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声援缅甸联盟成员杜可可（Thu Koko），以网络联机进行民族团结政府与海外缅甸人的国际在线会议。
（摄影／蔡耀征）缅甸军人发动政变至今已超过半年，对示威民众的残酷镇压已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并有5,700人遭到逮捕。面对军警的暴力，原本在街头的抗争者，进入丛林中受训准备打游击；受到战火波及的百姓，逃入难民营里躲藏；在城市里参与不合作运动的人，则因为罢工的时间拉长，缺乏收入让他们日常生活出现困难。再加上COVID-19疫情7月又开始扩散，被军政府垄断医疗资源的缅甸，出现了病患在路边死亡的景象。
为了让反抗军政府的抗争得以持续，为数超过百万的海外缅甸人族群跨越国界的藩篱，在网络上串联横跨37国的联盟，想方设法把捐款与物资送进缅甸，甚至制作在线课程，避免学生失学。《报导者》采访了位在韩国、马来西亚、捷克、台湾的海外缅人，看他们如何串联庞大的资源，又如何与反抗军政府的“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共同订定长期计划。
台北市中正区的咖啡厅里，由在台缅甸人组成的“台湾声援缅甸联盟”举办了一场声援缅甸抗争的活动。随着佛教僧人的带领，数十个人低着头、喃喃念出经文，哀悼因反抗军政府而逝去的生命。墙上投影片映出这半年来，缅甸人民惨烈抗争的纪录影像。影片中荷枪实弹的军警在一阵扫射后，示威者伤口淌出的鲜血，如同现场台缅人的眼泪，不断流出。
声援活动的日子刚好是缅甸“8888民主运动”33周年的纪念日。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分散在36个国家的海外缅甸社群，也各自举办了援缅的活动。“赶走独裁、你我有责”、“革命必胜”等口号在在线直播间里出现，离乡的他们彼此鼓励、打气。
为数超过百万的海外缅甸人因不同原因散落在各国：缅甸长时间输出劳力到他国工作，移工是海外缅甸人的大宗；有人因为遭到内战波及，透过国际组织的第三国安置或是偷渡的方式离开家乡成为难民；以及早期因为政治迫害，流亡他国的缅甸政治犯。
在2021年2月1日以将军敏昂莱（Min Aung Hlaing）为首的军队发动政变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缅甸人在经过数个月的网络串联，就与4月中旬在缅甸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合作，组成了一个横跨37国的海外缅甸人合作大联盟，在海外支持反抗运动，不愿看到缅甸走上独裁专制的回头路。（注：于2020年11月的选举中当选、本该2月1日上任的缅甸国会议员，在政变爆发后，自行组建了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 CRPH），作为代表人民的议会。他们自行废除了现由军方撰写的《2008宪法》，并于4月中成立民族团结政府（NUG），主张自己才是合法代表缅甸的政府，废除军方主导的宪法，并公布过渡期的民主宪章，成为跟军政府相抗衡的平行政府。）
大联盟成员横跨亚洲、欧洲跟美洲，但以东亚国家的缅甸人社群为主。其中，光是前往马来西亚合法和非法打工的缅甸人，就超过了50万人。来到马来西亚工作的缅人多数从事蓝领阶级的工作，在工厂、工地、餐厅或是出租车行，总聚集着缅甸人社群。
“不能让军人偷走国家，我要为我儿子的未来奋战”
《报导者》在线越洋采访现年44岁、在马来西亚工作了25年的泽耶（Zeyer），他说，政变发生的几天他相当难熬，跟他一起在电子工厂上班的35位缅甸移工中，有些人工作到一半会暗自啜泣，大家都无心作业、魂不守舍。
泽耶跟同事们难过了数天后，从新闻中得知国内民众奋勇抵抗，并且发起全国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CDM）与罢工，让他们决心找出方法，从海外为国内的抗争添上一份力。
16年前泽耶跟同样去马来西亚工作的同乡女子结婚，育有一子；对方跟儿子5年前回到缅甸之后跟泽耶离婚。目前11岁的儿子跟泽耶的母亲住在一起。泽耶原本打算在近期回到缅甸做生意，跟儿子还有母亲一起生活，就近看着儿子在缅甸成长、受教育。政变打乱了他的计划。
虽然泽耶一度万念俱灰，但他很快转念：“不能让军人偷走我们的国家，我要在这里（马来西亚）为我儿子的未来奋战。”
