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如荣的耕作技术得农圃负责人欣赏，让他在农圃的示范位置耕作。
英国2020年1月底开始放宽BNO身份的香港人移居当地的规定，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一年过去了，他们遇到怎样的挑战？如何适应、融入当地社会？又怎样继续为香港发声？
“我下了飞机后，就会是另一个身份。”当航班从香港起飞前往英国伦敦、手机再接收不到讯号时，在香港闯出名堂的有机农夫黄如荣才从繁锁的农场业务回过神来。
他转过头，问问身旁的太太，“下了飞机后，我到底要做什么？”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之前，黄如荣是经常挂着招牌灿烂笑容、嘴边离不开宣扬“本地人吃本地菜”理念的有机农场负责人。
而Charlotte则是一名穿梭香港中环、能说会道的公关经理；与爱犬影形不离的Emily是大型社福机构主任级的外展社工，以能藉工作与高风险青年同行为自豪。
一场政治巨变，迫使三人作出离开土生土长之地的艰难决择。
英国2020年1月底开始放宽英国国民（海外）BNO身份的港人移居当地的规定，让他们相对容易与家人移居英国，掀起一波港人移英潮。
挥别香港、移居英国时，一些拥有大学学历、属中产阶层的港人不少面临要舍弃在香港打拼半辈子的事业，又要忍痛告面别家园的双重失落，对到埗英国生活后何去何从，模糊不定。
一年过去了，他们慢慢在英国安定下来，有人彻底转行低技术职位从头开始，有人学习融入英国社区，同时继续为香港事务发声。
农夫：“重新回到起跑线”
黄如荣的邻居见他把家中后院改造成农地后，受他感染，决定把两家围栏拆掉，让他也把后园部分位置改成农地。
在香港经营有机农场而闻名的黄如荣，54岁，如许多移英港人一样，因为目睹香港2019年反修例风波以及《国安法》实施后的转变，感受到自由等核心价值遭到吞噬，决定为两名儿子的未来，抛下在港经营已久的事业，在2020年12月1日举家移居英国。
昔日，他在行内创出声望，时常有媒体访问他推动本地农业的理念。 在前往英国的飞机上，有电视频道刚巧播放他接受访问的片段，在自己的农场娓娓道来耕作理想。
在英国还能再执起自己钟爱的锄头吗？ 这个问题在香港前往伦敦的十多小时航程中，一直盘旋在黄如荣的脑海里：“究竟来到这里生活，需要把理念放下吗？ ”
他最后的落脚地在伦敦西南部京斯敦的新穆尔登，该处并非郊野，耕作空间有限，但他仍望奋身一试。
黄如荣在义务为京斯敦环保中心的花园作打理。
在新地方，黄如荣没有数以万计平方呎的大农场，没有专业团队在背后支持，他选择在家里的后院约四百呎大小的空间种植港人爱吃的菜心、韭菜和唐生菜。
他把那片“小农场”称为香港农场的英国分部，并开创新的经营模式，为有意种植的客人提供菜苗、改造后院成农地的服务。
“我无法进行生产农业，就转为服务农业；由卖菜转作为卖菜苗；由提供蔬菜予客人到教授客人如何种植。”他说。
现时黄如荣已累积了约百名客户，当中大多为港人，但亦有英国本地人。
在香港以往的名声，也令他移英后的生活，备受关注。
“当你在香港的农业已具代表性，为标志性的人物，大家对你有一定的期望。 但你到了英国，只能在后院里种耕，人人都有后院吧？...... 你要抛开别人对你的看法，接受重新回到起跑线。”
为了争取更多耕作机会和广结志同道合的朋友，黄如荣每周皆会在当区花艺会和环保中心担任义工，帮忙打理中心的花园和花槽，主持种植心得分享。
数月之后，他在新穆尔登农墟开始摆设摊位，获当地的社区农圃负责人特别发分一片篮球场大小的示范土地农圃，在区内带起种植蔬菜的气氛。
黄如荣与京斯敦环保中心环保中心负责人Pat Dobson经常交流英国与香港两地文化，一度聊起了英国奶茶与香港奶茶之别。
他在这里与邻里街坊建立关系，不会错过介绍香港的机会。“见到每个人，我都会介绍我是来自香港，种植香港蔬菜，所以有很浓烈的香港味道。”
他的活跃更让当地人也问他是否有意参选地方议会议员。
记者访问黄如荣当天，他由早上九时工作到晚上天色昏暗仍未回家，有认识的邻居主动与他打招呼，两人除了交流种植大计，也谈起了香港。
邻居奥多霍诺问黄如荣：“你来自香港吧？ 那里还好吗？ 我在报纸看到说很多香港年青人都移居英国来了。”
黄如荣的语气增加了几分严肃，“你说局势？ 糟透了。 你在新闻些看到的都是事实。 我们只是为争取自由而站起来。”
对于黄如荣来说，在英国，即使重过新生，对香港的挂念并没有减退，这种怀念不单是乡愁，而是一种好像未能帮助香港的责任。他感慨地说：“感觉好像遗忘了香港，忘记了这群仍在里面很困苦的人，很不舒服。”
但他强调，自己不会抛下以往的理念，会继续用时间去做正确的事。 “不是因为身处的地方不同，我们就会把从前的理念抛下不顾......认为对的事，当然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吧！”
公关：“落差是非常大”
Charlotte指，即使移英后要转换职业，但仍以能透过工作与社区保持联系感到快乐。
46岁的Charlotte在香港曾先后任职过财经记者与公共关系经理，担心儿子接受“重爱国、轻批判”的教育，与丈夫携儿子于2020年四月移居英国。
但她并不如黄如荣般幸运能够重操固业，她未有信心能够在英国重投公关职场，为生计辗转到一家高档连锁百货商店任职。 以往在地产公司领导公关团队的中产阶层，现在要适应担任售货员的转变。
纵然她享受工作压力更小，但仍说：“落差是非常大，试过多个小时没有客人，只能站着，会感沉闷，反问自己是否能更好利用这些时间。”
英国内政部的调查显示，透过BNO移英的港人中，69%的人持有大学学位或以上，九成的人从事文职、专业人士或经理级别以上的管理阶层。
