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不公平、压迫性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多民族冲突的最大的原因

随着经济的腾飞，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在民主和人权领域采取的种种政策却广引非议。在香港，北京不顾“一国两制”承诺推出国安法、；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的行动仍在继续；在西藏，加紧“中国化”进程；在国内，噤声不同政见者。。。今年10月1日，中国迎来建政71周年之际，全球的人权组织纷纷动员，在世界各地举行了集会示威，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做法。如何解读目前中国的局势以及十一大游行活动，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这次全球抗议活动的意义？

廖天琪：这一次十月一号全球等于是连线一样地举行了抗议活动，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现象。因为一般来说，全球连线做这类活动只有在每一年六四这样重大的日子，或者是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样的日子。但是这一次，十月一号，大家可以说并没有真正地事先连起来，而是不约而同的。不论是在澳洲的悉尼、还是在纽约、或者是在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的海牙，甚至于在日本、香港，都有这种活动。

我参加的是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抗议活动。一共有12各不同的人权组织参加。大家都聚集在中国大使馆的前面。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况，说明现在中国对内、对外的政策，特别是它对于少数民族的打压政策，以及对台湾和香港的高压，已经引起全球中、外人士的愤怒，而起来抗议。我们这次抗议的口号是：Resist China – Freedom Now! 抵抗中国，现在就要自由。我认为这说明很多、很多当前局势的问题。而且大家确实是一心一意地要维护自由、民主的共同理念。

法广：中国在香港推出国安法之后，香港局势急转直下。迫使许多有志之士选择逃离。当局便加紧镇压，几乎每天都要传出投身民主事业的人士遭到逮捕或镇压的消息。但是，香港的自由社会不畏高压，仍然呼吁民众在10月1日上街举行“十一国殇，六区开花”集会，表达各种政治诉求。您对香港目前局势作何评判？

廖天琪：我觉得非常高兴，在高压之下，香港的民众依然在十月一号这一天上街做这样的抗议活动，在各种各样的高压之下，他们也不考虑个人的风险，还是去继续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有很多的人必须要躲避，也许是因为他们参加过抗议示威活动或者是参加了各种其他的活动，或者是发表了言论。如：有12名香港的年轻人想到台湾去寻求政治庇护，结果后来被抓捕了，现在已经被送往深圳，在那里等候判决。而且据说他们的家人和律师都不能够探访。这是令人非常、非常震怒的事情。因为他们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大陆人，他们如果违反了香港法律，应该由香港政府来决定。结果他们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另外，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一个组织-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先生也在前些日子被逮捕。指责他有煽动言论。真的让人感到非常地愤怒。因为国安法从七月一日公布并立即实施以来，香港就变成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虽然大家依旧十分勇敢，参加香港十月一号的抗议行动。我们也知道，黄之锋被抓了，后来又放了。所谓抓抓放放，事实上就是要吓唬人。吓唬这些异议人士、吓唬一切愿意表达自己自由意愿的人。

我们也知道，国安法是一个恶法。给了香港当局的警方一个借口，他们利用这个法律就可以对任何人下手。不管是对普通的作者、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以及任何发出不满声音的人，以及参与抗议活动的人，他们都可以下手。你举一个“光复香港”的旗帜，他就可以给你加一个“煽动”的罪名，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恨的现象。另外，香港的地区选举被推迟整整一年，这也是引发大家不满情绪的一个做法。总体而言，香港的局势不容乐观。但是我们看到香港人这么勇敢地站起来反抗，我觉得希望一定还是存在的，而且他们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法广：除了香港，还有西藏和新疆问题。西方媒体和一些研究机构不断揭出新疆劳改营、新疆大批穆斯林清真寺遭毁坏或拆除、以及北京加快西藏的“中国化”进程等做法，均遭到北京否认。面对强势的中国，国际社会似乎毫无办法。您认为，北京的种种“民族”政策能否长久地推行下去？

廖天琪：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和平，往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民族，他们受到了压迫、受到了迫害。于是他们起来反抗，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自决权，而造成了不断的冲突，暴力冲突，甚至于战争。以中东地区冲突和以前属于苏联的一些地方（无论是车臣，乌克兰，还是白俄罗斯）为例，都是因为压迫，那里的人们起来反抗。那么中国政府，共产党统治以来，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在中国的不同的族裔，实行的这种民族政策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按照中国的宪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让所有的民族和平相处呢？孙中山先生当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他就提出“五族共和”这样的理念。

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他们虽然表面上说，这是一个多民族，我们大家要和平相处，事实上他们走的完全是相反的路。他们不断地打压欺凌剥削不同的民族，包括西藏。达赖喇嘛流亡超过一甲子了；维吾尔的宗教、语言都遭到迫害、镇压。现在内蒙古、南蒙古，曾经一段时间曾经享受到一点点的自由，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学校里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最近在南蒙古小学和初中的学校里面，教学都必须采用汉语。所以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压迫性的民族政策，是造成中国境内多民族发生冲突的最大的原因，是北京中央政府错误的政策引发的。

同时它对香港进行的压制，对台湾又不断地文攻武卫，现在已经发展到直接的武力威胁。虽然香港跟台湾，同大陆的人没有语言、文化的区别，但是你这样地压迫他们，一定是制造仇恨、制造纠纷，甚至于制造成暴力抵抗的原因。中国的这种少数民族政策绝对是错误的，是走不远的。要真正地让民族和平相处，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共存、共荣的。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同化他们，把异族人都变成汉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它违背人性、违背伦常、违背政治伦理。

法广：中国国内也不断传出异见人士遭到镇压的消息，甚至如任志强这样的红二代人物也难逃惩罚，可谓“顺者猖、逆者亡”。这种高压政策的背后掩藏着什么？

廖天琪：最近最大的案子就是任志强被判重刑十八年。任志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红二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商人。他属于红二代，事实上就是属于体制内的人。那么，体制内的人也起来反抗，这是相当能够警惕人的一个现象。除了任志强以外，还有一位叫耿潇男 的女士，她也属于红二代。因为她反对这个体制，结果也受到打压。红二代代表的是一种已经取得了既得利益的中共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的人，他们不再认同中共的统治方法，不再认同习近平的这种高压政策，他们起来反抗。任志强用的是非常犀利、非常尖锐的词语来描写习近平，习近平政府当然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整个的事情就显现：中国的红二代、也就是说，中国体制内有相当强的声音是反对现在既有的政权。这个声音不是个人的，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潮流，所以值得我们注意。

法广：最后请介绍一下您在最近创立的“欧洲之声”的情况以及目的？

廖天琪：我们“欧洲之声”是最近创办的，是今年夏天八月份的时候正式成立的。我们创会的七个人，其中包括律师、德国的公职人员、教师、还有我的同事潘永忠（田牧）先生。我们为什么取名“欧洲之声”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因为潘先生和我，我们都出自于笔会，我们是属于独立中文笔会的，也是属于国际笔会的。我们最高的宗旨就是言论自由。我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不民主的专制体制，言论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特别是在专制政权之下，没有监督、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治，政府的权力就是一头猛兽，没有人能够控制它。我们刚刚提到像任志强这种人，他就是发出声音来，结果是坐牢。他还算是红二代，其他的，没有这些政治背景、没有一些保护伞的人，他们发出声音来就更危险。我们知道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欧洲之声”成立了以后，最高的一个宗旨就是：free the words: 让文字、让语言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即 “欧洲之声”网站。网站报道最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动态，我们也为所有写作的人、不管是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海外的华人，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平台、发出声音的一个平台，任何人都可以给我们投稿，这就是我们“欧洲之声”的大概情况。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