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 香港的民主为什么难以实现？请注意，不只是关于 “香港人为什么要抗议”

这篇文章的作者 Macabe Keliher 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和近代中国的国家决策和政治经济学。他也是《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的作者 （加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近二十年来，香港的示威游行 —— 无论是和平示威还是暴力示威 —— 都变得无处不在。偶然的观察者可能会轻易地指出2014年和2019年是 “动荡的关键时期”，这些年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前者的示威活动引用了 “占领华尔街” 的精神，占领了三个市中心和金融区长达七十九天；它后来被称为 “雨伞运动”，指的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抗议工具，用来抵御警察胡椒喷雾的冲击。

2019年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020年。在高峰期，一天之内就吸引了多达四分之一的香港人上街。警察的暴力和北京支持的强硬政府向人群发射了超过16000发催泪弹，逮捕了超过9000人。抗议者被防暴警察打瞎了眼睛、打断了骨头、打烂了脸，甚至被射杀，有些人年仅十四岁。

但是，这些活动在香港并不罕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发生。根据香港警方的统计，2010年有5656次这样的抗议活动，到2015年，每年都有超过6000次。2016年这一数字跃升至13158次，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1万次以上。

平均每天都有超过30次的集会、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发生，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香港人发现他们的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既在积极反对，又在不断地寻找方法、做法和想法来解决问题。

分析家和评论家们经常指出抗议者的普选要求和北京日益沉重的手；不过，有一些更基本的结构导致了香港社会的不公正：政治经济的组织使民主权利被剥夺和专制主义得以出现。

过去四十年来，香港在金融利益和自由市场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商业税被削减，规例被取消或减少，公营部门被转为私营部门。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管理都掌握在商业大亨手中，他们利用这些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国家权力也被调动起来，以维护一个运作良好的法律机构，代表资本维护产权，执行合同，保护商业投资，并普遍促进市场。

虽然正统的经济学家喜欢指出这些特征创造了理想的自由市场，但社会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不平等在加剧，工资在下降，工作时间在增加，整体经济机会在减少，住房负担不起，以至于上班族睡在麦当劳里。难怪现在街头巷尾都在燃烧？实施这种经济理论导致了极少数人的巨大繁荣，但许多人的权利被广泛剥夺。1%企业集团不仅能够垄断，而且还能完全接管所有经济生活。

虽然香港是这种社会经济做法的一个突出例子，但它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具体案例鲜明地体现了过去40年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七八十年代，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和政治家们开始提出一些理念和实施一些政策，这些理念和政策既赋予资本权力，又动员政府为资本服务。这不仅导致了社会计划和保护措施的缓慢被拆除，也导致了政府权力的使用 —— 以创造一个全球资本可以蓬勃发展的环境。

通过军事、法律和政治手段，一套关于市场、产权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施。

这种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模糊划分导致政府公开代表资本，以制造一个有利于全球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有利于私人公司而不是社会和社会福利、有利于经济集中而不是经济民主的经济体系。

这是一个通过政治和资本的弱化而延续的体系，富人通过购买有利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通过政治影响，他们获得了较低的税收、较大的税额扣抵、较少的法规和企业保护等。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只是一个大趋势的极端案例 —— 一个陷入新自由主义魔爪的社会所等待的未来的高级表现。

要了解香港社会，重新审视经济正统，尤其是对香港的看法，是很有启发的。1980年，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他的思想制作了一部公共广播公司的电视系列片，片名是 “自由选择”。第一集的焦点就是香港。

“如果你想看看自由市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弗里德曼靠在香港港口一艘客运渡轮的栏杆上说，“这里就是你要来的地方。”

根据弗里德曼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家们的观点，香港是他们思想的完美试验，因为除了一个深水港之外，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而且殖民国家在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方式，没有平摊关税，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他说，香港是 “一个欣欣向荣、熙熙攘攘、充满活力的城市”，这 “是由自由市场 —— 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 —— 造就的！”

在香港的自由市场论述中，政府规模小，不受干扰，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让经济以 “自然的方式” 发展。主张者称，自由市场和缺乏管制，使个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选择负责，并对如何最好地运用自己的技能来实现繁荣的生活进行理性的计算。个人承担其战略失败的后果，并收获其成功的回报。按照自由市场人士的说法，这使得香港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死亡率低。

