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玮平律师妻子陈紫娟：当我的丈夫常玮平被控煽颠以后

我的丈夫常玮平，中国人权律师，代理多起信仰案件、拆迁案件、平权案件(HIV，性别、LGBT）。因参加“厦门聚会”，2020年1月被陕西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2天，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后取保。2020年10月22日，再次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杳无音讯。

2021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常玮平被第二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经102天了，他的案子被陕西警方侦办一年零二十天了。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年多来他和家人所经历的一切做个记录。虽然我们命如蝼蚁，但我们揭露真相绝不停息。

(一)祸起聚会 

2019年12月27日左右，他突然跟我打电话，很着急的说因为去厦门参加聚会，他的一些朋友被抓了，他要躲起来了，让我保重。并把他所有的银行卡寄给了我，让我照顾好家人，说了一声“爱你”之后挂断了电话。大概躲了十几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看大家好像都安全了，他也没做什么事，要不就别躲了，出来吧。我跟他说，还是再等等吧。没想到，说完这话两天之后(2020年1月12日)他就被抓了。噩梦开始了。

2020年1月14日上午，宝鸡高新分局给我打电话，告知：常玮平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要了我的通信地址，要给我寄通知书。可是一直没收到。我给宝鸡警方打电话要求寄书面通知，他们回复说口头通知就可以了，领导说不寄了。再后来就不接我电话了。至今，家属没有收到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书。 

(二) 老虎凳上的十天 

2020年1月23日晚上，他突然被取保了。但是他在这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严重的酷刑。他被关在一个宾馆的地下室，连续10天警察把他铐在老虎凳上，除了上厕所，都在老虎凳上坐着，导致右手拇指、食指至今麻木无知觉。他的双腿肿了，疼的他哭，他要求就医，但是警察跟他说，他们有经验，像他这种情况，还不需要就医，死不了，被他们铐了一个月的人都没死。每天只是中午给他吃一碗面条汤，晚上给他吃一块鸡蛋大小的夹着辣椒油的冰凉的馒头，每天饿得他头晕眼花肚子疼。警察和公安局从外面花钱雇来看守他的人则故意坐在他身边吃饭喝水吃零食，常玮平被馋的要发疯。

每天晚上，那些雇来的看守他的人就在看管他的宾馆的房间里面打牌、吃饭、喝酒、抽烟，故意大声喧哗，吵得他没法睡觉。实在困极了趴在桌板上，就立刻被叫醒坐好。他坐了几天就便秘了，痛苦不堪。警察对他实施疲劳审讯，10天里做笔录16份。 

2020年1月23日晚取保候审时，他父亲说他看起来面容疲惫，脸颊深陷，眼睛布满红血丝，瘦了很多。后来玮平跟我说，事实上，雇来看守他的人就是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对自己的看管对象犯了什么事并不知道。他们说自己一个月也就赚两千多块钱。取保的那天，那些人对他说，没想到他还能走出那个地方，一般他们的看管对象都是要去监狱的。 

(三) 取保了，但威胁恐吓并没有消失 

取保后第三天，宝鸡国宝给他打电话，要求他每天要接电话，汇报行踪，每周见面，汇报思想动态。自此，每天早上九点镇派出所就会给他打电话，让他汇报一天的计划。宝鸡国宝每周要到凤翔县来和他见面谈话。而中国的法律对取保人并没有这些规定。宝鸡国保就是要通过这些方式制造恐惧，让他不敢说出他所遭受的酷刑。

2020年3月的时候，深圳的小学开学了，玮平父母要带小孩来深圳上学的前一天，宝鸡国宝跑到家里来质问他，他父母去深圳为什么没有向他们报备，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他父母不得离开宝鸡。后来他和国保吵了一架，说：“我取保了，难道我父母，我孩子也取保候审了吗？”，最终他父母和孩子才得以离开宝鸡，但是他不能送到机场，只好请别人去送。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恐惧，宝鸡国保不仅限制当事人的自由，他们还会非法限制家属的自由，我怕我回到宝鸡，他们也不让我离开宝鸡，而我的工作在深圳。所以，玮平取保的十个月里，我没敢回陕西。

取保期间，宝鸡国保就是不断通过这种方式给常玮平制造压力。而这种施压在2020年5月份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接管后力度更大了，向曾多次到凤翔找他谈话，这段时间玮平开始变得悲观。2020年10月16日，由于心理压力极大，常玮平录制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他在2020年1月指监期间，被高新分局酷刑的经历，并将该段视频发送到网站上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vDjbHr85k）。6天以后，他被高新分局第二次抓捕。

