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

1.引言：并未过时的话题

这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到被“反腐败”揪出的“老虎”以及由此推及的政治情势演变上去了，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所不能富可敌国的庞大家族利益集团似乎被“反腐败”弄到凋零溃散，变得不那么引人瞩目了，处于中国社会舆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从舆论场逃离，国家媒体情不自禁欢呼雀跃，仿佛中国正在进入完全崭新的政治生态……我认为这只是表象。

在深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政治程序）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溃散，不可能停止掠夺，更不可能消失——借用雨果《悲惨世界》卷首语的句式：无论“反腐败”反到何种程度，只要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社会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发生动摇，只要国家权力仍然在暗处运行，只要人民意志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只要人民的自由不能成为自由的通行证，腐败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旧的窃国者铲除了，还会产生新的窃国者，正是所谓“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这件事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要毒蕈的根系还没有从它赖以存活和生长的温床中被挖出来，只要温床还在，它就会继续存活、继续生长，继续分蘖并传播新的孢子，在那个完好如初的温床上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毒蕈，这意味着掠夺者将会更加贪婪，更加隐蔽，更加难以缠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穷凶极恶……在这种情况下，此文以及与此相类似文章的思想探讨，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2.此非彼

人类发明语言符号系统是用来进行表述的，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符号系统会失灵，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譬如政治学领域，东西方就有很大的差别，常常弄不懂对方的意思。前几年我看外电报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描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语言风格时，西方记者赫然使用了“僵硬”的词汇，当时我很不爽，觉得是国外敌对势力在诋毁我们这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事情也许不那么严重，他们与我们身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政治语境，我们认为伟大、光荣、正确并且很温暖、很柔软的东西，他们不怀好意地认为冰冷和僵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心也就放下来了。

然而在学术范畴，有一些事情却比较严重，当你试图用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描述中国的时候，往往找不到可以对应的现实景况，有一种对不准榫卯的感觉，反过来说，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现成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无法概括和描述的，需要创造新的词汇，诸如“军虎”、“庆亲王”、“铁帽子王”、“老老虎”、“蛤蟆”、“你懂的”之类，而这些词汇又只能用以概括和描述中国的事情，倘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什么“揪出隐藏在共和党内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奥巴马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八荣八耻”、“国外敌对势力”，“民主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养大”、“深刻学习和领会奥巴马总书记的军事战略思想”、“不准讲普世价值”、“决不让中国教材进入美国大学”、“要敢于向普世价值亮剑”、“奥大大”、“米麻麻”，美国人民非疯了不可；同样，“麻辣隔壁”、“河蟹”、“草泥马”、“你懂的”、“二奶”、“太子党”、“红二代”、“裸官”、“赵家”、“赵家人”等等语焉不详的词汇也不可能被很傻的美国人民理解，他们会觉得自己来到了火星，完全不得要领，抱怨说：“你们丫这不是在跟我们打哑谜么！”所以，语境很重要。

我最近频繁使用“国家利益集团”的概念，有追踪我文章并且很细心的朋友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就问：“陈行之先生，你一定不是随便使用这一概念的，我很想知道，‘国家利益集团’与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有没有分别？它们有什么样的分别？”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3.利益集团概念辨析

先说利益集团。

我们固然可以在大略的意义上使用“利益集团”的概念，然而你若细究就会发现在中西方政治学语境中，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指特殊利益集团，即凌驾于社会之上掠夺社会财富的某种构成集团的人群，带有明确的贬义，犹如人们口头语中的“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之类；而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至少在政治学语境中，指的是正常社会结构中正常存在的社会集团，无所谓褒贬，既非“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亦非“好人”、“亲爹”、“活菩萨”，而是指作为群体的“人”，是人在普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

那么，该如何确切定义“利益集团”呢？虽然我很想引用中国政治哲学家的定义，然而查遍了资料也没有找到现成的文字。这件事说明了一种令我们颇为尴尬的状况：解析国家政治的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不是在“理论自信”的中国，而是在“走邪路”的西方国家，是那些不受政府掌控、自由研究并独立得出结论的学者创立了这一崭新学科，将其发展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这里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什么事情。

中国学者都干什么去了呢？过去都遵从国家意志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上去了；现在则都在扯着嗓子喧嚷“中国梦”和“宇宙真理”，没有人在意真实的国家政治形态，也没有人在意劳什子政治哲学研究了。所以，很不好意思，尽管我非常不情愿，也还是得通过源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政治哲学，进入我们谈论的话题，寻找一种被历史与现实支撑、能够说服我们的概念和逻辑的架构，尽管我知道这属于很不地道的“西方那一套”。

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呢？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杜鲁门（1913-2003）在《政府过程》（1951年）中，将“利益集团”界定为“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他说这些群体是通过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利益要求或某种主张”的。你看，这位社会学家也同样没有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伴有的贬斥意味，他只是在述说人类社会惯常存在或必然存在的一种事实，就像白天见到太阳、晚上见到月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中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词汇表达的意思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需要特别仔细辨析才能够避免先入为主。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社会中所谓“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是怎样构成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的，它们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实体形式运作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11-2002）被公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开创并拓展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构建了公民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似乎有点儿深奥。然而若进一步了解阿尔蒙德关于这些定义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论说很通俗，并未脱离我们的认知层面，他与我们对世界的见解是相通的，只不过做了更准确的归纳而已。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村民型。“村民”指的是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既没有政治期望，也不指望从政治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毫不相关，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对国家政治过程可以施加影响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接近于混吃等死的状态。

二、臣民型。这个群体对国家政治系统虽然有所了解，但对政治体系却提不出或无法提出要求，也不愿意投入任何精力于系统之中，只是默默地接受政府的控制及影响；他们对政府可能会有看法，但他们并没有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影响政府，他们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也仅仅是希望，缺乏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活得傻不愣登的。

三、参与型。国家政治体系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各方面影响民众利益，民众热心进入国家政治过程，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体系运作，从而增进自己的福祉。这里所谓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法治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权利，诸如结社、参加选举、举行游行和示威、发动罢工等则是其主要方式。

我要特别指出，“结社自由”所导致的各种民间团体（利益集团）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导致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结社自由（形成为利益集团）是个体权利得以站立的根基，丧失了这个根基，煌煌然如自由、民主者也会颓然倒地，或者演变为招摇喧哗、毫无用处的花饰，更遑论其它！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丧失了结社自由（让人民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条件，无论你自己如何吹嘘、如何标榜，都不能认为那个社会是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反之，它一定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封闭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权力者无所制约的自由必然意味着无权者一切方面的不自由，这既是历史规律的启示，亦是当今世界的证明，这不是能够被任意曲解、任意遮掩的。

几乎用不着论说，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所过的一生，或者睁开眼看一下现实，就会确证出我们属于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类型。譬如，我们从来没有闻到过选票的味道，完全不知道“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生旦净末丑们是如何得到国家权力的；你也没有发起成立过什么不受政府控制的“社会团体”的愿望和企图，不是由于你没有个体权利需要表达，也不是由于你不需要团体对个体权利的遮护，而是致密如铁桶的社会结构绝不会为你预留遮护和表达个体权利的空间。在观念意义上，这通常意味着个体的碎片化乃至于全部消失，“国家”成为横亘在大地上的一种绝对的存在。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有人倚仗国家权力掏空国家权力（譬如最近被揭露出来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以及没有被揭露出来、甚至正处在揭露者位置的赵永康、钱伯雄、孙才厚、李计划们）；即使有人将国家权力演变为个人私器，骑在你脖子上拉屎，公开掠夺你的土地，强拆你的房屋，污染你的水源，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谓之“光荣下岗”），你也绝没有胆量发起什么游行示威活动，道理很简单：碎片化的个体是无法组织和发动任何形式的群体或者说社会行动的。

