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7日
采 访 前 言
我第一次和长平谈话是2016年在多伦多，那时他来接受加拿大支持言论自由记者组织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活动很多，他很忙，我们只谈了两个小时，我就得赶飞机回华盛顿。最近几年里，随着我为改变中国网站继续访谈或特写更多的人，并开始从这些不同的故事中看到过去三十年、乃至四十年里有一条共同主线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感到需要再次“造访”长平的故事。下面就是我2020年2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对长平的第二次访谈。这次访谈持续了好几天。
长平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美平行，始于成都，时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终于广州，2008年奥运会举行以后。用他的话说，那一年是“外部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31岁的长平成为《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那时的《南方周末》一期仅零售就卖一百多万份，而那也是1989年以后中国民间社会最有希望、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在这次访谈前以及访谈过程中，我一直强调我们谈话的目标：把一个时代中的个人故事讲出来；从个人故事中把一个时代的故事讲出来。越具体越好。
我们先从长平的成长谈起。为简洁起见，我在此把他的成长经过总结一下：长平出生于1968年，在四川南充地区的一个山村长大，1987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长平从高中起便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大学期间，除了当代和古典文学外，还读了大量政治、文学、哲学等翻译著作。大学期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谋求自立，卖酸奶、写电影海报、学生社团放电影等。他参加了很多学生社团，书法、写作、戏剧，兴趣广泛。89年的时候他是在校学生，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他说他不是学生领袖，但他参加集会、发表演讲，还目睹了6月6日发生在成都锦江饭店的屠杀。六四后他被学校关押了一个多月。
访谈进行得很顺利，我的提问大都很简单，有时提出一些追问细节的问题。为阅读流畅起见，我去掉了提问，只保留了几个必要的问题。访谈的标题《笼中自由》来自长平几年前的一篇文章。
改变中国将分五部分登出长平访谈，从长平1991年离开大学、在成都过着波希米亚生活讲起。
— 曹雅学，改变中国主编 （ChinaChange.org）
成都，荷花商情咨询
1991年到1992年，这两年在成都有一群人，基本上都跟64有关，没有机会或者不屑于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主流社会工作的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候其实就是穷困潦倒，但是没人觉得自己是穷困潦倒，因为我们是主动放弃的人。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有抱负的人，所以经常会在一起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住在成都西郊的一个房子里，25块钱租一个月。很宅，天天就在家里看书、写作，看书、写作。
大部分人都在写诗，或者画画，还有一帮人在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同一门住了两位作家，原来在农民日报工作，64上街了，镇压之后害怕，从北京逃跑出来，逃到成都。
一个大学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书商，我就给书商工作。那个书商主要做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小学的课外读物，所以我当时改写了一些历史故事，什么唐传奇，也写了一些诗赏析，我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还写过一本书叫《商潮滚滚》。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看报纸，剪报纸，看了一些当时的商业发展信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后来一个朋友想做一本商情咨询杂志，找我去做主编。所以我干的第一份媒体工作就是去做个主编。那时主编就我一个人。
成都有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有点像北京的秀水街和广州天河路那样的经贸市场，叫荷花池，所以我们就叫《荷花商情咨询》。当时我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编辑部，也是四五个人，每天看各种报纸、杂志、剪刀加浆糊，把它分门别类，按照政策、法律、信息、海外资讯汇集，然后印刷成一本薄薄的杂志。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一个会员一年缴交300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本杂志。
我也去熟悉整个出版印刷的流程。当时还是鉛字印刷，我还很感兴趣，跟着去跑印刷厂，去看工人怎么排版。铅字排版真是个技术活，要迅速的找到字钉，排好，而且还要嵌上一些铁条，把它们打得牢固。他们非常的骄傲。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因为接着做第二份报纸的时候，才一年时间，就是胶片印刷了。很多活字工人就没有工作了。
很快我们就有了几百家会员，有了很多钱。当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挣钱的事情，但是我有些兴趣去学习如何去办一份刊物，比较新鲜，组建一个编辑部，同时也了解一些商业和经济资讯；但是另一方面还是回家总是要读诗、读小说、讨论，跟一些都跟64有关的文学青年朋友聚会。