这一次被抓捕后，高新分局依然不愿给出书面通知，10月22日抓的人，10月26日律师去交涉了三天之后，10月28日晚上18:00点高新分局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给我寄通知书，因为之前他们不知道我的地址。这是很扯淡的理由，10月22日高新分局的人已经来过我在深圳的家。终于11月1日我收到了常玮平第二次指监的通知书，也是目前为止我唯一收到的法律文书。

(四) 将家属限制成一座孤岛，让常玮平的案件秘密进行 

1.对父母亲友的软禁 

10月22日下午六点多，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的电话，说宝鸡国保到深圳的家里来了，要见我。晚上八点多，我回到家，三个宝鸡的国保坐在我家门口，两个深圳本地的警察陪同。他们跟我的谈话内容主要是问：常玮平取保期间有没有律师朋友到我深圳的家里来？以及让我同意不接受外媒采访。 

12月14日，他的父母去办案公安局举牌后，即被软禁在家，收走他父母的手机，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出门都有警察跟踪。我已经一个多月不能和他父母联系上。他父母家周围被装上了四个摄像头，两个对着他家，两个对着路口，村委会设有监控室，警察全天实时查看监控情况，只要有人出现在常玮平家门口，警察会立马飞奔出现。盘问来客，态度恶劣，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所有亲属被要求不得去常玮平家里，包括同姓宗族，只要去过的，都会被警察找。目前已无人敢去常玮平家。隔了几个村子的他大姐家也被装上了摄像头。他二姐夫本来是小学校长，却被县教育局安排在他父母家全天24小时上班，负责上报他父母的一举一动。我的父母和妹妹家门口也被安装了摄像头，我父亲出门被警察跟踪。我妹妹出家门超过两小时需要向村领导报备。玮平的姐姐姐夫都被威胁不得为玮平发声，否则影响他们工作影响他们孩子上大学考公务员。所有的亲友都被扫荡一遍。

2021年1月16日谢阳律师与陈科云律师欲前往宝鸡看望软禁中的常玮平父母，到达西安后，被陕西国保以疫情防控为由，带下由西安开往宝鸡的动车，被带到酒店中，强迫在西安旅游，当晚两位律师各自所在地国保赶到西安，他们在被非法限制自由超过24小后，由所在地国保带回，始终不被允许见到常玮平父母。身在宝鸡的玮平的多位朋友也屡遭禁声，非法拘押到高新分局多次，非法搜查手机，甚至有人被强制离开生活多年的宝鸡。宝鸡国保还全国打击，凡是有为常玮平发声的律师，都被他们找过，甚至要求律所与律师解约。让我不禁感慨宝鸡国保违法办案，迫害家属律师之肆无忌惮！。

2.对妻子的威胁恐吓 

一边在宝鸡对玮平的父母严加管控，一边对在深圳的我的威胁也一刻没有停止：从2020年10月22日到12月25日，两个月时间，陕西警方向贤宏等人先后9次到深圳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否则将让我失去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 2020年10月22日晚六点左右，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电话，称宝鸡警方到深圳的家里来了，要见我，让我回家。晚八点我回家时，见到了宝鸡市公安局庞定明、高新分局宋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男子坐在我家门口。后他们对我录像、做笔录，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否则，对常玮平没有好处。 

(2) 2020年10月24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宋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男子，到我深圳家中，对我做笔录，继续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此次谈话中，中年男子警员询问我是否聘请律师及律师的名字，以方便律师去了他们接待，我告知他们后，下午张庭源律师即收到重庆市司法局约谈电话。

(3) 2020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宝鸡市高新分局向贤宏、宝鸡市公安局杨永科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叫我出办公室后，在我办公室的走廊上，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向说常玮平是意识形态犯罪。杨说要告知我的工作单位，用单位纪律处分我，让我失去工作。

(4) 2020年11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向贤宏、杨永科到我办公室门口来找我，继续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

(5) 2020年11月23日中午1点左右，我突然接到我单位警务室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去了之后，是向贤宏和付勇强找我，要求我删除微博。事后证实，他们当天在找我之前还找了我工作单位的领导。 

