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邮件、电报、小册子和书籍、新闻和报纸、戏剧、照片、电影、和言论，全部都受到审查和限制。仿照英国的做法，审查制度的目的声称是为了 “阻止部队调动等信息落入敌人手中”；但是，它很快就成为当权者在一个潜在的动荡时期加强控制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
到战争结束时，新西兰的审查制度已经针对任何威胁到战争的努力、经济、或国家本身的人，而前线的审查制度意味着战争的残酷现实在国内鲜为人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里，已经出台了一些审查印刷品的法律，1900年代电影的发展也导致了电影审查法的出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审查制度和国家控制的历史转折点。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冲突，它被视为社会的冲突，国内战线的失败可能导致战场上的失败。舆论获得了新的意义。
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中央邮政服务的发展意味着控制通信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这见证了对所有形式的通信的审查，对行动的限制（现代护照诞生于1916年），以及无数的战争法规，控制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表达。军方还在1914年8月新西兰占领的前德国殖民地萨摩亚实施审查和种族隔离。
当军事战役的新闻传到新西兰时，也已经受到严格的审查，包括有关当地军事活动和航运活动的信息 — — 通常会在报纸上报道 — — 同样受到限制。从1918年7月起，首席审查官可以命令报纸编辑在印刷前将其全部出版物提交给他。
来自战役前线的直接报道也被严格审查，以尽可能地赞美英国的事业。士兵的信件也受到前线军官的审查，特别是1916年初新西兰部队在欧洲登陆后。审查信件的责任由连长承担，他们通常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并将任务委托给下级军官。甚至牧师也担任审查员，这非常强大地鼓励了自我审查。
所有国内邮件都被拦截、被打开，并被搜查是否有任何违反审查法的行为或不忠的迹象。被认为有可能引起 “国王陛下不同阶级臣民之间的敌意和恶意” 的出版物全部被禁止，如爱尔兰共和党的《绿光报》或革命性刊物《直接行动》。放映任何未经政府审查员批准的电影都是非法的。性别和性规范受到管制。所谓的 “煽动性言论” 就像今天的 “煽动性” 指控和 “寻衅滋事” 一样，是国家手中的口袋罪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窃窃私语、写作、或传播这种意图的人都会受到起诉。
那些因分享对敌人有用的情报（如港口报告）而被定罪的人，最高可被罚款10英镑，然而任何批评政府行为的人都会被罚款100英镑（以今天的货币计算接近2万美元），或者被监禁12个月并做苦工。到1918年11月，新西兰有287人因发表所谓的 “煽动性” 或不忠的言论而被起诉或入狱。另一边，在英国的4200多万人口中，有422人因所谓的 “煽动叛乱” 而被定罪或入狱。
新西兰法律学者、总检察长约翰·萨尔蒙德爵士（Sir John William Salmond KC）认为，这种战时权力预示着 “一场宪法革命”，但是 “专制政府在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下是有效的” 。邮政审查员沃尔特·坦纳（Walter Tanner）认为，“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当个人或社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行为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时，对内部信件的审查是完全合理的” 。当时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尽管在战争后期有少数人持不同政见，并因通货膨胀和征兵而引起了更广泛的动荡，但民众普遍同意战时的政策，并容忍了更多的审查和监视。
然而，国家对人们的私人思想和意见的侵犯，产生了实质性的和长期的影响。批评政府的作家的邮件或书籍被扣留，受到严密的监视，或者他们的家或办公室被突袭。有些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被驱逐出境。这项工作，以及战后的红色恐慌，见证了1919年官方国家监控的诞生。
其他战时的权力也被延伸到和平时期：1920年的《战争条例延续法》直到1947年才被撤销。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强了国家在今后多年的危机时期监视民众的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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