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己及人，我知道这种支持的背后，有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焦虑和无力感。所以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也不怀疑他们的人品，但他们越真诚，人品越值得信任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越值得深入探讨。
今天美国选举出现的问题，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而且我相信在某一天几乎笃定会出现，否则我们就是郁达夫所诅咒的永恒的奴隶之邦。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做充分的是非辨析，当那一天到来，一群道德高尚的人可能自以为义地来倾覆宪政体制，作出令亲痛仇快的错误抉择，贻害这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初就面临这个局面，其危害性更甚，甚至足以倾覆新生的宪政体制。
所以，我觉得本次美国大选留给世人的遗产还有待发掘。我甚至希望，在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代入感的激情逐渐平息，事实基本浮出水面的今天，更多的人来复盘这次大选，放下立场真正本着为未来世代负责的精神，重新审视这次大选，也审视自己。
从我作为持偏保守主义理念的个人来说，我对进步主义的愿景有疑虑但不会把它妖魔化，原因有二。第一，回顾历史你需要承认，进步主义在塑造美国具备正义品性的宪政体制中起了很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进步主义就没有奴隶制的废除，就没有“隔离但平等”种族歧视政策的废止，就没有华人商号益和案的胜诉，就没有米兰达警告，就没有女性平等的公民权利。可以说没有上面这些，美国就远不是今天的样子。第二，被保守主义者定义为进步主义的诸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宪政体制必然是一个尊重消极自由和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而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只要没有越界就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权力不能也不应打击，考虑到价值一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人们必须为了宪政体制的正常运转容忍这种价值多元的乱象。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些特立独行光怪陆离的人也锻炼了社会主流对异质性的宽容度，它们也是观察一个社会是否正常世俗的指标。
但同时我又认为，在制度与法律层面，美国已经解决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社会宽容的问题，再发生个案歧视或者侵权问题，通过寻求司法救济就足够了（在司法审查中我也反对以布兰代斯诉讼法来证明歧视存在）。也就是说在行政和立法层面，对进步主义者的要求不应当继续满足。否则公权力的扩张就极易侵犯社会其他主体的权利，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面临违宪的可能。比如美国以疫情为由允许租户不交房租占用房东的房屋，免费使用房东的水电煤气，这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
我说歧视问题已经解决了，很多持进步主义观点的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只是更隐蔽了。
关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如果从宏观的统计结果看，是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社会显示出的统计结果并非是种族这一单一因素决定的。而且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非裔美国人垄断NBA、拳击、田径等体育领域被视为是正常的，亚裔在教育领域表现的更出色就成了歧视了？统计结果本来是比较优势和自然竞争的结果，在统计结果的背后是传统观念、家庭投入、个人努力、自身天赋等多种因素累加的区别。
至于自然人内心里的歧视，更是没法消除的，它是一种社会常态。只有极权体制才有致命的自负去发动一场思想改造运动。
川普反对在教育领域继续搞肯定性行动，提倡法律和秩序，是我所赞成的，所以从理念上我站在川普的共和党一边，但我又坚决反对鼓动川普做凯撒做林肯，我认为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
我之所以坚决的反对鼓动川普做凯撒做林肯，有三方面的理由。
（一）从当时的选举情形看，鼓动川普动用军队没有正义性