于是事情就沿着如下方向进一步发展了——你哪怕被权力和资本敲骨吸髓到连死的心事都有，你也绝不敢纠合几位弟兄发动罢工，讨要尊严，或者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你作为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无”的“屁民”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攀爬到高压电塔上用生命要挟权力和资本的农民工，在自己的房子上把自己点燃的唐福珍之类的被强拆者，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玩儿的是玩儿命的勾当，因为他们除了生命之外一无所有，所有西方敌对势力所鼓噪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都距离他们万里之遥，都与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引起社会注意或者社会同情的资本了，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了。

其实细想起来，这不是勇敢，而是怯懦，这种怯懦源于弥漫在碎片化了的中国人整个精神空间的对国家权力的恐惧——不要说历史提醒，仅仅是无情现实就已经让每一个人意识到了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后果。谁愿意、谁承担得起“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可怕罪名呢？除非你丫活腻了打算把自己弄死，除非有一天晚上你突然对老婆说：“你去找一个好人家吧！我去死呀！”而“除非”之类的事情一般来说是很少发生的，于是我们只能混吃等死，只能活得傻不愣登的，只能徒然地承受着带有国家权力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愚弄和掠夺。鲁迅先生当年对一盘散沙的国民“怒其不争”，所“怒”的正是中国人灵魂世界中这块最脆弱、最柔软、最耻辱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深到不经审视我们自身都很难发现）都有这样一块无法触摸的地方，就像我们谁也不会承认我们的精神幕布上投射着阿Q的身影一样。

所以阿尔蒙德才强调指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存在需要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只有在历史文化（构成人的精神质地）与现实政治（构成人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条件）结构而成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才能够繁荣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形态，或者说，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中，职业或其他方面的联系赋予个人更大的社会交往范围和生活空间，人类个体与更多的人发生联系，再加之不可或缺的政治宽容（也可以表述为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从而使社会组织即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可能。

阿尔蒙德援引资料指出，有57%的美国人、47%的英国人和44%的德国人加入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即成为了某个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用一句调侃的话表述：“我们都是有组织的人。”这里所谓的“组织”，就是西方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统计资料证实了阿尔蒙德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很多成员都参加某个或某些社会团体（利益集团），那么，人们就会有更浓厚的政治参与的意愿，有更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能力。

很显然，阿尔蒙德是把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富有社会活力的标志来看待的，而阿尔蒙德的看法又是把对东西方社会历史沿革、现实景况的观察与研究作为依托的，这种立体式观察和研究，对于弄清我们的过往历史、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的未来图景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殊途不同归

在我关注阿尔蒙德关于利益集团研究的时候，还了解到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啤酒制造商协会、棉花生产商协会，英国、法国等也相继出现了类似团体。19世纪中叶，工业化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产业、行业、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分化，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聚积和发展，政府职能也随之扩大，政府对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几乎涉及所有社会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普遍关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利益集团）更迅速发展壮大，英国企业协会、英国造船联合会、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法国制造商协会、日本经济团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当然，这里也包括以推翻资本主义、主张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幽灵”。如果大家对这个“幽灵”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在“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煽惑性口号下，“幽灵”纠集到一起，就有了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国际”同样属于利益集团范畴，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从逻辑上说，没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社会政治条件，如此这般带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是无法存在也无法存活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是我们，会容忍一个公开主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存在吗？我们会容忍那个组织的头子成天在国家图书馆安闲地翻阅图书资料，精心构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公开出版以否定和瓦解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为宗旨的《权力论》（这里与《资本论》对应）吗？我们是绝对不会容忍的，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其消失为无，总有一天，那个留着大胡子“寻衅滋事”、“危害国家政权”的歹徒会被堵在胡同里，屁股被打得开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真的消失为无。

大概形成了所谓的思维定式吧，很长时间以来，痴傻如我者始终有一种困惑，那就是完全弄不明白，当时掌握着国家统治绝对权力的德国或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像我们那样及时把以推翻政府为其理论基点的反社会分子马克思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为什么他大量煽惑性的语言不仅没有被取缔，甚至还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大量鼓吹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理论著作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还能够被出版，我真的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我更看不明白的是，那个被马克思扬言要摧毁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出现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破坏者而被摧毁，那个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世界宽容了他，为这个世界容留或者说增添了一种思想的存在——哪怕这种思想是奇幻的——从而在客观上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品类，否则，我们这些后来者怎么会有幸看到这种历经150年、造成极大人类灾难的乌托邦思想全面垮塌的历史大戏呢？

值得指出的是，宽容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即时的危险”和“确证的罪恶”面前，人类有理由抵制和废止某些极端有害的意识形态（按照西方的说法：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当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与是否民主、是否自由无关。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历史大戏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确证了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确确实实在不同国家制造了一系列古拉格式的历史悲剧，在难以计数的国家罪恶之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死于非命，从而印证了西方社会学家所得到的一种观察：至少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府才是最大的杀人者，就数量来说，政府所杀的人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合。或许正因为如此，深受其害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才坚定地陆续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就像德国等原法西斯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宣布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一样。

我们还是回到利益集团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在西方更是大量涌现，据统计，1980年，美国单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4726个，1989年更是增加到40000多个；据说当下美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20万个左右，75%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利益集团，可谓雨后春笋，生生不绝。

在这个阶段，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所断言的那样腐朽、没落，进入所谓的“最后阶段”，发生社会转型，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幽灵”显现真身，转变为社会主义，没有。相反，资本主义各国几乎都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调节能力，应对和战胜了各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走上了一条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带有普适性的社会发展之路，人们对这种社会发展之路做精神抽象，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言说的“普世价值”。在这个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东西，而是我们惯常所看到的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起到了“社会减压阀”作用，肩负起了社会调节的使命，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我们很仇视构建了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美国，恨不得狗日的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全国性反革命暴乱；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宣布独立；缅因州宣布并入加拿大；佛罗里达州宣布加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弗吉尼亚州的产业工人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横幅把华盛顿围了个水泄不通（“奥巴牛”总统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它迟早要来……”于是下令向和平示威者开枪）；号称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陷入全面解体的危机……让我们极度失望的是，七十多年过去了，不好意思，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我们的愿望在美国成为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在万千种原因之中，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在个人自由的根基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构建了自由民主的平台，绝大多数社会压强都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释放和纾解，因此它是稳固的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确有理由仇恨“自由”、“民主”，有理由向“普世价值”亮剑，因为恰恰是这些东西使本应当“腐烂下去”（列宁语）的美国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不断获得新的政治能量的补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主宰着国际事务，在人权、外交领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难以应对的麻烦和艰难。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无论多么不情愿，在我们宣称“绝不”走的那条“邪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耐人寻味的风景，这真让人心烦啊！譬如利益集团这件事，彼“利益集团”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印象中手握国家权力屠刀的江洋大盗的政治聚合体呢？彼“利益集团”为什么没有力量在人民中间造成大面积的国家恐惧呢？人民为什么不害怕他们呢？细想了一下，原来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这里没有侵入者，他们在竞争与博弈中达到政治平衡与社会平衡，无需国家暴力出面维持貌似公允的社会和谐，一切都在自然流逝中显示为“真”，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运作，真实的社会结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形，耐人寻味的情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上帝是一个偏心眼儿的家伙，存心跟我们作对，只关照“西方”，只认识那条“邪路”，将我们“东方”弃之如敝履，对我们所珍爱的“正路”嗤之以鼻么？上帝不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是怎样说的吧！

