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中国制裁的“境外势力”到底都做了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中国抄美国在国际关系里的“制裁”作业，这两年尤其在香港与新疆议题上采取迅速的反制行动。中国官方声称，反制裁是要为中国公众“出恶气”。这些中国官方眼中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与“反华份子”究竟做了什么？让谁受气？上了中国的黑名单，又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参与线上视频研讨会、和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通电话、定期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见面……，这些都是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执行总监朱牧民（Samuel Chu）的生活日常。要让美国各界持续保有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就是他和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最重要工作，但这也让他成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第一个遭到香港政府通缉的美国公民。
“香港通缉我和中国制裁香港民主委员会，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荣誉勋章，这更代表我们做了对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需要去思考要不要做。”在香港出生的朱牧民告诉记者。
朱牧民于去年7月31日遭港府通缉。美国今年七月宣布制裁香港中联办七名前任与现任副主任后，北京实施反制报复，7月23日宣布反制裁香港民主委员会，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
就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宣布要给予已经在美国的香港人“延迟强制离境”（DED）的临时庇护。这与更正式的移民类别“临时保护身份”（TPS）不同，后者是给予因自然灾害或国内政治动荡而滞留在美国的外国公民。
对于美国政府颁布行政措施保护香港人，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声明反击，指称这是美国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表现，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对朱牧民来说，从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生效到这一次的临时庇护，在他工作成功的背后，也意味着香港的自由与民主持续恶化。但从2019年创办HKDC这个组织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也更坚定了他要支持无法自由无畏发声的香港人的念头，尽管他有不少亲友仍在香港生活。
人权战场父子兵 朱耀明黄雀传承朱牧民救港人
为了尽力保护仍在香港的亲友，朱牧民很少公开谈论他们。但这一次，他难得谈到父亲从小给他耳濡目染的影响：
“我爸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救逃亡的大陆学生，他就有意带着我在他身边。我还记得，有时候晚上，甚至周末，我都跟他们留在安全屋，和那些逃亡学生聊天……。比起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就是，做一件事情，我们只问这件事是不是对的，是对的就该去做，这已经内化成为我的一部分。”
朱牧民的父亲是香港著名的人权牧师朱耀明，也是当年香港营救天安门学生的“黄雀行动”的主要参与者。
而同样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当各国撤侨一度出现在华外国人逃难潮，云南大学却迎来一位美国人，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坚定地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
西藏、新疆到香港 理查森的中国情
“现在我的中文退步了”，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谦虚地以清晰的中文告诉记者。她本以为天安门事件会让她期待的交换学生之行泡汤，但云南大学是六四之后、中国当时唯一一所允许外籍交换生可以和中国室友同住的大学。热爱中文与中华文化的理查森，就这么开启了自己和中国的缘分。
那一年，她从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s）跑到距离一万三千公里远的昆明。才刚学会一点中文的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暑假过后和中国室友同住一个屋檐下、天南地北什么都聊的云大往事，更让她体会到，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这种不公平更坚定了她作为人权行动者的想法。
“我当时就想，和我的中国室友相比较，我可以选择自由旅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是多么幸运，尤其是在那个天安门事件才刚结束后的暑假。”理查森说。
云南之后，她还曾经在南京做研究、在北京工作。理查森说，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但人不是只追求吃饱饭的动物，在人权保障上，中国可以进步的空间太多了，现在比起当年甚至更为恶化。
欧柏林学院是美国第一所招收非裔与女性的大学，理查森也承袭学校进步主义和自由派闻名的传统，从大学时代就关注西藏的情况，到现在仍走在捍卫中国人权的路上。近年来，“人权观察”在新疆种族灭绝与香港议题上更没有缺席。15年下来，她一丝不苟、专业坚持，但中国政府却从不回应。
她告诉记者，“‘人权观察’每一次发表和中国人权有关的报告前，都会试着联系中国政府单位，希望中国官方说明和解释能加入报告内容当中。但从未得到任何回复。”
这一次，中国官方除制裁香港人权与民主委员会，也把理查森放进最新的七个美方个人与实体制裁名单上。但她到现在仍不清楚，中国要如何制裁她？
很多人说遭中国制裁是荣誉勋章，但理查森更认为，“这是中国想要转移焦点的伎俩，想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重要的是，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还在让地球上超过1/7人口遭受系统性的人权剥夺。我还会继续追问中国官员，继续这么做。”
新疆和香港 美国制裁中国责任官员的实质影响
而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官员，包括了从去年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副国级责任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层级。例如，从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十四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到最新一批的七名北京驻港联络办公室前、现任副主任，现任者包括陈冬、何靖、卢新宁、谭铁牛与尹宗华；七月底届龄退休的仇鸿曾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秘书，杨建平过去则分管政法系统与涉台事务。
被美国制裁意味着除了签证限制，上述官员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持有的房屋与财产都遭到冻结，并需要上报至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除非得到特别批准，这批官员与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的交易都遭到禁止，即无法买卖任何涉美基金、货品与服务。
已遭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说，她不怕制裁，不去美国也无妨。但林郑月娥也坦言，她因为制裁无法使用信用卡，领了薪水后都是把现金存放在家中。
尽管中国媒体声称，北京的反制裁是要让这些反华境外敌对势力“补记性”，更点名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卸任后上了中方制裁名单，断了身价，让他实际感受到遭中国制裁的痛苦。中国外交部还声称，蓬佩奥是“世纪笑话”。
但蓬佩奥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则是笑笑地回应中国：“是啊，我看到的中国说要制裁我、伊朗也不看好我…..呵呵，但我要告诉他们，我对我曾经身为特朗普政府一员、捍卫美国价值感到自豪。”
对朱牧民和理查森来说，就是如此。他们都说，上了中共的制裁名单后，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仍然照常，没有受到影响。
朱牧民和理查森也都提到，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自信，为何不敢让人民做选择？
朱牧民表示，他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对他一个美国人游说政府制定关于香港的政策气急败坏，“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别人做选择？ 而且，像是提供香港人临时庇护的作法，这不是要惩罚任何人……，我们只是提供一个选择。 如果香港真如他们所说的变得更好了，人们会自己用脚投票。中共又怕什么？”
中国对于境外势力快速制订的《反外国制裁法》，就连中国与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窗口香港可能也要适用这部法律。
在国际关系里抄制裁的作业，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有压倒性的实力地位，中国仍声称自己的制裁有效。 然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近期在天津会谈中，却向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提出了所谓的“纠错清单”，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中方领导人和官员的制裁。
制裁与反制裁这个“新常态”谁更受苦受害？谢锋似乎已表达得非常清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道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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