众所周知，军队的主要职责是保家卫国或者发起战争，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在国内政治中只有在极端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军队。对于美国总统的紧急权力，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宪法承认紧急权力的概念。美国宪法第1条第9节规定“当遇到外部侵略、内部叛乱，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可以停止人身保护令状”。宪法明确赋予总统的权力只有暂停人身保护令状，人身保护令状是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的一项制度，该制度赋予嫌疑人申请普通法院对自己是否符合逮捕条件进行司法审查，用于保障嫌疑人的人权。
可见这条宪法适用的前提是明确的，就是发生了外部侵略或者内部叛乱，而且是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具体到本次总统大选，显然并不符合这种前提条件。川普的律师Powell等人一直宣称Dominion系统是由敌对国家控制的，是敌对国家蓄意向美国发起了战争，这是川普阵营试图将大选引向符合“外部侵略”的前提。但是美国的主流社会并不认同，如果硬说这是一场战争，其紧迫性危险性也不符合那种需要动用军队参与国内政治的情形。至于内部叛乱的情形，拜登阵营更加不沾边，拜登的支持者都猫在家里，很少上街声援拜登，对公共安全不构成任何现实的挑战，反倒是川普阵营一再呼吁民众走上街头，他的很多支持者还带着武器上街，发出威胁的话语，甚至1月6日还发生了冲击国会的悲剧。
正如我在《对具备正义品性的体制不能颠覆只能完善》一文中所主张的，作为一个相对超然的旁观者来说，美国大选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大规模舞弊是一个需要待证的事实，你不能预设它已经存在。作为川普阵营来说，既然言之凿凿指控存在系统性大规模的舞弊，那么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
而且根据美国的宪法和法律，证明川普阵营的指控有两种合法方式，最重要的是司法审查，其次是国会听证，而军队并没有这种权力和权威。鼓动川普做凯撒，就是鼓动军队介入国内政治，相当于让军队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看看现在缅甸军方正在做的，就知道这对宪政体制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回头看川普阵营所提的各项诉讼，几乎均以失败告终。我指出这点并非是以成败论英雄，诉讼无论是否有理，既然宪法与法律赋予了川普及其支持者这种权利，践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通过诉讼，由中立的第三方来调查事实裁决结果，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宪政体制的信任，有利于安定宪政秩序。所以自始至终我支持川普阵营穷尽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结果的失败证明川普阵营的指控并没有坚实的证据，也就是说他们指控的系统性大规模舞弊不存在，至少从法律事实角度不存在。至于客观事实，在我这个法律人看来没有太多意义。有人肯定又会反驳说，很多证据当事人无法提供，只能由检察官或者法官才能调取，但奈何检察官和法官渎职，而且很多案件不予受理或被驳回起诉，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谈不上法律事实的确认，司法审查也是不公正的。
我承认这种反驳说出了部分事实，但司法审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规则性强，受理案件并进入实体审理是有条件的，检察官和法官调取证据也是有条件的，实体审理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也是有规则的。不是以个体是否觉得公正为标准。
（编者按：大部分案件实际上初审进入了审理阶段，不予受理的往往是复审或上诉理由不足。可以参考《选举诉讼文献》系列。）
有人又会说川普之所以无法胜诉，是因为他意图排干华盛顿沼泽的行为得罪了太多人，不光拜登奥巴马这些民主党大佬，共和党建制派也恨他。川普成了一个孤独的英雄，在正面迎战拜登阵营时还腹背受敌。川普在这些支持者眼里，像极了在元老院遇刺的凯撒，不仅政敌刺杀他，就连他荣宠的布鲁图斯都背叛他，而极具清教徒气质的彭斯就是布鲁图斯，他也是隐藏极深的华盛顿沼泽的一部分。川普虽败犹荣。
总之，无论川普提出的要求多么离谱，只要没有完全遵从他，哪怕是川普自己心仪并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统统都成了胆小鬼或者变节者。
川普成了唯一代表正义的力量，只有他做总统才有望终结美国各种进步主义的乱象，惩罚世界上的rogue政权，防止美国衰落。至于是否存在系统性大规模的舞弊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这是正邪之战。
坦率的说，我能接受任何支持川普的观点，一些人把川普偶像化我也没意见，他们不相信一切既有的证据只相信自己的内心判断仍然坚持川普赢得了大选我也能接受，尽管这想法相当于整体上否认了美国的宪政体制。我不能容忍的是这种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心态。当持这种心态的人是我看重的朋友，与我又是同路人，我会尤为感到遗憾。
（二）基于对民主党上台的悲观预期，鼓动川普动用军队没有正义性
据说《纽约时报》曾向读者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穿越时空，去杀死还是个婴儿的希特勒，你会这样做吗？调查的结果是，42%的读者表示会对婴儿希特勒下手，30%说不会，而剩下的28%摇摆不定，无法抉择。