杜鲁门认为，哪里存在利益分歧，哪里就会存在产生利益集团（社会民间组织）的可能性；在一个具有基本健康品格的社会，所有利益集团都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彼此对立的利益集团互相抵消影响力，因此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完全主宰国家的政治体系，从而形成了难得的政治平衡和社会平衡，而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压力体系，通过与政府沟通与博弈对国家政治过程与社会进程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博弈，造就了被杜鲁门学派称之为“多元民主社会”的近现代资本主义。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精当的，是经得住历史与现实检验的。

5.特色：中国特色之特色

无可否认，公平、正义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远不是大众消费品，它还是只有少部分人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即使号称自由、民主天堂的美国何尝不是如此啊！说白了，西方思想家孜孜不倦论说并且试图提出解决方案的，就在于怎样让公平正义成为全社会所有人群都能够享用的消费品，直到现在也不能说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的外交人员在为国家辩护的时候，才经常正确地指出“人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才信誓旦旦宣称“中国的人权比西方好倍。”——这两句话都无法辩驳，第一句话无法辩驳是因为发言者态度刁蛮顽劣，你就是说破大天他也绝不接受你的说法；第二句话无法辩驳则是因为无法考证，谁能说清好一倍什么样、好两倍什么样、好五倍什么样呢？说不清的，结果我们就被成功地陷在了浆糊里，糊里糊涂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总之，活了个糊里八涂。

为什么说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呢？这里有一个常识，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的底色，归根结底是由人性绘制的，而人性永远都是善恶并存、明亮与幽暗相伴的，这甚至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无关。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人性有多少残缺，社会就会有多少残缺；人性有多少辉煌，社会也会有多少辉煌，这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里都是一样。不同点在于，极权主义社会由于缺少政治自由，禁绝思想流动，从而放大了人性的幽暗与残缺，加剧了社会不公和人性的沉沦与堕落；自由民主社会则通过一整套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体系压制（没有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法律压制有多么严密）着人性的幽暗与残缺，而民意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例如全体公民参与的总统大选）的制度设计，又使得它具有有效的纠错功能，因此社会大体上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尽管这样，当人们打量自由民主社会的时候，仍旧有人指摘说：“多元民主社会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回旋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我认为这个指摘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譬如，我们从美国总统大选中就可以确切地观察到金钱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说明总统候选人必须具有强劲的调动金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金钱事实上已经以合法途径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意味着金钱可以在国家权力和某些人、某些集团之间铺设出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渠道，甚至直接影响到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心美国选举政治以及国际、国内政策的人不难发现这里边存在着某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机理。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金钱”不是抽象的，在物象的金钱背后是一定是具象的人的活动，即那些拥有金钱、试图用金钱通过影响国家政治而谋取巨大利益的人的活动，而这样的人，至少在美国，不是分散着的碎片化的个体，而是聚合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利益集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畴。

有一个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美国经常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质疑，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就与美国的犹太利益集团有关。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新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有广泛存在和深刻影响。在美国，犹太人是最富有的阶层，他们2％的人口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令人惊讶的5％，在全美百万富翁中，有大约20%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和极为严谨的集团组织，这就使得犹太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力，而美国这种国内政治状况，一定会外溢为其在中东乃至于全世界的外交布局，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在各种场合、各种热点问题上为以色列“两肋插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截止到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历届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总共发动了33场战争，有人认为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在为美国的战争机器输送动力；也有人认为美国诗意盎然地在世界各地充当警察并非源于美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的信念，所以才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而是由于某些集团力量的利益驱动，所以才有了山姆大叔在世界范围内堂吉诃德式的打斗。再比如，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很难规避大型企业和财团的制约和影响，华尔街大鳄必定极度贪婪，国家政治过程必定暗藏着资本向权力的利益输送以及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最广大人民反而很难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用西方人调侃的话说：“政治永远都是肮脏的”……这些看法有道理么？我认是有道理的。

然而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你又无法否认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维护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这既表现为过程——例如工会为争取工人权益组织大罢工、遭受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组织反种族歧视游行、女权主义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歧视运动；亦表现为结果——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发起的群众运动面前，没有人（包括政府）可以或者敢于规避民众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永远地开启了秘密政治（也可以称为“宫廷政治”）的大门，政府再也没有可以关起门商量的事情，民意波涛汹涌，任何类型的政治家，哪怕他是一个傻子和疯子，也不可能回避、抵抗得了这种追逼。

你没有看到吗？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被全国新闻媒体穷追不舍，后来则只因为“对人民说谎”就导致下台，而我们的宫廷之内却鬼影幢幢腥风血雨，无人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只来了那么一下子，就惹祸上身怎么也抖落不干净，相较于我们这些怒目圆睁说“不贪污谁他妈还当官”、郑重其事“计划与×××个良家妇女通奸”、热心收集女性阴毛的地方官员，动辄侵吞数百亿、数千亿国民资产的“太子党”，前者真是他妈倒霉透了，后者则简直生活在天堂，连上帝都成了供他们家驱使的奴仆，其制度环境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么？所以才有人写文章一再强调所谓的“制度自信”，这都是因为他们真心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啊！他们正是害怕人民对制度不自信、害怕人民被“邪路”吸引，所以才语重心长谆谆教导被他们掠夺的人民要相信共产主义未来啊！想想也是，丧失了这个制度，他们到哪里去无代价地与良家妇女通奸呢？到哪里去收集女性阴毛呢？到哪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侵吞巨额国民财富呢？所以你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你要想到他们也不容易啊！

尽管如此，愚昧如我者还是很不理解，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在如此海量的社会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世界，在政府直接面对人民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的时候，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我们的近邻日本，都没有引起国家的警觉，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取缔这些组织，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政治那样，监视、拘留、逮捕、关押乃至于“灭失”那些提出利益主张的人……这确实很让人不理解。于是，政治哲学家启示我们说，如果一个社会为产生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那就标志着人民不再是政治符号，而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样的政治过程必定是充满活力的。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亦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全面发展的体现，它们相辅相成。

我认为这些启示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所谓的“普遍意义”，是指它在对人类社会（而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状况做出合乎逻辑、合乎人性的解释以后，某种被称为“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它就站在那里，诚挚地告诉我们说：“所有异常都是因为异常才产生的，同志们，如果你们感觉到了异常，就去关注异常吧！答案就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特色”之“特色”吧？

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历史、有渊源、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西方世界无所谓褒贬的“利益集团”到我们这里怎么就特色成了邪恶的“特殊利益集团”了呢？如果把这种转变视为一种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入哪些历史条件和现实政治条件，才能够制造出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结果呢？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切断了历史，阻截了渊源，使社会团体丧失赖以存活的现实条件了呢？

好，我们接近话题的核心了。

6.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上)

至少目前，话题的核心横亘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现实政治事件：周永康案。如果不能对这个案件作出解释，我们的话题就会失去现实的根基，变得虚无缥缈，将难以在逻辑上被打通。当然，就像我们无法认定任何带有宫廷色彩的政治事件是不是真的具有我们试图归类的属性一样，我们也很难认定这一事件是不是中国最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腐败案，然而在有限的视野之内，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事件观察到典型的中国特色、在逻辑上贯穿我们所议论的话题的。