泽耶找上了在国际组织担任翻译的缅甸同胞札德（Zed），还有几位热切想要帮助国内抗争的缅甸人一起讨论。50岁的札德在2009年因参加缅甸民主运动，遭军政府通缉而踏上流亡之路。曾在泰国参加海外反抗组织的札德英文流利，认识不少缅甸民主派的人士，对于如何从海外进行抗争有不少经验。
札德跟泽耶在2月13日成立了“我们爱母国”（We Love Motherland）的组织，在吉隆坡发起募款救缅甸的活动，把募得的款项送入国内，资助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
从募款组织到沟通平台，期望对马国政府有游说力
为了得到捐款者的信任，他们把握的原则是让捐款流向透明。现年30岁，负责募款的辛妮（Shinny）说，她常常要一家一家的工厂、餐厅到处跑，当面跟缅甸移工说明他们捐款的用途。她会请在缅甸收到资助的组织手写收据拍照回传，让捐出的款项总额与收款单位收到的总数两边可以相符，尽量让募得的款项与流向透明。
缅甸人在大马打工的收入落在2,000令吉到3,000令吉左右，辛妮说，平均每个人的捐款大概是300令吉。“我们爱母国”一个月最多可以募到3万令吉，这些捐款在跟民族团结政府讨论后，会送到缅甸各地参与公民不服从活动的教师、医生、公务人员等团体手中，也会送到位于缅甸丛林中的难民营里。
经过一、两个月后，他们发现全马来西亚有超过20个类似的募款组织。札德跟其他散布在大马的海外缅甸人联络协调之后，在4月组成了另一个横跨全马来西亚的“缅甸在马来西亚联盟”（Ｍyanmar Alliance in Malaysia, MAM），札德出任第二副主席。
札德说，他们原本期望此联盟可以扮演统整各组织金流，统一把捐款交给民族团结政府，由官方分配资金的使用；但因为整合与组织联系上的困难，这个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缅甸在马来西亚联盟”仍然提供了大马的缅人组织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在重大事件时发挥凝聚力量，“也可以说服大马政府做出对民族团结政府有利的政策，”札德说。
“以前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现在我每天都在想该怎么帮助抗争”
东亚各国的海外缅人组织人数、背景不同，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跟马来西亚超过50万缅甸人相比，韩国约有2万名缅甸移工；相较缅人散在大马各地，韩国的缅甸移工则是由人力中介统一引进，活动的聚落集中在几个工业城市。距离首尔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平泽市（평택시），就是其中之一。
34岁的苗津（Myo Zin）在韩国的汽车零件工厂工作了7年，除了周间在工厂工作之外，他在平泽火车站附近还开了一间缅甸商店，专门贩卖一些日用品给缅甸移工。在政变爆发以前，苗津就是当地移工协会的主席，专门帮忙缅甸移工跟韩国老板谈判，他解决问题的手腕灵活，人脉广阔。
在政变爆发后，这位原本八面玲珑的生意人成为了平泽市缅甸移工的领袖。苗津说，以前他在工厂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会到商店开店工作，其他的时间就是帮移工处理事情；但现在他的商店几乎不会开张，除了到工厂上班的时间之外，他其余的时间都在开在线会议，或是跟同伴一起上街发传单、呼口号宣传缅甸的抗争。
“以前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现在我每天都在想该怎么帮助国内的抗争，”苗津说。
在平泽市工作的缅甸移工年纪大部分在20岁到30岁之间，很多人都很想回去拿枪跟军人拼命。但身为领袖的苗津会说服他们留在韩国工作，把在韩国赚到相对较高的收入捐回缅甸给抗争者。
他认为，持久抗争虽然需要人力，但更需要源源不绝的补给。
苗津以身作则，捐出每月薪资的5成，并誓言要持续捐款到成功推翻军事政权为止。光是在他为首的组织里，就有超过百人捐出每个月2成到5成不等的薪资。甚至还有两个人把每个月赚到230万韩元的底薪百分百全部捐出，只留下加班费当作零用钱。
因为韩国缅甸移工大多数都住在宿舍里，工厂也会供应正餐，缅甸移工也会互相帮忙、接济，即便捐了大笔金额，生活也不至于出现问题。
她接下NUG任务，在线串联37国合作大联盟
散落在韩国各地的缅甸人组织并没有像马来西亚的缅甸社群一样，组成全国大联盟，但首尔、釜山、大邱跟平泽市等地的缅甸人也在网络上找到彼此，定期开会讨论。
