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
4年前的今天,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死于狱中。
刘晓波是殉道者。刘晓波是为了自由,首先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死的。正如他在2009年12月26日,在法庭上发表《我的最后陈述》中讲到的 --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刘晓波不是唯一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我们纪念刘晓波,也是纪念一切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
在刘晓波殉道4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发现,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竟然比12年前,刘晓波发表《最后陈述》时还要狭小;甚至比4年前,刘晓波死于狱中时还要狭小。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最低点。
回顾4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以至于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2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2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 -- 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 -- 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
这就是对刘晓波最好的纪念。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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