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又有武汉市民向武汉市政府提起诉讼，状告疫情初期仓促下达的封城令违法。另外，有追责人向政府申请疫情期间信息公开也遭到拒绝。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司法体制不独立，公民无法追查政府渎职的责任。
湖北武汉市民姚青10月22日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武汉市政府在疫情初期仓促下达的封城通告违法。1月2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关闭所有出入武汉的交通途径。2月10日第12号通告生效，封锁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
姚青告诉本台，一年前，她因为武汉城市建设造成她的住宅损毁一事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在维权过程中她的手臂遭到工作人员拉扯而受伤，不得不进行理疗来康复。姚青说，她此次状告武汉政府封城令违法是因为在武汉封城期间，居委会和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互相推诿，她多次申请外出就医均被驳回，给她的手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当时给江岸防疫指挥中心打了电话，当时给我的回复是没有车送你，也没有医院可以做理疗。由于封城期间我的手不能做了理疗，导致现在手的伤害很难恢复了，我工作也没有了，生活也有很大的困难。”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通告，在医疗资源、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关闭所有离汉通道。此时距国家卫建委确认新冠病毒肺炎为乙类传染病仅过去三天。封城期间，武汉市民生活物资短缺、物价暴涨、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的情况屡见不鲜。
姚青说，在被迫关在家里的两个多月里，采购食材和生活用品只能依靠社区工作人员。然而由于人手不足和工作效率低下，居委会只给她采买过三次，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本台持续跟踪报道的武汉市民张海也在坚持为他因政府渎职而去世的父亲维权。疫情初期，因武汉政府瞒报疫情并打压真相，张海的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返回武汉就医，随后在医院中感染新冠病毒身亡。张海告诉本台，他于10月19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疫情期间“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的公职员姓名及职务”。在10月30日他收到政府回执，申请被驳回，回执称“所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畴”。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在公共健康受到威胁时，政府有权依法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公共危机蔓延，但不应以牺牲人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采取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部门有权力这都应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中国的做法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极端的，很多国家有封城，但会保障最基本的公民的日常需求，在执行时也不会像中国一样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极其严重的侵犯。”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第二次爆发，10月29日德国和法国几乎同时宣布将实施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封城，以应对疫情挑战。但对必需复工的人员和公共医疗并没有收紧限制。而此前在中国疫情高峰时，多个省市的居民家中门窗被贴封条，严格限制外出。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主席陈忠和3月告诉本台，他的弟弟陈和建因在武汉封城期间外出遭到多名管制人员殴打，最终颅内出血死亡。
滕彪表示，虽然中国有很多现行法律和程序是一种进步，但基本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没有任何改变，一党专制体制最终决定了公民无法向政府追责。
“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果和政府有关或者其它的敏感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决定是否受理，也没有权力做出最后判决，这完全是一种政治操作。”
政府和司法部门对公民维权案件的消极处理使姚青丧失信心，但她表示会坚持追责。
“我看到之前也有另外的武汉市民起诉政府，都被拒绝和公开，我相信我的案子也会被一样处理。”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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