(6) 2020年11月24日下午1点左右，接到我科室秘书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让我去警务室。向贤宏、付勇强继续要求我删除微博。 

(7) 2020年12月15日上午，宝鸡市高新分局给我工作单位领导打电话，称我要去北京上访，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

(8) 2020年12月23日下午16:30左右，接到我单位保卫科电话，说陕西警方找我，去了之后，见到四位陕西“警察”：自称陕西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的、不愿向我展示完整工作证的、只露出“公安厅”三个字的一位老年男子、自称宝鸡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不愿出示工作证的老年男子、向贤宏、付勇强，和两位没有向我出示工作证的深圳警察。陕西警方主要说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我的工作很好，一般人找不到，希望我要珍惜；第二，我不了解常玮平，说他经常住在别人家里，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企图让我不要为常玮平发声；第三声称常玮平加入了一个反华组织，如果夺取政权成功，常玮平将成为中国某个部长或陕西省省委书记，我将成为部长夫人或省委书记夫人。又同时声称常玮平裹挟不深。

(9) 2020年12月25日，陕西警方到我工作单位，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拷贝了我的工作电脑硬盘。

除此之外，受陕西警方要求，深圳警方2021年1月14日凌晨00:20敲我家门，来表示对我丈夫和我的关心、1月14日晚上21:00，深圳警方又来向我普法，教育我发微博要言论得当。这两件事对我的家人造成了严重影响：与我同住的我的妈妈被吓的发抖，听到敲门声就紧张。我7岁大的小孩被吓到失眠，夜里不断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着又一夜惊醒好几遍，甚至问我如果警察拿枪指着他的头他该怎么办？

综上，陕西警方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将常玮平污名化，通过不断的威胁家属，让家属闭嘴。

3.对律师辩护权的非法剥夺 

除了掐死来自家属的声音，常玮平一案中，律师也被严禁参与。只要有律师去高新分局，陕西方面就一定会给律师所属司法局通报，甚至歪曲事实，说律师大闹高新分局。张庭源律师多次被重庆司法局谈话，威胁退出此案代理，他在第二次去宝鸡办理常玮平案件时，重庆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连夜赶到宝鸡，以吊销律师证为威胁强行将他从宝鸡带回重庆。张科科律师亦被湖北各级司法局多次谈话，表示不得参与此案。付爱玲律师和陈进学律师一到陕西境内，即被广州市司法局多个电话要求马上回广州，导致他们只在宝鸡呆了一天就回广州了。

2020年10月26日、2020年11月23日、2021年1月28日，律师三次要求会见常玮平，都被高新分局拒绝，问及已查明案情，都以秘密为由拒绝。让我不禁感慨，只要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就浑身上下都是秘密。秘密二字掩盖所有事实真相。 

律师要求会见不予批准，2020年11月25日，高新分局却安排玮平父亲与他见面十分钟。这十分钟玮平不敢多说话，语速慢的如同背诵，全程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让他父母，让我不要在外面给他发声，仿佛他在关押时还能接触网络，对外面的声音了如指掌似的。只是在见面结束时，他凄惨大呼让父母好好活着，如同交代后事一般，可能才是唯一一句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为了让家属停止发声，宝鸡国保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我们合理怀疑玮平可能又遭受酷刑。 

4.以非法手段威胁与常玮平共事过的朋友作证指控

维稳家属的同时，宝鸡国保跨省对与常玮平曾经共事过的朋友进行非法约谈，用言语恐吓威胁他们作为案件证人对常玮平进行指控。有一些朋友甚至与常玮平只有过一面之缘，却被非法抢夺手机对手机中的通讯录进行拍照，以此制造恐惧感。有朋友被胁迫按照国保事先写好的指控词照着念，还有朋友因为拒绝指控被带去当地派出所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毫不掩饰他们给常玮平强加罪证的企图，令人发指！

针对常玮平遭受的酷刑和宝鸡国保多次到深圳来威胁我的事情，2021年1月6日我向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调取2020年1月常玮平被指监期间录像等记录。1月22日，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只短信回复了我一句话：经审查，公安机关均在依法办理之中。对我所提调取指监期间录像等诉求没有任何答复。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允许酷刑，不知道宝鸡市人民检察院依的哪个国家的法律？又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哪里的法律允许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可以多次威胁不得发声？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常玮平案的关注和支持，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对玮平一案中，宝鸡国保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希望大家一如即往的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