弗里德曼带着观众走过一条小巷，穿过一个阳台，来到一个 “工厂”，这其实是一个小公寓，里面有三四个赤裸上身的男人在风扇下雕刻象牙。他宣布，这些都是香港工资最高的工人，他们可以游说雇主改善工作条件，但他们却选择接受条件，将更高的工资收入囊中，随心所欲地消费。

弗里德曼的逻辑很有诱惑力。如果取消所有的国家干预，让市场来设定交换和分配的条件，人们就会倾向于最有效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如果市场是自由的，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那么产业政策和认证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个人会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工厂并为服务付费，或者他们不这样做，剩下的事由市场来解决。

香港是弗里德曼的概念证明。他指着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船到了那里，运走了由无窗工厂里的妇女用灵巧的手组装的塑料水枪，以及陈先生在街上焊接的铁皮集装箱。

30年后的2011年，保守派卡托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追随弗里德曼的脚步，指出香港的天际线拥有比整个纽约更多的摩天大楼，作为他证明自由市场持续成功的证据。他说，香港GDP的惊人增长，不是靠政府的指令，而是靠自由市场实现的。这就是世界对香港的理解，也是对所有社会和经济生活本身的自然秩序的理解。

但是，这种对香港的理解，在理论上是短暂的，在实践中也是短暂的，它误导了国家的角色，忽视了不断发展的区域经济。

当所有的生产都转移到中国，工厂要么倒闭，要么离开时，会发生什么？当侯先生不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因为寡头垄断、地价飞涨而使他的相框店机械化时，会发生什么？当梁先生必须关闭他的广东婚纱店，因为物业租金已经涨到只有国际奢侈品牌爱好者才能承受的程度，会发生什么？工资停滞不前，社会流动停止，又会怎样？

表面上看，人要适应市场的力量，提升自己的技能，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但是，如果大学教育只能让你负债累累，并在服务行业从事世界上最长时间的最低工资工作（如果你有幸找到工作的话）会发生什么？而住在一个四十八平米的劏房里，却要为此支付世界上最高的租金时，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

总之，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盖过了成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体系是如何产生如此多的不平等？它是如何造成寡头垄断和富人统治的？经济机会怎么会减少，自由怎么会乱了套？…… 事实上，如果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如此伟大，人们为什么要抗议？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去工业化。耐人寻味的是，弗里德曼香港之行的所有对象，不是在工厂工作，就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小本创业。当弗里德曼1980年访问香港时，香港 —— 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 正处于战后数十年制造业繁荣的尾声。中国移民越过边境，在工厂里工作，为美国消费者制造塑料玩具、低端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

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利的交通，新界成为制造业中心，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和相对较高的工资。然而，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扎根，并在90年代加速推进时，制造业向北迁移到了广州、深圳和华南其他地区，这些地区提供了土地、充足的投资资本，以及环境和劳动法规的通行证。

为了量化这种转变，考虑到在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以上。今天，它只占不到1%。1981年，超过41%的人口受雇于制造业，但到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制造业的衰落被金融、商业和消费服务的增长所抵消。香港开始转型，一方面，成为原材料和生产的货物进出中国的加工厂，另一方面，成为监督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繁荣的金融中心。香港的资本进入了进出口贸易的服务领域，满足了整个地区的旅行者的需求，并开始了批发业务和货物仓储。

从数量上看，制造业急剧下滑：该行业曾一度雇佣了近一半的香港人口，但现在几乎没有人被雇佣。相反，其他行业则经历了相应的增长。1981年，19.2%的劳动力受雇于批发和零售业、进出口贸易、餐饮和酒店业；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30%以上。同样，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部门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1981年的不足5%上升到2011年的近20%。

这种转变的后果不是广泛的社会繁荣，而是不断升级的不平等。

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国内增长是惊人的，从2000年到2014年，GDP实际增长了近70% —— 而这是在多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同样，失业率也从2003年的8%以上持续下降到病毒大流行前的3%以下。

然而，这些收益却落入了榨取租金的经济精英手中。

首先考虑香港不断上升的基尼系数 —— 不平等的黄金标准。2016年，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为 0.539，高于2001年的 0.525，其中0代表收入完全平等，1代表一个人拥有所有收入的情况。美国在2017年录得的基尼系数是 0.485，为五十年来最高。

2013年，香港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的财富，香港四十五位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GDP的80%。这种状况是工资停滞不前、不断下降的结果。