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对“周永康案”的词条解释——

指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2年退休后，于2013年起被中共内部调查，2014年被中共中央纪委宣布立案审查后开除中共党籍的一起党纪案件周永康严重违纪案，及随后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逮捕后于2015年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起刑事案件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广义上的“周永康案”也包括其亲属、相关商人以及众多其派系官员等一系列犯罪案件，其中包括周永康儿子周滨，四川商人刘汉，周永康的秘书冀文林等人的犯罪案件。

周永康案及其一系列案件的范围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时间跨度达数十年之久，地域横跨中国东北、西南、华东乃至京畿、中央，涉案官员的级别几乎囊括中国共产党整个干部体系，从处级、司局级、部级到国级。

周永康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因腐败问题而接受调查并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周永康的落马，被外界认为是打破了坊间传闻中中共党内“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潜规则。

你看，并不是周永康同志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边的核心区即在他的权势覆盖范围（我称之为“权力场”）之内，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伙，仅是官方列出的附带案件即有：蒋洁敏案、周滨案、刘汉案、贾晓烨及贾晓霞案、周元兴和周元青案……一眼便知，组成这个政治团伙的人，显然不是西方“利益集团”所能概括和解释的。

具体地说，西方政治学解释之于中国现实既贫血又没有意义：“利益集团一般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从而使具有共同社会身份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聚合起来。利益集团以其成员共同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以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或目标的实现。利益集团还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以谋取集团利益；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情报，以影响政府制订政策；利用传播媒介向社会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利益目标和对政策情况的分析等，以扩大组织影响，获取公众支持。”这种解释之所以既贫血又没有意义，原因就在与每一句解释相对应的话语之中：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必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他们也没有必要“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以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或目标的实现”，他们更没有必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情报，以影响政府制订政策”、“利用传播媒介向社会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利益目标和对政策情况的分析”“以扩大组织影响，获取公众支持”……所有这些都没有必要，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力无所不能的政府，就是掌管着全部国家机器的国家，他们的目标以及由此构成的价值标准极为贪婪极为血腥极为无耻，这些东西当然是无法见人的，所以他们也就无需谋取什么公众支持，无需向任何人提出什么要求；他们是一种超级政治存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渗透和积淀着延续了两千多年、被称之为国家政治秘籍的强盗逻辑：只要把国家权力（古代谓之“朕”、“朝廷”，现代谓之“领袖”、“政府”）这个东西玩儿好了，只要这个东西还世世代代掌握在他们手里，仍旧属于他们的私器而非人民的公器，它就能够遵从他们的意志，满足他们的那些要求，就能够保证他们那个强固而坚硬的政治团伙通过国家手段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西方话语中的“利益集团”，从事的是一种可以归类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虽然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样，政治无法摆脱隐秘的特性，也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黑暗处运行，但是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宪政主义）、政治运作（选举）方式上，可以认为政治以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谋求基本上是“明目张胆”的，有时候甚至有一种PARTY式的娱乐色彩（例如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岂不知，正是这个东西构成了社会所独有的活力，政治才成为了进入大众生活的切实内容而非深不可测的黑洞，所有人都在河中戏水，而不是在某些可疑人物的强制带领下，迷迷糊糊跑到不辨其貌的河流中去摸什么石头。

我们这个“周永康特殊利益集团”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仅从公开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在周永康政治团伙之中，在他的权力覆盖范围之内，所有机关（政治运作思谋）、所有策略（政治运作手段）、所有推动（政治运作操纵）全部都在暗处，都在幽深的水面之下，都在人民的视线之外。即使是只有百分之三十智力的人也看得出来，如果没有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导致的政治上垮塌，周永康同志及其同伙不仅会继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光彩照人，还一定会继续人模狗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民，继续和蔼可亲像亲爹一样谆谆教导人民：“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弘扬爱国主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觉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就像某些人目前仍然在做的那样。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国家媒体则一定会不竭余力地欢呼和暗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领导人，这是老百姓的福分，应当感恩才是——这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满大街追着人逼问“你幸福吗”的政治原动力，这也是普通民众漠然政治、远离政治，虚无主义地看待国家政治过程的主要原因。人民深知，所有这些经由政治团伙制造的政治过程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远在“国家”的棋局之外；在神通广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眼里，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除了被蒙骗、被欺辱、被压榨的价值之外，他们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是“不存在”，所以从属于政治团伙的官员才敢于指着人民的鼻子说，这些东西全是“屁民”，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质问：“你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才敢于叫嚣说：“我弄死你！”如果说西方“利益集团”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什么区别的话，这难道不是区别，甚至是极为重大的区别吗？

然而，此“特殊利益集团”与彼“利益集团”的区别如果仅此而已，那也的确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的造化，我们应当感激涕零才对。政治本身就有幽暗的性质，政治过程当然会有一种阴鸷残忍的特性，就像《纸牌屋》那样，即使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政治也远非那么清明，在政治家作为中也存在着各种见不得人的权力-利益交易，存在着各种“策划于密室（权力-资本秘密勾结联姻），点火于基层（将“新闻自由”转换为权力-资本的舆论自由）”的政治阴谋和权变伎俩，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政治家必须向人民坦白其政治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政治谋求呢？你有什么理由要求政治家都成为“君子坦荡荡”无私无畏的圣人呢？你是没有理由的。

问题是，你在如下方面遭受了侵害——他们看上了环境优越的地块，于是你世代居住的房屋在风高月黑之夜被夷为平地了；他们要从地底下攫取石油矿产资源，于是你赖以生存的山河破碎了；他们要透支环境换取真金白银，于是你呼吸的空气有毒了；他们想舒服一下，于是你的未成年女儿被“嫖宿”了；他们终于将这块土地弄到不适于生存了，于是他们到美国购置豪宅去了，于是他们将数以百亿、千亿计的国家财富和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了……美国人民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吗？我感觉好像是没有，那里的利益集团似乎没有这样的能量——我没听说副总统拜登同志头一天夜里刚把数百亿美元转移到中国银行，第二天上午就在美国民主党全会上做“三个代表”、“爱民主党、爱美国”的宣传动员报告；我也没听说奥巴马总统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到北京大学读书，让米歇尔同志亲自掌管全美石油、电力产业，并且提出给每个美国人建立一份“道德档案”；我更没听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同志有畸形的性需求，除了在日记中发誓要“与×××名良家妇女发生关系”之外，还热心收集女性阴毛，相反，我听说这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家伙在当市长的12年里，不但拒绝每年270万美元的市长年薪，只象征性地每年领取1美元，反而倒贴进去6.5亿美元用于他所服务的人民……唉，现在不是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时代了（非特殊利益集团不想，是现代科学技术使他们不能），从闭锁的罅隙中透露出来的互联网信息会使人们发现，你遭遇到桩桩件件，美国人民都没有遭遇到或者说很少遭遇到，这时候你难免就会想：“草泥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撞见鬼了，还是美国人民撞见鬼了？”

当然是你撞见鬼了。

“鬼”为何物？曰：国家权力也。

7.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下)

西方语境中的的“利益集团”与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团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之，它是极为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成物，一种现代版的“摩斯拉”；“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带着典型的国家权力的特征，很多时候它甚至就是以国家权力本身，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既然是核心与关键，我们也就很有必要辨析一下蕴含在其中的机理，探摸出潜藏在深处的轨迹，非如此我们将无法见诸事情的真谛。