现年40岁的瑞莫（Shwe Moe）是把韩国各地缅甸人组织串联在一起的角色之一。来韩国已有20年的瑞莫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学生多数为小学生。目前每周她上4天班，让自己有较多的时间可以处理缅甸社群的合作与沟通。
现居京畿道的瑞莫，周间时会透过网络跟在韩的同胞联系，在周末则乘车到各地参加缅甸移工举办的援缅活动。瑞莫也在3月组织了一个“在韩缅甸人请愿团”，到首尔的政府大楼请愿，因缅甸发生政变，请求韩国政府延长在韩缅人的签证效期。
对于在韩国的缅甸移工来说，瑞莫就像是一位充满精力的大姊，她团结了韩国的缅甸人，也积极地跟在东亚的海外缅人组织接洽。因为瑞莫的活跃，让民族团结政府在5月初找上她，并且开始交派任务给瑞莫。
瑞莫会依照民族团结政府所给予的任务性质，邀请不同国家的海外缅人参加在线会议。从5月开始，因为需要讨论的议题与待完成的任务不断增加，受邀参加在线会议的成员也愈来与多，到7月底左右，已经有来自37个国家的海外缅甸人加入了这个合作大联盟。
因为每一次会议中讨论的议题与任务性质不同，参与的成员也不一样，让瑞莫每天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再加上与会代表常常多达数十人，光是让大家自我介绍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有的时候从晚上开会开到白天都有可能，”瑞莫说，幸好会议是以亚洲时间为主，她白天上班的时间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跨国的在线会议除了讨论各组织募得的款项该如何使用之外，也会提出教育、军事、医疗等不同的任务。
跨国团队设计教案、筹医疗物资，试图扰乱军政府控制
瑞莫指出，海外缅甸人联盟从各国成员中组织了一个由老师、教授、工程师等专业组成的团队，设计了从小学到大学程度的教学教材，让在缅甸受到战火波及、无法上课的学生，可以透过在线教学的方式持续就学。
为了让这个计划可以在缅甸执行，在缅甸国内进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教师，在乡镇间找到失学的学生后，带学生到有网络的地点进行课程，也有的老师预防军方断网，提早将教材下载。瑞莫说，这样老师们在缅甸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失败，学生的课程也可以持续，军方没有办法控制缅甸的教育制度与资源。
各国缅甸社群连手合作，除了为持久战制定计划外，也在疫情期间解决缅甸当下的紧急状况。
面对7月窜起的COVID-19疫情，全缅甸只剩下不到半数的医院在运作，而大部分的医疗物资与氧气瓶被军方寡占。因此，人在韩国的瑞莫跟与台湾的缅甸族群合作，连手将中国制的呼吸器、台湾制的医疗器材与健康食品运入缅甸。“军方在海关就扣留了一大部分，但至少仍有一些物资可以送进去，”瑞莫说。
除了凝聚海外缅甸人的力量，他们也在海外争取国际的支持。
5月24日受到捷克政府正式承认为缅甸民族团结政府驻捷克代表的林丹（Linn Thant），在接受《报导者》越洋采访时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跟东欧及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还有国际组织的成员见面。他也会将缅甸军方正在做的暴行与证据让这些决策者知道，并且进一步说服他们做出有利于民族团结政府的决定。
除了类似林丹这样的民族团结政府代表试图影响各国政要之外，许多海外缅甸人的Facebook的头像在近期也换上“承认民族团结政府、拒绝军政府”（Accept NUG, Reject military）的图案，呼吁各国政府不要承认军政府代表缅甸的合法性。
“我的工作，其实跟台湾官员说服他国承认台湾很相似”
“最重要是让他们承认民族团结政府是代表缅甸的合法政府，”林丹说，他在做的事其实跟台湾政府官员在国际上拉拢朋友、拒绝中国独裁政权的工作相当类似。
身为8888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的林丹在1990年被军政府逮捕后，被判了20年徒刑。20年的牢狱时间里，其中9年是被关在没有窗户的牢房里。狱中无止境的刑求，敲掉林丹所有的牙齿。出狱后不久又被军政府盯上，让他开始流亡。2011年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邀请林丹到捷克政府，分享他对抗独裁的经验，让林丹拿到了捷克发出的无国籍者旅行证，也让林丹从2014年到捷克居留至今。
