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从《河殇》到《中国》- 从自由到专制的蜕变

《河殇》、《走向共和》、《大国崛起》、《中国》：四个时代的四面镜子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创作自由不断衰减，文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持续枯萎。如今，中国已是“道路以目、莫谈国事”，连只“谈古”而不“论今”都不太可能。用奥韦尔的说法，“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现在与未来”，统治者不会让民间掌握历史的叙事权。

一九八零年代，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思想解放的年代，尽管仍然需要“戴着镣铐跳舞”，但毕竟有了跳舞的空间。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是电视政论片《河殇》——一九八八年五月底，《河殇》由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到了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可不可以回放？总书记赵紫阳说：“我看，可以回放。”后来，地方台又多次回放，观众加起来超过一亿。《河殇》总撰稿苏晓康回忆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下了一个红头文件，组织全市干警学习、讨论《河殇》。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处干部到苏晓康家找他，请他去市公安局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话，做学习《河殇》的辅导。苏晓康说，去讲话不合适。对方说：“我们政委说你应该去！”可惜，六四屠杀的枪声让《河殇》对蔚蓝色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呼唤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走上一条鬼打墙式的回头路。

二零零三年，央视播出了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史观并未超越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却与中共的马列史观略有差异，比如对晚晴洋务派持相当正面评价，对义和团有若干批评。此时已是胡温执政，但这部电视剧可看作江泽民时代的尾声。极左派学者张海鹏向胡锦涛写告密信，除了斥责该片美化慈禧太后、李鸿章等满清统治者及误导观众，认为今天中国还不是共和、还要走向共和之外，信中特别透露说：“此剧是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的，拍成后先在湖南电视台播放，但未能造成很大影响。后来经过宋祖英介绍，中央电视台播了，这一下影响就大了。”在中国，谁都知道江泽民和宋祖英的关系，宋祖英向央视推荐，意味着江泽民向央视推荐。《走向共和》符合江泽民的思想脉络：要洋务，不要维新；要船坚炮利，不要民主宪政。但另一方面，江泽民与党内毛派、极左派的分歧，如同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对峙。

到了二零零六年，央视播出十二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体现了胡温的政治思路。这部片子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总结出“大国崛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人民意见统一、力量集中，靠文化洗礼来决定政治方向，拥有优渥的经济能力，利用科技优势。左派抨击说，该片“对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掠夺的罪恶历史‘隐恶扬善’”、是右派‘主流精英’们忽悠老百姓的新手段”。该片总策划、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辩护说，《大国崛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让中国人建立一种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以理性、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新制度和社会利益分配的新形式。“中国观众只要能领会和学会‘妥协’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胡温确实将“妥协”作为其关键词。到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万国来朝，胡温好不得意，“大国崛起”成为中国的愿景。但正如电视片《大国崛起》之局限，中国版的“大国崛起”只有全球化、商业贸易及国家主义，而没有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位置。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是习近平时代天朝主义的缩影

到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时代，不要说《河殇》早已成为广陵散般遥远的绝响，就连《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的那一丁点创作自由和思想空间都荡然无存。习近平时代的镜子，就是所谓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它号称“汇聚国内顶级纪录片制作力量，耗时五年之久，以电影级质量、独特新颖的视角，弘扬中国文化数千年之精髓，呈现出一个气势恢宏的史诗中国。”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在湖南卫视及视频网站端芒果TV 播出后，已有上千万观看人次，是近年来收视率最高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不少年轻人留言说：“要是早几年有这种纪录片，我的历史也不至于不及格了，天啊！”、“终于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纪录片了！” 

该片主创人员宣称，该片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创作《中国》最根本的初衷，就是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换言之，《中国》表面上以人物志的方式讲述从孔子到李世民等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们的故事，实际上传达儒法互补的、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天下帝国主义，并从中为习近平的统治寻找历史演化的正当性。

电视片《中国》吸纳了部分西方最新历史研究成果，比如承认唐王朝是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农耕文化的融合体，是多民族的多元化帝国；但在最根本的历史观上，它仍坚持儒家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在名为《融合》的第八集中，此前被正史评价不高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成为主人公。片中高度评价拓跋宏的汉化政策：下诏要求所有鲜卑人服饰、髪饰与汉人统一；将汉语作为“正音”，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汉语；设立国子学、太学，教授礼乐文化等。电视片用煽情的解说词总结说：“他将鲜卑文化的河流，汇入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融合。从此之后，以汉为主，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拓跋宏留下的火种，将在数十年后，照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之局。”

其实历史真相是，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失败了，北魏帝国陷入南北纷争，仅维持数十年即土崩瓦解。他使得鲜卑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可称之为“自我灭族”。历史学家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前度与其家庭悲剧》一文中指出，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引发维持鲜卑民族传统的力量的反弹，这些力量聚集在其年幼的太子拓跋恂身边，企图夺回政治控制权。拓跋宏发起反击，将不到十五岁的太子废掉并赐死。逯耀东评论说：“孝文帝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曾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牺牲自己王位继承人，而且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接受另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投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就这种文化的本身而论，总是可悲的。”

拓跋宏将鲜卑话称“北语”，将汉语成为“正音”，价值判断不言而喻。《魏书》记载：“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电视片肯定拓跋宏的“语言统一”政策，醉翁之意不在酒。

语言不单单是语言，语言背后乃是政治。拓跋宏的做法，跟当年国民党在台湾强行推行国语、打压台语如出一辙——在学校不慎说了几句台语的学生，脖子上被挂上侮辱性的牌子示众；自称虔诚的基督徒的蒋介石派遣军警闯入长老教会，没收并焚毁台语圣经。今日，中共政权在内蒙、新疆、西藏等地强推汉语教学，削减乃至禁止当地的民族语言教学。二零二零年，内蒙古的蒙古人奋起反抗小学三年级起取消蒙语教学的语言歧视政策，有蒙语老师以自杀抗议，有电视台主持人辞职，有警察拒绝抓捕同胞，一向沉寂的蒙古人在全球展开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中共借赞扬拓跋宏的激进汉化政策来为其民族同化政策背书，这种“资治通鉴”式的宣传，最后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