读者中有30%表示不会，考虑到一般读者都具有朴素的正义感，从美国普通人角度来说，尽管他们每天都在经验着现代政治伦理的实践，但大多数也仍然停留在经验的感受上，并未在思辨的层次上对该问题深入的思考，多数人没有清晰的认识，是非常正常的。有30%表示不会已经难能可贵了。
基于现代政治伦理和法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唯一的，就是不能，否则就不具备正义性。
从社会学角度看，每个人的未来都有多种可能性。穿越只能是假设，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所以人不可能改变既成的事实。没有谁能看透另一个孩子的成长，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与很多因素相关。
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更简单了。穿越杀死希特勒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犯罪，显然出于防卫心理，但正当防卫却只能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婴儿时期的希特勒没有侵害他人，哪怕你自称有特异功能可以“窥见未来”，你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认定他早晚是人类的祸害，你也不能以正当防卫的理由杀死他。你杀了他就是故意杀人，这在法律上叫“假想防卫 ”。
回到本次美国大选，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类比，虽然两者不完全一致。川普的一部分支持者认定拜登一旦当选，美国就会衰落甚至国将不国，而美国的未来事关他们每个人的核心利益，所以为了杜绝这一可怕的前景，就要扼杀拜登的总统梦，为此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发动军事政变。
这实际也是一种“假想防卫”。
川普的支持者总是习惯夸大总统的权力，以为总统无所不能，又因为夸大了总统的权力进而也夸大了前景的可怕。细究起来，这种对前景的可怕预期很难说有多充分的理由。美国未来的走向并非线性的，受制于多种不确定变量，而且宪政体制也有自己的矫正机制，当然如果川普的支持者总拿现在与里根时代比较，那么他们将只能收获沮丧和恐惧，而且无论谁当总统，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因为种族、信仰已经不可逆的改变了。这里我不再展开赘述。
那些鼓动川普做凯撒的人，意味着不再把选举视为一场有规则的政治竞技，而是正邪之战，既然是正邪之战，击败对方就成了唯一的目的，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
在这里我用了政治竞技这个词，但内心更倾向于政治游戏这个词。游戏这个词听上去可能有点轻浮，但更接近本质，而且也更有利于培养费厄泼赖的精神，在我眼里，只要是按照事先公布的程序和规则，遇到问题有中立的仲裁者，不是以你死我活肉体消灭的方式角逐竞技的都是游戏。当然这种政治游戏随着两党政治的发展，必然负载不同的政党理念，也可以说是两种发展愿景的较量。在选民看来，这就不是仅仅在争夺一个总统的位置，而是涉及到国家的未来走向，也从而涉及到每个人的关切和利益，游戏的重要性加强了，游戏的激烈程度也加强了。但无论它多么重要，多么激烈仍然还是一场游戏。
对于一场游戏来说，破坏游戏规则是不义的。
（三）在宪政常态下鼓动川普动用军队没有正义性
当我在社交媒体平台反对鼓动川普做凯撒时，有几个川普的支持者，就抬出伟大的林肯，说林肯动用军队重塑了美国，不仅没有破坏反而是拯救了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据我观察，在社交媒体上，以林肯发动南北战争来为自己鼓动川普动用军队解决选举争议做正当性辩护的人不在少数。
事实上，川普面对的情形与林肯完全不同，对南北战争的误读客观上起到了污名化林肯的效果。
首先，南北战争并非是林肯发动的。林肯作为新生的共和党人，固然内心不赞成奴隶制，但他说“如果不解放一个黑奴，就可以保存联邦，我宁愿一个也不解放”。直到战争打响事实上他都没有解放一个黑奴，只是因为战事不利为了破坏南方的战争基础，才釜底抽薪宣布要解放叛乱州的黑奴。林肯一直是为保存联邦而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南北战争本质上是南方奴隶州想永久保留奴隶制，而意图叛乱脱离联邦所致。当时的南方奴隶主对美国前景的悲观类似于现在川普的支持者，于是先发制人成立南方邦联，选举自己的总统组建自己的军队。
林肯通过南北战争确实重塑了美国，自此美国不再是具有邦联特色的联邦，联邦中央的权力得到巩固和承认，州可以自由脱离联邦的论调几乎消失。战后携胜利之威，美国接连通过宪法第13、14和15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特别是第14条之平等保护条款与宪法第1条修正案被认为共同撑起了美国的宪政根基。
从战争责任来说，林肯是被动的一方，是为了保存联邦政府，是一种基于宪法的戡乱行为，有正当性。从战争结果来看，战争胜利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重塑了美国的宪政根基，将美国的宪政建立在自然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基础上，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林肯从行事方式上来说是现实主义的，是审慎的，并未被一种自负的建构冲动所左右，他被刺杀后宪法修正案的推出不止是进步的，同时也是不得不为的，也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叠加所致的结果，总体上也是符合保守主义精神的。所谓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不是一套意在追求逻辑自洽的价值观体系，而更像是一种审慎的行为方式，闪耀着实践理性的内敛光芒。
