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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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我到了广州，天气非常热，我的朋友在广州所谓的城中村帮我租了一个房子，非常破败，完全没法跟我在成都的住宿条件相比。但是那时真是年轻，完全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我和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一见面，虽然原来认识一些人，但是和他们集体一见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因为整体上大家都有一种朝气，整体上比外界想象的年轻。而且大家都喜欢喝酒、唱歌、开玩笑，有一些甚至是很嬉皮士的性格，有一些是很书呆子气，有些很能说话，有些不能说话，就是多元化，和中国的那种单位文化，尤其是北方的单位文化非常的不一样。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子报，而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的党报。南方周末办周报是比较早的，1984年创刊的，先知先觉。有些人说可能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有关，也有可能跟南方日报内部也有些对创新有兴趣的人才有关。
对报纸改革来说，当时中国整体上是要把一些报纸推向市场。政府想减轻养报纸的财政负担，所以希望一部分报纸他们能够自负盈亏；有一些报纸可以养，但是你如果有机会去挣钱也是欢迎的。所以就出现一批叫子报子刊，也就是党报你不能动，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创办一些子报、次一级的报纸。在管理上，这些子报的离宣传部远一步，宣传部原则上直接管南方日报。有什么禁令，再由南方日报传传达给南方周末或者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等等。这些都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在这种政策下，几乎全国各地的党报都有自己的子报，而且他们对子报就采取不一样的政策，就是要有市场目标，也是要有读者、有广告，要有很大的发行。
当时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收一些费用，把子报、子刊报纸承包出去。我开始办的商情咨询、市场导报，都是这种性质，都是另外一张大报承包给我们的。但还有一种像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周报、周刊，因为母报的影响比较大，也比较重要，或者他们内部人才也比较多，他们就派内部的人出来办，某种意义上也是承包给内部的人，给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多少几年以后，你就自负盈亏，最好还为母报挣钱。所以大部分的在市场中崛起的晚报、都市报都是这样出来的。
这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社会抱负。更进一步的，很多人发现，在实现社会抱负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市场回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希望进入这样一种正循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实现了。
南方周末创办的时候只有4个版，后来8个版。我去的时候16个版，我去了之后很快就变成24个版。我去的时候可能有20多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40多个人。我离开以后3、4年之后，可能有六、七十个人。
我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它从地摊小报式的报道，转型为以揭黑、反腐为主要题材的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也有相当的发行和影响了。而且，它当时还有一些实验性质的东西，比如说它做了一个民间版，会报道一些底层社会、通常一般媒体可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它也出版连载漫画，画派出所内部的刑讯逼供方式。后来也因为漫画实验，这个民间版被叫停了。
在南方周末转型中有一个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当时担任新闻部主任的沈灏。他实行了一些变化，把南方周末转向更多的调查报道。
‘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 — 报道1998年洪水
我1998年夏天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所谓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就是长江发洪水。那时候江泽民、朱镕基都到前线视察抗洪抢险，大批的军人也被派去抗洪抢险。同时由于媒体的市场化也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所以记者非常积极。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前线除了军人，最多的就是记者了。南方周末也有人去到抗洪前线，但是它把更多的记者派到了别的地方。派去了哪里呢？去长江上游，从长江的发源地西藏境内的沱沱河开始，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派人去探寻长江洪水的源头。这样一个报道策划，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常见，但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南方周末编辑部派人去探源，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接到任务是去四川。报社也不知道应该在四川哪一段去采访，我就去了省林业厅，先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由于常年砍伐太多，四川省刚好也正在进行恢复植被的号召。
我决定去马尔康看看森林砍伐的情况。我一路上相当地震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森林。你以为已经走到大山深处，但从两边看，还是光秃秃的岩石，要走到很深的山里，才勉强看到一些很低矮的新栽的树木，要看到原始森林相当不容易，因为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伐木工人一直是一支很强悍的队伍。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树木不断地往后退，退得再深，伐木工人都能把它找出来，砍掉。
