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大打压外籍记者 “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
RFA制图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出警告，中国官方正在对外籍记者进行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此外，官方还以疫情、签证刁难、骚扰与大规模监控阻碍外籍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学者分析，中共正在打造只有一个声音的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六四后 最大规模的驱逐外籍记者行动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3月1日发布年度新闻自由报告，对150位驻华记者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的媒体环境恶化，且中国官方利用疫情、签证刁难、数位监控、人身骚扰，对在中国的外籍记者及相关人员进行严厉打压。
2020年有包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外国媒体在内的至少18位记者被中国驱逐出境。驻华记者协会警告，随著中国与多个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中国正出现自天安门大屠杀后，规模最大的驱逐外国记者的行动。
“这主要(反应)中国对内部声音的控制和紧缩，目标是让中国只剩下一种声音。” 在美国奥克兰大学新闻系任教的苏巧宁告诉本台，“对话语权的掌控就是对社会的掌控，就是对领袖崇拜的加强，对内的民族主义、对外的仇恨，都可以利用这种单一一致的声音去强化这个功能。”
外籍记者到不了的中国
能够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的外籍记者面临着重重困难。调查发现，2020年有42%外籍记者反应在环境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被中国官方以疫情安全、威胁要隔离为由阻止采访。59%成记者被威胁或骚扰，这个数字在前两年都在四成左右。
另外，记者在中国的自由移动也成了问题，特别是前往新疆、西藏、内蒙古，甚至香港。调查发现，有94%赴新疆或内蒙采访的记者被阻扰甚至遭到肢体攻击。
美国《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苏奕安(Alice Su)去年九月赴内蒙采访当局加强汉语授课，引发抗议的新闻遭遇暴力。
“当我在学校门口试图跟家长讲话时，我被便衣男子们包围。他们把我带到警局，一个男子带我到大楼后方，那里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有一张供审讯用，放著有手铐、脚铐的椅子；另一间是有栅栏的牢房。这个男子拒绝说明自己是谁，要求我打开包包检查我的采访仪器。我服从了，但要求让我打电话。当我试图要拿我的手机时，他把双手环绕在我的脖子，推我进入牢房，锁上门。” 苏奕安在这份19页长的年度报告中留下这段属名的证词，还有数十位不同机构的外籍记者也分享各种遭遇，或选择匿名分享。
一位在欧洲媒体工作、但不愿具名的驻北京记者告诉本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调查报告为外籍记者处境留下难得的记录，但现在环境风声鹤唳，连外籍记者也害怕署名批评中国政府遭到“报复”。他说，面对骚扰、阻扰采访早已成了外籍记者的工作常态。
“我去年中在武汉的采访基本上一路都有人跟著我们，出示记者证、由我们的中国翻译沟通都没有用。他(中国官方)就是让你彻底感觉没有任何採访自由。(FCCC)报告裡许多记者的证词都是匿名，大家都有压力。但真的如官方所说没有东西要隐藏，为什麽要限制我们去武汉、去西藏、去新疆、去内蒙的自由呢?”上述记者说。
当中国只剩下一种声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1日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份报告，他以外交部一贯的口吻称中国不承认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存在。“这个所谓‘报告’预设立场，危言耸听，毫无事实依据。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人在中国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汪文斌说。
面对压力的不仅有外籍记者，还有为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员工，以及跟外籍记者交谈的中国公民。调查发现，88%的记者遇到受访者拒绝或取消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的情况，在前一年这个数字是76%。此外，至少有四成的记者表示，他们的受访者因为受访遭到当局骚扰、威胁或拘押，这个数字在两年前为两成左右。
“我不再直接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敏感的故事消息源，因为我知道国安会抓捕并审问这些潜在的消息源，即使我仅仅是打给他们表达想聊一聊。一位受访者就收到国安的威胁讯息，警告他如果提供的任何资讯上了国际新闻，他就会被关押。”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冯哲芸(Emily Feng)在报告中提到。
另一位也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受访的驻华记者告诉本台，他认为比起签证或监控的折磨，无法再自由地接触消息源是他工作的最大挑战。“情况在这三年变得很快速，学术界、一般民众一听到是外国媒体，都会强烈地躲开。”
上述记者还提到，2020年以来，外籍记者圈正在快速缩小，尤其是澳大利亚籍的环球电视网主持人成蕾遭拘捕、澳洲记者遭国安讯问事件发生后，记者圈里出现“如何设红线”的讨论: 个人安全要变得多糟糕，我们才会退出中国?
苏巧宁说，这个现象让她一直想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手段就是不断去改写历史、牵制人民的思想、让所有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最后谎话成了真理。
“(按这样的趋势)中国会变成讯息的黑洞，全世界想要了解中国，但几乎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管道可以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及社会的复杂性。 ”她分析，对国际而言，这让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制定及判断更加困难；在中国国内，百姓则少了一个记录真相、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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