我们继续做比较。美国利益集团虽然也千方百计游说政府和政客，试图影响国家决策，虽然也会钻进纸牌屋做龌龊勾当，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必须注意到，由于制度性原因，美国的利益集团无论多么神通广大，却从来没有一天能够直接成为国家成为政府，你听说过美国能源部最高权力宝座上人五人六地坐着总统或副总统的儿子、女儿或者二爸爸三姨夫四奶奶七大姑吗？你听说过总统或副总统把儿子的舅舅的三外甥的二姐掌管全国金融、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国家管理部门或者与此相关的国有企业吗？你肯定没听说过。你也肯定没听说过美国利益集团控制舆论封闭言论，挥舞国家权力大棒打击任何挡道的或不如意的东西，肯定没听说过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用残暴的黑道方式消灭来自民间的经济对手……两相比较，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与众不同，对于这种鲜明的所谓“中国特色”，我们感到骄傲极了，自豪极了。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以直接的对国家权力的僭越为其存活条件，一旦通过权斗、利益交换等方式完成僭越，他们就会获得神力，如入无人之境，大模大样架空国家，像寄居蟹一样隐身在“国家权力”（外化为“政府”，例如某位落马县委书记曾经慨叹他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自从我升任到书记位置，我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人敢反对了。”）后面，成为一种无人能够撼动的超级政治存在。换一句话说，只有在“国家权力”躯壳的保护之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才变得坚硬无比，无人可以质疑，无人可以反对，他们才可以翻云覆雨无法无天，才可以垄断一切行政与自然的资源，肆无忌惮地饕餮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

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一句“中国的国家利益集团是谁”呢？不能，或者说，问也没用，这是因为中国国家利益集团存在于无形，它既不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又不是具有某种主张的党派，它们寄居在“国家”的躯壳里，你是无法一睹它们的芳容的，这就是说，中国国家利益集团具有“隐身”的特性，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原因（表面上通常都是因为什么“腐败”、“特权”之类）导致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诸如陈希同家族及其团伙、陈良宇家族及其团伙、薄熙来家族及其团伙、周永康家族及其团伙、令计划家族及其团伙……）在国家高层政治博弈——请注意，是“国家高层政治博弈”，而不是人民对国家进行管理——中翻覆，人们是感觉不到他们以“特殊利益集团”形式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永远是国家的“伟大”，是政府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善良的中国人对“国家”和“政府”是从来不质疑或者很少质疑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维护和攫取家族和团伙利益的时候，动用的往往是国家手段，“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家族和团伙之“器”的。

你没有看到么？在一个又一个家族和团伙翻覆之前，国家媒体对他们的宣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人印象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是“圣君”、“明主”、“公仆”，他们“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们“为人民操碎了心”……国民对这样的领导人应当更加爱戴更加体恤才对。结果我们看到，就连一个乡党委书记狗屎级的人物到乡村视察都有人打伞，都有人前呼后拥拍照摄像，植树的时候脚底下竟然铺着地毯；最近几年，国家媒体好像下决心要贱卖良知一样，几乎是在重复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无底线宣传滥调，无约束地制造个人崇拜，只差喊出“万寿无疆”了，在世界范围的国家政治图景中显得格外刺耳，格外触目。我当然理解，对某些捧着国家饭碗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之瘾，很多时候就像被性欲催动的流氓一样到时候就无法控制，对此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记得前些年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的时候，有一家中央媒体装作无心地向中国人民透露，日本民众大为感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中国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啊！”我不在意日本民众是不是真的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到的是，他们无意间道出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眼里，国家就是他们的“家”，它们享用这个家天经地义；他们信誓旦旦“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丢掉”，说的绝非是“中国”，而是具象的可以操控的国家权力……传说中的“五百户”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形呢？我不敢断言，但是我觉得何清涟女士最近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中国之所以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将剥夺红色家族可以世代相传的权位。”

只要稍微敏感一些，回顾一下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将家族或者集团利益国家化的超级政治存在，具有一切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超越和亵渎宪法，超越和亵渎法律，超越和亵渎人民意志，超越和亵渎社会道德，超越和亵渎生活常识……既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毫无阻碍地做到了，那么，恐怖的“摩斯拉”进而大规模猥亵和强奸宪法，猥亵和强奸法律，猥亵和强奸历史，猥亵和强奸人民意志，猥亵和强奸社会道德，猥亵和强奸生活常识，自然也就成了无法避免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不说仍旧在暗处潜行着的家族或者团伙，只说已经披露出来的什么“来”什么“划”什么“康”案件，他们哪一个不是将国家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哪一个不是独霸一方贪婪成性窃国窃民富可敌国的？哪一个不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这难道仅只是个别人的道德状态导致的不正常行为吗？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制度性的遮护，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美化，谁可以如此神通广大？！面对如此严重的已经成为常态的国家灾祸，有人非但不警醒，不去直接面对，反而昏三章，借助国家公器以暴力的和非暴力手段去反对什么“普世价值”，抵制什么“西方价值观”，闭住眼睛念念有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认为：一、你糊涂，你简直糊涂到了糊涂蛋的程度；二、你别有企图，你屁股底下也有屎。没有第三种解释。

世界对中国之警觉，中国之无法融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美帝国主义搞什么“亚太再平衡”、“TPP”，难道真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煽动和鼓噪的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吗？稍微有一些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持续紧张，概源于中国这种独特的、并且没有什么改变迹象的愈来愈严重的社会政治景况，概源于中国初露端倪的极为危险的国家方向，这里没有“其他”。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前不久突然开始时兴用所谓的“昔修底德陷阱”来解释中美关系，似乎全部问题盖因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龃龉、摩擦乃至于冲突，殊不知这个似是而非欲盖弥彰的说法，恰恰掩盖和抽取掉了中国与世界越来越严重的价值观冲突，掩盖和抽取掉了造成中国的国际处境的国内政治原因。这种掩盖和抽取，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人民的广泛欺骗，作为这一切的产物，就是被煽惑起来的狭隘、无知乃至于反动的民族主义。世界眼睛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点日渐销蚀，而作为“特色”的迥异点，却在新的国家政治背景下显得愈加鲜明，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景况。

“中国特色”也许是一个好东西，然而“特色”到与人类良知与常识如此相悖的程度，“特色”到让人看上去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国家的程度，一定是世界绝没有想到的，世界必然要做出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反复强调说，一定要警惕到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正在争分夺秒地毁掉这个国家，他们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动性不仅在于与人民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在于他们纠集成了一股一股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纠集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拦路虎、鬼打墙，不仅蚕食和侵袭这个国家的现在，更是在蚕食和侵袭这个国家的未来。我这里所说的“现在”和“未来”，不仅指的是中国国内不容乐观的社会境况，更是指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危险处境。如果中国这艘大船翻覆了，亡党亡国者非人民，罪者非人民，而是那些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家族，是那些掌管着国家权力的“国家利益集团”，是那些随时准备弃船而逃的政治团伙。你只要注意一下他们向海外转移了多少资产，注意一下中国大地上徜徉着有多少“裸官”，就会知道这些家伙们比船上的老鼠还要敏感，他们早就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早就有所防备了，早就在做弃船的准备了！面对此情此景，你难道还想不来在巨大的国家灾祸中，被淹死的将会是什么人吗？被淹死的绝不会是他们啊！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啊！被淹死的只能是你，是我，是所有我们这些无路可走、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只能依附在这片多灾多难土地上的“屁民”，这才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了！

在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的情况下，中国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家，即使有幸出现一个雄才伟略的人，也很难说他就一定能够顺应人民的政治期冀，实行广泛深刻的政治变革，真正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从根本上颠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历史上被车裂的商鞅很可能就是这位改革家的命运。

