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中国东部被一片极为庞大的雾霾笼罩，不少城市的细颗粒物(PM2.5)浓度连日爆表。几个月后，国家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国准备向污染宣战。六七年过去了，中国的空气质量似乎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美国公共卫生问题专家黄严忠周二表示，虽然中国近年来在环境治理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国的政治体制阻挠了更彻底的改善。
2013年冬天的雾霾如此严重，成为了中国著名媒体人柴静一年后推出的《穹顶之下》纪录片的引子。没过几天，这部影片就被中宣部全面封杀。尽管如此，在亿万中国人看来，空气污染早已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因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正时刻受到侵害。
就在民众的积怨几乎要达到沸点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的一场人大会议上表示，中国“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并公布了限期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违法偷排监管等一系列政策和计划。六年多过去了，中国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前五个月，有120个城市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达标城市数量同比增加两成。一些国外学者通过研究数据后发现，中国的总体空气质量近年来确实明显好转，但不少人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包括那些因家中煤炉被紧急拆除而受冻的居民。
治理成果保得住吗？
不过，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周二在一场新书讨论会上说，尽管“运动式”环境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当局可能无法保持这些进步。
“由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仍然基于绩效、而非法治，当局依旧非常重视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这继续给维持地方经济高增长提供了动机。”
黄严忠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这场活动上，介绍了他两个月前出版的新书《有毒的政治：中国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当局的挑战》(Toxic Politics)。在这本书中，他将环境危机称作当代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也就是致命弱点，并指出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污染问题，这将在未来数年内拖累其经济发展，并可能会引发内部动荡。
香港中文大学两年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单单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和粮食减产，就可能让中国经济每年遭受267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黄严忠也表示，环境问题近年来直接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算上非致命疾病的代价，中国可能会蒙受高达其GDP的18%的损失。如果再算上水和土壤污染的代价，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更高。”
疫情或将减缓环境治理进程
黄严忠近期还在《纽约时报》发文说，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北京当局出台的更严格、更集中的执行措施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了重大实质进展。他提到，中国的钢铁产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连续两年下降，但自从2017年以来再度回升。不但如此，当局看上去也在尽力弥补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据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发放的火力发电厂建筑许可证比前两年整年都要多，而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到了今年五月时，中国四种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
黄严忠在会上指出，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可能会以牺牲一些环境优先行动事项为代价。
“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可能会威胁到当局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果，因为地方官员希望弥补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月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也就是净碳排放为零。但一些国际能源咨询公司和机构随后表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能需要投资数万亿美元，而中国现在又计划提升燃煤发电能力，与这个承诺是“相互矛盾”的。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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