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忠：中国定会实现与步入宪政民主国家之列

参与“中共百年”研讨会的部分学者、专家、政要、各民族和民运界领袖  © 欧洲之声/田牧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大庆。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政党（共有党员9190万）、以及执政期最长的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为庆贺百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活跃在海外的各捍卫人权组织和民主人士则发起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如今，全面掌控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至高权力。

中国官媒在中共百年大庆的前夕刊出近10万字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除了中共百年的“丰功伟绩”外，并没有提及建政后实施的清洗、镇压、大饥荒、文革、六四惨案等重大事件的数千万受害者。这是对历史的疏忽？还是对历史的改写？如何评判中共的统治模式？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

法广： 中共百年大庆之际，海外许多捍卫人权组织举办了多种活动，您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请谈谈，各人权组织和民主志士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

潘永忠：鲍彤前些天说：“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世人都知道，需要中共政府表示歉意，可说是一个字“难”，“难于上青天”。

中国自古有“罪己诏”一说，指古代君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向天下发出的一种口谕或文书。中共政府还不如皇朝君主。

民主国家领导人胸襟大度。6月19日，德国总理梅克尔发表视频讲话，她表示：「德国将永远牢记『二战』的历史，德国也将永远为历史上的过错负责，每个德国人应当为入侵苏联而感到羞愧。」梅克尔就敢于站出来替希特勒背黑锅，向俄罗斯人致歉，她还呼吁：德国与俄罗斯需要开启对话。中共政府不如民主国家领导人。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海外有王安娜、蔡霞两位女将挺身而出，“官府无为我为之”，她们承担起了清算「百年中共」的罪孽，替中国人民「被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讨回公道、伸张正义。

王安娜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曾在青海民族师大政治系任中共党史教员，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原青海省政协委员，也是《光传媒》的创办人。

蔡霞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著名教授，在党校任职近40年，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設，现与中国共产党彻底脱钩。

发起与组织全球连线“百年中国•中共百年”研讨会，6月27日起至7月1日止的接力与连轴活动，共计108小时。参与者遍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台湾、日本、澳大利亚、香港等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政要、各民族和民运界领袖等，他们是：魏京生、王丹、王军涛、苏晓康、胡平、谢志伟、欧珠茨仁、廖天琪、玛丽-侯芷明、黎安友、林培瑞、明居正、杨宪宏、曾建元、刘慧卿、平野愛、席海明、洛桑尼玛、陈立群、李恒青、裴毅然、周鋒锁、张杰、王维洛、黄娟、长平等70多位特邀嘉宾共襄义举，进行了约65个专题演讲。

活动发出的战斗檄文慷慨激昂：“中共自建立以来，战争屠戮、人祸不断、生灵涂炭，一百年来，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残酷杀与鬬，造成数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数亿国民深受其害。中共挟一党之私，绑架全民与国家，使全民陷入血渊骨狱。习近平更是重披毛氏龙袍，横征暴敛，恃财骄狂，对内大兴文字狱、严控社会、民族宗教倍受压迫；对外战狼四啸、失信于国，致使香港不复繁荣；更有甚者，隐匿武汉疫情，致使瘟疫肆虐全球，数百万生命罹难。中共之无道，实非一国一族之事，乃全人类之大敌。”

要问此项目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用王瑞琴落地有声的豪言表达：「灭共是此生志向」，这也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理念、志向和目标！

法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日在天安门的庆典活动中发表讲话，谈及香港议题时表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您认为，如今这番讲话的意义何在？

潘永忠：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简而言之是：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按照邓小平的意思是：继续沿用原英国的法律体系，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市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邓小平还形象地表达道：保持“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的歌舞升平景象。

这些在民主社会司空见惯。比如美国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一大半媒体载文批评、抵制与反对总统。还比如德国，这一年多来的疫情，社会反对与嘲讽默克尔总理和她的政府，声音不绝，示威不断。

