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的这种。那个时候没有“粉红”的概念，大家都要通红通红的。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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