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 -- 苏晓康《鬼推磨：中国魔幻三十年》

敢信神州大有灵，冯夷沈醉猰貐醒。仍多鬼火宵飞白，安见麟悲鬓尙青。侠恨那堪洪水逼，杞忧惟与怒龙听。红羊浩劫无时尽，昏抚河山涕泗零。

徐晋如《文革岂仅三十年无祭哉为之大恸》 

鬼推磨，磨的不是豆浆，而是血肉！

一九六五年秋，陈寅恪写了一首《有感》：“新秋景色旧山河，七六年华一梦过。蜗角风云金鼓振，牛衣涕泣病愁多。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此诗表达的是巨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的一曲哀鸣，这位目盲足残、“虽号为人与鬼同”的旷世学者，却有一种先知般的敏锐，比红朝贵人郭沫若之流更早预见到次年将爆发一场亘古未有之“人祸”。

翻译家徐梵澄认为，陈寅恪的诗和乃父陈三立、乃兄陈师曾不能比，少有清词丽句，晚年作品怨气太重，又晦涩。历史学者葛兆光感叹说，陈寅恪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让他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其实，怨气、抑郁、悲剧精神，正是陈寅恪诗歌的长处——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毛时代，怎么可能做出“清词丽句”？陈寅恪晚年诗作，如同犹太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说，是一份“证词”。

陈寅恪诗中的“子夜唯闻唱鬼歌”已让人毛骨悚然，苏晓康用作书名的《鬼推磨》更让人胆战心惊。沉重的“中国磨盘”，磨的不是豆浆，而是人的血肉——书中有一章即名为“血肉”，写“低端人口”的痛苦与绝望。三十年前北京街头坦克碾压过的尸体，即为此磨盘上的原料。用钢铁制造的“中国磨盘”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绞肉机”，这是中共党内自己人的定义。当年，林彪的独生子林立果等人秘密制定了一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意思是“武装起义”）。这份文件中写道，毛泽东等人正“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中共政权“绞肉机”的本质，在其建党百年来，从未改变。

陈寅恪是“内心的流亡者”，他大概终身都悔恨没有在“亡天下”之际离开中国本土；而苏晓康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者，亦是“流亡者中的流亡者”——流亡美国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妻子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让他在去国他乡、余生漂泊中，更有陈寅恪所叹之“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此后二十多年，他因家难而意外地远离海外华人社群，尤其是所谓民运团体的利益纷争、流言蜚语，悉心照顾妻子、养育孩子、与自己的抑郁症抗争，反倒洗净文人的浮华，卸下“启蒙者”的骄傲，在“一个人的痛苦”中，橄榄终于被压榨成油。

苏晓康经历了双重的灾难：一场是北京的屠杀，另一场是美东的车祸。前一场灾难，成为流亡者以及数十万留学生的绿卡，乃至“血卡”；还有人靠着这段经历，在资本主义的西方骗吃骗喝几十年。后一场灾难，意外地让苏晓康获得了宛如从刑场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第二视力”，亦如鲁迅一般“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他在失语近二十年后，终于重新提笔写作，比《河殇》时代再上层楼——其实，笔已换成了键盘，要提笔的时候，已是另一个时代。

少东家王朝：旧时王谢堂前燕，不入寻常百姓家

苏晓康的故事，是“神笔马良”的翻转篇。他重新开始写作的第一阶段，写个人的不幸和内心的哀恸，结集为《离魂历劫自序》和《寂寞特拉华湾》。那是自己当自己的心理医生的“自我疗伤”、日常生活中“牛衣涕泣”的疼痛指数，不亚于天安门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那种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第二阶段是追忆一九八零年代的《屠龙年代》。屠龙宝典，是为《乌托邦祭》。然而，吊诡的是，那个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和改革派知识分子却又同时在营造一个进步主义的、“新启蒙”和“新观察”的乌托邦。未曾想到，八九枪响，屠龙刀崩裂，屠龙者“两股战战，几欲先走”。此后，共产中国这头恶龙居然由“潜龙勿用”变成了“龙飞九天”。《屠龙年代》写尽“黄金年代”里，那群戴着镣铐跳舞的改革者们的意气风发与梦醒时分。