这一切都说明，大大小小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层层级级（即使某些最基层的乡级政权也沦为了权力者的私人物品）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这种社会政治进程与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普世价值完全对立，与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与人类经过数千年努力终于寻找到的自由民主的进步方向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陈行之先生，你把话说重了，你难道没有看到目前的情况在改变么？你想想啊，在力度空前的反腐败高压下，即使是手握国家大权的人，谁还敢如此这般胆大妄为呢？他们不要命了吗？”
首先，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在改变，即使是在空前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任何依据据此判断权力阶层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事件；即使是在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一系列“大老虎”落马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断言我们已经从社会政治体制上实质性地切断了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相互输送利益的通道；即使是在严厉打击恶意操纵股市之后，我也不知道特殊利益集团人物（大部分为权贵家族的成员）是否真的放弃了暗中持有的商业股票，是否不再参与股票上市过程中疯狂的分肥行径？我更无从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将从此改变由一些特殊人物操盘并兴风作浪的大赌场性质,无从判断是否逆转了与改革开放形影相随的社会财富经由权力通道向权贵家族转移的大趋势……原因很简单：政治学常识总是在提醒我们，在人民意志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非自由民主状态下，特殊利益集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是无法阻止他们产生的，你打掉一个，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生长出来，极端情况下，打掉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本身就是应当被打掉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时候你可又该怎么说呢？

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当前的政治形态下，特殊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必然会演变为国家利益集团，而国家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又是必然要进入乃至于裹挟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人民意志的程序性进入）的干预，那么在整体上它将是刚性的，它只能被折断，无法被折转，这意味着国家政治进程很难通过政治妥协（即使有的话）达到政治和解，社会矛盾仍将会持续累积，直至出现最坏的局面：民众的暴力反抗和“国家”的暴力镇压。所有这些耐人寻味的景象都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在几近相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这样的景象不会再度出现。

这正是中国当下的困境，一种暗淡的无解的国内困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国际困境，中国和世界似乎都在消极地等待着随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是的，极权主义无理性，谁也无法预料这样一颗失去轨道的行星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8.“国”与“器”：答案就在那里

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既然能够将“国”沦化为家族和政治团伙之“器”，当然也就能够比人类历史上所能见到的任何政治团伙都拥有超强的政治强迫力，而政治强迫力必然会衍化为经济强迫力，衍化为穷凶极恶的经济掠夺。这是因为，政治只是经济的表象，一切政治文化的原始动因全都是经济利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者也，政治也不例外，清高地想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档案的人更不是例外。这就是说，在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说教背后，在庄严肃穆的猩红色帷幕之间，掩藏着利益的魔鬼，是这个东西而非别的东西决定着事物的最基本走向。

你当然可以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也是这样，然而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狗日的美国人野蛮残暴到非人类的程度，他也做不到直接用国家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做不到利用国家权力保证和强化某一个政治家族和政治团伙对人民的掠夺，做不到以行政划拨的国家手段将国民经济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转化为私人资产，做不到利用国家暴力镇压人民的意愿表达，而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不要说周永康等“国级”官员，即便是一个村委会主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数以吨计的人民币和难以计数的文物古玩就是这样堆积到他们地下室的，权力者从地产商那里拿到的50万美元原始股票就是这样一夜之间增值1000倍的，收集女性阴毛的糜烂官员就是这样混迹到国家权力阶序当中，并且当着民众信誓旦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面对如此这般的此情此景，我们很想怯怯地问一句：如果没有强固的制度性遮护与保证，他们即便有日天的本事，做得到这一点吗？这一切会发生吗？！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引用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话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引文自《资本论》第1卷）这些话毫无疑问概括了原始资本主义扩张和掠夺的本性，它是在自身发展中，在人类孜孜以求的观念变革中（具体体现为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才形成对这种野蛮本性的束缚、压制与驾驭，世界才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阶段，以此作为精神基础，才构成了当代世界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体现在观念意义上，就是我们公开反对的所谓“普世价值”。

然而，就像无法从人性剥离兽性一样，你同样无法将原始资本主义本性从社会人群和社会运动中完全剥离，结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情形：内部，它不得不蛰伏在法治资本主义繁复的法律限制以内；外部，以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为标志，则变体为一种消泯个体的国家至上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极权主义（在东方，则回潮为带有“秦政制”特点的亚细亚国家体制）。极权主义本性（权力本性）与原始资本主义本性（资本本性）在精神质地上不仅相通，甚至更加野蛮、更加刁横。

我们不妨将将马克思的话转换一下：“不受监督的权力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益,权力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会实施任何罪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要说尚未进入我们视野的事情，就是从目前揭露出来的家族腐败和政治团伙黑白两道的凶残掠夺中，我们不是可丁可卯看到了这一点吗？我们从六十余年云波诡谲的上层政治绞斗和大面积国民沉沦中，不是也可丁可卯地看到了这一点吗？

作为这种现象与机理的一个结果，才是以所谓“低人权成本”和透支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掠夺式经济发展，才是权力魔兽所造就的无数社会灾难，才是以“用棍棒驱赶人们进入天堂”的方式给人民制造的与“幸福感”对应的屈辱感，才是人性的真实部分被控制、被剥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缺。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脚步虽然很踟蹰很艰难，它毕竟走到了今天，它终于将触目惊心的“结果”置放到了人们面前。不是吗？事实和结果就在那里，就在财富迅速向家族和团伙聚集的血腥过程之中，在触目惊心的塌方式腐败面前，在无法封堵的海量网络信息面前，国家利益集团即使有一万个自信，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也没发生”、“世界一片和谐”了，人们不仅在看，更在思索：当某些家族和团伙不断地让人民猫着腰“摸石头过河”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人“闷声发大财”捞到了珍宝，什么人耗费一生却只捞到一堆烂泥？！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让两手空空的人对那条流淌着污泥浊水的河流大唱赞歌了，人民在审视，在对比，在寻找答案，而答案就在那里——

答案就在家族和团伙天价购置美国华尔街酒店的交易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清楚是谁把本应当公开的经济活动演变成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鬼魅行为，国外媒体关于某个政治家族拥有多少多少亿美元资产的报道真的是空穴来风吗？即使单纯是为了家族的名誉，他们也应当想方设法自证清白吧？那他们为什么不公开进行反驳，反而删除掉了所有相关的网络信息呢？他们竟然天真地以为人民不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在遮掩什么，他们错了，人民什么都知道。

答案就在千百亿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被转移到海外的辗转腾挪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没有被他们窃取的国家权力，没有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他们其实仅只是一些智力中等甚至愚蠢透顶的酒囊饭袋，是国家权力和国家强制的机能赋予他们呼风唤雨的能力，成为了无法撼动的集团力量；人民比他们更清楚，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没有一个富可敌国的“红二代”经得住媒体诘问和司法审验，没有一个！

答案就在权力与资本形形色色的利益输送过程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知道，哪一个身价数十亿数百亿的所谓红顶商人包括在中国大陆叱咤风云的海外大佬背后没有大小“皇帝”的身影？人民更清楚，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向资本输送作为利益的民脂民膏，而资本对权力的回报也一定是经过榨取的民脂民膏，这是一个黑暗如深渊的交易过程，它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布满了幽深的夜空。这不是我的臆测，它正在被一系列“反腐败”成果所证实,无数触目惊心的案例早已经说明了这个体制腐烂到了什么程度，它散发着全世界都闻得到的恶臭。

答案就在指认权力罪恶的思想者所遭受的磋磨与囚禁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横行无忌的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丧失了动用国家公器所施行的舆论遮蔽，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他们害怕思想，视思想为炸药，他们害怕“人”的觉醒，害怕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出他们没穿衣服，一旦有这样的“孩子”站到他们面前，他们就瑟瑟发抖，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了这个判断，过去发生的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什么样的事件，难道还用想象吗？