而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示威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即刻拉下长脸，被习近平以港版《国安法》颠覆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可说是“一国”消化了“两制”，比如说：1、新闻自由被事实上封杀了，敢于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苹果日报》、《开放》杂志、《争鸣》杂志等媒体纷纷倒闭，无疑是专制取代了民主的结果。《国安法》强加给香港社会，造成了相应的社会管理条例、法规等改变。2、港人治港严重萎缩，受到了限制，前提是被北京政府“认可的「爱国」港人”，才能治理香港。3、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与杜绝。

这样一来，显然邓小平所描绘的，英国式法律体系，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等，可谓荡然无存，一句话：一国一制，北京代理人治港。

法广：中国共产党在70年的执政期间，犯下过很多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但在百年庆典前发表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中，却忽略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受害者，您对此作何解读？

潘永忠：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显然有严重错误，比如：1、掩盖与涂抹中共政府造成的错误与罪孽：最近法广等海外各国的媒体都在报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发全国“大饥荒”（1959-1961）饿死数千万人；中共官方80年代自己定义的：“十年文革‘浩劫’”，及造成国家建设与民生凋敝，及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命丧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删除与涂抹了；对于89年“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针对“反右”、“文革”、“六四”等都不曾公开抵赖，只是回避，或者避重就轻，而习近平政府居然公开掩盖与篡改历史，只能证明一点：越来越反动，越来越丧失人性。

2、中共篡改历史司空见惯。《大事记》表示：八一建军节，是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两万余人军队，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这个历史太不真实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1926年11月的泸顺起义，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吴玉章等领导，同样是两万余人向国民党打响真正的第一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八一建军节，可以不修改，不变更，但是第一次武装起义历史真相应该严肃更正。

法广：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拥有党员9000多万，统领着14亿人口的大国。如今，它在百姓心目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潘永忠：我也观看了北京天安门前的“七一”活动，最大的感觉是“北朝鲜化”，这模式这排场这众口一词，完全是金日成广场上的翻版。

听蔡霞教授、李传良先生解释道：虽然是九千万党员，但党心揣在每个人胸腔，绝对是各有各的打算与心思，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积重难返、难以调和，绝不像天安门广场上展现的那么划一而欢庆。杨佳式的仇恨隐匿在整个社会。

冯崇义教授说明，杨佳式官民对峙与冲突，应该不少，但毕竟是单一与个体性，难以形成片与势。

我的意见是：能够促成民间反共力量形成片与势，我们是否想过两个难处：1、新闻法：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元老陈云道出了取消新闻出版自由的深层原委，他说：“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2、出入境自由：上世纪2、30年代，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立三在法国留学时，朱德在德国留学时，那代人在国外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即刻遭致逮捕和遣送回国。当年北洋政府，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做到出入境自由，如此中共革命，得到了苏联等外国力量的支持，国际也为中共提供许多方便。而今天，情況刚好顛倒過來，我们在西方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得到警方维护与协助。而另一面，民主人士的出入中国国境的自由则完全被剥夺了。中共政府定是吸取了“当年共产党钻了国境线的空子”经验，如今严格把关，国內异己份子大多在牢里，反正都不能出境，而國外敢於批评习政权的异议人士一律严禁进入中国。

是不是新闻法的缺失，自由出入境的限制，使得海外的民主人士进入故国运作、聚合反共灭共的民间力量组合难以成势。现在看来不见得，当下世界网络数据化已突破了所有专制政权设置的新闻封锁线，特别是本次由《光传媒》发起主办，全球各界精英们一同参与的“百年中国 · 中共百年”研讨会，就是开启了一种新思路、新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可说是突破了中共新闻言论封锁的铜墙铁壁，相信民运人士自由出入境问题也终将会被突破。蔡霞教授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她说：东德、东欧民主化转型的最大特点，是社会的突发事件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引发社会政治变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一定会实现与步入宪政民主的国家行列，这是世界民主大潮流，也可说是大势所趋。我认同这一说法。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