以2001年至2011年为例，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的总份额从3.2%下降到2.6%，但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却从56.4%上升到57.1%。事实上，自1997年以来，受过教育的青年的工资不仅没有增长，有时甚至有所下降。

教育的增加并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它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作为政府通过鼓励大学教育来提升技能的一部分，2000年制定了将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人数从20%提高到60%的目标，2015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70%。这导致了高学历的劳动力 —— 世界上教育程度最好的劳动力 —— 但却也找不到好工作。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今的毕业生的实际收入比二十五年前少了10%。同样，从2003年到2014年，毕业生的工资也停滞不前，即使增加了，也比GDP增长的速度慢得多。

而这是在毕业生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而事实上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技术岗位的增长。例如，2007–2017年期间，包括行政和专业岗位在内的技术岗位数量增加了18%，从122万个岗位增加到144万个，但拥有学位的工人数量增加了近60%。

一位社会工作者在报道与一位14岁学生的对话时说，年轻人 “更多地将高等教育视为陷入巨额债务的路径，而不是实现社会流动。简而言之，[他们]看不到任何可以向往的生活”。

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情况特别令人震惊，因为它发生在一代人的身上。1991年，84%的大学毕业生找到了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但到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75%。虽然这种下降看起来并不那么陡峭，但是，一旦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工作区分开来 —— 即 前者是经理、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后者是准专业人员 —— 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从1991年超过60%的毕业生在中产阶级的上层工作中获得职位，到2011年只有不到40%。

同时，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得不从事文职、服务和零售等非中产阶级工作。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越来越低，他们面临的人生机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却在增加。自97以来，房地产价格已经飙升了126%，而按揭贷款可以消耗个人收入的70%。事实上，香港的房屋价格每平方英尺约为 2,500 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

过去十年，香港的房价创下了全球最高纪录，一个家庭需要二十多年的积蓄才能买得起房，几乎是全球第二贵的城市温哥华的两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人们 “只能幻想拥有人类最基本的舒适 —— 一个人的屋顶”。

消费价格也跟着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增长。例如，汽油价格在过去7年里暴涨了108%，到2020年4月，每加仑汽油价格超过8美元，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131%。食品价格也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香港的新鲜食品价格是英国的两倍半。

形势是严峻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资停滞不前，住房遥不可及，物价上涨，个人债务不断累积。香港经济的这种状况，是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为了让经济精英能够从其他人身上榨取租金。

当时，本地企业家开始巩固房地产市场，并利用他们的地位和资本，增加土地持有量，并将活动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如超市和公用事业，形成了大型寡头垄断。

这导致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二元经济，国际贸易仍然相对自由开放，但国内经济却只掌握在少数富豪手中。

这种经济权力集中的故事是围绕土地展开的。在20世纪60年代，少数开发商开始巩固对土地的控制，并垄断了一个被殖民政府限制的市场。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中国政局的不稳定，以及移交谈判和中国统治结果的不确定性，英国公司开始剥离其投资组合。这些资产被本地开发商抢购一空，他们的持有面积从1979年的160万平方米急剧增加到1997年的1150万平方米。

集中度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 到了90年代中期，70%的新建私人住宅由7家开发商提供，55%则来自4家开发商。到2009年，最大的单一开发商恒基地产拥有近2000万平方英尺的可开发建筑面积，加上3000多万平方英尺的农业用地，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450万平方英尺。

然而，恒基及其他几个竞争对手并没有开发这块土地，而是将其存入了银行。他们坐等土地价格上涨，然后慢慢放售房屋，以确保价格保持稳定。

正如政策智囊团 Civic Exchange 所言：“香港还有一个神话 —— 土地不足。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房价高是因为供应不足。事实是，只要土地市场更灵活地进行开发和更新，土地是有很多的。”

除了保证高租金外，这种策略还有一个 “好处”，就是把那些既无力等待价格上涨，又没有关系和技术调动银行家、投资者和拍卖市场的小开发商赶走。近年来，开发商的队伍已经严重萎缩，因为只有少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本雄厚的大公司能够进入。

更糟糕的是，开发商拥有的远不止是土地：他们控制着香港的大部分经济。超市、公用事业、交通、银行、广播和电信，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事实上，它们是在这些领域拥有寡头垄断地位的集团。