答案就在由于家境困难默默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子忧郁目光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在丧失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他们简直就是在饕餮，而人民得到的仅只是他们看不上眼的那一部分。他们当然可以说改革开放使多少多少人脱贫，那么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改革开放”使无数“500户”之类的家族及其团伙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富可敌国呢？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即使GDP排行世界第二，困窘仍旧大面积与最底层民众如影相随呢？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这个国家在国家利益集团疯狂的掠夺下“国在山河破”的严峻现实呢？

答案就在每年数以几十万计的群体性事件的暴烈场面之中，就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杨佳式反抗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国家利益集团早就通过国家暴力方式越过了底线，是他们对底线的逾越和践踏破坏了国家的稳定，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当他们从农民手中强盗式掠夺土地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在当他们用推土机将世代居住的房屋夷为平地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合法”地打死街头小贩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将贪腐得来的数以吨计人民币堆在地下室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强奸和蹂躏幼女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反抗当然是不稳定，可是话说回来，究竟是谁制造了不稳定？

是的，令计划、周永康之类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时，说得最多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稳定”了，我们不对他们的言行作评价，但是联想到他们与强力维稳、“敢于向普世价值亮剑”所同步进行的对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的血腥掠夺，很有必要想一想，他们嘴里的“国家”究竟是谁的国家？他们要的“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这样的“稳定”对于不断流失利益的普通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稳定”对于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得益于无法禁止的现代传播手段，想方设法想一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层层叠叠的谎言正在落英缤纷般从“国家”的金身上脱落，世界的机理和真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显映在中国人的精神屏幕之上……国家利益集团固然可以借助他们所窃取的国家公器去遮挡这种映像，固然可以禁绝一切声音，但是，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请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就是安静，不要这样以为——不要以为蝼蚁般的民众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务必记住：人民什么都知道！

9.今日是否长缨在手

本来可以结束此文了，但是我很不愿意把它结束在如此晦暗的地方，很想将其置放到光明的前景之中，所以还得啰嗦几句。

世界是由各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结构而成的有机整体，将这个整体联结在一起的，是在逻辑学上称之为逻辑链的东西。无数逻辑链就像经纬线一样，分别以不同的路径和通道向前延伸，最终结构成了纷繁复杂的人类事物的最基本状态。“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换言之，当某种事物具象显现的时候，其内部必然有一副骨架作为其内在支撑，“骨架”就是逻辑链，事物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变得可以被解释、被打通的。这是规律，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历史事件和现实政治事件内部机理的钥匙。

经由这把钥匙，我们已经知道了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会与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性质迥异，它们为什么会拥有国家权力，继而演化成为无所不能的国家利益集团；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为什么会像黑社会一样蛇鼠一窝、糜烂堕落；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褫夺人民的言论自由，遮蔽舆论，窒息社会批评；为什么会极度恐惧历史、恐惧世界；为什么会以虚假的历史作为虚假的当代叙事的支撑；为什么会选择“利出一孔”的社会体制，实行逆向淘汰，把国家变成现实版的动物庄园……正是沿着这条无情的逻辑链，我们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让我们感到悲怆的现实：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超级政治存在，它就像呼风唤雨、为非作歹的恶龙，在这块土地上横行了两千多年，没有超级历史条件、超级政治大家、超级政治智慧、超级治理手段、超级社会合力，是没有办法束缚住它的。

那么，当下我们是否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超级历史条件呢？我们能说“今日长缨在手”了么？具体地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极为幸运地拥有了一位超级政治家、这位政治家是否具有超级政治智慧和超级治理手段，中国是否在形成超级社会合力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折转过头，回溯一下中国当年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选择“改革开放”的，或许会寻摸到有意味的启示或答案。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国家，是在被哈耶克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上奔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从国际关系角度说，这个“大家庭”虽然后来分崩离析，闹到分家，甚至彼此武力相向，然而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国家特征，并没有在本质上发生改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将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征命名为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

这里所谓的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征，概略地说，就是建立在一党制、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权。这是一整套涵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人民意志，而人民意志就是领袖的意志……“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立起来的。经由历史风云的涤荡，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忽视乃至于违背客观规律，强调精神万能，把经济活动变成了一种可供国家操控、无理性、简单粗暴的机械运动。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开展的“超英赶美”的所谓“大跃进运动”。违背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规律惩罚，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失败和社会溃决，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90年代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大面积崩塌为标志的惊天变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继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之后，又像鬼催的一样在60年代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甚至被中国官方也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终于把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国家几乎到了断炊的程度。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折磨着整个社会的极度贫困（我们暂不涉及饿死几千万之类的事情），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中国人精神活动被权力极度压抑、只为刨一口吃食而劳作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即使伟大、光荣、正确如国家者，也混不下去了。

中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历史极为偶然地把邓小平推到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来执掌中国这艘巨轮。更加幸运的是，这个个子矮小的政治家以惊人的胆略做出了既符合人民期冀、又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抉择，这才有了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识的作为国家政治选择的改革开放。

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其深谋远虑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全部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相互交织的选择之中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民间倒逼和高层抉择共振、共激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历史结果，远非按照设计师的设计图纸建造房屋那样简单。如果我们尊重历史，那么就应当看到，远在设计师的设计图纸产生之前，就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那幢憧憬中的房屋暗挖地基并增砖添瓦了，其标志性事件是安徽省凤阳地区小岗村农民以秘密结社的方式立誓签约，以被国家视为具有反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限于篇幅，笔者不再复述当时的情形了。

历史是不带体温的，然而如果我们切身处地将自己植入历史，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体味作为人的感受，我们就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参与签字画押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种被巨大的国家恐惧所包裹、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生死选择，就像今天某个不要命了的家伙在天安门广场狂奔，疾呼“不自由，毋宁死”一样。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改革开放之破冰，实际上是民间一些敢冒杀头风险的人违背国家意志、反抗国家既有制度的反革命事件，不同点在于，当时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无路可走，就像我前面所说，再加之适逢中国拥有了邓小平，所以那18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农民才没有像他们预想过的那样被国家强力灭失，反而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标识。

所有这一切，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10.何时缚住苍龙？

“陈行之先生，你又用这么长的篇幅谈论已经不在了的邓小平，与严峻的中国社会现实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有些隔啊？”

对此我不做解释，请允许我沿着既有思路说下去。

三十年之后，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一切都在流变之中。就世界来说，流变中最赫然的流变是苏联崩溃和东欧剧变——几乎是在顷刻之间，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垮塌，“冷战”以西方阵营的全方位胜利结束；一个个极权主义政权灰飞烟灭，自称“人民的父亲”的独裁者或者饱尝人民的子弹，或者在人民的嘘声中黯淡走下神坛（有一件事情耐人寻味：匈牙利独裁政权被推翻以后，第一次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惊讶地发现，“原来统治我们的竟然是这样一帮无知而愚蠢的人。”他们这个朴素的发现确实道出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真相），历史无情地终结了世界范围内历时七十余年的专制主义复辟；曾经的非民主国家最终成功地以非暴力形式完成民主化转型，人民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相继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由于某些不方便的原因，中国国家媒体很少报道东欧国家成功走过社会转型之路，很少报道那里的惊人发展，所以中国民众对此知之甚少。