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这本刊物，又回去给书商做。1992年那一年我出了7本书，都是不值一提的，包括一本满洲国史，60万字，我都没去过满洲那时候，几年之后我去长春，才把我写到那些地方，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还改编了一本唐传奇，还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那时候一本书大概可以挣2000块钱，在90年代初，那是很多钱，我有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一个月才挣95块钱。
我在做商情咨询的时候是91年。到92年我刚离开那份杂志的时候，就发生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时做那份杂志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感觉到乡镇企业非常活跃，而且他们很希望得到很大的发展，社会底层已经有这个积累。
加入媒体行业
所以南巡讲话对我来说既是个新闻，但同时也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 我自己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媒体。你看得出他们的创新，他们不想走新华体的路是比较明显的。我记得我蹲在报架之间，很高的报架，翻翻翻，翻到《中国青年报》，一个标题叫“城头变换大王旗”，讲的是克林顿胜选。我当时想，怎么能这样报道呢？
其实媒体的很多变化是从国际新闻开始的，它相对容易一点。
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有人叫我给另一份报纸写稿，叫《市场导报》。我给报纸写稿的过程中，主编就怂恿我，说你把它承包了吧。当时流行承包。给一点钱给主办单位做管理费，他们就可以把他的刊物包给你，你甚至可以新办一个。
当时我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很高兴有了一份报纸。我们采访了一些有意思的题目，比如说府南河工程改造，因为污染和垃圾，府南河变成一条臭河，政府在对它进行清理和改造。市政府对我们的报道很赞赏。我们还对不同的社会人群做了一些报道。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对一个盲人群体的报道。盲人群体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居住，他们的全国网络，和所谓正常世界既有关联，但又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份报纸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就没钱了，也没有能及时找到投资，于是就倒闭了。
这时候有几个人办了一份报纸，叫《成都商报》，做社长的人叫何华章。何华章当时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在六四的时候，他和一些同事上街，声援学生运动。六四镇压之后，他们感觉到在体制内前途无望，于是就商量出来办了这份报纸。当时还是一份内部报纸，他们借了30万块钱，租了办公室，招募了一些记者。但是他们的人主要是些出版界和文艺界的人士，对报纸出版没有经验，所以印刷流程和排版技术等等都搞得他们很头疼。当时已经到了胶片印刷、套图，有时候搞错了一个图片，就把标题遮住了。当时我们市场导报解散了，但是我们的团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几乎是整体加入了成都商报，前前后后都成为成都商报的重要的支柱，从排版，到选题，到管理，都给成都商报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成都商报》
对我来说，成都商报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公开鄙视新华体。成都商报当时非常有意识地打着市民报的旗帜，用四川方言写了很多新闻，被语文老师、语委会等投诉，被学校禁止进入校园，也被宣传部问话。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而且我们发现语言方式变了之后，它的意义确实被改变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也叫两会，那个时候报纸版面的标题还不能直接叫两会召开了，要说第多少届政协在京隆重召开，通常是这样的标题，而且还有眉题和付题做配合，要套红。但是当时我们按照所谓的市民语言做了个标题，叫《人大政协开会了》。结果人大政协震怒，认为我们的报道非常不严肃。
当时我意识到，换一个说法，就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反而促成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了很多尝试，当然也挨了很多批评。
后来成都商报在何华章的努力下越做越大。后来又通过和其他报纸合作的方式，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再后来又借壳上市，做成全国首家上市的市场化的报纸。
但是在成功之后，当年一再批评、恨不得停掉成都商报的省市宣传部门就把它纳入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也就是招安了。 招安之后，矛盾也就出现了。它的选题、报道方式、甚至版面安排更加主流化了，愿意接受宣传旨意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我就萌生退意了。虽然报社领导一再地留我，我退过几次，但是都被留下来，继续做，因为当时收入也还不错，但是我还是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呆的地方。报纸商业上很成功，我们搬到了一栋新的大楼，也买了很多宿舍，我们都住着很宽的房子。我们换了几次，从80平米的房子换到120平米的房子，也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我还是非常的困惑。我当时也不想给书商做了，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看起来我有了一些媒体技术，这个技术到底能有什么用？
