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浦东居民季孝龙在网上发出公民请命书，为受新冠疫情封控之苦的上海市民发声，要求当局停止运动式防疫措施。截至目前，季孝龙虽被当局警告禁言，却收获了来自海内外的舆论支持。
季孝龙在上个周末通过微信、推特等社媒平台发出为上海市民请命书，他的微信号很快就被官方封掉了。他也很快收到官方的警告，要他删帖、闭嘴。后来微信短暂恢复，但几个小时后又被封掉。本台记者在北京时间4月5日早上通过视频采访了季孝龙。
“我希望请命书能放到习近平的桌子上”
记者：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收到很多来电吗？
季孝龙：开通以后，基本上每分钟都有两、三个电话打进来，我一个电话需要花十分钟时间。
记者：打电话的人有上海的，还有其它地方的人吗？
季孝龙：全国各地，还有海外华人，特别是还有一些从上海出去的，逃跑的韭菜。
记者：从你发布了请命书之后，就一直有很多电话吗？
季孝龙：几千个吧！有电话，短信，还有微信，语音，还有微博。
记者：你现在已经搞得全中国都知道了。
季孝龙：我很希望我的请命书能够放到习近平先生的桌子上，放在每一个政治局常委的面前。
记者：那你怎么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呢？
季孝龙：《圣经》罗马书里有句话，义人因信得生。这是詹姆斯版本，还有其他版本。但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其实应该是义人靠信仰生活。
被抓回来的外国人
季孝龙请命书的题目概括了他的主要诉求 -- 《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发出这份请命书的日子是4月2日，是上海政府把封控措施延伸到浦西地区的第二天。但此时上海实际执行局部封控已经有20来天，季孝龙所住的浦东区仁恒滨江园，早在官方宣布封控的3月28日之前就已经封闭。
记者：你能否介绍一下，你所在小区周围这两天封闭措施的细节？
季孝龙：虽然我的微信被封掉了，他们封我的嘴巴，但他们还是不断有消息灌输进来，就是辟谣。你看上海市政府每两分钟都辟一个谣，有这么多谣言吗？
记者：他们通过什么渠道辟谣？微博吗？
季孝龙：微博只是他们的一个渠道。但是往往证实，谣言不一定是谣言。比如他们说，我旁边有个叫潍坊二村的地方，网上出来一段视频，小区里的人冲破了阻挠，没有拦住，全部上街买菜。然后辟谣的人说了，这是其他地方。但细心的市民在视频中看到，买菜的地方还挂着潍坊二村的牌子。
记者：你们小区封闭后生活有不便吗？
季孝龙： 我们小区里就有需要定期去医院就诊的，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他在苦苦哀求，小区有居委会，他们要一层层汇报上去。等到准许以后，已经好几天过去了。还有人放不下尊严，不愿意去哀求，那就忍着病痛，这样的人肯定会存在。
记者：你先前提过，你所在的小区是一个国际化社区，有很多外籍人士。那么，这些小区里的外国人是怎么看现在的防疫措施的？
季孝龙：我知道有一些调皮的外国人，他们不服，试着逃出去，然后又被抓回来。然后他们特地加固了围墙，把小区的大门全部用很高的铁皮封起来，用电焊焊。后来把这个照片发出去以后，他们又撤掉了，解禁了一天。但第二天又被封掉了，但第二次再封，他们就不用铁皮，而是用木板。
“上海中心”的背影下
季孝龙所住的仁恒滨江园居住着陆家嘴金融区很多金融高管，比邻上海最高的建筑“上海中心”。季孝龙向我形容，如果上海中心倒下来，有一半会倒在小区的院子里。
从季孝龙家里看出去，能看见宽阔的黄浦江和上海的另一个标志，东方明珠塔。封控之前每当休闲的时候，季孝龙会和韩国籍妻子一起在江边散步或骑自行车。但现在这一切都停止了。
季孝龙：这么漂亮的江边的一个景观、住宅区，这么漂亮的绿化带，植树、植被，居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欣赏。每个人都被威胁，必须要躲在自己家门后，连出自己楼道都不被鼓励。
记者：小区里是什么景象？
季孝龙：小区里面没有住客，在小区里面走的都是一个个“安全套”。
记者：防疫服？
季孝龙：防护服，就像安全套，非常丑陋。他们就像红卫兵一样，这个小区就像他们的一样。我们要躲着，他们可以公开出来走来走去，散步。他们看到我们住客也不是特别友好，吆来喝去的。看他们年龄和精神面貌，也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被抽调到我们这个小区来为人民服务，强迫我们接受他们为人民服务。
记者：网络反映出来的舆论也挺分裂的，有些人是因为防疫措施在受苦，也反对这种措施，但也有很多人支持。你周围的民意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季孝龙：刚开始还有80%的人支持，或者不敢说话，但一个星期之内，现在80%的人都反对（这种严厉的封控措施）。可能只有20%，他们是党员，或者是公务员，或者他们的家属是公务员，他们一直在微信群里试图掩盖一些真相。有人抱怨一句，他们立马把那种今天买什么菜啊，明天买什么面包、西点啊，这些信息全部覆盖上去，不让别人看到这些抱怨的信息。