因为林丹跟捷克政治人物长期友好的关系，成功地发挥影响力，让捷克政府成为世界第一个承认民族团结政府派驻代表的国家。
不时会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林丹说，自己的电子信箱是公开信息，他在政变后的这段时间，曾收到一些来源不明的死亡威胁。就在林丹接受《报导者》采访过后没几天，美国检调单位在8月5日发表声明，逮捕了两位缅甸籍人士，并指称他们策划暗杀反对军方的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觉莫敦（Kyaw Moe Tun）。（注：缅甸政变后，缅甸驻联合国大使觉莫敦（Kyaw Moe Tun）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公然与军政府划清界线，并呼吁各国帮助缅甸人民推翻军政府。军政府随即以觉莫敦不服从国家命令和指示等理由将他解职，派常驻副代表丁貌奈（Tin Maung Naing）担任临时代办，但联合国目前仍承认觉莫敦的身分。）
缅甸军政府猎杀民族团结政府代表的黑手，已经从缅甸国内延伸到海外。
林丹说他不会因军方的威胁而妥协，他在缅甸的家人们也早已离开原本的住所，暂避在几处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遭到军方狭持。
20年的牢狱生涯中，冥想是林丹消化压力的方法。林丹的生命经验让他拥有坚定的信念来面对独裁政权，但对许多第一次参与国家级动荡的海外缅甸人来说，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常常无所适从。
公开反对军政府的风险如影随形，他们为何愿意承担？
现年27岁的潘（Pan）是克钦族人，她在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克钦邦的人道救援组织，后来到仰光工作认识了韩国籍的丈夫，两个人在3年前回到丈夫的家乡釜山定居。潘每天除了要参加韩国政府为新住民举办的韩文课程，其他时间她都在家里陪伴2岁半的儿子。
在政变发生前，她在Facebook专页分享她与儿子的互动的小故事跟点滴，相当受到网友欢迎，有超过40万的粉丝追踪她的专页。政变发生之后，她自发性担任起号召募款的KOL。"我感觉我的肩上有很大的责任，我必须要鼓励大家，"潘说，她现在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计算机前翻译新闻、对缅甸的抗争发言，以及沟通募款事宜。
但是在克钦族人道救援组织工作的经验，让她忘不了克钦族长年跟政府内战所导致的悲剧。“虽然我支持缅甸反对军政府，但我没有很喜欢全民盟，”潘说，有时候她质疑全民盟的发言会让她受到抨击，相反的，她呼吁克钦族帮助缅甸人时，也会被克钦族同胞奚落。
“我被这个政变弄得很累，心已经碎成一片片的了，”潘说，她现在会尽量不去读网民的留言，使用Facebook的时间也尽量缩短。但是缅甸内部每天发生的惨剧以及一次又一次长时间在线会议，让她难以负荷。
海外缅甸人虽然人不在战火纷飞的缅甸，但在海外参与反对运动，除了身心的压力，对他们仍在缅的亲友也是不小的风险。
一位不愿具名的海外缅甸人表示，他不希望家人担心、所以选择不让亲人知道自己在海外从事反抗运动；但他又害怕哪一天自己的身分被发现，家人会被军方找上门。每次因为网络通讯暂时中断而跟家人失去联络时，都让他心急如焚。
在韩国的瑞莫因为是韩国媒体时常采访的对象，她在缅甸的家人早已离开住所，避居在亲戚家中。而有军人家庭背景的泽耶，家人则是在他加入“我们爱母国”后就跟他断绝关系，不再联络。泽耶说为了国家跟儿子的未来，他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2月的军事政变改变了所有国内与海外缅甸人的人生计划，并且一度让他们心灰丧志。但曾经历过军事统治的缅甸人不希望再回到高压的生活里，没有经历过专制政权的年轻人，也不会想要失去已习惯的自由。
在瑞莫跟潘等人的Facebook上，留有几张在在线会议之后，与会的海外缅甸人举起象征反对暴政的三指手势的相片。多数的受访者都说，他们晓得这样做可能会引来军政府的恐吓，但公开表态是可以激励更多缅甸人奋起反抗的方法之一。
遭到军政府迫害的忧虑一直存在，但是他们更害怕自己的国家，就此失去未来。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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