大部分记者写了沿途见闻，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也这样做了，但我当时很不满足，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故事，找到一个人，把我所见到的东西呈现出来。
这时候就打听到有一位伐木工人在住医院，住在马尔康医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区医院。我就要求去看他。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得到了很多奖励。我告诉他来意，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好像这次长江洪水和我有点关系？”
当他意识到森林砍伐和洪水的关系时，他相当自责，他甚至认为记者就是来责怪他的。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他也向我做了些询问。我基本上了解到，中国在50年代评出的全国劳模，会有20多个伐木工人，后来降到十几个，再后来几个，到了他这一代，我判断这次洪水之后不会再评伐木工人作劳模了。所以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叫《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也觉得这样的报道是相当有意思的，我对采访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命运，非常有兴趣。
大渡河泸定桥枪杀案报道被封杀；南方周末记者的信心
我刚去南方周末做的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采访，是泸定桥大渡河旁边发生的一起枪案。当地人因为债务发生纠纷，大概600块钱的债务纠纷，一个警察持枪在现场枪杀了9个人，两个受伤的人后来也死了，一共死了11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到大渡河那一带，真是山高路远。大渡河在四川西部，就是共产党长征历史中“飞夺泸定桥”发生的地点，是所谓的革命老区。那里非常贫困，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我和一个同事去到一个小镇，找到镇上的唯一的一家旅店。等了一会，女老板才来。老板介绍说，一个房间有6个床位，每个床位两块钱。当时南方周末的出差住宿标准是300块钱，就是一个晚上可以报销300块钱住宿费。我说我给你20块钱，把这间房子包了。“啊，老板，你是做药材生意的吗？” 女老板问。那一带只有做药材生意的能挣钱。
受害者家属非常悲愤但同时也很绝望。他们愿意接受采访，但是他们都觉得没用，因为警察杀人涉及到公安的形象，肯定不会让报道的。当时我和同行的记者就给他们保证，“我们是南方周末，你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我们是可以报道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 他们就配合采访，我们把整个过程都了解清楚了，我把报道写了出来，发回去。报社那边说，我们已经接到公安部的要求，不许报道这起案子。
所以就像村民认为的那样，没法报。想到我们给村民做的保证，我感到特别内疚。
曹雅学：我们先停一下。当你告诉村民，“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可以报道，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的时候，我很惊讶你的信心。你问村民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好像南方周末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样。但是南方周末从很早开始对审查、乃至惩罚都不陌生，所以这种信心来自哪里呢？你显然不是故意对村民做不实的承诺。
南方周末通过一些勇敢正直的报道，已经广为人知。人们从各地给南方周末发新闻线索，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每天几乎不停地在收件。当时南方周末的口号叫正义、良知、爱心，吸引了一些有社会理想的媒体人。他们会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报道真相，你们不能让我不干这样的工作。南方周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使命感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甚至发生过中层干部集体抗命的事件。南方周末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开会的时候都会争吵, 主编会感觉到来自编辑记者的压力。逐渐地它就形成一种文化。领导每周周会都会宣读宣传部的意见或者宣传禁令，在读的过程中或者读完之后，大家就会嘲笑，领导有时候也做出一副反正就是这样的态度。
另一个我们了解到的事情，就是真相是有市场的。南方周末那时候市场非常好，一期仅仅零售就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万、一百三十万、甚至一百五十万份，一份那时候是一块五。所以南方周末作为子报，是给它的母报南方日报挣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母报也不希望它被关了。
当时南方周末的主编江艺平是业内非常受尊敬的一位主编，她自己也是个非常有理想的新闻人，也非常尊重员工，所以她会去顶住一些压力，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有一个判断，就是南方周末要被关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管理人员被调整是有可能的。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是太乐观了。实际上要调整南方周末的班子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所以多种因素加起来，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毫无疑问是业界的良心和标杆。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义力量，也觉得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去推动、去做。南方周末记者到很多地方采访的时候非常受尊敬，也具有一些媒体的权力，包括地方领导，他们会害怕南方周末。