我在做成都商报的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全国的其他报纸。当时我们订了很多报纸，主要是北京、广州两个城市出版的报纸，还有一两份香港报纸。当时我就看到南方和北方的报纸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比较流行的是周末报，比较有名的，南方有《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的风格基本上是头版一个大特写，主要是警匪和文艺明星的一些故事，最容易有卖相的新闻。但是它一开始就有一块是很严肃的，就是头版下边开了个“周末茶座”，当时请了一些知名作家，包括王蒙、蒋子龙，来写一些杂文，谈一些社会问题，影响很大。
北方最出名的是《北京青年报》的周末版。北京青年周末版的头版基本上也是一个大特写，有些写得比南方周末的特写更长，选题也更宽泛一点，都市化色彩更浓一些。然后还有北京的一份报纸，叫《中华工商时报》的周末版，设计非常清新秀气。然后就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在很多年间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
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几份周刊，社会周刊、经济栏讯、青年时讯、青年参考，和冰点周刊，都做得非常有特色。而且那些记者有些人文素养很好，有些历史功底很深，有些调查能力很强。
的确，南巡之后又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承包他们的产业，媒体也在承包。私营公司也开始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比以前好像更有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南方和沿海，深圳、海南的开发一下提速了，很多人都在往南方去。我当时很多朋友都去了南方，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去，但是我知道他们去都是投资房地产，做房地产或者跟房地产有关的事情，房地产的周边产业，我对此没有兴趣。
自我边缘化
在成都商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头版。那是只要我们觉得一个事情有意思，就可以发头版头条。后来完全不可能了，必须是市长书记或者省长省委书记的事情，或者是省里的大事情才可以发头版头条。随着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头版就越来越要听宣传部的话，而且越来越去学习主流。那个时候，主流就是正统的晚报、都市报。我就越来越没有兴趣了。
我在成都商报头两年做的相当的顺，在编辑部可以说得到极高的认可，有很大的权威，不是职务上的权力满足感，而是被认可的那种感觉。不管是我写的新闻还是写的副刊文章，都得到很大的认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成都商报我做得最顺利的两年，其实是我最迷茫的两年。
在成都商报创业之初，我肯定算是元老之一、功臣之一了。但是在它开始挣钱，而且开始发现很能挣钱、一年有几个亿的收入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了。后来我就选择自我边缘化，主动申请去管特稿部门。特稿部门的好处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深度报道。当时成都商报经济上已经比较好了，每个部门都有很多钱，我们部门也有自己的车，自己的预算，所以可以全国出差。
比如，我叫人去采访过崔健，他的“无能的力量”那个新碟出版之前，我们对他做了一篇长篇采访。而且我叫记者着重写他的一些苦闷和他通过音乐做的一些反抗。当时这报道受到一些批评。我还和几个记者上列车上跟踪民工过年回家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些报道就被南方周末注意到了。
1995年，我买了一台电脑，一是用电脑看碟，那时看了大量的外国电影、奥斯卡片、和其他好莱坞片和欧洲的文艺片。另一个事情就是练打字。我觉得要把这个技术解决，为我以后写文章做准备。所以我那时练打字。其中练打字的一个内容，就是把喜欢的文章录一遍，甚至录两遍。我录了很多文章。有一套书，上下册，叫《外国优秀通讯作品选》，是西方媒体报道的深度报道，尤其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那两册书相当不错，我全部看了，特别喜欢其中几篇，就用来练打字。它们也教会我怎样做调查报道和其他类型的深度报道。它也选了一些着重编辑的文章。
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邀请全国各地很多记者和它一起工作。大约1997年到1998年间昆明有个案子，后来大家都知道，叫孙小果案。当地的一位媒体人约南方周末记者去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就叫上我，我们就去了。去了后发现，那个案子在当地第一是影响非常大，第二本地人都不敢碰。有叫孙小果的黑社会头目，他有一个流氓团伙，横行夜店，敲诈、殴打、羞辱、强奸性工作者，就是所谓的三陪女，其中还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位孙小果其实之前就被判过刑，但是他没有进过一天监狱，还是一直在外边在横行霸道。所以有些司法系统的人对他也是非常愤怒。他的继父是昆明市一个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官员。我们做了一些采访，有些干警也非常支持我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受他欺负的一些三陪女。三陪女和她们的家人的处境是非常的悲惨。一方面她们被欺负、被打得非常惨，有些人甚至被打得面目全非。但另一方面，由于她们三陪女的身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屈辱，我们在旁边采访，有些家里人就一直在旁边骂她：丢脸！活该！
后来我们就写了报道。那是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在全国影响都很大。南方周末就希望我过去，我也决定去南方周末。
文章来源：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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