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中，俄罗斯是一个例外，原因恰恰在于历史启示了他们自由、民主的真谛，给他们提供了政治改革的契机，却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邓小平那样勇于承认和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家。俄罗斯今天的远大抱负与无法摆脱的经济困境的矛盾，正是苏联垮塌以后包括普京在内的历任俄罗斯领导人不具备宏阔的历史视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也与俄罗斯社会独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有关，此不赘述。

这是一幅全新的国际政治图景，这幅图景必将带来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宣誓“绝不走西方自由民主邪路”的国家会感觉到空前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把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摆到每一个国家面前，谁也无法规避。结果我们看到，缅甸军政权不得不选择对政治反对派妥协；号称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越南、古巴也在发生国家方向的温和改变；以反美为国家意识形态特征的拉丁美洲左翼政府成功地弄垮了经济同时也弄垮了政治，在选举中节节败退，不得不将政权让渡给亲西方的右翼政治势力……犹如福山所言（尽管他后来纠正和补充了这一观点），人类历史在普世的、自由民主的美好境况中，正在走向“终结”。

就中国来说，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伴随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建立在利益觉醒之上的精神觉醒，正在大面积尤其是在新生代群体（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中悄然发生，这意味着中国人将会产生更广泛的精神需求，而精神需求在政治学意义上指的就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渴盼，就是要在自由与民主的程序状态下参与国家政治过程，恢复人的尊严，占有人的位置。与不公正权力对峙的群体性事件，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信念的坚守，网民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妄议”，律师不顾死活的维权行动，新生代通过“自我”而显现的更加自由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质地，甚至于越来越开放的两性关系，都是民众精神觉醒之表征。这种表征在1978年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即使那时候的中国出现此类社会现象的端倪，国家力量也会不顾一切予以扑灭，是不会为它提供任何存在空间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在网络时代，即使是国家利益集团掌控的国家力量也难以做到禁绝一切声音了，国家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正在大面积变“隐”为“显”，成为某种具有启示与动员意义的社会新常态；你再也没有办法为新生代制定规范教他们如何生活了，你甚至再也没有禁绝你们所恐惧的自由民主思潮的蔓延与传播了……我曾经用“政治成熟”来概括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我认为中国目前就走在这条路上，它不会再折返，没有人能够让它折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源于复杂人性的觉醒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控制和左右，它也绝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煽动的结果，它就产生于人自身，是从人性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东西，而这种被称之为“精神觉醒”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这既是历史规律又是自然规律。

人性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不再挨饿的时候就会产生精神方面的欲求，属于精神范畴的事件就会发生，这时候物质意义上的饱暖反倒会降为其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会表现为对国家政治的兴趣度不断提高，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有尊严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渴望名副其实的选票，以制止僭越了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躯壳下的横行无忌……这就是当下与1978年的中国的区别，看不到这种区别，就看不到历史发展方向，就会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方法，就会轰轰烈烈地隔靴搔痒，有意无意与历史开一个不值得笑的玩笑，而这个轻薄玩笑的后果会是极其严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精神需求的初始阶段，人们的动机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精神表达的方式会根据它所遇到的阻力状况进行调整。顾准所谓“革命是淤塞导致的溃决”，意思是人民意志长时间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或者说国家政治过程长时间只着眼于压制人民意志，“防民甚于防川”，人民意志的强大动能就会像洪水那样淤塞起来，给堤坝造成巨大压力。百川入海，当人民意志在高压之下变得愈来愈狂躁，就会跨过和平与暴力临界点，堤坝就会发生崩解和垮塌，这意味着被英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谓之“又苦又甜瞬间”的革命爆发了，此种情形几乎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

虽然被国家利益集团绑架的国家媒体自我感觉良好，连篇累牍发文，试图借西方学者之口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正在被自身的问题所折磨，正在被新的世界大潮消解——他们甚至想偷偷摸摸试探着暗示，中国选择、中国道路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之路，唯一正确的的光明之路。遗憾的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精神觉醒中，从新的国际政治图景中，没有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从来没有看到以普世价值为标识的世界潮流（它从来没有中断）真的发生了逆转，我们从未看到过，反之，我们真真切切看到，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对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中国人的政治成熟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所有在旧轨道上延续的东西都将无法再延续了，所有我们昨天还不认为能够发生的事情，都将有可能在顷刻之间发生了。

怎么应对呢？如果我们对“西方那一套”实在反感，不说也罢，那么，听一听老祖宗的意见如何？历史学家司马迁先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治理国家，“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老人家强调的是顺应，是因势利导；他告诫我们的是千万不能与民争利，阻抗民意。这些话都是振聋发聩的啊！都是值得认真品咂的啊！

所幸的是，至少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丧失拨转中国这艘大船的历史航向的时机，这是因为人民还抱着期望，还在期望历史再次给中国提供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

我前面已经说过，恰恰因为邓小平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敏锐地看清了世界潮流，看清了国内大势，所以他选择了顺应民意，就是这样一次在重要历史关节点的重要选择，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结束了大面积饥馑，在一定程度上也战胜了贫困，换一句话说，所谓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具有深厚皇权专制主义土壤的中国奇迹般地在1978年率先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经济发展只是这种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之一。

那么，人民的期望在今天能否重新变为现实呢？

11.结束语：乐观的假设

让我们做一个乐观的假设，假设历史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这个“邓小平”将必须直面哪些问题，将必须给出哪些答案？这样说吧：1978年的邓小平面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如何满足民众物质需求的问题；2016年的“邓小平”面临的则是选择自由民主还是专制集权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公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给出答案的问题，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个关乎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然，此“邓小平”也许会对彼邓小平不以为然，认为“我是比邓小平还邓小平的邓小平”，认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是挺好的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什么网络时代，什么社会成熟，什么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什么新生代从“小我”走向“大我”……一概不以为然。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也一定意识不到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意识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正在把中国拖入极端危险之境；意识不到谁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意识不到当务之急是向人民借力，让人民意志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在当下，至少要让人民经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也有资格反一下腐败，议论一下腐败），倾全国之力打一场对国家利益集团的人民战争，摧毁国家利益集团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制度基础，这将不可避免要触动制度，触动理论，触动道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样的触动都不可避免。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改革必须是一场革命。你当然可以辩解说，改革不等于革命，没有“革命”的改革同样也是改革，但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例如当下之中国——改革如果不具备“革命”的品性和力度，这个所谓的“改革”一定不是真改革。“不是真改革”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只能是敷衍的“改革”，是遮蔽式的“改革”，是硬着头皮得过且过的“改革”，甚或是倒退的“改革”，开历史的倒车的“改革”。

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改革”，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没有人像1978年的邓小平那样以高度政治智慧选择“顺应”，反之，“改革者”也许会本能地强化王权，对民众思想和思想流动进行钳制和操控，回避对历史事件的评断，把权力腐败导致的社会肌体的溃烂和痈疽再次深埋起来，千方百计延缓社会危机的到来……而所有这一切的政治后果，必将是隐身在国家身后以红二代、红三代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进一步坐大，使他们得以继续挥舞被绑架的国家机器与人民为敌，甚至对阻遏他们的改革力量进行反攻倒算式的反扑（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革者被屠杀的惨烈先例），中国的社会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度还将进一步增强……如此这般发展下去，最终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还用想象吗？！

然而上述仅只是假设，万一上天惠顾，真的再次给中国提供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呢？上述忧虑岂不都成了杞人忧天么？我们所有人都还抱着期望，尽管我们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然而我们又都小心翼翼回避着它，我们总是让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中国已经在1978年幸运了一次，2016年为什么就不能再幸运一次呢？

天佑中国，老天爷，你就让我们再幸运一次吧！问题是，老天爷听我们的话吗？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