而根据英国港侨协会的统计，受访的移英港人移居前最多是从事金融和保险、信息和传讯和教育行业，各范畴占整体一成左右；近四成人为中层管理职位。 但移民后，最多人从仓库及运输业，其次为科学和科技专业，接着会为酒店餐饮业、零售批发业，各范畴占整体一成右左。
许多港人需要投入比先前工作技术较低的行业，而他们的语言障碍、欠奉资历认证，成为求职最大障碍。
Charlotte对BBC中文坦言，长期目标仍然以重返公关职场为主，“长久下去，可以这样（当售货员）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社工：继续帮助香港青年
Emily携同爱犬移居萨顿，因爱犬长时间需要人照顾，难觅工作。
“我知道，自己不是能够躺平过日子的人，”58岁的移英港人Emily（化名）说。
她曾在香港担任社工，主要辅导高风险青年，多年来，她过着典型中产的生活，在香港有车、有房，也有外佣照顾爱犬，却不甘在要噤声求存的社会生活，决定离开自己多年来的家。
2019年时，Emily是民间人权组织“民权监察”的人权观察员，经常出现在示威冲突现场，在催泪烟弥漫与弩拔剑张间，用自己的专业，站在警员和年轻示威者中间，作调解与缓和冲突工作。
示威浪潮过后，香港落实《国安法》，她的义工同僚要不被捕、要不噤声，她在2020年4月移居英国，决定继续发挥自己的所长，帮助有需要的青年。
在移英港人群体中，一些年轻人属于前线示威者，因为在香港面临控罪而在手头拮据下移英，无法如中产专业人士般轻易找到生计和融入英国的生活。
Emily主动与在英港人教会团体联络，为旗下的青年短期往宿计划服务，并为有需要年轻人配对一些愿意提供免费住宿的家庭。
Emily说，她接触的很多年轻人为了急于逃离香港，向亲友借钱作签证申请的财政能力证明，获批后全数归还，有人移英时口袋仅剩数千港元。
“我接到了一个案，他即将会来到英国，刚刚（从社会运动有关的案件）脱罪，有可能再被控方上诉，需要离开，但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只有数万港元，还尚未缴交签证费用与移民医疗附加费（约1740英镑、合1.8万港元）。”
“很多人要在一两晚之间，决定去留，不知明天的生活会怎样。”她说。
住宿是一大问题，而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则是另一大问题。她说，多名求助者深受情绪困扰， “过来两年香港发生的事，对他们留下很大烙印，很多伤痕，从来没有处理，一到埗英国，就开始爆裂。 ”
有一位母亲，因面临检控威胁，而急忙带同两名幼子移英，但Emily无法找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义务家庭，爱莫能助。
Emily也盼望英国政府能认知到现存的社会服务空缺，能伸出援手，在这些港人到埗最初期，扶他们一把。
Emily每周会参与英国政府出资助港人融入的英文班，多结识朋友。
“期许和现实的差距”
以往华人移居英国，会依靠当地的华人团体，适应新生活，但这一代新到英国的港人，却不多有团体性的协助，去接触公共服务。
伦敦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解释，移英港人因政治立场，并不信任当地一些华人团体。
“当英国200多个华人团体发表联署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立法，香港人找谁去支持他们的融入呢？”他说。
林怀耀说，现时英国有慈善团体有意向港人提供短暂房屋，但不知从何入手去把信息传达给有需要的人。他认为长远支持到埗港人来说，港人成立组织才是唯一出路。
英国杜伦大学杜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江瑞婷对BBC中文表示，以往多次香港移民浪潮，皆是由对中国政权的未知与恐惧而触发，“但现在这一波的移民潮，更多的是由亲历当权者暴力而触发。”
“正正因为政权的暴力破坏了他们的家，他们背负着一种社会责任，一个历史责任，要去在家园以外去建立另一个家。”
江瑞婷说，不少港人对英国抱有的期许会与他们移民后的实际经历存在差距，但“当大家视离开为对政权的示威，他们会不敢、或不愿承认这里的生活未有预期的好”，
“而且，大家离开时，有很沉重的罪疚感”，感觉离开是舍弃了对香港的社会责任不顾，于是人在海外，有感必需投入建构香港社群。 然而，在社会提供的配套尚未完善下，要实现那份期许时步步为艰，“心理上会有很大负担”。
“希望做到最好”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字，截至去年九月底，总共有逾7.6万人成功申请BNO签证，获准移居或继续居住在英国。不少港人聚居于曼彻斯特、雷丁与大伦敦区泰晤士河畔京斯敦、萨顿等地区。
在这些港人聚居地，英文班、兴趣组、服务本地弱势的义工团等等一个个小组渐趋成形，也为声势更大的为声援香港政治情况的组织行动。
Emily正协助应当地萨顿图书馆的邀请，提议一份中文书清单，当中包括在香港因言论审查遭下架的书籍；
Charlotte于一月初参与筹办在京斯敦的一场声援香港新闻自由的人链活动。 “既然走了出来，就不能躺平，不行动就一定没有结果，”她说；
至于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曾经忐忑一路的黄如荣，他也在反思自己的经历。从农圃回家的路上，他说，“这一年，很用心去融入英国社会，希望做到最好......为香港人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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