第三个阶段是《鬼推磨》及《瘟世间》，从“追忆似水年华”转而透视魔幻的当代中国。谁说身在海外评论中国，就只能朦朦胧胧、言不及义乃至“因距离产生美感”呢？苏晓康在《鬼推磨》中，写中国的社会黑化和云极权、巨婴和山寨、帝国饥渴症、盛典模式等等，无不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反倒是万马齐喑的中国国内，自刘晓波入狱和被肝癌死之后，再也听不到此种惊心动魄的暮鼓晨钟。

对于今天中国的“制度优势”，西方学界至今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及完整的解释系统，此前已有的概念，如“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数位极权主义”、“韧性威权”、“锐实力”等，都不足以解释中国之怪现状。苏晓康称之为“少东家王朝”，倒是别开生面，对“后三十年”中国的路径可谓庖丁解牛。邓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虽也是革命家庭出身，但都不是太子党。他们只是以技术专家充当临时大管家，时机一到，权力还是要交到陈云所说的“我们自己的孩子”手上。至于“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倒并不重要。

此“少东家王朝”的特质，苏晓康一言以蔽之：无论其花招是什么，诸如“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打通两个“三十年”，眼花缭乱，其核心仍然是一个毛幽灵。其未来的走向是四个步骤：继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加大力度打击一切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组织性与非组织性力量、进一步搜刮中高经济阶层、扩军备战并走军国主义道路。

《鬼推磨》的典故来自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新鬼》：有一个新到地狱的鬼，瘦弱不堪。他遇到一个胖鬼，很是羡慕，就问对方怎么才能变得富态起来。胖鬼告诉瘦鬼，只要到人间作祟，闹出点动静，人们一害怕，就会供奉东西给他吃。瘦鬼来到人间，但没有调查摸底，冒冒失失闯入一户人家，见到厨房中有一口磨，抢步上前就推了起来。不巧，这家人一贫如洗，自己都缺吃少穿，哪有食物供奉鬼神呢？主人听到响动，到厨房查看，空无一人，而磨在转，便感叹道：“天都可怜我，派鬼来帮我推磨了。”结果，瘦鬼推了半天，不仅没捞到半点吃的，还累得半死。

这个故事，隐喻着中国晚近三十年“崛起”之奥秘——帮中国推磨的“鬼”，不是别人，正是对中国“单相思”的西方国家。

二十世纪以来，自由国家的第五大失误

苏晓康的新书《鬼推磨》

苏晓康指出：“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和。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的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的产品以及沃尔玛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这三十年，他身在美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错再错、一败涂地。

此段分析大致准确。与《幽明录》中，瘦鬼白白做工、一无所得的情节不同，在这场鬼推磨的盛宴中，中国与西方都是一部分菁英阶层得益，更大部分底层民众沉沦。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在《深南地带》一书中写道，他多年热衷于到非洲、中国西部等极端贫瘠的地方旅行，却不曾想到，美国菁英人士一般不愿踏足的、本国“深南地带”比那些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还要悲惨。他在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的三角带发现，原本的体力活都消失了，新兴事业也在衰败中。当地人告诉他：“我们这里以前有做家具的，我们还有纺织业，一直到一九九零年代都还有在做布料跟毯子。”他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当地人回答说：“到中国去了。工作全没有了。这里现在什么都不剩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没有受什么高等教育。你做服务业、地毯工厂或农业的，用不着念太多书。所以这些人都被丢下来了。”保罗·索鲁以一名充满同情心的新英格兰菁英知识分子的视角，描述眼前的情景：“这些逐渐腐朽、景色如画，却渺无希望、遭人忘却的城镇，全都有条小溪流过，在字面上跟引申意义上，都成了一潭死水。在这些地方，人们挣扎着、变通着，勉强维持每天的生活，日子朝不保夕。”全球化政策掏空了美国、壮大了中共，是政治学者吴国光所说的“反民主的全球化”。

从这种扭曲的中美关系中获益的，尤以尼克松及福特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为典型。二零二一年三月，基辛格警告说，美中两国必须互相理解，否则和平繁荣恐将不保，世界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在这冠冕堂皇的和平主义宣示背后，是其精心掩饰的“中美政商共同体”天文数字般的既得利益。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司徒文指出，基辛格是数十年来引领美国退休政要、政商权贵赴中国淘金的“祖师爷”。中共有效地利用美国退休官员影响对中政策，而且想在中国淘金的美国企业领导人也会向这些前官员支付高额“顾问”费用，以谋求与中国高层洽商的机会。

