛时代的做法来修改邓时代的问题。邓的时代，人享有的自由是局部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来诸多严重弊端，但这种不完整、局部的自由毕竟较毛时代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全部剥夺更具进步意义，也因此是造就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习近平以削减自由来因消除局部自由所带来的问题，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措施来纠正因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最终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面对习对改革的反动，出于策略性考虑，赞扬邓提及邓改革的功绩及路线来抗拒习近平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忘记，习的出现说到底也是邓的路线做的铺垫，是邓的不彻底的改革路线，不仅造成“六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讲，也为习近平新毛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中国要找到未来真正的出路，就必须检讨、批判、超越邓的改革路线，突破邓的框架，才能真正抵制习的路线，让中国获得新生。
造就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已一一不复存在，今后的三十年前途模糊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但观察这个国家能否新生，能否重建希望其实也很简单——端视人们与精英层都能否重新正视八九的诉求与遗产，以八九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用“民主与法制—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建立一种权利意义上的共识，一种宪政意义上的共识，容纳多种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尊重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让重建正义与尊重权利成为新时代的民族共识基础。舍此，如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作为构建新的共识将是极其危险的。世界范围内，民主正经历一些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不平衡的全球化刺激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但中国人或许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解决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任何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纠错机制，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执政集团的纠错，更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允许公民的意见表达，提供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类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制度，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以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而设立的制度，因此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不理想的理想制度。威权体制会消减人民一时因种种问题、危机引发的恐惧，但威权体制也注定会造成更大的恐惧与危机。
追求自由与尊严，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亦是如此。三十年前北京的学生与市民们所作的努力、牺牲，成功与失败，也是这长长的故事中的一页，这故事没完，会有新的篇章。只是祈望，那篇章里不要再有更多的眼泪与鲜血，有更多的欢笑与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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