‘优秀共产党员’
我到西安郊外一个农场做过一个报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思考很多问题。有一位国有大型农场的场主，相当于一个国有大厂的厂长，非常有势力，也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但他实际上是地方一霸。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派人去抢收了一户租户种的蔬菜，因为租户没有给他送礼。被抢的蔬菜大概值几万块钱，可能是这家人一年甚至几年的经济来源。所以这租户就打官司，法院就判他们输了。他们就一再去找法官。有一天，父子俩一起去找法官，法官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能赢这个官司。” 结果他们就掏出一些准备好的农药，当着法官的面就喝了，死了。
他们的死当时也没有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公义，案子并没有进展。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家又有两个人自杀了。这时村民感到非常不平，集体告状，但是案子仍然没有进展。然后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报纸就去报道。南方周末就让我去。我去后先做了一些外围采访，见到了这家受害者的家人和村民，然后我就要去农场采访。村民都拦着我，说你千万不要去，不要去，那个人惹不起。
作为记者，这种情况下，我更想去了。我就花几百块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农场在西安北郊，有几十里路，开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下午三、四点了。我偷偷的采访了几个农场的工人，然后就直接去找场长。找到场长之后，他非常生气。“是谁叫你来的？” “是不是有人给你钱让你来的？” 说着他就把我拽进一个像仓库那样的大屋子，空荡荡的，同时就进来四、五条大汉。
然后他把门关上了。我一看，还是挺害怕的。那位场长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你还当我是流氓，是吗？” 我说我没有。他就把我笔记本给抢了，录音机抢了，还把我手扭伤了一点。然后就问我，我抢了你的笔记本吗？我说是。他就问那几个大汉，你们看到我抢了他的笔记本吗？大家说没有。他就这样给我展示了这个黑白颠倒的过程。然后他拿出一张报纸说，你看这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是表扬他的，而且报道的是同一个案子，黑白颠倒报道的。他叫我给他读一遍，我还真给他读了一段。
他一直问我是谁派来的。我这时有点明白他在怀疑我是个假记者。然后我说我没法跟报社联系，手机没信号，他说你要联系上，那我就借机打电话，出门了，他也就没拦。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去了。外边他的工人都在围观。我真的联系上了报社，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这时候我就坚决不回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我一看，出租车不见了，那可坏了，天已经黑了，我没办法，就往前走，结果，出租车在路边草丛里招呼我。司机说他们赶我走，我在这等你。
我回去后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登出来之后，当时的南方周末的确是影响非常大，迅速就有了反应。当时陕西省的副省长就要见我，而且很快就就派出工作组调查。
所以这确实也是一种媒体的权力。在中国是这样的，媒体都是党的，只要它没有压过你，如果事情出来了，它没法否定媒体本身。
我很快就去了，去做第2次采访，还见了那位副省长。那位副省长给我讲了很久，相当动情，都讲哭了。他还一点不虚假，表演得非常好，讲他如何爱民，如何痛心。
他们一调查，情况比想象的更恶劣。法官收了场长一些钱和一卡车西瓜，然后直接用白色的涂改液改了个卷宗里一些关键的地方。那是很明显的，直接改了卷宗。
我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法庭开庭，场长就坐在那里，还跟我对上了眼。总之，我坐在那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心里很悲凉。这样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我也没想到报道这个事件会那么危险，法官会那么荒唐，当然我也没想到副省长在媒体采访前什么事没有，媒体报道后，他还可以哭。
所以当时南方周末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好多故事，而且都反映社会的好多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和另一个记者策划，说我们做一个电视系列剧，每集都是同样的两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展示社会的一个方面，就好象一个侦探片，两个侦探每一集破一个单独的案件，每一集各有曲折的情节。 最后一集是什么呢？两个记者历经艰难万险，终于成功的完成了一次采访任务，打电话给报社报告进展，但是编辑部告诉他们，不用写了，报社被关闭了。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其它报社是现实发生过的。
南方周末其实经常都面临被关门的风险。有一次他们惹恼了公安部，真是下了命令要关他们。那是我去之前的事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出面保了它，那位省委书记是本地人，他以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这个名义化解事态，让南方周末深刻检讨，彻底整顿，但报纸还是不要关门。
其实南方周末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触：外边总是不断在报道，说中国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了，又加强了，但是从内部的人看，有个记者就跟我说，我们没有一天不感觉到压力，没有一天没觉得紧箍咒不在了，并没有前面松、后面紧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高度紧张的，都在面临着批评，而且每一次批评你不知道所谓的力度有多大，你也不知道这一次你是否应付得过去。当然每一次报社上下都是全力以赴去解决。
文章来源：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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