对比一下现在，如果川普动用军队，他的正义性又能体现在哪里呢？
我在《对具备正义品性的体制不能颠覆只能完善》一文中，曾以设问的方式表达了如下观点：对于一个具备正义品性的国家，其宪政体制和蕴含在宪政体制之中的正当程序和规则应当是首先被保守主义者所保守的。
我说出这一点，丝毫不认为宪政民主体制一旦建立，历史就如福山所预言的已经终结了。我亦从不否认宪政体制的运转不仅需要相当资源的持续投入，恐怕可能也与伯克所说的“前现代观念和制度有关”，后者或许可以解释很多地方有民主但无宪政的原因。当说到“前现代观念”时，伯克肯定不是指的少数人，不可避免的他是把一个国家的国民看成一个共同体，所以我亦不敢否认川普的支持者对于种族、信仰、文化更多元的前景的忧虑和恐惧是有理由的。无疑，一个白人基督徒占绝对多数的美国，更像是一个同质的共同体，而种族信仰文化多元的美国，则更像是一个组分和颜色不容易相融的万花筒，缺乏一种同质的凝聚力。这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后者才是美国的现状，美国不可能再回到保守主义者眼里的“黄金时代”了。一切的立论、讨论都必须基于这个前提。
何况美国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依托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后来美国能长期维持世界第一也有赖于全球科技和财富精英的移民。享受了移民的好处，反过来现在去抱怨种族多元也有失公允。
假如宪政体制的运转真的与“前现代观念”有关，那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宪政民主的运转需要一个具备“前现代观念”共同体的存在，最起码具备一定的人数比例。假如这个共同体在某一天不存在了，那么宪政体制是否会崩塌呢？假如，我说的是假如，这种崩塌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又该以何种心态来面对才是符合正义的呢？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也倾向于认可宪政体制的运转需要一个具备“前现代观念”共同体的存在，但这样一个共同体并非一定是奠基于希伯来宗教精神的共同体，只要这个共同体尊重契约，认可政教分离的原则，它就足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都习惯泛泛地说基督教文化的土壤内生了现代文明，但到底基督教文化中的哪些因素诱生了现代文明，却是众说纷纭。至少从既有的现实看，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才能运转宪政民主体制肯定是错误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社会是完全可以兼容宪政民主体制的。
我认为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具备这一共同体，我对美国的未来仍然是乐观的。但我不是一个算命先生，我无法预料美国有没有分崩离析的那一天。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承平日久，都会形成诸如阶层固化，阶级种族民族矛盾激化的状况，宪政体制虽然具备制度弹性，可以因应形式逐步进化，但也很难根本上解决。矛盾发展到一定地步，就会出现宪政制度失灵的状况。当政治经济社会种族信仰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排除美国会发生分裂然后再分化重组的可能，因为任何国家都有这种可能，而且从终极意义上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到了那种矛盾激化的时刻，在宪政框架内已经无法解决极端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能排除会再来一次人民集会，在新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为新的国家奠定国事之基。阿伦特把这种人民集会的时刻称之为革命时刻。以美国来说，她所说的人民集会主要是指独立战争，当然亦包括战争成果所体现的制宪会议。
一定意义上，新的革命时刻可能终究会来。但它毕竟不是人们所希冀的，因为革命多数是伴随着流血的，往往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军事暴力，其走向也是高度不确定的，也就是说经过流血牺牲也未必有更好的结局。生活在一个具备正义品性的国家，人们不应当主动去促成这种时刻，因为代价往往太大。作为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客，更应当具备责任感和历史感，坚持在宪政框架内行事。
之所以不应主动促成革命时刻，乃是因为在宪政体制下，主动促成革命是不义的，而且这一过程几乎笃定会使用非正义的手段，比如煽动、挑拨、渲染仇恨等。而鼓动川普军事政变就是人为促成革命时刻。
