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七封信的第一封信，有他簽名，是寫給他在台灣做新聞工作時、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夏曉華的。這在江南太太崔蓉芝的即時回應中獲確定。信中主要講他會遵行夏向他提出修改《蔣經國傳》的原則。接下來六封信，收信者署名李漢文，而江南就署名向真，內容是對中共和台獨在美活動的報告。在第六封信末，寫「夏先生既一再懇托，只好盡心盡力」，顯示他與台灣情報單位的聯繫，是夏曉華牽的線。
夏曉華曾在國民政府情報機關軍統局工作，1949年到台灣，創辦有保密局背景的「正聲廣播電台」，主持對大陸廣播。1964年創辦《台灣日報》，因虧損而轉讓。江南在這段期間受夏曉華賞識擔任記者。江南七信發表後，媒體紛紛追訪夏，但都被他拒絕。1985年6月，我接獲曾經為雜誌寫過稿但久無聯絡的王隱（假名）電話，說夏曉華6月15日到東京，他與夏相熟，願意就江南案對夏作訪問，問我們是否參與及刊登。
我為這個獨家採訪所吸引，決定去一趟東京，親自認識夏曉華，並為訪問作見證。我們安排住同一旅館。17日上午做訪問，我在場但由王主導提問。王將訪問寫成文字稿，我帶返香港在雜誌刊登。
訪問中，夏曉華主要就他同江南的關係，他受台灣情報當局之托，去美國向江南游說修改《蔣傳》，對蔣經國莫作人身攻擊，私生活不可信筆而書。江南回應表示書的大部分已經排版，要改版的話需要八千美元。夏說回台後與有關方面商量。回台後他向情報部門回覆洽談經過，以後就是情報部門與江南直接聯絡了，其後六封信的內容都是發表時他才知道。訪問記大部分是敘述事實，其中涉及不少夏曉華、江南和台灣情報部門的故事，夏這老報人貌似誠懇和清心直說。他私下表示，所講的98%是事實，僅有2%是就他所知、即聽聞的事；就意見部分，他說是純由他個人觀察所得，並非受他人意見左右。
在發表這個訪問記時，我指出以夏曉華的保密局出身的背景，他仍然在台灣生活的現實，在最敏感的問題上，他不可能說出與與法庭審判完全相反的意見。但我沒有對他的談話內容尤其是動機表示存疑，甚而對他個人有溢美之語。這是我處理這件事的瑕疵。
當時的情勢，是美國從殺手陳啟禮打回台灣的電話中證實國民黨情治人員介入此案，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派人刺殺美國公民極為憤怒，美台關係陷入谷底。台灣政府迅速逮捕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三人，五月經軍事法庭審訊，判汪無期徒刑。但有報導指汪希苓不是關在一般監獄，而是住別墅專區，有返家特權，後經兩次減刑於1991年出獄。當時台灣黨外雜誌和海外輿論認為下暗殺令的有更高層級，汪希苓只是奉命行事。其中，普遍提及的下令者是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甚至是蔣經國本人。
夏曉華儘管說他講的98%是事實，但關鍵卻在那2%當中。他講到情報局長汪希苓與江南有過節，找竹聯幫下毒手乃基於私怨。江南遺孀崔蓉芝在給我們的來稿中，就指出私怨絕無其事，江南與汪希苓只吃過一次飯，沒有來往，更談不上過節。
講到蔣孝武與此案的關係，夏曉華引用一個與蔣經國有深交的朋友的意見說，「年輕人在一起吃喝玩樂是有的，但要蔣孝武指使陳啟禮做什麼，絕不可能，他也沒有這膽量，他怕他爸爸怕得要命。」
因此，夏曉華被情報單位擺布到東京接受我們的訪問，其任務就是在結語中他反覆強調，暗殺江南的主使者最高到汪希苓為止了。
不過，他又說，雖然汪希苓做了許多年情報工作，但實際上可以說是外行。「以前戴雨農時代，要殺一個漢奸，都是要最高當局批准的，怎麼可以這麼胡來」。
但做了許多年情報工作的汪希苓會是外行嗎？假如他真是得到最高層批准呢？在江南案主犯陳啟禮1991年出獄後，我在台灣對他作了一次訪問，他承認自己當時是有編號的情報局特工，他說以當年的架構來說，情報局的頂頭上司雖屬於國家安全局，事實上情報局長當年是直屬於總統的。真正命令他的，一切都是總統。這說法，與夏曉華說的內行做法，若合符節。而汪希苓在法庭上說他的錯誤是沒有向上級報告，是否為配合當局的說法，值得存疑。
台灣當局給我們送上夏曉華專訪，有欲蓋彌彰的效應。江南案仍然充滿疑團。
江南案後，蔣經國下令改革情報機構，以軍事將領接任情治首長而不是從情治系統人士中提拔，重規則而不是重個人意志。因蔣孝武受外界懷疑，蔣經國後來向外媒表示不會傳位給蔣家後人。接著解除戒嚴令，台灣走向民主自由的大道。作家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
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109）
圖，夏曉華受訪時攝。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作者脸书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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