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是《圣经》里的怪兽，被西方政治学者用来指代政府的权力。近一年来，中国政府延续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一系列做法，在经济、教育、文化等社会多个层面将政府的控制推向极致，让人感到一头权力的利维坦怪兽正在虎视眈眈。那么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这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三集专题报道的第二集。
中产阶层的迷茫
这两场被打压的工人运动因为很少有媒体报道而在中国社会影响甚微，但民间仍有不少同情的声音。
一直在旁观的某公司法务顾问路青据此认为，现在中国是官方主导下的左转，“官方的左翼主张实际是国家主义的左翼，是打动不了底层的老百姓的。” 路青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化名受访。
年近四十的路青居住在南方准一线大都市，小十万的年收入让他舒舒服服地过着中产阶层的日子。因为受家庭的影响，路青一向关注政治正义、民主转型的话题。他对身边中产阶层的朋友颇有些不满，认为他们过于犬儒，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李文亮等医生站出来向外透露疫情真相，却让路青对这个阶层有些刮目相看。他认为这种行为庶几相当于在抗命了，“这是一种专业上的自信，这就是现代性导致的社会管控和社会统治中的国家力量的削弱。”
但路青仍然不看好中产阶层的处境，“我有一些同学前几年还是赚了一些钱，但这几年都亏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代的很多同龄人，他们都陷入了一种阶层的内卷和剿杀的争夺战，他们都非常迷茫。”
当前中国社会各方面加强控制，不少行业的前景暗淡，似乎在加剧这种迷茫。路青对朋友们更多是劝告，他通常的说辞是，“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民主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它一定会陷入类似拉美的动荡。如果会陷入这种动荡，你难道不应该把负债率降下来，把资产配置在海外吗？”
同性恋肖先生的压抑
相比于中产阶层群体对小家庭的焦虑，大学毕业才一年的“肖先生”感觉到的更多是作为性少数群体的压抑。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和周边学校的LGBT社团还可以在5月17日世界不再恐同日公开办活动，但是到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出现了彩虹旗被抢夺、活动被驱散的现象，”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肖先生这样向记者描述说。再后来，他所在的大学校方有意识摸排性少数人群身份和政治倾向，让他一度分外紧张。
但从今年开始，对性少数人群的打压明显加剧。在整治文艺界的过程中，官媒多次痛批文艺界“娘炮形象”，这对一般性少数民众而言或许还有些遥远。肖先生更直接的体验是，当局现在公开把耽美（表现男性同性恋情感生活的小说等作品）当作不良文化来反对。今年7月份，中国高校各LGBT学生社团及相关社会组织所属的微信公众号账号更是被集中屏蔽使用。
肖先生认为这种变化和今年新出台的三胎政策有关，“应该和想鼓励生育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当局把性少数群体看作降低生育率的一个消极因素。”
但政治因素也渗入了对性少数群体的压制。@子午侠士和@性少数走饭等有民粹倾向的微博大V点名校园里的同性恋组织和女权组织，称这些组织不少经费是来自境外，日常活动煽动性别对立、危害国家安全。
肖先生在同性恋群体常用的社交软件Blued上转发了一条暗喻六四学运的动态就被封号了，给他在圈内交友带来很大的不便。
“现在大陆LGBT群体生存空间的收紧就像你身处一个窄小的密闭空间，墙壁在不断向里移动，你感到窒息，极力躲避，却又无处可逃，”肖先生这样感叹说。
不如笼子里的鸟
但在中国社会，真正连肉身都无处可逃的可能要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群体。
作为南方街头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袁小华有些自嘲地对记者说，他现在连笼子里的鸟都不如，更像是笼子里的猪。
出生于湖南益阳的袁小华2013年在参与街头运动期间，曾与同道在广州、深圳等地的闹市举牌呼吁民主。他因此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警方抓捕并在狱中服刑三年后，2016年才获得释放。
但出来后，袁小华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在广州待下去，“（广东警方）就把我赶到了湖南，然后在长沙也遭到逼迁，被迫回到益阳。但益阳这边又通过房东逼迫我退房，所以也没有办法在益阳待，现在就在我们小县城里待着。”
袁小华介绍说，中国政府从2013年就开始加紧对异议人士、维权群体的打压，“13年的时候就有全国性的一个大搜捕，比较典型的有北京的许志永、丁家喜，南方的郭飞雄、唐荆陵，还有江西的刘萍和魏忠平等人。”
此后的2015年还发生了针对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案”，数百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和判刑。2019年又有厦门聚会案，因为一次讨论国家大事的聚会导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被捕并且至今仍然在押；以及2020年抓捕向外披露新冠疫情真相的张展、方斌等公民记者案。袁小华说，中国政府近年针对异议人士和维权群体的打压和稳控不断升级。
