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近日刊文，将当今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进行类比，认为两者同样具备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海军的迅猛扩张，伴随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学者担心，中国会否像19世纪德国一样走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类比仅在表面成立，两者在政治和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差异，中国比百年前的德国更专制。也有专家指出，中共的民族主义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文化和学理的根基。
今日中国vs.威廉德国
最近二十年来，政治和历史分析人士常将现代中国与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进行比较。
政治分析家、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E. Kelly)认为，学者们频繁使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需要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推理，来提高我们对一个迅速成长的国家的理解和预测。
凯利对美国之音说，“简单地说，这些类比是很吸引人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很难找到跟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类比，至少到最近，这是中国一直宣称在追求的。我们用1914年的德国作为类比，部分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其他更适合中国的比较。”
作此类比的学者们通常认为，与 19 世纪后期的德国一样，中国崛起迅速但充满不确定性，它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荣誉；而中国军队跟德国当年的普鲁士军队一样，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中国也和德国一样，政府在对社会控制力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境下努力保住政治权力。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9月17日刊文，再次唤醒了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中国与一战前德国的类比，文章认为，相似性的表现之一首先是迟到却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尽管德国在19世纪工业化落后于英国，但在短短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一战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章援引《德国制造》一书，描述廉价的德国商品如何充斥英国市场：德国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他们不被允许罢工。
凯利认为，在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的几十年里，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比其邻国发展得更快、更密集。这种工业化也发生在重工业、化学和科学部门，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硬实力。
历史学家柯克·罗杰斯(Kirk Rogers)2010年就撰文指出，这种迅速的工业化进程正是由于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德意志帝国由军队主导大部分经济领域，比如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德国利用煤和铁资源，建造了位于遭掠夺的鲁尔和莱茵河沿岸的军火工厂；而中国发展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导经济，例如，迫使外国公司与一家国有企业合作，迅速窃取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
罗杰斯表示，“两国政府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德国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试图镇压任何的群众叛乱。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
斯坦福大学资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塞尔·伯曼(Russell Berman)告诉美国之音，崛起的威廉德国其工业实力的增强更显著地表现在海军扩张，就像中国现在在海军能力上超过美国一样。而伴随硬实力增长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狂热。
伯曼说，“像今天的中国一样，1900 年左右的德国认为自己在文化和科学方面都很优越。德国当时在许多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正迫切渴望在科学技术领域占领高地。因此，当时的德国和现在的中国都追求地区甚至全球霸权，而谋求霸权的载体就是军队。军装在当时的德国无处不在，就像今天解放军在中国的巨大的影响力一样。”
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凯利表示，德国当年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现在德皇臭名昭著地宣称要“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称霸权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标。
凯利说，中国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还夹带了明显的不满，围绕日本和西方对中国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识形态，以及以汉族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的“爱国主义教育“正是这一表现。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去年刊文，标题为“习近平如何毁掉中国百年霸权梦”。文章中表示，习近平和其部属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崛起，不仅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改革和治理的胜利，更是一场复仇。成功是中国、汉人遭西方两个世纪“屈辱”的“回报”。
文章中说，习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汉族至上主义者，这决定了他的一系列政治冒进：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粉碎香港“一国两制”，武力威胁台湾，对西方在华公司严格审查，以及在南中国海扩张军事。
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屈辱”意识形态让中国像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自相矛盾。《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记者威廉姆·施瑞尔(William Shirer)的话说， “德国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贯的道德行事；他们攻击别人，但被攻击时会生气。和现在的中国一样。”
伯曼告诉美国之音，两国的相似点中最有意思的是认定自己崛起的历史独特性。他说，“当时的德国和现在的中国都将自己与快速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包括在建筑、城市化、技术和社会变革方面，但两国都声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学者常说德国的Sonderweg ，即通往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一种没有伴随法国和英国的民主的现代化。就像今天中国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由中国特色改变的国家控制经济的基本范式。”
威廉德国走向了军国主义，那么中国呢？
用威廉德国类比今日的中国，目的在于用相近的历史预测未来。
著名的国家实力研究专家，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2014年就曾撰文分析一战的起源，试图解释今天中国的崛起会否让这一切再次发生。
