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宣布发动文革的“5.16”通知55周年之际,包括红片红书、红歌红舞、红校红服以及红祭红庙等在内的红色主题现象,以及纪念文革的活动四处出现,获得广泛的注意,也引起“文革是否卷土重来”的担忧。
上有所好,下必托之
新华社称,中共一大会址的数据显示,2017年以前,这里每年接待访客50万到55万之间;这个数字2018年上升到142万,2019年为146万。
百度百科引述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信息称,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并且近几年都“保持稳定增长”。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共体制内有部分人可能因为知道习的倾向性,所以在行为和理论上就投其所好。
吴祚来指出:“习近平本人对文革,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一种感情的;他同情、理解,甚至心里感激文革,他家毕竟没有像其他家庭,比如像刘家那样,遭遇深度的灾难性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毛和文革运动对于习家都是网开一面的。此外,还有人说,文革千错万错,上山下乡培养了一个习近平就是对的。”
吴祚来认为,至于对文革的“翻案”,《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理论上启动了一步,“而民间也有一派在忽悠,比方说5·16期间为江青开座谈会,对‘李进同志党史地位’进行论定,要重新判断,等等。”
有照片显示,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字样的灰色石板墓碑前摆满了粉色、红色的鲜花。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中说,“江青的坟头风光得很。”
另在一张2018年清明节的旧照中,一只以白菊为主的花篮摆放在一处墓碑前,从花篮顶部垂下两条印有白色字体的红色挽联,右边一条写着“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左边的落款是“河南商丘毛泽东思想群”。
文革研究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海外学者经常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话,即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话虽然不能用来描述任何一个社会,但是,对于极权社会来说百分之百是事实。”
宋永毅指出,邓、江、胡时代,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官媒控制的意识形态,都是批判文革的;而习近平的思路正好截然相反。
名为骆远志的网友说:“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来讲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操作模式。”
不过,独立学者吴祚来也指出,今年5·16,有人准备公开举行座谈会,被上级叫停了。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博弈。但是,谁都不清楚,哪种力量在支持,用什么方式在运作。”
赞美文革不过叶公好龙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已经把文革归类成前28年,而且称它“为中共目前的统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都称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就太大胆了吧,毕竟邓小平1981年的‘决议’得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
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上评论说,“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难道也和《中英联合声明》一样,成了‘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口头和书面上为文革洗白不难,但真要那些人亲自品尝文革的滋味就是另一番景观了,“实际上,体制内一帮既得阶级,或者说腐败阶级、特权阶级,如果碰上再来搞一次文革,说不定清算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房子可能很多,存款也多,当然在国外。所以,现在这套行政体系是不会配合习搞文革的。”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哪怕到毛左中间去,叫他们真的实行文革,他们也都会反对,“有网友提出很好的建议。对那些愿意回到文革的,给他们建一个地方,让他们到里面分成两派,互相斗,互相厮杀,人吃人……没有互联网,没有外界信息,每天提供造反派报纸,你看他们能坚持多久。而且,吃饭都要凭票证,每人每月最多28斤。以上海当时的最高标准,每人每月1斤半肉就完了。买所有东西都要排队,看那些毛左能容忍多久。我看他们三个月都坚持不下来。所以,应当不应当回到文革,这样的问题,所有中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章立凡在推特中指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作《毛泽东在才溪》,5月8号上映,截至到5月11号,票房只收获了1.7万元,“不夸张地说,就这票房收入可能连主要演员的片酬都给不了。”
章立凡还说,目前八一厂参与制作的电影,除了《毛泽东在才溪》,还有一部《瑶岗1949》,“影片汇集了卢奇、谷伟等优秀特型演员,目前上映48天,票房只有可怜的28万,毫无疑问成本是收不回来了。”
邓对毛留余地,共党政治就是“翻烧饼”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曾经对《纽约时报》说:“要说‘文革’是否真的结束了,只要看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拿下来没有。”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邓小平1981年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并没有对文革做认认真真的清理,没有对毛进行系统大批判,这才为今天留下了后患,“邓的决议很简单,就是要保毛泽东,保共产党的整个思想体系。这为现在的复辟企图埋了伏笔、留了后路。”
宋永毅说,习近平对毛最大的效仿就是翻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像“翻烧饼”一样改变过去的定论,“此外,中共里面喜欢修改历史的,喜欢把党史变成领导人个人历史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一个是习。而且,习像当时老毛输出革命一样,已经在放眼世界了,要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尽管习把对文革的定论翻了过来,“但是,在行政方面气候是不一样的。毛当年之所以能做到,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委体系废弃掉,重新由工农兵、青年人组织一套班子,就是我们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都还看到的‘县革命委员会’,‘公社革命委员会’,都不是党委。毛重新建立了这套革委会体系,权力由他和江青以及周恩来这些人握在手上。而重建共产党的一套行政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做不到。相反,习恰恰需要用党的名头来坐大。”
宋永毅也认为,以毛当年的威望,从上到下把整个党组织毁掉都没关系,“习近平这么搞的话收不了场,可能就把自己搞下去了。我觉得,他为文革翻案,目前还是或明或暗。如果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跳出来倒行逆施,就是他垮台的时候,毕竟文革这个禁忌是碰不得的。”
吴祚来认为,在社会方面,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文革的60年代,农业开始正常化之后,大量年轻人口进入社会,房屋跟不上,工作机会跟不上。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没有社会责任,却有的是精力,可以到处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这个力量现在存在吗?据我观察,虽然现在年轻人的蚁族、打工族,生活得非常悲哀,但是,警察系统和党政系统是不会允许这部分人出来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的。文革所需要的底层力量很难煽动起来,顶多煽动一些人反美,搞一次示威,针对外国企业搞一次有限的活动,而不敢把火燎原起来。”
宋永毅指出,目前文革55年之际,“左派卖力得很。不过,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你以为习近平现在和你们心连心?当年造反派也是觉得和毛主席心连心。没多久,老毛调子就变了, 68年开始整造反派,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说文革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改变了以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政治对领导人来说,尤其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就是‘翻烧饼’,为了政权谁都可能被揪出来祭旗。”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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