在米国建国伊始，就曾因为总统竞选一度濒临内战的边缘。当时杰斐逊所领导的民主共和党（现民主党前身）在总统竞选和议会竞选中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因为1787年宪法存在很多致命Bug导致总统一直难产。以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在输掉总统和议会选举后，仰仗联邦党人在旧国会中占多数，而新一届国会半年后才正式履职的当口，想利用宪法的Bug来“依宪”阻挠杰斐逊上台，甚至一度想推出自己党人约翰.马歇尔做临时总统。杰斐逊当时恼怒至极，直接诉诸民意，威胁如果联邦党人不讲武德，将不惜再来一次人民的集会。而且杰斐逊阵营可不是仅仅说说而已，有两个州正在招募民兵，随时准备兵发里士满（当时的联邦政府所在地）。
那么联邦党人就完全是无理取闹吗？当然不是，如果从共和而非民主角度，联邦党人也有理由指责杰斐逊党人是可怕的雅各宾派。美国在宪法层面就煞费苦心地防范大众的直接民主。直接诉诸民意一定程度上是反宪政的。
好在双方的政治精英都保持了基本的风范，联邦党人最后让步了，民主共和党人也更多是把“人民集会”当作谈判筹码，至少是最后的手段。当时如果真的脱离宪政框架解决问题，或许就不存在现在的美国了，也或者如很多学者认为的美国将会拉美化。
真正的政治精英不是没有私心的圣人，相反他们承认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首先会集合众人的智慧，为人的竞争和博弈建立相对公正的规则，然后在规则之下去追逐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四）结语
国内鼓动川普做凯撒的人，多自称是保守主义者，却以实际的言论践行着一种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果保守主义只是停留在反对进步主义的价值理念上，为了心中的理念，在实操方面鼓励采取激进的措施，而不是体现为一种审慎。至少我觉得他们保守主义者的自我定位未必站得住脚。
而且恕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虽然支持民主宪政体制，但只是停留在一种感性认识上，对它的本质特点缺乏体认。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理性关照之下的多样性。而宪政民主的核心特征就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人的基本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不仅防止权力侵犯权利，还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所以宪政民主必然以尊重消极自由和保障权利为核心。
而尊重消极自由和保障个体权利的体制，社会的发展就必然会呈现为一种万花筒的状态，价值多元、奇装异服、光怪陆离，魑魅魍魉横行，只要没有影响他人，没有妨碍公序良俗，都应当是允许的。也即是说，保守主义者所忧虑甚至深恶痛绝的现象，一定程度是宪政体制所必须容纳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宪政体制。
在宪政体制下，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信仰的大国，虽然民营的电影电视公司以其产品也在不停的塑造以昂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的主流价值观，但宪政体制不能允许借助权力去强行同化、形塑少数人的价值观。在政策取向上，政府必然是以促进“共存”而不是“共识”为目标，否则政府就缺乏超然和中立性，成为价值的一方，造成持续的宪政冲突。
回顾历史，人们发现，在新教改革中，瑞士兴起的加尔文宗的诸基督教城邦共和国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加尔文宗被认为是对英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至关重要，但为何纯洁的基督教共和国反而不能长存呢？盖因其存在宗教迫害，有民主无宪政，不宽容所致尔。
我的朋友中很多人认为川普可以力挽狂澜，可以矫一时之弊，我不否认总统的权力很大，当代美国的总统更有“帝王总统”的说法，但他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美国保守主义有很多面向，比如重视私有财产权、持枪权，反移民，支持小政府，赞成法律和秩序，珍视希伯来宗教精神和在其浸淫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反对激进变革等等。对照着上述保守主义的诸面向，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到底能影响哪几个方面呢？
一般来说，限制移民和以减税为特征的小政府是他能主导的，也只是主导，要论到最终的权力，基于主权在民的原则，最终还是在国会那里。至于尊重私有财产权，这是良治社会的根基，不可能被废止，只是在不同时期对其保护的力度有变化，一般由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来权衡和把握。至于持枪权，也是宪法权利，如果进步主义者想废止，需要门槛很高的修宪，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不可能，总统几乎无能为力。至于维护法律和秩序，主要是州的职责，联邦政府所能做的有限。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进步主义的大本营是在教育和媒体领域，这两个领域总统都无权去干涉。