他援引《经济学人》当时的文章，将美中之间的紧张与当年英德之间的关系作类比，称“1914 年和现在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是自满。” 而以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政治学家认为，“说白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斯坦福大学的伯曼教授说，“19 世纪后期的德国与今天的中国之间的类比是理解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框架。直到1871年在俾斯麦总理领导下才成为统一国家的德国，到了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开始挑战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这场竞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来源之一”。
釜山国立大学的凯利教授表示，现在的中国和威廉德国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 ，即被敌对和半敌对国家包围，在其周边几乎没有朋友。而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让德国从1870年的分裂到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只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最终需要通过世界大战，通过庞大的反德联盟，才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而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经有力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凯利说，“这些相似之处带来的预测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像德国那样发动爆发性冲突以打破其包围圈？我不这么认为。”
凯利表示，尽管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确实有很多相似处，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和习俗差异将导致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学者的类比只是用普世化方法，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崛起的霸权挑战者，势必与旧秩序发生激烈冲突。
他认为，中国会借鉴威廉德国的经验教训，不会以好战者的身份崛起并挑起一个包围联盟。
“中国比百年前德国更专制”
伯曼教授认为，中国和威廉德国在政治形态上存在根本差异，也比19世纪德国更专制。
他说，首先，那时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政法治国家，德文叫做Rechtsstaat，法院基本上是独立的。而共产党禁止任何独立司法。这就是为什么外国公司在中国总是处于劣势的原因：他们无法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诉并期望得到公正的审判。
其次，尽管存在对投票资格的明显限制，但威廉德国确实受益于真正的民主。它的立法机关，即德国国会是选举产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几个独立于国家的政党在立法机构中有代表，到1890年代最大的是社会民主党，一个工人运动的政党。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许多强大而独立的工会，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国家权力面临宗教组织的挑战。1900年的德国出现了许多并存的独立机构，政党、工会、教会；而文化上推崇主观文化，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和“内在性”。这和今天渴望对社会进行极权控制，实施广泛监视的中国政府形成强烈对比。
因此，伯曼总结说，“德国/中国的类比在初始层面成立：两个非民主国家从事海军建设，具有霸权野心。但也存在显着差异：中国更加专制，因此受国内政治反对派的约束较少。”
“中共的民族主义只是拉大旗作虎皮“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19世纪德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他告诉美国之音，德国民族意识的崛起和德意志各个邦国长期不能统一，而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统一的大趋势这样的背景有关，所以1860年代统一之后的德国所强调的民族团结是自然而然的。刚统一后的德国不乏俾斯麦这样有大的战略眼光和统筹策略的智慧人物，所以在当时欧洲的大国竞争中，德国的民族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但不是歇斯底里的。
到1890年代后，当俾斯麦这样的德国政治家退出舞台，德意志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偏离，走向了极端，到了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又由于一战的原因使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被一些流氓政客所利用，出现了像希特勒这样的走火入魔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建立在雅利安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
他说，“现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19世纪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是很不一样的。中共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张冠李戴，是没有以中国文化和传统为根基的，也没有深层的中华思想根源。”
“自导自演这场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主体不是中华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极力消灭正统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高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根本不能够说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复兴，要回到中华民族的哪一个基点上。当然绝对不能是孔夫子，更不是佛教道教，不是文景贞观之治，也不是康乾盛世。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些老古董。”
“中共要复兴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继续奴役中华民族的共产主义文化和马列教条。当年共产国际在华代理人李大钊讲得很清楚，‘试看将来世界，必是赤旗一片，’这就是中共这种复兴的精神原动力。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敌视中华民族传统道统的政治团体，指导这个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一个起源于德国，变种于俄罗斯，传染到中国的一个非常激进的西方的意识形态”。
余茂春指出，习近平以及中共各级高官敦敦教诲的原则不是克己复礼，复兴中华，而是勿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共产党的最纯洁的信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始教条。这跟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过去没有一丝关系。所以由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余茂春表示，“中共举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旗高喊的‘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完全是骗人的说辞---中共执政以来的七八十年期间，基本上对‘祖国领土’是不怎么在意的，对自己友好的国家，尤其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慷慨让出的中国的传统国土比台湾一个岛的面积要大好几十倍。不信大家把1949年的中国地图和今天的中国地图合在一起来比较，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非要拿下台湾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是1945年以来中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未竟事业的一个部分，是冷战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专制统治模式与民主自由世界对抗的焦点，”余茂春说。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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