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亲笔撰文：我为什么不发声了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