现居英国的美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理事王剑虹则感觉今年以来，这种打压的节奏明显加快，“像广州的黄爱忠，四川的陈云飞、黄晓敏等这些长期维权的人士在很快的节奏之下就被抓捕，没有音讯，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抓，就一个个被关进了小监狱。”
王剑虹最近关注的焦点是仍在狱中的张展。现年37岁的张展去年5月份在武汉被警方抓捕后不久，她就在看守所开始了绝食抗争。经过一年多的绝食，到今年八月，张展近一米八的身高，体重只有40公斤，曾一度被狱方送医救治。
王剑虹现在每天都在推特上或异议人士关注群组里发布有关张展的信息。她的文字就像一声声呼唤，要拉住一个正在走向尽头的生命，“虚弱的张展用生命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我们能为改善张展狱中处境做点什么？”
“红色信念”
在上海监狱里日渐消瘦的女子张展的生命似乎只是红色中国的一粒尘埃。此时真正能在中国翻起巨浪的是像孟晚舟这样被中国媒体视为对抗美国的“民族英雄”。
9月25日晚，已经向美国政府承认误导金融机构的华为集团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被加拿大政府拘押超过一千天后，从温哥华乘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机场。面对机场欢迎人群挥舞的一片小国旗，还有些惊魂未定的她饱含深情地说，“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孟晚舟身后的华为集团仍在美国的技术制裁中苦苦挣扎，反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力撑。她的一句“红色信念”却衬托出其他大型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尴尬处境。
八月中旬，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强调要把“第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很快，阿里巴巴和腾讯先后宣布分别投入一千亿元人民币做社会公益，拼多多等企业也紧随其后。这些正处于中国政府监管风头上的企业的做法被外界认为是在共同富裕口号下的道德逼捐。
但这些民营企业与政府尴尬的“配合”却愈加凸显出它们接连遭受政府管控的窘境。去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对平台经济、教育培训、信息安全等领域的企业采取了多种监管措施。
去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原定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被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突然叫停；今年6月底，网约车服务商“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公开募股两天，就被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宣布违法收集个人信息，强行下架其手机应用程序；9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又宣布对虎牙与斗鱼合并、百度收购欢聚集团等11起经营者集中案进行反垄断调查。
这些似乎都还无法满足中国政府管控民营企业的“胃口”。9月底，在习近平的授意之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开始着手对25家国有银行、投资基金和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审查，看它们是否与近来被高度监管的大型民营企业过从甚密，让后者从中得利。美国《华尔街日报》将此次行动称为习近平掌权以来对单一领域最广泛的一次审查。
中国政府多次澄清，种种这些监管措施是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以及保障数据安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在八月底转变口风，表示要监管与发展并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更在九月初表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但这些说法都无法消除去除市场的担忧情绪，受到严格监管的各家民营巨头市值接连蒸发。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市值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减少了4000多亿美元；腾讯公司的市值从今年2月的历史最高值直线下落，蒸发超过三千亿美元；滴滴的市值也已损失370亿美元，超过其价值的40%。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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