所以，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认为一个总统上台就能根本上改变美国的走向，只能是想象。当然我亦承认总统的权力广泛，可以间接影响很多方面。
个人以为，一个人上了四十岁后，就不应当再像青年一样去单向度的考虑问题，必须经常性省视自身和自己的认知，要自觉的将自己设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接受合法性审查。要意识到凡属重大的社会问题，都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阶段性的，并且在实操中要秉持高度的敏感，全程贯彻一种实践理性。事实上，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不要刻意激化矛盾人为促成沧海横流的“奇点时刻”，那样的“奇点时刻”应当是演化而来。每个人都应当超然的看待个体荣辱。我们必须时刻警示自己：即便你目的是好的，但只要手段错误，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即便你的目的和手段都正确，如果时机选择不对，也仍然可能会失败并造成严重的后果。
王莽改制目的有正义性，结果呢？罗马共和时期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其初衷又何尝不好呢？格拉古兄弟出身于贵族，却都对平民抱有深刻的同情，在他们先后担任保民官时，都出台了一些倾向平民的改革措施，因为遭到贵族的阻挠，在推动这些改革措施出台的过程中，就使用了很多不具有正当性的手段，破坏了罗马共和国的传统规则，在利用不正当手段推出改革方略后，为了保卫并深化改革成果，更是不择手段，要求连任保民官，这破坏了共和国延续了300多年的为官不得连任的基础性规矩。有人就认为他想当僭主，最终引发暴力冲突，提比略.格拉古及其随从被杀。十年后，老二盖尤斯.格拉古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改革成果刺杀对手聚兵起义，兵败后自杀，其随从也被杀。
格拉古兄弟为了心中正当的目的，事实上开了用破坏规则及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先河。此后，前车后辙，用阴谋和暴力解决争端就不断发生，共和国的制度传统被弃如敝履。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一定程度上，是格拉古兄弟带头破坏了基础性的游戏规则，为共和国的混乱和终结埋下了种子，走向了自己目的的反面，令人扼腕叹息。
也许彼时罗马的游戏规则有很多问题，但那规则就像一个建筑的榫卯，抽去了它们，再宏大瑰丽的建筑都会轰然倒塌。
在制度建构之初，尤其禁不得这种破坏。在制度建构之初，程序正义无可置疑的应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将规则慢慢演化为传统，一旦形成传统，对政治强人的约束能力就提高了，而且游戏规则的弹性也会上升，不至于轻易遭到破坏。
游戏规则对参与者虽然是一种束缚，但也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信任，一种基本的人身安全，一种保持基本风度的机制，我们受益于此。一旦破坏，刺刀见红，人身消灭，往往是多输的局面。
一个有一定阅历的成年人，应该意识到这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公正的游戏规则，规则经常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比如选举人制度，比如每个选举人代表的普选票，哪一个又是绝对公正的呢？但只要规则是提前公布的，在选举前你没有在宪政框架内提出挑战，并通过符合正当程序的手段改变之，那么你参与这个游戏，就应当遵守其规则，如果规则有漏洞，双方自然都可以合理利用。
如果己方输了，当然也可以按照规则提出挑战，但此时你不能挑战游戏规则本身，你只能聚焦于有没有舞弊的事实。而你指控的事实是否成立，又是需要依托现有的规则来证明的，这里面或许有不公正，裁决结果或许违背了你心中的实质正义，但一个具备基本费厄泼赖精神的人此时应当吞下苦果。
川普在挑战选举结果的过程中，并未对军队寄予很大期望，但说他完全没有想法也不符合事实，川普之所以没有露骨的表示，是因为他清楚根本没有能力调动军队介入选举争议，在BLM运动打砸高潮时军队高层就以其拒绝服从的行动表明了立场，更别谈纯粹的政党竞争。
1月6日在川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后，军方高层没有再沉默，他们是这样表态的：
军队谨守宪法职责，自始至终超然于政党竞争，体现了美国宪政体制对军队的约束具有刚性的一面。这种制度约束可以有效抑制野心家的蠢蠢欲动。
最后我想说的是，保守主义者如果对进步主义看不惯，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价值观的倡导上，让自己信奉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而不是寄希望于总统行政权力的介入。
华东师大的刘擎老师在“奇葩说”有一句话深得我心，他说 “允许他人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犯错，才有可能让极端行为边缘化”。
我认为这彰显了一种成熟者的智慧。
刘书庆于2021年4月2日
作者刘书庆，山东济南人，著名人权律师，齐鲁工业大学讲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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