台湾评论人吴奕军指出：“基辛格这位据闻造访中国上百次的美国政坛大佬，一生贡献恐怕已确定属于中国，而非美国。”而能称得上“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的前国务卿，大概只有遭到中国制裁的蓬佩奥了。

早在世纪之初，刘晓波在《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一文中指出，翻检西方国家与极权体制的关系，令人不齿的错误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码犯过四大错误：第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代迷恋斯大林，第二次是一九三零年代对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战后对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从延安时代一直到文革对毛泽东的迷恋。刘晓波警告说：“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自由之敌，也都是仇恨和暴力的最大孳生地，恐怖主义也来自极权式的洗脑和仇恨，来自独裁式的暴力崇拜。在当今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独裁制度对人的奴役——无论这奴役发生在哪里——都是整个人类、特别是已经获得自由的那部分人类的耻辱，也都是对自由世界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然而，西方世界不曾听取此种逆耳忠言，继续犯下超过前四次错误的第五次大错：不是降下铁幕，而是帮助中国推动“铁磨（盘）”，最终害人害己。

若西方衰落，谁来抗衡“超纳粹”的共产中国？

苏晓康对美国政局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分析，远比那些台面上的民运活动人士和西方主流知识分子深刻和准确。他不依赖学院和媒体生存，因而敢于发出“政治不正确”的见解。
《河殇》时代，苏晓康以蔚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来形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差异。三十年之后，他沿着此种思路大大往前走了一步——在本书之“基督教凭什么”一节中，他指出，雅斯培所谓“轴心时代”的几大体系，大都如晨星陨落，基督教虽不免有衰微，但是显然她统领之地域国度已稳坐世界霸权。他认为，其秘诀在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圣经》实现了与普世价值的和谐融洽。他也引用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的警告，而布鲁姆念兹在兹的“美国精神”就是希腊和希伯来两大古典精神。

不过，苏晓康未能再进一步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脉络做出更细致的梳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传统，在西方结出不同的果实。晚近五百年来，欧陆与英美逐渐分道扬镳。苏晓康在肯定基督教文明的同时，对基督教本身却不无隔阂。这种隔阂的原因，有中国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主义传统，也有当年他带着伤残的妻子到灵恩派医治大会上屡屡受骗的往事，还有若干华人牧师、华人基督徒知行脱节的负面示范。另一方面，苏晓康虽然对“政治正确”有警惕与批判，却仍然囿于文章伟业、学术崇高的思维定势，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右翼”和“保守”等概念，所以也未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及其背后观念秩序之脉动。

正如苹果有很多种类，最好吃的是富士苹果；基督教也有很多种类，清新质朴、刚健勇锐的一支是加尔文神学、清教徒传统和英美保守主义三者所形成的观念秩序——这是西方文明最后的一代防线。斯宾格勒预言的“西方的衰落”，似乎噩梦成真。此时此刻，谁来拨乱反正、挽救大厦之将倾？谁来抵抗以战狼姿态四处出击、要将美国掀翻在地的习近平的超纳粹帝国？当然不是那些沉溺在毒品、同性恋、性解放狂欢中的左派，而是有克伦威尔、丘吉尔、华盛顿和麦克阿瑟的战斗精神的“基督的精兵”。

张伯伦式的绥靖主义不能满足希特勒贪得无厌的胃口，东郭先生式的“中美共治”的善意，也不能阻止中国“一统天下”的魔障。这个时候，美国和西方需要为公义打美好的仗的基督徒骑士，用当年C.S.刘易斯鼓励英国年轻人对抗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当士兵们来问施洗约翰，他们应该怎么做时，他丝毫没有暗示他们应该离开军队。基督遇到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时，也没有这样暗示。骑士的观念，即为了正义事业身负武装的基督徒的观念，是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观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衷心提倡和平的人，即使我认为他彻底错了，仍然能够尊重他。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半和平主义，它教导人们：尽管你不得不去打仗，你必须拉长着面孔去打，仿佛为此感到耻辱。正是这种耻辱感，剥夺了很多现役的年轻优秀的基督徒有权获得的东西——勇敢的天生的伴侣：快乐与全心全意。”这是一场比二战更艰巨的终极之战。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