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连续第二年以防控新冠疫情为由禁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尽管香港防疫有成，社交距离限制也已放宽。5月31日，警方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为由逮捕65岁、人称“王婆婆”的社运人士，但实际上她仅是单独一人在街头展示抗议标语。
另一名示威者则因派发印有“永不放弃”标语的电子蜡烛与盒装火柴等纪念六四物品，被罚款5千港元（645美元）。据媒体报导，警方并计划部署逾三千警力，防范市区一切未经许可集结。5月，黄之锋等四名社运青年也因2020年在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罪名成立。只因在公园点蜡烛静坐，黄之锋就被判处10个月监禁。
人权观察表示，由六四晚会主办单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设立的六四纪念馆，6月2日遭港府食物环境卫生署登门临检，指其未申请“公共娱乐场所”牌照，决定暂停开放。部分亲北京政治人物也出声指控支联会以“结束一党专政”为宗旨，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北京知名学者田飞龙呼吁支联会删除有关政治纲领，否则应予取缔。
澳门方面，警方同样第二度禁止六四晚会举行，宣称活动宗旨与口号违反当地刑事法规，涉嫌煽动颠覆及公开诋毁等犯罪。2020年，澳门当局仅以防治新冠疫情为由不批准晚会。
人权观察说，在中国大陆，一如往年，当局从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在全国高度戒备，预防一切纪念六四的活动。天安门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有成员的行动和通讯都受到管制。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包括记者卢昱宇、作家查建国、异议人士季风和学者杨绍政，都被强制离开居住地“旅游”，以防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或互相联系。
尽管已知最后一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入狱的囚犯已于2016年获释，仍有许多当年参与者为了继续从事民主工作而再陷囹圄。其中之一是知名异议人士及“六四天网”人权网站创办人黄琦，2019年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黄琦身患多种痼疾，包括肾脏病、疑似肺气肿和肺炎，无法得到适当治疗。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自3月被警方拘留至今，他曾因组织为六四死难者扫墓活动，于2015到2019入狱四年。
人权观察指出，中共当局还企图审查境外纪念活动。2020年6月，视频通讯业者Zoom在中共当局要求下中断海外人士使用Zoom举办的在线六四纪念会，并暂停主办方的账号。Zoom虽在事发之后公开致歉，但只针对干预中国境外用户的行为，不包括审查中国境内用户言论。
中共政府持续漠视国内外要求对六四屠杀究责的呼声，欧盟和美国在屠杀后实施的制裁措施也在多年后逐渐削弱或失效。对六四屠杀及后续镇压缺乏持久、一致的国际应对，助长北京变本加厉的迫害，包括在新疆持续大规模拘押约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以及对香港直接进行国家安全立法，罔顾《基本法》和国际人权法打压基本自由。
人权观察表示，六四屠杀前，学生、工人和市民从1989年4月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国内其他城市发动和平示威，要求言论自由、问责和终结贪腐。面对抗争不断升高，政府于1989年5月底宣布在北京实施戒严。
6月3日至4日，军方开枪击毙不明人数的和平示威者和路人。北京有部分民众为反击军方暴力而攻击进城部队、焚烧军车。已故人权观察研究员罗宾・芒罗（Robin Munro）就6月4日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我一转身，迎来了巨大惊恐，⋯⋯我看到一幅可怕景象，成千上万解放军部队占据了台阶的每一寸空间。⋯⋯人民大会堂的广大台阶上，覆盖着士兵构成的人体海洋，纹风不动⋯⋯屠杀基本上发生在广场以外。在城市的其他区域，北京市民拼死抵抗，既为了保卫他们的学生，也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在此前关键的几个星期中产生的公民自豪与觉醒。
杀戮过后，中共政府展开全国镇压，以“反革命”和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各种罪名逮捕成千上万人。
中共政府从未坦承屠杀责任，也未曾法办任何一个应对屠杀负责的官员。北京无意对事件进行调查，也不公开相关死伤、强迫失踪或判刑入狱的数据。天安门母亲群体迄今纪录到202位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因镇压丧生者的详情。
人权观察表示，作为多份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方，并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共当局有义务“维护人权最高标准”，应当立即就六四屠杀采取以下措施：
一、 尊重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停止骚扰和任意拘押质疑六四官方说法的人士；会见天安门母亲成员并向其致歉，公布所有死者名单，给予受难者家属适当赔偿；
二、允许对六四的独立公开调查，并将其发现与结论尽速向公众发布；
三、允许涉及八九事件的中国公民不受阻碍返国；以及调查所有参与计划或下令非法使用致命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者的政府及军方官员，并予适当追诉。
“世界各国政府正逐渐开始抵制中国近期的人权侵害，”王亚秋说。“应以更强有力的措施，施压中共当局承认六四屠杀并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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