“这就是您在香港的典型生活”，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些寡头的控制情况：

在李嘉诚那里买完菜，你跳上郑裕彤的一辆巴士，送你回郭氏兄弟的公寓做饭，你猜对了，是李兆基提供的煤气 …… 有了这样的触角，大集团捆绑在一起很容易。如果你买了恒基兆业的房子，你可以肯定热水器会用天然气。有一家开发商和记电讯，甚至想把自己的电信服务纳入长江实业泓景台的屋邨管理方案中，后来被居民投诉，才作罢。

这四个名字指的是拥有四大财团的四个家族，它们在所有经济部门都有公司网络。

这些公司不仅仅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它们还串通起来，阻碍竞争，提高价格，榨取最高租金。

当法国大型超市家乐福试图打入香港市场，打破惠康和百佳的超市双头垄断时，这些同时拥有所有房地产的财团确保家乐福找不到足够的场地开店。

这些集团进一步指示批发商不要向新进入者供货。结果家乐福放弃了这个市场。由于地位稳固，这两家连锁店在两年内平均提价近4%，在总体零售价格下降了5%以上的情况下。

从教科书、机动车教学、到建筑服务，甚至面条等商业行业，都受到这些集团的垄断联盟。鉴于他们拥有所有的商业地产，提高租金价格，赶走当地的小零售商，等着国际奢侈品牌来支付高昂的租金，既提高了自己的底线，又把竞争挡在了门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一份报告写道，“在这些中产阶级社区的大街上走一走，你经常会看到四五六家甚至更多的房产中介，而在这些地方，过去有一家理发店、一家文具店、一家复印店和一家母婴商店。”

弗里德曼所倡导的创业精神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被自由市场所释放，而是，被自由市场扑灭了。

2019年6月，当数以百万计的香港示威者在街头被催泪瓦斯攻击时，香港最大的英文日报的新闻主编发表了一篇严厉的视频评论。

“这是关于感到无望、沮丧和受压迫”，他说，“这是关于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不满，无论是源于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没有未来。” 

他接着解释说，目前的状况是企业集团及其经济权力极度集中的产物。他说，住房和垄断，“仍然是引起不满和社会纷争的根源”。

行政和立法机构允许它继续存在，这当然如那位主编所宣称的那样 “令人无比愤怒”，但这也是政治经济的直接后果。经济正统的政策早已将弗里德曼的香港的繁华市场、嗡嗡作响的工厂和小企业家精神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榨取租金的怪物，几乎没有给其他人留下什么市场准入和机会。

抗议者的口号是 “全民主权”：让普通人能够通过投票选出承认并为他们的利益、需求和愿望而奋斗的代表，从而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是，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更不用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了，他们抵制结构性变革和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一样，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中得到确认和保障的。他们的法律阐明了这些结构，并试图用更多更大的措施来压制抗议和异议，将他们的关系包裹在一个越来越坚硬的外壳中。

普选将取代中国，瓦解商业寡头；它将导致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打破政治结构。商界精英担心，如果失去对政府的影响力，失去在立法机关的地位，他们的传声筒可能会沦为喊话。

如果抗议成功，真正的反垄断法可能会被通过，打破大财团对经济的垄断。有意义的竞争法可能会被颁布，使想要进入市场的新人能够进入市场，使消费者从垄断联盟的价格暴政中解放出来。充足的公共住房可能会得到建设，让公民有一个合适的屋顶，并降低私人住宅的高昂价格。民主甚至可能推动一个前瞻性的宪法，不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民主遭遇了巨大的阻碍。太多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这种前景的威胁；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已经表明，他们更愿意以死相拼，或者说是以攻代守，而不是放弃这些利益。

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法》不仅被用来逮捕和指控行使言论权的抗议者，还被用来取消候选人竞选立法席位的资格，最激进的是，它还以 “煽动分裂” 的嫌疑逮捕了4名此前组建支持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年轻人。专制主义正代表资本被动员起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勇敢新世界。伯尼·桑德斯将其称为新的威权主义轴心，从匈牙利到美国的煽动者利用分裂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进一步实现经济集中和财富积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仅越来越多地颁布专制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 从废除民主规范到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 —— 而且，还利用国家来创造有利于某些经济利益的条件。

越来越无法判断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在哪里结束，无法知道政府领导人 —— 不论是民选的还是自封的领导人 —— 及其内部圈子的利益和好处在哪里开始。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巨大衰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但现在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所造就的世界。

文章来源：iyoupr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