自治的小区 蛮横的权力
但在封闭措施下，上海民众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在管控措施的一个个罅隙中，民众的自我组织能力开始顽强生长。
季孝龙：有的小区干脆拒绝居委会的管理，他们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个自治小区。他们过得很好，他们互助互爱，成立了各种互助小组，我们小区也跟着他们学。
记者：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季孝龙：每个家庭都和别的家庭分享各自的食物，谁家缺个盐，缺个姜，虽然不能面对面交流，不能面对面送了，但都自发地放在小区里边，或者一栋楼的某个角落里。大家去拿，各取所需,没有出现抢吃多占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篮子里有上好的牛肉，也不会整块拿回去，而是拿回家，拿到自己切一点，不会独占。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
记者：那你对那些维持封控措施的人员怎么看？
季孝龙：我们的居委会一开始很强势，命令式的。但是在封城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其实比我们居民更加疲劳。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居委会的基本公务员会有抱怨。甚至我也看到，在别的小区里边，有人被居委会不小心拉扯，有老人被他们强制性地要求去核酸检测，死在路上。他们推卸责任，躲、逃，然后还封居民的口。
但这些人是被迫的，他们恐慌了。因为上海封城这是第一次，历史上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就连日军当年侵华、占领上海的时候，也会给在上海生活的人发放良民证，不会让城市停下里，日本人都不会让城市停下来。您记住，日本人都不会让这个城市停下来。
“政治是充满温度的”
在上海执行封控政策期间，出现多起因为封控措施公民无法得到及时医疗救助而抱病死去的事件，也有疑似因为类似的原因而自杀的事件。在《请命书》中，季孝龙在第一条就呼吁，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推选新一届党政官员。但请命书发出两天后，季孝龙又通过社媒发出了一封《告全体公职人员书》，他不再提罢免官员的说法。在这封公开信的末尾，季孝龙说，“政治是充满温度的，政治不应该让人充满恐惧。”
记者：所以，你对上海政府的态度转变了？
季孝龙：我说解除党政官员的职务，实际我是在挽救他们，我是在给他们松绑！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反省，要有自主意识。如果这个工作他们干不下去，他们应该离职，应该罢工。
记者：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也是上海人吗？
季孝龙：一开始我会埋冤、愤怒，因为有人死亡了，有人自杀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同情他们，甚至称赞他们，因为他们的素质是走在全中国的前列的，只不过碰到了几百年未遇的人道主义灾难，是碰到了北京空口白牙的指令，清零政策。
在过去两年多的新冠疫情期间，季孝龙大多数时间在狱中度过，今年二月他才走出监狱。
季孝龙早年曾留学新加坡等地，在法国巴黎担任过外企高管。2018年，因为受到假疫苗事件的触动，季孝龙开始发起“厕所革命”，公开发表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意见，包括“一带一路”、修宪和对外援助等等。他曾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写下“打到共产党”的字样，季孝龙也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几年的监狱似乎改变了他的一些“说法”。
季孝龙：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也不反对什么主义，不反对什么制度。我的一言一行都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曾经的那些呼吁？
季孝龙：在监狱里边，我每天都在反思，当时的这些事情是否正当。答案是肯定的。我坚信我站在真理这一方。在我这段旅途当中，很多公务员甚至是警察都私下里对我表达了赞许和支持，甚至给了我不少帮助。
记者：那你在狱中的时候，有想过今天的上海会在疫情中陷入这种境地吗？
季孝龙：我肯定想过上海也会这样，因为举国一盘棋，有些势力不会放过上海，上海不可能不遭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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